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元礼 2009-09-22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虽然，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设置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由国会的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推荐，由总统委任，每任两年半，目的是要使国会里有更广泛的非党派意见和言论。 李光耀曾阐释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的素质常低于行动党党员，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被称为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人士进入国会。 由于反对党议员人数太少，现实情况中为了更多地听到反对党的声音，经行动党倡议，国会中还设置了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任议员的候选人。新加坡宪法规定，如果在大选中，当选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3名，选举官将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以3名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会辩论中阐释了设置非选区议员的原因：非行动党议员和行动党议员不同，他们会把有关滥用职权、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指责直接吐露出来，而行动党议员只有在调查证实有关投诉后才会提出来。因此，反对党议员的这种做法，将更有利于消除民众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解释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 拟设“影子内阁”：希望听取不同声音 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虽使国会添加不同声音，但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仍是执政党成员，国会中的不同声音依然弱小。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吴作栋在2001年的大选前夕曾提出过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如果在2001年大选中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国会议席不超过两个，他将考虑在国会中设立“影子内阁”——“替代政策献议团”。届时，他将委任一位国会议员担任“影子内阁”的“总理”，让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以针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性政策。当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国会中提问，而是以“影子内阁”的基础运作。 此次大选结束之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正好两个。于是，吴作栋为“影子内阁”的设想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即由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人民行动论坛”。它不仅将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也必须积极深入民间和多个领域，去收集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意见，以使国会的辩论呈现多元的思考和观点。这个论坛的成员任期两年，两年后由另一组20人的行动党议员轮替，在国会上针对政策与任何课题发表尖锐的意见，甚至提出替代方案。为了方便这些行动党议员畅所欲言，他们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在国会表决时，可以投反对票。不过，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吴作栋希望“人民行动论坛”不仅在国会辩论时提出尖锐的观点和建议，还要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因为这是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国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政策论坛：普通党员的“国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2004年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按规定，该论坛成员为188名。设立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论坛，普通党员能够反映“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基层党员可以针对政策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目前，该论坛已成为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和情感沟通的纽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09-09-22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向世界宣布：“美中关系是塑造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有关中美这种互动的重要意义，广东《南方日报》早在2007年3月8日，就以通栏副标题提出了“认知美国消化美国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的说法。这是“消化美国”这个词第一次在国内主要媒体出现，让笔者切身感受到中国岭南文化的伟大。 近170年以来的岭南文化，注入了林则徐、容闳、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伟人的思想和心血，融入了他们探索、留学、救亡、启蒙、共和、革命、改革和振兴中华的思维基因。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岭南文化温暖湿润而充满生气，万象纷呈且蕴涵生机。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特性就是融合中西文化，既具有包容性，又富有新思想。岭南文化的本质是革新，是开风气之先。或许，广东香山人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团队就是中华民族最早“认知美国，消化美国”的第一代人。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何要消化美国？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消化美国(Digesting America)，所谓消化不是消灭，消化是学习，是深刻认知事物的本质，是辨清事物本质中的正面因素及负面因素。 所谓消化美国不是简单的肠胃运动，消化是理性的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在消化运动中，随之成长起来的是消化者自己，是消化者精神和消化功能的不断强大。 消化美国，以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方式，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和实践，以一种知和行结合的自我强大模式，来认知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并消化美国的发展经验。 其实，在中国人消化美国的同时，美国人也在消化中国，双方在相互消化对方的过程中，崇拜的是消化者的自身主体，而不是被消化的他身客体。 因此，消化美国，是精细选择性的吸收和剔除。在欧美的一代华人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身处消化美国的主流环境，是自身的书本知识、切身经验、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创意系统的建立者。他们全面经历了饱含汗水和艰辛的个人奋斗实践过程，将美国之客，化为自身之主。他们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观察，而是事件发生在场者的介入，也是争取己身利益的攸关方。他们是创造性的主体，在参与、吸收和消化美国的过程中，实现了智慧能量的全方位转化。 认知美国，消化美国，必须改变传统知识积累的方式，建立独特的知识系统，鼓励开拓性的认知，发现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空白，尽可能增加实践性的认知。同时，努力在研究中改进思维方式，实现认知上质的飞跃–直觉领悟。直觉性的认知，使得思想者能够不借助常规思维认知的手段，直接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与中国的“神悟”、“灵性”十分相通，得到美国物理学家苏珊?蓝道尔第五维探索和创新性思考的证实。