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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4 董建华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 据报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早前论及香港政改问题后，于9月19日通过公关公司发书面声明，称考虑成立一个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的民间智库组织。该智库现正积极筹备，相信在一两个月内便会出台。董建华在此时成立智库，是要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未来发展，积极出谋献策。 香港虽然一直有为数不少的民间智库，但总体来说，大部份都是关注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或一些功能界别的权益。这些民间智库多属中小型和单一的非政府组织，在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人力和财力压力都不小。有些智库在活跃一段时间后，就会趋于沉寂；另一些智库在其关注的议题解决后，便会解散。现时董建华拟成立的是一个跨政府、综合性的民间智库，目的是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长远发展，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智库，是需要有过人的魄力和雄厚的财力才可能实现。 董建华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前任特首的身份，再加上其家族经营船务生意多年，已积累了强劲的海内外人脉网络，筹组智库会更加得心应手。拟成立的智库将会深入研究内地和香港的不同议题，相信对一些有关陆港融合、跨境合作等议题的研究，更能得出持平和中肯的建议。 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整日因聚焦政改内耗大量精力而无暇兼顾社会民生问题的特区政府，也许能在智库的协助下，找到更好的切入点，去处理香港和陆港的深层次矛盾。 在香港要成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着实不易，必须要投入大量资源，延揽有分量的人才。此外，智库也需要用比较超然的角色作研究才能让人觉得研究是客观、公正和无偏私。要做到有公信力，智库的金主或资助人，需要保持中立，不向研究团队发出政治性的指示。只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成果才会有公信力，从而达至凝聚社会研究力量和协助决策者的效果。 据报导，董建华已先后邀得香港行政会成员、中港知名学者、以及商界、宗教界代表加入其智库。虽然各阶层的人才都已囊括在内，但要成立一个有实力的智库，光有人才是不足够的。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成立具影力的智库，雄厚的财政支持非常重要。据闻，董建华的智库将会获众多财团的捐助，如机管局前主席冯国经、港交所前董事郑慕智等都会“出钱出力”，甚至有可能出任其智库的管理层。 香港的民间智库一向以来对公共政策的研究都欠缺规模和系统，董建华拟成立的智库正好可开展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助特区政府解开现时政改困局。此外，拟成立的智库也可为中央和内地的地方政府出谋献策，制定和推行内地和香港两地的长远发展政策。董建华民间智库的成立，适其时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讓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 戴耀廷于9月2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承认，“占中”运动策略已经失败，并评估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但他仍坚持“占中”会继续进行，希望借学联的罢课和紧接的10月1日国庆节，让更多人能参与“占中”。 据一些有关“占中”的评估，相信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不会造成中环瘫痪，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也会大减。评估的理据包括： 一、“占中”距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拍板相隔1个月，气势会远较于预期小；连续两日假，料留守人数减。 二、“占中”参与人数不多，不足以瘫痪中环各交通要道。 三、“占中”于国庆假期当日发生，翌日又是重阳节假期，由于连续两天公众假期，社会气氛不足，预料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会大减。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让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 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

吴强 2014-09-02 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 连续两周，美国媒体充斥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小镇弗格森冲突的消息。尽管咋一看，各种抗议、蔓延和议题，似乎都落入一些批评家所谓的“媒体风暴”中，即媒体对报道的夸大可能超出事件本身。可是，自上个周六当地宵禁以来，当全副武装的弗格森警方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下达驱逐令、当多家国际媒体在现场发出“这儿什么骚乱也没有”的报道时，年轻黑人迈克尔•布朗的死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被警察六弹射杀后的民众抗议才是焦点所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眼中，警察军事化只是表象，他们更在乎背后的原因。的确，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个世纪，南方州沿种族边界存在的歧视、分区居住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却高达94%，白人警察统治着黑人社区俨然成为当地普遍的城市景观。对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对白人青少年的年龄估计通常是准确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龄4到5岁，加之随意拦截黑人司机临检的习惯，以至于在当地道路拦停检查案例中，黑人被拦停的比率高达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偏见。连茶党领袖保罗•兰德亦严厉抨击黑人遭受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见和暴力，谴责监狱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 然而，这场持续未息、渐渐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议浪潮，改变了1992年洛杉矶、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伦敦在类似起因后爆发种族骚乱的图景。抗议者更为理智、和平，参加者几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际的NGO与社运组织。更重要的是，抗议的诉求几乎都集中在警方的军事化和行政当局的过度反应之上，本应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仿佛身处战场，将抗议者视为敌人。军事化的警察装备和过度使用警察暴力的镇暴行动本身，正在改变民主社会的性质，也超越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更乐于讨论的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或者分区规划制度、甚至民权运动凋敝等等深层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非常重要，它们直接影响了普通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也与抗议行动的爆发有关，并支撑着抗议人群的不满、怨恨和愤怒。 