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12-10 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十八大推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出的一步大棋、一步好棋。目前，许多政府大楼与街道两边，都贴挂出了宣传24字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各相关单位也加强了学习。不过，就笔者有意观察和广泛了解，从上到下，体制内外，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都相当有限。有人认为这无非又是一组口号而已，也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没有什么用处，很难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本届中央领导人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适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未来百年要奋斗实现的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源泉、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能最大程度地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虽然早在百年前，“富强”就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民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人民向往的境界，而“法治”等更是历届政府不停强调的执政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与理论，不能说那些提法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没有益处，可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不能太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忽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借鉴。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该价值观可以涵盖方方面面，兼顾传统思想与外国先进理念。毫不夸张地说，“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过去多年来流行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极端有害的思想与言论，都将失去依归与群众基础。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这届领导人推出的最好的“维稳机制”就是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分复杂，且还有有待统一的台湾与有待收复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屿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块多民族的土地，这样一个曾经遭受列强欺侮而四分五裂的超级大国，什么东西才能把她紧紧凝聚、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的追求与梦想？肯定不是过时且有害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是一些人过分推崇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56个民族并不都是在汉族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里成长起来的。因此，真正能凝聚民心的正是这届政府提出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让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能热爱、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大“粘合剂”就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藏、新疆如此，香港、澳门一样，而当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同台湾同胞一直追求与践行的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中国梦”不但同“台湾梦”相通，还涵盖了“台湾梦”之时，祖国的最终统一与复兴，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对外价值观上，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中国对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价值理念是不仅相通且一脉相承的。谨守我们提出的这两个价值理念，不但能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保障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符合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广大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认可的。设若抛弃上面的对内对外核心价值观，不但会在国际上引起疑虑，而且，一个没有统一价值理念的民族，也让国际社会不知道采取何种标准来打交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在国际上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遵纪守法，倡导和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与促进民族和谐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我们的官员与学者把这些“事实”展示给外部世界时，却遭到了无数的误解甚至攻击，最后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掌握了“事实”，人家却掌握了“道理”，中国“有理”，却总是感觉到“气不壮”。 这当然和一些西方政府与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分不开，也和一些海外势力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有关，但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责任的。要知道，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某些官员与媒体总能用他们掌握的“歪理邪说”肆意歪曲手中的“事实”：明明是因为改革开放，同世界融合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却偏偏被他们扭曲为“特色”的成果；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硬是要通过少数媒体营造出与全世界为敌，非打一仗才痛快的印象。 中国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可也总有些人在国际社会上与普世价值为敌，故意把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部分内容界定为“西方”的价值观，给整个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就是一个站在“平等、公正、民主、自由、法治”对立面的未来的恶霸，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不自由、人治和专制。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结束了一切有意、无意与恶意的误解和曲解，为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路径。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真正要让这24字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能脚踏实地地践行，路途可能还相当遥远，而且要经过艰难曲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切实际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与国家大方向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更加复杂的国内形势，如果没有明确的路径与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出问题，走老路、走弯路、走回头路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还可能车毁人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贺雪峰 2014-09-22 支持家庭经营，而不是推动土地流转，至少还应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调。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一点上释放出了明确的信息。 一号文件释放出立足国情农情的政策走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第二十条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此做出了细化的规定。文件第二十二条阐明：“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制度，严禁农地非农化。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流转土地给予奖补。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制推动。”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条款相比，一号文件以上表述不仅更加具体，而且提法上有所改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是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而不再是三中全会所笼统规定的“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里多了一个“有条件的农户”的限定词，表明中央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原因是当前小农经济仍然极其庞大且具有活力。 第二是一号文件中规定“探索建立工商农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地非农化”，这里透露出中央对工商资本下乡圈地非农使用和下乡务农失败的担忧。