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5-25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界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首先要稳住香港的商界和公务员队伍。回归近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香港继续得以保持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维护商界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还需要一个有魄力的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处理香港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4月，胡锦涛在接见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时候，特别指出梁振英的“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符合香港大多数人的期望。温家宝在近年也多次指出，香港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矛盾。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明，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改变“西方国家经济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被动局面。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支持。 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香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社会上对“地产霸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个矛盾的根子是香港政府过往缺乏长远和清晰的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土地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 香港政府过去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让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更愿意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主要面对大陆游客的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和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这种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很容易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来说，住房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成为划分他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随着房屋价格快速上涨，住房很容易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香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力购房置业，他们就无法享受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高房价的受害者。尤其是“八十后”无力置业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转变为反政府的行动，并容易在政治上为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说利用。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保证加快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的兴建所需要的土地之外，还必须保证私人楼宇市场的土地的稳定供应。而在人多地少的香港要解决好土地的长期供应问题，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 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以维港的港岛、九龙两侧填海为核心的土地开发策略，主要基于两项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维港两岸才是“自己”割让得来的土地，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只是防范北方来客的缓冲区；二、维港填海所得是“处女地”，任由处置，毋须陷入在新界收地时的利益纠葛。但在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在维港两岸填海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新一届政府必须思考新的土地来源。 与港岛和九龙市区高密度的发展不同，新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就低了很多。港英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界实施“丁屋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申请一次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目前丁屋用地占据了约2000 公顷的乡郊居住地的相当部分。“丁屋政策”保护了香港“原居民”的利益，但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这样低密度、缺乏规划的丁屋发展模式，对新界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另外新界还有大量半开发、半废弃的农地，即所谓的“棕土”地带。其中约655 公顷，是获城规会临时许可的露天货柜堆场、危险品存放场或货车停放场，再加上约125 公顷的非法堆放区，已使新界不少地区变成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废料场。 新界“丁屋”和“棕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对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与此同时，新界“原居民”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也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考虑把允许新界原居民兴建丁屋的模式，改为给予他们“丁权”，即授予他们特定的购房证券，凭此证券可以取得政府兴建的房屋或用于购买私人市场的楼宇。