Opinion and Analysis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1-03-30 新修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扩大了民主性，体现了均衡性，优化了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将对香港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相信新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能有助于香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3月3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就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进行表决，获得所有出席会议167人的全票通过。至此，引起全球关注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议题，终于靴子落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进行了明确，其中修订的地方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扩容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原先的1200人扩充到1500。第二，赋予选举委员会新的职能，选举委员会不仅要负责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而且还担负起选举产生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职能，可谓责任重大。第三，采用432立法会议席模式，即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第四，产生立法会议员有了更多的要求，也就是立法会议员需要得到多方的认可。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于10名、不多于2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10个、不多于20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功能团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第五，体现了相互制衡的原则。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第六，增设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环节，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以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并且其做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资格、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以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人员组成、任命权限等并未列明实施细则。 新修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扩大了民主性，体现了均衡性，优化了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将对香港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相信新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能有助于香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勝 2020-11-19 RCEP照顧到了不同國家國情，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各方訴求，使各方都能充分共享RCEP的成果。RCEP歷經8年，31輪正式談判，最終簽署協定，成果來之不易，將在全球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的國家中形成一體化市場。然而，RCEP最終能否開花結果，使各國真正受惠，需要各國拿出扎實行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為推動區域一體化更高水平合作而努力。 RCEP由東盟10國於2012年發起，15個成員國橫跨兩大洲，旨在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各成員國經濟受到了重創，都期盼着RCEP能夠達成，盡快整合亞太地區各國間的供應鏈、產業鏈，使自己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在經濟合作、促進各國發展面前，意識形態之爭、政治制度不同就顯得不那麼重要，RCEP的簽署在全球範圍內受到關注，引發熱議。 RCEP簽署後，國際社會反應強烈，有國家擔心中國將強化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擔心中國在亞太地區塑造更有利的貿易規則，擔心中國價值觀輸出，推廣自己的政治經濟模式，並替代區內其他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 不會借RCEP輸出「中國模式」 事實上，中國不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也無法複製。中國堅持不搞意識形態之爭的原則不變，注重制度建設，堅持制度自信，堅信中國制度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但也不認為應把中國的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 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意識形態之爭最終將會有發生戰爭之虞，不僅會抹殺合作的前景，而且會影響區域經濟整體發展，是弊大於利。然而，競爭和不競爭是一個戰略選擇的問題，與其對意識形態抱有成見，不如敞開包容的胸懷，允許世界的多樣性，回到合作發展的主題上來，迴避意識形態之爭，是利大於弊。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中國將「大力提倡不同文明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態偏見和隔閡，使人類社會一天比一天和諧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這也進一步表明中國無意與任何國家搞意識形態之爭，採取包容的心態，以合作共贏為基軸，淡化分歧和矛盾，求同存異。 中國與任何國家進行合作的基本立場，不會因為對方的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不同而改變。剛剛簽訂的RCEP就是很好的明證。15個RCEP簽署國中，大部分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但與中國相似的極少。「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利益的戰略利益出發，着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要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是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中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變對方，而是尊重各國人民作出的選擇，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給區域合作造成政治障礙。 求同存異 合作共贏 合作共贏需要有「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太平洋各國」的胸襟，需要各國有扎實的行動。各國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擴大共識，求同存異，秉持利益遠大於分歧的理念，積極參與RCEP建設，增進戰略互信，在亞太地區展開積極合作，把合作共贏作為推動區域一體化不斷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 RCEP照顧到了不同國家國情，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各方訴求，使各方都能充分共享RCEP的成果。RCEP歷經8年，31輪正式談判，最終簽署協定，成果來之不易，將在全球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的國家中形成一體化市場。然而，RCEP最終能否開花結果，使各國真正受惠，需要各國拿出扎實行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為推動區域一體化更高水平合作而努力。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0-01-15 1月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出炉，蔡英文以817万票再次当选，选票数打破岛内实行选举制度以来的记录。这样的结果，虽然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源于岛内政治生态发生的根本性改变。 1月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出炉，蔡英文以817万票再次当选，选票数打破岛内实行选举制度以来的记录。这样的结果，虽然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源于岛内政治生态发生的根本性改变。 首先，一党独大的局面或将长期维持下去。此次台湾选举投票率创历史之最，高达74.9%，远超前两次大选的投票率。这么高的参与度，究竟是选民响应民进党“守住台湾”的口号，还是为了支持国民党的“一中各表”前提下的“九二共识”，选举的结果已经给出答案。民进党如果始终坚持“守住台湾”，维护其“独”特性，其它政党无法撼动民进党在其选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局面在台湾岛内一时半刻恐难扭转。 其次，岛内民众期待与民进党政治诉求合流。虽然民进党善于操弄两岸关系，利用香港“反修例”运动把“统独”议题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岛内民众如果真的不关心“统独”，只在乎社会民生和经济增长，那么他们应该跟随“韩流”去“发大财”。选举结果表明，他们骨子里更看重的是“统独”，可以说“统独”议题已经成为岛内民众关心的首要议题，我们从蔡英文的高得票率可见一斑。 再者，台湾两大政党实力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一是整合能力差距。蔡英文与赖清德争取党内提名时的决裂到蔡英文整合赖派势力，不仅体现了民进党的团结，而且也表明了蔡英文个人的合作能力。然而，国民党不仅在争党内提名和不分区立委等方面暴露其一盘散沙的本质，而且在竞选“总统”时打出“庶人”的招牌，表面上看似乎很接地气，但实际上加大了党内阶级矛盾。“庶人”只有在底层推动、上层接纳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进入上层建筑的顶端，单靠街头运动，“庶人”很难成功。第二是人才差距。未来民进党继续执政四年，国民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不仅有没收党产之忧，而且一部分人有“反渗透法”之虞。民进党人才分布层次有序，“总统”竞选团队布局长远。四年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基本上可以确定为赖清德，这一点可以从他愿意出任蔡的副手并且蔡对赖有所“承诺”等方面来研判。可是，作为百年老党，国民党人才干将要么离心离德，要么垂垂老矣，新生代处于青黄不接状态，推不出像样的人才与民进党竞争 最后，美国对台湾选举的影响逐步由台下走向台面。台湾地区实行西式选举制度安排以来，意欲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基本上都要去美国“拜码头”，能得到美国支持的，基本上都能当选，美国成为影响台湾选举的最大外部因素。