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8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四、民粹主义崛起后的三种前景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是强势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起到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的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个人呈同质化的、游离状态，由于社会缺乏把人们纳入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这种网络组织可以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与趋向受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英文中称之为MASS SOCIETY。法国、德国，尤其是中国、俄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如一窝蜂一样，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受到的是同样的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彼此之间如同马铃薯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能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精英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而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万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得以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销，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但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第一种危机：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迫使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自由民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不同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大众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这种优势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将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来挽回在受治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要求。即使“革命”成功以后，无政府化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并导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者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筹备立宪，没有料到立宪运动把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激活并释放出来。于是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并建立起根本上难以有效操作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北洋军阀混战分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激进革命失败的例子。第二种危机：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 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失利群众。由于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原教旨的极左反改革派，中层有旨在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失利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挑战现存秩序。 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改革开放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专制帝国出现社会革命情绪，决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专制帝国的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甚至比变革前更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第三种危机：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 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百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而又在近年来富强起来的大国，如果一旦又陷入经济危机，或与国际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某些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由情绪化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中屈辱的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外向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方便的发泄口，这时就特别容易受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的吸引。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们的发展受到挫折以后，都走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这样的人物，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他们的思想受到经济危机中底层大众的支持，并形成冲击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现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过去正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有人提出，“如果美国干预台湾，我们宁愿西安以东地区在核大战中毁灭，也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有人提出，“看南海上某个地区是不是中国领土，不是看国际法，而是看历史上是不是中国领土”等等。