她认为当今优秀的思想者应该“相信科学，拥抱直觉”。 充分利用旅居海外人文学者跨文化观察软件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祖慰教授也认为：旅居在海外的“人文学者或者是文学家，他们的观察‘软件’非常独特，既有祖国带去的文化观察软件，又有长期在侨居国获得的文化观察软件，而且组合成了像基因那样的双螺旋构成。” 这种双重思维观察软件，也可以称为跨文化观察软件，它不仅存在于人文学者，也存在于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可能在人文学者的思考中比较显著，他们在政治人文现象的对比中思考。在具体的项目和案例研究中，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以现代科学逻辑和推理思考，但是他们整体的科学、经济思想文化风貌，行事风格以及待人接物，离不开这种双重思维软件的运作。 双重思维软件，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思维交混融合的思维方式，不是剪刀榔头，分开使用，而是对两种文化的缺弊都有所弥补，在思维中，发生交融互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在不断接触、吸收和消化美国的思维过程中，双重思维软件能够使得思想者对原来的中华文化产生的惰性有某种程度的警惕意识，例如，对于Aggressiveness（侵略性、进取性）的理解。这个词的主要辞义是侵略性，而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认知，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这样一个英文的褒义词或者中性词，在中文意义中很多时候成了贬意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挑战性。这一词性的认知，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应该具有建设性意义。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反映民族性格的美国篮球比赛中，成功就是生存的一切，成功压倒精神胜利和道德胜利，姚明的出现和成为明星的成功，姚明作为火箭队的核心，他不仅必须在有规则的条件下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胜利，也要学会在没有规则的条件下，争取胜利。火箭助理教练谆谆教导姚明，对竞赛对手要野一点，狠一点，对自己的队员要吼叫：“浑小子，给我球！”这不仅仅是对姚明性格的改变，也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对于美利坚强势性格的学习和消化吸收，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09-09-2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当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牢固，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于冒险挑战之。但看经济霸权，其地位已出现明显的松动，主要标志是美国再也不能以帝国的心态和方式来控制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50多年，美国一直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规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使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可预见性，目的是要使美国资本在熟悉和透明的环境里安全运作，最大程度地谋取利润。 两个轨道上的星球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勃兴，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后，双边贸易纠纷日益增多，进出口不平衡持续加剧，美国试图采用针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手段予以扭转，但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自布什政府至今，华盛顿方面一直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但就是拿不出足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对策。 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其帝国机器对体制相同的中小国家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牵制和操控。即便这些国家有自主意识，但不能或不敢越出美国设定的运行轨道。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其初衷也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首先是以苛刻的条件“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然后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工具和国际多边机制，来驯服和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 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事务中，美国除了利用中国某些易受攻击的弱点获得了一些策略性让步之外，始终不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惯常的策略和手段迫其就范。个中原因多种多样，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陌生的中国现实有互斥性。 大国之间崭新的相处模式 中美两国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经济、政治和司法体制相差很大，彼此存在着不相容性。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事务上，双方可以合作，但不可能变成主从关系。美国当然可以凭借其明显的优势，在双边事务中把持主导地位，使处于弱势的中国自愿或被迫作出部分改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思路去重新塑造中国。 中国现行体制的优与劣，将来自有公论。以强国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内部自我管理的全套体制看上去百病丛生，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有捉襟见肘的后顾之忧。但是，就当前世界局势的演变看，中美两国体制的不一致性，又为备受外部歧视、易受内外夹击的这种体制提供掩护的屏障。与从里到外、通体都被“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也有委屈求全的时候，但毕竟保全了至关重要的自主意志。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指日可待。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其他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已率先峰回路转，回复高速增长之势正在蓄积。此种形势使迷信于固有发展模式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更会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稳固的立足之地。 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以美国为中心，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长期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后来居上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帝国盛衰的历史看，美国要遏制中国，阻止或减慢其追赶趋势，当属本能反应。因此，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美国还会不失时机地将之作为牵制中国的杠杆。 但是，经过最近若干年有意和无意的经营与博弈，中美两国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方既无坚定的意志、也无绝对的信心和能力去挑战或钳制对方。在大国兴衰、强权更迭的历史上，这种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接纳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现象。 兴衰转换时的“帝国心态” 决定中美新型互动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两者之间的利益交融关系。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得不寻求转型。在美国，鼓励储蓄的政策将削弱消费能力，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激发作用会降低。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将使两国互换角色，但依然是彼此依赖。 