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必然呈现全新的格局，为中国的繁荣，为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于今年９月６日至９日在中国厦门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世界投资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每两年一届，旨在加强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今届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了近10位国家元首、30个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以及世界各国逾千名商界精英参加。在这一国际性论坛，习近平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继续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动摇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高调庆祝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总结和宣示，其意义更显得重大而深远。 1980年8月下旬，中国率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同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30年来，经济特区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田。 9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致辞中高度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习近平在世界投资论坛的主旨演讲与胡锦涛的讲话遥相呼应。演讲一开始他即以“充满活力”来形容今日之厦门经济特区。习指出：“厦门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见证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正确性，诠释了广泛吸引外资、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和习近平先后在深圳和厦门参加公开活动，显示着在当前的改革开放攻坚阶段，中国最高层立足于经济特区，回答世界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摒除杂音，向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胡主席在致辞中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寄语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胡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习近平的主旨发言与胡锦涛在深圳的讲话一脉相承，更侧重于中国继续推进开放的决心。习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过去30年的经验总结。今后“中国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这是对中国未来坚持开放的承诺。 开放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互利共赢”这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互利共赢的。”谈到中国未来将拓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习也指出，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作出新贡献”。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西方部分媒体上的杂音始终不断。一方面欧美跨国企业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放下偏见，视中国为“国际贸易的麻烦制造者”，或指责中国造成全球贸易不平衡，或指责中国抢走了欧美劳工的饭碗。特别是肇端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为代表，美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大量出口造成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埋下祸根。 在这样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习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普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繁荣富裕，本身已是对世界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世界经济缓慢走向复苏。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有力的证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习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开放“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2007年底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发布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11.2%，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贡献最大的国家。”经济学家更预计，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欧美各国以各种形式不断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或反倾销指控，中国依旧坚持开放战略，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并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减免债务和关税等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发展实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带动他们走出经济谷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承担，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大国责任。 给予国民待遇让外企融入中国经济 习在演讲中向广大外商投资企业承诺，中国继续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三个方面来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演讲中的两个政策宣示，令西方商界和媒体尤为瞩目。一个是“自主创新”政策“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另一个是政府采购项目“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两个政策宣示的核心，是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但是，与此同时，外国商会、西方媒体近期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提出诸多批评，“抱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看似矛盾，深入分析，却能从中反映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外商的不满集中于中国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不足，到九十年代末批评转向中国的投资软环境，如今则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意见最大。由外商的投诉、批评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可以看到外资企业正一步步融入中国经济。 外资企业之所以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多有批评和怨言，其核心是外资企业能否享受“国民待遇”，能否在中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平等竞争。习在演讲中对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政策宣示，标志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真正把在华外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使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国民待遇”。其目的在于让外资企业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这种融入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的。习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加快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战之后，不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依靠向欧美出口带动经济起飞。