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麒元 2013-06-21 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了。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越来越多的市场迹象显示，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受制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势必跟随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港币升值将对香港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肯定不止于经济层面，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迫近的关键时刻，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将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格局。一、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幅度 决定美元汇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外部因素。1、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2012年成功走出危机阴影，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美国经济已连续第14季出现增长，去年全年美国GDP成长2.2％，大致符合整体复苏速度。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动能自2013年起已开始转强，其中房市逐步复苏，失业率则缓步下降。 一季度美股迎来完美收官，复活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季度，道指和标普500涨幅均超过10%。近期来自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Benedict Willis)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房市是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大幅回暖的风向标。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美平均房价上涨7.3%，涨幅远大于预期。其中，去年12月，美国20座大城市房价同比大涨6.8%，创下自2006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另一方面，美国今年1月新屋销售环比激增15.6%，达到43.7万套，升至四年半来最高水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的统计显示，1月全美待售屋存量仅约4.2个月，远低于均衡房市应有的6至7个月存量，这可能会导致房价继续上涨。制造业PMI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3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4.2，高于前月的53.1，升至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就业市场也出现改善。美国劳工部3月8日称，美国2月非农就业增加23.6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增加16.5万人。2月失业率也从7.9%降至7.7%，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1.1%，市场原本预计该值为0.5%。在不计汽车销售额的情况下，美国2月零售额增长1%。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美国零售额累计增长了4.5%。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复苏势头强劲。当然，这一复苏是否意味着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有待观察。2、经济政策 就美国现行经济政策而言，美国仍然在使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既定政策，即延续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刚好与中国相反）。 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的现实压力下，被迫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权威评级机构惠誉认为，美国若想要维持AAA顶级评级地位，需在2014-2015年将联邦债务及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80%和110%以下。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将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财政赤字预期将较2012年减少了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希望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几乎不大可能。按照3月1日启动的“全面自动减支计划”，未来7个月美国将全面减少政府支出约850亿美元，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美国有机会保持AAA顶级评级地位。此举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有利于维护美国强美元的地位。 美联储在确保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前提下，开始有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2月21日凌晨3点，美联储公布1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录，想不到内容让整个投资市场都为之震动，其中最惊人的消息便是该委员会可能开始考虑降低或是停止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自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有别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减兵”不“减灶”的策略。随着美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强，资金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需求殷切，美联储维持形式上的宽松是必要的。技术上看，这反而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避免美国过早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无论如何，美元转强的趋势已经形成。3、外部因素 美元是否转强，关键在于美元回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 欧洲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调整周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欧洲仍然需要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决定了欧元仍然处于持续贬值的过程之中。欧洲投资者在经济不景气和税赋增加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美国。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日本经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勉强维持，日元持续贬值几乎没有悬念。日本本土资产市场吸引力相当有限，日本根本无法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甚至日本本土资本出于对日元的贬值预期，也会选择投向开始复苏的地区。 中国经济非但错过了2008年的调整机遇，反而采取了逆调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激烈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扭曲了经济结构，中国已经过早耗尽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暂时无法拒绝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有关方面所谓“积极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在延续“积极”和“宽松”的老路。人民币超发行仍然在持续，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升值极限。 此外，不排除特殊性因素，例如战争等对美元的影响。 按照美联储管理通货膨胀的原则，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是年内无直接加息的可能，结束扭曲操作也意味着变相加息。这意味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中，即可见到美元拐点的出现。随着2014年初伯南克（Ben Bernanke）退休，一个新的美元时代也许会提前到来了。 至于美元可能的升值幅度，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出乎一般市场预料的。换句话说，金融资本更喜欢美元巨变带来的冲击。千万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投机资本，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黎辛平 2013-05-31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中共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作为中共第一号人物的习近平的个人魅力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他的谈话和做事风格上。他的语言看似朴实无华却又总能切中要害，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语言风格加上迅速出台并得以落实的举措诸如严控公款吃喝、制止滥用军车号牌等，在很短时间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特别是国内民众、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的好感。 