就当前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巨额金融资产，是美国维持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奥巴马政府复苏经济的目标尤其重要。中国深知这些资产面临极大风险，但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又不得不增购美元债券。中国一方面高调提倡国际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使各自的手脚被束缚，对抗的冲动也被抑制。 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近日在华盛顿得以平起平坐，举行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对话本身以及双方作出的积极姿态、发表的积极言论，都是外交形式，但对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而言，外交形式有时候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人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在和平时期把一个非盟友国家当作“风雨同舟”的伙伴，并且情愿或不情愿地放下身段，声称要与中国“共同塑造21世纪”。这些言辞的背后，虽然也有可能隐藏着其他意图，但却毫无掩饰地表露出“帝国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此起彼伏、强弱易位的大国兴衰故事。 （杜平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助理研究员 张旭东 2009-09-0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通过五轮对话（尚不包括今年7月底在华盛顿举行升格后的第一轮对话），双方达成的共识正在逐步转化为积极的成果，并不断促进两国战略和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 五轮对话的议题与成果 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2006年12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展开。其主题十分鲜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说明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意图和战略构想，以消除所谓的不确定性疑虑，而中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阐述自己的政策，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并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中美双方合作取得进展需要一定的过程，但美方希望通过首轮对话就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从首轮对话具体议题设置就可以看出。会议第三项议题关于财政、货币、卫生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第四项议题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服务业和旅游业、市场开放等问题都是美方的重点关切，也是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希望美国代表团向中国施压的重点领域。第五项议题关于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是双方关切的问题，而且从后续的几轮对话来看，该领域也是每一次对话常设的，必被列入议程的话题，同时也是双方合作意愿最强烈，成果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美国财长出任美方特别代表，美联储主席参加，而中方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都出席，说明汇率问题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 从成效上面来看，首次对话在经历了5次专题会议，讨论了11个分议题后，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诸如：中美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对首次SED，各方媒体进行了很多报道。法新社认为：此次对话美国的高规格出席体现出美国对此次对话的重视，并且有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意图和愿望。而英国的《金融时报》用“美国提高嗓门，中国不动声色”生动的描述了美国将把对话变成施压的舞台。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的与会官员希望能够缓和国内施加的巨大压力，降低各界过高的期望值，谋求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也说明美国的官员非常务实，已经意识到了一次对话或者是通过施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谋求长远的合作。日本媒体的分析则认为：美国在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引导中国，实现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平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邢悦 2009-07-17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目前，在世界大国中，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把13个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合众为一”而形成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为何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呢？因为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原则，很多州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所以美国自视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idea-state），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不是靠种族、宗教、语言、出生地来确定的，而是靠他的理念（idea）来确定的。具有了美国理念的人就是美国人。如John O’Sullivan 认为“美国人是通过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的”。 为什么选择文化角度解析美国人权外交 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体现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在其国家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就是靠美国信念而凝聚在一起而成为国家的。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形成和延续的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重要。比如，中国人即便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价值观，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生长在这块土地，都讲汉语、都有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而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文化价值观并具有较强烈且一致的文化价值观的民族。  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无论他们对具体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它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同时，美国民主政治和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民众在对外政策中所持有的信念和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环节。如，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在诸如宣战、战争拨款、对外援助等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国会议员都是民选产生，对选民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一般倾向于迎合民众的意见。