政府可以逐步收回丁屋的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收购“棕土”地带，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意到，新界“原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一直存有一些矛盾，而新界“原居民”又是传统的爱国力量，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他们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特区政府和新界“原居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轻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必须居中协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达成大家都接受、又有利于香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开拓本地消费型服务业 国家这些年给予了香港很多支持政策，包括自由行、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将香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政策相对来说，对香港商界的帮助比较大，而普通香港市民则未必能非常直接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由自由行和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而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香港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香港方面在发展经济之外，还应同样正视分配问题。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病疫以至全球金融海啸等危机，但是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仍然有显著的发展。根据统计处的资料，由1997年至201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04 一旦苏谢联盟成形，苏贞昌五月底成为民进党新任党主席的可能性很高，但五月新党主席不只是权之争，而是败选之后两岸政策路线之争。 民进党经历2012年的败选后，要调整目前的两岸政策和作法，已是全党共识。但如何执行，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谁当下届党主席及领导核心。 民进党主席选情一夕变局 最近有一场两位党内天王谢长廷和苏贞昌的下午茶会，已经让民进党主席选情有急转直下的新局面。一旦苏谢两人真的一“茶”泯恩仇，选后党内呼声极高的世代交替将宣告嗄然中止，党权将继续由老天王掌握。 民进党党内目前以苏贞昌竞选党主席的企图心最强，声望及外界的支持度都很高，即使由党员投票，苏贞昌获胜的机率也很高。不过，苏贞昌却面临了所谓“反苏联盟”的顽强防御。 过去“新潮流系”的支持，是苏贞昌在党内强力的靠山，但这一度在党内横行霸道的“新苏连”已瓦解无踪。原因有二：第一，“新潮流系”目前是群龙无首，自从邱义仁投靠陈水扁、离开“新系”之后，吴乃仁也状况连连，不只打输2012年的大选，战力大不如前，最近更牵扯到贪污弊遭到起诉，内部人士形容犹如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第二，这次“新系”不再与苏贞昌合作，而是要卡住苏贞昌在2016年再争大位的可能性，“新系”仍然看好也支持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有必要在这届的党主席为蔡英文铺路造桥。因而传出将呼应外界世代更替的要求，改为支持自家人台南市长赖清德参选党主席。不过，赖清德个人意愿并不高，加上他在党内的资历和人望也不够，“新系”的如意算盘不太可能如意。 对苏贞昌来说，“新系”推出的人选造成不了威胁，却可能与谢长廷、游锡坤等反苏联盟合作，推出一个可与苏贞昌争锋的人选，稍一不慎，苏贞昌大位的梦想就被卡掉了。他势必要出奇招突围！ “苏谢会”绝对是一招关键之奇招，也充分显示苏贞昌对于党主席的企图心有多强烈，为了党主席之位，可以放下身段，跟世仇级的人物谢长廷见面。 “苏谢会”是如何达成的，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苏贞昌处心积虑，透过谢长廷的金主安排，才可以打破谢长廷的心防和心结，成功地会面。 不过，这可能是为苏谢会双方解套的场面话。真正让“苏谢会”登场，两人看得一定都是两人目前的共同利益。苏谢两位都是务实的政治人物，也擅于精打政治算盘，对“合则两利，不合两败”的处境，有着敏锐的计算。 在党内外都高喊老天王退场、新世代接班的浪潮中，两人心知肚明，只有两人合作才能打退“世代交替”的逼宫之声。即使由苏贞昌做党主席，谢长廷也仍然在权力核心之内，若苏谢达成合作，民进党未来两年之内，很可能是苏谢共治，联手对抗蔡英文和“新潮流系”，对目前看好蔡英文仍是2016年参与大位之争的局面，发生变盘效应。 苏谢能不能合作?合作之后的两岸政策又是如何走向?这是最核心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推测谢长廷不可能答应。苏贞昌与谢长廷在2008年的初选之仇，后来谢长廷勉强选了苏贞昌搭档，但选战期间，互有抱怨，谢长廷人马指苏贞昌摆烂、不用心参选，苏贞昌人马则认为谢长廷选战错误，并且处处对苏设防。 2012年谢长廷帮蔡英文大推“蔡马马”电话民调的花招，对同时参选初选的苏贞昌非常不利，最终因为输了一通电话而使民调些微之差，输掉初选，这些都让苏谢心结越结越深。2012年选战里，苏谢虽不是主要的候选人，但私下较劲十分浓厚，不时传出互相抢地盘的讯息。 这样能够合作吗?尤其，最近传出在“苏谢会”之后，谢长廷想要推出叶菊兰竞选党主席，有人直言这代表了苏谢会只是场面，不可能有实际的进展。但谢长廷推出叶菊兰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从人脉关系分析，谢、叶两人合作多年，交情很好，2008年大选谢长廷也想找叶菊兰与自己搭挡竞选正副总统。如果现任代理党主席陈菊仍坚持要以高雄市政为重，不愿竞选五月正式党主席，传出谢长廷推叶菊兰是合乎人脉思考的逻辑，却不符合谢长廷最近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叶菊兰被称为“台湾国”的“国母级人物”，从夫婿郑南榕自焚之后，她一直是“台独教义派”的代表人物，在当“立法委员”期间，也与李登辉积极配合。现在要她转型成为两岸政策调整的领导人，形象上非常不相称，加上她仍属于老世代的人物，在双重不利的条件下，叶菊兰能否出线，答案很清楚。 何况，根据很多谢系核心人马的讯息，以及“两人合则利、分则败”的客观现实共同利益，只要苏贞昌方面开出的条件“适合”，“苏谢合”令谢长廷非常心动，而且已经动心进行思考和评估。对谢长廷来说，在意的不是与“新系”关系，而是要考虑与蔡英文的关系，更要考虑2016年押对宝的得失。但政治瞬息万变，今日苏谢都能会面谈合作，四年之后若蔡英文有声势，再回头支持也不晚，变来变去正是政治里的不变之道。 不管如何，“苏谢会”已使民进党党主席的竞赛在一夕之间变局了，选后要求中生代接班的声音，渐渐减少，苏贞昌努力出奇招、打对策略，让他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是凸显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欠缺强棒，根本找不出的困境。 “苏谢合”或有利民进党转型...