可惜的是，2013年元旦期间发生的“南周事件”，过早地中断或至少弱化了这个势头。在这一事件中，无论《南周》文章的观点是对是错，当时广东宣传部门的处理手法显然失之于生硬。本来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有其他方法处理得更好，可是具体操盘的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些负责人却没有把握好分寸，结果让境外媒体有机可乘，大作文章，也在国内的社会舆论中留下不必要的阴影。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南周》事件充其量只是孤立个案。然而，在《南周》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中国梦”有失偏颇的宣传和解读，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将“中国梦”简单解读为“党的梦”、“国家的梦”，甚少提及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也甚少提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提出过的，承诺给予中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这就很容易使外界认为，打压《南周》文章不仅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个负责人的意图，而且是中央新班子的集体意见，这对新班子领头人习近平的形象影响显然负面大于正面。 面对当前舆情中出现的被动状况，或者说面对习近平个人形象有可能被“逆转”的状况，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结合历史经验和当前宣传工作的情况，笔者建议考虑下面三点意见：第一、继续用好习近平个人的形象资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个人朴实亲民的新形象，给中外人士以清新的感觉，尽管后来受到个别事件影响而有所削弱，但其魅力并未消失。只要不继续出大的漏子，仍然保持原有风格，抓住适当时机利用公共事件继续提升形象，相信习个人的形象仍有可能恢复最佳状态，甚至有所超越。 不过，在保持原有朴素形象的同时，需要增加一些古今中外的优质元素。具体来说，就是在语言运用中适当增加一些公认的中外名人经典语录。这些名人最好不要全是近现代人，也不要全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以免被误会为崇拜某一流派，而应是距离现代有一定时间的文化名人，例如西方的莎士比亚、中国的老子等政治色彩比较淡、学问涵养比较深的人物。 之所以要适当增加中外文化名人名句，主要是因为，要想展示大国领袖的风范，不能一味依靠“泥土气”、“知青气”，还要有全球视野、历史眼光。领导人的语言和政策“接地气”固然可以亲民，有利于国内形象；而“有学养”则可以拉近与各国民众和舆论界的距离，有利于塑造更好的国际形象。但是，引用名人名句，话一定要落在实处，避免像有些被民众和舆论诟病的领导人那样的刻意而为、为引用而引用。第二，做群众的引导者，不要做群众尾巴。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此情此景，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也非良策。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所谓“理直气壮”，并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指宣传工作者的内心应当充满自信，坚信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为民众着想的，是实事求是的。即使有不足之处，也是经验和水平不够的问题，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倾听民众的意见，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有了这种心态，加上说理过程中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既设身处地地替民众着想，也引导民众设身处地地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教育民众正确理解和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相信官民双方的思想距离是不难拉近的。 相反地，如果宣传部门自己的底气不足，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站到民众的前面，主动设置议题，只会被动地跟在群众的后面，人家说什么，你就被动地招架什么，那么，除了封堵压制之外，你就很难找到什么有效的应对手段。而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只会用封堵压制对付民众思潮，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第三、宣传部门应健全两个功能。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宣传部门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即对宣传文化战线的管理功能，而没有具体指导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做好宣传工作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至少可以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管理这条腿长，示范和引导这条腿短。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和干部，不是理论家就是文学家，至少是一些能写、能讲、有思想的人。现在宣传部门的人员构成无法跟当年相比，充其量只能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很难胜任一线宣传工作。直白地讲，现在很多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不要说下面的干部了），要他们亲笔写出一篇思想深刻、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做一次让听众入耳入脑入心的精彩演讲，编出一版好看的报章都很难。这样的宣传队伍，如何担负得起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担呢？ 要加强各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管理功能与宣传示范和引导功能，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抓紧提高和改善各级宣传部门的人才结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有抓管理的宣传部和抓示范与引导的宣传部。当然，这只是比喻，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真的设立两个宣传部的。具体落实时，可以把有较高政治水平、较强宣传技巧、比较了解基层实情、对党和人民忠诚、曾经担任过较重要的一线公共媒体领导职务并取得过显著成绩的成熟人才充实到更高级的主流传媒领导岗位上去，让他们直接指挥各种宣传工具的日常运作，同时由他们与同级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各级党委的宣传顾问小组，在党委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确定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和宣传策略，然后加以实施。这在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个专管宣传示范和引导的“第二宣传部”了。考虑到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未必充分了解这种做法的深远意义，也不一定完全具备主持这项工作的能力，故不一定马上在地方展开，可以先在中央试行。平时，该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需要时，由总书记直接主持，这就可以兼顾由总书记直接操控又不至于负担太重两方面的关系了。 《天大报告》2013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高远望 2013-05-17 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 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是要表明：对广大中国民众乃至海外中华儿女来说，爱国本不需要理由；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复兴梦本来就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顺应了民心之所向，说出了民意之所求。党和国家只需以实际行动去扎实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各方就皆大欢喜了，实在是无需由宣传部门那样煞费苦心地去进行那种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的所谓宣传解读的。他们并不比广大中国民众对此懂得更多，而又硬要用行政资源企图垄断对“中国梦 复兴梦”的解读，其效果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个问题是值得引起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的。筑 梦 从中共十八大到全国两会短短四个月时间，习近平提出并逐步丰富了“中国梦”这一政治理念的内涵。如果更细致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在三个重要场合揭示“中国梦”的理念是有脉络可循的。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以下简称11.29讲话） 12月初，习近平在视察广州战区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以下简称12月初讲话）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以下简称3.17讲话） 显然，11.29讲话揭示了什么是“中国梦”，并且阐明了实现“中国梦”是中国执政党的目标；12月初讲话提出了“中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3.17讲话则“还梦于民”，进一步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中国复兴，军队强大，最终是领导与保障中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习近平对中国梦理念的阐述，既层层深入，又画龙点睛。