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同样是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引进外资，输出商品，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需要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过去那种利用低廉劳工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因此，中国未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把利用外资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和以往不同，中国未来更重视择优选资，不再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黄金海岸”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和引导外资，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转移。习在演讲中以“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勾勒出未来中国开放的新布局。...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中国将切实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2010年9月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为中国未来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继续扩大对外投资、吸引优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并一如既往扶助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志向和责任。 为世界经济复苏做积极贡献 习近平演讲开门见山点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正经历艰难复苏，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应做积极贡献，途经如下： 第一，按照通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扩大市场准入。这预示着中国将在严格把关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进口贸易的限制条件，更大力度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这可能会涉及拓宽产品进口种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从而增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对中国来说，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健康的竞争环境，通过外力促使本土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素。对国际企业来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有利于其争取商机，进军中国广大市场或扩大在华贸易规模。因此，一句“扩大市场准入”暗藏广阔机遇和前景。 第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是第一点的自然衍生。扩大市场准入本身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必然步骤之一。敞开国门只是贸易自由化第一步，贸易自由化的主旨是让中国更深程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逐步形成在自身生产力较高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从而减低整体贸易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将引导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而“投资便利化”是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和吸引优质外资的保障。 第三，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如果说“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现了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积极态度，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这一思路与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后金融海啸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应对金融海啸的临时措施，而是把握时机、进行产业升级的长远战略。因为，一旦扩大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并便利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便不能应对国际竞争。以珠三角外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虽然产业规模大，创造就业机会多，但是经济附加值小。这种增长方式是工业化时期的必经之路，但并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的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之后迅速转型，以维持经济长期发展。中国若不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方式，则会继续处于国际生产链的低端位置，那么开放国际市场只能为本土产业带来更大冲击。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本土企业科技含量，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之路，是未来中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第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投资”和“出口”向来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6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52.5%。中国人口超过13亿。13亿人的内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长远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暗示着中央政府未来或许出台一揽子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显示出调控房地产市场、改善医疗和教育基本保障的决心，未来若继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在调整居民财富分配结构上，相关政策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三个重要原则。“主动性”意味着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调整，目的是达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而非针对特定国家双边贸易失衡，被动调整。“可控性”意味着中国会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其中包括：（1）汇率波动幅度可控，以防止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大幅波动，从而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2）以中国自身需求为主，而非针对特定国家贸易压力或需求。“渐进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调整会与企业结构调整同步，以帮助企业消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为企业产业升级带来动力和压力，以保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总体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并非单一针对美元进行调整。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呈多元化态势：2010年前五个月，中国的前五位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16.3%）、美国（12.9%）、东盟（10.1%）、日本（9.4%）、香港（7.5%）。美国在其中只占12.9%。因此将人民币与单一货币挂钩，不适应贸易投资多元化需求。如此货币政策务实、稳妥，且原则坚定，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强后盾。 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角色地位的几项举措环环向扣、缺一不可。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强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同时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只有几项措施兼备，中国才能平稳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一己之力。 