实际上，在当前全国工商资本下乡从事种养业的规模经营中，大多都出现了工商资本与流转土地农户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三是一号文件中不再有三中全会决议中的“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一句，而是在导言部分写道“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立足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相辅相成”。这其中，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各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与三中全会决议中“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一句，少了“推进”二字，这很重要。而且，一号文件中还奇迹般地出现了“传统精耕细作”一词，这个“传统精耕细作”当然是与家庭经营相匹配的。中央对待土地流转制度须谨慎 从以上解读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表述，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一号文件细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相关条款的规定，而且在政策重点和政策方向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强调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态度更为审慎；二是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工商企业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进入农业变得谨慎且犹豫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业主体到底是谁，土地究竟应该要由谁来种，国家政策究竟是要重点鼓励谁、扶持谁、支持谁和发展谁的问题。那么，中央为什么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在政策走向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和农情。 从国情上讲，当前中国仍然有近7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3亿是农业劳动力。此外，还有两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其中大部分并未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和有保障收入条件，这些进城农民工还可能要返回农村，且他们的父母、子女大都留守农村。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张，虽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地安居下来，但九亿农民（包括农民工）进城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半数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政策甚至财政手段来推进农村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到专业大户甚至工商企业，那么仍然留居农村的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就不仅失去了农业收入，而且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农业收入与就业，如此巨大的不可能立即体面进城的农村人口将导致严重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户将自己承包地流转出去，可以得到租金，不也是收入吗？这种认识存在严重问题，第一，土地租金收入低于务农收入；第二，从事农业生产本身是就业的一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如此庞大农业劳动力做什么？第三，农业生产本身使农民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生活消费。比如农民可以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农民种菜拿去卖，很便宜，卖不出钱来，但若要到市场上买，则一定很贵。当前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包括自己住房，自己生产粮食、蔬菜、鱼肉蛋奶，因为没有经过市场交换，都未被算入GDP，但这部分收入数量其实极其庞大，对于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极其重要。当前计算GDP，以及计算基尼系数，农户自给自足部分未被算入，所以会引起政策部门的判断失误。 在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庞大，农民进城难以体面安居的国情之下，农民不仅要从农业中获得收入，而且要以农业作为主要就业手段时，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国情条件就不具备，国家对待土地流转制度应慎重。 从农情上看，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中老年农民，这些中老年农民因为年龄比较大，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而从事农业生产正好。中老年农业劳动力种地，一定是精耕细作，他们所种土地的粮食一定是极高的单产。就笔者和所在研究中心这些年在全国的调研，中老年农民种田，其粮食单产都是远远高于规模经营的。除中老年农民种田以外，农村还有一个数量不大但极其重要的“中农”群体，这个“中农”群体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或不愿离开农村进城的中青年夫妻，这样的中青年夫妻将进城务工经商农户流出的耕地纳入，形成一定的农地经营规模，只要从农地和副业中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他们就可以安心在农村务农。“中农”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收入比较高，家庭生活又完整，这样的“中农”家庭就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是村庄公共品的积极建设者，是农业技术的骨干推广者，是农机的主要使用者，是村庄人情乡情的参与者，是社会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总之，进城农民将他们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庄内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或不能离开村庄的中青年夫妻，从而形成30至50亩规模经营，也就在农村形成了一个崛起的“中农”群体。老人农业加上“中农”群体，就不仅具有极高的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相当的农技推广动力，而且使农村社会结构变得稳定有序。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国情还是从农情来看，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仍然具有活力，以小农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仍然具有活力。支持家庭经营，而不是推动土地流转，至少还应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调。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一点上释放出了明确的信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4-09-17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之后仅一个多月，央行于6月9日再次宣布，从当月16日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将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同时，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也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往“全面降准”的背景 此次操作是自2011年12月5日以来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2012年曾经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的“全面降准”有着怎样的宏观经济背景呢？ 首先，这两次降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常用的宏观政策办法。 其次，这两次降准主要目的还是对冲外汇占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表示，“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并不是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释放出的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没有典型的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近年我国贸易顺差收缩，外汇占款投放的压力也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存准率的下调。 长期以来，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一方面大笔买进外汇资产，从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形成外汇占款；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又通过发行央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回收流动性。外汇占款的减少将会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进而减少经济中的各种货币类别，如M1、M2等等。为保持经济中货币数量的稳定，需要通过增加货币乘数来对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个逻辑思路来看，这两次降准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冲销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并深受管理层的喜爱。据研究表明，我国可能的最优存准率“上限”为23%，央行连续3次降低存准率也是为这一政策工具释放空间。