解 梦 “中国梦”的政治理念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晚期提出的，而是刚一上任就推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梦”更贴近民众，代表一种社会理想与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由于是用这种贴近中国民众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习近平一提出“中国梦”，就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普遍关注与赞誉。我们注意到，整个2012年12月与2013年伊始，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舆情都显示，从专家学者、企业家，到普通网民，甚至农民工，国内外、各阶层都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倍感兴趣，并且结合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纷纷“解梦”。比如，天大研究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便在《中国梦 复兴梦》一书后记中以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他的“中国心 中国梦”。 然而，随后不久，舆情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拐点是“南周事件”。《南方周末》在2013年新年贺词里，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进行了解读与引申。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意与舆情对“中国梦”的解读开始出现转向。 2013年头四个月里，对“中国梦”的解读仍在继续，但出现两个不同的势头。一方面，由宣传部门与官媒主导的对“中国梦”的解读与宣传逐渐升温，异常火热。1月份，中共官方智囊机构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列为年度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项目，中央党校将“中国梦”作为习近平的理论体系进行立项研究，中国社科院亦成立“中国梦”研究小组。稍后，《人民日报》连续刊载9篇《同心共筑中国梦》评论，《求是》杂志以笔名“秋石”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梦：汇聚磅礴正能量》。这些排山倒海的宣传试图定义什么是“中国梦”。与此同时，《环球时报》发表《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又从反面告诫国人什么不是“中国梦”。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在北京举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指示要将“中国梦”宣传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然而，与官方热火朝天的宣传造势不同的是，原本被习近平讲话调动起来的民间热情，却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迅速降温。不久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站推出关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信念·信仰”民意调查，调查方式相对公开与公平，而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有超过7成以上参与者表示不赞同官方有关说法。至此，对“中国梦”的热情从几个月前的高潮跌落到低谷。更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最能容纳中国公众意见的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中国梦”的负面解读。 前后短短四个月不到，民众对“中国梦”从热情高涨、充满希望到旁观不语甚至冷嘲热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宣传部门与官媒错误解读并以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亵渎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梦”，去追逐习近平的脚步，认识、理解“中国梦”吧。追 梦 习近平说，“强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也是“强军梦”。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虎视眈眈，中国每一个家庭的血泪历史几乎都与国家贫弱相关。百多年来，中国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与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鲜血，最终才赢得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百年“强国梦”就是“强军梦”与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之梦，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任何个人的梦想，都无法同国家与民族的梦想分开，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时，哪一位中国人还能保有个人尊严？ 然而，我们也要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推翻贪腐无能的清朝政府，打败外国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主权得到保障，民族尊严得到维护，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中国梦”任重而道远。收复国权是为了保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平民百姓的人权，国家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尊严归根结底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尊严！所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闭幕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有关部门恰恰没有把握好这一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院 郭士伊 2013-04-30 结合中国的国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采取“积极研发、稳步示范、谨慎推广”的发展思路，加大技术研发与示范投入的力度，加快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和政策标准的研究，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是指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从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固定排放源中分离出来，经提纯和压缩后，运输到特定地点，注入储层封存以实现二氧化碳与大气长期分离的过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二氧化碳捕集、压缩、运输、封存、监测等一系列技术的集成，是唯一可以在实现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的同时大规模减缓二氧化碳向大气中排放的低碳技术。 CCUS的这一独特优势吸引了很多国家积极研究，目前这一技术整体上处于产业化示范期，发达国家计划在2025年左右实现商业化推广。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对这一技术有潜在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近几年中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战略、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仍有差距，这不利于增强中国在未来低碳经济中的竞争力。中国亟需制定全面的CCUS发展战略，统筹研发、示范、推广的节奏，加强技术储备和政策储备，降低发展风险。CCUS技术特点 (一)    CCUS是多种技术组成的复杂技术群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由捕集、输送、利用、封存和集成五大类技术组成的复杂技术群，总体而言，尽管CCUS有较好的技术基础，但仍在多个环节存在问题限制了其推广应用。其中，捕集用于把发电厂、钢铁厂等固定排放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分离提纯，包括燃烧后、燃烧前、富氧燃烧和化学链反应等不同工艺。降低捕集成本是捕集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可通过公路、铁路、船舶、管道等不同方式输送二氧化碳，不同输送方式在操作条件、运量、灵活性、成本、泄露风险等方面不相同，长期来看，管道将是主要的输送方式；二氧化碳可广泛用于强化石油开采（EOR）、强化煤层气开采（ECBM）以及合成有机化合物等工业领域，但相比大规模的减排量而言，二氧化碳的应用数量有限；封存包括地质与海洋封存，排放源与封存地的“源汇匹配”问题和长期封存的泄露风险问题是封存的主要问题，如何根据排放源、封存地点、输送路线、市场条件、政策法规等对整个CCUS价值链进行优化是十分重要的集成问题；此外，全流程的CCUS技术集成正处于从实验室到工厂的示范阶段，通过建设和运行不同规模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装置逐步解决工程“放大（Scaling up）”问题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集成问题。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8个大规模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正在商业化运行，它们每年封存大约2,300万吨的二氧化碳，加上另外8个正处于实施阶段的大规模项目，到2015年前，二氧化碳年封存量可上升并超过3,600万吨。(二)    CCUS促进低碳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 一是对达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不可缺少。