不过，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事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定格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这联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S。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弗格森和驰援的密苏里州警使用的军用装备及其来源。今年六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公布报告，提出了警察的过分军事化趋势。过去二十年间，全美大约1.7万个地方执法机构得到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军队剩余物资”，用于日常警务。仅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从国土安全部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约4.5亿美元的装备。民事警察军事武装化的趋势，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208法案（“国防授权法案”，1990年），它允许向警方转让“堪用”和“反毒品活动”所需的小型武器，后来1033法案取而代之，警察武装化在“反恐”名义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后加速进行。 而过去五年，密苏里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从联邦国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万美元军用装备用于州和地方项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则得到了1900万美元“紧急行动管理援助”，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还另外得到1000万美元用于25个高危险城市地区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过，地方的军用装备如此之多，上周四，连密苏里州警局发言人奥康纳也承认，他也不知道新闻照片中公布的镇暴车辆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弗格森警员从头到脚一副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行头，配着标准的精英部队装备，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战靴、防毒面具、凯夫拉头盔和防弹衣。有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新闻照中辨认出他们携带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宾和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六连发37毫米榴弹发射器、防路边炸弹卡车等等，而且每个警员都携带着标准的120到180发子弹弹夹。结果，他们看上去更像重装武士，随时准备开火战斗，而非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过，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战场并无分别的武装警员却没有恪守军队的训条，比如永远不要把枪口对着战友、友军和平民。相反，他们肆意地把枪口对准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弗格森现场的平民、示威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仿佛身处敌国，面对枪口，除了高举双手别无他法。高举双手抗议也随即迅速成为全美各地声援弗格森的标准姿态。警察和民众的关系、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变。原先似乎只属于诸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属于激进社运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间成为弗格森街头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仿佛回到了1968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置身开罗塔西尔广场的幻觉。 也许，这并非幻觉。早在1998年巴尔干危机结束后，北约部队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头执行维和任务。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动，类似的重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鹰直升机从屋顶反复掠过。此情此景，仿佛长久以来以色列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画面的复刻，也不过是全球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警察“特种部队”，演成巴西史上国际市场最卖座的电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在利比里亚，街头的重装巡逻和驻守早已常态化。 在这些城市地区，当过分军事化的警察进入到街头的公共空间，形成极端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权在整个1970和80年代在黑人隔离区进行的重装巡逻，一种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随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运模式和抗争样式。因为，这种国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后，随之而来的公众愤怒，往往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种恐惧、不安、怨恨，形成人民与国家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对立与割裂。本来只是戒严或军管的紧急状态一旦如此日常化、常态化，在本来只应停留在军营或者战场的杀人武器在平民面前肆无忌惮地炫耀，任何的不满或者抗议随即形成人民与国家的对峙，穿透着、解构了政权既有的几乎所有正当性，包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一切都回复到政治的利维坦时刻，人民面临着要么放弃一切权利、要么战斗的选择。然后，反叛意识迅速取代此前任何温和或者激进的抗争诉求，至于此前实施重装巡逻的导火索或者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甚至温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地方警察肆意喷射胡椒催泪粉这样荒唐的滥用警力行为，得到大大加强，并且强化了运动对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温和的抗议也因此注入了反叛的精神，遑论激进主义乃至恐怖手段。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正是警察暴力的滥用直接催生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一翼、暴力组织——RAF（德国红军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纽约社会学家哈维高度赞扬里约贫民窟的反叛，承认他们甚至运用黑社会反抗警察暴力的正当性，将里约称之为反叛城市。 回到弗格森。