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袁小靓 2016-12-30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最具标志性和历史性意义的成果，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建立既是基于历史经验，也出于形势所需甚至形势所迫。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证明，每到危急关头，只有出现一个目标明确的坚定领导核心，中共的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反之，当中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时，则会问题百出，频生危局。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带领共产党取得了政权，逐步建立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邓小平时代，邓公作为第二代核心为中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邓公及其继任者领导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中共重要文件中第一次论述了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邓小平在晚年总结中共领导核心时候说了一段肺腑之言：“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现实的需要如果说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么，现实的答案就更加明显：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难的反腐局面，以及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转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和中华民族很可能再次陷入混乱无序、莫衷一是的境况，颠覆性的错误随时发生。这不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愿意看到的。党的十六大后，治党“宽松软”、治国“虚乱散”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党内出现“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就是因为党中央和全党缺少“领导核心”所致。三年前，在中共的领导体制面临挑战、国家发展遭遇危机、社会进步受到一定阻扰的时候，习近平勇挑重担。三年来，他领导新一届班子，严惩腐败，加强党的领导，确立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与方向，深得民心、党心和军心。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不但能够确保过往取得的一切成绩，还可以确保未来发展顺利，国家不走弯路，人民不会迷茫，军队所向无敌。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核心，其地位的牢固确立，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层赢得了绝大多数民心、军心、党心的拥护，我们还必须看到，海内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在观望，在彷徨，在质疑，甚至会随时跳出来捣乱，妄图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的投机分子虎视眈眈，妄图分裂中国的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回击就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取得更大的成绩，沿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认真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当之无愧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但任何核心的确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作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并依据国情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取得了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成效显著，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这一切都与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王岐山语）分不开。四年来的实践为习近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自然而然地把习近平推向中共核心地位。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水到渠成地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的重任落在习近平的肩膀上。民族、国家和中共的中兴重任落在习近平身上。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恰逢其时的历史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对党的忠诚、个人品德、人生履历，还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巨大贡献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未来的历史将会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给出最终的评判。我们已经选择正确的目标、方向与道路，前途也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不会太平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国际国内各种阻扰中国发展、阻扰中共领导的势力还会以各种方式显露他们的存在与不甘心，只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12-28 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将其价格迅速推高。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 进入新世纪后，市场流动性管理和房地产价格不时搅动大陆经济金融的敏感神经。房地产和金融是两个紧密关联的产业，外溢效应强大，涉及经济整体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大陆金融体系功能尚未完全成熟，房地产市场治理长期由地方主导，相机调控成为地方在复杂利益环境中深度介入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中央需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加强协同创新，这样才能构建理性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流动性管控难题大陆在工业化中期加入WTO，作为世界工厂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蓄资金和外汇储备拥有国。重积累和投资，轻收入分配和境内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边际投资收益率进入零值临界拐点，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天量的流动性在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境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当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时，房地产价格被迅速推高。近年来，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经济体量相比略显不足，间接融资仍占据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导致社会融资杠杆率持续上升。在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市场上风险低、收益高的资产严重短缺，即流动性面临“资产荒”。股市、债市流出的资金和境内外其它流动性一致“理性”地流向具有保值和阶段性升值预期的房地产。土地的资本化是大陆近十多年来的自发性创新之一，它为工业化进程、城乡生活水平提升创造了新条件，但经济金融发展根基主要定位于土地资源，如不加以结构性改革，未来结构性风险在所难免。房市频繁发作“疯牛”，根源之一是部分投资性需求不断累加杠杆，之二是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批租具有增值预期的土地，为发行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的市政债券提供信用抵押。这种短期化的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不具可持续性。聚焦房地产引致的金融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治理，国际上最佳的实践是区域甚至全国一盘棋，从民生建设和市场总体治理的高度，统一出台法律规则，再允许地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微调。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压力下采取了限购限贷措施，但政策出台时机、力度和密度需要把控，确保不会矫枉过正而出现踩踏效应，避免将潜在投资者驱赶到境内外其它地区。房地产价格波幅过大、过于频繁给金融部门提出巨大挑战。金融部门应主动放弃投机性和部分多次投资性房地产融资的短期收益，针对将出现的周期拐点，利用金融专门知识引导经济主体去杠杆，从非理性交易向理性投资转移，将手持的流动性用于消费或投资于实体经济。目前金融部门成为事实上的房地产抵押权最大持有者，系统性风险过于集中。其中，银行又是最大的融资供应商和抵押权人，有必要提前做好抵押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应急预案，放弃存款再保险和获得政府救助的幻想，利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缓释工具，为抵押品安装保险杠式的财务稳定器。大陆拥有全球独一无二、自成体系、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管控房地产所致金融风险的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由此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现正从经济金融大国向强国目标迈进。中国无意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向发达经济体的结构靠拢，成为其主导的产业价值链环节。中国正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为资金流动增加新的渠道，从而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城市化也没有简单套用境外先进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努力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国不可放弃具有经济护城河功能的实体产业竞争能力。改变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任由股市、房市暴涨暴跌，只会导致社会灾难。房地产市场理性吸纳流动性各自为政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诸侯经济和区域、全国经济没有实现一体化，是中国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出现的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现象。