据全球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院（GCCSI）研究，带捕集装置的燃煤发电厂减排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23－92美元，燃气发电厂减排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67－106美元，比海上风能（90－176美元/吨）、太阳热能（139－203美元/吨）、太阳能光伏（182－239美元/吨）有优势。CCUS技术的相对成本优势可降低全球减排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实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50%的目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应当承担20%的减排任务，而如果不采用这一技术，实现这一目标的总成本将会增加70%。 二是有利于向低碳发展的平稳过渡。由于短期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难以取代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在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就可以使全球，尤其是以煤或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通过发展CCUS赢取低碳发展的时间，实现低碳转型的平稳过渡。 三是可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首先通过二氧化碳驱油（EOR）、驱气（ECBM）提高石油和煤层气的开采率和通过工业应用创造额外经济效益；其次通过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提高碳价格，实现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产业化；此外大规模推广应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要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 四是技术输出的重要内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产业化，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运行和维护，并将形成庞大的CCUS市场。发达国家积极发展这一技术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占据技术优势，成为主要的技术输出国，占据未来全球CCUS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三)    CCUS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长期封存的安全问题。二氧化碳在自然状态下是无害的，但封存的高浓度二氧化碳一旦在运输、注入和封存环节发生泄漏，可能会对人身健康、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二是大规模应用的额外能耗问题。捕集、运输、封存二氧化碳都需要额外能耗。据估计，现代燃煤电厂若捕集80%的二氧化碳，电厂需额外增加24%－40%的能耗。若大规模进行捕集和封存，势必大幅增加全球能源消耗，对现有能源系统造成冲击。 三是企业开展项目的经济效益问题。在现有技术水平下，CCUS技术的减排成本较高。据IPCC的研究，二氧化碳捕集使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NGCC）的成本增加35%－70%（0.01－0.02美元/kWh）,超临界煤粉电厂增加40%－85%（0.02－0.03美元/kWh）,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IGCC）增加20%－5%（0.01－0.02美元/kWh）。减排成本提高了发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利润，在当碳市场尚不成熟、碳价格无法补偿减排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没有积极性去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8 经过八年时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终于在2012年12月31日落下帷幕。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发也将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发生一次震荡。然而，早在多哈会议之前，中国风电CDM项目就已经步入“严冬”。步入严冬：注册率高、签发率低，半数项目未签发减排量 风电CDM 项目注册率高，但签发率低。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共批准了4,782个CDM项目，其中2,983个已成功注册，而且注册项目中仅有1,007个获得减排量签发；同时，我国共有1,529个风电CDM项目通过了审批，其中1,211个已注册，仅有353个获得签发。虽然我国风电CDM项目79%的注册高于全国所有项目类型62%的注册率，但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签发率只有29%，低于所有项目类型33%的签发率。 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西北等风资源丰富区域。至2012年12月31日，华北、东北和西北区域注册项目数量分别达到534个、258个和215个，占所有注册风电CDM项目的83%，其它区域的项目数量较少。我国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分布与我国风力资源分布的丰富区域相对应。 风电CDM项目注册时间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至2009年12月31日，我国只有144个风电CDM项目注册，自2010年起出现快速增长，2010、2011和2012年的年注册数量分别达到了180个、268个和619个。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是从2005年2月16日开始到2012年12月31截止。中国大量的风电CDM项目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里注册成功，虽然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也意味着在2012年底之前，这些项目在第一承诺期只能签发很少的减排量，或者没有任何减排量。  大雪封门：碳市场低迷、买家违约，中国业主告状无门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连续爆发以来，碳金融作为金融衍生品，也随之进入低迷状态。二级市场在2008年初达到27欧元/吨的高价后，一路下跌，2012年初跌破1欧元/吨，2012年底跌至0.2欧元/吨的谷底 [1]。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后，这种低迷状态不仅没有改善，仍在继续探底。目前，有些项目的CDM全部收益已经低于项目开发成本，更不用说尚未获得任何CDM收益的项目。CDM收益低于开发成本的趋势，将直接降低项目业主开发CDM的积极性，可能放弃正在开发的CDM项目，或者取消开发计划。 在国际碳市场上，能够购买CDM碳减排量的买家只有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些买家，购买减排量是为了抵消自己的减排义务，降低减排成本；但是，大部分买家是中间商，从一级市场买入减排量，再在二级市场卖出，例如一些国际投行、资产公司分别扮演了“CDM买家”的角色。在碳价格不断上升的时候，大量买家涌入市场；在碳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大量买家开始拖延注册和核查程序、延迟履行合同义务、逃避付款，甚至宣布破产来退出碳市场，总之，买家秀出各种违约方式。买家需求减弱、买家以各种方式违约、买家退出市场，买家的种种表现使CDM项目开发严重受挫。 在2005年到2008年底这段时间，许多国际买家进入中国市场，大量收购CDM的减排量，尤其是将目标锁定开发质量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风电CDM项目，并且以8欧元/吨——14欧元/吨的固定价格签订了碳交易合同。进入2011年，当二级碳市场的价格已经跌破8欧元的时候，买家对新签发的减排量不再表现出支付意愿，要么逼迫中国CDM业主签订补充合同，将定价修改为浮动价格；要么违约，甚至宣布退出碳市场。目前，大量持有风电CDM减排量的业主得不到买家支付，开始陆续诉诸于法律。而中国CDM项目业主与国际买家签订的多是英文合同，依照英国法律执行，仲裁机构也大多选在境外，因此，在法律支援上受到很大限制，诉讼获胜的几率小，诉讼费用也会相当高。这些因素将可能会对中国CDM业主造成沉重打击。  雪上加霜：《京都》保留、义务缩减，风电CDM无力回天 2012年12月8日在多哈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的“多哈之门”一揽子协议中，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是一个积极的成果，意味着仍然可以继续开发CDM项目，仍然可以将CDM项目签发的减排量卖给需要完成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从中获得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从形式上看，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成果保留了《京都议定书》，风电行业仍然是能够从CDM中受益的行业之一。 但进一步分析多哈谈判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美国仍然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与此同时，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先后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 [2]。 欧盟承诺至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 的目标（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 [3]，但欧盟在第一承诺期减排已基本达到20%。按照该目标执行，欧盟对发展中国家CDM项目减排量的需求将严重不足。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造成碳市场需求不足，对CDM开发产生致命打击。盼望春天：提供碳交易法律支援，建立中国自己的碳市场 当前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为企业提供碳交易的法律支援。