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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穆骏 2013-09-13 天大研究院推出的新书《中国梦与美国梦》较全面地收录了有关“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资料与文献，呈现了中美梦的相通之处，还原了一个筑梦、解梦与逐梦的过程。 习近平去年首次提出“中国梦”，今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更加以系统阐述，6月首次习奥会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天大研究院推出新书《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这本厚达800页的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习近平阐述“中国梦”的相关演讲，以及全球媒体、智库、学人和政治人物对“中国梦”的分析与评论；第二部分“美国梦”收录了从“美国梦”提出以来有关的重要文献、评论，尤其是奥巴马竞选总统前后的演讲与反响；第三部分则把焦点集中在世界各国媒体对习奥庄园会的评论，预示“中国梦”遇上“美国梦”，对“中国梦”与“美国梦”条分缕析，很有见地。 这本书看似只是简单的资料与文献汇集，但是三大部分布局清晰而有深意，使这本书尤为厚重，更有着深层的现实意义与对未来的指导价值。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中国梦”。这本书集中收录了习近平对“中国梦”的阐述，从“强国梦”、“强军梦”到“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梦”，再到“中国梦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梦是一种理想、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新一届领导人继往开来，继承中共前三个30年，开创新未来的纽带；也是执政党与人民之间一个庄严的承诺。“中国梦”一推出就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 不过，也有部分人误读“中国梦”，一些政府部门试图循老方式垄断对“中国梦”的解释权，还有一些作者处心积虑寻找“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这些都是对习近平倡议的“中国梦”理解不够，既没有深入历史，更没有放眼未来。 第二部分“美国梦”开篇是詹姆斯.亚当斯写于1931年的《美国梦》，这也是现有资料中“美国梦”最早的定义。他这样定义美国梦：“那是一片理想的国度，人人都过上更美好、更富裕和更充实的生活；人人机会均等、依靠能力或成就实现自我。” 这一部分收集多篇经典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美国梦”。例如，“让所有的人都享有更美好、更富裕生活的美国梦，其根基在于，所有人都愿意不同程度地为这一梦想贡献力量”，“美国梦，作为一种理念，是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从最卑微的出身开始，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这一想法深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 “真正的美国梦是过上富足而独立的生活，而美国人可以选择在哪里实现这一梦想，无论在农场还是在市中心” 等等。 美国社会的道德支柱就是美国梦。正如书中引文所说：“如果没有美国梦提供的乌托邦，美国人不会那么和谐，可能会奋起反抗。”美国梦的定义多种多样，例如“只要靠个人努力，谁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新一代的生活水平定会比上一代要高；在郊区拥有一套房子，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无忧等等，这些希望曾经为美国社会带来动力。 如果说以上就是经典文献给“美国梦”定义，那么，过去30年，哪个国家让世界上最多的民众实现了这样的梦想？答案是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脱离贫困，让世界上最多的人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这是中国梦，也是美国梦。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习主席谈到梦想的时候，他讲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梦想。而美国梦说的是个人梦：个人更富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们谈美国梦，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讲的，而是个人实现未来的可能性。而中国梦总是围绕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富强，以及更令人尊敬等目标。” 由于夏伟先生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回应，我们还是从《中国梦与美国梦》这本书中找答案。这本书虽然没有用太多篇幅对比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但这两个世界大国的“梦”都摆在那里，稍微有心的读者就会明白，什么叫“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 作为领导人，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是再恰当不过的。奥巴马曾经在演讲中强调美国人一起奋斗，他说：“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希望实现这些梦想并非仅仅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才称之为美国梦”，“如果其他美国人没能实现美国梦，那我们自己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也不大。”他还强调：“美国梦值得奋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彼此。” 从奥巴马的演讲中，我们看到“美国梦”集体主义的一面，而如果我们对“美国梦”一路追踪下去，就会发现，从“美国梦”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来，美国人就在为美国的富强打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美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美国人就是在国家强大与个人富裕的“美国梦”的指引下，从当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路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试想，没有美国强大的军力，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何谈“美国梦”？没有美国在冷战中建立的强大经济实力，美国人的个人梦想又到哪里去实现？ 个人梦与国家的梦不可分割，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同样。