最近美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由幕后走到了台前，比如2019年底美国督促台湾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虽然民进党明知通过《反渗透法》多少会影响其选举结果，但美国要求民进党加快推进《反渗透法》在立法院通过，民进党不得不执行。台湾2020选举，美国助选不遗余力，可谓是在“大棋局”中把控“大局”，先操纵香港局势，然后“连线”台湾，多点出击，首尾相应，成功地帮助民进党连任。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20-01-10 二战后，中东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因各国国内教派、政治派别、族群斗争掺杂外部支持引发的战争，也有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国际力量直接介入的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由高调的战略扩张演变到如今正在进行的战略收缩。然而，不论是诉诸战争，还是用“阿拉伯之春”的方式，美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二战后，中东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因各国国内教派、政治派别、族群斗争掺杂外部支持引发的战争，也有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国际力量直接介入的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由高调的战略扩张演变到如今正在进行的战略收缩。然而，不论是诉诸战争，还是用“阿拉伯之春”的方式，美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2019年底，一名美国承包商在火箭弹袭击中丧生，美国指责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是肇事者，随即进行报复，致使“真主党旅”数十人伤亡。该组织发动群众冲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其后，美国诱杀了被其认定为事件“幕后黑手”的伊朗“圣城旅”将领苏莱曼尼。自此，新一轮中东紧张局势拉开序幕，美伊之间颇有大战一触即发的味道。 特朗普的外交短板 2019年6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特朗普本已批准实施报复性空袭，但在最后一刻又取消了命令，而此次美国则做出强烈反应，击杀了伊朗的三号人物。美国政府内部对此出现不同意见，足见其在对伊斩首行动前并未有一个完整的战略方案，也未制定后续计划，只是疲于应对。值美国大选之年，特朗普虽遭弹劾，但并无下台之忧，无需通过美伊冲突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特朗普原本专注经贸议题，与中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理应是加分之举。如今，他祭出中东一曲，反而让其外交短板尽显于国人面前，如处理不好将不利于连任。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缺乏逻辑自洽的对外战略，加上其核心外交团队频繁换人，政策执行层面也时时发生脱轨现象。 伊朗游刃有余 在得知苏莱曼尼遇害后的第一时间，伊朗外长就向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其它四个国家致电求助，率先在外交上取得主动，博得国际社会对“受害”方的一致同情。同时，伊朗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强调坚持外交优先、对话解决冲突的原则。1月8日，伊朗在用导弹攻击了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后，其外长发表声明称，“自卫行动已经结束，伊朗不寻求局势升级或战争。”伊朗再次展示娴熟的外交手腕，而美国政府应对此次危机的外交手法倒显得僵硬而笨拙。 当前美伊未必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首先，从德黑兰方面来看，伊朗不想打也不敢打。伊朗因伊核计划受到国际制裁多年，经济持续下滑，目前呈两位数负增长，若与美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其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停滞多年。不过，一个核心领袖人物被诱杀，伊朗不得不做出一些必要反应，否则无法向国民交代。其次，美国方面也会保持克制，尽可能避免与伊朗发生大规模战争。美国诱杀伊军领袖，本不是十分光彩的事，多少有些理亏，国际社会普遍持批评态度。只要伊朗方面不是反应过度，两国应该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此外，特朗普正寻求连任，目前形势还比较有利，他也不想美军再次深陷中东，破坏其连任的大好局面。在美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遭袭后，特朗普于北京时间1月9日凌晨在白宫发表讲话，态度明显克制，不想让事态进一步升级。按照以往惯例，美军基地受到攻击，如同领土被侵略，无论伤亡如何，美国都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但此次特朗普权衡利弊后，仅仅做出了“语言上强硬”的有限度反应。最后，美伊战争或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上意外爆发。近年来，美伊龃龉不断，发生战争的风险系数非常高。如果美国需要通过外交来转移国内矛盾，而伊朗经济好转，为谋求核武铤而走险，那么双方都在战略上渴求一场战争，美伊战争将不可避免。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

2019-12-10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团体、专业团体、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主办方和主讲嘉宾们一致认为，回归祖国22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积极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主讲嘉宾们表示，虽然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但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支持下，香港总能转危为机，砥砺前行。专家学者们指出，香港当前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迫切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秩序，守护家园，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谓是一场及时雨，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提供了路线图。会议特别就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港澳的论述进行了讨论，强调任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进程。大家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能重新走上正轨，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香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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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望 2019-02-25 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 日本，對中國人來說，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國力迅速提升，中國人開始關心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媒體的對日論述經常不自覺地強調中國經濟規模已是日本數倍，期待中國經濟實力轉强能贏得日本尊重。同時，涉日評論也漸漸瀰漫着一股「輕視日本」的風潮。人口老化，無緣社會，隱蔽青年，數落日本的文章在網媒隨處可見，彷彿這個島國已無藥可救，日本模式不值一提。然而，有趣的是，今年春節長假，日本依然是中國遊客海外度假的首選之一。一個真實的日本，在國人的印象中是：面向大海的無人小站，大雪飄揚下的溫泉足浴，精緻可口的新鮮料理，安全舒適的住宿環境。「日本是否值得中國學習」這命題的答案，在民眾層面似乎早已不言自明了。社會穩定 再分配制度減貧富差距不可否認，即將送別平成時代的日本面臨諸多嚴峻問題。少子化，老齡化，制度僵化，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但是，審視他國，不能總盯着別國的短處。多關注他國優點，有助於本國發展程中少走彎路。更何况，當前日本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是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爆發式經濟增長後必然面對的困境。日本，作為最先面對後物質社會的國家，值得耐心觀察。常年研究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數年前來早稻田大學訪問，曾經不只一次提到：相比美國，日本社會的一大魅力，就是社會穩定，貧富差距小。在當今因財富分配不公而出現政治動盪的歐美國家的角度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嘩眾取寵的排外右翼政客上台，是一個例外。重視平等的日本社會，本來就極為注重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控制貧富分化，保證社會發展的整體穩定。如果我們用測量社會貧富分化狀態的基尼系數來標準看（低於0.4屬於社會穩定），日本長期處於0.3的狀態，遠遠低於中國的0.46（2017年數據）和香港特區的0.539（2016年數據）。難怪不少人戲稱，日本才是接近社會主義的國度。今年10月，日本將正式實施幼兒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費，又是一新例。學日本低調不當頭 着重軟實力在外交方面，日本刻意低調的姿態，也值得中國參考。由於二戰慘敗，日本在戰後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這個戰略有其無奈之處，但真真確確也是日本政治菁英的主動選擇。日本，可以說是最早實踐韜光養晦的國家。主張輕軍備，重經濟的「吉田主義」，就是日本版的不當頭，但這並不是說日本無所作為。我們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軟實力，例如流行文化與和平主義形象，在許多國家深入人心。2017年以來，在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日本意識到對美一邊倒的侷限，在短短一年間調整戰略，構建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和「日歐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兩個自由貿易陣地，即維護了自身經濟利益，也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同時，也正是由於日本國內治理的出色表現，日本的形象在國際間評價甚高。在全球護照排行榜上，日本護照可免簽進入190個國家和地區，名列前茅。需構建各國共鳴核心文明價值當然，中國和日本各有各的國情。中國是東亞的核大國，而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中國不可能如日本般過多考慮美國的感受。但是，中國，仍是一個將強未強的國家。在自身尚未足夠強大的情况下貿然向守成大國（status quo power）發起挑戰或引起守成大國的猜疑和圍堵，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文明的確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侮辱。然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能總懷著受害的心態來看待世界。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
文章轉載自2019年2月22日《明報》 ...