在中国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碳交易的冲突已经从风险变成了现实[4]，中国的风电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碳交易法律纠纷。这些纠纷不仅标的巨大，而且涉及大陆和欧美不同的法律体系，涉及国际法、经济法、物权法等不同的内容。许多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律师支援，即使有律师的企业，往往不懂得国际法，没有接触过欧美法系下的碳交易判例。中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在碳交易法律体系建设上的空白和跨国经济纠纷上的弱势，要积极调集法律力量，研究碳交易冲突案例，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否则，眼下这第一次“减排战争”的损失，“拱手相让”的将不只是一个“钓鱼岛”。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和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在基础四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力配合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5]，但是，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使国际碳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对中国CDM项目的减排需求微乎其微，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在国际碳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谈判的成果付之东流，依托CDM项目存在的中国碳市场几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否极泰来”，中国自己的碳市场应该从这里诞生！中国不能依靠国际碳市场来救中国，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保障的体系[6]，产生能够与国际碳市场对接的减排量，为2020后以新的实力重新进入国际碳市场并能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 [1]...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5 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欧盟ETS），对目前悬而未决的民航减排谈判推波助澜，引起全球关注，更引起极大争议。国际民航运输业不同于固定源行业，其排放跨国进行，国际性是其鲜明特色，从而导致国际民航运输减排非一国和一地区能解决，需要“全球解决方案”（global solution）[1]。来自于民航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排放的增速。据欧委会预测，即使年均燃油效率改善率达到2%，2020年来自国际航空运输的排放将比2005年增长70%，2050年则将比2005年增长300%—700%[2]。近年来，民航减排谈判逐渐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热点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多哈会议，经过两周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形成的系列成果文件“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中[3]，涉及民航减排部分主要体现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及《长期资金工作计划》三部分[4]。 多哈会议有关民航减排的主要成果 工业化国家民航减排的有关义务继续适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中，《京都议定书》延长了第二承诺期，因此有关于民航减排的第2.2条将继续有效适用。 国际民航减排分歧巨大，未形成文字结论。《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中，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对于民航减排未形成文字结论（no text），因多哈会议后该工作组将“关停”解散，民航减排议题的“并转”成为新的问题，最大可能是转移至“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P）下进行。民航减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主要场所是AWG-LCA下的“合作的行业方法和特殊行业行动”议题，该议题在“巴厘行动计划”中被限制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1（C）条下的“技术转让与扩散”，而非行业减排的政治谈判。然而，自2007巴厘岛会议以来，民航减排问题，演变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的“是或否”（to be or not to be）的政治性问题，该议题一直是所有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 民航业不排除成为长期资金来源的可能。《长期资金工作计划》虽未明确提及民航业，但“资金来源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替代性资金”的表述清晰表明民航成为长期资金替代性来源仍然是可能选项。资金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是“如何落实”的技术性问题；长期资金议题是落实发达国家2020年前提供每年不少于1,000亿美元援助资金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提出将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虽然存在反对声音[5]，如日本和欧盟反对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单一来源”，认为这将是“不恰当和无效的”（inappropriate and ineffective）；基础四国及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反对该建议，认为将增加空运成本并影响到国际贸易，但该议题未来将继续讨论民航业的出资责任问题。   UNFCCC与国际民航组织的主渠道之争 不同国家坚持民航减排归属不同的主渠道。自2007年巴厘岛会议至2012年多哈会议的长达5年时间中，民航减排谈判各种细节分歧和立场对立，总结起来可归为一个问题：解决民航减排问题的主渠道是UNFCCC，还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6]？整体而言，“基础四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主张UNFCCC是主渠道，因此提出民航减排应遵循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提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国情”。欧盟、美国等伞形集团等发达国家则认为ICAO是主渠道，进而提出UNFCCC不能对ICAO“指手画脚”，ICAO应按照其《芝加哥公约》确定的“非歧视”原则独立处理民航减排问题。新加坡等小岛国试图对渠道之争进行“折衷”，提出通过ICAO主渠道处理民航减排问题，但“同时考虑到UNFCCC的原则和条款”。 不同的主渠道意味着坚持不同的减排原则。具体而言，坚持UNFCCC的主渠道，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民航减排问题上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承担不同减排责任，发达国家将对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规定承担民航量化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无量化减排，在2020年前仅开展自愿减缓行动。相反，若坚持ICAO的主渠道[7]，则意味着民航减排需按照ICAO的《芝加哥公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非歧视”、“无差别”地共同承担民航减排责任，以防止出现同一条航线上实施不同减排安排导致的竞争扭曲和不平等竞争。目前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ETS延缓一年执行[8]，实质还是通过“下台阶”方式希望ICAO推动欧盟模式的基于市场减排方案，最终采纳欧盟做法推广到全球，根本目的依旧是推动“非歧视”原则指导下的全球无差别减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窦靖波 2013-03-21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 3月1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限制携带奶粉出境的规定，试图缓解因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而造成的奶粉荒，平息本地民怨。这项政策不但引起内地部分年轻父母的不满，也招致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两地因奶粉造成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是争夺资源的社会经济矛盾，但是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由简单的情绪化对抗，上纲上线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反中国大陆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近两年香港与内地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从2011年底反对双非婴儿到2012年春节两地网民互骂，再到去年下半年的打击水货客行动，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子。两地融合变为政治不正确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香港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每一波大的移民潮到来之际，矛盾更为明显、激烈。