人们还不难发现，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当年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存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有你无我”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与对立面的敌对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缺乏人性关怀，缺乏公民文化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白希桐 2012-06-16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今年9月9日，香港将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与回归后历届立法会选举不同，本届立法会选举首次与行政长官选举同年举行。是次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将会影响新一届特区政府未来四年施政的顺畅程度。若然建制派在选举里大胜，将有助于形成行政与立法的管治联盟，让港府在立法会有足够的支持票，以顺利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有利下一届特首梁振英落实其竞选承诺，推动香港“稳中有变”。 昔日的立法会选举，其投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根据市民对现任政府和行政长官的满意度，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满意度等作一预测。若然选举前夕市民对行政长官、社会状况等不满意度较高，投票时自然会较倾向反对派，以加强立法会里反对派制衡政府的能力。 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刚于今年3月底结束，梁振英将于7月1日正式上任，两个月后便是立法会选举。由于行政长官即将换人，市民对曾荫权的施政，对香港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的满意度情况，未必有助判断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情况，令立法会选举增添变数，政党的选举部署也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梁振英没有往绩的负担，可在候任期间和上任后以政策和行动来争取民意，有利建制派的选情。但是，一旦在选举前夕施政出现失误，与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的普遍期望出现较大落差，也必然会影响到建制派选情。 政治板块出现移动 本届立法会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建制派还是反对派，内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中，建制派推出唐英年和梁振英两位候选人。在选举中尤其是选举中后期，选情日趋激烈，两阵营的支持者、支持媒体等互相攻伐，甚至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里互相质问。此外，竞选期间，多名建制派有声望的人士如范徐丽泰、曾钰成、叶刘淑仪等曾积极部署参选，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正式参选，但是都曾公开互相批评，令公众关注建制派内部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特首选举结束后的“大和解”才令人关注。 建制派当中，自由党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在此次特首选举中，自由党的大多数选委提名唐英年，至投票前夕，该党党员大会决定不支持梁振英。尽管该党在梁当选后愿意与其会面，但是它是否愿意配合新一届政府施政仍是未知之数。另外，据报导，自由党在是次立法会地区直选中，无论是新界东、香港岛等都部署派员参选，按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经验，其参选势必分薄建制派的票源。建制派之间如何相互协调，也是影响建制派总体议席数目的其中一个关键。 另一方面，反对派的内部撕裂加剧，形成壁垒分明的激进反对派与温和反对派。2010年，反对派中的“社民连”和公民党发起立法会“五区补选”，而民主党不仅并未参与，更派员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协商，在立法会支持政改建议方案。此役令反对派内部进一步决裂，形成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反对派与以“社民连”为首的激进反对派。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里，反对派内部撕裂进一步加剧。“社民连”的黄毓民和陈伟业出走成立“人民力量”，并在区议会选举里发起“票债票偿”运动，狙击民主党和民协等。结果，多个选区出现民主党与“人民力量”对撼，一改以往多为反对派与建制派对决的情况。选举揭晓，民主党议席数目仅轻微下跌，“人民力量”却只有一名候选人当选，显示“票债票偿”运动失败。由于民主党和民协受到猛烈攻击，其支持者对“人民力量”等极为反感，已表明与“人民力量”割席，这加大了反对派内部协调的难度。 相较反对派，建制派的协调能力较强，可以尽量避免出现相互抢夺票源的情况。在新增议席的情况下，更多反对派成员希望抢得议席，各派系之间协调的难度增加，例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候选人同时抢夺激进票源，最终可能双双坠马。 积极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中间选民会否出来投票以及如何选择投票方向，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立法会是否需要更多制衡力量。 可以预见，如果港府出现施政失误，反对派可有更多藉口批评政府，更指责建制派在行政长官选举里盲目投票，中间选民或会倾向投票支持反对派；如果港府施政畅顺，反对派则难以寻找其他口实来鼓动中间选民投票支持他们。 在本次行政长官选举中，作为建制派核心力量的民建联和工联会，态度鲜明地支持梁振英。即使两大政团刻意与港府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任何突发事件拖累其选情，但是港府的施政表现始终会对两大政团的选情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班子就职的施政表现将是此次选举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激进反对派方面，经历立法会“五区补选”等事件之后，部分中间选民担心激进反对派势力壮大，要投票将其赶出立法会。尤其近期的立法会“拉布”事件，令不少中间选民认为激进反对派浪费时间和公帑，影响施政。这批中间选民可能愿意投票予政治色彩较弱、愿意协助推动施政，实干而不是胡乱搅事的政团或候选人。这种思潮若然可以成为立法会选举的议题，将有利建制派选情。 基于以上的观察，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应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首先必须加快整合建制派内部力量，在重大问题上配合新政府，务求令其施政更为顺畅。若然梁振英与建制派连内部力量都未能整合，只会进一步削弱立法会选举中建制派的力量。 