军事装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交到国内的民事警察手中，这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诡：反战的奥巴马政府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却武装了国内的地方警察，激发了弗格森的反叛浪潮。类似的，奥巴马谨慎对待茉莉花革命余波在叙利亚的荡漾，却坐大了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挑战着伊拉克的战后转型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格局。乌克兰的情形同样如此，欧洲的和平主义或绥靖政策却助长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后是东部的独立运动。 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同时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国衰败”和一位博士生Mounk的“草叉政治”两篇文章，后者描绘了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浪潮，这进一步印证了布热津斯基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所提醒的全球民粹政治浪潮。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或者欧洲进一步从国际争端中退缩，在反恐名义下，各国加速的武装化治理只能从内部削弱民主、并且加剧威权主义的趋势，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转型。从阿富汗到ISIS再到弗格森，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叛政治正在兴起。 作者简介：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系（东亚所）政治学博士。

吴强 2014-08-29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 连续两周，美国媒体充斥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小镇弗格森冲突的消息。尽管咋一看，各种抗议、蔓延和议题，似乎都落入一些批评家所谓的“媒体风暴”中，即媒体对报道的夸大可能超出事件本身。可是，自上个周六当地宵禁以来，当全副武装的弗格森警方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下达驱逐令、当多家国际媒体在现场发出“这儿什么骚乱也没有”的报道时，年轻黑人迈克尔•布朗的死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被警察六弹射杀后的民众抗议才是焦点所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眼中，警察军事化只是表象，他们更在乎背后的原因。的确，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个世纪，南方州沿种族边界存在的歧视、分区居住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却高达94%，白人警察统治着黑人社区俨然成为当地普遍的城市景观。对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对白人青少年的年龄估计通常是准确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龄4到5岁，加之随意拦截黑人司机临检的习惯，以至于在当地道路拦停检查案例中，黑人被拦停的比率高达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偏见。连茶党领袖保罗•兰德亦严厉抨击黑人遭受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见和暴力，谴责监狱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 然而，这场持续未息、渐渐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议浪潮，改变了1992年洛杉矶、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伦敦在类似起因后爆发种族骚乱的图景。抗议者更为理智、和平，参加者几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际的NGO与社运组织。更重要的是，抗议的诉求几乎都集中在警方的军事化和行政当局的过度反应之上，本应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仿佛身处战场，将抗议者视为敌人。军事化的警察装备和过度使用警察暴力的镇暴行动本身，正在改变民主社会的性质，也超越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更乐于讨论的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或者分区规划制度、甚至民权运动凋敝等等深层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非常重要，它们直接影响了普通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也与抗议行动的爆发有关，并支撑着抗议人群的不满、怨恨和愤怒。 不过，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事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定格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这联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S。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弗格森和驰援的密苏里州警使用的军用装备及其来源。今年六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公布报告，提出了警察的过分军事化趋势。过去二十年间，全美大约1.7万个地方执法机构得到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军队剩余物资”，用于日常警务。仅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从国土安全部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约4.5亿美元的装备。民事警察军事武装化的趋势，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208法案（“国防授权法案”，1990年），它允许向警方转让“堪用”和“反毒品活动”所需的小型武器，后来1033法案取而代之，警察武装化在“反恐”名义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后加速进行。 而过去五年，密苏里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从联邦国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万美元军用装备用于州和地方项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则得到了1900万美元“紧急行动管理援助”，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还另外得到1000万美元用于25个高危险城市地区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过，地方的军用装备如此之多，上周四，连密苏里州警局发言人奥康纳也承认，他也不知道新闻照片中公布的镇暴车辆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弗格森警员从头到脚一副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行头，配着标准的精英部队装备，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战靴、防毒面具、凯夫拉头盔和防弹衣。