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坤 2012-11-09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低碳发展”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十月期《天大报告》刊发的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建坤教授《中国应对碳排放达峰值的中长期减排战略》一文提出了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摘要：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气候谈判 碳排放 低碳发展 中长期战略 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资源环境日趋强化的制约，也面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 中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面临的形势日益紧迫。从国际上看，今年6月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其主题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体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会议强调以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统筹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并呼吁世界各国采取雄心勃勃的紧急行动，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弥补当前各国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减排路径之间的缺口。据测算，这一缺口到2020年将高达50～100亿tCO2。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去年底德班气候大会启动的增强减排力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将确定2020年后全球减排的制度框架，并讨论2020年前各国如何开展增强减排力度的行动，发达国家力推建立适用于所有国家统一的减排框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受到挑战。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地位突出，面临空前减排压力。另一方面，欧盟等国家力推全球排放到2020年达到峰值，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这将极大压缩未来全球排放空间，2020年后排放空间不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制约因素。中国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迫切需要尽早和尽快向低碳发展转型。 从国内看，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已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仍难以改变。从1990到2011年，中国GDP增长8.0倍，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56%，CO2强度下降58%，而同期发达国家GDP的CO2强度下降的幅度只有约35%，世界平均水平约15%。但同期中国CO2排放总量也增长到3.4倍，而世界只增长5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已达35亿吨，超出了科学产能的供应能力。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6%，超出了美国石油进口的比例。能源总消费量达34.78亿tce，约占世界的20%，而中国GDP总量只占世界10%左右，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任务比发达国家更为艰巨。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接近全球的1/4，人均CO2排放达5.8吨，已接近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由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当前这种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上科技创新型、内涵提高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既是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变革趋势，也是中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紧迫形势，需要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两个大局，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相应能源战略，超前部署，协调应对。 较大幅度地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排放强度，是中国中近期应对气候变化与减缓CO2排放的主要目标和着力点。中国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承诺目标。与之相应，国内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实际下降了19.1%，再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因素，相应GDP的CO2强度下降约21%。“十二五”期间又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6%和CO2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此目标完成后，“十三五”只要GDP的CO2强度再下降15～16%，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即可实现45%的目标高限值。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CO2排放总量的增加和国力的增强，必须考虑实施CO2排放的总量控制，研究和制定CO2排放达到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未来能源需求和CO2排放仍会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将取决于未来发展方式的选择和节能与减缓CO2排放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力度。国内多家机构的研究表明，按当前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即基准情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达峰值时间要到2040～2050年或之后。如采取比当前更强有力的节能减排和能源替代政策，并在2020年后开始工业规模应用CO2捕集和埋存技术（CCS），CO2排放到203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峰值。 到2030年左右，中国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基本完成（城市化率约65%），经济发展趋于内涵式提高，增速放缓，能源消费增长缓慢，新增能源需求将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化石能源消费趋于稳定或有所下降。在此情况下，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的年下降率有可能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即可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据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表明，到2030年，GDP年增长率保持在4～5%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25%，且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弹性不大于0.4，能源总需求年增长率可控制在1.5%左右，在此情况下，能源需求的增长可主要依靠发展非化石能源满足，CO2排放可以达到峰值。但未来发展有很大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取决于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因此，研究并确立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峰值的目标，并将峰值排放量控制在100～110亿tCO2左右，进行前瞻性部署，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走上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目标，需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能源战略。在当前资源环境制约日趋强化、CO2减排日益紧迫的形势下，制定中长期能源战略要从传统能源战略只考虑能源供应侧满足需求转变为要同时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需要研究和实施2020年和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如果2030年CO2排放达峰值并控制总排放量在100～110亿吨，在届时非化石能源比重超过20%，天然气比重达10%以上的情况下，相应的能源消费总量需控制在55～60亿tce，今后19年间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2～2.8%，较之1990～2011年的6.2%的增长率，需要大幅度回落，这既需要更强有力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也需要把今后19年平均GDP增速控制在7%以内的合理较高水平，并将能源消费弹性平均控制在0.4以下，从而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奠定基础。 