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咼中校 2009-08-07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回归十年来澳门经济发展稳定，加上中央在背后的强大支持，澳门方面对未来发展踌躇满志，包括对横琴岛合作开发的主导权似乎是志在必得。不过，目前澳门的乐观情绪似乎有点过头，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珠海。八十年代初珠海与深圳差不多同时成为沿海经济特区，珠海在八十年代确定的发展目标是珠三角西岸的经济中心，大有与深圳看齐的意思。但是十几年过去后，珠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深圳。现在，深圳已经是全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珠海仍不过是广东的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还比不上东莞、佛山。 当年珠海的雄心壮志无疑来自于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相同的，深圳也有毗邻香港的优势，为什么二者后来的发展会有天壤之别呢？笔者认为，当年的“澳门概念”对于珠海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澳门陷阱”——澳门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是实际上经济规模极小，而且极依赖于博彩业这一单一产业，自身发展都是“泥菩萨过江”，珠海想借澳门出海，岂不是一脚踏空？ 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澳门也在踏入一个“珠海陷阱”——以横琴岛为核心和灵魂的合作开发概念颠倒澳门众生，这个横琴岛概念需要珠海作为大后方强力支持，再以珠三角西岸作为发展的腹地。但珠海能在这个澳珠合作中起到何种作用，发挥多大能量？这是澳门所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珠海陷阱”对澳门的风险也越大（相对而言，则是澳门在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会越高）。 具体说来，“珠海陷阱”对于澳门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珠海经济发展实力的有限以及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如前所述，珠海经济实力在广东省内连东莞、佛山都不如，仅居中游水平，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差强人意，不过，根据《珠三角发展纲要》，珠海将与中山、江门签订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以珠海为核心借助区域协作推动三地发展，成为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之一。另两大经济区分别是北面的广州、佛山、肇庆和东面的深圳、东莞、惠州，这两大经济区都已发展成熟，GDP总量分别达到13265亿元和128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江门及中山的GDP规模只有3680.59亿元，差距非常明显。另外，从产业结构、人才素质以及科研实力来看，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中，珠海经济实力是最弱的，三地也一直各自为政，互不买帐。以澳门的实力和地位，未来也难以有效整合这一区域。 其次，发展方向的同构型导致竞争激烈。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产业同质，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一度阻碍珠三角西岸的发展，现在珠海与澳门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年3月，珠海开通飞往韩国的国际航班，澳门机场就非常紧张，认为珠海机场的“国际化”需要慎重考虑。而澳门积极开疆扩土，不仅仅是博彩业、旅游业，也想搞点高端制造业，与珠海的战略也有重合——两地是一起合作进行呢？还是各立山头。 第三，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障碍如何跨越？假如珠海、澳门在横琴岛一起合作开发，法律适用哪一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意识形态的障碍如何突破？试举一例，澳门人在横琴岛上进行科研、学习或经商，他能否自由浏览国外的网站？他的信息自由是否要受到内地舆论管制的限制？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珠海不但希望成为珠三角西岸发展龙头，也希望在澳珠合作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然而近年来，无论是澳珠合作还是澳珠的纷争，中央总是积极支持澳门的发展与稳定，珠海方面一直认为自己吃亏。尤其在这次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的问题上，珠海人表现得更是怨气冲天。沈宇哲的文章《横琴岛划归澳门 珠海官民恨从心中起》就生动点出了珠海无奈又愤懑的心态。沈文中“横琴岛划归澳门”的说法不准确，应是横琴岛的一小部分划归澳门大学，也就是澳门方面单独开发、单独管理；至于横琴岛的其它地方，根据国务院《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还应该是两地合作开发，不过，珠海在这个合作开发中能否如己之愿成为“平等合作主体”，却还是未知数。从这点来说，由于利益上的考虑，珠海、澳门两地的主观心态会影响到合作效果。 因此，以横琴岛为核心的先行先试合作方案为各方所看好，但主客观条件表明此一区域的合作存在先天的不足。除横琴岛的粗略框架之外，珠海与澳门也只有一个同城化的概念。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抄袭深港同城化，就其内容来看，仍也只是处于初级层面，主要是着重于基建对接、通关便利等方面，而这方面深港早已完善。 综上所述，澳门的“珠海陷阱”不仅仅是珠海太虚的问题，而且也与整个珠三角西岸的无力有关。因此，澳门与珠三角西岸的发展还是要借助于外力，依托广州和香港所在两大经济区的力量，借力而起。事实上，港珠澳大桥竣工之后，其成本效益面临考验，作为大桥的积极推动方，香港方面需要想方设法提高过桥车流量，这就意味着，香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珠三角西岸，小的方面说是为了提高港珠澳大桥的经济效益，大的方面说加强珠三角西岸作为经济腹地的地位，巩固香港自身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从这一方面说，澳门更应审慎评估和衡量自己在珠三角西岸的地位和作用，与珠海、中山及江门一起寻求一个平等、良好的合作发展机制。