发展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此处的“开放型”经济十分引人注目。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首批探索“外向型”经济的地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变“内向型”经济模式、探索同国际接轨经验的初步阶段。如何让中国的产品走出国门是“外向型”经济的重中之重。三十余年来，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逐步发展为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互动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的硕果表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中国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加工基地之一，使“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在中国资本稀缺、技术和设备发展程度低、劳动力过剩且廉价的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使中国顺利加入国际生产链条，并逐步发展到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GDP贡献很大。 但是，外向型经济也有自身的缺点。由于出口加工性产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很大。由于处于生产链末端，一旦国际需求紧缩，出口加工型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是为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珠三角思索产业升级之路。 “开放型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时已经备受关注，十七大报告中两次提到开放型经济，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要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习近平此时强调“开放型”经济，提出“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可谓恰到时机。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虽然具备面向国际的开放特点，但二者有显著不同。“外向型”经济是单纯以出口为导向。“开放型”经济则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开放型”经济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物流自由。 如上所述，习近平在阐释中国对世界经济做积极贡献中，指出了中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努力方向。金融自由可以从正在展开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有所体现。物流自由可以体现在中国大力度全国范围修建高铁。在此次世界投资论坛，习近平详细论述了中国在投资自由方面将展开的一系列举措。 第一，招商引资、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引资的“量”重要，“质”更重要。持续吸引外资不仅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且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以及国际化人才”。在资金进入中国的同时，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技术以及优质的人才都会伴随资金进入中国。习近平同时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这意味着，大量的外资正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因而中国无需担忧外资在“量”上的供给，各种外资却需要面对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竞争。中国会“择优选资”，这也提示外资需要考量并提升自身质量、潜质才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传统对外投资方式重“量”，而不会太强调投资合作方式。习近平指出，将来要“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及“培育发展中国的跨公司”，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规范发展对外劳务合作，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这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新举措。而这种投资方式正是优质跨国外资在中国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之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种双向优化过程，会增强整体资产回报率。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这是能否成功吸引优质外资的关键所在。面对有些外资抱怨、批评中国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习近平承诺中国会大力营造成熟、有保障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法律环境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点明法治成为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表明习近平营造公开透明法律环境的决心和魄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事实证明，中国在不断地完善外资法律保障，增加决策透明度、规范行政行为，及时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行业动态等信息。这是中国已经做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坚持的方向。 在市场环境上，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这意味着，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商将享有“国民待遇”，同本土企业在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展开竞争。这种承诺意义非凡，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习近平把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称为“广泛开展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而对于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内外资企业在竞标上享有平等待遇。2009年数据已经证明，外资在有关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中，中标数占项目总数的55.4%。这给投资中国的外资吃了“定心丸”，有外媒甚至对中国此番大刀阔斧的承诺表示吃惊。习近平的演讲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政府正在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营建优质市场环境。 在经营环境上，保护知识产权是外资最为关注的议题。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为国家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规范产权保护条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积极完善市场体系。习近平指出，2006至2010年，中国连续五年实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动上成果显著。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为指导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方针要领。在列举既有成果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加大力度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并以开放的态度，诚意邀请投资人一同监督中国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行动。...