中长期能源战略要加快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在保障能源供应同时，减少CO2排放。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近零排放，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大幅减少，而且必须同时采用CO2捕集和埋存（CCS）技术。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强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效降低能源构成的含碳率。中国已制定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其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接近日本的能源消费总量。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可达20～25%，年供应量将超过10亿tce，成为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列的在役主力能源。届时煤炭消费量可达到峰值，峰值需求量争取控制在40亿吨左右，使其生产量可控制在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产能范围内。到205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比重大约可各占1/3左右，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因子可比2005年下降1/3以上，再加上CO2捕集和埋存技术较大规模的应用，届时的CO2排放总量将显著低于峰值排放水平，甚至显著低于当前的排放水平，并为本世纪下半叶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逐渐趋于近零排放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当前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包括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限制“两高一资”型产品出口和产能扩张，促进结构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加强先进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进技术节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降低能源构成中的含碳率；引导社会消费方式转变，加强公众自觉参与，树立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和居住方式，促进低碳社会的建设。当前，首要是要把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模式上来，由过分重视GDP增长的数量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由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高碳发展路线转变到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当前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增加投资和扩大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方式，要注重发挥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3%，而世界投资率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只有30%，中国家庭最终消费的比重占GDP的37%，而中等发达国家也高达50%。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在国内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量的1/4。改变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有利于减缓能源需求和CO2排放的增长。据测算，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消费上升一个百分点，GDP的能源强度将相应下降0.45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第二产业占GDP中的比重高达47%，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家电等产量也达世界产量的半数左右，存在调整产业结构、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空间和潜力。据测算，工业在GDP中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GDP能源强度也将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因此，要努力改变当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产能扩张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的趋势，要着眼于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把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下滑的形势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向低碳发展路径转型。 实现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目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及实施运行机制。中国已适时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节能法》，颁布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和低碳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各级政府都实施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了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开展了“五省八市”低碳发展试点。特别是在“五市二省”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目标的实现。当前要进一步以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为基础，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建立地方和行业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地区和企业碳排放的统计、检测和核算体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要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和《低碳发展促进法》的立法进程，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法律保障。 低碳发展需要先进的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作为支撑。国家在制度上和政策上支持先进技术的发展，重点在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并使其在成长期尽快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不是单纯补贴其产能扩张和市场推广。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最终要在市场上能够与传统能源相竞争，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碳税、碳排放限额和交易等促进低碳发展政策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碳排放的环境外部性将以碳价的形式内部化，这也将相对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并将引导和促进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融资。CO2捕集和埋存技术目前由于成本高、耗能大尚难以商业化应用，今后随着本身技术不断成熟后成本下降以及全球减排形势日趋紧迫下碳价的提高，未来其成本可能会与碳价相当，即具有大规模商业化的前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变革潮流中，先进低碳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竞争能力。全球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巨额资金需求，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然成为世界技术竞争的前沿和重点领域，也是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领域。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将为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注释：何为低碳发展...

