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评《中国梦与美国梦》兼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同一性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 王占阳 2013-10-03 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基本相同的，中美两国人民实现美好梦想的道路也有一致性，这就使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梦，丰富中国梦，完善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加强中美合作，从而逐步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梦想。   以世界眼光提出世界性命题 习近平主席在首次习奥会上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这是一个推进深度开放的重要命题，其中蕴涵的“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观点尤为重要，但真正理解和论述这个命题并不容易。 习近平访问过60多个国家，是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国领导人，所以才提出上述世界性命题。国人理解大国领导人，理解上述世界性命题，同样也需要世界性眼光，特别是需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和理解“美国梦”，而这正是中国公众以至中国知识界普遍缺乏的。 香港历来是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得天独厚的特殊窗口，这使天大研究院自始就能站在全球高度观察和理解习近平的实践和思想，有优势也有特色。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出访美国后，该院很快出版一本厚重的《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这是关于此次重要出访最完整的国际文献汇编。十八大后，该院敏锐地抓住“中国梦”这个关键词，很快出版《中国梦  复兴梦》，最齐备地汇集了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全球评论与报道。首次习奥会举行后，该院又紧紧围绕“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这个核心观点，迅速地搜集、翻译有关这次峰会和两梦相通的大量文献，出版《中国梦与美国梦》一书，既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更为人们理解“两梦相通”提供了重要文献。 对中国读者来说，《中国梦与美国梦》一大亮点就是翻译、汇总关于“美国梦”的诸多重要文献，包括亚当斯的《美国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奥巴马的《我们的美国梦》，尤为认识、理解“美国梦”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中国人理解“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对于真实的美国梦缺乏真切了解，而本书就为克服这个障碍提供了钥匙。 研读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真切了解“美国梦”，我们可以深切地理解习近平所提出的上述世界性命题，其要点正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具体到中美两国，就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中美人民美好梦想的相通处 具体说来，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主要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都希望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常生活。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企盼的就是“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奥巴马也讲得很直率：“我们所有美国人都拥有简单朴实的梦想，如一份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工作，一份我们可以依赖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一份体面而又有保障的退休生活，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享有成功的机会。”在这个层次上，中美两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梦想实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阶段和程度仍有不同。 二是都希望普遍享有高素质的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精神文化境界和高雅丰富的精神生活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民美好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提出“美国梦”概念时就把普遍实现高素质的精神文化生活视为“美国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如果美国梦要成为现实，落地生根，我们的公共精神和智识生活必须显著优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美国梦这一重要内容至今仍在延续，奥巴马有关“美国梦”的演讲洋溢着“美国梦”的崇高气质，米歇尔更在演讲中推崇着“美国梦”的道德价值观：自尊正派、诚实守信、心怀感恩、谦逊待人等等。美国人民在精神境界、精神生活方面的梦想同样美好崇高，以往国内媒体总把“美国梦”描绘成金钱至上、充满铜臭味的功利性梦想，这种丑化误解理应休矣！ 三是都希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被人们普遍认可，在“中国梦”概念提出后也开始被视为“中国梦”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较之“美国梦”最具优势的那部分。其实，“美国梦”也在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正如亚当斯所言：（美国梦）“意味着人人都能全面发展，不受旧文明渐次竖起的樊篱限制，也不受造福某些阶级而非全社会所有普通人的社会秩序所约束。”显然，亚当斯是站在“人类希望”的高度上论述“美国梦”的。 四是都希望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条件下，所有阶层的公民都能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过上富裕幸福的新生活。习近平强调全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正是对于这种中国梦的概括表达，其中还暗含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和谐的美好梦想。而美国梦在这方面更是由来已久，美国媒体至今仍然在说：“美国梦，作为一种理念，是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从最卑微的出身开始，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 五是都有互利合作、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美好愿望。在中国，这主要以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道德理想的形式存在，也是公认美德，被视为“中国梦”的当然组成部分。在美国，这同样也是“美国梦”的固有组成部分。无论亚当斯，还是马丁•路德•金，都在强调大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奥巴马更强调：“美国梦值得奋斗——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彼此。” 六是都是人民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美好梦想。近现代社会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都主张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价值。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已把普世价值的实现明确地纳入了“中国梦”范畴。而美国人民争取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奋斗历程也很漫长，已经发表整整五十周年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实际就是“美国黑人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梦”。 七是都希望生活在人人富裕幸福的理想国。在中国，这毋庸置疑是社会主义理想和人民的普遍祈盼，也是“中国梦”毋庸置疑的主要组成部分。亚当斯的“美国梦”描绘的就是“一片理想的国度，人人都过上更美好、更富裕和更充实的生活；人人机会均等，依靠能力或成就实现自我。”“美国梦”中的这种理想国，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国。由此可知，在基本的社会理想方面，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也是基本一致的。 八是都为子孙后代着想，都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利他不仅在于同代人的利他，而且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利他，这就涉及教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大问题。美国人也祈盼后代幸福，“我们也有责任去确保我们的后代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九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都希望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重新陷入冷战和对抗。中美关系都是超大型国家，一个是超级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新兴大国，如何处理好这种大国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主张在中美两国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又已在中美元首间达成了共识。这就形成了又一个中美两国人民及其政府共有的美好梦想。 实现人民美好梦想的共同方法和道路...