其次，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不仅特首应继续积极深入各区，支持民意支持，其施政团队也应如是。反对派常常自称能够反映民意，若然港府能够处处做到急市民所急，凝聚社会共识，自会削弱反对派的部分支持力量，减弱反对派利用“七一游行”作动员的威力。在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全方位地积极争取市民支持，包括探访社区、致电电台、出席论坛、网上论政、发表文章等，向市民解释其立场和政策，社会整体反映不错。 三是新政府成立后应即时公布重大有利民生的政策。特首每年十月份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各项重大政策。但是梁振英不能等至十月份，而应尽量在立法会选举前宣布有利民生的政策，以争取市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还要让市民知道，立法会选举对建制派有利，才能可望尽快推动有利民生的政策。在众多政策范畴中，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和房屋问题是首要处理的议题。 四是可适当争取温和反对派的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的“组班”结果可以说是梁振英提交的第一张成绩单，其成员是否具社会代表性，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我们必须看到，经历多次选举，反对派在社会上是有其支持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也壁垒分明。我们可充分考虑这一特点，在港府新班子的构成中适当吸纳温和反对派，不仅有助改变市民对新一届港府过于集中个别建制派政团的印象，以塑造其获得跨阵营支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会降低中间选民投票予反对派来监察港府施政的意愿。...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5 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三、改革如何进入锁定状态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淤”，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因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届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时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4 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二、改革中期中国的困境与左右激进主义的再起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 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一平方的价格达15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全国农民平均所得收益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钱的总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商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教育高费用以及失业，造成社会大众十分强烈的不安全感。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在家属楼分到200米的住宅。 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

天大研究院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 2012-06-13 【内容摘要】学界认为，2011年是微博的元年。微博，这个140个字符的博客，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信息交流和传播工具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它为“地球的脉搏”。以微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比于其他的社交网站,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媒体，而随着微博发展壮大，旧有媒介格局下的公众舆论环境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 如今，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2011年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动车事故”、“郭美美炫富”、“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还是“广东新塘骚乱事件”、“乌坎事件”等等，都和微博息息相连。各级政府部门也看到了微博强大的传播和互动功能，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微博在信息传播、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但因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环境，需要人们正确、客观、深入地认识微博，对微博的管理也亟须与时俱进。 如何有效地管理微博，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不断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微博这个新载体的观察与研究分析，对微博的善用、管理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微博 政务微博 意见领袖 网络发言人 实名制  如何打造有影响力的政务微博 信息化时代，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或哪个企业不受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国家——中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网络问政从2008年开始起步，2009年走热，2010-2011年达到了高峰。政务微博是网络问政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以其互动性强、传播迅速等特点，具有其他网络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各级政府及机构、各级领导干部开通微博蔚然成风。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党政机构微博已达32,358个，2011年政务微博的数量增长了5倍，遍布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图一） 政务微博改变了政府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方式。然而，如何经营管理好微博，把其打造成信息公开、倾听民众呼声、形象良好的平台，是考验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 本课题组对经过注册认证的政务微博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发现普遍存在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任务式的开通注册，令政务微博沦为摆设。