——试析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决策思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5-02 马英九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心中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情感与认同，化独渐统、振兴中国的庭训应该仍在他的内心深处萦绕不去。 要以一、二件事情来评价一个人的决策风格和思维逻辑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风险，应该先行说明。 首先，必须强调，凡是在庞大政府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许多事情，大家都由不同角度来尝试解读，由不同的层面切入讨论，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真相。知道内情的人通常无法或不便表达正确看法，反而是只有片断理解的人却强行胡乱评论。 其次，所有善于运用文字表达观点、处理事情的人也都知道，讲是一回事，听是一回事，形诸于文字，把事情写下来又是一回事，而不了解会谈内容，缺乏临场感觉，只看书面报告的人的感受又是一回事，层层转述的结果往往失真。大家都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中国人常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自以为是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所周知，人是复杂、会变化、能学习的。马英九的夫人也说过马不懂人情世故，而他也好像干过不少错事、蠢事，说是不选市长，不干党主席，要做“全民总统”，想要退居二线，莫拉克台风反应迟钝，和民意脱节，这次的“美牛事件”又处理失当。但马英九最自豪的就是家教，他的诚信、清廉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虽然有人把他骂成崇祯皇帝，说他机关算尽），他凡事求其周全的个性众所皆知，但也有湖南人的骡子脾气，基本上只要他承诺过的事情，大概都会加以履行。 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一贯信念 去年10月17日，台湾已经逐渐进入选前政治旺季，马英九在谈论十年黄金愿景时，突然丢出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消息传出，台湾各界一片哗然，认为马英九的终极统一立场昭然若揭。各国也不明究理，不知马英九何以在此时提出这种极有争议性的主张，不知其中有无特殊政治意涵，到底是谋定而后动的立场宣示，反映的是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还是一时说溜了嘴，是否会对选情造成冲击。 事后的民调显示，马的民意支持度急速下滑，选情一度告急。台湾各界痛批这种即兴式的决策模式，逼得马英九立刻出面止血，一路后撤，先说这不是新的主张，以前就曾提过，接着提出许多前提，除了民意支持、国家需要、国会监督之外，最后还又加上了事前交付公投的限制，然后重申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不统、不独、不武”，“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政策等等。事过境迁之后，目前各界多半认为，马的战略并无不妥，只是战术失误，提出的时机不对，并非内容有误。 今年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在和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吴伯雄提出有关“一国两区”的说法。他特别举例指出，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是大陆委员会，而非外交部，强调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两岸之间的特殊关系。消息传回台湾，立刻引起争议，绿营再度上纲上线地痛批自我矮化“国格”，“马区长”之名四处散播，而各国媒体、外国驻台机构同样更是争相探询其中有无新意。 事发之后，马政府并未否认吴伯雄的谈话内容，最多只说谈话内容被过分简化，后来马英九还亲上火线，说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一国两区”提了二十年了。简单地说，吴伯雄的谈话既遵守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反映了马政府的政策思维。至于其谈话是否为马总统的事前授意，是不是一个试探气球，各界可以有不同解读，但若赋予太多政治意涵恐也未必正确。某些知情人士对此大概只能说，虽不了解所有决策细节，但事出有因，所以也不会觉得太过意外。 其实，知情者多半理解，从“和平协议”到“一国两区”这些政策主张，在本质上都和马英九的一贯信念相当吻合。他在公私场合多次提到2008年9月3日接受《墨西哥太阳报》访问的内容。当时他说：“我们基本上认为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宪法无法容许在我们的领土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地，他们的宪法也不允许在他们宪法所定的领土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双方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马总统对两岸关系的基本信念。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马英九对两岸关系及“国家定位”有其一贯立场。中国与中国大陆虽然只是两字之别，但其中有很深的政治意涵。从过去到现在，只要是坚持把中国与台湾并称，惯于把两者摆在对立面的人基本上都是支持分离主义或至少是不反对台湾独立的人，反而是马英九与那些把大陆政府称为中共政权、北京当局或中国大陆的人是坚强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群体，因为这些人，包括马英九在内，坚信中国属于两岸全体同胞。 统派人士习于把政权和国家区别对待，他们有意见的是共产政权而非中国。若由这个角度出发，海外尤其是大陆的朋友就应该理解，两蒋时期反共不反华的立场以及马英九的苦心，他特别要求在政府官文书中不得把中共政权称为中国，而应以中国大陆或北京当局代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中华民国就（也）是中国，台湾不能自外于中国，中共当局在两岸之间不能独占、专有中国的称谓。 “一国两区”争议的法理基础 这里，我们再回头讨论最近台湾有关“一国两区”的争议，以及去年大选期间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问题。“九二共识”中的所谓“一中”讲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各说各话，台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同样的，“一国两区”中法理概念所坚持的是，在“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内，不管讲的大陆地区与自由地区，或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重点是两岸同属“一中”。