旅日知名华人作家 俞天任 2013-10-02 所谓“中国梦”不在于能产生多少华丽的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多少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能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也不在于外在的国力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幸福地度过一生，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要有着自己的追求，总有着对自己的定位，总有着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形象，也就是一个梦。既然有所谓“美国梦”、“日本梦”什么的，那么中国在摆脱了外侵内战后，也应该有一个“中国梦”，这也是时代对中国的要求，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顺应了时代要求。 正因为这样，习近平一提出有关“中国梦”的说法，中外各种传媒上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解析、解说和推测，其中不乏从纯意识形态出发的类似于过去冷战时期的言论，似乎“中国梦”就是一个和“美国梦”对着干的意识形态概念。 天大研究院编译出版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通过“中国梦”、“美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这三个部分，让读者对“中国梦”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这本书不是一本意识形态的宣传小册子，实际上整本书就是通过研究院编译团队收集的极为翔实的材料来客观、中立地说明了各种观点对中国梦以及美国梦的解释和解析，让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自然能对“中国梦”得出自己的更加符合事实的理解。 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之后，不少人立即望文生义，刻意制造了一大堆所谓“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不同甚至对立的地方。其中，一种常见说法就是，所谓美国梦是个人的梦，而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整体的梦。似乎中国梦就是一种抹杀个性、只讲集体主义的东西。 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误解，美国梦虽然更加重视个人价值，但不是说中国梦就是否认或者抹杀个人价值，就像习近平在6月7日所说：“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国内有些人片面强调“梦”和“个性”，仿佛要么就是富有个性的美国梦，要不然就是中国式的富国强兵，在他们那儿，所谓“中国梦”只是富国强兵的另一种说法，似乎和每个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想法的由来其实是在于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以为“梦”只存在于美国社会，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体制缺乏自信的心理折射而已。 其实，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于“中国梦”是这么表述的：“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这才是对于“中国梦”的真正解析。 并非只有个性社会才能圆梦，集体社会也不一定就只会抹杀个性而无法圆梦，何况梦也不是只有“美国梦”那么一种。各个社会都有各个社会的梦，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就是一例。虽然“日本梦”这个词并不常见，但是日本梦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日本文化是一种比较不强调个性而着眼于团体和服从的文化，这和中国文化极为相像，因为日本文化本就受到中华文化的很大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一直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然而，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压抑个性的结果是在日本成为旧国联五强的同时，国内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至于日本统治者们把出路放在了对外战争上，而对外战争的失败，又使得日本再次回到了明治维新之前的境地，甚至比明治维新之前还要更加悲惨一些。 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主持进行的民主改革之后，虽然日本没有完全接受强调个性的美国文化，却也不像战前那样过于压抑个性，充其量就还是不那么主张个性罢了，但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宪法的一个内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日本梦”，但日本人对生活的展望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详细表示，比如大学毕业后在怎样的公司就职，可以指望得到怎样的收入，收入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怎样到什么时候可以结婚，生儿育女，然后通过怎样的分期付款计划买怎样的房，到什么时候退休，领取养老金去享受第二人生，这种所谓“人生计划”虽然没有动辄成为亿万富翁的美国梦那么雄伟壮观，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日本梦”呢？ 实际上，与其花费精力去找什么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不同和相同来自圆其说，还不如去认真研究日本人这种“人生计划”来得更为实在，也更会为人接受，毕竟与其小概率地成为亿万富翁还不如切实通过个人劳动享有一份温馨的回报来得更为踏实一些。 如果在中国社会能够编制“人生计划”这类规划并且付诸实践，那就是极其伟大的事情了，也就是“中国梦”的具体实现。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梦”不在于能产生多少华丽的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多少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能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也不在于外在的国力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幸福地度过一生，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3_1.html）

美国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陈有为 2013-09-30 总的看来，前十年、前二十年，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局部崛起，是经济崛起，而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开始，中国在政治、国际、国家软实力层面的崛起都在酝酿之中。 2011年7月笔者在《天大报告》发表过《海外如何看习近平的接班之路》一文，由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分析，指出他具有泥土气、沧桑感、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三个特点。从去年习近平访美到下半年接班，从今年当选国家主席再到访问美国，笔者一直在注视他的治国理念、外交思想、领袖风格。天大研究院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相继出版了《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中国梦  复兴梦》和《中国梦与美国梦》三本书。这套系列书非常及时，内容丰富，全方位地透视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方略，对研究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在关注和议论中国梦、中国崛起。总的看来，前十年、前二十年，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局部崛起，是经济崛起，而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开始，中国在政治、国际、国家软实力层面的崛起都在酝酿之中。