天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0-16 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 最近以来，日本通过卑劣的手段导演了一出“购买”和“国有化”中国钓鱼岛的闹剧，美国接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勾结，只是挑衅中国的损招之一，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分裂和肢解中国。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钓鱼岛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岛屿那么简单。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只是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实际上这既是美国战略阴谋的一个套，也是日本右翼妄图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反扑，更是对中国国家精神和意志的一场考验。 美国在反恐战争结束后，高喊着重返亚洲，利用日本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挑起领土纠纷。美国的智库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觉得利用亚洲盟邦进一步遏制中国是个好办法，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确保国际水域的畅通。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国务卿，都直言不讳地挑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纠纷，散布诋毁中国的言论。现在的形势其实和一年前类似，只是美国支持的日本跳到了前台，钓鱼岛是他们投石问路、试探中国决心的一块石子。日本和中国关系越紧张，就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日两败俱伤，美国求之不得。 引爆钓鱼岛的领土纠纷也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首先，它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真正接受二战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日本的野心是通过岛礁之争，利用紧张局势，渐进地挣脱二战以来“和平宪法”和国际条约对日本发展军力的约束，翻二战的案，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次，日本妄想通过“以点带面”，侵占中国的岛屿，为日本争夺更大的海洋权益。日本意识到如果今天失去了钓鱼岛，日后就会失去整个琉球群岛（日本叫冲绳县）。再者，日本需要转移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注意力，同时遏制中国超过日本的势头。钓鱼岛周边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它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 日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把二战以来栓在头上的各种枷锁去掉，将“和平宪法”、不能有航母、不能有核武、不能有正规军的约束统统去掉，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强国，最终还要摆脱美国对日本的管制。因此，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在玩火，美国没有吸取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日本现在联美抗中，最后必然抗掉美国。美国的当权者切记！谨记！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琉球王国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国。整个琉球群岛后来都被日本在一系列侵华战争和二战中非法占领。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战胜国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所签署的多个国际公约，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认真履行。美国不仅没有督促日本履行国际公约，反而单方面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行政管辖权交予日本。 二战后，根据时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946年2月2日发布的声明，日本政府的行政区域以北纬30度为限。因此，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同年11月，美国要求联合国将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并在1947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接受。美日之间1971年签订《美日返还冲绳协定》，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9条、83条和85条规定，托管领土管辖权的变更和相关条款的修改必须获得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因此，美日之间这一协定违反了国际法，是无效的。 钓鱼岛问题实质上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集团未予公正处理的遗留问题。西方国家要负起历史责任，敦促日本信守投降诺言，帮助中国来一起处理好钓鱼岛这个二战遗留问题。深化改革强化自身优势 钓鱼岛危机的初期，中国显然准备不充分，尤其是军事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足，除了外交部的抗议外，坐失反击先机，而不作为的结果是使日本人更加嚣张。现在，中国政府打出组合拳，顺应了中国的民意，从国家层面显示了坚定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决心，给予日本右翼势力当头棒喝，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钓鱼岛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通过这次对钓鱼岛危机的应对，中国政府还是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 “攘外必先安内”，为了更好地保卫中国的海洋资源，中国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国内的力量调动起来。政府做到有效、有信、有决，官员做到能干、能想、能自律，百姓做到安居、安享、安康，则小康社会成矣，外患就不怕了。如果贪污腐败之风刹不住，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誉和能力就会出问题，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对外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继续、要深化，要攻坚。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全国人民才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由于国土辽阔，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甚多，中国政府和许多邻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划分的工作十分复杂，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领土问题上对社会的透明度不够，在领土谈判中往往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代替一切，赔钱赔物赔土地，打了胜仗反而让出大量土地。另外，中国对国土的掌控没有达到一个成熟国家应该达到的水平，海岛家底留有许多死角和隐患，尤其是对远洋岛屿缺乏管理，以至于给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可乘之机。此其二。 日本敢于欺侮中国，主要靠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当年北洋水师的舰船尽管和日本海军实力相差不大，却被对方在家门口和港口里打败。今天，中国仍然没有一支足够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舰队，去保证中国的领海和岛屿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抢夺，航道不被封锁。中国的海军应该是深蓝色的，中国的海洋意识也应该是深蓝色的，唯有此，中国才能威慑顽敌，冲出第一岛链的封锁。此其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一代对日本动漫、电视剧、名星和歌曲非常熟悉，而对抗日战争和日本侵华罪行了解甚少，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青年需要充分了解中国近代史，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还要让中国青年了解日本至今没有真正地悔罪。据统计，中国国民对日本反感的比例竟然远远低于日本国民对中国国民反感的比例，这也是很不正常的事。所以中国青年亟需补上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他们不能成为不知耻辱的人。此其四。 外交策略需要与时俱进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外交策略。