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评价都很低，如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也有同样的见解，如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的狂热精神”，不理解美国文化，就很难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  离开美国的文化背景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人权外交 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人权”是美国为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如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石油而战，至少石油利益是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人宣称的民主、人权、反独裁专制只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幌子。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一本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权外交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的实质。它们对于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对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建立在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强权政治。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为了‘关心人权’、‘保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国度、最尊重人权的国家自居。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美国在国内真心实意地搞民主、人权，在国际社会就一定是借民主、人权实行霸权呢？如果推进民主、保护人权这些道义上的追求只是美国发动战争，谋求现实利益的幌子的话，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幌子来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都不需要幌子。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强国奉行“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强国侵略甚至吞并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德国的威廉二世不就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辟土地”吗？如果国家需要“幌子”使对外侵略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符合道义的话，可以使用的幌子很多，如日本对东亚国家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冠之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誉，但世界上除了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曾使用过“民主”、“人权”这样的幌子。民主、人权真的是美国的幌子吗？美国为什么要以“民主”、“人权”为幌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7-17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这些话语概念，它们都有事实和逻辑，并形成了一则则故事，最后又浓缩为讯息。但我们却也不得不了解，近代经济的话语生产者随着经济活动比重的变迁，主角早已由总体经济学家转移到了金融理财与资产管理，或者即是反映通俗经济见解的媒体这些部门。这些部门根据它们所关心的事实，建构出它们的逻辑并提出概念。它们所说的当然反映了经济的某些趋势，但是否全面则仍有待验证。 就以近年来最热的“金砖四国”这种说法为例，二零零一年九月主要投资银行“高盛”的全球市场研究部门改组，原来的主任盖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离职，原来的副手金?欧尼尔（Jim O’Neill）升任。根据金?欧尼尔自述，他在接任后苦心思虑，“要在经济知识上领先”（即要提出新概念、新口号与新的投资领域），于是遂将问题焦点从该公司一向重视的“最富裕的国家”转向到“未来最富裕的国家”。于是“金砖四国”的概念遂告形成。这个概念在二零零三年被提出后，人们的投资理财也跟着在变，不单是“金砖四国”而已，甚至整个“新兴市场”都成了金融商品的新兴领域。过去十余年，由于投机风气高涨，金融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供不应求，“金砖四国”出现后又多出了大量商品，最离谱的是当投机风潮转向到了开发中国家，甚至许多动荡国家都被鼓吹出了“超风险、超利润市场”这样的类型。我们不能否认“高盛”的“金砖四国”概念在投资业上有其独到之处。但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四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它们除了可以笼统地代表开发中国家之外，可还有更大的意义？ “金砖四国”在当今全球经济秩序里，相对于欧美，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开发中国家的代表。在攸关最大的问题，如在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以及“美元和平时代”（Pax dollarium）所造成的美元危机甚至货币危机等方面，当然有共趋的利害，这也是“金砖四国”峰会得以召开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这四国异质的程度可能更大过它们相同的程度。其中最异质的厥为俄国。俄国主要以出口油气及其他原物料为主要收入。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石油价格高涨时它平均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成长率，但当油价崩跌，它即盛况难再。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竟达负百分之九点五的程度。此外俄国自开放改革以来，即形成了“寡头体制”，政府调控也缺乏主体性，因而企业向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与俄国的外汇存底相当。俄国甚至连维持卢布稳定的能力皆嫌不足。尽管俄国有意将石油出口与美元脱钩，改持卢布计价，并和独联体成员形成卢布区，但此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也是人称“金砖四国”里的俄国，其含金量已流失，成了“破铜烂铁”。 此外，则是巴西也同样不容乐观。巴西调控能力不足，通胀一向严重，受到外国短期资金的扰乱太大，这也是它高通胀、低成长的重要原因，今年第一季成长即负百分之一点八。俄国与巴西都验证了稍早前人们认为新兴经济体会带动成长这种说法的不确。反倒是由中国、印度、印尼仍持续成长，证明了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庞大，它们本身就有足够的市场规模作为成长的保证。市场规模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支撑出全面性的产业，不至于像许多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必须进行重点的专门化出口，反倒容易在经济动荡时受害。 因此用当今的说法，乃是在全球深度衰退的此刻，中印和印尼等人口大国，它们的经济一方面与欧美等富国明显脱钩，同时也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脱钩，中印等国只能依凭自己的内需支持出本身的产业，它们的滴漏扩散效应，并不如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巨大。用稍早前中国官方的说法，那就是期待中国救世界乃是言过其实，中国救好自己，不成为世界的负担，就已不易。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可以增加少数原物料生产国的共生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全球角色则不宜夸大。 因此，“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有夸大之嫌，它把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那个景气良好，全球经济扩张时刻的四国角色做了太过乐观的评估。“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决不是砖头一块，由四国的现况看，它其实已显示出，是成为金砖或泥砖，各国本身的努力可能才是重点。 由“金砖四国”的实像与虚像并存，这时候就必须再提到最近几个月由南韩《朝鲜日报》所提出的“中台”（Chaiwan）这种说法了。这种说法自从被提出后，已成了台湾方面极力炒作的观念。 其实，近年来南韩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上不遗余力，截至二零零八年底，韩国产品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已达百分之九点九，高过台湾的百分之九点一二。