地方治理出发点不可能站在全国一体化的市场治理高度，从购房入户到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投融资方面政出多门，出尔反尔，发展到如今的简单粗暴，与中央统一税制改革进行博弈，可能诱发区域性市场风险并蔓延到其它地区，最终将与通过调控促进区域性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全国“一盘棋”治理并非否定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合理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地方政府需要负担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陆的信用体系建立于土地信用基础上，大部分社会融资基于不动产信用是经济主体在市场博弈中的共同选择。在地方预算约束日益硬化、减政放权改革后财税权利向中央适当集中的过程中，土地财政为地方经济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试点改革一样，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显著改变历史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大陆股市吸纳流动性能力有限，而控制政府部门杠杆和压缩企业部门杠杆，使得债券发行规模增长放缓。只要实体部门降低了杠杆率，政府部门杠杆率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自然下降。这样，吸纳市场流动性的资金池建设仍然需要理性繁荣的房地产。房地产既有消费必需商品属性，又有金融投资品属性，且其市场规模体量巨大，完全可以吸纳大部分冗余的流动性，在作为海绵的同时可发挥湿地的净化功能。创新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供给中国需要尽快创新土地和住宅供给和管理制度，不能再让房地产成为地方与中央频繁博弈的场所。逐步根除经营城市资产负债表、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依赖土地财政维系地方地位、维持地方运转的痼疾，禁止地方政府将市民缴纳的税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混同，加大力度惩处房地产领域非法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增加土地供应是重中之重。当前需要加快城乡宅基地、农村耕地和林地确权进度，允许城乡宅基地流转；激励远离城市的地区绿化荒地，增加林地；在维护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垦荒地成耕地，释放城市周边的耕地、林地为建设用地；重点建设大都市圈周边的卫星城镇，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功能，而非全面开花建设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改革招拍挂制度，建设规范和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大市场。大陆土地批租借鉴了香港土地拍卖的做法，有利于地方取得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然而，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金砖国家或类似发展中经济体，土地交易都主要通过市场完成，政府只充当市场秩序的守夜人。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离岸式城市经济体土地拍卖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幅员广阔、又需要统一市场秩序的大型复杂经济体。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区域性或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比如从长三角或珠三角开始试点，将各地可交易大大小小的土地放在统一的电子化平台上，形成批发与零售并存、库存充裕、连续交易的超级大市场，从而有效平抑地价，降低非理性暴涨暴跌的概率。完善房地产金融服务供给，引导社会流动性形成长期资本。城乡房地产兼具金融信用功能，可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理性投融资的资产载体，但房地产投融资活动的短期化不利于长期资本形成。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转化，重点在于规范带有影子银行属性的金融与保险理财产品、打击境内外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扩大可抵押融资、可资本化入股的土地范围，配合土地流转，提供过桥性质的融资，包括夹层基金、并购贷款等；发展普惠的消费金融，提升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资本的效率，引导具有支付能力的城乡居民购置兼具居住和保值增值功能的城乡房地产；创新风险缓释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减少对土地抵押的依赖，但治本的策略应根植于社会诚信水平、金融部门风险经管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新政策出台应着眼于逐步让土地财政退出历程舞台。配合事权改革，减政放权，改革房地产相关税制，逐步将土地批租收入、相关交易税费、不动产增值税费等纳入统一透明的税制轨道，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住宅消费成本。在收入分配方面，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适当动用外储补充社会保险资金池。土地财政实质上为隐性税收制度，房地产业由地方主导分散治理不利于全国经济一体化，容易造成、拉大地区与居民之间新的贫富差距。统一有效的税制有助于缓解和熨平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建议研究改革与房地产交易及持有相关的税种，增设遗产税；改革地方债券和市政债券发行制度，有步骤地放弃地方土地隐性担保潜规则，改为国际通行的未来税收抵押方式；将中央主导创新的PPP发展成有效替代以土地为信用担保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行部分消费性住宅按揭月供、租房费用抵扣应纳税收入总额；对投机行为和多次投资行为加收托宾税或特别税、空置税，对豪宅、容积率低的房屋加征消费税。分流庞大的外储也是重要配套举措。调整境内外贸易结构、加大境内外投资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度可有效分流外汇库存，为冗余的流动性找到有序的流动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后将逐步成为国际储备的重要货币，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陆被动向美国提供透支消费和全球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有计划和步骤地缩减外储，破除贸易和资本平衡基础上追求盈余的传统观念，加大知识产权、技术装备进口力度，容忍经常性贸易、资本项目适当出现逆差；结合加入SDR进度，适当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允许提前偿付没有投资效益的外资，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并引导民间对内对外加大直接投资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6-12-28 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监察机关”新鲜亮相。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由此，一个不同于既有的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人民检察的反腐败大构架初显轮廓。重大政治决定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中共中央和新一代领导核心以高度政治使命感，决心探索一条适合国情、党情的“反贪腐渎职”道路，设立“监察机关”，试点“监察委员会”。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逐步建立、健全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确立一套相应的宪法、法律体系，创设一套完整的组织、人事体制和反贪腐反渎职运作机制，构筑一套保障“监察机关”自身廉洁、公信和权威的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落到实处。设立“监察机关”，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聚焦”，“三个全面”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找到治本的反腐之策，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就是要推动党内监督和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监督相结合，使依规、依法治党和依法、以德治国相统一，以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使中共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久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巩固、拓展和深化中共的执政基础。政治改革新谋略设立“监察机关”是重大政治改革举措。与“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并提的“监察机关”，将是由“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家机关，是未来国家机构中的新成员，它把现在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检察院反贪腐反渎职等职权结合、集中起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党政合署”、深度整合的“新国家机关”。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设立“监察机关”，就会实质性改革现行党的纪检体制、行政监察体制和检察机关反贪腐反渎职体制，甚至改革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体制，重新架构国家监察权力和监察组织体制，“监察权”成为一项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权力，一项覆盖所有公权力行使者的权力。这个“监察权”还是监督共产党和共产党实现自我监督的一种国家权力，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的重要保障。这样的“监察机关”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它在不改变现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权力架构，部分改变了现有行政权和司法权格局，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新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改革上迈出的巨大步伐。法治化反腐的新体制目前，“监察机关”以及刚开始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法、程序法和具体权项的法律根据方面，还不充分健全，但是，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按照法治思路对“监察机关”进行决策。《试点方案》不仅强调了“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的目标，而且明确指出：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王岐山讲得十分明确，“监察委员会”试点省市要为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基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自始就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谋划改革监察制度、设立“监察机关”，将来的“监察机关”是一个有法可依、依法用权、违法担责的国家机关，它的组织和制度设计，反腐败资源的整合，监察范围的扩大，监察手段的充实和革新，都要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和规范。“监察机关”行使强大监察权，但不允许出现置自身于法外、不受法律制约的局面。为了达成法治化目标，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应当修订《宪法》，增加关于“监察机关”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国家监察法”（废止《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组织、权力、人员资格（不低于司法人员的资格要求）、监察对象和范围、监察执法和调查（侦查）程序、法律责任和其它事项；需要修订《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修改涉及纪检的部分党规。