当时有对国内外形势方面的考虑：国内文革的破坏，中国需要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搞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式微，中国不需要输出意识形态；中国需要和缓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加强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学习它们先进的管理和科技，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政策在当时是适合的，但是任何策略都有其时间局限性，都有其所依据的内外条件，都有其原则和底线——这就是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是调整“韬光养晦”策略的时候了，何况这个策略早就“泄密”了，造成许多国家乘机侵占中国的岛屿和海洋资源。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应该更有大国气派、不卑不亢、国家利益至上、顺势而为、游刃有余。此其五。 “和谐”是个好理念，但一味地强调“和谐”无疑也是有害的。在国际斗争中，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亮剑，敌对势力总是欺软怕硬，兔子或绵羊只有被宰割的份。钓鱼岛纷纷扰扰闹了近一年，中国如果第一时间给日本一个明确的态度，给美国一个明确的态度，何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局面。明确的态度并不是几句不痛不痒的抗议，而需要付诸立即的、具体的、有效的行动。这样的行动离不开深谋远虑、实力和决心。和谐与稳定不是一厢情愿可以获得的，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和谐与稳定也不是用来束缚自己手脚让别人勒死我们的绳索。国际斗争错综复杂，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是用“和谐”可以求得的？！老祖宗有句话说得不错：“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信奉它才能为中华民族带来正义、公道与和平，才能在今天的世界赢得尊重。此其六。 外交没有对错，只有强弱。中国应紧紧盯牢日本，牢牢地将日本定位为中国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中国要全面检讨对日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不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不让日本人用中国的资源制造尖端武器，再来杀害中国人。要全面查找和日本的差距，实事求是承认落后，还要有赶超的具体措施，取日本之长，才能超越日本。此其七。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希望美方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中美过去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今天，如果出现美军帮助日本拒不执行这些公约而对付中国的局面，也只能说明美国自己否定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习近平副主席这次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清楚地表达了以上观点，以史为鉴，高屋建瓴，说得非常好。历史的硝烟不会掩盖《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的光芒，它们将继续照亮人类反法西斯的道路。所以，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此其八。 分化中俄关系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和人力资源丰饶，有广阔的市场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并且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军工体系，对美国霸权具有真正的挑战潜力。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访阿富汗、日本、蒙古、越南等九国，其矛头指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但是，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等于让中俄走得更近。中国应该和俄罗斯加强技术和资金等领域的合作，以突破美国的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中俄走得越近，美国越会约束日本。此其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15 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日本当局都要对这次钓鱼岛危机负全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来不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建中日关系时开始，中国政府就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了不加重日本国民的负担，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在恢复两国邦交的时候，并没有强迫日本做出当时尚无法做出的道歉与承诺；更有甚者，1992年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首个发出这一邀请的，无论对中日关系、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地区和平都有重要的作用。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从1895年1月被窃取开始，其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1945年-1972年被美国非法控制）。以往日本右翼虽然也常常借钓鱼岛搞事，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但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直接支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过去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开发钓鱼岛，也不允许日本国民登岛、护岛。但是这两年，日本政府频频使出小动作，终至今日出现了购岛、“国有化”的闹剧，引发钓鱼岛危机与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一波未平、美国宣称重返亚洲的关键时刻挑起钓鱼岛危机，美日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欲以钓鱼岛事件为契机，挑起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引起中国内部的盲动，以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长期爱好和平，其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和平的环境，中国愿意在一些涉及领土的敏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可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出牌”，以及不顾历史事实、枉顾国际法等等，几乎把中国政府逼到除了战争就无路可走的地步。诚如很多识者所指出的，日本正是看到中国爱好和平，不愿意同邻国为领土问题兵戎相见的“缺点”，担心在国际上失去这些年凝聚的信誉，才如此肆无忌惮。因此，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其实别无选择，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收手，一味妄为，中国只有做好军事准备，不惜一战。也只有这样的意志与决断力，才能迫使日本知难而退。 日本挑起钓鱼岛危机，越过双方长期以来默认的立场底线，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与意志。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做法合理合法，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理解，也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的反日保钓大游行，向日本与国际社会传达了更加清晰的信息：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一致，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强，不可动摇。 钓鱼岛危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钓鱼岛问题却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冲击全球的新时期，在信息瞬间广传的网络时代，外交与内政高度关联，深层互动，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第一，在钓鱼岛危机引发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一片抗议声中，著名学者萧功秦发表《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一文，呼吁各方理性看待中日关系，避免重演八十年前中日关系“硬硬互动”最终走向战争的历史。 萧教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右翼从来就对“和平宪法”不满，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一直叫嚣要重新武装日本，但苦于亚太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记忆犹新而难有作为。