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2009-05-05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正面临人才危机，如果广而言之，则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发展危机，也就是：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临，新生婴儿不足，影响长远发展，也影响未来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创业人才不足，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人才领域保护主义抬头 然而，在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香港在用人方面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经济衰退大潮波及各行各业的破产倒闭潮之后，又面临一波裁员减薪潮，香港就业形势严峻。在香港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却是从缩减人才供应规模着手。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他认为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 李卓人从保护本地就业出发作出建议，为自己的选民说话，但是他的主张是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是否能真正缓解香港的就业压力呢？答案是否定的。2005年香港高校招收内地学生1000人，国际交流生约3000人，到今年毕业之际，一部分升读研究生，一部分回乡的话，总数可能不过2000-3000人，减少这两三千人的就业供给对于香港就业形势有多少作用呢？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小公司的确是因人设位的，而且往往需要一些有海外或内地背景的毕业生，而且有合适人则要，不合适就不招聘，这些隐性岗位就很难增加香港本地毕业生的就业。 更重要的是，李卓人的建议不但对本地有需要的公司不利，而且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害。2000年后香港逐步放开内地在港毕业大学生留港工作，给予3个月找工作的期限，近期又延长一年，显示特区政府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步加大。2004年以来，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曾说明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人才危机 遗憾的是，持李卓人这样观点的立法会议员不是少数。同时，李卓人等人还对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异议，认为通过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的有好几千人，也足以对香港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如果有不少人都是拿一两万元月薪，当然会同香港大学毕业生出现竞争。“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令人怀疑本地雇主所聘用的是否人才。” 因此，香港对高端人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如果这种思维主导香港政府政策，那么眼前的金融危机会成为香港长远的人才危机，遗害匪浅。 近年来香港加大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一方面是弥补本地人才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输入内地青壮年，以应对香港人口老化的危机，因为这些新移民既年轻又有高学历、高素质，同时熟悉内地，对于香港长远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香港人对境外人才的态度却非常急功近利，功利得让人心寒——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输入人才的诚心。香港人喜欢赌钱赌马、炒股炒楼，对于人才似乎也想投机炒卖——需要的时候就要你，不要的时候就请你走开！呼之即来，喝之即去，这不是尊重人才的态度。 相比之下，新加坡却与香港的做法有云霄之别。新加坡与香港一样面临本地人才不足、人口老化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吸引人才。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新加坡引进境外人才政策远较香港开放积极，尤其是引进中国学生计划，更显出新加坡用心良苦，不但给赴新读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留在新加坡工作若干年。香港社会心态则一贯的保守和急功近利。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新加坡“好才有道” 香港“好财有道” 现在，新加坡也面临与香港一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可没见到什么新加坡人要减少引进境外人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人才，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过来就能产生效益……新加坡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而香港的对外宣传语“热情香港，好客之道”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实际上是“好财之道”。 如果说香港本地大学生抱怨工作机会被摊薄，还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切身利益，但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府精英也如此认识，而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实在是对香港未来的一大伤害。实际上，香港人才问题的困境不在于引进人才多了，而是少了，尤其是香港对高端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批评，现时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就反映出高端人才吸引不到，当然只有降低门槛。遗憾的是，立法会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走上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短视、不具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自08年12月以来，不断有议员质疑引进人才计划，但特区政府还是在1月18日宣布，降低引进优秀人才的准入门槛，这反映特区政府对人才问题尚有准确认识，不随少数议员的短视而盲动。然而，降低门槛之举同样也反映出特区政府引进人才手段捉襟见肘、处境无奈。 实际上，香港的人才危机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香港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不重视引进人才，对境外人才警惕排斥，造成优秀人才更不愿意来港，两方面互相作用，在将来就可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不是香港的人才危机，又是什么？ 几点政策建议 显然，要引进优秀人才，首先要对“人才”的作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香港社会从普通市民到立法会的精英们，都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力中核心的战略资源——优秀人才不同于白菜萝卜，更不能以一种投机股票的心态来高抛低吸的，而需要像新加坡那样依靠诚信、耐心，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前来，依靠市场机制挑选优秀人才；不要总担心外地人才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而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境外人才一争高低（事实上，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同台比较，差距已很明显，引进内地人才显然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香港本地人才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引进的人才只是来分享机会和资源，而应认识到，他们其实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引进的是高素质的青壮年人口！ 其次，要提高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往，香港的高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内地高端人才（金融、IT、生物科技等）在北京、上海、深圳年收入一百万并非罕见，而在香港一百万年薪的生活素质可能远远不如内地的同等收入。唯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特区护照，但是却需要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获得，对一个在内地有高收入的人来说，花这个代价获取香港护照，似乎不值得。因此香港不但不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需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比如香港对引进优秀人才可以采取积分制，对于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准许他们在香港基本工作3年后就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样，对其配偶及子女也应参照处理。 此外，应考虑与深圳等地合作，为高端人才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香港居住空间之逼仄，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因为用香港千尺住宅的价格，可以在内地住上更宽敞的大宅，还有生活方面的其它便利，这些硬件如果不能改善，吸引高端人才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为保证香港中产利益，香港不可能让房价下降，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干预市场去为居住者提供住房，解决的办法是在临近的深圳、珠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专门为高端人才提供相对廉宜的住所。