这些工作将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初步完成后陆续推进或完成。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坚决周密地试”中共中央部署试点“监察委员会”，有明确的政治要求。第一，思想认识要到位。试点地区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改革过程中，促成人员融合，实现工作流程磨合、衔接，确保相关人员思想不乱，工作不断，各方面队伍不散；第二，试点责任明确。试点省市的党委担负主体责任，一把手要负总责，纪委要负专责；第三，试点方法务实，试点内容明确。试点省市领导要联系本地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在组织和制度上创新，整合反腐资源，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第四，作为试点任务和目标中的一部分，试点省市要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为在全国设立“监察机关”、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和修改宪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和制度基础，让人民群众对“监察委员会”的运行和成效感到满意。正如王岐山对试点三省市的领导所说，“监察委员会”在北京、山西、浙江先行先试，既充分体现了中央的信任，又是对他们的鞭策和考验，考验的是“四个意识”和担当精神。参加试点的地方党政领导，要有一股劲，坚决、周密地搞好试点，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改革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法定名称值得重视“监察机关”的法定名称兹事体大。目前，媒体广泛使用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正式名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使用的是“监察机关”，《试点方案》用的是“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的正式、法定名称还须深入讨论。现在看来，未来的国家监察机关可能命名为“监察委员会”。不过，除各级“人大”和乡镇政府外，考虑到现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府两院”），那么，将来“监察机关”的名称，更为适当的是统一为“监察院”，即中央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院”（中央国家机关为“人大＋四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设“X省（市、自治区）、X市（地区、州、盟）、X县（区、旗）监察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为“人大＋一府三院”）。在书写、阅读以及国家机关命名方式统一性方面，“监察院”比“监察委员会”更好。应当设置在地市级以上按照现在的思路，将来的“监察机关”可能会设到县一级。现在的人大、政府设到了乡镇一级，检察院和法院设到了县一级，如果“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那么，哪一级人大有权产生“监察机关”，就需要在政治作出决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有改革创新精神，要考虑到“监察机关”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对待“监察机关”的级别、地位和权威性问题，因此，可以摆脱先前设立地方各级人大、政府、检察院和法院的思路，一开始就把“监察机关”的设立定位在较高层次，例如，全国只在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或者，最低也只在地市这一级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在直辖市设立若干“监察分院（监察委员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浩志 2016-12-23 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 楼市轮回不断再现2015年底，以深圳、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再次启动暴涨模式，两地同时出台调控政策降温；之后没多久，南京、苏州、合肥、厦门四个所谓的“二线四小龙”又跳进舞台中心承接涨势；紧接着杭州、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跟进，然后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再次爆发性普涨。于是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普遍重启楼市调控。楼市进入12年内的第四次轮回，每次相隔时间刚好三年，规律极为明显。本次行情始于中央提出的“去库存”目标，然后各地出台了一大批刺激楼市的政策，导致各类资金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然而，今天的结果并非全部是政府新的工作方针所致，其内因是多方面的。资金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创新低，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虽然GDP增速在2016年基本维持在6.7%，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绝大多数行业的盈利状况在不断下滑。在企业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一方面，企业主收回来的钱不敢再投入到新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投资年回报率已经下降到一个极低水平。再有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美梦”破灭，大批2015年被热炒的创新行业纷纷达不到市场预期。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人都没有积极性把钱投到回报极低甚至亏损的传统行业里，也不敢投入前景极度模糊的创新创业领域。在实体经济整体低迷、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创新行业前途模糊的情况下，房地产相对而言就显得一枝独秀。2015年房地产上市企业的行业业绩成为一道相对靓丽的风景线。随着市场认识的逐步提高，房子除了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其资产属性也被广泛认可，其保值、增值功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其使用功能的属性。于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基金公司把钱借给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多的中产选择购房为财富保值。因此，房企的资金来源更广，融资成本更低，拿地便更大胆了，在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地价被一再地推高。对购房者而言，也因为有更低的首付，更便利的借贷，更便宜的贷款利息，从而选择更激进的购房策略。无论是初次置业者还是改善型买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天量信贷杠杆托起房产价格随着多轮降息，2016年中国的存款利息降至年息1.5%，历史最低。除此以外再配合多轮降准，货币政策宽松周期的威力逐步体现。和上两轮宽松货币周期一样，本轮双降源于经济不景气，因为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资金。几轮双降之后造成的结果也大致相同，首先引发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其次是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越来越少，接下来就是调控地产后资金将被迫流入大蒜等生活消费品领域。双降影响的是全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又出台了更多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包括住房首付比例的降低、首套房认定的放松、公积金贷款的优惠政策等等。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也让各类购房需求积极入市。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增信贷中超过一半来自个人房贷业务。这个现象，往好的方向理解，就是“房地产稳住了经济增长”；往不好的方向理解，那就变成了“地产绑架了经济，信贷助推了本轮楼市热潮”。如果单纯从楼市角度看，要是把“宽松货币”这个水龙头关掉，那也就关掉了楼价上涨的助推器，楼价调控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拿高房价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相比，则房价问题就显得太次要了。因为高房价影响的仅仅是无房又计划购房的群体，而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是社会全体，意味着整体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受阻、社会安定局面的不确定性等等。地方政府需要保增长贸易、投资、内需三驾马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再次双降，由于滞后效应，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尚未产生对外贸易方面的突破。投资是最易控制的，但国进民退导致的国强民弱，政府新增投资项目的亏损不断，地方债务危机不断爆发，使政府投资策略越来越备受质疑。各界都知道拉动内需是最应该采取的办法，也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内需存在升级的需要。房地产不但符合内需的要求，甚至也符合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于是各地便高举旗帜推动楼市。以广东为例，3月初出台供给侧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楼市去库存方案，不但强调鼓励初次置业需求，还强调了改善型需求及其它需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房地产行业本身涉及金额巨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极长，所以影响面也极广。从前期开发阶段的钢筋、水泥等各类建材，到后期使用阶段的家具、电器等等，涉及诸多产业。只要房产开发开始，多个产业需求就会被一并拉动；只要购房一完成，多项家庭消费也会被启动。因此，对于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拉动GDP是最有效、最快捷、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地方主政者岂会弃之不用？除了拉动经济，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是积极、巨大的。一方面，房地产从开发到交易在诸多领域都带来多项税收，另一方面，金额之巨大自然也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这个制度的设计，使得各地方从根本上就希望土地卖得更贵。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0-60%，没有土地出让金，可能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将陷于瘫痪。在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在地方投资拉动经济需求如此强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让土地更加值钱。于是新城新区规划在各地纷纷诞生，通过高大上的规划提升片区的土地价值，从而吸引开发商高价拿地。更有不少地方的土地供应像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地推出，故意造成一地多个开发商哄抢的僧多粥少的局面。高价土地又助推房价走高，房价走高又反过来推高地价上涨预期。