有相当一部分政务微博的注册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上级摊派的工作任务，或是在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时期应对危机匆忙注册开通，过后便丢荒，并没有把微博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来对待，长期不更新或信息更新没有规律，信息发布不及时等等。有的政务微博开通以后就没有发言，有的微博是一天发几条，接着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信息发布。曾有国内某政府机关部门开通微博后一段时间内只发布了3条信息，并且关注对象只有日本艳星苍井空一人。这样的政务微博即使开了，最终也沦为“作秀”，也只会让网民加深对政府部门的某种偏见，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和沟通的作用，还影响了政府形象。   图一：政务微博、政府官员微博地区排行榜 （来源：《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 第二，没有明确定位，管理员经验不足，使用不规范。政务微博应该是立足于所服务的对象来发布信息的。但就我们的观察，目前很多政务微博似乎并没有明确定位，微博发布的内容很大部分都是抄摘名言或者转载段子、笑话。政务微博不同于个人或者其他商业营销类的微博，它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工作方式，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业或者个人微博可以八卦，但政府微博不可以；歌星演员微博可以互相骂战，发泄不满，政府微博不可以；民众微博可以关注艳星、转载黄色段子或者笑话，政府微博不应该；普通微博可以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一年半载不说话，政府微博却不能如此随心所欲。 第三，缺乏与公众的有效互动，应对能力弱。政务微博在网上只是一个账号，背后却是一个代表政府形象和管理服务功能的窗口，网民就是到政府服务大厅办事的群众。然而，仍有不少政务微博忽略到这个特殊窗口办事的网民，只顾自说自话，例行公事般每天发布几条信息，对网民留言不闻不问，影响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一个不与网民互动、不回应网民呼声、漠视群众意见的政务微博，其存在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功能。 第四，缺乏包装与营销，影响力有限。课题组对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关注人数较多、运作良好的“@北京发布”、“@中国广州发布”、“@平安南粤”、“@微成都”等政务微博进行跟踪观察发现，这些人气较旺的政务微博所发的微博，原创较少，转发较多，每条微博下面的转发和评论寥寥无几。如“@平安南粤”虽有260多万的关注，但是转发和评论基本上都是二、三十个，过百转发和评论甚少。而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里的一些意见领袖，一条原创微博动辄一个小时内就有过千条的评论和转发。由此可见，政务微博仍处在初级使用阶段，没有一套宣传推广自己的策略，缺少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支持，也没有提高粉丝数、转发数、评论数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务微博的管理应该多吸收网络上一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予以整改完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6-07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 5月20日，马英九以“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为题，发表就职演说。观诸马英九这篇5900多字的演说稿中，明显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内政，而外界高度关切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什么新意且略显保守。同时，因为面面俱到，既想讨好蓝营又不想得罪绿营，通篇演说可说是四平八稳，既不会引起争议，也无法让人感动，是典型的“马氏风格”演说。 由于油电价上涨、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等一系列议题引发强烈民怨，造成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在20%附近徘徊。在野党一方面在“立法院”发动罢免案，另一方面在“520”的前一天发动十万人的示威抗议大游行，表达对马英九的强烈不满。所以，马英九把演说稿的重心锁定在内政方面，原本被视为强项的两岸关系反倒着墨不多。视两岸关系为“准国际事务” 但是，此次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把两岸关系放入“国家安全”的体系来谈。他指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马英九将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视为铁三角中的第一个角，单单就这样的分类来看，马英九就把两岸关系视为“国际事务”，或至少是“准国际事务”。 虽然两岸和平发展中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获得岛内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马政府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为什么有这样的疑虑？即使马英九不说，外界也清楚，就是绿营经常挂在嘴边的“丧失主权”疑虑！因此马英九重申，他在下一任的任期，在两岸政策上不会有重大改变。他还特别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强调说：“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换言之，马英九要告诉反对他两岸和解的民众说，他是在坚守“中华民国”主权。先前一再被绿营所排拒的“一国两区”，所谓的“一国”系指“中华民国”，两区指的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包括李登辉、陈水扁前两任的“总统”，也都是这样的主张，并非他所创。 回溯之前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往前推动，就是大陆与台湾方面采取搁置争议，务实前行的态度，而两岸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主权的争议。今天马英九拿“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以应付绿营的质疑，却挑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 面对马这一宣示，大陆方面除非是真的承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否则势必只能拿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回击马英九的说法。