笔者认为，习近平是一位了解国情、富有远见、行事稳健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第一任期内偏向守成，以稳固内外局势，摆平各种不利因素，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然后在第二任内提出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决策，从中长期、从世界战略格局来谋划中国的大发展，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的崛起已是不可阻挠的历史潮流。中国人听到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构想很高兴。全国上下、海内海外，所有华人都在盼望着能实现这个梦。有人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半殖民时代就做这个大国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空想的梦是没用的，那时中国连做这样的梦都没有资格，只是到了现在，才有这个资格，提出这样鼓舞人心的远景。因为只有到了现在，才可以说有了实现这种宏图远景的条件。 中国正在复兴，这是当代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也是改变世界面貌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美洲、非洲还是亚洲来讲，中国这块土地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上帝给了中国这么好的一块土地，自然资源丰富，北方不太冷，南方不太热，长江、黄河两个流域灌溉面积广大，加之东海岸对外交通便利，令中国能够养活13亿人口，这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做到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豪。世界上能够跟中国相比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1776年才建国，而中国最早的朝代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比美国国家体制的出现要早三千多年。 从现实来看，从内外条件来分析，实现大国梦并不是这么简单，既存在有利条件，也有国内国外的不利因素。外部不利因素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安全形势。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抬头，安倍政权在做日本梦，以中国对日本潜在的威胁为由，动员日本朝野力量，试图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跟中国对抗，甚至不排除在钓鱼岛问题上跟中国摊牌。与过去日本多届政府重视中日友好不同，安培时代日本已经转移方向，不再以改进中日关系为目标。美国虽然表示不在中日领土问题采取立场，但实质是暗中乐意借日本来牵制中国的。 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关系多年，提供经济援助，发展双边贸易，但是如今在东盟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没有一个真正的伙伴。过去缅甸和柬埔寨是中国两个亲密伙伴，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在向美国倾斜。我不认同美国重返亚太的说法，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现在是美国未来的潜在对手，因为世界上目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具备与美国匹敌的的综合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实力等等。 要做中国梦必须扎扎实实，不能只是空想，必须看到实现中国梦的不利因素。未来十年，中日矛盾只会不断加剧，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由于过去缺乏建立海上力量的战略眼光，中国目前海上力量薄弱，在中日军事较量中未必能占上风，甚至可能吃亏。日本有过多年的军事扩张经验，相反中国军队30年来只着眼于本土防卫，从来没有单独打过国与国之间的大仗。着眼于未来，强国必先强军，中国必须在东海和南海加强足以取胜的海上军事力量。 从去年访美到今年首次习奥会，习近平一直倡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把中美关系保持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最具建设性的，是在促进中美互利、防止冲突方面下功夫。因为这两个大国谁都经不起对抗，尽管双方各自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不完全一样，中美必须要合作下去。美国现在不敢冒犯中国，也没有理由和必要这样做。中国也要看到，目前自身的发展也少不了美国，在市场、科技、周边形势与国际秩序等方面还离不开与美国的互利合作。 中国不寻求扩张，但是必须坚定维护本国核心利益。不搞扩张就是我们不背超级大国的包袱，不走超级大国的老路，但是在外交战略上，该进的还是要进。南海问题不仅是领土问题，也是资源问题，中国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小让步来谋求大利益。日本安培政府对华政策动向值得高度注意。钓鱼岛对日本来讲，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牵制中国。如果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而爆发冲突，东亚国家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看，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要制订应对预案，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有方向性的、战略性的布局。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要有大国的精气神。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开始先赚点小钱，然后慢慢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经济格局，但是到现在为止，在核心技术方面还是远远不如美国、欧洲、日本。没有核心技术，大国的经济实力就是一个“虚架子”。中国必须加强研发，培养高精尖的人才队伍，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中国更要正风气，改变国民性。当下很多国人贪图安逸，喜欢拉关系、捞好处，总在歪门邪道上做文章，而不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部分优秀人才之所以往国外跑，不少人就是看不惯拉关系、找门路、捞好处等歪风，看不惯裙带之风猖獗、公务员以权谋私，侵占国家财产与肆意挥霍的歪风。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立即出台八项规定，令民众看到扭转歪风的希望。 另外，在美国发展历程中，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旋转门”机制，让人才在政界、学界自如出入，充分发挥所长，为国所用。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更必须着眼于长远发展，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因为文化是陶冶民族精神、培育祖国后代的重要因素。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2_1.html）