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开启，并以无法停止脚步的态势往前滚动发展。调控必须坚持“分城施策”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除了管理层的主观意愿以外，经济根源的深层次原因不改变，哪怕政策采取收紧打压，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也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一线城市：保障低产阶层，吸纳优秀人才。经济发达的几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配套更完善，财富积聚效应更明显，于是刚需持续增长，投资需求也持续看好，就像过去十几年一样，三轮调控只让房价增长稍微停步，稍加时日便会重拾升势，每次的顶部都会高于上次，每次的底部也将高于上一轮。所以，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保障房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要。这关乎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也关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城市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普通二线城市：分区调控，尊重市场。普通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区域应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策略进行调控，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应该采取增加土地供应、收紧银行信贷等手段，在市场不景气阶段则采用反向手段进行调控。这里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行政，在没有一线城市那种长期根本性供不应求的矛盾下，市场反应更快，资金更聪明，而行政干预往往会导致更低销量、更多衍生问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艰巨，切勿揠苗助长。至于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面临长期供应过剩问题，对于它们而言，去库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最高管理层先后提出多项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方针，希望以此消化目前的中小城镇住房。这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要避免揠苗助长。一是不应该通过行政补贴刺激需求，不市场化就意味着低效，不透明就可能引发腐败；二是不能强制农民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农民未来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二元化时代，各地域之间差距极大，所以“分城施策”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策不要被舆论所绑架，最近的一二线城市房价普涨其实也有不少正面作用。对于自有住房率已经较高的不少二线城市而言，房价上涨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毕竟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社会游资，房价涨总比游资大规模炒高生活必需品要好。更何况房地产市场的热潮既可以拉动地方经济，也可以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等。因此，政府决策层当冷静面对客观事实，把房地产引向更利于经济发展及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11-08 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从根本上说，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提到，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如果从2007年算起，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十个年头，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弱增长的局面，而更为严重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货币和市场演化路径，业界仍难以看清楚。为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反思了过去十年经济、货币和市场的运行格局，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新型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1）全球资金供需失衡，利率水平没有最低，只有更低；2）虽然低利率在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利息支出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它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弱增长格局仍将继续；3）多余的货币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美国股市大幅上涨，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低利率和负利率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分析全球和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全球低利率将持续较长时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特别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降到2016年9月初的1.6%；日本和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由正转负，其中日本从2009年底的1.3%下降到目前接近-0.03%，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2009年底的3.5%到下降到目前-0.1%左右。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例外，相较于2009年的收益率相继出现了下滑。以金砖国家为例，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滑到当前的2.7-2.8%左右。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实际利率均处于下降态势。低利率反映了资金供需失衡，资金供给持续增加，而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下降明显。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普遍放缓，资金需求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资金需求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能有效复苏，15年全球GDP实际增长3.09%；IMF今年两度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3.4%，世界银行也将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4%。从资金供给角度看，全球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且发达国家老龄化日益加深，这将提升整体储蓄水平，造成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而退休年龄并没有跟随调整，只有更多的储蓄才能满足未来的消费。此外，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也会提高消费率。2011年后，美国的宏观储蓄率上升，从2011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23%。中国的宏观储蓄率近两年来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仍处于高位（2015年储蓄率为39%，1978年至今的平均水平为42%）。全球经济增长偏弱市场利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为了平衡资金的供需，让经济增长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利率仍需要进一步下调。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顺应这一要求迅速下调了政策利率水平。虽然美联储去年12月率先加息，但今年以来，其未来继续加息的步伐显著放缓。即使美联储加息，其实际利率水平仍继续处在低位。到目前为止，全球有五大央行实施了负利率。2012年7月5日，丹麦央行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05%，目前-0.65%；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下调存款利率为-0.1%，目前-0.4%；2014年12月18日，瑞士央行将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75%，-0.25%），目前该区间在（-1.25%，-0.25%）；2015年2月12日，瑞典央行将回购利率下调至-0.1%，目前-0.5%；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对银行部分准备金设定-0.1%的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负担。比如，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日本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日本政府债务率持续上升，但其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反而下降。中国企业部门总债务高达100万亿，这两年利率下降，其每年的利息支出在下降，利息占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下降。然而，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货币政策显得无能为力。为什么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原因是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或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E数据从2011年的10%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而同期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用PPI平减）从4.7%上升到11.5%；借贷成本显著高于资本的投资回报，理性的企业不会借贷投资。从美联储计算的美国数据看，2012年中以来，美国的自然利率水平处于负值，而长期实际利率仍高于自然利率水平。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目前美国3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在0.6%左右，高于去年的自然利率-0.18%。过多货币流向虚拟经济由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不足，不少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利率水平已经非常低，扩张的货币难以促进利率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的作用消失，大量的货币流向虚拟领域。2009年后，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大幅上行，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美国股指从2009年的低点已经上涨了295%。即使在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稳定的巴西，2009年以来其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了1倍多，按照美元计价，也上涨了50%。