Alyssa Ayres（艾丽莎·艾瑞斯） 2019-01-25 金砖国家组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组成，成立短短数年，其外交活动迅速增多，在全球各类经济、安全论坛上为成员国争取更大发言权，还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五个成员国均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尽管它们在对外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方面立场一致，但内部关系却并不融洽——中印两大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9月3至5日，金砖五国首脑将齐聚中国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互动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直到几天前，两国军队才结束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长达数月的对峙。中印关系常年剑拔弩张，不时危及两国追求共同目标的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的起源“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最早由高盛集团在其本世纪初发布的两份报告中提出。2008年，中、印、俄时任领导人（胡锦涛、辛格、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边会，正式建立金砖国家机制。彼时，俄罗斯仍是八国集团成员，直至2014年因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而被取消成员国地位，而中印两国则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受八国集团邀请参会。2009年，首届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举行，当时南非尚未加入。2010年，金砖四国举行外长会晤，同意吸收南非加入。2011年，金砖五国举行领导人会晤，在此次峰会形成的金砖国家机制延续至今。从字面上看，“金砖国家”的英文名称恰好由巴、俄、印、中、南这全球五大新兴国家的英文名首字母组成，但作为一个多边机制，它能否像其名称一样具有包容性，让五个经济实力悬殊的成员国有空间追求长期共同利益，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参与程度远非其它三个成员国所能及。此外，由于中俄两国均非民主国家而是威权政体，印、巴、南三国又另外单独建立了三边协商机制“印巴南对话论坛”。金砖国家机制的使命至少从其历届峰会的联合宣言来看，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初期的工作重点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在2009年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强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协调金融政策的重要性。不过，宣言也针对国际金融机构提出几点改革意见，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措施包括提高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的透明度。这番表述直指国际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的一项不公平传统——世界银行行长永远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是欧洲人，并表达出对西方发达经济体投票权和份额比重过高的不满。2011年，第三届金砖峰会的联合宣言指出，“中国、俄罗斯重申重视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尽管如此，中俄两国似乎均未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其它三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12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金砖峰会上，五国指金砖国家代表了世界43%的人口，借此表达了金砖五国对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的关切。之后，这类表述常见于金砖国家各类宣传材料。近年来，金砖国家逐步加大外交互动，不仅致力于协调政策定位，还努力扩大官方和人文对话。不过，这些对话基本上都围绕非争议性话题展开。最初，金砖国家仅举行领导人会晤和外长会晤，如今还增加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环境部长会议、紧急救灾官员会议、卫生部长会议、劳工就业部长会议、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议会论坛、文化节、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为记录这些会议成果，联合宣言的篇幅变得很长：2016年的声明达到27页，2015年更是长达43页。新机构，新转折如果说2010年金砖国家机制尚未完全成形，外界还可将其视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字母组合”，那么如今，这一机制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金砖国家以迅猛之势，借助这一机制向全世界声明：改革20世纪老牌国际机构已经势在必行。2012年，金砖国家将口头呼吁转化为切实行动。在金砖国家的各项联合举措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2010至2015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改革迟迟不见实质进展，金砖国家便开始主动采取切实行动，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与新开发银行相比，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更受关注，相关报道多如牛毛，这可能是因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数量更多，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更吸引眼球。实际上，新开发银行成立的初衷与亚投行一样，也是为了扩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只是该银行专注于开发融资这个领域。如今，新开发银行已开始全面运营。银行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均出资，享有平等发言权。银行总部设于上海，首任行长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卡马特，组织架构为平等的轮值制度。2017年4月，距离金砖国家在新德里峰会上首次提出成立新开发银行仅过了短短五年，银行便向巴西批出首笔贷款。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上，金砖国家同意设立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旨在向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正如印度政府在应急储备安排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项安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印中紧张关系影响金砖国家团结厦门金砖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正值中印两个大国关系紧张之时。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与印度及其盟友不丹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中印两国陷入长达整个夏季的军事对峙。无论从这场对峙的持续时间之久，还是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措辞之强硬来看，这场对峙都不容小觑。中印两国的分歧暴露出金砖机制的问题，即五大成员国除了同为非西方世界大国外，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把它们凝聚起来。由于中印两大成员国长期存在矛盾，且至今仍不时爆发冲突，除了非争议性的问题，金砖国家很难在其它问题上达成一致议程。印度和中国有时也会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例如两国在金砖机制下所做的努力，但这种情况属于少数。至今为止，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仍是唯一未明确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尽管金砖国家组织中有两大成员国不时陷入紧张局势，但该组织仍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冉冉升起于世界舞台。除了经常举行引人瞩目的国际会议以外，五国主要围绕各成员的国内议题展开合作，如前文所述的农业、教育、卫生、旅游等。考虑到五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视，这样的议程安排也属意料之中。金砖国家也同意开展安全合作，每年举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联合国协调发声。7月，五国领导人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为即将到来的厦门峰会热身。会后，莫迪发表声明，敦促各国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厦门峰会的东道主中国拒绝将起源于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活动纳入正式会晤的议程。金砖国家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但似乎始终围绕“保险的”议题展开，既不涉及争议性话题，也不会引发双边分歧。这些议题的落脚点无非有二：一是强调五国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3%，二是对提升五国在国际治理，尤其是在金融治理方面的代表性表示强烈关切。如今，金砖国家扩大了磋商范围，增加了智库论坛、工商论坛、友好城市、创新等主题，但均不涉及争议性话题。尽管金砖五国在创建新金融机构方面速度惊人，但对根深蒂固的分歧却迟迟未着手解决。展望厦门峰会及金砖国家机制未来道路每年，金砖峰会东道主都会设立一个峰会主题，今年，中国将厦门峰会的主题设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八年来，金砖五国确实深化了伙伴关系，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打造成切实的机制，展现了它们设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金融机构的能力。不过，举行在即的厦门峰会将成为中印刚刚结束持久军事对峙后领导人首次会晤的场合。金砖五国如何处理近期中印紧张关系造成的影响，必将为金砖机制今后的走向定下基调。换言之，假如金砖国家组织无法应对这两大成员国的严重分歧，还能迎来“更加光明未来”吗？如果金砖机制真的无法调解中印分歧，那么说明该机制的优势只限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外打造替代方案，而在解决成员内部的严重问题方面却束手无策。金砖国家机制是将继续发展，还是仍在仅有的共通之处上打转，厦门峰会将见分晓。
本文译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How the BRICS Got Here一文，经批准翻译并收录于《习近平：2017中国主场外交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欲了解更多有关中美外交政策的分析及专家见解，请前往CF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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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sa Ayres（艾丽莎·艾瑞斯） 2019-01-25 暂无简述！ 金砖国家组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组成，成立短短数年，其外交活动迅速增多，在全球各类经济、安全论坛上为成员国争取更大发言权，还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五个成员国均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尽管它们在对外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方面立场一致，但内部关系却并不融洽——中印两大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9月3至5日，金砖五国首脑将齐聚中国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互动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直到几天前，两国军队才结束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长达数月的对峙。中印关系常年剑拔弩张，不时危及两国追求共同目标的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的起源“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最早由高盛集团在其本世纪初发布的两份报告中提出。2008年，中、印、俄时任领导人（胡锦涛、辛格、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边会，正式建立金砖国家机制。彼时，俄罗斯仍是八国集团成员，直至2014年因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而被取消成员国地位，而中印两国则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受八国集团邀请参会。2009年，首届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举行，当时南非尚未加入。2010年，金砖四国举行外长会晤，同意吸收南非加入。2011年，金砖五国举行领导人会晤，在此次峰会形成的金砖国家机制延续至今。从字面上看，“金砖国家”的英文名称恰好由巴、俄、印、中、南这全球五大新兴国家的英文名首字母组成，但作为一个多边机制，它能否像其名称一样具有包容性，让五个经济实力悬殊的成员国有空间追求长期共同利益，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参与程度远非其它三个成员国所能及。此外，由于中俄两国均非民主国家而是威权政体，印、巴、南三国又另外单独建立了三边协商机制“印巴南对话论坛”。金砖国家机制的使命至少从其历届峰会的联合宣言来看，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初期的工作重点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在2009年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强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协调金融政策的重要性。不过，宣言也针对国际金融机构提出几点改革意见，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措施包括提高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的透明度。这番表述直指国际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的一项不公平传统——世界银行行长永远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是欧洲人，并表达出对西方发达经济体投票权和份额比重过高的不满。2011年，第三届金砖峰会的联合宣言指出，“中国、俄罗斯重申重视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尽管如此，中俄两国似乎均未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其它三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12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金砖峰会上，五国指金砖国家代表了世界43%的人口，借此表达了金砖五国对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的关切。之后，这类表述常见于金砖国家各类宣传材料。近年来，金砖国家逐步加大外交互动，不仅致力于协调政策定位，还努力扩大官方和人文对话。不过，这些对话基本上都围绕非争议性话题展开。最初，金砖国家仅举行领导人会晤和外长会晤，如今还增加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环境部长会议、紧急救灾官员会议、卫生部长会议、劳工就业部长会议、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议会论坛、文化节、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为记录这些会议成果，联合宣言的篇幅变得很长：2016年的声明达到27页，2015年更是长达43页。新机构，新转折如果说2010年金砖国家机制尚未完全成形，外界还可将其视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字母组合”，那么如今，这一机制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金砖国家以迅猛之势，借助这一机制向全世界声明：改革20世纪老牌国际机构已经势在必行。2012年，金砖国家将口头呼吁转化为切实行动。