2009-08-07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下届特首选举关乎香港的未来选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香港人在有些历史事件上应该向前看，只是在表述上缺乏了应有的智慧和技巧。至于雷曼事件所折射的，亦只是政府管治的弱势而已，同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关系。雷曼债券的投资者，除目不识丁的老人与家庭主妇外，大部分都应自负一定的责任，不能全赖推介机构及政府。 近两年来香港的反对派及民间团体动不动就将矛头指向政府（最近升级为倒曾），其实问题的本质便是曾荫权政府的管治弱势，即当民间及舆论认为曾荫权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甚至连“强政励治”也未能兑现后，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曾荫权当年接替董建华主政香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也有些许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只是当时危机处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尤其从长远来看，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检讨的空间。 香港回归前，中央选择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兵棋推演”的层面大致是正确的。商人治港，强化了香港的经济城市角色，而该商人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且在本地虽有利益瓜葛，但却没有盘根错节。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其实并不具有掌控香港所需的管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危机处理技巧，且与中央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董建华的挫折与施政的一些失误，与香港在回归后，旋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公务员体系对首届政府的施政亦未能有效配合也是重要原因。 由于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对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成了香港政治最新的棋局，回归公务员治港的管治模式。 未来香港特首应具高瞻远瞩特质 选择曾荫权在当时或许是一个解除危机的办法，是一着好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已有别于多年前的香港，回归十二年之后的香港，随着整个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其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年已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的未来特首显然应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CEO式人物，而不是“打好这份工”的技术官僚。 这是曾荫权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就任特首后，当年亦曾因应董建华行政当局的弱势而提出了“强政励治”的口号，主观上希望打造一个强势的政府，使当局的政策能顺利施行，但由于香港的政制掣肘，以及其“内阁”缺乏因应香港新形势的智慧，还有曾荫权本身作为港英培养的技术官僚特点：长于执行而拙于决策思考，因此其短处很快便暴露无遗，并在舆论的不断攻击下再度沦为弱势，政策朝令夕改，即一项政策，甫推出便因为反对派或舆论的攻击而立即收回。更由于怕被批评为好大喜功，因此政府不敢推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经历了两任特首之后，香港未来领袖的选择，已成了香港未来最迫切的问题，也成了香港政商界甚至民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当，将耽误未来香港的发展，而香港的耽误也意味着将为中央政府带来不断的麻烦。 目前，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虽然尚未进入热身的阶段，但有些人选已逐渐进入公众猜测的视野，他们包括唐英年、曾俊华、梁振英、曾钰成、叶刘淑儀、冯国经、陈启宗以及查史美伦等。那么，谁将是香港新一届特首的“真命天子”？舆论上有各种评论和说法，有人认为，唐英年、曾俊华与曾荫权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叶刘淑儀也不见得比他们有更多的新思维，曾钰成的标签色彩太明显，急于执政并不合适，而梁振英的民意接受程度不会太高，虽然梁正提早热身，广泛参与各阶层的活动，最近更放出风声，改变了以前曾经说过的“永不参选”的说法。但是梁振英要改变民众对他的那种“不真诚”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的冯国经、陈启宗和查史美伦被认为也许比上述几位更好一些。他们的政经背景以及思维视野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肯定。比如在中港“防火墙”论调盛行的岁月，冯国经和陈启宗已意识到新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与大珠三角融为一体，然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南中国以至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中摘取其价值链的高端部分，是当年香港可数的有识之士。而查史美伦的财经金融背景和国际视野则是她的强项，她曾经到内地担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背景，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具体了解是上述相当多人无法比拟的，在本地政治方面，她作为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经历，还有作为女性，也有她的优势，尤其能为左右两派所接受的柔软身段，都可以给她加分。 香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香港历年的七?一回归日游行都是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以政治诉求为主，辅以各种大杂烩式诉求的行动平台。而大杂烩诉求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创富能力停滞、弱化与七百多万市民对优质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政治层面的矛盾尽管尖锐，但依然是次要的。 但话说回来，虽然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层面的矛盾，但是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以及建制力量仍要致力化解与香港泛民反对力量之间的死结，尤其要面对二○一二和二○一七的民主化进程要求。 二○一二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如果香港的政治发展，大致上依然原地踏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亦会给泛民抗争继续制造更好的舞台。 