资产价格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上，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低利率和负利率使得金融机构本身更加脆弱。一方面，低利率和负利率直接降低银行的息差收入，降低银行利润；另一方面，低利率、负利率促使银行加杠杆、配置高收益低等级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坏账等）。欧洲银行业的危机显示负利率通过多渠道威胁银行业经营，在极端事件引导下投资者对其丧失信心，股价下跌，资产进一步缩水，形成恶性循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2007年扩张到5倍后，已经开始停止增长，其相对于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全球货币边际趋紧。今年12月美国加息概率进一步上升，美元有可能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半的盘整之后重新上涨，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冲击，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平静局面可能被打破。可以这么说，全球包括中国市场的脆弱性都在上升，金融市场经不起大的风吹草动。如何走出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低利率环境下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并非无解。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要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长期增长动力；要么增加增长消费支出或者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居民消费率，并纠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1、短期政策：宽松财政。全球低利率环境反映了资金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可以利用过剩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当期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效率；财政支出的另一个方向是提高政府消费率，从而降低居民储蓄动机，降低整体储蓄水平，减少资金过剩的局面。此外，在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财政乘数扩大，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小，财政政策更容易发挥稳增长的作用。从主要国家看，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未来财政扩张空间受限。据IMF统计，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净债务占GDP比重达到70.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仅为45%。主要经济体的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0年超过100%，目前已达到249%，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9年超过100%，目前在130%左右，而欧元区虽然未超过100%的国际警戒线，但金融危机以来也显著提高，目前在90%左右。与发达国家不同，新兴市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多较低，相较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中国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很大。目前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占GDP比重大约在57%（狭义政府债务占比40%），据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空间，在经济下行、结构转型背景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其它国家不同，考虑到中国政府有巨量的资产，其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存在更多的机会。2、长期政策：结构性改革。本轮全球经济的疲弱，除了周期性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原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不过，目前全球范围内改革进程都比较缓慢。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这种下降背后的效率下滑。我们计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显示，在2007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3、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无能为力。宽松货币政策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为松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没有货币和信贷的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从国际上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改革前景来看，短期内均不太乐观，预期未来几年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的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的格局仍将持续。总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货币政策还有空间，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如果未来改革取得实际进展，则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将上升，也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6-11-08 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通过金融手段使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杭州峰会议题，并设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负责。该小组向峰会提交了《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设计出七项可选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七项措施包括：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的提出表明中国最高层全力支持并推动世界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决心。环境污染治理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WHO）9月27日有关全球空气污染的报告指出，由细颗粒物PM2.5等导致的污染正在全球蔓延，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肺癌等相关疾病，空气污染“已成为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WHO对卫星图片和地面约3,000处的观测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球92%的人口居住在PM2.5超过WHO标准的地区。WHO还计算出了各国的平均污染值，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为54微克，印度更高达62微克，远远超出WHO的10微克标准。《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环境污染仍然处于高位水平。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电磁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中国至少有1,300万至1,600万亩的耕地受到污染，约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威胁到每天食用的蔬菜，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甚至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而是一个切实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社会医疗成本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变得越来越超越国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今年9月3日，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宣布批准《巴黎协定》，翻开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新篇章。此前共有23个国家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程序，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占比很低。作为碳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入《巴黎协定》必将加快它的正式生效。虽然其它国家还在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以批准协议，但中美的行动将对参加G20杭州峰会的其它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建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环境工程追求环境污染越少越好，但是经济学追求一种优化和平衡。给定某一时期技术条件下的特定工艺水平，各种污染排放可以看成是产出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要用火力发电，要生产出钢铁，就不得不排放废气和废水。近年出现的“APEC蓝”、“G20蓝”说明，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关停。然而，难道我们不需要考虑“关停”环保方式的代价？此举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我们需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绝对的零污染，而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正确的经济政策引导。严格地说，环境问题都是由外部性引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的是某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而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正因如此，环境问题的治理也必须紧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放税。直接对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征税，让其单位排放的税率等于其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经济效率。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才是最聪明有效且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呢？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融资行动更加环境友好，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历史上，绿色金融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益性质。