如果不回应，是否等于默认？！可是一旦回应，等于又把原本界定为因国共内战而导致的对峙现状，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抗。后续发展如何，令人关注。马英九未来两岸政策采取守势 以马英九之熟悉国际法，又长期从事两岸政策研拟，当然心中有数：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中华民国，其实与“台独”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他特别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他还抬出孙中山，两岸“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呼吁大家“不能忘记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但马英九虽列举了孙中山先生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理念，却避开孙先生念兹在兹的国家统一大业。 马英九认为，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他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马英九的意思是说，两岸虽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台湾已接受了西方来的民主制度，人权与法治已完善，这点是大陆无法比拟的，大陆必须在这方面提升，才好来谈两岸有进一步的合作，特别是政治方面。 马英九既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要在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取得成效。马英九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言外之意是，只有让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两岸和平发展才有办法良性的循环。这等于是给大陆一个隐性的、柔性的警告：若阻止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下去可还是未定之天。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马英九第二任期才刚要开始，就被内政问题搞得灰头土脸，被马政府视为“准外交”的两岸政策，想要在第二任期有所突破，现在看来就是不现实的想法。特别是马英九并非开创型的政治人物，向无果敢面对挑战，缺乏为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辩护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同时决策圈又极为窄小。因此，可以预期，马英九第二任任期内两岸政策方面的基调是求稳，采取守势，基本上是延续过去四年的作法。 但是，美国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台湾又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旦台湾顺流而下，两岸关系势必是“不进则退”。 大陆应掌握两岸政治博弈主导权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策略上，北京应该发挥经贸的实力与外交实务上的操作，逐步在岛内发挥影响力，从而箝制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 目前，经由ECFA后续的谈判以及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签署，应把如何让陆企、陆资快速大量入岛，作为首要策略考量。当大量的陆企与陆资入岛，才能进一步形成大陆对台湾内政的影响力，为形成政治影响力奠下基础，甚至为今后岛内的政治博奕做好准备。 其次，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要树立“以我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应该更加弹性地运用国际组织，适度对台湾国际空间加以放行。不必担心万一某一天民进党上台的问题，因为在国际事务的思维上，蓝绿其实差异并不大。另一方面，既然马当局把台湾的国际空间与两岸和解相连接，大陆方面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台湾提出国际空间的新诉求时，大陆方面不能只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须相应地在两岸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诉求。 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大陆相关系统特别是外交系统应拟定出一套中长期的政策和应对模式，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并非被动应对，否则一旦发生突发状况而应对失当，就被绿营拿来操作，回过头来影响到两岸关系。 总的来说，既然马当局把两岸政策看待为“准涉外事务”，大陆也应循着台湾的思考模式，对症下药，从中寻找破解、应对之策。 《台湾观察》2012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6-07 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 新界僭建的问题看似简单：非法建筑，依法当拆，依法办事，谁说不可，谁抗拒更会罪上加罪。可是，如果实事求是去了解僭建的问题，便会发现一点也不简单。倘若雷厉风行地强硬执法，不但会挖出法律的疮疤，更会掀起整个新界的政治风暴、社会对抗、文化冲突，恶化贫富矛盾。对于僭建问题，不单要从法律的角度去了解，更要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角度去了解，这样才能全方位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僭建问题不单发生在新界，也发生在港九，多达八十万个案，且不分阶层，上至特首高官，下至低下阶层；而且问题由来已久，这本身便已证明不存在即时的安全考虑，即使有也属少数，以个案处理则不成问题。因此，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这是解决僭建问题应有的处理态度与对策。 以下且从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僭建问题。 新界享有立法区别对待 第一，从法律观点来看僭建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要点是：由港英租借新界开始，所有有关新界的法例便与港岛、九龙（简称“港九”）有别。这个区别的法源来自新界的租借与港九的割让有所不同。尽管清之后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港九新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但是英帝国在占有三地后的“收地”工作却有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港九没收土地，自恃理直气壮，强硬执行，碰到的人民反抗也不足以阻止全面收地工作，土地收编为“皇家地”后列为“永久地契”的法定地位，当作“商品”来出售。而在新界取得租借条约后，其收地却遭遇激烈的人民反抗，尤其在人口众多的村落如大埔、十八乡、元朗、屯门等。