有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新闻照中辨认出他们携带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宾和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六连发37毫米榴弹发射器、防路边炸弹卡车等等，而且每个警员都携带着标准的120到180发子弹弹夹。结果，他们看上去更像重装武士，随时准备开火战斗，而非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过，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战场并无分别的武装警员却没有恪守军队的训条，比如永远不要把枪口对着战友、友军和平民。相反，他们肆意地把枪口对准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弗格森现场的平民、示威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仿佛身处敌国，面对枪口，除了高举双手别无他法。高举双手抗议也随即迅速成为全美各地声援弗格森的标准姿态。警察和民众的关系、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变。原先似乎只属于诸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属于激进社运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间成为弗格森街头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仿佛回到了1968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置身开罗塔西尔广场的幻觉。 也许，这并非幻觉。早在1998年巴尔干危机结束后，北约部队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头执行维和任务。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动，类似的重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鹰直升机从屋顶反复掠过。此情此景，仿佛长久以来以色列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画面的复刻，也不过是全球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警察“特种部队”，演成巴西史上国际市场最卖座的电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在利比里亚，街头的重装巡逻和驻守早已常态化。 在这些城市地区，当过分军事化的警察进入到街头的公共空间，形成极端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权在整个1970和80年代在黑人隔离区进行的重装巡逻，一种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随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运模式和抗争样式。因为，这种国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后，随之而来的公众愤怒，往往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种恐惧、不安、怨恨，形成人民与国家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对立与割裂。本来只是戒严或军管的紧急状态一旦如此日常化、常态化，在本来只应停留在军营或者战场的杀人武器在平民面前肆无忌惮地炫耀，任何的不满或者抗议随即形成人民与国家的对峙，穿透着、解构了政权既有的几乎所有正当性，包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一切都回复到政治的利维坦时刻，人民面临着要么放弃一切权利、要么战斗的选择。然后，反叛意识迅速取代此前任何温和或者激进的抗争诉求，至于此前实施重装巡逻的导火索或者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甚至温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地方警察肆意喷射胡椒催泪粉这样荒唐的滥用警力行为，得到大大加强，并且强化了运动对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温和的抗议也因此注入了反叛的精神，遑论激进主义乃至恐怖手段。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正是警察暴力的滥用直接催生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一翼、暴力组织——RAF（德国红军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纽约社会学家哈维高度赞扬里约贫民窟的反叛，承认他们甚至运用黑社会反抗警察暴力的正当性，将里约称之为反叛城市。 回到弗格森。军事装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交到国内的民事警察手中，这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诡：反战的奥巴马政府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却武装了国内的地方警察，激发了弗格森的反叛浪潮。类似的，奥巴马谨慎对待茉莉花革命余波在叙利亚的荡漾，却坐大了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挑战着伊拉克的战后转型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格局。乌克兰的情形同样如此，欧洲的和平主义或绥靖政策却助长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后是东部的独立运动。 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同时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国衰败”和一位博士生Mounk的“草叉政治”两篇文章，后者描绘了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浪潮，这进一步印证了布热津斯基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所提醒的全球民粹政治浪潮。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或者欧洲进一步从国际争端中退缩，在反恐名义下，各国加速的武装化治理只能从内部削弱民主、并且加剧威权主义的趋势，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转型。从阿富汗到ISIS再到弗格森，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叛政治正在兴起。 作者简介：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系（东亚所）政治学博士。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22 中国政府目前反垄断雷厉风行，反垄断调查范围不仅局限外资企业，同时也包括内资企业。外资内资一视同仁受到监管，这将营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环境。现时，这种密集式和高调的反垄断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并成为内地市场未来的“常态”。 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8月21日开出史上最大反垄断罚单，日本8家汽车零部件和4家轴承厂商因操纵价格，被罚款12.35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对这12家日本厂商的处罚力度空前，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显示，日本汽车零部件商在收到汽车制造商询价后，会通过双边或多边会谈，串通约定一个价差，达成合作意向后，“内定”获订单的最低价，再向汽车制造商报价。