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也为央行下调存准率提供了时机。“定向降准”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通胀尚且可控，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4%，尽管与政府7.5%左右的政策目标接近，但高频数据与微观感受却比GDP数据更消极，稳增长压力大。以往的全面降准政策，作用效果难以精确把控。前几年频繁降准的时候，国有大银行的信贷资金大多投向了政府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少还投向了房地产等领域，这是房地产调控长期未能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大量过剩产能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联系。相比之下，“三农”、小微企业和私人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这不是因为整体信贷条件不够宽松，而是因为其信贷需求往往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项目挤出。 在沉寂了近两年以后，央行今年开始使用“定向降准”方式来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全面降准”意味着降低所有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定向降准”则意味着只调低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力度相对温和。实际上，这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从本次定向降准的范围来看，它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比4月25日的降准范围大很多，不过释放的资金仍然有限。中金测算，“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700到800亿元，释放资金规模远不及一次全面降准，对整体流动性影响不大。这并非意味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但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加快“三农”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中小企业又对吸纳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此次“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若能实实在在地进入这两大领域，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准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是个老问题又有新困境。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主要有三个特征，即：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且贷款风险较大，以及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再加上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权限相对有限，致使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缺乏抵押资产等为由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依赖非正规金融渠道，企业的融资时效性要求迫使中小企业求助于手续简便的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 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体制障碍主要包括：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中小企业信用缺失，征信系统不完善；信用担保等中介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滞后；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体系；以及企业自身问题。由于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特别是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浙江，有很多中小企业都因资金紧张而濒临倒闭。资金链的断裂，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由于企业固定资产不多，很难从正常的质押借贷渠道获得银行的贷款。即便是能贷款，较高的借贷成本也让这些体量和盈利程度比较有限的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很多中小企业希望加快发展、扩大规模，但在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死得越快，所以现在沿海很多中小企业准备缩小经营规模。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却已升至72%到96%，个别的甚至还会达到240%。业内有句俗话说：“用民间借贷找死，不用民间借贷等死”。 可见，“定向降准”，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从6月中旬到现在近大半个月过去了，据一些媒体的调查发现，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款增加额度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据调查，定向降准以后，各家银行的小微贷款并没有明显松动。很多小微企业主反应，虽然这几年很多银行都在推小微贷，但是适合他们的产品并不多。据近日公布的“汇付-西财中国小微企业指数”显示，有42.2%的小微企业并未向银行申请贷款。而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中，有79.9%的比例获得贷款，银行贷款拒绝率为20.1%。 那么，降准释放的资金能不能流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问题。有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降准释放的资金会投向小微贷和个人住房贷款，而由于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也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额度增加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由于央行对定向降准后释放的资金流向并无规定，联系不久前央行喊话要银行保证首套房贷，有部分银行会将释放的资金投向住房贷款。如何实在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打通资金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似乎并不是定向降准能够解决的问题。出路在于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中小企业融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全面降准就是向整个经济注水，而定向降准是让做“三农”和中小企业业务多的银行有更多可贷额度，但这些额度能不能变成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还有一个传导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绝非定向降准就能一蹴而就。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只要加强资金流向的监管，定向降准仍然可以对解决“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大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确可以采取更多的类似定向降准这样的微调技术手段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 然而，定向降准并非结构调整“万能药”，无法改变金融机构惜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的现实情况，也无法改变存款创造后，货币流入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等强势部门的流向问题。因此，要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更多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合理和规范地引导和利用民间借贷的资金，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 首先，我们要创新金融政策，制定适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使新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其次，要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其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再次，要充分发挥担保公司、信用评估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金融产品，特别是探索适合国情的由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互动贷款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8-04 金砖国家应深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带来许多重大的变化，金砖国家集团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9年，金砖四国建立正式会晤机制，使一个媒体热词转变为国际合作实践。2010年12月，南非正式获邀参加，金砖五国集团形成。从2010年至今，金砖国家已经举行了五次首脑会晤，第六次将于今年7月在巴西举行。金砖国家的鲜明特点 与G8、G20以及成立更早的北约、不结盟国家等国家集团相比，金砖国家集团具有独特之处。 五个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中，五国总人口占50%以上，国土面积总和约占40%，GDP总量约占60%。中国于2005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而位列全球第六，印度则成为第11大经济体。有数据显示，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将达到61%。 五个成员国之间具有诸多差异性。在地理上，五个国家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四个大洲。