在马英九心中，“中华民国”就（也）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既然如此，马政府当然就没有放弃追求国家统一的初衷。 此外，这里面也反映出，马总统过去所主张、现在仍坚持的“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立场。两岸主权重迭，而其主权范围均含盖大陆与台湾两地，但双方政府不能彼此承认对方主权，否则立刻出现“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情况，而这并不合乎国际现实、两岸立场及国民情感；但是双方却又各有管辖范围，治权不及于对方，所以只能客观并不否认对方治权的事实。这就是现况与实况，马英九的坚持有其法理基础。 有关“九二共识”中“一中共表”、“一中不表”或是“一中各表”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此处不再重复，民进党对此表示不能接受也早为各界所共知。但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胡锦涛所说的“一国两区”中的一国讲的是“中华民国”，严格说来还不无吃北京豆腐之嫌，不过民进党还是痛批马英九自甘于担任区长，这是自我矮化，丧失“国格”。这里面反映的心态还是，只要国民党支持的我就反对，反之亦然。大家可别忘了，民进党过去曾经主张过“一国两市”、“宪法一中”，蔡英文自己也说过“一国四区（中国大陆、台、港、澳）”的概念。 中国大陆方面对于吴伯雄“一国两区”说法并无立即回应，北京后来只是就两岸同属一中这个话题，强调只要两岸当局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其他一切好谈，然后又把胡锦涛的两岸关系新三段论重提一遍：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虽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未改变，中国的领土主权并未分裂。北京的立场其实可以理解，也算间接回应了“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现实。大陆的回应相当得体，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也把握了问题的重点。 相似的是，今年3月29日，民进党代主席陈菊改称对岸为中国大陆，台北联合报以头版头题加以报导，认为这是民进党转变的一个迹象。过去民进党确实一向把大陆称为中国，虽然日前在云南腾冲的会议中，民进党出席人士仍然强称，用中国统称大陆并无特定意涵，也非出于政治考量，但知情人士都不能同意.毕竟所有内外各方迹象都显示，民进党的特定用语所反映的是它分离主义的“台独”主张和心态。 坦白的说，如今民进党调整对中国的称呼用语应该只是权谋的改变，而非心态及立场的转换，甚至不能说是由渐（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各界若要鼓励重于批判，虽然不是不能理解，但由陈菊讲话中所谓“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今后他们仍会混用中国来称呼大陆政权，而其重要智库成员仍然坚持“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立场来看，民进党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政党，幻想是不必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12-04-12 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不出所料地当选俄罗斯总统。西方媒体对这位强人将再次统治俄罗斯6年甚至12年（如果他在2018年竞选连任的话），抱有强烈的疑虑和担忧。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世界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 普京在俄大选前发表的文章中，在阐述俄外交政策的部分，将对华政策以及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至于海外一些评论惊呼“普京试图建立俄中联盟对抗美国”。 当前的国际舞台确实呈现前所未有的格局：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不再是独大的超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欧盟和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正在复兴，今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普京能否担负领导俄罗斯重新成为强国的重任？ 普京所继承的正负资产 普京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他所受的教育、他从事的工作，都完全是苏联式的，但这不等于他要复辟苏联。斯大林将苏联打造为超级大国，其强悍的霸权政策和战略，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但这也不等于普京将是另一个斯大林。将俄罗斯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入近代化道路的彼得大帝，同样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彼得大帝用强迫农奴劳动、强迫贵族改制的急行军方式，改造了俄国，为俄国争夺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超强度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使苏联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些都是普京正面的精神资源。而彼得大帝和斯大林对待邻国以及弱小民族的赤裸裸的强权政策，则是普京的负面资产，俄罗斯至今还在为沙皇与斯大林的扩张政策付出代价，这是普京不可能不察的。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样的历史巨变，作为一个被俄罗斯统治精英推上权力高峰的政治家，普京必须以冷酷的现实主义而非怀念昔日光辉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治国、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普京与其昔日的长官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样，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冷静的、务实的认识，但与戈尔巴乔夫的冲动型改革和叶利钦的民粹式民主不同，普京了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必须是来自人民，改革必须方向明确而可操作，必须了解民意、尊重民意但又不为民意左右。今年3月在总统大选，对普京是一次新的洗礼。 