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 陈淞山 2013-09-27 这是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共创双赢的“两岸梦”，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更是可能共创世界和平典范的历史性代表作，两岸人民应该共同把握这个历史契机。 牵动世界变局的“习奥会”就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对接与融合，是东、西两大阵营文明体系与价值观的激荡，这是中美双方建构战略伙伴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起点、新思路，为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竞争开启了新的局面。天大研究院编译出版的《中国梦与美国梦》，全面整理了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和一流智库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立体评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相通、相互衔接关连。 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根本的差异，但两者相通、相互衔接关连的政治价值应该加以突显并受到重视，这是国际未来发展“和平共赢的梦”，是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基石，都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在创造条件、实现梦想。我们更加相信，唯有具体实践习近平所提到的，“中美两国一定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来”，“中国梦”才能开花结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其真正的价值，才能够对世界和平做出最伟大的贡献。 事实上，习近平的“中国梦”放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道上也极富深意与价值，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政治体制融合与对接的过程，是两岸不同的生活经验、价值观与基本信仰相互激荡但却存在着同文同种、历史渊源与文化依存关系相互连接的特殊意涵，并试图藉由各种多元的政、经、社会与文化途径“融合”中国梦与台湾梦的方法，共创两岸新文明的共存共荣理想与目标。我们更相信，这是解决两岸根本差异与政治冲突的唯一方法，也是正确处理“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对接与融合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平”是拉近双方差距与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走的政治捷径。也唯有如此，两岸关系的发展才不会偏离正常的政治轨道，才能真正朝向“政治统合”的目标积极奋进，找到双方都能接受诚服的政治选择。 真正的“台湾梦”，是台湾大多数人民期待过得幸福、过得安康与繁荣的日子，不用惧怕彼岸巨大的威胁，更不用日夜担心中国大陆可能的武力侵台，两岸是好朋友、好兄弟与好家人的关系，最后的政治统合是水到渠成的人民选择而非政治、经济或武力的压迫所造成。我们也更加相信，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政治意涵，是要为共同破解两岸的政治歧异与难题在铺陈条件，是要让两岸的“终极政治关系”最终是用“和平”、“民主”的途径来加以达成，而不是必须仰赖“以大对小”的非和平手段来加以处理，这才是两岸共同家园的“两岸梦”，是真正完全实现“台湾梦”与“中国梦”最高境界的精神与价值，也唯有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和平与合作开启大国新关系的愿景，我们看到了“台湾梦”的未来前景，也深切体认“台湾梦”与“中国梦”对接与融合的机会及希望，这是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共创双赢的“两岸梦”，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更是可能共创世界和平典范的历史性代表作，两岸人民应该共同把握这个政治契机，以“同理心”解开生活信仰与价值观的差异及冲突，以“人本位”共同创造两岸的新文明价值观，共同提升两岸文明共同体的新价值与新境界。 我们看到了未来的目标与希望，也看到了世界两个大国中、美双方正在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打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世界和平梦”。两岸共同家园的“两岸梦”也正在构筑，隔绝60多年的两岸关系发展正努力迈向共创双赢的和平道路，“台湾梦”与“中国梦”的对接与融合终于有机会加以促成、实践，这是两岸人民最乐意见到的“和平梦”，两岸统合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更期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只是新型大国关系用合作取代对抗的开始，也是两岸共同构建文明共同体的新开端，是互补合作取代对立冲突，是对接融合取代歧见争端的新思维与新契机，则两岸未来统合的“梦”终能实现。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1_1.html）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刘廼强 2013-09-26 要是中国完全跟美国接轨，成了美国主导文明的一部份，即便人均GDP等物质指标都超过了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大国，说到底只是美国的附庸。 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庄严向全国和全世界提出“中国梦”为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像以往振奋人心的口号，如“为人民服务”、“建设小康社会”一样，其实早已深入人心，一经国家领导人号召，便如泉涌般源源迸发出无比的动力。 “中国梦”究竟是什么？谁也不可能说清楚。像许多深入人心的概念如“过日子”一样，上“百度”也找不出它确实的定义，更不说翻译成外语。其实，恰恰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再下去便毋须进一步具体化了。反正梦总是模模糊糊的，是进行式；梦是要来做，要来完成的。 中国人有中国梦，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美国梦。今天论经济，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论发展势头，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西方现有的地位和世界格局的挑战，中国的美梦很可能意味着是美国的噩梦。作为从后边赶上来的中国，我们有必要告诉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是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的。”这是中国有自信和负责任的表现。 对于广大国民来说，我们迫切需要去了解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只有了解它、尊重它，才能与之相通。这些认识要立体、全面、有血有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平面和陈腔滥调。天大研究院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巨著提供了不少素材，批判性、多角度地帮助我们认识美国梦的憧憬和现实。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个从中国梦去看美国梦和世界梦的视野，这大概需要另外一本巨著了。 这也难怪，中华民族自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节节倒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站稳脚步，之后几番折腾，1978年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到今天中国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突然之间事到临头，这一处境举国上下都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是世界一流大国，客观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躲也躲不了。但是相隔170年，大国这一感觉已经久违，所以才有点疑幻疑真。国内外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似乎不怎么懂得如何扮演大国的角色。 不管市面上各种指手画脚的意见和建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但不会与世界梦相冲突，也不会像西方近数百年建立霸业般抢掠侵凌，更必将大幅度丰富和提升世界梦。 作为大国，中国首先要有自己的一套，包括发展模式、价值标准、行事风格等。要是中国完全跟美国接轨，成了美国主导文明的一部份，即便人均GDP等物质指标都超过了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大国，说到底只是美国的附庸。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角度看，这样的发展，人类前途只会又少了一种选择，结果是世界梦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 为此，构建中国梦，我们急需有意识地总结实践，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全面落实于我们的实践中。另一方面，这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也自然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坐标，以辨别从个人行事作风到公共政策的正确与错误。