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中国和印度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俄罗斯曾经是国际共运的中心，巴西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南非曾经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在经济方面，五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大体同样的发展水平，相互间经济互补性不强。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实行单一制，其它四个国家采取联邦制；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采取总统制，而印度采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除中国外，其它四个国家都采取多党制，其中俄罗斯、南非、巴西目前的执政党已经执政长达10年以上，印度的人民党刚刚当选。与现有的主要国家联盟相比，金砖国家集团缺乏地域、经济、文化传统等一致性优势。 虽然存在较大差异性，但有两个基本共同点将五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其一，它们都是新兴国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作代言人，也被一些发达国家视为机遇和挑战；其二，它们都有着反抗或对抗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都希望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对未来的期待。今后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入到什么地步，持续到何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将两个共同点转变为共同的价值理念及制度化机制。 深化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前景，各界看法不一，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既然已经实行了合作，就要继续推进，着眼长远，解决当下。从长远来看，要努力提高金砖国家合作制度化水平，尤其是要缔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从当下看，要着重经济社会领域，通过共同发展克服利益纽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首先，加强对其它四个国家的研究，将这类大国的研究列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内容，并藉此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国对印度、南非、巴西的研究还不全面、不深入，而对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为薄弱。就目前而言，可以发挥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家层面设立金砖国家研究院，一方面集中国内优秀人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吸收国际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并以此推动金砖成员国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这种研究，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将知识阶层联系在一起，形成知识群体之间的共识，以利于将中国的价值理念用更柔和的方式传播出去，形成持久影响。俄罗斯、印度、巴西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比如俄罗斯有着系统的研究体系、印度有着英语的优势、巴西则发展出依附理论。中国的优势则是建国以后形成的较为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 第二，充分认识到其它四个国家国内政治的特点，尤其是要密切关注近期以来的政治变化。虽然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执政党或者执政者长期在任，但是定期的大选总会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选举往往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这些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乃至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热心于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国内也有明显的反对声音，很容易通过选举放大和扩散。另外，这些国家长期形成的大国意识，对霸权乃至其它大国的警惕，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信任。因此，中方要积极加强和拓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发展，既要发展金砖国家执政党之间的交流，也要与其它政党建立沟通渠道。 第三，要寻求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发展。尽管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总量都远远大于其它国家，形成了不平衡的关系。2012年金砖国家相互间贸易达到3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同金砖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与2002年，即10年前的水平相比增长了11.5倍。与此同时，中国同全球整体贸易额的增幅仅有5.2倍。另有数据显示，各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16%，但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仅336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1.5%。中国对于其它四个国家，是重要的市场、投资来源国、产品输入国；其它四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资源输出国、产品需求国，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然而，其它四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密切。因此，金砖四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目前不可能像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美日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以及俄白哈三国建立的欧亚经济委员会那样形成经济高度一体化合作，必须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互间关系来寻求有特色、有效果的合作。 今后，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应该着眼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市场优势，积极推动其它四个国家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巴西、南非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金砖五国之间的投资法律制度的对接；对外，即深化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第四，要积极探索金砖国家在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长期稳定的国家间合作，必须获得各自国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样普通民众才能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好感，从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共识。金砖五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俄罗斯刚刚走出制度转型的动荡，巴西摆脱军事独裁也不过30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不过20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才20多年。这些重大变革使得社会内部非常活跃。印度、巴西、南非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分别举行过“世界社会论坛”。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母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方面，也要学会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要在经济合作中注重发挥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作用。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聪悦 2014-07-11 奥巴马亚洲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4月23日至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完成其就职以来的第五次亚太之旅，穿梭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之间，核心目的在于安抚、拉拢亚洲盟友，利用“重返亚太”战略为其金融危机后丛生的国内问题埋单。亚洲四国之行各有收获，然而撇开外交辞令和政治游戏的掩映，实则乏善可陈。亚洲之行求助于盟友 客观而言，相较于希拉里•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转身亚太”做出的频繁军演、穿梭外交、高调表态等大刀阔斧之为，此次四月之旅的确首鼠两端且略显低迷。系统考察美国当前所处内外局势，便会发现奥巴马此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首先，有三大国内变量影响奥巴马外交决策。第一，2008年以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迫于债务、就业压力，美国不得不削减国防、外交预算，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政治极化格局的结构性影响加剧了这一倾向。巨额量变足以诱发海外军事安排质变，影响再平衡战略的切实开展。