天大研究院 2010-09-06 曾庆红所著《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一书，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脉络，特别是反映了作者在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而引起各方包括海外舆论的关注。 今年六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上下两卷的《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下简称《党建工作》)一书，作者曾庆红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从事和主持党务工作，是党建方面老资格专家。按照中共的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离任）出版书籍应得到中央书记处，甚至更高领导的同意。所以, 本书的出版不应只看作是作者个人讲话和文章的汇集，而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脉络，因而引起各方，包括海外舆论的关注。 《党建工作》收录了曾庆红自1985年至2007年的讲话和文章107篇。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反映了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从事党建工作的思路和做法，涉及面较宽也较为具体；另一部分是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作者在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重视。 恢复和发扬传统，实施人才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的地位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在建设什么样的党，以什么理念执政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上，经历了长期、反复和曲折的探索。大体上讲，经历了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向建国初期建设型执政党的转变；从建设型政党向继续革命政党转变；再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转变这样三个阶段。这样的划分可能不是很精确，但基本反映中共执政过程和理念的变化。《党建工作》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共执政理念的演变。 《党建工作》一书首先反映了“文革”后“恢复传统”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书中选录1980年代的文章（包括讲话，下同）很少，只有两篇，这种谨慎的选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当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专注地方党建，对全局性党建工作所论不多；二是，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间同样为1985年作的“为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而奋斗”和“学习与纪念”两篇文章，都是谈人才的。前者重点提出了 “如果不适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就会由于缺少组织保证而贻误整个改革进程” ，只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才能“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改革应包括“改革干部选拔录用制度”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和“干部培训工作” 。而在“学习与纪念”一文中，通过纪念一位叫华怡的工程师，重申了中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理念。 由于文革造成的后遗症，19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高级科技人才更是奇缺。作者特意保留1985年的两篇文章，强调了选拔人才，创造人才涌现环境的重要性，既有现实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共一脉相承的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共可以称之为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改革的大潮中走上经商的道路，但也有不少人开始步入政坛。后者通常有良好教育的背景，较宽广的视野，同时对中共有深厚的感情，从政后，很容易将一些现代意识与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改革思想，而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曾庆红到中央工作后，曾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等要职，后来更晋身中共核心层，担任政治局常委，长期实际主管党建工作。他在1980年代提出得干部选拔、干部管理、干部培训方面的改革，贯穿了其工作的全过程，并对以后的改革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党建工作》一书中，曾庆红对干部人事改革中，更多注入党内民主因素，加强党内监督，选拔和培养人才有诸多论述。先后提出了从党管干部扩展到党管人才；为了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提出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任期试用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在党的教育培训方面，主持了“三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这些党建工作中一些新的尝试，既包含创新的强烈愿望，又保留了明显传统的印记，还通过不整人、不搞运动的政策界限，体现对党内斗争教训的汲取。 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贯穿了《党建工作》全书，如怎样发现和选拔社会人才，做到“野无遗贤” ；不仅选拔人才而且“提供让人才自我涌现和表现才能的机会和舞台” ；如何有效实行党内和社会监督，在制度上设计和实施中解决干部工作效能低下和腐败问题；如何建立起既能保持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又能符合现代执政党要求的培训体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开拓了更为深入思考的空间。 汇聚人才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共革命时期的传统，毛泽东曾讲：要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完成民族解放之大业。但在“继续革命”时期，特别“文革”中，很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相信曾本人对此深有感受。邓小平当年搞拨乱反正，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的。《党建工作》始终抓住人才和干部问题，既是对传统的恢复，也旨在说明执政“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其实，这是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问题。 曾庆红从政后仕途顺利，乃至进入最高的核心层，使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使命感”，时刻站在谋党谋国角度想问题，既与他出身于深红家庭的背景有关，也与他自身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的坎坷的经历有关。这种背景和经历，使他对中共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思想基础，又可能通过对党内和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坚持革新现状的思考和探求。 以先进性推动中共的建设现代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09-05 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2010年8月, 台湾立法机构正式通过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不仅标志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意味着两岸三地的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进一步加强。对于香港来说，有必要检讨一下如何改善现有与内地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安排》）合作模式，以应对区域经贸新格局形成之后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CEPA成效受限制度成本 2003年，正当香港经济在沙士（非典型肺炎）过后陷入一片惨淡之时，中央给了香港“内地旅客自由行”和CEPA两个大礼。“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但CEPA对港人北上开拓内地市场的作用却一直未尽如人意。CEPA实行之后，每年都会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进一步对香港开放内地市场。至今已签订了六项补充协议，但其中的亮点不多。作为港人强项的法律、医疗、建筑、展览等行业的人才北上，基本上没有很大的突破。 CEPA之所以成效有限，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管是CEPA还是ECFA，其本质都是不同关税区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对制造业的货品来说，通过关税减免的安排，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台湾优势产业电子、石化等产业的产品，通过ECFA就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然而，香港的优势产业恰恰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开放受到两地不同的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难度要大得多。