但这些矛盾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狭小地域内展开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之争，是本地人因生活受到大量外地人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本能的情绪化反应，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移民逐渐融入，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消退了。 2010年初的香港“反高铁”运动由环境保育、本土化运动人士所主导，其主要方向是反全球化，但其中已开始带有一些反大陆化的色彩，反对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试图让香港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但整体来说，2011年之前，要求两地融合发展仍是香港的主流方向、主流论述。当时谈论两地融合主要从经济互惠互利上考虑，即使涉及政治、社会层面，多数港人也认为，香港会以自己的制度优势带动内地社会进步，这一方面体现香港社会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港人对本身制度优势保持自信。 自2011年下半年特首选举展开后，不仅亲共反共的政治议题白热化，原本较为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也经常被上纲上线，越来越泛政治化，矛盾激化时更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被一些力量借来反对两地融合、反对中国大陆。 2012年中香港出现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成为梁振英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大考验，也让有关粤港合作、深港融合议题在香港变为政治不正确。实际上，港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讨新界东北的策略性增长潜力。“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将成为香港未来公共住房的主要来源，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大有助益，而为了解决居民在区内的就业问题，商业区和商业住宅区也必不可少。但反对者对这些合理因素统统视而不见，将此计划简单标签为“新界东北兴建富豪双非城计划”，并捆绑上梁振英近年推进深港合作、开发新界北的动议，试图抹黑梁振英，这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泛政治化撕裂香港社会 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泛政治化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部分商家为方便内地游客而制作简体字告示、招牌，惹来部分人士发起反“残体字”运动等。一些香港知识分子还引经据典，为反大陆化提供了另类“依据”，近年一直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陈云在香港媒体上连续著文分析诸多所谓“语言文字入侵”现象，批评九七后香港公共传播语言在“与北京看齐”。 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知识分子感觉敏锐，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上纲上线到“与北京看齐”，实在有点唯恐天下不乱。香港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恐共”、“反共”情结，近来有人甚至把简化字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却全然不知简化字运动从清末即已开始。 与过去那种为反共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化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发展为由于不喜欢中国内地而“仇中”甚至“反中”，从反共到反对中国政府，从仇视内地人到仇视带有中国内地特征的一切。长此下去，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特征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特别标签，成为一种“原罪”。 情绪化的适当发泄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随着陆港矛盾冲突逐渐增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泛政治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不仅造成两地民众的对立，也会加剧整个香港社会的撕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岛内政治势力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族群议题，硬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连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为挺“蓝”或挺“绿”而发生冲突。 更令人忧虑的是，港府在重大议题上的决策也容易被民粹所绑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对双非婴儿运动。不可否认，双非婴儿的确影响到港人一些切身利益，如挤占医院床位，分摊港人社会福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人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双非婴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民间到媒体、政府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当初为何放开内地人来港产子？原因其实摆在那里，就是因为香港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让内地富有阶层来港生子，为私家医院创造收入，从短期到长期都是对香港都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影响港人利益的问题，显然是政府当初制定政策时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没有考虑相应的医院床位乃至学校学位的配备，政策制定者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民怨四起之后，港府一刀切停止内地人来港产子，政策缺少延续性，一些私家医院无所适从，也令港府公信力受损。此次限带奶粉出境政策也同样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政府决策不能简单地迎合民粹，而应着手就两地融合建立正确的论述，以疏导民情，从而掌握施政的主动。举重若轻化解陆港矛盾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香港社会生态与政治运动将更加复杂多变，港府施政难免捉襟见肘。陆港矛盾冲突有走极端的倾向，这对缓和香港现阶段社会矛盾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港府施政，应该引起北京的重视。 对于“反大陆”的倾向，北京一方面要区别对待，区分哪些是情绪化的反应，哪些是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另一方面要举重若轻，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即使是尖锐的批评者也要有包容态度，而不能动辄从意识形态上或动机背景去讨伐批判，要看批评是否在理，是否可以进一步沟通。 与香港社会的沟通，需要善用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香港学者，建立信任基础。对于他们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听取，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香港较为温和的学者陈健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与北京来的学者颇多沟通，但有感于这些沟通毫无作用，也并未影响北京对港在政治方面的决策，他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并全面停止与中央的对话。北京应从陈健民的转变上汲取教训，不要把可以团结、统战、沟通的对象推到另一边去。因此，在对待两地矛盾冲突上，北京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可强有作为。 对于两地融合，北京决策时需要力避单向度的思维。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大商家能从中受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却被挤占。分配问题一旦恶化，会助长本土意识，加剧陆港矛盾，近期香港舆论浮现对于自由行政策的各种批评已可见一斑。因此，北京在推动两地经济融合，谋划挺港经济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多元因素，注重平衡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港澳观察》2013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3-18 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2012年10月初，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应国际调酒协会邀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这一民间社团负责人身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相对于2005年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启两党关系正常化，由于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致使双方公开正式的党际互动迟难开启。谢长廷此行意谓着即使民共两党目前仍不具备党际关系的政治条件，但双方实质交流不仅有助早日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也为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创造更好条件。 谢长廷此行已对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国民共三党权力格局产生微妙的再平衡效应，后续发展尚待观察。若其2013年3月在大陆全国“两会”后以导盲犬交流名义再次登陆，甚至逐渐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必将进一步扩大其政治效应。