也就是说，香港要解决引进高端人才问题，还得考虑与珠三角地区充分合作，才能应对日益逼近的人才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09-04-27 中国在南太的战略基础是国家统一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无意也不可能成为南太的军事霸权。但是，中国威胁论者又认为，中国日渐增长的“软实力”同样可怕。他们警告美国，不要只注意中国的硬实力，更要当心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正迅速崛起。西方观察家们注意到，南太岛国的领导人往往将中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而非象往常那样去澳大利亚、美国或新西兰。就人数而言，中国在南太拥有最庞大的外交使团。 在经济方面，中国给予南太岛国各式各样的援助，成为该地区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捐助国，捐助金额估计每年在1亿至1.5亿美元之间。另外，中国与14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之间的贸易也从1995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2.29亿美元。 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令许多西方观察家不安。澳大利亚一位观察家在2001年警告说：“五到十年之后，我们的近邻效忠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盟国。”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太的长期目标是最终取代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头等强国。南太作为对美国没有威胁的“美国湖”（American lake）的时代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观察家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许多南太岛国政府都欢迎中国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2006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南太时宣布，中国将在3年内向数个太平洋岛国提供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以推动双方企业在资源开发、农林渔业、旅游、轻纺制造业、电信和航空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当时的斐济总理莱塞尼亚 ? 恩加拉塞表示，南太地区的外交和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儿 ? 索马雷则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拉近与南太岛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相互学习。”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大国在南太的争霸不可避免。有西方观察家呼吁，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有人直言，南太可能成为中美间新冷战的温床。更有人认为，中美在南太的争霸战已经打响。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岛国商务杂志》（Islands Business Magazine）2007年6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说，“自二战以来，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从未象今天这么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她将稳扎在太平洋。”社论指出，“美国的高级官员遍访南太诸国，并参加了地区论坛。华盛顿将2007年定为‘太平洋年’，还史无前例地将二十位岛国领导人请到华盛顿开会。” 如何评估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真的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吗？本文围绕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南太的战略价值与中国的硬实力 中国的大战略 冷战期间，由于面临着西方和苏联的威胁，中国将国家安全定位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今天，中国认识到安全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的是“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外，国家安全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科技安全等等。中国安全观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一点，中国于1990年代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提升综合国力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块基石。强调经济安全并非忽视军事安全，毕竟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军事安全作最后的保障。 中国的安全意识有别于其它许多国家。中国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外的多种安全挑战，更需处理复杂的台湾问题。 就外部安全而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会与其它大国有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这一判断也不时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湾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内部安全，即国内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民众已不再有吸引力，中国经济也已与西方经济接轨，成为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挑战，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失业人口、急速恶化的环境和政府官员的腐化等。而应对国内安全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台湾海峡在过去十几年间有过不少惊涛骇浪，如今终归平静。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两岸长期的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09-04-17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早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1974年5月1日的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就曾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呼吁“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世纪，2004年1月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帝冈举行的新年弥撒上，呼吁建立起一个国际新秩序，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事实上，每当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这一问题就会被再次提起，而眼下正是这样的时刻。随着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度发展，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2008年10月15日，即金融风暴爆发后的一个月，欧盟27国峰会在布鲁塞尔开幕。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共同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同日，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就即将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评论说，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改革旧的国际秩序，改变旧的国际贸易体系。 随后召开的第七届亚欧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但都发表声明，决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迈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性一步，甚至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隐然成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诡异的悖论：一方面，自古以来，秩序一直是政治家与外交家追求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只要有可能，人们又会不失时机地寻求改变原有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前者反映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在要求，后者则反映了国家间实力消长变化及合作与冲突的现实。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与条件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机会之窗似乎正在悄然打开。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国际经济秩序可以理解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分布。如果全球权力分布发生变化，那么国际秩序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近十年来，全球力量转移日趋明显并且呈加快之势。