虽然CEPA也给予以香港为原产地的货品零关税的优惠，但由于香港已经没有太多的制造业，能取得以香港为原产地认证的货物金额，比起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年数以千亿美金计的贸易额，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内地对于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很多是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并不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的商务部所能完全掌控的。这种情况导致相关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从而使得有志北上拓业的香港服务业人才需要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如港商要在内地申办一个合资医院，不仅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卫生部门批准，还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主管外经贸的部门审批。此外，还要经过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各个部门的审批都办好，至少要二、三年时间。法律服务方面，即使港商只是在内地申办一个联营法律事务所，也要一级级报到司法部及商务部审批。 在CEPA下，内地政府各部门对港资项目的审批管理，既不同于内地本土项目，也不同于其他外资项目。但在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CEPA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办事程序仍未完全确立。由于各个地方政策不一，解释各异，造成港人依CEPA协议进军内地市场的制度成本剧升，实际运作过程相当繁复，港人的投资热情也因此锐减。 内地政府热情显著减低 中央为了鼓励港人“个体户”北上创业，还在CEPA中特别规定了港人在内地可以当个体工商户，广东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为这些港人“个体户”所建的“香港城”商场。但根据CEPA规定，凡是内地“香港城”的租户与商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必须写明售卖香港货品。尽管专门销售香港商品的“香港城”、“香港街”、“零关税销售特区”等商业宣传口号在广东许多地方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最关键的内容落实方面却根本不到位。例如，许多“香港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规模过小，品种单调、贫乏，产品的种类、数量及档次都远远达不到人们期望的要求。即使是在东莞市常平镇这样一个香港人聚集的地方建立的CEPA“香港城”，商场内也仅有5个香港个体户，原产地香港的零关税产品所占比例很小，一些内地产品竟公然挂上“零关税”旗号冒充港货，导致“香港城”货不对办，经营陷入困境。 而内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省，本希望通过CEFA引入高水平的香港公司，能提升当地的服务业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香港在金融、会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其实都是外国公司，他们无需通过CEPA也可进入内地市场。而CEPA逐渐变成内地政府单方面向香港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让利和开放市场的行为，对地方经济结构提升的贡献有限。因此内地的地方政府对CEPA的热情也大大减低。 先行先试突破现有框架 在当前的形势下，香港需要突破CEPA的现有框架，与内地建立超越一般自由贸易协议的更紧密关系。这方面可以选择以广东为突破口。现时，广东省也积极想打“香港牌”，以争取中央给予更多的改革试点政策。粤港两地可以共同向中央争取更大的先行先试的权力，不需要通过每年一签的CEPA补充协议，而是争取中央给予一个大的框架性授权，让广东和香港协商合作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对粤港协商所产生的协议，国家做一次综合性认可，而不需要再通过各个部委审批。这样才能突破CEPA现有模式，实现两地双赢。 同时，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內地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过去亚太地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往往都是以欧美为最终目的地，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主要只是扮演了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厂”角色。因此欧美消费市场稍有波动，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就很大，以至于有“欧美一打喷嚏，亚太就感冒”的说法。但现在随着亚太区域内部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中国內地内需市场的逐渐扩大，以亚太区域内部为最终消费市场的贸易比重正在不断扩大，这将逐步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 对于香港来说，应该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2010-09-05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人民币兑换流通、人民币市场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等方面，必将成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人民币离岸大市场。而这也应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要务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首要解决出境人民币流通与交易 在当前一段时间内，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出境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问题，使需要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入人民币，拥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使持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就要求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在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交易市场等方面，必须建立健全且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法规、机制和创新开发出足够多的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这二者不但是绝对需要的，且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当然，就前者而言，香港已具备了众多的优势，香港不仅以其自由港、低税率的贸易投资环境著称，而且在现代化的法律法规体系、高度市场化的商业规范、政商信息的高度透明和自由流通、先进的风险管理、国际化的多样金融产品，世界一流的银行结算清算系统、众多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庞大的财经人才队伍和国际金融专业团体等方面，无疑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但仍需配建和完善适合于离岸人民币结算清算和人民币市场交易的规制、体制和运行、监管的细则，以及健全的风险监测和防范机制。 就创新、开发合适的多种多样的人民币定价金融产品和工具而言，央行和金管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与人民币离岸清算行签署的清算协议，不仅为之扫清了障碍，而且为之铺平了道路。重要的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建设中应运用智慧、创造实践，加以落实、开拓和发展。令人高兴的是，香港的金融机构已经紧张而急切地行动起来了。为抢占商机，香港银行、保险、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正紧锣密鼓地积极开发人民币各项银行、基金产品，已显示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核心战略正在逐步完善，经营战役正在逐步展开。 积极防范海外热钱大举涌入风险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进，获利而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和人民币市场的开放，必然使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资本热钱涌进香港，并通过香港大举进入中国内地。因而，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随之而来的热钱大量进入的风险，对香港、对中国内地来讲，都需要防备和应对。 对中国而言，香港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需的，也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头两个阶段进程中建立阻挡热钱大规模涌入的防火墙所需。