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遭受外来侵犯与欺辱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军力，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保护，个体又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些对习近平倡议的“中国梦”有所误读的专家学者，不妨认真阅读一下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虽说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历史传统与文化、政治制度与国情民性上都有所不同，但两国也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两个国土面积都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与热带的超级大国，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都对承诺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历史使命感。 虽说国际形势与环境同上个世纪美国第一次提出“美国梦”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时的中国，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当时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在国际上逐渐发挥其作用，国内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复兴势在必行，政治影响力超过英国也是全民期待与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提出了“美国梦”，这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也是随后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正如《中国梦与美国梦》中一些美国人同时提到的，由于这些年美国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感觉到追梦乏力，相比而言，大洋对岸的中国，却在热火朝天地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亿中国人过着小康生活，所有的中国人都过上了30年前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像的生活⋯⋯与此同时，发展中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 在这个时候，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强军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梦”是联系执政党与人民的纽带，是党和人民共织美好未来的平台，强国强军是她的保障，人民的富裕安康是她的主要内容。阅读《中国梦与美国梦》，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很多惊喜，这也是一个筑梦、解梦与逐梦的过程。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09-04 面对中国网络反腐与网络造谣并存的现状，应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同时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同西方偏重商业与社交为主的网络功能相比，中国的网络以言论为主，也是中国政府同民众保持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些年，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主战场。过去五年，大多落马的贪腐官员，是从网络爆料开始的。网络反腐的主力虽然是普通网友尤其是遭受贪官欺负的一些底层民众，但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与微博大V 、公知等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网络反腐一方面起到了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作用，开创了反腐的新局面，另外一方面，由于网络本身缺乏监管，网民也良莠不齐，甚至鱼目混珠，加上一些网络名人利用中国民众中普遍弥漫的仇官仇富的民粹情绪来制造、散布谣言，打击政敌与竞争对手，谋财图利，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影响了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利用网络反腐，同时打击网络造谣传谣，清洁网络，就成为社会治理急待解决的问题。从对中央最近做的两件事，笔者观察了当局的一些治理网络新思路。一件是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第二件是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王岐山亲临现场调研。这两件看似一紧一松的措施，彰显了当局既要维稳也要反腐的决心与策略。 应该承认，这些年的网络反腐是卓有成效的。普通网民通过网络举报伤害了他们利益的官员，一些网友紧盯各地官员，从他们手腕上的手表，到出国时的花费，而意见领袖与微博大V 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波助澜，往往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网络反腐的成效显著，使得“网络反腐”悄悄地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利用谣言诬陷公职人员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常有发生，一些大V 看到民意可用，进行有偿服务，这些都让“网络反腐”变了味道。 “网络反腐”是松散的网民完全自发的行为，鉴于网络上的立法尚不完善，很多网民没有基本的约束能力，甚至漠视法律，而国家相关反腐机构对网络的引导力低下，一些网络反腐行为被一些人士利用，往往造成社会问题甚至社会不稳。政府试图打击网络谣言，又投鼠忌器，担心损害“网络反腐”，更害怕引起网民反弹。结果一些明显的网络谣言，大行其道，无人监管。 这次全国范围的打击网络谣言应该说是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要在执法的过程中，务必把握分寸，以法打击网络谣言，有证据，经得起时间检验。要让广大的网民意识到，网络谣言的受害对象是网络的诚信与广大的网友。只有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传谣，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真正发挥反腐作用，网民才能享受言论自由。 同时更为重要的就是，中央必须继续支持、鼓励网络反腐。网络反腐确实是中国独特的现象。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网络比中国发达，普及率也更高，但几乎很少有依靠网络反腐的。但中的情况特殊，在权力制衡与媒体监管同西方大多国家并不同，而互联网的出现，弥补了我们在制度与操作方面的不足。如果因为“网络谣言”，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就遏制了网络反腐，甚至像一些地方官员那样，借助打击网络谣言来对付网络反腐，迫使网民噤若寒蝉，实在是本末倒置，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那么，如何发挥网络反腐的功能，规管混乱的网络反腐呢？