在金砖国家的各项联合举措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2010至2015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改革迟迟不见实质进展，金砖国家便开始主动采取切实行动，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与新开发银行相比，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更受关注，相关报道多如牛毛，这可能是因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数量更多，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更吸引眼球。实际上，新开发银行成立的初衷与亚投行一样，也是为了扩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只是该银行专注于开发融资这个领域。如今，新开发银行已开始全面运营。银行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均出资，享有平等发言权。银行总部设于上海，首任行长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卡马特，组织架构为平等的轮值制度。2017年4月，距离金砖国家在新德里峰会上首次提出成立新开发银行仅过了短短五年，银行便向巴西批出首笔贷款。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上，金砖国家同意设立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旨在向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正如印度政府在应急储备安排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项安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印中紧张关系影响金砖国家团结厦门金砖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正值中印两个大国关系紧张之时。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与印度及其盟友不丹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中印两国陷入长达整个夏季的军事对峙。无论从这场对峙的持续时间之久，还是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措辞之强硬来看，这场对峙都不容小觑。中印两国的分歧暴露出金砖机制的问题，即五大成员国除了同为非西方世界大国外，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把它们凝聚起来。由于中印两大成员国长期存在矛盾，且至今仍不时爆发冲突，除了非争议性的问题，金砖国家很难在其它问题上达成一致议程。印度和中国有时也会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例如两国在金砖机制下所做的努力，但这种情况属于少数。至今为止，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仍是唯一未明确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尽管金砖国家组织中有两大成员国不时陷入紧张局势，但该组织仍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冉冉升起于世界舞台。除了经常举行引人瞩目的国际会议以外，五国主要围绕各成员的国内议题展开合作，如前文所述的农业、教育、卫生、旅游等。考虑到五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视，这样的议程安排也属意料之中。金砖国家也同意开展安全合作，每年举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联合国协调发声。7月，五国领导人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为即将到来的厦门峰会热身。会后，莫迪发表声明，敦促各国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厦门峰会的东道主中国拒绝将起源于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活动纳入正式会晤的议程。金砖国家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但似乎始终围绕“保险的”议题展开，既不涉及争议性话题，也不会引发双边分歧。这些议题的落脚点无非有二：一是强调五国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3%，二是对提升五国在国际治理，尤其是在金融治理方面的代表性表示强烈关切。如今，金砖国家扩大了磋商范围，增加了智库论坛、工商论坛、友好城市、创新等主题，但均不涉及争议性话题。尽管金砖五国在创建新金融机构方面速度惊人，但对根深蒂固的分歧却迟迟未着手解决。展望厦门峰会及金砖国家机制未来道路每年，金砖峰会东道主都会设立一个峰会主题，今年，中国将厦门峰会的主题设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八年来，金砖五国确实深化了伙伴关系，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打造成切实的机制，展现了它们设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金融机构的能力。不过，举行在即的厦门峰会将成为中印刚刚结束持久军事对峙后领导人首次会晤的场合。金砖五国如何处理近期中印紧张关系造成的影响，必将为金砖机制今后的走向定下基调。换言之，假如金砖国家组织无法应对这两大成员国的严重分歧，还能迎来“更加光明未来”吗？如果金砖机制真的无法调解中印分歧，那么说明该机制的优势只限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外打造替代方案，而在解决成员内部的严重问题方面却束手无策。金砖国家机制是将继续发展，还是仍在仅有的共通之处上打转，厦门峰会将见分晓。
本文译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How the BRICS Got Here一文，经批准翻译并收录于《习近平：2017中国主场外交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欲了解更多有关中美外交政策的分析及专家见解，请前往CF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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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0-26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释放出中美全领域对抗的信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在公开演讲时就“中国”单一话题长篇大论的，实属罕见。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传统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而彭斯一直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是传统力量代表的象征。彭斯就中国话题发表的演讲是共和党主流共识的体现，并且民主党在彭斯演讲后也未有过多的反对声音，这表明其演讲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共识。显然，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先是在国防授权法中夹带“中国私货”，涉台问题频出，紧接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试探性地观察中国的反应。在中国反应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抛出“中美贸易战”，随后又延伸至科技领域，前几天美军还进入南海在中国领海附近巡航，险些与中国军舰擦枪走火。纵观美国近来的言行，彭斯的演讲相当于捅破了中美关系的窗户纸，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开宣布要与中国在全领域进行对抗。控诉中国。彭斯细数中国的罪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控诉中国。中国确保它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改变国际规则，扩大中美贸易赤字，中美贸易赤字几乎占美国全球赤字的一半；在陆、海、空、天等方面弱化美国军事能力的优势，试图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的协同；利用中国政府的一切手段提高中国影响力，损伤美国利益、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控诉中国，主要是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服务，因为当前中国议题不仅能吸引美国选民的眼球，甚至能吸引全球的目光。控诉中国，意图打压中国，才能让更多的选民相信执政的共和党完全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是从“美国第一”角度来考虑的。控诉中国可以为共和党在11月份的国会两院改选中加分。抱怨中国。彭斯认为过去17年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GDP增长了9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美国的恩惠，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然而，如果要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23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9%（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中国后17年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前23年基础之上。实际上，彭斯抱怨中国忘恩负义，侵蚀美国区域及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中国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美国第一”、“美国再强大”，重新尊重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潜台词就是，如若不如此，中美将兵戎相见，全方位对抗，有股“流氓耍横的霸气”。殊不知，赛跑的目的是要看谁跑得更快，而不是看谁最擅长于绊倒对手。焦虑美国。不管是彭斯在演讲开始时提及要向美国在国内外领导力的成功致敬，还是表示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对抗到底，亦或是其演讲当中多处给美国人打气等等，这恰恰是对美国自身实力不足的一种焦虑。同时，他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制造2025”，把它上升到赢得21世纪世界经济控制权的高度，指责该计划将侵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这反映出了美国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心态。演讲的最后，彭斯对中美关系愿景寄予美好希望，寄希望于未来中美能共创辉煌，这从侧面折射出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在中美对抗中，他不确定美国能否最终会赢，心里没底，但希望通过对抗令中国知难而退，用实际行动对美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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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2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变得更糟。根本原因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现有统治者时，警钟就会敲响：前方危险。修昔底德解释了这一危险的动态：雅典崛起和斯巴达。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桥段不断重复。在过去的500年里发生的16起此类事件：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会取代现有统治国家。12起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如果中国成功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除非美国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义为“非第一”的存在，否则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正如修昔底德所解释的，崛起的大国对现有统治者的影响在客观现实上看已经很糟糕了。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这种客观事实的主观感知将会进一步放大误解和误判。当一个竞争者自以为“知道”对方的所谓“真实动机”时，每个行为都会被明显的偏见所解释。在此情况下，竞争对手会被第三方挑衅或甚至意外事故所绑架。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一名大公被暗杀时，一场奇怪而无关紧要的事件迫使双方当事国作出回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触发一系列动作和反应，将双方拖入都不愿意见到的境地中。在当前担任这一角色的候选人不仅包括金正恩，还包括台湾的政治潮流路线。我的观点是，如果修昔底德在看，他会说双方都完全依靠剧本加速推进，这种碰撞将是无意识的灾难。逃离修昔底德陷阱将需要大量的战略想象力，远远超出目前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智慧，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们制定了非凡的冷战策略，因为“智者”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的共识。
戴维·邓恩David Denoon纽约大学教授、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美中关系目前的低迷始于2007年。乔治·W·布什政府专注于伊拉克和中东，加上对朝鲜六方会谈的挫败感，未能对中国在2007-08期间的愈发自信给予回应。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可以对邻国施加压力，而不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亚洲政策的蓬勃发展，宣布了“转向亚洲”和“再平衡”，这意味着对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承诺要比布什的更大。尽管这种再平衡背后的想法令人钦佩，但后续行动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优柔寡断，恶性循环开始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软弱反应，对利比亚的动摇，以及叙利亚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失败，都让华盛顿倍感无力。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在南海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而到了2009年，人们开始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许多中国人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管理方式正在削弱美国的实力。所以软弱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动荡的结合，为中国人塑造自信提供了理想局面。此后不久，中国继续对南海七个环礁进行占领和军事化，无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这也导致东南亚国家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分歧。随后菲律宾开始尝试与美国达成交易，同时试图从中国获取更多援助和贸易。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和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经济与邻国联系起来。这能否拥有一个所有各方都能美好幸福生活着的故事结局，关键变量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以每年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其市场及其援助的吸引力将使其邻国越来越难以抵制北京。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放缓，那将为美国，日本和印度提供更多机会。中国目前无法在军事上直接挑战美国，因此我们可能面临长期竞争而非战争的局面。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其预算和贸易赤字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美中关系将是紧张但可控的。如果美国经济不善或从亚洲撤出，那么北京可能会挑战美国的承诺，而冲突更可能发生。
迈克尔·法贝 Michael Fabey美国著名军事记者，荣获20余项新闻大奖。