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领导的俄罗斯（苏联）两次爆发式的发展，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极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的解体，是对俄罗斯民族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再生的契机。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不能也不需要靠扩张和掠夺成为强国，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利用现有的国土和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争取和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复兴。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它不属于西方（欧洲），也不属于东方（亚洲），但它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但是它能否超越东方和西方？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能否再次出现历史上两次爆发式的发展？西方是否因为这种前景而对普京很不放心？这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新型的美中俄三角关系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而正是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中俄两国形成了历史上最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稍为简要地回顾历史。帝俄时代俄罗斯对中国的扩张与侵占，在斯大林时代被完全继承并且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苏联巧妙地利用了中共需要外援，玩弄内战中的国共两党，不断侵蚀中国的领土，干预中国的内政，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领导人先后对莫斯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可谓殊途同归。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中俄（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是同属共产主义阵营、同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仅无法使中苏关系平等，而且导致了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之间接近战争边缘，毛泽东因此作出了联美抗苏的的决策，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破产，也直接催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前，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契机，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苏真正开始平等交往，这一势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成为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叶利钦后来认识到西方只要削弱俄罗斯而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认定俄罗斯必须与中国一同守住亚欧大陆。 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帝国是海洋帝国，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个方向，威慑着整个地球，以此维护着帝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直无法在亚欧大陆获得突破口以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以色列立国使美国得以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有了可靠的战略基地，然而从这个战略基地仍然无法北上。阿富汗是外国无法控制的一个化外之国，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美国获得了在亚欧大陆腹部打入楔子的机会，中美两国联手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形成了冷战时期一个奇特的反苏神圣同盟（中、美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包括以色列与南非），然而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仍然无法在那里填补真空。美国还是要在波斯湾地区寻求机会，挑动两伊战争以削弱当代伊斯兰革命的策源地伊朗，之后又发动波斯湾战争，确保了美国在波斯湾和中东的优势，然而仍然无法进入亚欧大陆。 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俄两大国主导亚欧大陆秩序、防止外部势力的进入，打造了一个背靠背战略合作的机制。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没有及时评估“上合”的战略意义，即使察觉到了，也无从瓦解这一机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第一仗就是进攻阿富汗，但这场战争除了一度瓦解塔利班政权与击毙奥萨马•本拉登之外，仍然无法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建立美国的桥头堡。 普京在执政之初，希望与美国、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是无法奏效。西方对强人型的普京抱有本能的疑虑，美国主导的北约利用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成功地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使俄罗斯首次出现了没有战略缓冲的西部边境，俄罗斯西部直接置于北约的军事打击威胁之下。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西部战略空间是极大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也可能像历史上拿破仑法国、奥斯曼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对俄国（苏联）的威胁一样，刺激俄国（苏联）的反制。