中国传统地权虽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皇帝不会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人民有使用权与转换使用权，但要向皇帝交税。当人民已把这个中国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其抗争意志也就与港九不同。何况新界民众都感到理直气壮：世间哪有租客抢占主人土地的道理？！力争的结果，港英殖民地官员碍于法律上必须尊重租地条约与割让条约有别，也考虑到如果抗争持续下去，会犯众怒而引来更多内地民众声援，只好同意从租借日开始便已在各村落定居的民众可沿袭其村地与村屋不受“收地”影响。因此，新界“原居民”及其村屋和农地的传统风俗习惯都得以延续至今。 因此，就法律观点来看，新界“原居民”从租借条约的第一天开始，便存在着诸多法律区别对待。例如土地拥有年期，港九属“永久地”的999年，新界只有99年；新界“原居民”享有土葬、丁地、丁屋等传统权益，而港九地区居民却没有。总体传统权益享有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今天广大新界土地上的“原居民”在法律对待方面有别于港九地区的居民。 1997年主权回归，政权移交后的宪政发展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准，新界“原居民”的传统应有权益也得到承认，并相应地制定了《基本法》第四十条。该条文如下：“‘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必须留意的是第四十条置于《基本法》第三章，这一章列明是有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了居住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把世界标准的人权与民主自由权利都包括在内。可见第四十条在这第三章出现不是意外，而是属于世界公认的应有的人权标准。既然是新界的“原居民”，而“原居民”的应有条件是有其一定的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生态环境，除非“原居民”主动放弃这一切，否则政府有责任要加以保护。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既然《基本法》把“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列为其中条文，这便非一般立法或行政可任意加以架空的。 根据1961年的房屋规范条例，有关僭建与否便有市区和新界两个不同条文，前者为第123条，后者为第121条。后者列明，新界村屋标准规定为三层，符合政府安全条例的还可“改建或加建”。这条规定是新界特有的。可见今天来看僭建问题，不能不顾及新界的历史传统及其立法区别对待的实施。表面看来，安全问题不分城乡，但涉及屋宇的安全考虑，市区高楼大厦与乡村低层屋宇相比，安全系数比较差别极大。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乡村的屋宇政府过去少管，城市却抓得很严的原因。过去百年不管、少管，现在却以安全问题一网打尽，如此不顾历史与环境条件，是执法的“极端主义”。 遍地政治烽火如何扑灭 第二，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僭建问题。 除了原居民的丁屋“改建”与“加建”问题外，还有更多的木屋与“柜屋”（货柜箱改装成屋子）遍及整个新界。若要处理所有僭建，必然会引爆巨大的政治风暴，以政府处理大型抗争的记录来判断，能否胜任大有疑问。尤其是涉及民众保卫家园的抗争，其力度远胜一般的政治抗争。 类似的抗争事件可参考近期发生的“菜园村抗争事件”。菜园村因为修建高铁而须拆除，涉及人家不过五十来户，但因居民要求觅地重建的“迁村”赔偿谈判引发社会关注。关注人群有一般同情者，有环保人士，有关注弱势的社运组织，更有见缝插针的政客，当然还有责无旁贷的乡议局及其所代表的整个新界“原居民”，大家一窝蜂地都起来声援菜园村的抗争。在立法会通过高铁预算案的当天，会内有“泛民”议员齐齐反对此案，会外更有三千多群众陪同村民包围立法会，群情激奋到企图突破警卫线冲入立法会，几酿成暴动。 值得深思的是，“菜园村”事件不过是五十来户人家的问题，但是参与抗争的人群却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社会组织，抗争的宣传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十七名学生由村内跪行到中环的请愿行动，更是全港轰动一时。 若真要强行集体一次性把新界所有的僭建清除掉，那真是会把港九新界全城陷入“烽火”的政治抗争。“菜园村”这一堂政治课，特区政府官员还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们更缺乏政治警觉性，去体会经过“菜园村”一役，已有多少有心修理政府的势力正蓄势待发。“菜园村”事件显示，原本视新界村民为保守亲中势力的泛民主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却在转瞬间体认到，原来广大村民也可被发动起来加入他们的政治行列。 除非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僭建问题，避免“菜园村”事件重演，否则香港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两大对立政治板块会引发巨大移动。一向是听从乡议局领导与支持建制派政党和工联会的广大村民，包括“原居民”与居民，将会有不下百万人参与政治抗争，全方位在新界夺权，到时二十七个乡、六百多条村的双村长选举势必会有反建制派打着“护村爱民”的旗号加入选举。他们一鼓作气，把乡议局的亲建制派议员扫地出门，是预料中事！ “菜园村”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迁村，还是得益于乡议局议员上下一心的调停，包括亲自为村民觅地、索偿、临时安顿每户人家在新村地上，让他们仍可就地做点小耕作以安民心。这不过是五十户人家，乡议局与政府还勉为其难，若是将六百多条村全都卷入抗争风暴，遍地烽火，何以扑灭？ 总之，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新界僭建问题不可以简单当作非法事件去处理，应从整体新界发展规划把僭建问题化解。谁愿意去住木屋或者动辄加建、重建其家园？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绝对会心甘情愿放弃长期以来的居住环境条件。建构让新界村民心仪的新家园不是不可能，主要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港英官员持敌视态度待之，村民自然还以颜色。1997年主权回归后，官员思维依然故我，何曾以体惜村民的心思去规划乡村的发展？政府要与村民展开双赢的对话，唯有好好与新界乡议局展开调停工作。过去港英时代基于与村民沟通的政治需要，从无到有成立了乡议局，但是近年来政府与乡议局有疏于沟通的趋势，僭建问题之所以闹到全城沸沸扬扬，乡议局已感无奈！这点值得特区政府深思！ 新界社会结构已然变化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僭建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2-06-06 不论对大陆或台湾当局而言，大家都要将基辛格当年的警语牢记在心：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当美国的朋友会致命。 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的说法，立刻引起各界广泛注意，在台湾内部还引发一些争议，认为这是马英九政府政策调整的前兆，或至少是一种试探气球，各方众说纷纭。事后，马英九政府并未收回谈话内容，最多只说此一表述过分简化；与此同时，台北也一度传出，美国方面对这一新提法觉得事出突然，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不满，但后来遭台北官方及驻美代表处正式否认。 