民共没有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 从谢长廷此行比较现阶段民共两党相对于国共两党的互动发展模式，彼此间的潜在差异以及未来双方关系的可能竞合，笔者提出以下三点观察与关切。 首先，从实质交流向关系正常化迈进。不同于国共交流强调要先有政治基础，民进党则坚持两岸交流对话不应预设前提，因此对“九二共识”不仅敬谢不敏，更认为其实具争议。但谢长廷此行显示出，民共双方在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名义的党际关系下，仍愿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精神，于现阶段以务实交流、走曲线前进的道路相向而行，以努力推进双方所共同追求的关系正常化。 其次，不再存在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马英九2008年执政后，两岸虽签署多项非政治性协议，但对北京所更关切的高阶政治议题，除选举时期操作外，颇踌躇迟疑，并藉“海基会—陆委会—行政院—总统府”设起层层缓冲。反之，像谢长廷这样目前仍处台面的民进党高层领导人物，尔后若还有机会登陆并与大陆高层官员直面会谈，终不可避免触及高阶的政治议题，彼此将不再具有缓冲空间。 第三，应确立民共交流互动主体地位。谢长廷登陆所试图推动的民共关系正常化，虽可能被北京拿来作为对国民党只经不政的施压杠杆，但民共交流不仅涉及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亦包含其背后支持群众。故民共关系的发展应确立其主体地位，虽必是从属于两岸关系的整体发展，却也不应依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之下。谢登陆改写民进党内部政治生态 谢长廷这次登陆，虽过程紧凑，加上幕僚作业生疏，但大致还算顺利，也留下不少宝贵经验，可作为后续交流互动的参考。至于其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登陆，以及对民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亦别具意义。兹分析如下： 首先，探索建立民共交流秩序的互信。两岸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需要互信，必要时能换位思考彼此的关切，并切实遵守双方事前所达成的各种交流协议，特别是缺乏政治基础且长期处于敌对与互不信任的民共双方之间。谢透过此次交流，应已摸索出一套建立交流互信的模式。这不仅是对谢个人，对往后若要扩大民共实质交流，都将是重要参考。 其次，为十八大后民共交流开启新页。谢长廷选择在胡锦涛即将卸任的中共十八大前夕登陆访问，对谢个人而言自是把握机遇，以免时机一过，徒增变数。再者，谢在中共换届前夕造访，固被党内反对者讥为替胡温两岸政绩再添一笔，但实际上却是替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就位后的民共交流预先开启机会之窗，让习近平一就任即可依循胡最后任期所建立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民共双方实质交流。 第三，松动围堵派对交往派的抑制作用。2012年初蔡英文败选，有关两岸议程虽曾浮上民进党内政治台面，但新主席就任后不仅反对两岸/民共交流的围堵派声势复起，民进党中央的反应亦被外界解读有降温迹象。故谢选择此刻登陆，不仅牵制保守的围堵派，避免其声势扩大以致再次取得党内主导地位；同时，也凝聚了主张民共必须增进对话才能确保台湾利益与重返执政目标的交往派士气。 第四，推进民进党两岸议题政治议程。11月21日，中共十八大后民进党首次中常会讨论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设置。尽管由苏自己兼任召集人而非谢，但谢的调酒行及释出明年再访计划，或许对此产生推进作用，否则其设置可能推延至下一届主席任期，也就是2014年底的“七合一大选”后。果如此，民进党将错失从2012年3月党主席选后一直到2013年底这段没有党公职选举的战略机遇期。民共交流或“两步并一步” 继2012年调酒行后，谢长廷表示计划2013年以捐赠导盲犬名义再次登陆。若谢能够再次率团登陆访问，不论其是否有机会会见习近平等新就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其登陆能够逐渐常态化，同时扩大党内其它派系参与，势将引起北京及外界更加关注与重视。民共之间的实质交流能逐步走向常态化与规律化，除将进一步牵动民进党内有关两岸事务的政治氛围与路线之争，民共对话范畴将不再局限于既有议题，而可能朝向全方位与多元化，并以兼具多重和解意涵，以及共同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方向发展。后续走势值得关注，但更须创造条件加以形塑。 首先，建立谢在民进党内两岸发言地位。至少从目前来看，谢长廷明年若还是以调酒模式再次登陆，理论上北京应可接受。若此，谢可将其维新基金会作为扩展推进民共实质交流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扩大党内政治结盟，邀请其它政治人物及幕僚人员共同参与，不仅可凝聚、巩固交往派的共识与力量，亦将有助提升谢在党内的相关发言地位。 其次，引导台湾方面务实面对两岸课题。若谢登陆能够常态化，甚至每年有两到三次定期访问，除其本身必须设定每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或填实深化之前与大陆官员学者所曾讨论之相关事务的实质内涵，亦将可能带动党内乃至台湾内部就两岸相关议题的思考与讨论。换言之，政治家视野不能再只局限于台湾内部的权力竞逐，也必须以更成熟负责的态度，共同务实面对两岸之间的各种课题。 最后，从政治对话到全方位对话的开启。谢长廷下次登陆重点绝非带路导盲犬，也不该仍停留在前次到底有无“九二共识”或“宪法各表”的各说各话。举凡像是和平协议、军事互信，乃至台湾目前所关切之媒体自主，大陆的人权法治、民主进程乃至社会转型等课题，都可能浮上对话台面。就算还是围绕在谢长廷所提出的“宪法各表”，实亦直接指向两岸政治定位，只是提法或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此又与大陆所倡议的和平协议以及台湾所关切的国际空间议题相互连动。 例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提之“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论民进党是否接受统一命题，但所谓“合情合理安排”所指为何，如何可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能否得到两岸均可接受之妥适安置，或是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可使前述两个政治实体得以共存共荣，都是应加以探究的严肃课题。 如民共实质交流能够持续推进，对话范畴更形扩展与深入，终将朝向全方位开展。届时民共或将先于国共，进入政治及安全战略对话：也就是说，过去先有政治前提才有政治对话的“两步走”将变成“一步走”，或“两步并一步”。于此，国民两党亦须尽早就如何在台湾内部凝聚“台湾共识”的实质内涵而努力。结语 不论如何，此次由谢长廷登陆所带动的新一波民共实质交流，若能持之以恒，更加扩展，持续深化，不仅将有助民进党更加妥适地处理好敏感复杂的两岸课题，有利降低来自外部对其重返执政目标的不利干扰，更攸关其一旦重返执政后，如何能够有效维持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台湾观察》2012年12月期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3-03-08 长期以来，中国的东南亚政策缺乏核心思想，没有方向感，基本上属于一事一议的被动反应。从当前亚太形势来看，中国只有主动建立清晰的东南亚总体性政策框架，确立领导力，才能改变在南海的被动局面。中国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东南亚推行先隐性而后显性的战略，逐步把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力量感染区。 此概念不同于强权政治意义上的势力范围，指的是某国际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领域内力量投射效果显著的境外某地区，其成员在外来国家或组织参与的利益竞争中对该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具有优先照顾的偏好。就东南亚而言，中国近期追求的目标是使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至少不选择与美国同处一个战壕，并在将来某个时期以后首先关照中国在当地的利益。 中国如何才能在东南亚达成这一目标呢？政治上的沟通合作、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军事上的战力展示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共融是大致的框架，而最关键的方法还是认清东盟国家的小国属性，以此来制定和调整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明之以利，动之以力，拢之以情，取之以巧，维护并促进中国在当地的权益。小国生存之道发生革命性变化 笔者将小国定义为国际非对称关系中处于弱势而且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该关系性质和功能的一方。传统上，小国刻意避免制定大战略，尽量依附于大国或保持中立，目标是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生存。小国因而遵循比较务实的原则，顺应霸权国家、周边大国和国际结构下的权力安排。 进入21世纪之后，小国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经济、金融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日益成熟，小国迅速扩大其外交空间，逐渐获得以前无法拥有的国际运作能力。韩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是其杰出的代表。与大国一样，小国现在也制定自己的大战略，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界定战略目标，并选择最有效的地缘、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雄心。 欧洲小国的巨大成功给其它小国以示范效应，甚至让它们做出一些误判。二战以后，欧洲小国不再受到大国军事入侵的威胁，所以它们的外交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不必担心其运作会得罪大国而导致军事征服。它们充分利用国际关系规范化的大势，趁机介入国际或地区性规则的制定，以此来影响和约束大国。欧盟一体化进程不仅确保了法德和解，更是提升了欧洲诸小国的国际声誉，为它们树立起良好正面形象。其它地区特别是中东的小国纷纷仿效其欧洲同门，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地区的国际规范远未成熟，大国和解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这些小国的抄袭有画虎成犬之虞。 实际上，国际关系一些基本原则仍未改变。由于小国拥有的资源特别是军力相对有限，它们的战略选择空间远远小于大国。