仅仅这一个因素就促使普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俄罗斯在东部受到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中国作为强国的复兴，一方面使中国开始重新主导东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21世纪开始复活（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面临空前挑战：东部与南部的海洋争端，西部印度的崛起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因此对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合作，以“上合”保障西部安全，都成为无可取代的战略抉择。 在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伊核问题上，俄中的配合与协调，说明两个大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成熟。俄中在利比亚问题，听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结果这个协议被老谋深算的西方国家当做动武和干预的法理依据，这对中俄都是教训。可以预言，未来中俄在国际战略方面，特别是在关系亚欧大陆的态势方面，肯定要保持这种合作，防止美国和西方在这个大陆打入楔子，分割俄中，各个击破。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对华政策的脉络 普京的对华政策，具有三个特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4-10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3-30 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认同是政治抉择的最终依据。没有认同作基础，利益输送、接触交流再多也没用。以往多认为扩大交流、扩大惠台将有助于转变台湾的认同，目前看来实际效果有其局限。两岸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并未拉近两岸的政治认同。大陆未来应该在惠台与交流政策之外，另求突破之道。 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成功连任，不少评论者认为，是“九二共识”打败了蔡英文。然而，从台湾的民调来看，超过7成的台湾民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只是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民众看到大陆领导人一直强调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和谐的现状将会不保，他们知道“九二共识”是大陆所坚持的，台湾不接受的话，两岸又要重回对抗，经济会受到伤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没有共识”的共识，即agree disagreement。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持模糊，搁置争议。 两岸从1949年开始处于分治状态。冷战期间，两岸没有什么互动。从1993年“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有32.7%。总共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49.4%。但是，十几年后，2008年10月份《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95.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6.6%；赞成终极走向统一的只有19.5%，赞成终极走向独立的过了半数，有50.6%。显然，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高度的割裂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这种认同受到了政治操弄。李登辉、陈水扁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透过“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等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 两岸这十几年来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可是从政治上来看，台湾也逐渐发展出把大陆看成“异己关系”的认知。即使在马英九2008年5月接任大位之后，表象上来看是重新开启两岸的协商，经济往来也变得顺畅，但是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从马英九的教育、文化政策与“国家”整体方向战略规划中，也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换言之，马英九虽然赢得选举，但他也接收了李、陈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的基调。 李登辉和民进党掌权期间，更进一步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台湾民众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分裂而且对立，最终变成绝对互斥的选项，为两岸人民的情感埋下仇恨的因素，使得任何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作为和人士在台湾都被认定是“反台湾亲中国”的作法，十余年来在台湾成为主流的、制式的思考模式和认知系统。对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大众这种认同成为两岸关系真正改善的潜在杀手，为害至深。所以，从认同的角度入手探讨两岸关系可以说是直指核心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当前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看似一帆风顺，但由于没有认清认同的重要性，所以国民党就没有在认同的议题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长期来看，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必然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将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因此，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 相对于公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而言，马英九胜选对于两岸稳定，或许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马英九两次选举过程，已经强化“不统、不独、不武”的概念，他的“一中各表”已经在选举论述中逐步变为“两个中国”，这一路线已是马英九的保台政治主张，对两岸未来埋下不确定因素。 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接受“一中各表”，但他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已非过去两蒋时代的汉贼不两立路线的唯一中国合法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经过2000年到2008年的民进党执政与马英九四年执政，已经逐渐质变，落实论述为就是台湾，这是不同于民进党“台独”的另一种分裂中国的论述。 