4月12日，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在美国访问时表示，中华民族完全有智慧、有能力通过平等协商，处理好有关台湾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因素而不是摩擦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王毅此行虽是例行工作访问，但也是因应今年两岸关系新形势和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目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关头，而美国国内也面临总统大选前的复杂政治局面，美国能否正确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能否与北京共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王毅此行希望有助于了解美方对台的最新政策，并与美方充分沟通，交换意见，消除消极和不稳定因素。北京希望美国发挥积极作用的谈话值得关切。 美国对台政策思维三派观点 美国当前对台政策思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积极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但势不可挡，而且无法逆转，但是由于中共特殊的政经体制和意识形态，再加上政策不够透明、战略意图不明，美国即或不应再用冷战思维来处理双边关系，但仍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利用台湾来牵制或至少是平衡中国大陆的成长。 这些现实主义的新保守主义信徒、鹰派人士认为，美国迟早将和中共摊牌，目前的合作只是假象与表象，中共从中获利最大，即使中共当前采行韬光养晦、不强出头、不搞对抗的政策，但是有了实力终将会要使用，具有实力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当前有无动机并不重要。至少笔者所接触的一些美国军方人士就曾表示，届时台湾应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做好攻击上海、香港、三峡大坝的准备。 二是主张维持现状、顺势操作的稳健派。中国大陆的茁壮成长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台湾已成美国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成功典范，而且美国对于台湾仍有历史、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美方不能置台湾的安危于不顾，任令北京予取予求，因为这既不合乎美国的立国精神，也有损美国的国际信誉。既然事情并未恶化，两岸关系也在持续改善之中，美国没有必要在此关头自乱阵脚，改变既定的两岸政策。 这里就牵涉到何谓现状的问题，而对现状的解释权及定义则是由美国来决定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如所知，美方认为现状虽属动态，但美国所要的是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也就是所谓的dynamic status quo）。美国当前所采取的双重防堵政策，一是不准台湾对大陆挑衅，二是不准北京对台湾用武。美国的立场是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两岸双方都不准增加紧张、破坏现状（但日本的立场则是，两岸骤然改善关系也属另一种破坏现状的行为）。 三是放弃台湾的主张，也就是所谓的“弃台论”。这一派的主张认为，随着中共政经能力的成长，中美及两岸的实力对比也在发生变化，而大陆的战略发展方向不明，民族主义兴起，即使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台湾的军力早就居于劣势，由于美国被拖入台海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届时美国将更承担不起可能发生的风险，与其将来被迫卷入冲突，华府因此更需要未雨绸缪，从更新的战略高度来重新评估其当前对台政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格拉泽（Charles Glaser）去年表示：“美国应当考虑从它对台湾的承诺中后撤，这样就能消除美中之间最明显和争议性最大的冲突点，为两国今后几十年更好的关系铺平道路。”其言论重点在于美国必须考虑台海现状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尽管目前的台海形势比较安宁，但不知道将来某个时候是否还会出现紧张。这种言论当时在台湾和美国外交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弃台论”争议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另外，国际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今年2月26日发表社论提出：美国是否愿意为台北而牺牲洛杉矶吗？这篇社论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增长，台湾长远的未来尚不明朗，而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战略，台海紧张与利害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回到亚洲，就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来鼓励台海两岸化解紧张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框架，而不是靠美国来保证台湾的安全。看来重估美国对台政策的各种不同论调仍在发酵之中。 美国对台政策基调并未改变 4月27日，美国国安会前资深主任贝德访台，笔者应邀参加其演讲活动，席间曾公开请其对美国当前的“弃台论”表示看法。他指出，中美联合公报、联合声明都强调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既然美国不同意中国大陆强迫台湾人民的意志，所以美国放弃台湾的想法根本不必想。美国希望台海区域维持稳定，不乐见这个区域出现失衡的状态。他相信，台湾也会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未来，因为中国大陆逐渐融入全球体系时也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曾与笔者多次对话的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也在另一场合针对“弃台论”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样的说法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non-issue）。于此，笔者可以负责任地指出，凡是真正了解两岸关系复杂情势，曾经在美国政府历任要职的高层官员，如包道格、卜道维、阿米塔吉、薛瑞福、沙特、卜睿哲等人，不管是公开或私下，虽然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不时检讨，但从无一人赞成所谓放弃台湾、讨好中国的说法。 其实，几十年来有关美国对华（两岸）政策的辩论，从过去的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里根、大小布什，各种意见俱存，美国学界、政界有所谓蓝队、红队（B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