除非美国或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两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注定要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核心信念，以指导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大多数空域和海上航道都是国际开放区域，对任何国家都有利。然而中国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领土，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承认这是事实。超过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通过各种巡逻，基地和伙伴关系，设法监管海上和空中航线。虽然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抱怨成为“世界警察”的代价，但此期间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了蓬勃发展，美国必须保持印度- 亚太地区的商业流动。中国对西太平洋诸岛拥有主权，基于几个世纪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人认为，由于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条约，他们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中国想要纠正这些错误，让它再次成为真正的“中央王国”。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正在加强。如在今年初，五角大楼发布了新的国防战略，其中美国首次正式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作为对手和威胁。从那以后，美国海军继续在该地区宣传自由航行巡逻，与盟国一起行动，在西太平洋部署新的先进武器，加剧了与中国军方的紧张关系。7月份美国海军领导人将其中国海军从夏威夷海岸的年度太平洋地区（RIMPAC）演习中排除在外，从而使中国感到尴尬。RIMPAC“黑化”的原因是中国将其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将其军事化。中国开始派遣军舰巡逻整个地区，建造更多的航母，并警告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成为其加勒比海，当美国控制美洲时，中国想主导亚洲。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放弃自己的立场。
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虽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国际格局等级的最顶端，但无疑正在经历相对衰退，而中国正在无可争议地崛起。21世纪的两大巨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意识到彼此的力量，怀疑彼此的意图。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悲剧性的失误，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以及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布什政府早期的空中相撞，在北京被视为一个极端欺凌者的傲慢。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中国无害倡议的毫无意义的反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焦虑，以及特朗普总统专横的贸易战最后通牒，都是例证。而在重要的外交和安全努力上，从六方会谈、巴黎气候协议到9/11事件后的反恐合作和伊朗核协议，美国在尊重中国作为重要全球参与者的地位的同时，使用了多种利益叠加的方式。两国经济关系虽不完善，但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但美国的做法有时看起来像是完全的遏制。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所隐含的残酷地缘政治色彩，谁也不会忘记。华盛顿试图反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强化了中国的姿态。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抗方式似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激起了更大的不信任。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谨慎管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肯定会转化为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如何应对，取决于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任何侵略领土的倾向。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更多的威胁的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国家地位，而在国家安全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威胁。纵观历史，许多大国让对国家声望的关注把他们推入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要保持中美和平，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这种表面的自命不凡，把重点放在狭义的、具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上。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冷战，而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打赢。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
不久前，我们还常常谈论“管理”中国的崛起，仿佛这是一个老牌强国的天赋，可以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国的所作所为。中国已经崛起，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国。中国领导人发誓要让中国成为“海洋强国”。这个值得注意的海上力量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要兑现中国所说的“中国梦”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和普通中国公民视为耻辱的世纪源于外国的海上征服者,可追溯到1839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崛起及其明显要改变1945年以来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贸易和商业自由体系的愿望，已经引发了一场竞争。中国想修改这个制度;美国希望保留它。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双方的政策和战略有多大的灵活性？我在北京方面看不出什么。你必须把这一问题交给中国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封闭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其目标，也多次承诺实现某些目标。正如任何谈判专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样的公开承诺代表了任何领导者所能做出的最强承诺。这就引出了令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有多少灵活性？这里有一些空间。我相信中国可以被阻止，中国不是没有理性的，如果美国某天一直阻止他们，并说服中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会达成一些共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共存。因此，美国及其盟友有责任对中国的胡作非为施以足够的威慑。恢复美国的实体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使用它的决心，并让北京相信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美国人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就美国对与中国和解的总体态度而言，让我们从西奥多•罗斯福身上汲取经验：说话要温和要幽默；要拿一根大棒并明示你会怎么用；在不可协商的事情上绝对不灵活，在次要问题上灵活变通。归根结底，我们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中，但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达成一致的目标，保持竞争的决心与活力，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应该沦入真正糟糕的境地。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印度裔外交家，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句名言:“要想看清自己鼻子前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努力。”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国努力理解其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备好成为第二名。但是美国在心理上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2012年1月我在达沃斯主持了一个名为“21世纪美国力量的未来”的论坛。在论坛上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解释说，“美国人对全世界认为美国不是世界最强国家不可能有心理准备。”由于美国人在心理上无法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有一天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会震惊不已。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不可避免的愤怒的以为被中国欺骗了。这种政治冲击是可以预见到的，且无法避免。然而一切都不会丢失。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目标不是全球领袖。它只希望为其14亿人民实现和平与繁荣。因此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它也不会试图将美国驱离世界领袖地位。中国非常乐意维护美国和西方向世界提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所说：“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有鉴于此，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有可能以“和平共存”的理念实现新的运作方式。在这种运作中，美国和中国都不会挑战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其重视地区的地位，比如中东；但是中国期望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外交谈判，现在是时候开始了。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今天美中关系比1971年亨利基辛格访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而且会变得更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观察到，不断上升的权力和权力转移导致国际不稳定，中国的崛起将破坏稳定。过去十年中国大幅缩小了中美在东亚海域的能力差距，挑战了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现在中美竞争加剧，这不足为奇; 权力转移发生在对两个权力都具有重要安全重要性的地区。随着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并且差距继续缩小，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中国的崛起导致其急于改善其在东亚水域的安全情况。在美国的联盟和军事基地的包围下，中国挑战了地区安全秩序。中国迅速加强了海军建设，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岛礁建设和石油钻探，对韩国和菲律宾实施了胁迫性政策，以报复与美国的联盟合作，并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海洋主权主张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策是有效的，美国盟友已经开始与美国挑战中国利益的举措保持距离。美国不同意中国侵蚀美国的海上支配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向东亚转移，在东亚分配更多的海军舰艇，海军频繁和高调的挑战中国的海事主张，以及发展印-太战略。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举措不会限制中国崛起和重塑战略态势的努力，也没有稳住美国联盟。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和船舶生产率继续缩小中美能力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加剧了盟国对美国国防承诺有效性的担忧。随着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继续受到侵蚀，其联盟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战略举措，以限制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向盟友保证其平衡中国崛起的决心。权力转移将继续，随着中国接近海军力量平衡，紧张局势将加剧。权力转移不可避免地导致强大的权力冲突。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安全事务博弈，而且是一场零和冲突。尽管如此，美中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并非是注定的。冲突的过程，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将由领导者做出谨慎决定，受其个性，国内政治，包括民族主义和国际动态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转型的结果将受到中国和美国数十年经济和政治趋势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近期在崛起，但美国拥有许多长期优势，可以长期支撑。
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中国日益强大，或明或暗的反对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和影响。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热潮要求美国利益优先。结果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最大负面变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官员对中国多年来如何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开放经济和迎合姿态，加强中国的力量以对抗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广泛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焦虑。如今的风险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而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态势也被认为朝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正在实施战略，将重点放在中国，将其视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修正主义竞争对手，他们在国会得到广泛支持。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挑战感到担忧，同时也对北京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治产生了新的担忧。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剥削。中国利用美国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削弱美国并提升中国的经济能力，这对美国在现代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不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发生了冲突;最近对惩罚性关税的关注是昂贵且有争议的。美国媒体和舆论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转向严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过去美国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态度。那些寻求与北京和解，“想和中国人会谈”的美国人，可能会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如何操纵美国、削弱美国，强化北京的消息披露之中。中国决心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僵局将会持续。目前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两国都准备试图在另一方面推进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和操纵美国舆论等敏感领域。中国的承诺和保证毫无意义，中国实力的巨大挑战或衰落，将会改变美国对中国主导地位的担忧，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相互妥协。
文章轉自《中美印象》網 ...