第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弥漫于美国的厌战情绪。皮尤中心民调显示，2013年来大部分美国民众开始对干预他国事务采取怀疑态度，5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本国国际贸易情况。第三，页岩气能源革命。页岩油气开发将使美国天然气达到自给自足并仍有剩余的安全状态，即将实现从油气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身份转变。由此催生美国外交决策新变化：其一，加快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实施战略收缩，降低介入程度；其二，更重视同油气消费大国如西欧、印度、中国等的合作。基于上述三大变量的有力影响，奥巴马四月之旅并不想责难、激怒中国，毕竟财力不足、厌战之风及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使它无心卷入争端。 其次，着眼亚太区域，不难发现美国的盟友体系亦非铁板一块。此行只为调动盟国资源，服务于美国主导亚太秩序的需要。从经济资源来看，奥巴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署，为振兴美国经济和重塑制造业寻租。然而正是在TPP协议是否签署的拉锯过程中，美日裂痕暴露无遗：日本2013年1月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然而作为一个一贯奉行保护国内市场政策的国家，兑现承诺签署协议无疑是开罪国内选民之举，安倍政府于是企图利用美国落实TPP的急迫心态，迫使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全与政治议题上让步。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新表态也算给足了安倍面子，但终究未能在TPP方面讨到好处，悻悻离去，足见两国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从政治资源来看，由于盟友相信美国一定会提供威慑、遏制中国的保障，故而多数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日本将防御费用降低至GDP的1%，台湾和韩国则少于3%，迫使美国每年不得不消耗重金。于是乎，奥巴马此行的另一个意图即寻求为美国“减负”，表示相关行动的成本决不能仅仅由美国承担。 再次，从更为广阔的国际现实来看，奥巴马出访亚洲四国之际乌克兰局势波谲云诡，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俄罗斯一直与美国龃龉不断，而克里米亚问题使本就冷淡的俄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会力主削减用于“转向”（pivot）亚太的经费，强化再平衡战略已然缺少经济支持，难以有大的举措；另一方面，乌克兰事件后的东亚异常敏感，美国唯恐腹背受敌，故而通过出访放话安抚盟友，并进一步唤起日本、菲律宾等对自己的效忠之心，同时也欲达到威慑而不激怒中国之目的，毕竟美俄关系僵化期内，中美关系的缓和显得格外重要。由此推断，鉴于经费不足、求稳心切，通过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步骤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推进，奥巴马所能做的也只是唱唱高调、表表姿态，此次访亚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向盟友求助。中国政府以“巧实力”应对 鉴于美国当前内忧外患的情势，有理由相信这次亚洲之行将不会强化奥巴马政府对深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雄心，而是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美国对如何维护亚太主导权的反思：如何说服日本、马来西亚迅速加入TPP，采纳美国的区域经济构想？如何妥善利用菲律宾军事基地，不卷入中菲领土争端的同时又使菲律宾对盟国承诺深信不疑？如何平衡中国崛起给区域局势带来的权力配置变化，威慑而又不失合作？此次亚洲之行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性收获，反倒是上述问题让美国伤透了脑筋。 对于美国此举，中国政府较好的化解办法是运用“巧实力”，强硬与感召并举。首先，看清当前形势，奥巴马就钓鱼岛问题的最新表态虽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刺痛中国敏感神经，但无需急于对该表态及美日同盟前景做出定论，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表现出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强国之势和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线的坚定信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避开俢昔底德陷阱、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两国已就此概念达成初步共识，而关于如何实施，进展程度、速度等问题则是日后需要慢慢协商的。可以想见在此过程中，由于中美两国价值观、国内政治制度差异和国际体系复杂的系统效应牵引，坎坷甚至关系反复都是必然的，但作为概念的提出方，中国在和平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始终要以长远、全面的眼光分析美国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亚洲之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一味沉溺于奥巴马旨在强化再平衡战略的窠臼，忽略当前区域内外局势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则易犯错。 其次，按照中国国力发展的节奏增强军事能力。与国力相符的军事能力一来有利于稳固国防，警示他国；二来也有利于缓解安全困境，不过超出国家能力的军备扩张无疑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的警觉，反倒不利于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在当前形势下采取三面外交策略：对美实施软平衡（soft balancing），通过非军事手段抵御其遏制；对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行为采取硬平衡（hard balancing），该强硬时绝不退缩；对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广泛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力求以大国之德感召友国，以期“中国威胁论”、“称霸论”等自动化解；另外还要更多地在区域内甚至更高规格的国际组织中争当负责任的大国，通过获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中国以及广大南方国家的发展牟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6-23 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交工作用了三段文字进行安排，既展示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延续性，也体现了中国新型大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全国两会期间，国内外发生的数起极端事件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昆明的暴恐事件、乌克兰政局变动、马航客机失踪，都说明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交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成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目标，强调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这为进一步定位和布局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指导理念。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开放的，处理对外关系与协调国内关系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说，外交工作也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力量，这集中体现为有效的外交工作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能促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国内治理的水平。 因此，必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来思考中国的外交工作。以下四个变化是基础性的。 首先，中国正在为建设新型大国而努力。新型大国是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定位，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新型大国之“新”集中体现在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来处理各种国际关系。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平衡好这两个角色的关系，而中国的外交就要努力展现这两种角色的和谐而非冲突，并为实现和平发展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其次，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进入新的动荡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明显受到国内问题的制约和经济实力下滑的牵制。主要大国实力影响范围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出现重叠交叉区域，这些区域既是相互间竞争的热点，也是主要大国重新配置资源的重点。因此，才会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强力介入。 第三，国内国际大局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共十六大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全面深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得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国际交往的扩大，使得外交要处理的不单单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多边关系，还要处理大量的非政府间关系，这就需要通过发挥社会的作用，创建相应的组织载体和交往平台；另一方面，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使得外交工作不单单是外交部门的职能，也是诸多涉外机构的责任，这就需要提高部门之间的整合性和行动的协调性。 