早在1974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保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由于很多环境治理或者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好，相关企业就需要政府税收或补贴的激励，而由于其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营利性差，普通的商业银行不愿为其提供贷款资金支持。因此，上世纪70年代德国银行的做法，实际上发挥了一种政策性银行的职能。2002年，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即国际银行业赫赫有名的“赤道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把银行的贷款审查，从传统的财务和抵押等经济指标，变得更加综合，包括了企业的碳排放、污染情况等。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把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要推广绿色金融，最大的障碍不在银行，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对目标企业进行绿色考评的机制。我们对企业的信用有成熟的考评经验，但对于其环保行为并没有对应的机制可做参考。这样一来，银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很难实施绿色金融的对应举措，因为银行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付出成本去鉴别企业的环保或者能源消耗状况。绿色金融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只是一种尝试和摸索。在我国，要想绿色金融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尽快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金融机构需要携手环保部门及能源相关部门，制定企业级别的绿色征信体系。对环保做得好或者单位产出能耗低的项目或企业，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时优先考虑。除了贷款额度的照顾之外，还可以结合政府补贴，为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除了既有的被动处罚等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引导企业主动选择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政策信号可以让社会资本的关注点转向拥有政策红利的绿色经济，有力促进业界形成绿色价值观，引导绿色投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潮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6-10-14 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中国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其中南海岛屿仲裁案最为典型。有关国家动员了国际制度来扩大影响，力图占据国际舆论和“道义”制高点。这些热点问题的产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推动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实属预料之中，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产生何种影响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洞察力、研判力和回应力。尽管在应对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不能因噎废食，畏手畏脚，更应该坚持“边干边学”，在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这样才能更快地使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战略能力更好地匹配起来，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国际问题“国内化”进一步深化在互联网时代，国际问题“国内化”出现新条件和新形式，限制了国家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也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创造了新的机遇。参与者的增加，提高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任何国际事件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发生的，参与者既有国家政府，也有各类社会主体。这不仅增加了事件解决的复杂性，也分割了国家自主行动的空间，造成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即使是实力相对弱的国家也会动员国际舆论，利用国际制度，在国际冲突中占据某种优势，对实力更强的国家进行反制。国际问题成为国内民众参与的新平台。借助互联网，国内公众在国际事件中，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结果的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全过程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跟踪事件进展，挖掘事件发生缘由，丰富了相关国际知识；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议论，形成社会讨论热点，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甚至将国际问题与国内相关问题、地方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内问题的复杂化，并增大了产生意料之外社会政治后果的可能性。尽管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之间意见的分化增加了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但是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重外来侵略屈辱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记忆往往会设置社会舆论分化的底线，使多元化的社会在国际问题上较快形成共识。当然，这种不需要动员的爱国意识也存在着蜕变为民粹主义的危险。软实力不会与硬实力同步提升在南海岛屿仲裁案上，许多评论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缺乏对外话语权上，将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种认识固然有合理性，但是各方没有看到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家综合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因素。进一步说，这种认识也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中国国家硬实力极大提升了，软实力也应该相应提升。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很容易诱发急躁心理，忙于批评对外宣传不及时、不得力，抱怨其它国家不能理解我方诚意，而不从更大的背景来查找原因。这实际上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唯心主义”。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是后者不会随之同步提升。在一些情况下，实力相对弱的国家往往可能有更强的软实力。这就是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将美国称为“纸老虎”，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获得广大第三世界支持以及西方国家许多民众的认可，拥有富有号召力的话语权。那段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最珍贵的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关系的正确判断，以及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国际正义性。硬实力的快速提升往往会给软实力提出挑战，因为观念的变化滞后于物质变化。新兴国家动摇了守成国家的地位，后者会以软实力来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捍卫自己的正统地位。新兴国家既需要通过软实力说服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信任自己，也需要以自己倡导的价值和采取的行动来显示国际格局新变化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新兴国家运用软实力的能力往往不足，容易在许多场合造成“言行不一”的假象。从这个角度理解，对外话语体系并不神秘，是一个国家解释自己国际行为合理性、说服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或认同的一套价值理念、概念判断和论证逻辑。每个国家都会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体系并不能直接转变为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权。提升对外话语权，固然需要从受众角度改进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效果，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乐于接受，同时还需要从其它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提升本国推崇的价值理念的“世界性”。中国人民恪守的价值理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二是要使本国的制度运行彰显出这些价值理念的力量，而不是相互“两层皮”，甚至相互矛盾。三是要在各个层面的国际交往中积极践行这些理念，形成对外有层次有配合的“合唱”。善于区分国际问题的优先性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导致国际问题爆炸性出现。国际联系的拓展深化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更深地卷入各类国际问题之中，经常被动地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过多的国际要求和国内期待。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应对如此繁复国际问题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认真权衡，区别优先顺序，分类解决。在优先排序中，问题的传播性、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性以及涉及国际主体的多样性是三个值得重视的标准。问题的传播性越强，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会越大，越应该给与更多的关注。当下，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传播，形成不利于中国的传播定式。这就需要决策者冷静清醒地对待西方媒体的“热炒”和歪曲评论，不要为其左右，同时也要了解西方传播规律，拓展传播渠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任何国际问题都会诱发国内反应，并与国内问题形成联动。联动性越强，越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有限，政府可以有效调控国际问题的国内影响。国内社会的态度也可以用“开放－保守”的二分法衡量。现在，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大大扩展了，超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严重。国际问题很容易与国内问题找到互动点，一些国际力量也能在国内某些群体中找到依托，从而使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具体化、物质化，增加了政府应对的难度。