西方传统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迅速崛起。西方7国集团的GDP第一次低于全世界的一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风向标。《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2009年开始衰落。 美国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危机爆发前，美国占世界GDP总额的份额已经连续7年减少。与此同时，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份额也不断下降。其次，随着新兴国家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国实力抗衡的力量，单极秩序政治日渐式微，地缘政治趋于混乱，美国的战略自由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第三，在软实力方面，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此外，由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全球影响显著下降。这对世界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提前出版的《外交》双月刊2009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的文章，作者指出，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的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往那种各国服从 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国际社会服从于国际组织决定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所谓“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和大面积地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2008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有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元年”。今年1月27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的《2009年全球军力对比报告》又提出，“2009年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元年。”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西方体系和传统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莱昂纳德说：“在新千年之交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我记得我曾经注意到——几乎是在突然之间——几乎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被赋予了一个中国视角：从非洲发展到联合国改革，从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到伊朗的核项目，从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到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 此外，作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崛起，以及作为世界最大国家和最大资源大国及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复兴，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都不可小视。近年来，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大国形象日益丰满，而核供应国集团批准美印核协议，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身份，则似乎是对印度大国身份的正式加冕。于是，2008年4月，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在印度加入八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实施“全球新政”。...

2009-04-07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澳门建埠近500年来，博彩业从禁止到专营再到开放，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博彩业“一枝独大”，“一枝独秀”，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独具澳门特色的竞争优势，必须保持和发展。这种靠一元经济立足和发展的典型还有芬兰的手机业、瑞士的钟表业和瑞典的林木产品等。 但在一元经济主导下，居安思危，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风险控制，加以政府的宏观调控，选择或培植经济发展路向，引导经济的多元发展，类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似乎又占了上风。 因此，摆在澳门经济发展决策者面前的选择，是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或是走多元发展的道路？ 如果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谁能保证博彩业“一枝”永远“独秀”；万一发生危机，澳门经济何去何从。况且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开赌，威胁已经逼近。 如果选择多元发展，谁又能保证一定成功。在此之前的百来年里，多少产业和行业在澳门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只有博彩业存活下来并“一枝独大”。因此，有人认为多元发展谈易行难。 一、对适度多元化的理解 好在澳门人以不变应万变，看到了危机，提出了充满智慧的“适度多元化”。就象当年为了不与国家宪法条款冲突，在澳门基本法中用了“旅游娱乐业”的说法替代淡化了博彩业的敏感，用旅游和娱乐掩护赌博的实质，最终从法律上保证了博彩业在澳门回归祖国后“赌照开”，而且“五十年不变”。 而现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经由澳门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认可，从而形成了澳门经济发展路向的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适度多元化”，选择和培植的“元”是什么行业？以一般的理解，适度多元化，肯定不是一元化，也不是多元化。中文中的“多”，一般以三为多。适度多元化可理解为多过一元化，少于三元化，应是二元化，即二元经济结构。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共同支撑起澳门经济。一旦博彩业不济，也能使澳门经济不至坍塌。 然而，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至少要具备的条件是：新兴产业，具有澳门特色和优势，不违背国家最近出台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香港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相配合或互补，不进行激烈的资源竞争。 纵观澳门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环顾世界经济和大中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前瞻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短时间内拟以首先振兴旅游业才可以担负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大任。 二、建议首先振兴澳门旅游业 进入21世纪后，香港在上世纪60-7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支柱，所剩无几：制造业移进广东，集装箱和航运业让位给新加坡，许多支柱行业式微，仅剩金融服务业还有较强的竞争力。内地游客的自由行，为香港旅游业注入天水，为香港各行各业带来生机。 （一）香港创造旅游品牌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是旅游资源匮乏之地，既无悠久的人文景观，也无绚丽的自然景观，但香港的旅游业者通过颇有创意的旅游推广，创造出香港的旅游品牌。让游客在购物、饮食和文化等旅游项目中领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与其它地方的不同。 从国际旅游的角度看，到亚洲不到香港似乎是遗憾。从中国内地出境出国旅游的角度看，首选到香港或经过香港。每个历史时期，香港都有吸引游客的地方。香港是购物天堂，时装、化妆品、金银首饰、名表、药品等，是内地游客的挚爱。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是内地小朋友梦寐以求的地方。 由于香港成功的旅游推广和推销，并建立有监管功能的旅游议会制度，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打击害群之马，访港游客有增无减，2006年访港旅客2,525万人，较2005年增长8.1%，入境旅游收益达到1,173亿港元。2007年访港游客2,800万人，总消费1,400亿元，人均消费约5,000港元。2008年又有2,900万人到访香港。旅游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澳门旅游发展的潜力 长期以来，澳门人用旅游娱乐业代替和包装博彩业也产生了副作用，这就是养大了博彩业，忽略和牺牲了旅游业。导致博彩业欣欣向荣，旅游业萎靡不振。 在声誉上，旅游业被污名化。从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看，到澳门旅游就是去赌博，把旅游等同于赌博；不赌博就不会去澳门，成为一般人的思维定势；反对赌博就要反对去澳门，成为反赌博者的一致行动。...