强大的公权力的腐败，本来就不应该是由势单力薄的个体去挑战的。在任何国家与制度下，个体几乎都没有这个能力。反腐倡廉，应该是制度的功能与政府领导人的责任。就拿网络反腐来说，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多个举报中心，并切实负责任地处理网民提供的线索与意见，不隐瞒事实，不打击报复，不但掌握了网络反腐的主动权，甚至也掌握了网络上的话语权。 笔者认为从昨日正式设立的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来看，中央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个网站的开通，标志着网络反腐出现了一个新的平台，预示着网络反腐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十八大后，反腐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目前已有9名高官被查，日前落马的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为正部级中央委员，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老虎”。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发展经济依然是首要任务，但反腐与维稳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反腐与维稳都可以借助网络发力，掌握网络话语权，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打击破坏稳定与社会风气的网络谣言，一方面掌握网络反腐的主动权。同时要注意的是，打打击网络谣言不能扩大化，伤及无辜与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适应网络需要，切实、扎实地进入网络这个新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7 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最近，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恶化迹象。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7月29日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将军表示，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以精锐之师合围中国。卡莱尔一语道破天机，以至于无论美国政客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 同时，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29日晚在东京发表演讲，号召日本学习德国纳粹，在不知不觉中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麻生此言印证了中方此前的担忧，即安倍政府有可能凭借2003年通过的“有事法制”三项法案，以紧急状态为由，越过国会，直接向自卫队下达开战指令，然后愚弄公众，裹挟民意，修改宪法第9条。 值多事之秋，中国须秉持毛泽东的慎战原则，在实力具备后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实力不济时潜心积聚能量，先打孤立和弱小之敌，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美日同盟这一“大城市”对于中方仍居于优势，美国拥有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大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华军事威胁是直接而现实的。除了坚持杜绝盲动的原则之外，中国安全最后的屏障就是国人的意志凝聚和解放军的核武长城。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核武器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古代的长城不仅曾是中华文明的防御工程，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重要工具。长城发挥有效安全保障作用的时候，内地各个民族安居乐业，经济上相依相靠、联为一体，在文化上彼此宽容、互相学习。它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推进民族融合的强大动力。核武器就是今日中国的万里长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中国人处在习惯性自卑当中，而另一些同胞则奋起抗争，成为悲情的救国英雄。在我们的记忆里，典型的爱国行为就是用血肉之躯去抵御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军队的枪炮。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民族才从根本上洗雪了百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在核盾牌的保护下，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我们不惧怕任何国家、任何军队的挑衅。 对安全形势的自信重塑了中国人的身份，对此的反思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者，我们是二战的胜利者，我们正在重新崛起，我们反对军国主义，我们维护国际正义，这种自信激发着中华民族的新生意识。中国的年轻一代自尊自豪，基本上以淡定的态度平视西方文明。反观一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许多国民仍然身怀浓烈的悲情意识，少数不满西方欺凌的年轻人甚至像本 拉登一样，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核武器可以合法地巩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拥有核武器就潜在地拥有了主导国际事务、预设国际议程、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和保障，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相称。《核不扩散条约》允许“五大国”即美、俄、英、法、中合法拥有核武器，并要求非核国家保证不生产核武器，不接受其它国家转让的的核武器。这使得拥核国家更容易获得干涉它国事务的权力。该条约明确给予中国合法保有和维护核武器的权力，中国也可据此合法要求“五大国”以外的国家无核化。 今年3月4至5日，讨论核武器非人道性的国际会议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可是《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大拥核国家都没有出席。其实，“五大国”的共识是，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必然削弱其国际特权，也会颠覆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五大国”享有核武威慑力，任何无核国家在与“五大国”发生的冲突中，都必然处于战略劣势，因为一旦拥核强国在常规战争中失利，它就必然会考虑核武报复选项。