有了坐标，就更方便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梦交流、碰撞，有时或许还会擦出点火花，从中彼此都有得益，都得以提升。 作为“兼善天下”的大国，中国需从上述的坐标出发，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百多年来中国付出多少人的血泪，经过多少痛苦屈辱，牺牲多少人的健康，污染多少山河大地，好不容易才杀出重围，挣得今天的成果和地位。我们有切身之痛，不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继续于极端不公平的条件下挣扎求生。尤其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人为己，中国有需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携手，逐步打破当前国际格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袒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争取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其命惟新”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开创了今天的新天地，我们不是要挑战当下这个国际格局，颠覆它，而是要改革它、完善它。本书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订国际规则过程中现阶段的一个多角度高清纪录，阅读它使人联想浮翩，不能自已！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0_1.html）

——评《中国梦与美国梦》兼论中国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邢悦 2013-09-25 只有人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人人才敢有梦想。有梦想就会有奋斗、有追求，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整个社会才会朝气蓬勃，国家才会欣欣向荣。 自2012年以来，关于习近平的“全球评论和报道”系列书，天大研究院陆续出版了前两本，笔者都认真阅读，并受约撰写书评，对天大研究院精心搜集和整理全球重要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重大事件的评论和报道的尝试、努力、付出的心血及其现实意义给予肯定和赞赏。 拿到第三本书《中国梦与美国梦》时，原来封面上最吸引我的“全球评论和报道”这几个最能体现本系列书独具一格特色的词汇，这次似乎已经没有以往的风采，因为我对“全球评论和报道”已经不再满足。我在想：这本书有没有与其他两本书不同之处呢？难道“美国梦”也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话题吗？“中国梦”带动世界开始重新讨论“美国梦”了吗？编译者把“中国梦”与“美国梦”并列在一起，是否有些牵强附会？ 带着这些疑问，我翻看此书，发现此书第二章“美国梦”的选材好像与本书副标题有些不符。因为此章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时间跨度很大，从1931年到2013年，而且内容也不仅是新闻性质的，还有美国经典文献，如《美国史诗》的节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2007年参加竞选的演讲。不过，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不符”的内容，使我眼前一亮，产生了阅读此书的兴趣，并体会出此书的价值。 自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他提出的“中国梦”引发了人们对世界上所有“梦”的关注，尤其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梦”。很多文章都对照“美国梦”来阐述“中国梦”，不过，在笔者看来，有些对比和观点太过牵强，甚至有可能误导读者。 书中第二章不仅编译了美国人关于“美国梦”的经典论述，而且提供了“美国梦”的鲜活事例，同时展示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反思和检讨。这一章不仅显示编者不拘一格的开放精神和独具匠心的编辑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是此书最有特色和最具价值的内容，不仅使读者对美国梦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同时也启发人们对“中国梦”进行深入思考。 笔者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和两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述，结合自己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文化的常识，整理出下表，以显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哲学基础、基本逻辑和表现形式。 尽管可以看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明显差别，但笔者认为，中国梦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有待发展的概念，国内外对其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解读，距离形成中国梦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梦与美国梦之比较     中国梦 美国梦 来源 政府；国家领导人是中国梦的提出者，民众是中国梦的响应者 社会；政府是美国梦的响应者，总统（如克林顿、奥巴马）往往是美国梦的象征 背景 大背景：中国走出近代的屈辱史，实现了中国崛起； 小背景：习近平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与习近平有关的三本书编译出版侧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伍俊飞 2013-09-24 天大研究院“记言存史”，所记之言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即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梦的缘起：天大研究院决意为国记言存史 历史是流动的长河，书籍是永恒的记载。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引领神州大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一个梦想成真的时代。本着为国记言存史、为后世载录光荣与梦想之宗旨，天大研究院在短短一年零一个月内，接连推出三本与习近平有关的系列书。 2012年7月，首先出版了《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生动再现习近平在美国和国际舞台上刮起的旋风；2013年3月，继而推出的《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在海外率先响应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2013年7月，续力发行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展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各自的由来及其相连相通，传扬习近平倡言的“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三部倾情之作共2500余页、逾112万字，全景式记载了习近平从2012年春访美到2012年冬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2013年新春当选国家主席到2013年初夏再度赴美举行首次习奥会的整个盛况，通过聚焦这四个重要历史时刻，精选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评论和报道，既展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外交思想和人文情怀，又传递全球舆论对中国领导人、中国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我们“记言存史”，所记之言，当然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而且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当然也就是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这三本书的动议、策划、编译、出版、发行全过程，寄托着天大研究院同仁、师友深深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念，饱含着我们的拳拳赤子情意。