2009-04-07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央决策部门早已进行研究和部署，而且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了步伐，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与韩国等地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也标志着人民币离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近。 首先成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相比，合资格企业被允许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的措施，显然是明确了香港发展人民币结算中心的方向。在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上，香港和上海都是最可能备选城市。而上海对这个目标早有动作，近期由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金融工委牵头，央行上海总部一并参与的一项“试点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课题研究已基本成型。虽然现在香港率先允许进行相关试点，却不排除上海在将来也会获得许可。上海和香港，谁能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谁就将在未来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简言之就是全球金融枢纽，一般认为纽约、伦敦当之无愧，而东京勉强可称，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则可看作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伦敦是以英镑作为支撑的全球金融枢纽，纽约则以美元为后盾，未来香港似乎可以人民币作为依靠成为全球金融枢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危”，而且有“机”，至少让中央有意加快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发展。因此，扩大人民币业务不应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纾缓眼前的金融业困境的一种策略，而应上升成为香港建设全球金融枢纽的重大战略。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 尽管有关的措施只允许香港合资格企业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但由于涉及人民币贸易项目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等于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这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因此对香港、对中国整体都意义重大。对于香港如何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探讨，而我认为香港要成为全球金融枢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它与所倚靠的人民币经济体系的沟通协调机制，而这恰恰是香港的软肋： 首先是香港人民币数量规模实在太小。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非常小，目前只有700亿元左右。这显然不足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这次香港与内地又有人民币互换协议。可见，如果香港要成为日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那就需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借助“一国两制”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尽快建立并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及法规、架构，并形成市场规模，那么在人民币可兑换之后，香港就可以执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之牛耳。 其次是香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尽可能的接近信息源，但香港和上海与人民币的决策信息中心（北京）都距离甚远。事实上，在港英时代，香港重大财经决策都来自英国，香港经济的繁荣对英镑起到相当大的支持作用。香港回归后，财经政策悉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体现了“港人治港”，但两地之间的沟通机制似乎未能完善。如果香港要在未来中国金融战略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障碍就必须解决。 此外，在人民币经济体系中，香港还有一个信息劣势就是，虽然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与内地市场的沟通却不那么直接，交易成本也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决策信息上，香港与内地是分属境外和境内两个系统，北京央行制定的金融政策在内地金融部门可以系统地传达，但香港这边未必能完整把握有关政策的影响。如果香港未来是以人民币作为倚靠的全球金融枢纽，那么信息劣势无疑是其最大的软肋。 完善与央行金融沟通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潜在的互不信任心态，使得一些问题变得很微妙。香港从官方到民间，始终有人担心北京对香港关心过多会冲击“一国两制”，从而使“港人治港”变味，以至于中央在香港财经问题上只给予支持，而不便提供建议。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还包括香港目前的金融部门主要以外资为主，决策者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金融大行也主要是跨国大机构，他们对香港的金融决策和政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当然，外籍越多，越能彰显香港的国际化，但是中央对未来的考虑应该非常审慎，这种心态反映在决策上自然就有所保留，比如支持香港的同时，逐步也让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让时间和市场自然选择，也许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目前，香港在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上，其实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香港、深圳间试点应该更有条件，毕竟在2004年2月香港中行与深圳人民银行之间已经签订了人民币在港清算协议，建立了初步的人民币结算制度。再如，深圳“地下金融”泛滥，表明这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这更需要香港与深圳之间建立一个疏通人民币的渠道。凡此种种，都说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实际上是落后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 为了更好取得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香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以香港为支点，引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大论述，但这个论述不能是空洞的口号，不仅要让北京信服，而且更要成为香港上上下下的共识；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探寻一个让中央放心的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保障模式就是香港必须倚靠深圳的力量，构成北京—深圳—香港的“金三角”来共同达成。 倚靠深圳桥梁作用加快两地金融合作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把深圳看成是自己发展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不然。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上事实上更具互补性，深圳在金融业与香港竞争的地方可能不到五分之一，根本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深港两地金融业应加快合作，否则两地的金融优势都可能丧失。现在，香港在扩大人民币业务发展上，更需要获得深圳的支持与合作。 深圳人民币规模庞大，且深港之间的金融地下通道惊人，深圳几乎就是中国的“地下金融之都”。如何把这部分资金招安疏导，无疑需要深港两地的深度合作，从而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挺港十四条措施出台之前，国务院还通过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同意珠三角地区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深圳或广州极有可能率先进行，相信这将有助于降低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汇率风险。 针对信息劣势，香港应支持深圳提升在国内的金融地位，包括进行一些金融业务试点，把一些金融决策、监管权利下放，甚至提升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级别，或者类似央行在上海所设的总部，或者是央行在深圳的特派机构，便于与香港金管局直接沟通。显然，打造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香港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但又在境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香港的信息劣势，并可成为香港新的金融优势。与此同时，利用深圳这个“金融特区”，中央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容易掌握第一手信息并适时决策，包括对地下金融的掌控、香港人民币结算试点效果等。因此，深圳对于中央和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并将在未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频 2009-03-05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准确地报导中国？怎样让西方媒体更多面地反映中国的变化？对于一个正努力成为国际主流文明一员的国家而言，攸关国家战略利益；对于正努力与中国良性互动的国际社会而言，攸关世界和平与发展。 然而，对媒体的本质，对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中国和国际社会似乎仍认识不足。