第四，中国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发展规划中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重点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路线图。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执行和落实。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应该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依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加以筹划和实施。外交工作需改革创新 中国的外交工作应该密切关注上述四个基础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新型大国外交这个基本目标，自觉在工作的体制机制、人员的能力素质、资源的调整配置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将外交工作水平提高到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程度，并能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做出更明显的贡献。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彰显新型大国的外交特点： 首先，要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分布来改进外交布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大规模走出国门，遍布海外的意愿和能力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支撑能力，中国社会发展对海外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也超出了预期，这导致了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涉外工作的滞后性。这是外交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外交布局应该根据重要资源来源地、主要产品市场、主要人口流向地、潜在冲突发生地等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并且加强对这些重点国家和地区外交资源的投入、变化的监测和预判，建立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元化沟通网络，传播和践行中国的“义利观”，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并获得价值理念的认同基础。 其次，要保持外交的均衡性。无论在地缘位置还是国家属性上，中国都要面临更多样的国际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多极化，用“选边”、“站队”的方式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着利益交集，必须保持外交关系的均衡性。中国要平衡好三类主要关系：周边国家与重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保持均衡，不是不要重点，而是要找到协调这些关系的关键点；不是在重要问题上“和稀泥”，而是在明确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不能只保持和发展双边关系，还要主动构建和发展多边关系；不仅要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平台，还要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国际平台，比如新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等。 第三，要提高外交行动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具有悠久的道义传统。虽然国际事务中依然充斥现实政治、实力外交，但是各国都在积极争取道义制高点。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诸多担心，甚至被夸大的恐惧，这就更需要重视外交行动的道义性，用自己的价值理念去说服别人、引导别人。中国先后给国际社会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等原则和理念，因此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去践行，在外交行动中，着力去传播和丰富这些理念。此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道义制高点建设中的作用。在互联网上，国家道义形象的构建已经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带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甚至主导性。因此，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互联网在国家道义形象塑造和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大国外交是分工细致的工作。外交工作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而是各涉外机构、组织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整个社会也参与到对外交往过程之中，因此有了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等新提法、新实践。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提高外交工作整体性显得更加紧迫。要创新外交协调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减少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隔阂，夯实外交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五，要提高外交工作的预判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时代，中国由于自身的超大规模、内部的快速变革等原因，比许多国家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风险，并且在社会心理和应对机制上准备不足。外交工作直接面对着国内风险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风险的国内化这双重挑战，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应该成为衡量外交工作的新尺度。因此，外交工作要更加重视各类信息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增强对目标国政局变动的预判力，防止战略性判断失误。这就需要调整人员配置、提高专业能力以及改进工作机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建 2014-05-29 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家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正确认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经济增速回落压力大 从最近三年的数据来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的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下降约3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消费和出口是最终需求，但自新千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比净出口额约大出10倍，所以消费的收缩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当然，投资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能够继续提升，并足以抵消掉消费率下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保持目前7.5%左右的速度，但是至少在今明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需要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从出口看，未来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是很悲观，因为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制造。这种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带来了新的资产泡沫，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今年年底，到明年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棘手，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贷危机这五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是反复震荡，并愈加激烈，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动力。 从投资看，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之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生产过剩成为中国的隐忧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就仍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贷危机爆发，西方出现流动性短缺，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任何一个都不会在中短期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愈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爆发了危机，中国经济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而达成此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税制，调整分配体制。