合力筑梦：广泛动员全球资源   2012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短短五天行程，彰显了这位当今中国掌舵人亲切温和、沉稳从容、睿智自信、富有人文情怀的国际形象，访问取得巨大成功，既让美国各界如浴春风，认识到“习是谁”，又有力推进了中美关系。习近平成功访美同样也令天大研究院同仁备受鼓舞。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方文权有幸外围参与了习近平访美部分活动，亲眼目睹感人场面、见证友好盛况，努力思索着如何让国人、世人记住并留住中美交往史上的这笔浓墨重彩。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陪同习近平访美的施芝鸿建议方文权：可以组织精干力量，以最快速度，搜集编译并制作对此访的“全球评论与报道”。他还建议搜集面要广，覆盖全球主要国家、重量级媒体智库；内容要翔实，观点要客观，形式要创新，要做成一本全球公开发行、严选精编的书，为更多关注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朋友提供参考。方文权董事长深感这与他不谋而合，于是立即启动出版计划。 考虑到此书的编译出版既意义重大，又工程浩大，我们迅速动员和充分发挥全球资源，合力开展搜集和编译工作。从北京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到研究院全体同仁，从中国驻外使领馆到中央媒体驻外记者站，从遍布世界各地的特约研究员到海外的莘莘学子，都热诚投入到这项共同感兴趣的工作中来。 2012年3月下旬，在全球合作伙伴鼎力支持下，共搜集到五大洲16个国家主流媒体和一流智库的上千篇文章，洋洋洒洒近百万字，我们从中精选出181篇，逐篇翻译编辑、校对勘正、设计排版、申请版权、发行推广……所有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地展开，仅用四个月时间，这第一本书就在同年7月上旬面向全球发行。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打动人心的当选感言，到众望所归的八项规定，再到振奋民心的南巡之行，习近平履新后所展现的务实、创新、亲民、改革的执政风格，赢得举国盛赞，吸引全球瞩目，国内外都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期望。天大研究院同仁亦感同身受，决心再编一本记言存史的书。我们加大力度，搜集范围一扩再扩，终于扩展到全球100个国家，囊括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东盟等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兼顾五大洲大中小国家。书稿也从一册变两册，共1000多页、逾46万字；编译校核等一系列工作也更为繁杂，每校对一遍就要三四天……但我们依旧只用四个月时间，在2013年3月全国两会开幕之际，出版发行《中国梦 复兴梦》这第二本书。 即使在以高效率著称的香港，出版一本书，一般快则半年，慢则数载，且其前提是书稿齐备。天大研究院从广泛搜集文稿、严谨编译审校，到精心设计印制、顺利出版发行，不过百余天时间。这样的高效率背后是天大人的情怀与精神。全院同仁数月如一日忘我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有些骨干甚至放弃了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 研究院全球合作伙伴的激情奉献也功不可没。中国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协助搜集各国报道评论；身处动荡国度的资深记者在空袭警报中字斟句酌翻译文稿；在哈佛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世界名校就读的年轻学子，为了帮忙收集核查资料，不辞辛苦泡在大学图书馆、走访智库同行。 为了给第二本书起一个最恰当的书名，研究院集思广益，多方请教。经反复斟酌，最后由方文权董事长拍板，决定以《中国梦  复兴梦》作为书名。这一扣紧时代脉动、体现民族期盼的书名，顿时让大家眼睛一亮，也使读者心灵为之一振！ 共同圆梦：凝聚智慧精益求精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继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梦”，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大研究院同仁总结前两本书的编译出版经验，信心百倍投入第三本书的编译出版。...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1 植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借鉴法国反歧视与共和模式，中国政界和学界应该开展相关的调研与讨论，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确立新的民族融合道路。 6月下旬，新疆鄯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和田县发生群体聚集闹事事件，新一届领导集体迅速决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果断出手，及时妥善处置了两起重大骚乱，维护了社会稳定。鉴于境外势力的介入，简单把骚乱定性为民族冲突无疑是一叶遮目，但考虑到近年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治安恶化的情况，中国政界和学界都应居安思危，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及时反思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轫于前苏联的民族理论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和前苏联联邦制的影响。在理论上，前苏联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拥有共同文化特征，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在实践中，前苏联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决反对任何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脱离联邦。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维系国家统一的思想和制度支柱坍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了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法理依据，直接导致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传统，中共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舍弃苏联实行的联邦制，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中共通过宣传与教育，比前苏联更成功地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民个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了超越民族认同的高度同质化政治信念，强力压制了民族认同的意识，掩盖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 平心而论，中共根据本国历史传承而开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胜过在法理上允许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的苏联体制。然而，这一政治设计仍是在前苏联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跟前苏联遭遇到的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并不足为奇。 民族政策亟待与时俱进 文革时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路线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聚集区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上层人士与中共党内高官一道成为批斗的对象，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被禁止，大批宗教建筑与设施遭到破坏，大量宗教用品被捣毁或流失。1975 年宪法更是删除了1954 年宪法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调整，主要特征是优待少数民族。