张沱生 2018-09-06 近月，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国已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形成全面挑战，中美关系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陆续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战略文件，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已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形成全面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湾、经贸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剧摩擦的政策，中美关系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两种前景近一年来，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纷纷讨论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和对策，甚至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景。本文主要探讨中美关系近期的两种发展前景，所谓“近期”是指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第一种是两国关系全面紧张、持续恶化，出现某种冷战的局面。三种情况可能将中美关系引向此种发展前景。一是双方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竞争，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摩擦同时突显并全面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当年美苏冷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二是一方执意挑战另一方的核心利益，引发严重危机与对抗。随着危机升级与失控，双方的对抗与冲突迅速向其他领域扩散。在当前与未来，这方面最大的风险在台湾问题上。此外，中美经贸分歧无法妥善处理，美国执意挑起全面经贸战，也可能导致这种前景。三是因误判或擦枪走火（事故），双方爆发军事冲突或安全对抗，致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特别是两国在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变化，双方军力的接触与摩擦不断增加，风险越来越大。中美突发军事危机事件既可能发生在热点地区和传统安全领域，如在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中美两国舰机在南海的互动；也可能发生在新型安全领域，如在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的消极互动对两国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更难估计。此外，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也很可能在中美关系中造成“黑天鹅事件”。在两国战略竞争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可能大大加剧中美管控分歧与摩擦的困难，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20世纪下半叶，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是美苏两国恶性互动的结果，两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友在战后迅速走向敌对，教训十分深刻。冷战不仅对美苏两国，而且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年来，美俄关系已经再次陷入准冷战状态，虽然其形式与内容与当年的冷战有较大的不同，并且不再具有全球性，但就核大国的全面对抗这一点来说则几无二致。就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而言，如果双方出现冷战式的对抗，则很可能具有全球性，它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将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第二种前景是双方竞争和摩擦明显上升，但两国关系并未破局，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双方仍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两国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状况。在这种前景下，中美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时时处处防范中国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中国则高度担心美国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政策；两国在经贸、安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争端时起时伏、逐步上升；双方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竞争继续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将受到更多的限制。与此同时，中美双方仍基本上保持各方面的对话与接触，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和两军的对话，通过谈判解决经贸争端仍是双方的一项重要努力，两国的经贸往来仍在进行；由于加强了危机管控，两国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军事安全危机，各主要领域同时发生严重对抗的状况得以避免；双方在诸如朝核问题、防扩散、地区反恐等拥有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全球治理合作仍能取得一定进展。如果中美关系出现这样的前景，其重要意义在于：虽然两国关系紧张加剧，但仍得以保持在竞合关系的范围之内；虽然两国关系的天平已经倾斜，但双方分歧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仍未彻底打破。这一前景远不理想，但它明显好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陷入冷战的前景，它还有可能为两国在摩擦高发期通过磨合逐步找到构建新型关系的途径准备与积累必要的条件。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面临重大变化的形势下，第二种前景应是两国努力争取的一个方向。影响中美关系的复杂因素在上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两种前景中，有一点相类似，即双方的分歧与摩擦将明显上升，这是由两国间已出现的诸多复杂的不利因素所决定的。第一，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他许多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近年来，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力量、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122亿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左右；2017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军费（2280亿美元）尚不到美国当年军费（69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但若与10年前相比差距亦明显缩小。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与焦虑。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适应，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主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则日益显现出奋发有为的决心与信心，这进一步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在此形势下，中美摩擦呈现加剧趋势。未来五年，如果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力量对比的这一基本发展趋势将不会改变，双方的摩擦将进一步上升。第二，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调整变化反应强烈。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在东海、南海明显加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努力。2016年台湾地区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当选之后，坚持“台独”党纲，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2008年以来台海出现的和平发展形势受到破坏，造成两岸关系骤然降温，大陆随之加强了反台独斗争。中国还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与发展新的地区合作机制，推进跨域广阔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美国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强硬，对盟友形成威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严重挑战。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些政策与努力将会继续，美国要接受这一变化很不容易，双方的博弈将更趋激烈。第三，美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持深度怀疑态度。近年来，中国的国内政治有一系列发展变化，包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斗争，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强党的领导，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行国防与军队改革，强军兴军，等等。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这些发展变化疑虑重重。在未来五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如果坚持要中国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第四，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经过长期辩论，当前美国两党、行政部门与国会、各派各界（包括长期主张与中国接触合作的企业界）在对华消极认知上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使中国逐步改变发展方向）已经失败，此种政策未能改变中国，中国却已成长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强大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新出台的三个战略报告即是这种共识的体现。在未来五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都趋于强硬，美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的对华防范、制衡与打压措施。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呈继续上升的态势。第五，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成为两个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爆发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出现。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争端愈加突出。2018年以来，中美围绕贸易分歧进行了多轮磋商，尽管双方曾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美国仍然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在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政府又提出将进一步考虑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产品追加关税，这使得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摩擦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近期同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变化趋势。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突显出来。面对中国开展的反“台独”斗争，美国日益加强了对台湾当局的庇护。2017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总统先后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前者要求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御伙伴关系，除再次提出邀请台湾参加美国及盟国、盟友的“红旗军演”外，还提出应考虑重启美台海军舰艇互访的可能性及对台军售常态化等；后者提出应鼓励美台双方“所有层级官员互访”。这两个法案严重违背“一中原则”，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当然，在看到上述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有助于双方寻求合作、管控分歧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短期内不足以阻止两国竞争、摩擦上升的趋势，但却可能限制双方竞争、摩擦的发展速度，维持两国必要的合作，防止两国关系趋向严重恶化乃至失控。其一，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当年的美苏冷战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两个阵营、两个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两个市场的完全分隔。虽然代理人战争一直源源不断，但美苏未发生热战。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却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双方遵守许多共同的国际准则，在许多国际机制中对话合作；双方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很高；美国虽然拥有军事同盟，中国的政策却是结伴不结盟；双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仍处在较低的状态；两国在全球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更有着重大共同利益。此外，当年美苏两国在面临冲突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才逐步建立起军事安全对话、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信任措施，而多年来中美之间早已建立起包括元首直接对话在内的多领域、多层级的对话交流机制，双方间的危机管控机制也不断得到加强。这些对话交流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消除误解、开展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广泛开展的人文交流更是美苏之间所根本没有的。其二，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是在战略对冲（Strategic Hedging）政策范围之内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明显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制衡与打压，但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尚未且难以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中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即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全球范围内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这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决定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必将使中国对美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从竞争滑向全面对抗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前景。