由于零部件的产品质量相差无几，最后决定能否“中标”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价格。因此，串通投标行为都能获得成功。被裁罚的4家轴承厂商则涉及轴承联合涨价行为，在涨价方针、涨价时机和幅度等方面，共同协商价格、互相交换涨价讯息和实施情况。 在内地，许多汽车厂商坚持只允许通过授权经销商来销售配件，外资品牌汽车配件在内地的售价比其他国家要贵。相比之下，在外国的消费者往往可以从开价较低的配件供货商手中购买汽车配件。内地汽车配件市场的垄断明显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反垄断不分中外 2007年8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目的是要维持一个平等环境，鼓励公平竞争，最终使广大的消费者获益。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垄断者就有定价能力，利润可极大化；垄断者还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 近年内地的反垄断调查既多且密，而且不分中外。2011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2013年的茅台、五粮液等，都是中国大企业涉嫌垄断。中国目前对在华外国企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标志着内地对反垄断调查的常态化，这将结束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赚取远高于海外市场利润的局面。市场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行业缺乏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在香港的电视行业中也可见一班。香港于2012年6月立法会通过《竞争条例》，防止大公司支配市场，并藉此巩固消费者权益。以2009年的香港无线电视 “垄断艺人”案为例，就正好显示垄断不单止对个人，甚至对整个行业都有损害。当年，香港亚洲电视投诉无线电视垄断艺人和市场，以及无线电视的政策和做法违反《广播条例》。“垄断艺人”案中， 无线电视被指通过封杀政策和不公平广告推销手法，削弱其他电视台与无线电视竞争的能力，因此限制了市场的竞争。这种妨碍对手的行为导致节目质素下降，最终给作为消费者的电视观众造成极大损失。现时香港免费电视市场是一面倒由无线电视垄断的市场，观众缺乏选择，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部分归究于反垄断工作做得不够完善。反垄断有助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中国政府目前反垄断雷厉风行，不但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进行调查，也对涉垄断的企业严厉处罚。反垄断调查范围不仅局限外资企业，同时也包括内资企业。外资内资一视同仁受到监管，这将营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环境。现时，这种密集式和高调的反垄断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并成为内地市场未来的“常态”。 反垄断正如反腐败一样，也要真正打“老虎”，才能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保持市场的公平环境。只有坚决切实执行反垄断，才能有效发挥市场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5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 据内地媒体报道，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张昕竹被解聘是因为其以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张昕竹收取高额报酬，为高通公司出具“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工作组的纪律。 张昕竹辩解说，他身为反垄断专家组成员, 虽然违反了工作纪律，但并不违法。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法律没有禁止的利益冲突，是否仍需回避呢？ 如果类似事件在香港发生，根据香港的法律和公务员工作手则，又会如何处理呢？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香港对公务员的利益冲突界定也很清楚，当中除了列明受规限范围外，利益申报的对象不单包括公务员自已，还有家人。 根据香港的处理方法，作为国务院下属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张昕竹应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申报其在其他公司的职务和收益。在为涉及反垄断的公司从事商业咨询业务时，张昕竹需要申报；在其从事咨询业务的公司成为反垄断调查对象时，他更应回避。 此外，在香港，除了明文的规定，还有来自传统和案例的约束。根据香港政府2007年向立法会发出的有关问责官员守则的文件，守则不可能包括所有情况。所以，要求问责官员一旦遇有守则未提及的地方，应自行判断如何以最有效方法维护最高标准。而所谓最高标准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公众观感”。 张昕竹认为自己违纪但不违法，并不等于他能不避嫌地从事涉及利益冲突的事情，他的辩称便是没有顾忌到“公众观感”。曾经在香港政府负责房屋政策、官至常任秘书长的梁展文，在退休后受聘地产商新世界，曾引起社会议论。立法会就曾为此引用权力及特权法案作出调查。聆讯的结论认为：官员没有角色、利益冲突，但应该注意公众观感。这判决符合香港的一句名言：“司法公正不单要得到落实，还要被公众清楚看见”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also be seen to b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3 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的成立目的，是要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五国间成立金融互助机制，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提供贷款。金砖银行在职能上虽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有重叠，但其成立的本意，正是要降低金砖五国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约。这些制约是美国以其国家利益加于其他国家的，导致不少国家处于不利位置。举例来说，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银行的总部将设在中国的上海，这势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将加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由于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流通货币，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以中国为总部的金砖银行在其会员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方面，也必然会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将会加速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广度和深度。金砖银行初期的出资货币虽然仍是美元，但随着金砖银行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或将会作为日后追加的投资货币，人民币地位也势将提高。 其次，中国对金砖银行应急基金的出资额约占总额的四成，人民币在金砖五国中的国际储备必然占巨大比重。