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某些决策，仍然是源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基于陈旧的记忆和固有的观念以及所谓的听证游说 ，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轻率、傲慢而且片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对待西方媒体有先天的制度障碍和心理障碍，正是将记者们隔离在真相之外，更增大了中国形象被扭曲的变数。 主观上检讨“妖魔化中国”背后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部门和官员对西方媒体有着相当程度的敌意和恐惧。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西方驻北京记者们，反而更具“逆反”的冲动，也更愿意冒险去挑战新事物，要寻找“这个帝国苏醒的希望”。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部分民众，对西方民主有着浪漫的期待。星火在冰冻未开的大地上忽灭忽燃，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很陌生的名字，却是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明星；民主墙、学潮演讲、民办刊物，成了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兴奋点。一九八九年，街头运动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与今天中国各地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一样，成了他们关心和报道的焦点，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西方驻北京的记者们大多并没有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目光仍停留在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放大他们的一言一行，西方记者们相信“苏东波”的效应终将在中国出现。 中国其实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人们不再将空泛的民主字眼挂在嘴边，而是将可及的民生诉求攥在手上。举国上下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一个活力无穷、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国家出现了。 西方媒体竟然比西方的资本家更迟钝地感受到这一点。其原因，当然不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所诠释的那样。相反，某些官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记者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警惕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西方记者和中国之间建造了一条阻隔相互了解的鸿沟，无法让他们看到一个多姿多彩、正在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当然，也就无法达到官方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正面形象。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被西方记者们“妖魔化”，其责任很大程度上要在极左和僵化的源头上找原因，要检讨我们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的思维和做法。 软杀：给中国戴高帽子 新世纪将临，一批批新的西方记者到了中国。他们比其前任们享受了更多的采访自由，他们睁大了眼晴，试图将这个国家很多方面的巨变告诉他们的读者。 每一天，在西方最重要的媒体上，很难不出现关于中国的报导和文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来自中国的报导常常占据头版重要的位置，而且洋洋洒洒；而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上，有关中国的故事，也常常成了封面主题。 其间当然也有冷嘲热讽，但是言论多出自只用脑子不用眼睛、永远自视正确的专栏作家，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当然不可能捕捉到中国真正的主流发展与相关的新闻焦点，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常常只从预设的立场来解读中国，给中国打分。 如果说，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是一种“硬杀”，那么，近些年来对中国的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和报道，则是某种程度的“软杀”。这些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常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一顶又一顶貌似金光闪闪的高帽子，戴到了中国人头上，让向来很在乎外人评价的中国自己都感到了不自在——尤其是那些了解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真实状况的人，知道对中国发展的过高评价，不仅不符合实际，也对中国没什么好处：不仅可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催化西方战略制订者们头脑中的“中国威胁论”。更关键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承担大国责任的国际能力，国家的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并且非常脆弱。而在西方记者一个劲“褒扬”中国的长篇大论中，中国的软肋也被一览无余。 媒体的原罪：片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这种变化？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导为什么总是出现偏差？前一个问题大家容易说出原因，因为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但后一个问题，涉及的因素更多一些。 ——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记者来自一个文化、制度本质不同的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标准自然不同。但这种标准并非来自西方国家官方的指令，而出自他们从小形成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其实也是中国人所向往的“普世价值“，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公开否定，不过出自西方记者的笔下，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变化，就显得有些傲慢和居高临下。 ——西方受众的局限。西方记者报导的受众，是他们本国的读者或观众。虽然他们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他们抵达北京时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当他们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时候，又到了他们被调离的日子。他们的编辑部更希望他们的笔下能有新鲜感，而不是有专家的深度。西方大众媒体的支柱是西方读者市场，大众对记者报导的要求是通俗性，尤其是对他们本来就兴趣缺缺的外国事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3-05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中国如何加入资讯新秩序？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不过，多元的概念言之容易，实质上却多为困难。多元从来就是以现实的权力为基础，而这种权力又多为军事权力、金钱权力、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甚至更抽象的话语权力被少数人或国家所霸占；至于弱者只好沦为无声失语的状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曾说过：“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意见。”即是对媒体及附带话语权被垄断所做的最大控诉。今天的世界，全球所接收的新闻、信息、意见，至少七成以上都是垄断者所生产，它是一种单边主义，它透过信息与意见的生产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这种权力当然成了现实权力的辅弼。 自从《麦克布莱德报告》公布后，尽管媒体与资讯多元主义的声浪渐增，但随着CNN在一九八零以迄九零年代的快速扩张以及网际网路的发达，这种垄断其实更为强化。于是，全球遂出现了新闻秩序上的两大突破：一是一九九六年阿拉伯世界“半岛有线电视网”（al-Jazeera）的设立；二是二零零六年“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France 24）的成立。这两个电视网之目的，都是要打破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垄断。前者所达成的主要目标乃是让阿拉伯世界可以生产出自己的新闻而摆脱被故意的扭曲；后者则是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观。 首先就阿拉伯人的“半岛”而言，它由波湾小国卡达尔的年轻大公阿尔沙尼所支持创办。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以流血政变的方式废除了他保守父亲的权位，将卡达尔带往开放的方向，并决定成立一个在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这个电视网的总部设在卡达尔的首府多哈。一九九六年四月，英国BBC因为报导沙特阿拉伯的斩首惩罚及沙国异议份子的新闻而被认为是恶意颠覆，于是沙国遂将BBC驱逐，而卡达尔遂将BBC内阿拉伯藉的编辑、记者以及技术人员全部接收，这乃是“半岛”能够高度专业的原因。卡达尔由于仍是王侯制的公国，因此“半岛电视台”主张在不造成动乱下的尽量开放以及在此原则下最大的新闻自由。此外则是它对伊斯兰国家的专制不自由也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加以批判，至于对以色列的批评更是当仁不让。因而成了泛伊斯兰最进步的电视台，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都对该台不满。至于对美国，卡达尔尽管是美国盟邦，但对美国也批判甚力。“九一一”后“半岛”访问了阿拉伯学者专家，即有许多人指出“九一一”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为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及国安顾问赖斯都至为不满，要求删除。