也就是说，马英九采取的是保持“两个中国”的策略，对外仍然是接受一个中国，实际论述却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让中华民国也成为另一种“台独”的保护色，由于北京方面容忍现在的两岸互不否认交互方式，却也意外让这种“两个中国”的模式，逐渐在台湾经由选举实践来巩固论述。 马英九隐藏的“两个中国”路线，比民进党的直接诉求台湾独立，自中国统一的领土中分裂出来，对北京更能有回旋的空间，加上马英九并不在国际间主张“两个中国”，对北京的威胁自然还在可容忍范围。 北京视国共内战期间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过去曾经是中国政权的一段历史，仍在台湾这块分裂的领土上存在着。若是中华民国走向“台独”，自然两岸只有战争。但中华民国若持续如马英九主张的不统，持续保持分裂状态，虽非独立，却也不走向统一，北京就该如何自处？ 在两岸交流频密下，台湾人民与台湾的企业渴求经济安定，希望马英九的路线可以带来安定，这应是台湾绝大多数的基本共识。这就是说，在台湾有明显的“台独”路线以及马英九的“两个中国”路线，而回归祖国的统一路线却因为政治操弄，不只在论述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逐渐变成非主流。台湾人开始对于族群的认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虽无“台独”之名，却已是“台独”之实了。长期以降，最终必然走向仅靠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这种差异的悲剧之路。 马英九成功连任，两岸至少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平稳，但是对于中国统一却仍然充满变局。马英九没有被戳破的“两个中国”路线，暂时维持台海和平，可是长久以往，台湾以为实行“两个中国”可以保持和平，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终将变成“台独”的外衣。 现在台湾蓝绿营都把两岸和平挂在嘴边，可是背地里却要极力推动和平分裂。北京的对台政策不能仅仅挟制“A型台独”而实际扶持“B型台独”，特别是当A型和B型两型“台独”逐步靠近有同流合污之势的时候，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打击“台独”以外，还必须拥有防范永久偏安势力泛滥成灾的另一种功能。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3-13 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马英九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以近80万票的差距赢得胜利，获选连任，同时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仍然掌握113席中64席的过半席次。大选之后，大家关切的议题包括，马连任后的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吗？未来四年会怎样推动两岸关系？轻重缓急的次序如何？台湾的主流民意与“立法院”的非绝对多数地位会怎样制约马当局？对于台湾选后的政局变化，大陆方面又应该如何因应，才能真正造福两岸苍生？北京是否应该继续以经促统，继续让利？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两岸关系发展面对种种局限 在两岸关系方面，选后有人认为马英九既无连任的压力，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马英九应会加大处理两岸关系的力度与速度，但也有人担心他会太过亲中，损及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恐将成为“鸟笼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发展与未来将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各种不同的思路固然反映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事实，但也可看出目前台湾各界对此并无共识，大家都在盖各言尔志的自行解读，莫衷一是。 于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大家都在拼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未来即使主观上马英九想要加快两岸互动的过程，但还要看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事前的功课、准备与研究是否下足了功夫，为双方进一步的互动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或媒体可以天马行空地胡扯一通，但凡是在两岸政府内部服务过的人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一定的步骤和轨迹可循，官员与智库要将利弊得失做出全面的评估，然后才能提出可行方案和具体建议。 依据笔者对事情的了解，北京方面对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的两岸政策究竟能走多快、多远心中应该早有理解，这里面既牵涉到台湾的内政发展、国际局势的限制，也与马英九个人的心态与政策优先有关。即或将来北京还会提出一些期望或要求，主张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或触及高阶的政治问题，但大陆当局基本上仍会相当务实、理性的处理彼此关系，因为揠苗助长只会坏事。 具体来说，第一，短期之内，马英九得先把心力用来处理内部问题，以及因为欧猪五国所惹出的金融风暴。选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掌握了更多的席次，再加上亲民党和台联都已跨过百分之五的门槛，能够组成党团参与政治协商，这两个政党本来就对国民党政府深怀不满，今后将会和更加强势的民进党合纵连横、分进合击。他们已先后放话，将强力监督马政府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将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第二，虽然北京对台和平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有变，但中国大陆在今年下半年就将进入高层换届的政治异动时期，习近平、李克强两人即将接班，而且要到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后才能正式完成所有程序，习、李二人掌权之后，多少还要花费一些时间掌握全盘情势，再有一些技术性调整，形成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要期望中国大陆会有太大的动作，或有对台新政策出台也许有点不切实际。 