2005年11月英国《卫报》披露，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曾威胁在马岛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核武有助于中国渐进而平稳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是一个非价值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则凸显价值观的作用。未来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将是融合世界各种文明并涌现重大创新后的产物，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国际社会现今仍为西方价值观支配。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我们的价值观融入国际社会将经历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而中国的崛起已经冲击了时下国际社会的旧有秩序。在一个不同质的国际社会中，核武器可以承担护卫中国逐步迈入国际社会核心部分的角色。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处在西方国家的包围之中，一直被视为异类。为中华子孙后代计，中国有责任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确保国家稳步崛起为世界第一强权，避免重回鸦片战争后的乱世。 核武器有助于维护东亚当前的和平局势。具备实战能力的核武器可防止战争或降低战争规模，能防止核武冒险主义，并使特定的对手知难而退，从而支持既有的世界秩序。核武器对国际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让核武国家之间的核子战争变得微乎其微，也让核武国家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的概率大大缩小。基于此，不论中美之间的差异如何复杂而明显，如果中国威慑得当，两国走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东亚和平的根本保证。 问题是，美国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选项，那就是怂恿非理性文化浓厚的日本蓄意挑战中国，甚至极力促使中日在对美有利的时机开战。此外，中日国内政治生态都出现了对外用兵的需求，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肯定不令人乐观。为稳定中日关系计，从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层面考虑，中国强化和升级核武库是不得已的选择。 日本对核武器存在“酸葡萄心理”。一方面，日本政客渴慕核武这一获得大国权力的门票，比如石原慎太郎就曾说过，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发声，根本无人倾听;另一方面，受制于和平宪法，日本又不得不谴责核武器，故作姿态地推动世界无核化。去年10月，联合国大会裁军委提出一项旨在减少核武器的决议草案，日本政府拒绝签署;而同年11月，日本又向联大裁军委提交了废除核武器的议案。不过，理解日本自相矛盾政策的线索在于其台下的动作。真实的情况是，日本已经储备了大量核原料和技术人员，只需要数月即可成为核武国家。 就军事力量而言，核武器可以弥补中国与美日同盟在常规装备方面的差距。除了总体威慑之外，中国核武的战略价值也在于其针对特定对手的威慑效果，当前主要的假想敌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美日同盟的常规装备仍然以较大幅度领先于中国，中国应当进一步改善和升级我们的核武库，从而使与美日同盟的军力达到平衡，预防美日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削弱它们限制解放军行动自由的能力。 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政策之后，对华的威胁显性化，这证明了中国强化核武库的正当性。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变本加厉地复活军国主义，这更是迫使中国重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灵活的核武战略能有效抵消美日同盟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并粉碎其诱使解放军打响第一枪的妄想。 当然，现在中国官方的核武政策话语并不具体言明哪些国家和地区是自己核武针对的目标，并在核武数量和质量方面示弱，这种做法的逻辑是为了削弱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宣传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它也是韬光养晦政策的惯性延续。不过，此处隐含巨大的风险，即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容易误判中国的核武力量，判定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不足，从而让美国决策者萌生凭借其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先发制人的冲动。 因此，中国不得不树立可信核大国的形象。日本现在的判断是，中国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美日同盟拥有常规武装力量的优势，而且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市场，所以挑衅和羞辱中国人民不会受到惩罚。近期东亚的变局，促使中国扩大核武库，提升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既要能对日饱和攻击，又要能打击美国主要大都会，从而增加中国外交的可信度，如此我们才能抗衡美国的霸权，确保在中日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完全有能力负担批量核武器战备值班，使核武威慑不只是停留于外交辞令。基本的数量要求是，在我们遭到敌方第一次核攻击后，或者我方的核基地遭到敌方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后，中国的核武储备还能摧毁美日两国。 面临美国发达的导弹防御网，如果中国的核武威慑要建立可信度，我们须推进核武现代化，开发先进技术，包括快速机动发射、固体火箭推进、模块化组装、综合化控制、机动变轨、多弹头分导、弹体小型化、发射便捷化等能力。我国已有多种型号的战术、战役和战略导弹，包括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有多样化的投掷技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提高了我国核武的突防和生存能力。不过，中国还要进一步强化“三位一体”的核武器发射模式，不仅要巩固陆基发射能力，包括地下井式发射、公路机动发射、铁路机动发射等，还要重点弥补空基和海基发射的短板。东风31A洲际导弹部署成军、轰-6K战略轰炸机批量服役、配备巨浪-2的094战略核潜艇即将远海巡航，使得我国核武装备加速看齐美军，但若要废掉美国的导弹防御网，中国在技术方面还存有升级空间。就眼下中美博弈的现状来看，解放军尽快取得卫星攻击、网络攻击、隐形战略轰炸机、第四代战略核潜艇的实战能力，恐怕是最精彩的回击手法。 说到底，目前的东亚变局主要是美国独占日本的恶果。二战后期，日本皇室和资本阶层害怕苏联在占领区建立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决定接受美国的占领要求。广岛和长崎被核武攻击只是日本向美军投降的表层原因。美国在投掷核武后，迅速单独占领日本，对其后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此举一度牢牢锁死了解放军走向太平洋的门户。