后来美国入侵阿富汗，企图对“半岛”封口，还特地轰炸“半岛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办事处。但这只让“半岛”的地位日增，“半岛”多次公开本拉登的录影带谈话，也对其声誉地位大有帮助。该台由阿尔沙尼每年支持一亿美元。 “半岛”电视台早已有“阿拉伯的CNN”之誉，它立场开明、不回避阿拉伯世界本身的问题，因而当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时更有公信力。它对凝聚泛阿拉伯感情与共识上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在防止扭曲、平衡报导、替阿拉伯人发声等功能上贡献卓著。甫逝世不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及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领袖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最后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里就如此指出：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要比美国细致，意见光谱也宽得多。“半岛”电视网就是个好例子。阿拉伯世界的非国营电视台比美国的非国营电视台具批判性。美国媒体正处于历来最乱七八糟的时刻之一。在战争动员这件事情上，电视台自甘充当政府的宣传武器。” “半岛”在全球新闻秩序里，它的角色是替阿拉伯世界发声，防止被扭曲，因此在价值上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但“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则层次又高了一些，它要呈现给世界一种不同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的另一种法国观点。因此它是一种“另类选择”的形式。 众所周知，法国无论左右翼，都有着极强的高卢风格，它在世界上反对单边主义，在经济上反对美式资本主义而有较强的福利国家精神。尽管法国作为一个老帝国也有极强的傲慢风格，但它在各类问题上与美英不同调，对世界的多元发展确有极大的助益。 “法兰西廿四小时”由右翼希拉克总统于二零零二年初决定开办。而后随着波湾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不满，遂决定加快筹备步伐，并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开播，以突破CNN和BBC在西方世界里的意见垄断。到了二零零九年初，“法兰西廿四小时”又与“法国橙色电信”（Orange）合作，进入电信网路播出。迄至目前，它已有英文及法文频道，今年四月将再设阿拉伯语频道。“法兰西廿四小时”的国际新闻占百分之八十，它对重大问题将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呈现，以深入的政治文化角度提出各种“非美观点”。 而除了“法兰西廿四小时”的电视网外，法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配套，那就是该台成立后三个月，立即整合多所研究机构，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巴黎经济学院”。这所学院未来之目标乃是要有350名研究员，900名学生，企图在经济学及经济思想领域建立起新的学术中心，以挑战美英哈佛、普林斯顿、伦敦政经学院之地位。该校董事会里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松营 2009-02-18 美国“次按”问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近几个月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和处理，激起了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自由经济的反思，也从某个角度证明，只有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新迷信，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惊涛骇浪中不迷失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本人于2008年7月在“天大评论”发表了《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文章之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得到许多读者尤其是网友们的肯定和支持。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我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美国“次按”问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近几个月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和处理，激起了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自由经济的反思，也从某个角度证明，只有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新迷信，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惊涛骇浪中不迷失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只有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走过的路程，才能确保我们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继续“左右逢源”而不重蹈覆辙。 一、为要彻底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必须客观评价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成就和失误。 1、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对待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历史情况，完全可以用黑格尔的哲学原理来加以解说和论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及至19世纪初、也就是清嘉庆期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其生产总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之后，由于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加上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经济终于江河日下，一泻千里。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是未能真正改变国家四分五裂、任由列强宰割的状况。国民党的民国政府虽然也有过宏愿要振兴中国，无奈自身日益腐败，并且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掠夺和破坏，更使中国病入膏肓。四年的国共内战，中国可真是雪上加霜。到1949年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老百姓穷苦不堪，占世界近25%人口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1%多一点，已经不是一般的“一穷二白”。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那种情况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还去学西方搞自由市场经济，势必使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一潭无底的混水，就会出现象民国后期的大陆那样挑着一担“金圆券”换不到一担米的情况，经济形势将更加失调，人民生活将更加困苦。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因素，当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选择学习社会主义苏联搞计划经济，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调控各种生产和经济流通以及社会财物分配。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仍然充满理想主义的执政共产党人很少有腐败现象，并且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才使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老百姓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当然，在这个大局势里面也有许多支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由于出现阶段性误判，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又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主观意志用事，靠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排拆市场经济，也犯了严重错误。 2、前30年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基础积累，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时至今日，虽然有不少海内外书报资料在描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各样笑话，批评“公社化”、“大跃进”。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看问题、想问题，就不难明白一个道理：既然没有万全之策，那么所采取的计划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从大处着眼、顾全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一个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出了不少问题和差错，却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当然，由于基数很小，其增长的总量不是很大，但是就其速度来说，这在当时比苏联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期经济增长速度都高得多。就我们这代人的亲身经历，当时，虽然由于中央政府过度依赖计划和太过偏重于国家积累，使社会生活资料比较短缺，老百姓的生活质素和水平的提高比较缓慢，但国家统一，自主独立，没有大的战祸，多数人至少免除了像1949年以前那样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惨况。