它们新近获得的能力仍然局限于影响力，而不是决定国际格局所需的领导力。单靠自己实力，它们不可能挑战大国，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后者，也不可能引领或者主导全球性国际组织。菲律宾、越南等小国藐视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有霸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可以仰仗。东南亚小国之道与中国因应对策 理解当今世界小国战略生存之道，我们就能较好地解释小国在一般外交事务中的政策行为。具体而言，目前小国的外交选择主要包括与全球性大国准结盟、结盟或者直接寻求其保护；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从而求得集体合作安全；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专注于一点或几点小众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卖点；在外交行动中尽量利用国际变迁或冲突的时间点，使自己的利益适时最大化。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行为并没有背离这些规律，而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也要把握这些脉络。1.结盟大国 联盟是具有某些共同利益或受到共同威胁的民族国家为寻求安全和维护利益而以法律形式界定的合作权力安排。在冷战结束以后，联盟的维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反映均势的改变，这使得霸权国家美国的优势反而扩大。在大国关系层面，霸权国家的力量受不到有效制约，这显然增加了中国崛起的难度。 在中美实力悬殊的现状下，菲、韩等小国保持和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有利于其针对中国的利益主张。菲律宾近年来一直力图扩大菲美两国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涵盖范围，意在借助美国力量来遂意其在南海的野心。越南在美国频送秋波后，早已登上美国的炮舰，而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清除越战“橙剂”残留物项目只是两国公开合作平台之一。越南军方也大张旗鼓地对媒体声称有意加强越美军事和情报合作。 小国和大国结盟有许多优点，包括平衡对手的实力，消减对手的威胁，节约防卫资源等；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包括丧失部分主权，内政受盟国影响，更容易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影响等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菲律宾与美国的结盟关系、越南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有助于它们以小搏大，与中国公开博弈。 中国的可行回应方案是跳出东南亚地区之外，对菲律宾和越南的靠山美国实行灵活的威慑，阻止美方的煽风点火、借刀杀人行为。当然，在南海有节制地显示解放军的优势力量，也可视为中国对美威慑的一个环节。一旦美国的躁动被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所困，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继续快速攀升，而美国实力的增长仍然停留在慢车道，过了某个临界点，菲律宾和越南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外交冒进将会严重损害其国家根本利益。2.国际组织 小国具有强烈愿望加入全球或地区性安全组织，设法通过集体合作安全机制来保护自己。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而言，小国比大国从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利益，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需要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依靠国际组织，小国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更容易监督成员国和其它国家的行为，更容易制裁成员国和其它国家的不法活动。小国由于资源相对有限，凭借国境之内的各种要素组合无法获得规模效应，而通过国际组织与其它国家合作，则可以轻易地落实这种本来只有大国才会获得的优势。 但是，松散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容易被大国分而治之。相较于欧盟，东盟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欧盟的前进目标是一个超级国家，各成员国都逐渐把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而东盟则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回避争议性课题，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远未发展到转让主权的地步。由于东盟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成员国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中国的双边关系运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有较大空间。除了继续与泰国和新加坡发展传统的双边政治与经济合作外，中国需要努力强化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特殊关系，防止它们被美国收买。实际上，越南和菲律宾颇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对东盟国家厚此薄彼，分而治之。 不过，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并不妨碍中国参与东盟未来的多边一体化进程并成为东盟发展的“内部”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使双方经济发展出现水乳交融的效果。2012年9月，中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设立常驻东盟使团，这更是适应新形势的良好政治举措。只有身在其中，知己知彼，才能掌控各种时机，施加中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3.国际规范 因为受制于有限的物质资源，小国都力图以非物质资源来弥补自己力量，缩小它们与大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在众多非物质资源中，国际规范（包括共同遵守的习惯、道德、价值、规则、法律等）能够让小国有机会与大国平起平坐，甚至制约大国的任意行动。大国在国际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但由于大国需要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这符合大国的根本利益），大国并不能垄断国际规范的形成机制，需要与小国协商和达成妥协，从而求得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各个国家对国际价值观的认可。对小国而言，国际规范下的大国行为更加透明、更容易预知、更容易接受，遵守国际规范使小国减少了国家利益受损的风险。 东盟各小国对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规范的态度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东盟各国积极顺应和支持这些规范；另一方面，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盟国家曾经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强调东盟特色的文化和行为方式。 由于文化和地缘的接近，东盟的区域性规范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在民众情感的层面深具相互亲和力，能够成为中国借力发力的平台。这些共同规范会使中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但面对西方国际规范的强势，从总体上讲，支持东盟的区域性规范有利于中国在亚非拉拓展利益。长期来看，中国还是要改革内政，实现制度创新，推出和完善普世性的价值观系统，增加本国制度和文化对东盟民众在情感上的吸引力，从而牢牢建立对东盟的领导权。 东盟国家的外交追求共识与协商，彰显其独树一帜的区域性规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可以顺势而为，劝导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老挝等提出反对意见，以共识与和谐原则规劝菲律宾和越南停止针对中国的挑衅行为。鉴于地缘的敏感性，在坚持军事上示强的同时，中国还可以考虑以低价或象征性价格赎买若干南海岛屿治权的策略，如此，中国和有关国家各退一步，中国得到里子，对方赚到面子，从而方便东盟国家达成共识，避免出现东盟国家集体偏向美国并出台对华负面政策的局面。至于具体的形式安排，由于要坚守国家主权原则，中国政府可以允许并鼓励民企介入，首先收回一些具有重大军事和战略价值的岛礁，然后通过利诱和胁迫逐步占领其它岛屿。当然，中方对相关国家需要区别对待，对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放下身段，对菲律宾和越南则要软中带硬地“鞭击”，包括以经济制裁、海警执法和特种战争等手段来警告。4.小众优势 全球化使小国的力量投射不再局限于周边和当地，给予小国影响全球事务的空前能力。许多小国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充分挖掘小众优势资源，在低阶政治领域专注于一点或几点，打造非军事力量，包括经济、金融、旅游、文化、艺术、体育、教育、和平运动、全球产业链上独特环节等，使自己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不可或缺。如果小国在某特定领域居于垄断地位或取得创新性突破，那么在全球化的年代，该小国的影响力就会快速投射到世界各地。韩国在汽车、造船、家电和智能手机等行业的成就让它在国际社会获得与其国土面积不相称的强大话语权。瑞典的诺贝尔奖项目、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阿联酋的迪拜建设、梵蒂冈的宗教、瑞士的金融、巴拿马的运河、海湾国家的石油等也有类似效果。这些优势使小国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与大国几乎同等的话语权，使它们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更便利地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