其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的战略文化也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很大不同。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一脉相承。在对美政策上，中国一直强调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认为中美友好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国一直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近年来，面对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双方战略互疑上升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又向美国领导人积极倡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政府还多次重申中国决无意与美国争霸。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中，实行“互谅互让，坚持对话协商”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反对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事实上，自1989年中越边境战事完全结束，迄今为止中国再未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总之，中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不会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而轻易改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对维持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其四，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持续降温。2016年年底以来，东海、南海争端的形势明显趋向缓和；进入2018年后，半岛形势出现了转机。最近，中日领导人恢复正式接触，两国关系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之后正在重返正常发展轨道；中印关系也继2017年金砖会议后的改善势头持续向前发展。这种形势如能保持和发展下去，将使中美之间因第三方因素爆发军事安全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其五，中国坚决反对打贸易战，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同时也准备了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是避免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重要力量。最近，随着美国不断威胁对华增加关税、激化贸易争端，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较强的反对声音，这种声音将随贸易摩擦的加剧而增大。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税范围仍较为有限，所谓大范围贸易战仍是恫吓、威胁多于实际行动。现在就预言中美贸易战将全面、长期打下去还为时过早，更有可能的将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中美双方对贸易争端实现较好管控，避免两国贸易关系全面破裂仍是可能的。其六，“一中原则”是中美建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如公然挑战“一中原则”,风险将极其巨大。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接连出台发展美台官方关系的法案与措施，中美在台海爆发危机的风险明显上升。对于美国的做法，中国已提出强烈抗议。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新出台法案的涉台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特朗普就职前夕在台湾问题上的鲁莽言行曾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招致朝野众多批评。一旦美国政府将这些法案中的某些条款变为实际行动,必将导致中美关系全面倒退甚至完全破裂，美国不会甘愿冒如此巨大的战略风险。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在当前和较近的未来，有碍或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超过了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两国间的竞争、摩擦进一步上升将难以避免。但是也应看到，如果着眼更长远的未来，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却可能更具持久性和决定性。在此形势下，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结语综上所述，可做简要和初步的结论。第一，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虽然上述第一句话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话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减少误解，两国关系存在严重恶化的可能。这是由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两国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以及两国在其他许多领域存在利益与政策碰撞所决定的。第二，如果中美双方能共同努力，在近期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管理好两国明显上升的战略竞争与摩擦，防止爆发全面的经贸战和严重的台海军事安全危机，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避免走向对抗和保持相对稳定仍是可能的，这种前景符合两国的长远与总体利益。第三，即使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恶化，双方也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中美关系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年美苏两国没有爆发热战，在新时代中美两国更没有理由走向对抗和冲突。包括中美双方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通过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崛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决不争霸，以及中美双方都是核国家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这一点。
（文章原载於《中美印象》，2018年9月5日） ...

林枫 2018-07-10 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达成的共识是，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遏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 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全速赶往中国大连港的“飞马峰”号（Peak Pegasus）货船最终还是没能赶在中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开始征收前抵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负责人表示，中国对美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午后12:01正式开始。追踪船舶的海事交通网站（MarineTraffic）信息显示，这艘货船抵港时间为17:07。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6日就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340亿美元的商品大致相当于中国对美国一个月的出口金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公布的征税清单，包括锅炉、车床、飞机零部件、电子产品零部件、压缩机等共818种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征税商品以农产品和汽车为主，包括大豆、高粱、乳清、各种肉类、海鲜和不同型号的燃油车、电动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美中贸易争端短期无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贸易战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原因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民众不大可能立即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压力。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Mary E. Lovely）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现在到下一轮关税到来之间双方有没有接触。她说：“双方没有安排任何对话。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我不认为双方在下一轮关税开征之前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达成的共识是，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遏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对《纽约时报》表示，“（美中）两国的内政动态都可能使得遏制贸易敌对行为，或找到退出贸易敌对行为的方式变得困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准备启程前往蒙塔纳州时表示，美国对另外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在两周内生效，接下来还有暂时搁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接着，在2000亿美元之后，我们还有暂时搁置的3000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这只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这些计划全部实施，这将意味几乎中国全部输美商品将被加征关税。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总额为5055亿美元。而一旦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也极有可能对全部美国商品加税。去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额约1300亿美元。由此，美中的贸易争端将可能涉及总价值60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专家：中国料能挺过美国关税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它必然会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中国沿海依赖出口的地区，但这些关税并不足以压垮中国经济。她说：“对中国整体而言，这（关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50%以上是服务业，虽然有些领域是针对出口制造的服务，但中国应该能够挺过去。不过，（全面关税）给中国经济的影响肯定会更大。”按计划，美国将会在接下来对此前宣布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其余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据彭博社的统计，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2个百分点。而如果贸易冲突升级，它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2018年，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中国对美国的首批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和汽车，在对接下来16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将扩大至能源和化工产品，但未包括波音飞机。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耶克萨(Rufus Yerxa)认为，只有在各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不得不调整战略时，美国才会结束贸易战。耶克萨曾经担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表示，中国应该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这两大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以解除各国对中国政策的担忧。她说：“我的确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更加透明，因为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不够公正。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很多国家把《中国制造2025》看作威胁。当然，中国政府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支持这一目标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更加透明。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8-04-16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选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议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
鉴于先后两宗DQ案令民主派在立会内共失去6个议席，其中5席来自直选，1席来自功能组别，泛民在补选前只余下14个直选议席和10个功能组别议席，因而失去分组表决的否决权。民主派希望能在今次补选的直选组别中全胜，取回表决否决权。为增加胜算及避免分裂，民主派曾于补选前进行“初选”，并于每个地方选区协调出一位候选人出选。泛民各党派在是次分区直选的补选中协调，同意各区只派一人参选。