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提升对外战略行动的统筹性尽管中国的对外关系主体日趋多样化，对外交往渠道向多层次发展，但是对外战略始终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必须时刻重视统筹性。多样化是中国对外战略实施的新背景，今后做到统筹比实现统一更具有挑战，因为统筹不是“步调一致”、“众口一词”，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形成整体合力。首先，统筹是思想认识上的。尽管对外战略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国内建设，但就具体的对外行动而言，对外效果是首要的，不能用国内标准来衡量对外行动，也不能将对外传播与对内宣传混淆起来，人为干扰对外行动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要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筹。社会的多样化，增加了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难度。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主导者，应该主动适应新变化，通过提高对外事务的开放度，增加社会参与渠道，推动专业化智库建设等方式，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既要保护社会关心国际问题的热情，也要保持国家决策和行动的理性。第三，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更多的部门参与到对外事务之中。它们虽然熟悉国内情况，但是缺乏对外经验，并且与传统的对外部门存在着隔阂。加强部门统筹除了要继续发挥好中央有关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外，还要提高各部门的对外战略意识，增强专业化能力。第四，也要重视军政之间的统筹。军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工具。军队不能独立于国家对外战略之外，应该服从对外战略的需要。尤其要减少对争议性问题的各种“发声”，避免将外交协商谈判直接引向强硬对抗。这虽然显示了国家实力，但并没有增强国家的对外话语权和软实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6-09-23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 习总书记在7月4日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有效转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粗放型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等共性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重要基础件、关键新材料等仍大量依靠进口，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被动性。尽管今年的《财富》500强名单上，中国企业占了约五分之一席位，和美国入围企业的数量继续接近，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入围中企和美企在产业结构上明显不同，企业发展模式的差距较大。除金融行业外，中国上榜企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资源、钢铁等科技含量不高的传统行业，创新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相比较而言，美企则集中于生物制药、金融和航天等现代产业，创新势头持续强劲。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三个组成部分。从增长效益角度考量，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放缓、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因此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推动国家高端产业的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确立对西方企业的优势地位，已是迫在眉睫。国有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国企都承担着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缩小与西方先进技术差距、最终实现科技领先世界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集中了国家优质研发资源和人才，我国企业中设立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绝大多数设在国有企业，企业中的工程院院士也绝大多数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编著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2015）》，将中国创新企业分为高端制造业、能源业、电子信息业、生物业、节能环保业五大类，并各自排出企业自主创新前100强，国有企业占有率依次为80%、90%、70%、60%和50%以上，各行业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和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装备等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为中国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大幅推动中国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盈利性和公益性双重性质，盈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公益性体现为国企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企的特殊性决定其不仅具有“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一般职能，而且具有实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尤其是投资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技术研发方面，国有企业以其雄厚的人力、财力及资源调配能力，为科技创新开辟了道路。在技术创新上，国企具有其它企业所不具备的要素调配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能够承担起引领创新型驱动发展的使命，实现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为整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人才及资金支持。因此，国有企业不能单纯以利润率为衡量标准，而是更要注重其为国家的高端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包括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培育、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市场远景的探索与开发等。对于非盈利性的基础型、公益型产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完全交给非国有企业是不现实的。国企可以有效约束资本的趋利性，积极推动国企和民企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进而在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我国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劣势和受到的歧视问题也不应回避。长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企业制度文化，导致国企现有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直为外界所诟病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将国企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亏损转嫁于政府补助，使得国企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有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和资源垄断，例如，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的生产要素的特殊资格，垄断利润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等。从外部性来看，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到4%；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家安全壁垒、技术标准、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等理由排挤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保护其本国企业，使得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环境风险不断加大，严重阻碍了国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企的技术创新。上述诸问题的存在，都不应该成为否定国有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理由。在当今的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国企继续发挥资源充沛的优势，克服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的劣势，不断优化、强大自身实力，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中国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的主导作用。积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目前，很多人批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诱发企业道德风险，带来效率低下弊端，因此要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显然忽略了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很多国有企业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这些企业由于提供的产品具有外生性，即使是民营企业来担当，也必然需要国家的大量补贴。因此，仅凭软预算约束问题，就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未免太过草率。在新的历史时期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不能单纯以企业经济效率的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作用，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研发能力低以及核心技术掌握程度低等缺点，使得我国创新型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榜上寥寥无几，难以与西方大型跨国企业进行竞争。今后，我国要做强国有企业，通过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以适应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质量不高，创新动力缺乏，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不思创新，扎堆搞房地产，将资本盈利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更不是炒房赚钱，而是完成国家战略，承担科研创新的责任，包括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市场培养等，为提高我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完成中国与西方列强竞争的任务、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贡献力量。