如果能够借钓鱼岛危机逼中国出手，日本不是没有可能撕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自己，至少也可以让“美日安保条约”落到实处，这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是利好消息。如果中国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采取非理智的行为，恐怕也不无可能陷入这一陷阱。 第二，严防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的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避免拿民族主义来贬低甚至诋毁爱国主义热情。网络上有部分意见领袖对于年轻人被日本挑起事端所激起的爱国情绪不以为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归结为民族主义。需要认识到的是，民族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当今全球化与民主化并存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更多的成了负面的词意，但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爱国不需要理由”。尤其是这次民间保钓游行是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说明中国青年一代并不象一些网络上所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道德底线。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是需要政府与社会珍惜、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与嘲讽。 第三，爱国不需要理由，但爱国需要理智，理性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在近期的反日保钓爱国游行中，大多数活动能够理性有序地进行，但也有地方出现了非理性甚至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 我们必须分清理性爱国与不理智的爱国，分清需要大力提倡的爱国主义与警惕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与社会各界人士，要分清爱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与游行中出现的打、砸、破坏等违纪乱法行为。不能因为游行中出现了打、砸行为，就完全否定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与诉诸年轻人行使权利、走上街头的行为。 面对领土纠纷与外患，目前已经拥有相当言论空间的中国各界各抒己见，不但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政府与大众的支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能让不同的意见割裂中华民族，不同的意见应该尊重，但在大是大非上则应该一致对外。要避免出现有些意见领袖早前所警告过的现象：钓鱼岛还没有收回，我们却因为钓鱼岛危机而更加分裂。 第四，针对游行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有网络意见领袖指责中国人的素质低，给了游行示威的权利，却被糟蹋了，连爱国也不会爱。 我们应该认识到，反日游行中出现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以民众素质低或者政府不作为一概而论。中国人的反日爱国怒火是被日本点燃的，中国政府本着一忍再忍的原则，实际上对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的抑制甚至打压的。而中国大陆由于维稳的需要，民众基本上没有上街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反日保钓大游行突然爆发，很多民众是带着复杂的诉求参与其中的，有些过激的行为也是难免的。更何况，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游行示威，例如不久前席卷西方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多多少少出现过类似的过激行为。要知道，公民的素质——例如在游行示威中理智表现的素质，也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纵观西方国家与香港特区的游行，几乎都是有“组织”、有发起人的，其组织者与发起人多为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他们负责向警方提出游行申请，事先与政府、警方沟通游行线路、时间等，游行时与警察协商秩序，甚至会主动清除游行队伍中的不遵守规则者。对比香港与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与大陆的反日保钓，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是避免游行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不允许这类组织存在，使得冲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缺少了一个健康的阶层，缺少了一个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渠道。 第五，钓鱼岛危机给中国政府的教训是，战争离我们并不远。无论和平的环境持续多久，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多么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都必须随时准备在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应对危机，不能掉以轻心。 在对日外交方面，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相比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中日之间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和缺位。待到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缺乏善意友善的沟通，最终完成“公共外交”的却是那些上街游行的中国民众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日本各界人士。 钓鱼岛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多层面外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经济、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固然是我们在国际上维护中国利益、捍卫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但顺应民意、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交往以及对国际媒体的掌握与引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实力是后盾、是保障，而文化与价值理念则在文明社会更容易达致目的。中国未来的外交，只有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 《天大报告》2012年9月期 钓鱼岛危机专题相关链接：应对钓鱼岛危机的观察与思考中日钓鱼岛之争新态势与前景分析对美顺应与威慑 对日摩擦与争先

——钓鱼岛危机后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10-1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据此来看待当前的钓鱼岛危机，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此次日本野田政府趁中国内政有隙，狡猾地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在治权基础上更进一步，至少在名义上确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今年的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更何况，目前正是中国领导人代际交替的敏感时期，日本各方觉得有机可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10-10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 钓鱼岛之争作为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搁置的这一不正常部分，迟早要发作。野田内阁“购岛”只不过使其提前发作而已。中日这场大较量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前景值得关注。多事之秋的日本政局与钓鱼岛问题 野田佳彦重新改组内阁后，保留了外务、防卫、国土交通大臣等原班人马，预示着其不会改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有可能在10月下旬通过临时国会追加预算，完成“购岛”计划。野田启用田中真纪子任文部科学大臣，也有保持对华沟通渠道之意，但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 一、野田改组内阁后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更强硬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钓鱼岛问题已成为未来大选的重要议题；日本右翼在日本影响上升；对华强硬派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与民主党“争出风头”。 9月26日安倍晋三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为赢得未来的大选，正与大阪市市长桥下徹为首的“第三势力”联手。