新措施包括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重点支持少数民族语文的恢复与发展，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给予职业宗教人士一些特殊权利，参军、招工、税收、高教录取等都向少数民族利益倾斜等等。这些政策纠正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全国性混乱，并非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确实起到了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的目的。由于中共中央提倡在自治地区高比例任用少数民族党政官员，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汉族官员一直属于少数派。比如，2013年1月统计数字显示，西藏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2.05%，693个乡镇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0.6%。截至2013年7月，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6万，佔干部总数的5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了新挑战。目前有些长期执行但已经过时的政策存在较大负面作用。部分措施弱化了国家层面上的共同认同，导致一些人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没有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严重损害了汉族利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地域观念，让民族观念与特定的土地挂钩，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 其中，争议性最大的是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中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干预了司法相对独立的地位，使法院难以处理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此相应，政府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为由，允许某些少数民族合法持刀，这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因此，一些主要目的在于纠正文革所犯错误的民族政策需要在新形势下做出相应改变。 法国民族政策值得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言，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法国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又长期实行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它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尤具参考价值。 法国当前的民族政策是共和模式与反歧视模式的混合物。共和模式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崇尚民族宽容与融合，以普世的意识形态压制民族差异和认同。从19 世纪后期起，法国开始制度化地鼓励少数民族放弃本族历史和文化、学习法兰西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争取完全融入法国价值体系。共和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尽量淡化社会成员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确立并维护平等的公民身份。从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无差别的公民，“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此模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防止民族边界的固化，从制度上封闭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路径；其劣势是难以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间经济利益矛盾和社会组织差异，这种不和谐往往将贫困固化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身上，最终会引发族群之间冲突，近几年法国族群骚乱的爆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除了法兰西主体民族外，法国还有阿尔萨斯、布列塔尼、巴斯克、科西嘉、佛兰芒、阿拉伯、华人等少数民族。阿拉伯民族骄傲的民族性格使其坚守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组织化的求异倾向，高卢人的同化政策在阿拉伯穆斯林面前明显受挫。法国人中的保守分子也因此不满民族融合政策的失败，决意捍卫法兰西传统价值，保卫法兰西民族特性，这也为法国的极右翼力量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然，最现实的冲突根源还是在于福利。经济向好时，民族之间在福利分配上的冲突可以被社会忽略或掩盖，可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资产价格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法国社会的不满即首先指向在福利制度中受惠最多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曾经受到西欧民权运动的洗礼，怀抱强烈的民权意识，认为分享法国的社会福利理所当然。这一态度违背了法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即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主体民族对此激烈反弹，表明宽容有其天然的限度。 为了救济共和模式的不足，1998年法国最高移民融入署正式向政府建议通过立法来管制日益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这成为战后法国民族政策最重要的转折点，被视为法国反歧视模式的开端。2004年12月，法国政府成立了机会平等与反歧视高级专署（HALDE），专门评判法律或国际条约所禁止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从制度上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滕飞、何建坤 2013-08-15 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准备过程中，在科学、影响及减缓各工作组的报告初稿中均对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的一系列转换环节的科学认知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IPCC的职责只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技术选择，但目前各工作组初稿中围绕长期目标的有关结论将会对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2度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度的水平）被确立为全球政治共识。但最近研究表明，目前各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距离两度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的差距，2度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其能否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围绕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已经启动，谈判的焦点问题均涉及2度目标到各国减排目标的转换：一是如何提高各国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以弥补目前的减排差距；二是如何设计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制度，其中“自上而下”（即将2度温升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辅以履约核查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减排模式需要将全球的2度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过程，首先温升目标需要转换为累计排放空间；而后在考虑技术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累计排放空间转换为全球排放路径；全球排放路径又需要依排放权分配方案最终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就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而言，上述转换的每一步都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为了表示温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文献中引入了“累计排放瞬时气候响应”概念（简称TCRE）。