对香港而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繁荣香港金融业，而且也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做贡献，为防范热钱大规模进入内地充当好风险防火墙做贡献。 当然，对香港和中国内地而言，还须密切合作，对在香港大规模开展人民币业务还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人民币难以顺畅回流内地的风险等，加以切实有效的监测、监管和防范。这些都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需要防患于未然，实时实地加以周全的考虑和及时谨慎的应对处理的大问题。 综观全局，展望未来，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恭逢中国包括港澳台经济发展的盛世，正当其时。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当排头兵、开路先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发展，为香港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增添动力，加快速度，做出历史贡献。对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必须时刻怀有危机风险意识，进行科学监测，切实防范，全力应对，方能化险为夷，变危为机，立于不败之地。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0-08-06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2009年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复杂的一年，这种复杂性已从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中得以体现。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一、当前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 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 一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如果要退出，将如何退出。如果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将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如果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又可能造成经济下滑。 二是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如果扩大消费、要提高消费水平，就需要增加收入、提高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增加企业成本，也将加大通胀压力。 三是价格改革的选择。当前中国的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资金价格严重扭曲，制约经济发展；但在通胀压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必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 四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如果继续加大楼市调控，可能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本已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如果放弃楼市调控政策，又会使得资产泡沫泛起，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加，失去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民意。政策的执行必须在治疗楼市高烧的同时，又不伤及实体经济的两难之间做出抉择。 五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升值预期不断增加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需不需要升值；如果升值，又如何应对升值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六是外贸政策的选择。上半年中国外贸增长速度超预期反弹，然而高耗能产品出口增长过快、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在严重困扰着外贸的发展，外贸进出口增速下半年将呈高位回落之势。外贸政策也面临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诸多“两难”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收入结构分配失衡。 二、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 今年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减速因素也随之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依然疲软；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全球各经济体大都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被迫执行紧缩财政的计划，将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所有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外需的回升。从国内情况来看，受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基数抬高、库存回补趋于结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融资、汇率、用工、原材料等各方面生产经营成本在上升；而节能减排、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初步判断GDP的增速全年至少是在9%以上，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已无悬念；CPI全年可控制在3%左右，管理通胀预期效果较好。然而，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进展不尽人意，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进行判断时、在进行政策抉择时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归根结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当前更应如此。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中国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主要表现为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外，无论何种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 其次，转变观念、辨证看待GDP与CPI的变化。一是今年GDP增速下降已成定局，实际上GDP增速下降并非不是好事，因为依赖出口和以贷款拉动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高增长带来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7%-8%的平均增速可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选择。二是对通胀压力的担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5%以下的通货膨胀率是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是可承受的，将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状况。 再次，今年是难得的加快结构调整的好时机。当前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胀压力趋缓，为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果断出台有利于优化结构的政策。长期以来，对于调结构的理解通常局限于产业结构，这是狭义的调结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涉及众多领域，显然现在进行的调结构是广义的调结构，因此，要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调结构的顺序，从宏观层面来看较为合理的顺序依次为：收入分配结构、消费与储蓄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产业和区域结构。当然，调整结构不能指望短期完成，要作艰苦的努力，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治本之策。 三、“两难”之下的政策取向...