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不过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过大，这是税制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十万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就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这方面的改革任务繁重。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三分之二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十分之一，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调整分配关系还必须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分配关系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前后的社会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稳，是因为西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权的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一致。然而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体制，相对于通过30年改革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还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安排好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提供了理论和制度上的保障。如果赋予这一阶层政治地位，则未来进行分配体制改革会更加顺利。目前看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新兴财富阶层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益，持怀疑态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只有在政治上、法律上让新兴财富阶层放心，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分配体制改革。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要和危机赛跑，刻不容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肖自强 2014-05-14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了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死、143伤的严重后果。暴恐袭击将中国的族群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融合是化解族群矛盾的良好方式 我国面对的一个客观实际是，边境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其中，通婚融合和文化融合是族群融合的两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部分单一少数民族大面积聚居，聚居点相对集中，而不是在全国都有所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少数民族重新分类，分为全国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少数民族，而地方性少数民族再进一步分为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小少数民族。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难点，就是地方性大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从政策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如何把地方性大少数民族转变成全国性大少数民族，否则族群关系的隐患恐长期存在。融合是消除族群冲突比较合适的方式： 其一，融合是不断发生的过程。融合更多的是消除不同族群间那些容易引起冲突和对抗的差异，是为了让族群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 其二，促进融合是中央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强大武器。每个国家都存在中央对地方的权力边界，即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范围及对边境的影响强度。如果这种影响力受限源于客观障碍，那么分裂主义者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就促进族群融合而言，中央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源，比分裂主义者更容易克服这种客观障碍。 其三，高级融合是通婚和文化融合。初级融合仅仅表现为混合居住，而通婚就是血统融合，是用婚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文化融合就是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吸收和渗透，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化解族群矛盾的高级方式。以新疆为例的政策建议 笔者在新疆做社会考察时，有两点印象很深：在中亚人口居于前列的大民族当中，唯独维吾尔族没有独立建国；伊斯兰教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应给予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认识不到这两点，在新疆只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反而会强化维吾尔族的分裂倾向。 新疆存在治理问题，但问题不局限于新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全国一盘棋，而非某一地区的问题。国家统一不只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更是少数民族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认同，而后者常常被人们忽视。北京原来有多条新疆街和许多清真餐馆，新疆人在北京不会有强烈陌生感或恐慌感。随着首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疆街和清真餐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东部城市这些年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出现“去少数民族化”，某些少数民族在东部城市的生活空间被不经意地压缩。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打跑，要么融进来。维吾尔民族，要从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变成全国性少数民族，比较好的选择是让维族同胞从新疆走出来。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六项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不得先于实质主权力。所谓实质主权力，也可称内在边疆，即主权的实质控制状态。这源于笔者在边疆地区考察获得的体认，即1）维族富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低于维族穷人，2）边远地区关于中国和中央的认知相当贫乏，3）维族地区高层官员后代的离心力比较强。主权力落实以后的发展才会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可以从现实和历史同时着手，打破少数民族内部的简单认同，增强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现实就是在东部地区形成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地域风格。历史就是呈现该少数民族充满差异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科学的民族史教育。比如尝试加强维吾尔族前穆斯林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保留维吾尔族几百年佛教信仰的记忆。 第三，加强边疆板块化建设。首先是大板块建设，即大西北建设，要确立大西北的中心地带并鼓励优先发展。大西北的中心地带是陕西。陕西如果获得很大发展，对西北就会产生很强的正面辐射效应。应将新疆纳入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构成的大板块。仅仅是新疆板块化是不够的，因为无法解决地方性大少数民族问题。其次是小板块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与民族混居两个指标并重，增加少数民族聚居区中间地带的小版块建设，为不同族群的融合创造地理条件。这一点我们目前认识不足。 第四，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来。比如推广西北少数民族服饰，把外部性差异缩小。适当将个别维吾尔族节日立为全国节日，强化他们的全国性存在。可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体人才在东部地区成为全国性明星。 第五，让少数民族走出来。共享改革成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东中部城市落户就业。促进少数民族到东部就业，将就业与落户联系起来。 最近政府放开西部少数民族到东部落户的条件，就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光放开还不行，还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在东中部城市中建立适量的少数民族餐馆、清真寺和新疆街，让西部穆斯林在东中部落地生根。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建十多个新疆街区。在此基础上可以让少数民族在东中部不同地区形成地域性文化，比如海派维族文化、京派维族文化等，以打破族群内部的简单认同。可以重点发展陕甘青等地，使其成为吸纳西北少数民族就业经商落户的大基地。 第六，让全国人民走进去。首先要发挥新疆非维吾尔族地区的特殊功能，即非维吾尔族地区可以成为内地移民的首选地。在这些地区民族矛盾依然难以避免，但不至于引发暴力事件。 民族混居是新疆一切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实现民族混居，首先要有相应的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就是将分散居民适当聚集。新疆城镇化规划，重点应放在多民族地区，多建多民族小镇。其次是适当的生态化战略，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都可以达到混居目标。