第三，没错，马英九已无连任压力，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或许会想要放开步伐，大开大阖地做些大事，但他既要考虑岛内政治局面，面对民进党的制肘，也要顾及国际因素，还要理解大陆的政局变化，如果大家再把马英九个人相对谦和、不太强势的个性，再加上选举期间他对台湾民意支持的感受，誓死要捍卫台湾利益的发言考虑进去，坦白地说，他会、能或要走多远，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四，如果连任后一年半载的主客观环境都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大幅、快速发展有所制约，再想想他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使不面临跛脚的问题，马英九好歹也要让出更大的舞台，让其继任人选（不管是吴敦义或朱立伦）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赢得2016年的选举。换而言之，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突破性发展的时间点或应落在明年下半年以后至2015年中以前。 第五，更进一步来看，即使两岸关系要有进一步的突破，好歹双方也要先进入政治对话，再由对话走向政治谈判，然后才会有和平协议的可能。另外，在讨论和平协议之前，双方对结束敌对状态、建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也都要有个规划。要实现这些目标总要得个过程，事先有个蓝图，不切实际的期望与骤然碰触这些高阶的政治问题只会治丝愈棻，双方不但都得不到好处，反而坏事，更会增加部分台湾民众及某些外国的疑虑。 第六，当然，台湾内部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即使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的温和派与保守派之别，另外还有庞大的本土力量，大家对于处理两岸关系究竟是应该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不妨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先行处理和平协议，然后再扩及其他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主张像堆积木一样的先把基础打好，然后逐级往上发展。两者看法各有利弊与支持者，最后恐将由高层批准定案，试图在一中架构之下找寻解决两岸定位之道。 总的来看，笔者研判，未来短期内，大陆方面未必会对马英九施加更大的压力，马也未必会以大动作来拓展两岸关系。此之所以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要说，过去两岸关系由简而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发展模式不错，将要加以延续。两岸关系将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深化双方已有的协议，并尝试推动其他的可能议题，同时透过二轨或其他方式，对与高阶政治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彼此的政策底线、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找出妥协、突破的办法，这才是理性和最可能的作法。 北京应该鼓励民进党转型 在政策建议方面，如果说大陆当局上下确实是以大局为重，看远不看近，重视中国发展与追求两岸统一的宏观战略，不以一时的得失为目标，认识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对大陆弥足珍贵，北京真的没有吃掉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充分体认台湾政党轮替终将成常态，国民党迟早还是要交出政权，北京并不特别在意任何特定政党的是否能够持续执政，要把希望寄托在台湾民众的身上，那么答案就已相当明显，相关作法至少已经呼之欲出。 对国民党的问题不大。北京只要把握当前政策，继续深化、广化双方的交流，互惠让利，让两岸关系从量变往质变的发向发展，期望在未来四年内，让双边关系由马英九所说的从拨乱反正到脱胎换骨，由创造和平走向巩固和平，双方本着“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前提，善用创造性的模糊，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下，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除了经济的协议之外也能在文化、媒体、教育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让两岸的关系制度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 对民进党的工作则相对艰巨一些。其实，即使只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北京当局也应把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分析敌我、利用矛盾，争取同盟，即使这种同盟军是不可靠、暂时的也要尝试加以转化。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至于面对台湾整体，如何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可能是北京终将面对的严肃问题。台湾民众对于国家认同与定位或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看来中华民国仍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马英九要求北京正视此事反映了台湾民众的感受与坚持，意味着北京不可斜视、鄙视中华民国，但他并未强人所难的要求北京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政治问题，大陆当局允宜深思，并有所规划。至于如何承认、欣赏、肯定台湾的政经发展经验及民主成就当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情有利就必然有弊，福祸相倚古有明训。从正面出发，如果台湾发展成一个意志统一、不带悲情的理性社会，当然有其正面的效果，这将有助于两岸双方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如果从斗争的角度切入，肯定民主的台湾可能会给北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冲击，而且这还会减少北京分化离间的机会。万一届时中国大陆将面对一个朝野立场一致、团结对外（中国大陆）的台湾，得失之间恐怕还要好深思量。 最后，政治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台湾内政与两岸之间的变化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有时歪打正着，有时明明正确的决策却因对手的误解、误判造成失误。于今之计，最好的作法仍是暂时排除高层政治决策与非常理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凡事回到事物的基本面，以正常的思维和作法，透过学者先行做好研究，经由二轨沟通打下基础，营造气氛、创造条件同时并进，当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大家再诚恳地来尝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