天大研究院 2010-07-29 回归以来，香港政制改革已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争议之一。特区政府的2012年政改建议方案将于6月23日在立法会表决。围绕此次政改方案所产生的各方角力，不仅仅涉及到2012年这一届的选举制度的安排以及将来功能组别存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以及特区政府在管制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未来香港能否设计出一个让中央放心、能提升香港政府的施政能力、同时能反映香港社会的变化、为香港大多数市民接受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关系到未来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回归以来，香港政制改革已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争议之一。特区政府的2012年政改建议方案将于6月23日在立法会表决。围绕此次政改方案所产生的各方角力，不仅仅涉及到2012年这一届的选举制度的安排以及将来功能组别存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以及特区政府在管制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未来香港能否设计出一个让中央放心、能提升香港政府的施政能力、同时能反映香港社会的变化、为香港大多数市民接受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关系到未来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目前，香港政制向前发展需要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一是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内的政团合作关系不稳；二是立法机关内多方利益难以整合；三是行政机关的政治人才不足和协调困难问题。 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内的政团合作关系不稳 香港的政制改革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英谈判。中英双方决定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港英政府于是着手准备撤出香港。如同其撤出其它殖民地的一贯做法，英国政府在撤退之前有计划的部署在香港实行“民主化”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在香港建立一个全民选举为基础的政权，以抗衡中国的中央政权对香港的干预。这为香港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内的政团合作关系带来深刻的改变。 “民主化”的工作最重要一个步骤便是在1991年立法局选 举里引入地区直选，让60个议席中的18席供香港选民投票选出。这对香港的行政主导的体制带来重大冲击。在此之前，香港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平稳而不紧密。港督主持行政局和立法局两个咨询机关，独揽立法局议员的委任及撤换的权力。立法局议员甚少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质问，部份更是刻意安排的。事实上，当时的架构称为“行政独大”而不是“行政主导”更为贴切。然而，立法局引入地区直选后，民选议员需向选民负责，根本地改变以往港督与立法局议员的关系。1992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入更多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的新九组安排，更进一步冲击行政主导的体制。 引入地区直选的另一个政治后果是逐步产生政党政治。议政团体纷纷整合人力、资源和网络，组成政党，以便大规模参与地区直选。1994年，港同盟与汇点便合并为民主党，成为现时反对派的骨干。民建联、自由党亦先后创立参选。这些政党的成立对港英政府的管治渐渐带来挑战。一方面港督并不属任何政党，政策上未必得到政党的支持；另一方面，属同一政党议员在团队约束下，在立法局的投票意向大多一致，这加强了政党与行政机关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令回归前数年的港英政府，在政策推动上需要积极进行游说、利益交换等工作，如策略性污水排污计划、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拨款等都是较明显的例子。 由于在《基本法》于80年代后期的起草过程中，立法局尚未引入地区直选，行政与立法机关合作良好，加上过去数十年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所以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受到各界接受。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政府的大量调研工作下，《基本法》的一个原则就是保持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体制。同时，推动香港政制的“民主化”，在立法会里保持地区直选制度。结果，回归十多年，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不顺畅，政府在管治上所面临的困难渐渐成为社会讨论热点之一。 为了使政府法案在立法会获得支持，回归以来，行政机关与立法会的建制派逐步建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合作方式主要体现在立法会政党议员兼任行政会议成员、政党人士担任政治任命官员等安排。根据回归以来立法会的投票纪录，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在不用分组投票的情况下，大多获立法会通过。但是，政治联盟始终稳定性较弱。行政长官不属于任何政党，政党没有任何责任在得失其选民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支持行政机关，如自由党在2003年的廿三条立法上便因时局形势，拒绝支持政府。长远而言，行政长官将普选产生，候选人都需要政党作为选举机器，并在立法会里贯彻其竞选承诺。故此，行政长官与政党之间如何建立起更加稳定的关系，是未来香港政治制度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立法机关内多方利益难以整合问题 回归至今，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由地区直选和功能团体选举两部份组成，各选出30个议席。从体制上看，两种机制选出的议员在利益上已有一定差距：地区直选议员较多关心民生议题、地方事务，功能团体选举议员则较多关心界别利益、经济事务等。而地区直选中，实行比例代表制，不利大党发展，形成政治团体林立的局面；功能团体的界别种类众多，包括会计界、法律界、商界、工业界、劳工界等，这都进一步增加了整合各界利益的难度。基本法虽然限制了立法会议员的提案权力，设立分组投票制度，确立行政主导体制，但是亦赋予了立法会制约行政机关包括弹劾行政长官、批准征税和公共开支的权力。这令行政机关只有政策制定的主导权，但却没有垄断权。即使在立法会里建制派议员占多数，在各方动员下，政府的议案大多可以获得通过，但是始终争议性较大、阶层利益矛盾较大如最低工资、公平竞争法等议题上，特区政府官员在与立法会议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异常吃力。如何从体制上更好地协调立法会里各界的利益，是理顺香港管治的重要课题之一。 现时，行政机关的政治联盟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相当部份的政治力量来自立法会的功能团体。功能团体的概念早于1984年的《代议政制绿皮书》便被提出，及后的《代议政制白皮书》进一步陈述了设立该制度的逻辑：“鉴于本港财经界及专业人士对维系香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关系重大，故绿皮书强调这些人士应有充分的代表权。”当时，香港处于政制民主化的起步阶段，社会对功能团体的选举方法的意见不大。这些功能团体的选举办法或以界别内主要组织、社团和机构为基础，或以界别内的人士为选民。时至今日，立法会仍保持30席功能团体议席。 的确，功能团体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重要贡献，不止为特区政府反映业界声音、提供专业意见，提升了政策的质素，还为业内人士争取权益、提供合适的援助，有助业界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近年来，功能团体的形象在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迅速恶化。这与香港的经济结构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有着重要关系。香港的坚尼系数由1996年的0.518升至2006年的0.533。一般市民认为自己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常常会产生特区政府的政策倾斜于工商界的感觉。数码港、红湾半岛事件都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厌富、仇富的情绪在社会里不断升温。反对派利用了市民的不满，以“官商勾结”来指控功能团体，将其表达为工商界的特权象征。而过去数年，个别功能团体议员的表现也引起市民的不满。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未来香港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如何避免使对功能组别存废的争议演化为社会阶层矛盾的焦点。 行政机关的政治人才不足和协调困难问题 香港政府管制能力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依靠公务员为主的管制队伍的局限和政治人才的不足。在港英政府时期，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在伦敦，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只负责政策执行，亦无需去直接面对市民，或利用政党和团体，来推销政策。但回归以后，仍然依靠公务员为主的特区政府行政班子要面对政策研究、决策、推销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全过程。