根据这份评估报告给出的初步评估结果，TCRE的最可能范围在1.5-2.0 °C/TtC的区间内，也即2°C温升对应的允许累计排放上限即在1000-1300 GtC之间 。但是，在实际的多温室气体情形下，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上限要小于由TCRE得出的上限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应在650-867 GtC之间。第五次评估报告虽然建立了温升与累计排放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各气候模式预测的结果仍然缺乏一致性，因此尚不能就2度温升对应的累计排放上限给出确定结论。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了累计排放与排放路径之间的关系，同一累计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路径实现，不同排放路径之间在给定年份的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目前大多数排放路径都是在技术和政策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的排放路径。这些排放路径均是通过综合评价模型给出的，但是由于综合评价模型在模型结构，减排技术的组成、成本、进入时间及技术进步率等参数的设定，考虑的温室气体及政策设定上各不相同，因此各模型给出的排放路径均有所差异。 在确定全球减排目标及路径后，还需要将这一路径进一步分解到各国成为各国的减排指标后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这一分解过程即是排放权分配问题。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基于对当时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评估，给出了发达国家应当在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应当在2020年从BAU显著偏离的结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的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自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排放权分配方案。目前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巨大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使得将全球减排目标落实为各国减排目标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自上而下”缺乏科学支撑 目前由于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地球系统模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温升目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模式对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不同，但对累计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温升的认知是一致的。这一科学结论支持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也支持了中国科学家基于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趋同原则提出的排放权分配方案。   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确定全球排放的路径或者主要年份（如2020年、2030年及2050年）全球的减排目标。由于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在2020及2030年给出全球的减排范围还具有较大的争议。2050年排放路径虽然比较收敛，但由于温升与累计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就此目标做出政治决策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给定的全球减排路径下，各国之间的排放权分配是气候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之一。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新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出现，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差异拉大，综合评估各方案所给出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减排力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未来确定发达国家整体中近期和远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将会比较艰难。 从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的转换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在谈判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而通过谈判就累计排放、减排路径及分配方案等达成共识的难度极高。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不确定性也不应当成为停滞或观望的借口。中国应推动各国自主承诺   在谈判中，中国应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目前最有效和务实的方案是各国自下而上加大减排力度，并根据最新的科学认知对全球减排路径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进行评估，进而促进各国持续加强减排力度、最终公平的承担减排义务。 在研究中，中国应加强对复杂气候模式、综合评价模型与排放权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及比较研究，增强中国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话语权，为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由于对温升的预估是通过地球系统模式进行的，而地球系统模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性系统，且在气溶胶-云-辐射的耦合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方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给定温升目标下累计排放上限的评估上，不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在综合评价模型上，各模型之间对减排成本的不同估计也导致了减排路径的较大差异。排放权分配方案也在公平、伦理理念、基线和参数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天气预报中的多模式预报一样，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在加强模型一致性的基础上，也需要综合多个模型的结果从不确定性决策的角度作出决策支撑。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中国偏重于对“中国模型”及“中国方案”的研究，未来应当转向对各主流模型和方案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从比较研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角度深入强化科学认知，为未来国内决策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