发展高端产业的国有企业，甚至可以不追求盈利，而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队伍，做高端企业的领头羊，并把这些技术和人才输送给中小企业，包括大量民营企业，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资源不充沛、核心技术开发难的缺陷。在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方面，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独有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实力和能力紧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研发的带头人。对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一向落后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高铁就是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着一种赶超式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科研项目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一般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并没有能力或动力去从事核心技术的研发，这时就需要国有企业站出来，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承担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存在高风险的核心技术研发工作。做优国有企业，需要国家动用重要力量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放开对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各种要素约束，使之成为能与西方高科技行业竞争的坚实力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09-23 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 万科股权之争持续一年多，剧情不断演化。对照经合组织Solvency II规则，万科控制权之争实质是利益之争，多数相关者存在犯规言行。万宝双方都存在的硬伤是收购者和内部管理层都想利用资管计划产品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这暴露了我国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和保险的规制、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存在明显缺陷。厘清金融保险的信用法律关系、规范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仍然任重道远。保险公司理财产品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保险与金融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保险业是主要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障的特殊信用服务行业。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业务为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及运用资金的风险补偿、投资及其收益分配，表内主营业务经营活动受到资本管理的规制，表外业务主要是代客理财，从事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受到契约和法规的制约。国际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对保险公司从事表外的长期权益性投资均有限制。保险行业与金融行业一样，一般严格限制或禁止运用负债资金投资于长期性股权。保险法律关系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和保障上，与金融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托关系在性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信用服务分类上，保险与金融是平行的，保险产品与金融产品是本质不同的信用。与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一样，保险公司跨界经营金融产品和服务，一般需要设立金融子公司或与金融公司合作（业界也称为通道）。目前的“保险理财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基金子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一样，是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金融业务的结果，与金融理财产品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在财务制度上，理财产品不是自营业务，而是表外经营、表外核算。近几年来，此类业务在中国大陆迅速膨胀，甚至超过表内主营业务规模，形成了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影子化”商业模式，即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子银行、影子保险现象。万能险和保险系资管计划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用于收购万科争议股权的资金来源主要涉及到两个“理财产品”——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此外还涉及来自银行、券商、基金、信托机构的融资和杠杆再融资。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集合的资金不是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也不属于其负债，即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和刚性兑付的法律基础。运用其集合或募集的资金投资形成的资产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按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制必须在表外核算，与表内资产负债分账管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墙。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我国保险系资管计划种类多、结构比较复杂，资金来源存在优先级、劣后级之分，对接的资产可以是货币市场和信托计划，也可以是资管计划，可以是非标资产也可以是标准化资产，专业人员需要费心才理得清头绪。从民事契约的角度看，保险系资管计划的信用关系显然不是保险关系，也不具备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带有强烈的信托关系。万能险和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投资性质投资可分为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财务性投资包括短期权益投资，主要目标不是非长期持有，而是获得财务性收入，更不是介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包括获得表决权和控制权。此事件中，保险客户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一般是短期的，而投资者真实意思和监管规则都不允许保险公司用其突破限制从事长期性权益投资，否则难以避免流动性风险、资金错配（短期资金长期运用）和资金庞氏化（发新的理财产品清偿到期产品）等问题。众所周知，财务性投资的目标是获得包括分红和权益溢价在内的收益，本质上不能用于并购或私有化上市企业。然而，事件的发展超出人们正常的规则思维，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分级资管计划，却被控制人用于收购万科股票，而且还实施杠杆再融资用于进一步收购万科股权。允许银行业投资企业股权的后果在经济发达体，银行托管的资产规模一般是其表内资产的1至10倍，银行要控制其它企业，比其它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更容易。然而，西方银行受到严格资本监管、市场纪律约束和自我约束，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中也没有发生。在德国、日本，允许银行长期持有企业股权，但银行一般不参与、不干涉企业经营，更不用说进入董事会、滥用优势表决权。在我国，银行利用自己的资本金投资法律另有规定的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存在问题，除了并购贷款，利用负债和理财资金投资企业则被严格限制。目前，多家银行持有表外理财产品的规模已超过其表内资产的规模，有的理财计划也配置了监管比例限制的股权资产，但没有出现银行行使表决权的先例。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另有规定鼓励银行债转股，届时会否出现类似“万宝之争”的剧情，答案是大概率不会出现。万科股权之争中，投入保险系资管计划的资金相当一部分为银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令银行和监管者尴尬的是银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是否合法，是否有万科的表决权？对此，现行银行理财产品的部门规章和监管政策不清晰、不明确、自相矛盾，监管与实践不一致。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规范，这将继续与其它跨界经营的金融产品和保险产品的类似问题一样成为待解的“悬案”。通过立法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从制度上反思原因，亟待创新制度和完善法律体系。金融保险监管的主要哲学是防范风险外溢和系统性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蜕变成高杠杆收购公众公司的工具，这是社会特别是监管层不愿意看到但没有及时关注到的情况。监管层有权威和责任，从公众利益、市场秩序出发，限制打着“创新”旗号的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资管计划陷入期限错配；从关注重要金融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出发，限制其代理投资行为特别是深入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从维护资产管理受人之托、稳健投资、为人谋利的本质出发，明确资管计划、资产证券化等特殊目的机构（SPV）的特殊法人地位，限制其与他人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输送利益。同时，加强制度供给，借鉴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即股东治理模式或“英美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突出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即“德日模式”，平衡好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顺应债转股的改革，规范金融保险机构股权表决行为，改革独董制度等。当然，法理分析与政策建议最终需要通过更高层级的立法才能实现。清晰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近年来，资产管理业务成为金融保险机构、基于金融科技的类金融保险企业在混业经营、产融结合趋势下争相发展的业务，但资管产品边界模糊、投融资通道丛生，亟待去影子化、去通道化，加强金融保险行业表外业务监管，防止监管真空。集合投资计划、资管计划、理财计划等尽管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具有资金份额化、集合资金、第三方管理、代理投资等集合投资基金的主要特征。既然是基金，自然也属于证券的范畴。对此，市场经济发育较充分的经济体通常将其法律关系界定为信托关系。无论是金融理财产品，还是保险理财产品都必须回归资产管理本质，其功能同样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而非弃简从繁、自娱自乐、内部空转。这需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金融保险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形成敬畏法律红线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