二○一二或二○一七，香港不一定实行双普选，但是可否单普选或有条件下的特首普选，而且“有条件”，宜宽不宜严，不要将泛民中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但长远而言，“双普选” 是无法逃避的议程，而且香港的主流民意亦不大可能接受“双普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无法接受香港有朝一日出现一个象李柱铭那样的特首，那么便应从修改基本法上动脑筋，香港改行“双首长”制，将特首拆分为“政治长官”和“行政长官”两个职位，前者作为香港象征性的“港督”，负责与中央政府及国际上的联系，并在某些领域享有否决权。“政治长官”可由代表各阶层的大选举团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则如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等）的总理，负责香港的“内政”，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亦与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性相吻合。 “双首长”制肯定是过渡性的政治设计，但这个“过渡期”也可以是较长的。 只有政治上的死结打开或缓解，香港社会才有可能凝聚力量应对新时期中港互动所产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2009-07-29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参选人必须至少有五十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联署提名（提名门坎），才能参加澳门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亦不能双重联署，而由于没有联署提名崔世安的选举委员只有十四名，远远不足提名第二位特首候选人。因此，在“等额选举”且获得绝大多数选举委员（95.33%）联署支持的形势下，除非崔世安在行政长官选举日（7月26日）发生甚么意外，否则，崔世安必然顺利出任第三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大大不同 研究澳门问题的一个大前提是：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两个城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将澳门发生的问题与香港发生的类似问题事事相比，那就一定会错得非常离谱。 但很可惜，即使本人在香港大小传媒多次提醒，大多数的香港人，包括记者、学者或政客，都仍然陷在“大香港、小澳门”的成见之中，对澳门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判读”。 例如，许多香港人都不愿承认，今次的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之所以出现“一人报名、一人选举、一人表演”的所谓“假民主选举”场面，澳门中联办和北京中央港澳办的因素之外，某些为中央政府「出谋献策」的香港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其实也要负起极大责任的。 具体来说，澳门今次的选举情况，与2002年为保证董建华必然当选连任的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过程非常类似。因为，一向比较粗枝大叶，简单戆直的澳门人，根本是做梦都不可能想象出如“可操控的选委会”、“高额提名门坎”、“等额提名”、“等额选举”之类招数的。 澳门与香港特首选举情况大不相同 但是，隐藏在这种表面上的相似下面，澳门的实际情况却与香港的情况大有分别。就候选人的背景来看，和香港最大不同的是，澳门特首候选人一定会是“爱国爱澳”，中央政府必然很放心的人士。因为，在“选委会”的间接选举安排下，与中央政府抱持不同政治路线的异见分子（如民主派议员），根本不可能获得五十位选委的提名，自然亦不可能参与后面的特首竞选活动。因此，权力争夺只存在于爱国阵营里面，而非爱国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 因此，如果说，当年在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上进行“等额选举”，目的是要把中央政府极不放心的民主派候选人排除在外，那么，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出现“等额选举”，却被认为最多是“避免了”澳门本地爱国阵营的内哄。 具体来说，即是澳门目前所存在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中央政府在模仿香港模式的《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的种种不公平条款，将“又红又专”、“根正苗红”的其它澳门爱国阵营候选人，包括澳门区全国人大常委贺一诚，和澳门特区政府检察长何超明等排挤出局。 其实，除去现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澳门立法会议员等46名当然委员之外，今年3月23日，只有254名候选人去参加只有254个名额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包括七个界别及界别分组）选举，在“等额报名”及“等额选举”之下，全部被认定为符合法定参选资格，顺利产生300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时，本人就早已指出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结构来看，即使让选委们根据自由意志去投票，不管那一位人士出来参选挑战，政府和社会资源都非常深厚的崔世安司长，应该也会顺利当选第三届澳门特首。 香港传媒对崔世安报道不准确有敌意 由于对何厚铧政府一连串“无理拒绝”港人入境澳门所积蓄的不满，也由于澳门传媒的“自我审查”令不少澳门的真相无法如实反映，目前大多数的香港传媒对崔世安的报导，许多时候都取材自澳门最著名的两个网络讨论区。而由于网络上的信息一般都是社会中最激烈的意见表达，因此，香港传媒方面对崔世安本人的出身介绍不但不够准确，对崔世安本人的评价亦大多数充满敌意。 然而，这却非澳门内部的真正情况。因为，出身在澳门已经扎根一百多年的“崔六家族”的崔世安，不但上承父亲崔德胜和叔父崔德祺、 崔乐祺的“父荫”，在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上，也绝非只有“检察官系统”经验的何超明能及，在社会上的支持亦非何超明等其它人选所能企及。 首先指出的是，与香港及网络上的传闻相反，虽然名义上他曾经担任过一些公司的董事，但是，崔世安本人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商人。因为，当他自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博士回到澳门之后，首先接下的是与“同善堂”（一个类似香港东华三院的澳门最庞大华人慈善组织）有关的教育机构（如镜平中学校长）和社会服务工作，然后才是出任立法会议员，最后才做了约十年的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换言之，崔世安的从政经验和社会服务经验，是远比他作为一位商人更加深厚，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商界人士。 