更加重要的是共和国经过前30年的艰苦奋斗，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能够有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许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和知识，为以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家底和基础，没有当时那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国立世，美、英、日、法等西方强国能同你平等建交，能让你平安打开国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果原来没有一定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没有为资本创造高额利润的必要基本条件，外商能把自己宝贵的金钱大量地投进中国大陆？ 事实还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现代经济成就，都有一段辛酸史和痛苦积累过程。没有“羊吃人”阶段的积累，就不会有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没有对黑人、黄种人的大批“卖猪仔”残酷剥削，就不会有后来强大的美国。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同样是历史积累出来的，而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赐与，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没有前30年的经济积累，就没有中国后30年的发展和今天的经济实力。不可否认，这中间，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广大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牺牲，流了多少血汗，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大亏！尤其是在实行“剪刀差”的计划经济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为了今天强大的中国付出了多大牺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发展中，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计划性，更没有放弃过计划调控手段。从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而在经济体制方面，一直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摸着石头过河”，相当一段时间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作为重要补充。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说的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提倡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却从没有排拆计划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江泽民作序、马洪主编，1993年10月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仍然多处强调“宏观调控是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指导思想上还是实践形式上，都与西方过去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别。它既要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更离不开政府的计划和调控职能的发挥。中国的每五年为期的经济发展计划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现在是中国的第11个计划发展期，统称“十一五规划”。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保持了自己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免遭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风瀑的袭击，在这一次从美国刮起的金融海啸中又没有受到更严重的灾害，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克服经济严重危机、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中坚力量。 4、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并不是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再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世界上再周全的计划，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再强力的调控也会有控制不到的死角。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计划经济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病。而且由于国家制度和体制上存在的不足和弊病，使官僚主义的命令和控制不断滋长和发展，结果就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不可能尊重经济规律，就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单一的计划经济，甚至是造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前30年的教训同样是十分深刻和沉痛的。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各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做决定。但是，任何国家或地区想要做到社会经济能够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决不能只有计划、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市场、没有计划。违背计划与市场兼容并相结合这个客观规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要走弯路、邪路，就会乱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当今世界，就算是最愚蠢的国家或民族，也不可能再回头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并不是要排拆市场经济，而是要消除对市场经济盲目相信、盲目崇拜、入了迷的思想意识和做法。 1、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双重性及其产生的严重副作用，趋利避害。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踏入迷信市场经济的歧途，1929年开始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差点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老命。但是，有一些历史的健忘者总是把前车之鉴抛之脑后。这些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批判单一计划经济的弊病之后，不是一般的“矫枉过正”，而是飘飘然地又重新踏上迷信市场经济的歧途。在他们的眼里，市场是救世主，是拯救一切落后经济、化解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经济，而不见政治、文化，经济决定一切，政治和文化只是服从。 这一次如惊雷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使所有善良的人有所醒悟。通过2007年到2008年这一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人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经济里面隐藏着那么多的陷阱，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缺陷和弊病。 事实是，对利率的疯狂追求和永无止境的贪婪，促使华尔街的斗士们没有约束地、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包括向还贷能力差的人进行“次级房贷”，并“再创新”将其证券化。《华尔街冲击波》这样描写：“2005年下半年开始，放贷的标准明显下降，甚至还接受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在2006年，近40%的高利率住房贷款涉及背驮式贷款或再次按揭。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在制度许可和支持之下，美国的各个大大小小银行为了自由竞争，各出奇招，只要放到贷款，获得高额利润，就不怕说假话、做假账。另一方面，由于超前的自由消费，美国人几乎都把“信用卡”当作提款机，不少中下阶层的美国人没有节制地刷卡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自己银行的账户是否有存款，也不管是否还得起。多年前，美国有一位经济观察家安迪森?维金就写了一本书叫《美元的坠落》，对美国经济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进行认真、深刻地分析，指出建立在“债务驱动经济”的美国存在着许多严重危机。安迪森当时就十分中肯地指出：“有些人的确需要放弃这种思维：因为我们是美国，所以我们的经济就一定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投资率，而是让人难以容忍的低储藏率。美国是一个在消费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在生产的国家。”他还引用了与凯恩斯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的话发出警告：“如果资本流只能带来超过生产能力的消费，那么，这个经济已经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任何经济衰退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都会让大多数美国人如梦方醒，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美元泡沫之外的其他两个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无妨设想一下它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震荡和混乱。”