这就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政治任命的行政长官及其高级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系统如何配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新建立的高级问责官员队伍中，政治人才不足，在决策和向市民推销政策方面还有待改善。 回归之初，特区政府沿用了全套港英时期公务员管制队伍班底，保持了管治稳定。但是却发现作为公务员的政务官未必跟上行政长官的意志，甚至拒绝合作。例如回归后不久，行政长官努力推进粤港合作，但是却遭到以陈方安生为首的政务官阻挠。另外，由于回归前一批高级公务员选择移民海外，一批相对年轻的政务官在移民潮下快速上位，政治历练不足。面对日益政治化的管治环境，以及拥有大量选民基础的立法会议员，他们既缺乏政治经验，亦畏首畏尾，拒绝负上政治责任。为了实行更有效的领导，行政长官在2002年推行高官问责制，引入政治任命官员。伴随而来的是政治任命官员与政务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政治任命官员视政务官为保守力量，政务官则视非公务员出身的政治任命官员为政治新手，两者互信度不高。随后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设立，虽然加强了政治任命官员的力量，但与公务员队伍的关系并没有显著改善。 政治任命的官员，尤其是副局长及政治助理，除了小部份受过一定政治历练外，大多为从政经验尚浅的专业人士。这令他们不容易在公众中赢取良好的印象，更甚的是，部份政治任命官员政治警觉性不足，可能不自觉地犯一些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的错误。近日的政府的政改宣传运动，亦体现了政治任命的高级官员在走入基层、面对群众推销政策时出现的一些困境。未来香港政治体制的设计，必须考虑吸纳更多的经历过选举历练、有群众基础的人才进入政府的管理队伍。 香港政府在管制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不会如反对派所言因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而可以得到简单地解决。但在未来政治体制安排上，也不可以因循守旧，无视香港社会存在的矛盾。香港需要在确保爱国爱港人士控制政权的前提下，设计出一套能够反映香港社会变化、提升特区政府管制能力的制度，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安排在香港获得长期的成功。《港澳观察》2010年6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7-29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功能组别的由来与现状 香港回归前，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是委任议员，成员来自商界及专业界别的精英，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招数。 香港的功能组别制度始于港英政府“后统治时期”，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表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咨询文件《代议政制绿皮书》，制定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模式，即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每类各选12名。 香港回归后，功能组别制度沿用至今。目前，香港立法会共有60席，地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30席。功能组别议席几乎覆盖了香港的各行各业，例如：乡议局、渔业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工程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劳工界、社会福利界、地产及建造界、旅游界、商界、工业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资讯科技界、饮食界、区议会等，当选的议员以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为主。 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8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由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第三条2007年以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3、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香港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实行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 《基本法》第68条和附件二以及人大常委会定的立法会普选时间表，确定了香港立法会的产生辨法和时间，虽没有关于功能组别存废的具体文字表述，但留下“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法律空间，即可理解为，功能组别的存废，可运用这条法律条文来定夺。因此，功能组别的存废，将有一场激烈的争论。 功能组别存废争论的焦点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就“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发表声明，政改方案与2009年11月发表的政改咨询建议大致相若，即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会增加5个直选和5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新旧6席区议会以比例代表制产生。港府的政改方案和声明没有废除立法会选举中的功能组别，还增加功能组别议席，意味着2020年立法会普选将可能保留功能组别议席。 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抗议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要求2017年前普选行政长官和2020年前普选立法会议员并废除功能组别议席。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的认为，社会需要顾及商人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议事可以使议会议决更有广泛代表性。同时，功能组别亦吸引专业人士参政，提高议事的质素及政府议案通过的机会。 主张废除功能组别的认为，功能组别议席的设制违反全民民主和普选的原则，在讨论社会整体事务的议会里，功能组别未必能真正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主要是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废除功能组别，主要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功能组别，引发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需要香港全社会权衡利弊，进行抉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07-29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政府责任与自由市场 香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之一，其政府对于自身职责的界定极为谨慎。2006年10月，著名经济学者Milton Friedma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香港，称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已名存实亡，这是香港的“悲哀”。其后，特首曾荫权专门回应此文，称香港的立场仍然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香港政府的工作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港府虽然进取但会以捍卫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 人们批评香港放弃自由市场的最大理据就是公共房屋制度。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公共资源补贴了特定人群，而不是所有居民；另一方面公屋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挤出了私人屋宇发展的空间。 1972年，香港公布了“10年建屋计划”。这个公共建屋计划一方面为香港市民提供廉价住宅，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界分忧，原因在于，居民的住房已由政府解决，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相对低一些，企业的成本也就降低了。10年建屋计划”总共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期间，香港的经济也突飞猛进。 与公屋相比，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一种用公共资金进行补贴的住宅类型。在这个计划内，合资格内人士可以从政府处购得比市场低30%至40%的住宅。但是这类住宅的出售受到一定的限制。在1990年代中期，政府又推出“夹心阶层住屋”计划，这主要是满足那些收入已超出申请公屋、居屋条件的人群。 从表一可以看出，现在47.8%的香港居民居住在公屋及居屋内。这个比例虽然比前几年低一些，大体上一半左右人口居住公屋和居屋内。香港公屋的人均面积大约是12.4平方米，而十年前大约是9.8平方米。因此，住房条件也在改善当中。                  表一  香港住房类型分布     年份 1998 2003 2008 公屋及居屋 49.4% 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