其次，不管是政界代表的何厚铧特首，商界代表的澳门赌王何鸿燊，澳门的不少本地公务员，甚至本地以商界为首的各界精英人士，都是支持崔世安这位土生土长的“正宗澳门人”去接任澳门特首的，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阶层。 因为，大家都非常明白，崔世安当选特首一定只会“萧规曹随”，不会像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清算前领导人陈水扁一样，去清洗澳门本地既得利益分子。与此同时，何厚铧特首过去所做过的或目前仍有待完成的政策，崔世安都不太会去改变，政府和社会不可能会碰上较大规模的动荡。 崔世安当选特首有利澳门稳定 相反，如果是由何超明这位曾经侦办“欧文龙案”且“嫉恶如仇”的检察长出任特首，他几乎是必然会去清算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人士，则澳门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而这自非忙着赚大钱和追求和谐社会的多数澳门人所乐见。...

2009-07-29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把香港与内地比较，就可发现，香港在教育、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其实都不具备优势： 一、香港中小学教育与内地都属于应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为升学而压力很大；香港教育注重实际应用能力，但人文修养阙如，语文课以应用文写作为主；香港高考竞争激烈，升学率与内地大城市也差不多。5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就大谈要发展香港的教育产业，希望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这个政策在香港引发争议。5月11日，《香港商报》发表中文大学副教授叶家兴的评论文章《港教育产业难成大气候》；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城市大学曾渊沧博士《发展教育产业天经地义》的文章，两者观点可谓针锋对芒尖。但香港《信报》总主笔、著名专栏作家练乙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都搞不好的产品，还要卖给别人？ 二、文化创意产业着重于技术层面（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平面设计），而缺少文化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至少在名称上，香港一直提到“创意产业”（内地则使用“文化产业”这个名称），直到近年香港才把文化与创意并提，这说明香港人在思想上其实并未意识到创意的关键所在。 三、创新科技上，香港高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产业化的效果非常差。这一方面有港府在政策导向上对科技产业化支持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与香港商界不注重科研、不愿作长期投入的商业文化有关。香港企业的R&D比例之低，不但不能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与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此，香港回归以来，政府虽然提出来发展“数码港”“中药港”的庞大计划，但最后都成了地产项目。 此外，香港已有的优势产业——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如何巩固与发展？由于产业联动性与相关性越来越大，这六项潜在“优势产业”与已有优势产业如何互动发展？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看不到。也许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惯性，香港特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这成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盲点。 相比之下，上海在今年提出的目标清晰具体，而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2004年后上海将自己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但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最终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上海两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其实已基本实现。上海洋山港建成后，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世界第一。香港身边的深圳在积极建设大铲湾，建成后将把香港挤出世界前三。在航运和物流业发展上，香港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虽然中央领导人和国内的学者一直强调，中国可以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现实问题是，上海的发展目标其实是与香港有相当的同质性，是竞争大于互补。例如股票市场，香港目前的IPO很多是内地企业，这不能不与上海出现竞争。在人民币结算中心上，由于与贸易密切相关，双方更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虽然香港金融界、学界一直认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在金融人才、法治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条件，与香港还相差很远。如果粗略一看，一般都会认为上海与香港距离的确很大，但事实的差距有那么大吗？这些差距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吗？ 事实上，中国内地在金融制度建设已经日趋完善，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因此，虽然中国内地法治还不健全，尚在完善之中，但是在金融市场却是非常公正、公平及公开，监管秩序甚至要强于香港。这也就是内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能够积极投身股市，而不喜欢自己创业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法治的确已经不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 至于金融人才更不成为问题。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香港金融机构不断裁员，但是上海却是向全世界招募顶级金融人才。去年以来，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后来初步确定840人。