目前，桥下徹为首的新党“日本维新之会”则准备单独推举候选人参与大选角逐。日本大选最早可能在今年内举行，最迟不超过明年8月末。估计未来日本大选可能出现“三足鼎立”局面，大选后的日本政坛将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安倍晋三为降低国会修宪门槛，将把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作为竞选议题。他启用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为自民党副总裁，也有着眼未来同中国修复关系的考虑。 在未来的大选中，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将受到选民的关注，各党候选人可能对华示强。日本一些政客竞选时与当选后、说的与做的、对内与对外、执政前期与后期，对华态度未必一致。在经济领域与安全保障领域的对华政策两面性会更加突出。 明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将全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即便自民党取代民主党重新上台，也难以建立一党单独执政的稳定政权，而保守势力仍将垄断包括朝野在内的日本政坛。今后无论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关系均不容乐观，要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抬头。 二、钓鱼岛问题面临的新形势 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采取所有强硬手段一举压服日方的“速胜论”行不通；认为领土问题无解、事不关己的“无奈论”更不可要；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针锋相对地展开一场“持久战”。 第一，日本政府“购岛”后的所谓“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实质是为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简称“时效原则”）永久占岛做铺垫，是变非法为“合法”的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取得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而50年未遇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将来通过所谓“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厉。即便能迫使其放弃钓鱼岛“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本国主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既然敦促野田内阁改正错误已无望，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单方面“实际管控”，从一开始就终结日本利用“购岛”实现所谓“稳定平稳管理”钓鱼岛，防止未来日本借所谓“时效原则”永久霸占钓鱼岛。 第三，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搁置”立场，回到“搁置”状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最近，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张予以反击。这在客观上反而使世界各国都了解到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中国也必须继续坚持有理有据的法斗文争。未来如果日方仍坚持所谓不存在领土争议的主张，必要时中方也可宣布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以便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日本政府“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 日本政府“购岛”，揭开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历史新时期的序幕。从明朝倭寇来袭，到清末日本吞并琉球、甲午之战，中日关系波澜起伏，惊心动魄。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国明朝与古代琉球王国建立关系640周年；是丰臣秀吉结束国内“战国时代”并统一日本后发动入侵朝鲜战争420周年；是日本以武力把琉球国变为琉球蕃140周年；是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120周年。 与钓鱼岛相关的中日关系史，从1895年1月14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于1896年授权古贺家族殖民开拓钓鱼岛。第二时期：1945年至1972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归还中国，日本殖民开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中日邦交处于不正常状态，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27年。第三时期：1972年至1992年，美国归还冲绳给日本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第四时期：1992年至2012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出现政治右倾化。日本政府于1996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岛圈海，否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相关问题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来自美国“一超”的战略压力必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两件大事，即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目前中日之间的某些现象，与1894年甲午战争前十年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1885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举妄动，但于1887年制定了为期5年的作战计划——“征讨清国策”，1892年完成该计划，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1月14日战争中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于2010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5年的军事装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尖阁列岛”（钓鱼岛）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及其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定购置美国40多架F-35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在冲绳部署美国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86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被扣的中国水兵，但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10%，以打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今年以来，石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10%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9-03 做强政府不是回到过去全能政府的形态，而是在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建设。政府应给予社会组织必要的培育、扶持和规范，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改革与创新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应是中国政府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现在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中国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论界提出了四种模式：强政府与弱社会、强政府与强社会、弱政府与强社会，以及弱政府与弱社会。西方国家一般是弱政府与强社会，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弱政府与弱社会，中国则被认为是强政府与弱社会。其中，最不好的是弱政府与弱社会，而弱政府与强社会则是学者们最为认可的模式，也是很多人力主中国应该实行的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而概括出来的，但就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却未必适合。要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是强政府与弱社会，也不是弱政府与强社会，而只能是强政府与强社会。理论上讲，它也是最优的社会管理模式。