这样的历史模式使得东亚战后体制与欧洲迥然不同，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基本上失去对日本的制约能力，而为日本拟定了和平宪法的美国现在又有意为日本军备松绑，如无重大转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恐乃大势所趋，东亚变局已难于挽回。美日同盟正变成中国崛起的最大绊脚石。 东亚地缘政治的变迁将推动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建立防日统一战线。中国、俄罗斯、韩国都与日本有领土纠纷，可以联手重申战胜国和正义国家的权力。要求反人类的法西斯侵略国家割让领土，缴纳战争赔款，就像让刑事犯得到应有惩罚一样，是合理而又合法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战败国却霸占着战胜方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理由支持俄罗斯合法占有南千岛群岛，并落实鼓励琉球独立的计划。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国以核武器开启了二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如今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另一些国家又借重核武器来维护这种秩序，而针对的目标都是日本。...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08-26 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水军首领”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及其团体成员被捕引发网民热议。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必须是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 据报道，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以下简称尔玛公司），抓获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两名成员。 秦杨两人的名字说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操作的一些网络事件可是家喻户晓。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他们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编造月薪不到十元的雷锋花费90元置办皮衣等高档行头。他们大量使用淫秽手段、色情包装来炒作那些希望成名的女孩，推出“中国第一无底线”暴露车模、“干爹为其砸重金炫富”的模特等，还删帖、查IP替人消灾，获利颇丰。 笔者观察到，这一新闻的跟贴有近三分之一叫好，声称早就应该如此，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留言“存疑”，认为这又是一起“秋后算账”、“打击报复”，甚至认为这是收紧网络控制的前兆，更有个别读者把这条新闻本身定为“造谣”。可见，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能量是有一定互联网基础的。 笔者赞同第一个三分之一的读者意见，认为对秦火火之类的网络造谣者与幕后推手重视不够，抓得太晚。只要是上网的人，对这些事件都有所耳闻。同网络上个别不了解情况而盲目转发的网民与大 V 不同，他们俩开办网络水军公司，专门以造谣传谣为业，被网民称为“水军首领”、“谣翻中国”。他们两人这些网络炒作早就超出了商业范围，已经严重损害了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利益，可为什么等到以上这类事件已被他们“炒熟”，种下恶果，相关部门都迟迟没有介入？ 笔者认为，这与互联网是一个全新领域，相关立法与操作不健全有关。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的管理找不到依据，又担心网民“群起而攻之”，结果畏首畏尾，容忍一些犯罪与歪风滋长，一些在现实生活里明显的犯罪行为，到了网上反而大行其道。 8月10日，央视与网络名人齐聚央视新址演播厅，大家一致认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在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网络炒作中，一些网络名人与大V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他们的“水军”，大量转发这两人蓄意编造的谣言。 但笔者认为，由央视与网络名人商定底线，并不能成为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长久办法必须依靠法律。应该从快制定规管网络的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只有这样，一些明显有违逻辑有背常识的网络谣言，才不会大行其道。 那些对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者不太能理解的网友必须明白，一个老鼠坏一锅汤，一些急于出名、要赚快钱和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容易、偏听偏信的特点来散布谣言，造成恶果，受损害的是整个网络的诚信，受害的是大量被蒙骗的网友。只有依法严格管理网络，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有利商业，也便于公民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12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 （此文发表于2013年8月8日《环球时报》）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7-29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 7月25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与越南自1995年建交以来两国最高领导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也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越南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下，此次访问是否会影响一些战略反应，受到各方关注。其实，每一次美越高层交往，都会引起一大批中国专家学者的大惊小怪，发出类似“美越”结盟遏制中国的警告。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越南同美国的交往，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越南对于美国来说，始终停留在那场战争上，而那场战争带来的反思改变了一代美国人，也改变了美国外交路线，甚至影响到它的价值观。 一位越战时期担任越南战区副总司令的美国人曾对笔者说，他很遗憾那场战争给越南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当然他更遗憾的是，那场战争并没有能够帮助越南人获得解放，让他们之后遭受了更大的“灾难”。这种遗憾，恐怕至今越南执政者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吧。 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出访河内时曾公开称赞越南“正在发生非凡的变革”。