据说，应聘人员中，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华裔金融人才在上海和香港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会比较两个城市的发展机会和潜力，显然上海在这方面要胜出一筹。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今年5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一定要实现可兑换。但有人认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从现在算起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而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不过十来年时间。 2001年，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调查报告中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当时的香港高官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批这份报告“荒天下之大谬”。更大胆的看法来自张五常：“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举开放金融，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举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都已经加速，十年的时间对于上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话说回来，把香港这个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并且边境有限制的经济体，来与上海相比，有点不公平。上海自身建设港口的条件不理想，但可以把相邻的浙江洋山划过来，作为自己的港口发展。但香港即使要开发河套地区巴掌大的地方，也要与深圳讨价还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有吸纳全国资金、人才的便利，而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上海的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可以与内地实现充分的流动，但是香港的劳动力只能在本港消化。 因此，从资源禀赋上看，香港的确存在着种种先天的不足，限制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和上海的发展规划，上海的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在数量规模上超过香港其实都不困难。香港即使把十号码头建设起来，可能最终还是赶不上上海或深圳的吞吐量；香港即使把人民币市场搞起来，可能还是比不上上海的规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在07年达到高峰，但是上海条件却越来越成熟。 因此，比数量规模，香港永远占不到便宜，香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讲究质量效益，并抢占行业标杆地位。以航运业为例，伦敦的航运业从规模上来讲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伦敦在物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伦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不但是航运业的晴雨表，而且是世界经济的领先指标，直接反应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因此谁也不能忽视。 就航运业来说，也有上中下游产业，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下游阶段，也就是以港口服务业（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理货服务、内陆运输服务）为主。香港除了港口服务业，还包括海运业（包括邮轮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这表明香港航运业已经发展中游阶段。但是最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在于高端的航运交易及服务业，也就是现在伦敦航运业的优势所在，包括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谘询、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在高端部分，国内港口尚难以达到，但香港则有实力快步赶上，如果香港能把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那么香港就不必再纠缠于码头、仓储、集装箱堆场这些领域，与上海、深圳、广州不但错位发展，而且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航运融资、海事保险、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香港的贸易地位和金融地位，也可以因为地理原因来整合珠三角的港口与贸易，深圳、广州的港口与香港分工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珠三角的经济地位。 因此，香港的发展必须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异质发展，而且应该是高端发展。除了航运业，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香港也有条件往高端发展。因此，香港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于几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突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邢悦 2009-07-17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目前，在世界大国中，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把13个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合众为一”而形成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为何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呢？因为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原则，很多州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所以美国自视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idea-state），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不是靠种族、宗教、语言、出生地来确定的，而是靠他的理念（idea）来确定的。