但从今年以来，由于两岸关系改善，加上北京对台策略的考量，遂有一波波大陆采购团到台湾下单。就以家电业的面板为例，台湾占有率快速增加到市占率六成，南韩则由原来的五成跌到三成以下。在全球需求减少的此刻，大陆在政策上特别照顾台湾，于是“中台”这样的提法遂告出现。由于“中台”这种提法有利基，加上台湾官方也始终在ECFA（经济合作架构协议）、MOU（两岸金融监理备忘录），以及开放陆资等上面做文章，以拉抬政治支持度，当然台湾的股市及房地产界格外对此感到兴趣。它已造成了“陆资行情”下股市房市的一阵狂飙。 就眼前利益而言，台湾经济规模小，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加持，当然是个利基；其次，则是大陆国民所得虽低于台湾，但因经济规模大，它的资金量对台湾而言，一点金钱就足以形成钱潮，对低迷的股市房市发挥拉抬的作用。从这些现实面来考量，“中台”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目前的两岸关系并不正常，除了相互的疑忌继续存在，台湾还有势力庞大的台独群体。根据台湾的民意调查，工商界对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不担心的占百分之十五，而一般百姓表示担心的则达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由此已可看出台湾岛内的商人与一般人认识的南辕北辙。 因此，“中台”这种说法，在眼前会对台湾或台湾的某些人带来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但就中长期而言，这种提法的意义则并不确定： 如果两岸的这种密切交往，北京的善意被台湾体会，则两岸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那么无论采购、陆资等的投入就都值得。 如果台湾的业者不能利用这个有单可接的时刻在科技和管理水平上更加进步，而只是视接单为度难关，那么久而久之，台湾就会沦为大陆的“代工者”。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倒果为因地认为“中台”这种提法，乃是大陆在经济上将台湾收编的一种策略。当这种阴谋论出现，“中台”这种提法的负面意义就会压倒正面意义，而使两岸的疑忌更增。这也是日本有人认为“中台”观念到最后反而会有助于“日台”结盟的原因。 而更使人忧虑的，乃是陆资问题对股市房市问题的影响了。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仍然难题重重，台湾幸而有赖于“中台”这种观念的加持，股市房市遂颇兴旺。问题在于，股市的新投机将因此而出现，一旦有了波动，即会有人受到更大损失；特别是陆资投入房市，由于目前的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加上总体气氛不佳，国民平均所得已降到了五年前的水准。但房屋市场却因由陆资而持续上涨，这意味着房价与所得的差距将愈拉愈远。我们不能疏忽了，近年来伦敦由于俄国及中东大小富翁进入，房价已是全球最高。因而使得伦敦市民反俄国及中东的情绪高涨。设若台湾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两岸关系将难免受到负面影响而倒退。 也正因此，“中台”这样的说法究竟正面或负面，现在仍言之尚早。不过根据全球普遍的经验，它的负面应大过正面。这也是我认为两岸在经济互动时，必须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方向感，而后才可免于热情、善意、甚至金钱的浪费。任何观念的提出，都不必然该观念会朝它所欲的方向落实，而必须有更多复杂的配套。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佛格森（Nial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6-09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5-18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是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每一种国际货币无不以其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以其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为可靠支撑。 二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的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境外流通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人民币境外流通虽然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它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人民币境外流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如果人民币仅在中国范围内流通，就根本谈不上国际化；另一方面，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国际货币。 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必然要求。“走出去”已被确定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开放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将逐步从过去简单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并重的全球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状况也将逐渐被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改写。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更具紧迫性。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以美元为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 更为严重的是，正当世界各国全力抵御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根本不顾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责任，肆意利用大规模购入美国国债增加市场美元供应，将导致美元币值不断走弱、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债权国将再次为美国政府的救市买单，中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显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正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坚定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既会从中获得收益也要为之承担风险。其收益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也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第二，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接受，中国企业、投资者和居民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其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货币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而这种双重收益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第三，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鼓励人民币流出，既是出于长远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战略考虑，也是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之一，即所谓的“泄洪减压”的方法。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第四，获得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以纸币换实际资源，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关注并加以防范的风险： 第一，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将会有大量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这就有可能扰乱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 第二，增加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经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会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国内。