笔者猜测，这话听在越南执政者耳中，肯定五味杂陈：非凡的变革是确定无疑的，但越南执政者期望的变革目标同希拉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吗？会不会南辕北辙，一个希望巩固执政基础，一个盼望尽快发生“颜色革命”呢？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所以，那些胆战心惊预测越南同美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遏制甚至对抗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省省了。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先例：1972年，仇恨社会主义的尼克松与基辛格收起意识形态差异，跨过太平洋，同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言和。中美两国一致对付当时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苏联。美国会否故伎重演，同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前嫌，共同遏制、对抗这个国家北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可惜，当下之越南非昔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更非当年之苏联。地缘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并不是百试百灵。 冷战时代，越南凭借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军港，一度成为超级大国争相取悦的小国，也因此尝到了穿梭于大国之间的甜头。如今南海风云再起，美国重返亚洲，越南会不会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越南必须意识到，冷战早成历史，以目前越南这种国力与实力，玩什么大国平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25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媒体报道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后，准备经过古巴与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避难，但从俄国起飞的飞机上，斯诺登的座位是空的。CNN 报道，斯诺登已经成为世界的“麻烦”，牵动了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关系。虽然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说正考虑让斯诺登避难，但美国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有足够的杠杆对付厄瓜多尔，最终可能会让这个小国屈服美国的压力而遣返斯诺登。 斯诺登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加州的庄园举行非正式峰会，散步私聊，决定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一起努力不到一个星期，斯诺登的“叛逃”把世人的记忆拉回到“冷战”时期。在当时那种“旧型”大国关系中，美苏之间的间谍“叛逃”几乎比两国之间航班还频繁。然而，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那时斯诺登会是英雄，但现在他是多国的“烫手山芋”，中国不会接他到北京，俄国也不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允许斯诺登登机离开，竟然招来美国的严重抗议，正在新德里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中国和俄国（放斯诺登离境而不是遣返他回美国）“必然影响美俄、美中关系”。他说，斯诺登显然犯了法，叛了国。 中国的做法合理合法，美国的抗议流露美国一贯的霸道。斯诺登也许犯了“叛国罪”，但那是美国的法律，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区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有自己的法律，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有自己的法律与做法，美国不应也不能指手画脚。 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上几乎是全力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斯诺登透露出的秘密对美国政府在美国人中的信誉造成损害，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也大打折扣。过去半年，美国对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电脑的指控不停加码，中方保持了非常理智的克制，迄今为止，中方对美国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也是黑客的受害者”。即便在斯诺登透露出美国多次侵入中国网络，例如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在外媒记者问到此事时才回应，中国表示强烈关注。 相比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美国政府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非常低调。但对于美国的态度，中方也应该注意，不应该让他们利用斯诺登违犯美国法律这事，来掩盖斯诺登暴露出的美国情报机关一直侵入中国电脑的事实。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犯了法，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就斯诺登事件来说，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的界限。互联网发源于美国，至今还主要掌控在美国之手，美国也是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情报机构掌握的尖端技术，恐怕可以无处不在，任意窃取它国互联网用户信息与资料，在这种情况，“技不如人”的各国，反而会被美国指责为“支持黑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造成这一不公平的原因是同现实世界分不开的，现实世界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国独大，几乎成为唯一支配当今世界格局的力量，长久以来，造成了美国的自大与自傲。但现实世界中毕竟还有多极力量存在，还有长期形成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这种机构。可是互联网世界里？目前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政与若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笔者认为，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共同处理互联网黑客的庄园会晤，可以成为在互联网世界建立秩序、法规的开端。技术上的弱国必须受到保护，强大如美国的必须受到限制。 