具有了美国理念的人就是美国人。如John O’Sullivan 认为“美国人是通过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的”。 为什么选择文化角度解析美国人权外交 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体现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在其国家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就是靠美国信念而凝聚在一起而成为国家的。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形成和延续的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重要。比如，中国人即便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价值观，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生长在这块土地，都讲汉语、都有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而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文化价值观并具有较强烈且一致的文化价值观的民族。  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无论他们对具体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它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同时，美国民主政治和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民众在对外政策中所持有的信念和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环节。如，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在诸如宣战、战争拨款、对外援助等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国会议员都是民选产生，对选民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一般倾向于迎合民众的意见。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评价都很低，如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也有同样的见解，如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的狂热精神”，不理解美国文化，就很难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  离开美国的文化背景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人权外交 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人权”是美国为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如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石油而战，至少石油利益是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人宣称的民主、人权、反独裁专制只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幌子。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一本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权外交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的实质。它们对于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对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建立在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强权政治。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为了‘关心人权’、‘保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国度、最尊重人权的国家自居。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美国在国内真心实意地搞民主、人权，在国际社会就一定是借民主、人权实行霸权呢？如果推进民主、保护人权这些道义上的追求只是美国发动战争，谋求现实利益的幌子的话，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幌子来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都不需要幌子。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强国奉行“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强国侵略甚至吞并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德国的威廉二世不就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辟土地”吗？如果国家需要“幌子”使对外侵略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符合道义的话，可以使用的幌子很多，如日本对东亚国家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冠之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誉，但世界上除了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曾使用过“民主”、“人权”这样的幌子。民主、人权真的是美国的幌子吗？美国为什么要以“民主”、“人权”为幌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7-17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这些话语概念，它们都有事实和逻辑，并形成了一则则故事，最后又浓缩为讯息。但我们却也不得不了解，近代经济的话语生产者随着经济活动比重的变迁，主角早已由总体经济学家转移到了金融理财与资产管理，或者即是反映通俗经济见解的媒体这些部门。这些部门根据它们所关心的事实，建构出它们的逻辑并提出概念。它们所说的当然反映了经济的某些趋势，但是否全面则仍有待验证。 就以近年来最热的“金砖四国”这种说法为例，二零零一年九月主要投资银行“高盛”的全球市场研究部门改组，原来的主任盖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离职，原来的副手金?