再次要有相应的产业化战略，并与整个大西部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同时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使内地人口大踏步走进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新疆搞移民，因为移民会带来冲突，其实冲突并不可怕，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关键是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如何引导和管理。 要发挥跨民族机构的融合功能。央企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它们也可以适当发挥族群融合功能，分布在新疆的央企尤其应该发挥融合的功能，因为在历史上它们就曾被赋予政治任务。非政府组织和学校，可以发挥相当的族群融合功能。党组织、团组织则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族群融合使命。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薛凤旋 2014-05-13 “新城镇化”应是我国未来新经济与新社会观成功落实的结果，而不应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这是中国针对后次贷危机全球经济新形势采取的调整策略之一，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国家推行的“新城镇化”是内地在全球经济新发展趋势下主动调整的产物。本文就这个热点议题从城市地理及中国发展经验的角度，讨论其涵义及要考虑的发展方向。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 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城镇化逐渐提升到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层面。2013年12月，北京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中央全国城镇化会议，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中国积极走城镇化的道路，不少大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都认为是非常好的决定，纷纷进行调研和评论，其重点是认为新城镇化会促进内地房地产业并带动相关的工业，刺激中国经济发展。内地经济学界大多也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促进内需。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过去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在过往的30多年，中国的城市户籍总数增加不多，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因受现行政策限制，在城市工作多年也不能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在城市中享受同等教育、医疗、廉租房等福利待遇。“新城镇化”之所以“新”，其意指国家在未来20年内，将让目前2.59亿农民工拥有城市居民身份，将这些“半城镇化”人口变成百分百的城镇人口。 其实上述的观点都没有切中国家要推行“新城镇化”的要害，他们所讨论的都不是城镇化的问题。城镇化是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人口从农业领域就业向非农业转移；第二，城市功能要以工业、服务业、旅游业、大学城、交通枢纽等非农业功能为主；第三、原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之后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向城市居民转化。按照官方数据，内地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2%，这包括了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如果仅以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计算，则城镇化率为37%。从城市地理和研究城镇化角度看，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农村地区转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速度、强度及空间形态，会受到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发展模式与水平、资源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化是个自然而然的、持续的、宏观的社会过程，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没有中断过，也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具体的城镇化状况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动力在地理空间上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而不能反过来说，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城镇化率未必愈高愈好 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了，因为相对于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与他们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时段相比，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事实上，城镇化的实际问题远比媒体热议下的优点要错综复杂得多，再加上各个国家历史、资源、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所以各个国家的城镇化速度、比率都各不相同。城镇化率的高或低，是增加还是减少，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动力。有时在一国之内，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城镇化的形态也会出现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曾经在短期内有很大增长，追上北美，比欧洲和大洋洲都要高，而非洲、亚洲国家的城镇化率则比较低。非洲和亚洲的城镇化基本上在过去30年才发展起来。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巴西的城镇化率最高，达92.5%，不过其人均GDP却只有17，700美元。而世界上城镇化率最低的地区是列支敦士登，为14.4%，但其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一，达141，1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城镇化率高达82.4%。伊拉克人均GDP为3，900美元，比我国低很多，但城镇化率为66.6%。由此可见，城镇化水平高低本身并不意味着收入多少，与经济发展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世界经验显示，不是经济发达了人口就一定会往城市集中，人口集中也不一定对经济和社会治安有好处。目前海内外各方关于内地新城镇化的讨论，还没有很好地涉及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比率的问题。数据显示，过往30多年，亚洲每年城镇化率提升1.57%，中国是3%，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率。 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每年的城市人口增长愈来愈少，欠发达国家也有这个趋势。我国一些学者提出要加速城市化，这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总趋势并不一致，令人深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经验与挑战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基本上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城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三资企业，以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低税率为主要投入的出口加工业及相关的物流、商贸和金融服务等，其特点乃大量教育程度不高及没有技能的农村年青富余劳动力迁入东部沿海城市及周边地区。由于这30多年的城镇化一直有强大的出口型工业发展及其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服务业及内部社会的需求等作为主要动力，因此涌入城市的人口几乎都有工作，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拉动的实例。但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体制，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虽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却无法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色，如同它的出口工业，基本上是粗放求快，不重规划、质量和效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超出了城市人口需求，主要是“土地的城镇化”，我们应该走的是集约的城镇化，而不是在地理上摊大饼。这就表明可能要考虑将目前的建设红缐基本冷却，利用城市里的一些废弃或与未来发展不配套的土地，如工业区、部分平房区和棚户区等，对其进行重建改造，提高土地使用及增值率。除了上述考虑之外，我们还要从未来30年的整体发展方向、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去考虑，找到一个合理的“新城镇化”路径，而不能将“新城镇化”这一议题简化为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户籍问题以及他们的农地承包及宅基地如何私有化及商品化的问题。 对于未来城镇化的走向，我们既要对过去30年的城镇化历程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又要前瞻性地分析未来数十年国家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回答以下5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    未来城镇化的经济动力何在？ 2.    经济如何均衡布局？如何理解“均衡”这一概念？ 3.    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走？高铁网络对新城镇化有什  么影响？ 4.    绿色低碳城镇化怎么做？不能只考虑怎么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