是次补选的地方选区投票率仅得43%，是过往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泛民的总得票数量和比例也有下跌。建制派更首次在立法会补选中胜出：分别在地方选区及功能界别击败泛民主派，取得两席。在选举前一致被看好的姚松炎，最终在九龙西以2,400多票之差败予民建联的郑泳舜。在功能界别的建筑测量界，全国政协委员谢伟铨取得2929票的过半数选票，击败仅得2,345票的司马文。泛民主派在是次补选中，只有区诺轩与范国威两人在港岛和新界东地方选区胜出。  补选评析 低投票率证DQ符合民意。今次立法会补选，地方选区总体投票率仅43.13%，少于五成。在2012及2016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都超过五成，投票率高一般都对泛民有利，让泛民在分区直选中的议席得以过半数。今次补选的投票率偏低，建制派的铁票便发挥重要作用。在九西的补选，姚松炎便以二千多票之差仅败于建制的郑泳舜。这次补选泛民炒作“DQ”、 “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等议题。他们认为泛民支持者会因此在补选踊跃投票，用选票反对政府DQ他们的议员。泛民曾估计在这次补选的投票率会高于以往的补选，甚至与2012及2016两届的正式选举相若，可达到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可是，事与愿违，这次补选的整体地区投票率只有四成。这正好反映选民并不赞同泛民所提出的“反DQ”议题，这可能与选民不满泛民经常“拉布”、无休止的“争拗”有关。市民也并不一定会支持泛民反对“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的立场；而且，唯一曾被DQ的姚松炎又选举落败。这更加证明“DQ”议题并不获普遍选民所支持。 打破“64黄金定律”。 所谓 “64黄金定律”，是指泛民与建制派每次选举的得票约为6与4之比。在这次补选的低投票率下，泛民所得票数大跌。九龙西的补选是回归后泛民与建制对决的首次败选。选举结果也打破了过往泛民与建制派得票率维持在6与4之比；在这次3区补选中，泛民与建制派选票差距明显缩窄：建制派的得票比例“逆流而上”已达到5与5之比。在泛民败选的九龙西，建制派的得票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至49.9%，港岛区建制派虽然败选，但得票率也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至47.2%。在九龙西选区，姚松炎输在未有足够小区支持而落败。在这选区可以看到建制派的地区组织能力极强，地区团体，特别是同乡会，街坊会等的动员催谷投票的宣传攻势强劲，更有部分居民是收到建制派团体的催票电话而投票。 泛民续失分组点票否决权。根据立法会的议事规则，议员提出的议案和修正案，必须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中，分别获得过半数支持才可以通过，由于先后共有5名地区直选的泛民议员被DQ，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员数目因而由原来的19人降至14人，建制派在地区直选中的分组点票人数首次占优，胜过泛民的人数。在今次补选中，民主派要在地区直选全取3席才能以17:16，取回分组点票的否决权。可是，这次补选泛民只能赢回2个地方直选议席，泛民在地方直选仍只有16席。这意味泛民若要取回分组点票否决权，必须在接下来的新东和九西的补选中完全胜出，全取两席。 泛民仍保有少数否决权。根据基本法，重大议案，例如特首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等政改议题，若需修改，必须经立法会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在是次补选后，建制有42席，就算在接下来的补选中建制能再取得新东和九西的两个议席，也只能控制议会中的44席，仍然不足三份之二；因此，就算政府再提政改，建制派仍未有足够票数通过。从反面来看，泛民要稳操少数否决权就至少要取得三分之一的议席；以现时议席分布情况，泛民虽然有24席，今次补选中又取回2席，即现时合共控制26席，仍可保住少数否决权。但是，26席只是仅仅超过三分之一少数否决权的安全线而已。倘若有中间游离的泛民议员，在重大议题上倒戈，泛民的少数否决权也可能随时不保。 本土派力量不能忽视。区诺轩获得137,181票，以近万票高于陈家佩而胜出。总得票率也高于五成（50.7%）。区诺轩的得票率也高于2016年换届时泛民及本土派阵营得票的总和（48.1%）。区诺轩在是次选举中，能成功吸纳本土派的支持得力于香港众志周庭和罗冠聪为其助选。本土派之中港独倾向较强的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等，其参选资格或议员资格被DQ后，已遭边缘化，影响力不再。香港众志也由于有自决倾向，先后有议员和参选人资格被DQ，很难再走入议会。可是，泛民在此次补选中赢得的2个直选议，都是由以独立议员或一人党身份参选的候选人而赢得的。他们其实也都带有一定的“本土”和“自决”的味道。他们的当选，有可能会把“本土”和“自决”议题重新带入议会。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在新界东的首三个大票仓，范国威的得票都不过半，在今次补选，由于民主党最终支持他出战新东，并把在自已最大票仓的票射向范国威，让他得票过半胜出。这也可能会助长这些带有本土色彩的政党的发展。区诺轩被认为是香港众志的Plan B，因此也带有自决的色彩。他藉泛民的支持因而得票率超过五成，这也可能做就自决派的复兴。
建制派稳操功能组别。建制派的谢伟铨以584票差距，击败泛民对手司马文成功夺回议席，在2016年建筑测量界功能选举中，建制派曾由谢伟铨及林云峯二人出战，当时建制派虽然取得55.54%的过半数选票，但由于两个建制派之争反而分薄票源，致令姚松炎得以渔人之利。在是次补选中，由于建制派只派谢伟铨一人与泛民的司马文对战，建制与泛民双方都总动员，选民热烈投票，投票率达七成。最后谢伟铨获得2,929票击败只得2,345票的司马文重返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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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7-13 “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访港，在香港短短三天，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是在新任特首班子就职典礼上的发言。习主席点出香港现存的五大问题，足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甚为了解，也藉此提醒了新任特首班子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可从中窥见中央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回归二十年的香港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仍有待完善。中央信守承诺，让香港特区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期以来，中央尽量放手让特区自行管理香港内部事务而不加干预，以致香港一些“泛民”和本土激进派认为中央无权过问香港内部事务。回归二十年后，一些民调显示，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仍然模糊，对“一国”仍然抗拒。釐清“一国”与“两制”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初期，甚少过问香港内部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的权力。二十年过去，中央再重申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是应有之义，当特区面对危机而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央有责任出面干预。习主席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正好指出香港目前“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一国”与“两制”的最根本关系，同时也明确划出中央的底线不容挑战。近年，香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和矛盾时，特区政府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还需完善”、“对国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对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长。总括来说，就是香港在上至国家层面、歷史文化，下至经济、社会、民生、住房等范畴，都有待完善。这都是习主席对特区政府的告诫。在维护“一国”的管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特区政府仍有待完善。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来说，回归已经二十年了，特区政府仍未能推行有关立法。二○一五年立法会否定了人大八．三一普选方案，亦出现“佔中”和立法会选举出现“港独”候选人当选。此外，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一向忽略基本法和国民教育，以致香港的年轻人甚少对基本法和国家有所认知。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罔顾“一国”，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情况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多加关注和正视。习主席比喻，“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一国”是“根”，“两制”是“枝”。“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根本，“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因此，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首先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两制”的发展。习主席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绝不能容许”。“港独”罔顾国家主权，并不能为香港带来实质有利和合乎国家发展的结果。在落实基本法方面，特区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基本法的教育。习主席指出，“一国两制”目的，除了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更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因此，“一国两制”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途径。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之本，并且绝不容触碰底线。他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四种触碰底线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立法。引申出来就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尽可能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其次就是要遏制分裂国家的“港独”活动。新一届政府应尽量遏制“港独”活动和思想在香港散播，及防范“港独”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在经济、社会民生方面，特区政府也应找出香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尽早谋划发展，配合国家规划，善用国家优惠政策，让香港经济得以再次迅速发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习主席劝勉新一届政府，要“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追求大同，存大异。所以，香港不应“泛政治化”，香港特区政府应与立法机关多些理性沟通，尽量凝聚共识，共同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为香港营造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11日大公网。 ...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7-07-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开辟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增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同进步、共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巩固提升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科学指南。“一国两制”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大同、存大异”的精神，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中，香港和澳门依靠“一国”强大后盾、立足“两制”特色优势，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走上了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抒写了世人瞩目的“澳门故事”。回归17年来，澳门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澳门保持了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的特色，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坚持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本遵循，依法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要坚决维护、充分发挥宪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一国”，就要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尊重“两制”，要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为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高度自治三个核心要素，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回归以来，澳门始终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尊重和认同国家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维护和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2009年澳门率先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在2017年4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明确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切实维护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体制。基本法关于特区政治体制规定的精髓要义，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这个体制保留了澳门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符合澳门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安排。回归以来，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对中央政府和特区“双负责”的宪制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各政权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共同维护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作。着力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澳门回归以来，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真正落实。在管治力量上，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特区政府注重持续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立法会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折腾、不内耗，形成了“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司法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不断加强澳门法治建设，并积极同内地开展司法合作。在社会意识上，澳门持续开展基本法宣传教育，广大澳门同胞始终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持续升华，社会舆论理性平和，以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民主和谐为核心内涵的“澳门精神”，已从朴素的民间情怀上升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积极先行先试，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辉煌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这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四个始终”的重要指导意见。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鲜经验。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夯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管治团队的政治忠诚和施政效能，加强公职队伍的国情研修、宪法和基本法学习培训，提倡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文化。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澳门发挥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规划利用好85平方公里管理水域，支持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配套政策、法律支撑及营商环境建设，拓展经济多元发展的新空间。支持加强博彩业监管，促进博彩业规范有序发展。支持央企、国企和民企来澳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广大澳门居民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支持特区政府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国民教育的主体责任，支持澳门与内地合作编写“澳门版”中国历史教材，支持中国历史科目独立必修和提倡学习普通话，支持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和国情教育，巩固提升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支持特区加强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保证“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原载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