强政府是大国的历史选择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做大做强社会是普遍共识，而且从各国实践来看，唯有社会强大，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完善，公民意识发达，公民参与积极，才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也对政府是一个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问题在于，在社会管理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把政府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换言之，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建立一个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在本文，大和强、小和弱的意思一样）。许多学者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基础，主张中国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一个小政府，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少就能让社会的自治机制发展起来。弱政府和强社会的组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不过，以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小政府或弱政府，信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主张，恐怕亦不符合历史。诚然，西方的主流思想，包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在多数时候不主张大政府，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严守政府的边界。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尽管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严格约束，其职能和边界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日益扩大和扩张，大国尤其如此。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比亚当·斯密时期管的事情以及介入经济的程度要多和深。 事实或许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过。这是因为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水、电、煤等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十分强烈。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从而呈现出“大国小政府”格局。 但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凯恩斯经济主张，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和干预作用，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政府部门普遍增加，“大国大政府”的格局于是基本形成。这种情况直到七、八十年代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再次出现时，美国等国才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1] 但以减少政府管制和再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酿成了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收紧对金融的监管。 当前这场已经发生了四年仍看不到结束迹象的危机充分说明，政府的过度退出和能力削弱并不能自发创造出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只能导致市场的无序运转。其实，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虽有所收缩，但规模并未缩小，普遍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西方国家，凡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都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例如英国的外交部有公务员9,800多人，内政部有2.9万人，环境事务部有3.2万人，卫生和社会保障部9.5万人，就业部有5万人。美国联邦政府（包括国会）有公务员280万人，州和地方政府1,300多万人，合计1,6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是世界上机构最庞大、人员最多的政府之一。[2] 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国家来看，也印证了这点。所谓“东亚模式”，本质上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之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更复杂，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 中国自然也不能背离这一发展趋势，而且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从历史看，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就奉行强政府的主张，尽管在古代，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治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对单一，强政府的主张在历史的多数时候并未变成现实的强控制；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则延续至今，并在计划时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也成为一种事实。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发展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格局及其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承袭和保留。 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的以下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强政府，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一是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不高，排名靠后，中国要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从而需要政府继续发挥相应作用。否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中，很难取胜。另一方面，在国内也存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强化自身的职能和作用。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压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着力不多，致使这方面的问题越积越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需要把过去的欠账一并补偿，建立一个惠及全体国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从而无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强化这方面的职能。 三是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还存在一个培育市场和强化管理的任务。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例如，网络的出现和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政府要应对这个新趋势就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边界利益日益扩大，并更深地卷入全球事务，这也需要中国扩张这方面的政府职能。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分离势力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功能与支出。 总之，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大，特别是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关法律和制度又不完善，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不能走小政府、弱政府之路，必须发挥政府强有力的作用。辩证看中国政府的强弱问题 解决了强政府的逻辑前提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现实中的中国政府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假如是前者，就没有必要再来加强政府建设，要做的只是完善管理；假如是后者，则存在一个建设强政府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2-08-15 中日关系和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障碍，仍然会有起伏。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两国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有限的军事冲突。人们经常只是在危机和冲突之后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