特别是如果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就将给国际游资以投机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第三，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更加困难，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压力；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而出现的非法资金流动不仅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的难度，而且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四，面临货币逆转的风险。一旦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就可能动摇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持有者就会在各种国际货币间进行调换,形成对人民币的挤兑和抛售,这种货币的逆转将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而且货币逆转带来的救助货币危机的成本和干预汇率的成本也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第五，面临“特里芬难题”。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承担国际金融稳定的义务，并在必要时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此中国将可能面临“特里芬难题”，即在以贸易逆差向储备国提供结算与储备手段的过程中，本币贬值的压力与保持本币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的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通过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以满足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国国际收支地位；而如果中国存在持续的赤字，就将使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09-04-27 中国在南太的战略基础是国家统一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无意也不可能成为南太的军事霸权。但是，中国威胁论者又认为，中国日渐增长的“软实力”同样可怕。他们警告美国，不要只注意中国的硬实力，更要当心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正迅速崛起。西方观察家们注意到，南太岛国的领导人往往将中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而非象往常那样去澳大利亚、美国或新西兰。就人数而言，中国在南太拥有最庞大的外交使团。 在经济方面，中国给予南太岛国各式各样的援助，成为该地区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捐助国，捐助金额估计每年在1亿至1.5亿美元之间。另外，中国与14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之间的贸易也从1995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2.29亿美元。 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令许多西方观察家不安。澳大利亚一位观察家在2001年警告说：“五到十年之后，我们的近邻效忠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盟国。”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太的长期目标是最终取代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头等强国。南太作为对美国没有威胁的“美国湖”（American lake）的时代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观察家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许多南太岛国政府都欢迎中国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2006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南太时宣布，中国将在3年内向数个太平洋岛国提供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以推动双方企业在资源开发、农林渔业、旅游、轻纺制造业、电信和航空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当时的斐济总理莱塞尼亚 ? 恩加拉塞表示，南太地区的外交和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儿 ? 索马雷则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拉近与南太岛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相互学习。”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大国在南太的争霸不可避免。有西方观察家呼吁，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有人直言，南太可能成为中美间新冷战的温床。更有人认为，中美在南太的争霸战已经打响。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岛国商务杂志》（Islands Business Magazine）2007年6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说，“自二战以来，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从未象今天这么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她将稳扎在太平洋。”社论指出，“美国的高级官员遍访南太诸国，并参加了地区论坛。华盛顿将2007年定为‘太平洋年’，还史无前例地将二十位岛国领导人请到华盛顿开会。” 如何评估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真的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吗？本文围绕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南太的战略价值与中国的硬实力 中国的大战略 冷战期间，由于面临着西方和苏联的威胁，中国将国家安全定位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今天，中国认识到安全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的是“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外，国家安全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科技安全等等。中国安全观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一点，中国于1990年代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提升综合国力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块基石。强调经济安全并非忽视军事安全，毕竟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军事安全作最后的保障。 中国的安全意识有别于其它许多国家。中国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外的多种安全挑战，更需处理复杂的台湾问题。 就外部安全而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会与其它大国有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这一判断也不时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湾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内部安全，即国内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民众已不再有吸引力，中国经济也已与西方经济接轨，成为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挑战，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失业人口、急速恶化的环境和政府官员的腐化等。而应对国内安全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台湾海峡在过去十几年间有过不少惊涛骇浪，如今终归平静。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两岸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