欧尼尔（Jim O’Neill）升任。根据金?欧尼尔自述，他在接任后苦心思虑，“要在经济知识上领先”（即要提出新概念、新口号与新的投资领域），于是遂将问题焦点从该公司一向重视的“最富裕的国家”转向到“未来最富裕的国家”。于是“金砖四国”的概念遂告形成。这个概念在二零零三年被提出后，人们的投资理财也跟着在变，不单是“金砖四国”而已，甚至整个“新兴市场”都成了金融商品的新兴领域。过去十余年，由于投机风气高涨，金融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供不应求，“金砖四国”出现后又多出了大量商品，最离谱的是当投机风潮转向到了开发中国家，甚至许多动荡国家都被鼓吹出了“超风险、超利润市场”这样的类型。我们不能否认“高盛”的“金砖四国”概念在投资业上有其独到之处。但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四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它们除了可以笼统地代表开发中国家之外，可还有更大的意义？ “金砖四国”在当今全球经济秩序里，相对于欧美，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开发中国家的代表。在攸关最大的问题，如在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以及“美元和平时代”（Pax dollarium）所造成的美元危机甚至货币危机等方面，当然有共趋的利害，这也是“金砖四国”峰会得以召开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这四国异质的程度可能更大过它们相同的程度。其中最异质的厥为俄国。俄国主要以出口油气及其他原物料为主要收入。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石油价格高涨时它平均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成长率，但当油价崩跌，它即盛况难再。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竟达负百分之九点五的程度。此外俄国自开放改革以来，即形成了“寡头体制”，政府调控也缺乏主体性，因而企业向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与俄国的外汇存底相当。俄国甚至连维持卢布稳定的能力皆嫌不足。尽管俄国有意将石油出口与美元脱钩，改持卢布计价，并和独联体成员形成卢布区，但此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也是人称“金砖四国”里的俄国，其含金量已流失，成了“破铜烂铁”。 此外，则是巴西也同样不容乐观。巴西调控能力不足，通胀一向严重，受到外国短期资金的扰乱太大，这也是它高通胀、低成长的重要原因，今年第一季成长即负百分之一点八。俄国与巴西都验证了稍早前人们认为新兴经济体会带动成长这种说法的不确。反倒是由中国、印度、印尼仍持续成长，证明了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庞大，它们本身就有足够的市场规模作为成长的保证。市场规模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支撑出全面性的产业，不至于像许多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必须进行重点的专门化出口，反倒容易在经济动荡时受害。 因此用当今的说法，乃是在全球深度衰退的此刻，中印和印尼等人口大国，它们的经济一方面与欧美等富国明显脱钩，同时也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脱钩，中印等国只能依凭自己的内需支持出本身的产业，它们的滴漏扩散效应，并不如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巨大。用稍早前中国官方的说法，那就是期待中国救世界乃是言过其实，中国救好自己，不成为世界的负担，就已不易。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可以增加少数原物料生产国的共生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全球角色则不宜夸大。 因此，“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有夸大之嫌，它把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那个景气良好，全球经济扩张时刻的四国角色做了太过乐观的评估。“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决不是砖头一块，由四国的现况看，它其实已显示出，是成为金砖或泥砖，各国本身的努力可能才是重点。 由“金砖四国”的实像与虚像并存，这时候就必须再提到最近几个月由南韩《朝鲜日报》所提出的“中台”（Chaiwan）这种说法了。这种说法自从被提出后，已成了台湾方面极力炒作的观念。 其实，近年来南韩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上不遗余力，截至二零零八年底，韩国产品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已达百分之九点九，高过台湾的百分之九点一二。但从今年以来，由于两岸关系改善，加上北京对台策略的考量，遂有一波波大陆采购团到台湾下单。就以家电业的面板为例，台湾占有率快速增加到市占率六成，南韩则由原来的五成跌到三成以下。在全球需求减少的此刻，大陆在政策上特别照顾台湾，于是“中台”这样的提法遂告出现。由于“中台”这种提法有利基，加上台湾官方也始终在ECFA（经济合作架构协议）、MOU（两岸金融监理备忘录），以及开放陆资等上面做文章，以拉抬政治支持度，当然台湾的股市及房地产界格外对此感到兴趣。它已造成了“陆资行情”下股市房市的一阵狂飙。 就眼前利益而言，台湾经济规模小，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加持，当然是个利基；其次，则是大陆国民所得虽低于台湾，但因经济规模大，它的资金量对台湾而言，一点金钱就足以形成钱潮，对低迷的股市房市发挥拉抬的作用。从这些现实面来考量，“中台”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目前的两岸关系并不正常，除了相互的疑忌继续存在，台湾还有势力庞大的台独群体。根据台湾的民意调查，工商界对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不担心的占百分之十五，而一般百姓表示担心的则达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由此已可看出台湾岛内的商人与一般人认识的南辕北辙。 因此，“中台”这种说法，在眼前会对台湾或台湾的某些人带来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但就中长期而言，这种提法的意义则并不确定： 如果两岸的这种密切交往，北京的善意被台湾体会，则两岸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那么无论采购、陆资等的投入就都值得。 如果台湾的业者不能利用这个有单可接的时刻在科技和管理水平上更加进步，而只是视接单为度难关，那么久而久之，台湾就会沦为大陆的“代工者”。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倒果为因地认为“中台”这种提法，乃是大陆在经济上将台湾收编的一种策略。