但是，美国有关政府部门却对金融机构奇形怪状的“创新”听之任之，视而不管，体现了“市场的自由”。结果，各种金融泡沫终于全部破裂。2008年9月15日，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雷诺兄弟破产、美林银行被卖，其他的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银行也都岌岌可危。“金融海啸”因美国而起，美国受到危害也最惨重，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或大或小也都受到拖累和祸害。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向来标榜和推崇的自由经济进行反动，首先对救市方案做出计划并采取严酷的应急措施。其他国家也不得不纷纷采取各种行政干预、调控手段，出手救市。就算这样，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人敢断定“金融海啸”何日能止息。 沉痛的教训终使自由经济“万能”的符咒不揭自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哲学、史学、文学界都不能不对以往的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进行认真检讨，重新思考。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认为：“全球要重新理解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要重新思考中央银行的作用。危机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有了计划和市场相结的经验，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也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更没有完全与世界市场接轨，所以所受到的冲击和损失相对要小一些。但是，中国也不能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既犯了不少错误又有伟大成绩一样，后30年既有伟大成绩也出了一些差错、存在许多缺点。市场经济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留下了许许多多缺陷，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甚至整个社会进行严重腐蚀，给中国社会留下许许多多隐患。更何况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念以及自私自利的政策和行为，给地球村人的生存和发展埋下了许多随时爆炸的炸弹。为了振兴中华，中国需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可以说前途仍然十分艰难。因此只有趋利避害，才可能使中国既不走回头路，也才不会被迫上邪路。...

——从基辛格的“创意外交”到陆克文反思“华盛顿共识”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09-02-18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而根据他构想的这个国际新秩序蓝图，中美两国将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大国，将成为世界进步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就在基辛格勾画国际政经新秩序蓝图的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在二月份（提前出版）的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巨大的危机震撼，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旧的道统（orthodoxy）被推翻，另一个新的道统出现”，因为旧道统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陆克文要迎接的新时代，实际上与基辛格所呼吁的国际新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在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意义通常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回顾的时候，只有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作为西方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陆克文批评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将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ism）,正是目前人类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它却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将近三十年经济理论的道统（economic orthodoxy），所以现在已经是到了告别这个“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特殊商标”的时候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辛格对世界目前政经体制的批判，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涉及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常识问题，即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的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了混乱。如基辛格所言，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出现，史无前例，“毕竟政经密不可分，但在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之间已经被一道鸿沟悄然隔离”。 近三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以政治手段，即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来打开国外市场，并支持透过国际组织或有关条约，对其他国家施加多边政治压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恰逢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年代，生不逢时，相当一段时间未能得志。但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恰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也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开始了市场化进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这个时期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各取所需，并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作出巨大贡献），在全球一片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从那时开始一直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陆克文间接批评“华盛顿共识”？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因此，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 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却面临千夫所指，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作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不但是对这一学说的反思，更是对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公然挑战。 陆克文说，仅仅十八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是现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调节机制失败，不但在金融市场，而且在实体经济领域，政府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损害。短短时间内，全球的资产市场，已经从最高峰时的总值，至今损失了大约32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七大工业国（G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第一次的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预测，发展中国家因金融与经济危机，将再新增一亿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将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陆克文认为，华尔街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扩散，从金融危机变为总体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很多国家已经发展成社会危机并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已经给地缘政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削弱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未来的战略影响力。 所以，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不但在有关的监管、调节机制方面需要检讨，而且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陆克文呼吁深入检讨过去三十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统地位，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陆克文提倡社会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