斯诺登是否“叛国”由美国的法律决定，但美国人是否在互联网上越过“国界”，而对它国包括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入，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借这一事件促进建立互联网世界的“国际法”与行为规则，建立互联网世界的秩序。而未来，如何彻底解决互联网公管问题，即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互联网的将来在于由联合国或新的国际组织来共管，问题是美国会交出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吗？ 在两国领导人的庄园之约中，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成立两国共同小组，对互联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斯诺登事件后，这一工作不应该受到影响，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加大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6-10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习奥庄园会是中美大国外交的转折点。在庄园休闲的环境中接待外国元首，是美国给予西方大国或亲密盟友的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强庄园会，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零和的大国格局在太平洋两岸形成，是彰显“浩瀚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姿态。 习奥“庄园会”，不仅有助于构建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有助于破解亚太区域复杂的利益纠葛及地缘上的结构性矛盾。有媒体认为，习奥会让韩国乐观、日本紧张，这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东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即中美新型关系让中韩互疑减少，同时彰显日本在东北亚被边缘化而滋生的焦虑心态。习奥会也倒逼朝鲜从一意孤行的莽撞转为主动示和的理性，虽然离朝鲜弃核还有慢慢长路要走，毕竟朝核危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三国绝非访美前的顺访，而是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首先，中国和拉美各国（包括拉美三国）并非盟国关系，而中国在拉美没有政治目的和地缘觊觎，拉美国家对中国没有猜忌，因此双方关系才会像习近平主席评价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次，中国的发展成果对拉美各国具有吸引力，对再次走上发展快速道路的拉美各国，突破昔日的发展困境具有借鉴意义。最后，两年前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是互补式的“强强联合”，目前中国和“拉共体”经济发展速度超越疲态的美欧日。未来5年，中拉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拉贸易发展空间广阔。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突破，也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性战略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再平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06-10 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既非北京或华盛顿，亦非世界瞩目的多边峰会，中美新元首初次会晤就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地于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外界对这场会晤给予极高期待，从会谈时机、会晤形式以及交谈议题等多方面加以预测和解读，特别是对“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各式各样的诠释。依笔者之见，“新型大国关系”可用人们熟悉的“沙漏”结构来形容。 中美关系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更超越双边范畴，几乎涵盖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而且早已不受时空限制，不因地理相隔抑或时区相异而影响彼此合作需求，如同“沙漏”的两端紧密相连一般，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天候”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两个主导性大国在任何一个时空结点上承担起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场习奥会恰逢其时，中国领导人上任数年后才访美的先例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显已不再适用。 四年前奥巴马上任不足三个月，首场胡奥会于英国伦敦G20峰会期间上演，奠定“积极、合作、全面”的两国关系基调，并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共识。加州此晤无疑是伦敦会晤的升级，轻装简行、省却繁文缛节，对于见惯中美气势恢宏外交场面的观察家们而言，实在非比寻常。形式如此不拘一格，追求的是深度会谈的实质，这让各界对此次习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尤其迫切希望揣摩“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从战略上看，元首互信是中美整体互信的基点，元首共识是两国全方位后续合作的基石，元首往来推动两国各层级交流协作次第展开。“新型大国关系”便是从战略上达致建立元首互信、促进元首共识、疏通元首往来这一效果的一味良方，也是从战术上促使两国在各项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不断拓展合作范畴和领域，任何一次元首峰会都演变成“议题竞争”的舞台，从安全到经济、从文化到环境、从人权到科技，各种议题无所不含。此次习奥会，台湾、汇率、人权、贸易等问题继续成为谈判桌上的保留项目，而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等成为此次会晤焦点。同样犹如“沙漏”结构，中美巨大的议题网络，需要通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将最紧迫、优先级最高的议题置于核心位置优先讨论，两国元首峰会恰恰起到这一效果。元首达成基本共识后，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方有空间和授权就广阔话题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对话体系逐级推进合作。尽管每一次元首峰会所能谈及的问题有限，达成的共识深度亦难免有所保留，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同“沙漏”可以反复颠倒一样，习奥会在未来四年间必然大量上演，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累积互信，深化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