当这种阴谋论出现，“中台”这种提法的负面意义就会压倒正面意义，而使两岸的疑忌更增。这也是日本有人认为“中台”观念到最后反而会有助于“日台”结盟的原因。 而更使人忧虑的，乃是陆资问题对股市房市问题的影响了。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仍然难题重重，台湾幸而有赖于“中台”这种观念的加持，股市房市遂颇兴旺。问题在于，股市的新投机将因此而出现，一旦有了波动，即会有人受到更大损失；特别是陆资投入房市，由于目前的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加上总体气氛不佳，国民平均所得已降到了五年前的水准。但房屋市场却因由陆资而持续上涨，这意味着房价与所得的差距将愈拉愈远。我们不能疏忽了，近年来伦敦由于俄国及中东大小富翁进入，房价已是全球最高。因而使得伦敦市民反俄国及中东的情绪高涨。设若台湾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两岸关系将难免受到负面影响而倒退。 也正因此，“中台”这样的说法究竟正面或负面，现在仍言之尚早。不过根据全球普遍的经验，它的负面应大过正面。这也是我认为两岸在经济互动时，必须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方向感，而后才可免于热情、善意、甚至金钱的浪费。任何观念的提出，都不必然该观念会朝它所欲的方向落实，而必须有更多复杂的配套。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佛格森（Niall...

2009-06-09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2009-06-09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处置果断 措施得力 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港始于4月30日下午，一名墨西哥旅客搭机由墨西哥经上海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随后前往香港医院检查。5月1日晚，该名旅客被香港大学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特区政府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后，5月1日晚20点40分许，特首曾荫权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同时，采取措施将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的旅客和员工全部隔离，所有与患者曾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都将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观察。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也同时宣布，自5月1日起，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各口岸加强监测旅客体温，如有超过38度者，会先在口岸医疗站检查，有需要再转介给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追查、隔离、通报与墨西哥旅客同机经上海抵达香港的全部旅客；追查、隔离搭载该名墨西哥旅客前往酒店和医院的两位出租车司机，并将香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辟为隔离有关患者和高危嫌疑者的地点。 一周后的5月7日下午，36名与墨西哥病患有紧密接触而须隔离的人士，离开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度假村和玛嘉烈医院，结束7天的隔离。 5月8日晚上，墨西哥病患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解封，354名旅客和员工重获自由。 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发生第二起同类病例。因此可以宣告，香港应对甲型H1N1流感首战告捷，从确认病情到拉响警报再到实施隔离，几乎是同步进行，港府在这一过程中，处置果断，且措施得力，没有争拗，没有延误。 回顾SARS 吸取教训 今年春天以来，一种新型的致命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生成，除了在墨西哥境内广泛传播外，至少二十四个国家出现了确诊个案及多于四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个案。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这是一种从未发现的甲型H1N1变种病毒所引致，向全球发出紧急疫情警告，并在之后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据病理专家研究显示，甲型H1N1流感与SARS比较，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但杀伤力较低，全球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为1%左右，墨西哥为6~7%，而SARS的全球致死率约为10%。 2003年SARS袭港，港府进退失据，贻误战机，损失惨重，共造成1,755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为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二个最多人死亡的瘟疫。SARS事件导致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那是2003年2月21日，染病的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刘剑伦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全球网络协助研究SARS疫情。 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E座5个家庭14人出现SARS病症，直到3月31日，香港政府才对淘大花园E座实行隔离，整整耽误了5天，致使该住宅区300多人受感染，40多人死亡。 当时香港民众和舆论普遍批评特区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处理疫情不力、不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疫情数据，以及官员为疫情处置的程序问题扯皮、争拗，贻误时机等，造成民众生命的惨重伤亡，并成为促使当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重要诱因。 香港政府当年应对SARS的惨痛教训，事实上也成了今年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宝贵经验。 应对原则 生命为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6-09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