再加上金砖五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有着紧密的贸易以及金融联系，因此，可预期人民币储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将会由点至面地全面扩大，从而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急速发展。随着金砖银行的建立，中国还可通过金砖银行援助其他国家的建设，从而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海外的流通量。 此外，中国也可通过金砖银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这样既可以募集基础项目相应的资金，又可以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从而促进人民币在金融计价方面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8-12 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升。 过去数十年，官员腐败范围之广、数额之巨、级别之高，皆属前所未见，前所未闻。习治乱世用重典，诚不得已而为之。 习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调结构，保民生，追求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兼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整国有企业，痛击垄断和利益集团；处理违法外企，让民企获得更多空间；整顿房地产市场，让经济不再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绑架，让实体经济得到更多资金，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习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他在外交上继承邓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遗训，在避开直接武装冲突的同时，尽心发展威慑力量，争取主动，对日展开外交战舆论战，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组建金砖银行，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组织官僚和资本家为劳工服务，国家权力务必掌握在劳工和为劳工谋福利的政治家手中。习的施政其实是回归了新中国的建政初衷。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昭示了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的没落。值此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来源：2014年8月12日新华网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7-22 中国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60年前，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商定，推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越来越成为构建未来国际关系框架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最符合中国文化、切实指导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准则——让中国同“冷战”中的美苏保持距离，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五项原则也是目前由中国提出的最为世界所接受的政治与外交主张，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外价值输出”。 目前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一原则有所保留，甚至有一些成见。确实，中国早就不再是当初夹在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之间立足未稳的东亚弱国，“中国崩溃论”也被“中国威胁论”取代，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敌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结束“韬光养晦”，放弃“谨小慎微”的和平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这种情绪与想法可以理解，但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处境与国际大环境，中国不但不应该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而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我们可以先疏理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之一，真正“杀人如麻”的现代化武器第一次投入战场，致使两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加起来几乎超过西方历史上有记载的所有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理智尚存的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胜出的只能是“世界末日”。尤其是在原子弹与氢弹出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心知肚明，“以战止战”已经不可能，恐怖平衡是唯一的选择。 同现代武器一同进入并主宰20世纪的还有各种主义、意识形态与极端思潮。美国认为自己掌握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前苏联则认定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世界革命立等可取，美、苏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但“热战”又必须避免，于是，冷战突然爆发。 冷战爆发，前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两个意识形态集团形成，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你不站在前苏联一边，就得站在美国一边。而当亚、非、拉等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之后，也就立马论为美苏对峙的筹码与棋子。最先对“筹码与棋子”身份感到不满的就是中国。 冷战期间中国同法国、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外交实践最经典的例子。反观前苏联，一直挥舞僵化的意识形态大旗，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去支持世界革命，以及借助人为自造的国际紧张局势而在国内搞得草木皆兵、鸡飞蛋打、民怨鼎沸……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交往更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轴，从“韬光养晦”、“不当头”到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也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与话语权。如果说以前的中国人微言轻，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能让更多国家重视与遵循，那么，当今中国强大了，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继续以此原则作为国际交往准则，以身作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指导思想，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