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1-16 深层国家（deep state）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深层国家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制约民粹势力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充满臆想的阴谋论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政策建议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公司（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20-11-09 后疫情时期，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 疫情后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化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冲击，对世界经济运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发展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由技术革命主导的第五轮技术周期尾端。由于通用技术创新尚未有重大突破以及结构性矛盾凸显，各国都必须面对本轮周期后期的减速和下一轮技术周期引领新全球化浪潮前的脱序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产业重构。从全球治理来看，2000年以后美国布什政府开始在外交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强调以单边干涉而非依靠国际组织的方式维护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虽与布什政府表现不同，但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藐视并放弃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立场，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极端单边化。“国家利益”使其它国家即使在某些议题或价值观上虽与美国有共通之处，也无法与华盛顿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极端单边化治理中达成一致，世界必然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我们将面临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关键技术、技术制度标准、话语权等影响下一轮技术周期地位的更加剧烈的竞争，以及疫情带领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从技术上看，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全球供应链分散化也将呼应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区域化的作用会突显。区域化作为既能保障一定的产业安全，又可以维持国际分工的合作趋势，将在疫情过后更加明显，并成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参与后疫情时期全球治理在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发展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是国际多边合作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力量。一些国家妄图操作“去中国化”，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科技应用市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5.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规模的95.67%），半导体进口约3,000亿美元。在疫情期间欧洲企业加码投资中国市场，且不断有美国高科技企业游说取消相关科技限令，这都凸显了中国在区域和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疫情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举全国之力取得了国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国际人道主义，通过中国援助、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为各国抗疫提供支持，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抗疫成功后推动复工复产已见成效。据今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3.2%，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重建起到表率作用。各国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供应链和市场联系，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所衍生出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将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活动也必然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必然要利用中国的宝贵经验参与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欧盟、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强化区域治理与合作。通过与相关国家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推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带动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次，在科技领域方面，面对某些国家的“技术围堵”，中国在深化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必然也将继续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甚至有可能提供某种“开源”形式的技术合作，创造最大技术“公约数”。中国能够推动世界在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以继续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 澳门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对于澳门而言，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澳门依然离不开自身的优势和定位。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澳门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澳门辐射的7个葡语系国家遍布四大洲，拥有超过2亿人口，面积超过欧洲的总和。因此，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澳门在参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今世界，包括经济、生态环境、信息、资源、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往往会更大。新冠疫情不但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这使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澳门可以在生态环境、技术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疾病蔓延等方面，参与国家的全球治理，共建“绿色发展共同体”、“卫生发展共同体”、“人才发展共同体”和“技术发展共同体”。首先，葡语国家普遍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2017年，中国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导向。因此，澳门可以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与葡语国家构建在生态保护、节能减碳、海洋发展等议题下的“绿色发展共同体”。其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医疗卫生、疾病控制等方面较为欠缺，特别是非洲葡语国家亟需改善医疗健康水平，更不用说在疫情之下对医疗物资、抗疫医疗技术和专家的需要。因此，澳门可以在国家和大湾区医疗技术资源的支持下，建立与葡语国家在改善医疗能力、提升卫生资源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卫生发展共同体”。特别是今年澳门国际应急医疗队五名队员以加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形式，赴阿尔及利亚执行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任务，为澳门参与国家全球治理做出了示范。再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发展规划中不断强调提升教育水平和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旅游业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更是所有葡语国家共同的发展方向。澳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旅游培训优势以及大湾区技术人才的培养优势，与葡语国家共建“人才发展共同体”。最后，技术发展是现代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葡语国家也需要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澳门可以结合大湾区的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搭建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技术发展共同体”。澳门在中医药技术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大部分葡语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比其它地区更高，因此中医药技术在葡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广阔的前景。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复杂和困难的全球治理环境，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20-11-02 中国国民党在第二十届第四次全代会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和内涵进行了调整，凸显国民党的单方面意愿，其行文强化的所谓“主权意识”也不再符合“两岸共识”的范畴。然而，大陆对此可以保持适度的沉默，以静制动，先观察国民党的下一步走向再做应对。 2020年9月6日，中国国民党在第二十届第四次全代会上，提出《现阶段两岸政策报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和内涵进行了调整。虽然这与之前传言的“九二共识”被删除有所不同，但此次调整之后的文字表述凸显国民党的单方面意愿，其行文强化的所谓“主权意识”也不再符合“两岸共识”的范畴。然而，大陆对此不必过激反应，可以保持适度的沉默，以静制动，先观察国民党的下一步走向再做应对。国民党的选举困境2020年1月，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大败，仅获得552万张选票（得票率38.61%），不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817万张选票（得票率57.13%）。国民党内军心受挫，检讨反省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此次韩国瑜败选原因，首先在于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才几个月时就准备参选2020“总统”大选，被一些台湾民众看作是“原罪”——这也解释了最终国民党在高雄选区的“立委”参选为何全军覆没，甚至一些绿营人士在韩任职不足一年之际就准备“罢韩”。所以说，韩国瑜个人因素恐怕才是败选主因：观察政党票的话，国民党获得472万票，略逊于民进党的481万票，并未相差太多。可见，国民党实力犹存，本不需要过于妄自菲薄。当然，相比于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大胜，这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最终仅仅斩获38席（比2016年仅增加3席），距离撼动民进党的61席差距还很远。因此，1月选举之后，国民党内的反思之声大起，其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国民党如何改进，才能在选举中获胜？新任党主席在两岸路线上的调整国民党当然需要改革，其僵化的理念和组织结构难以吸引年轻人支持，选举中屡禁不止的派系倾轧，以及对抗民进党软弱无力等现象，最终导致屡遭败局。然而，当江启臣将改革的目标对准两岸关系时，无疑是“射箭瞄错了靶、看病开错了药”。早在表态参加国民党主席补选时，面对党内的选举困局，江启臣就断然提出了对“九二共识”的质疑。江启臣2月曾公开表示：“‘九二共识’显得过时、欠缺弹性，也逐渐流失民众信任。中美地缘对峙的升高，也迫使台湾需要重新平衡两岸定位。”3月7日，江启臣当选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首次发表谈话，根本未提及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及“九二共识”。6月19日，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发布《两岸论述组建议案》，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会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没有‘一国两制’的空间”。江启臣主导下的两岸政策论述受到国民党内大佬的普遍批评，也使得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出现分裂迹象。洪秀柱、马英九等前主席纷纷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而一些年轻党员则提出了废除或者替代“九二共识”的主张。9月6日下午，冉龄轩、蒋权瀚等135位党代表连署提案，建议以“ECFA共识”代替“九二共识”作为海峡两岸当前“实质、对等、官方、和平”的两岸关系新解。这种提案完全是本末倒置，但也凸显了国民党青壮派对两岸认知的混乱。正是在如此分裂的局面之下，江启臣最终再次回到了“九二共识”，不过这其实是一个“异化”的“九二共识”。此次全代会发布的《现阶段两岸政策报告》提到：“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本于‘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两岸求同存异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应用以延续两岸互动，并以此寻求互动方式与时俱进。”同时，补充了国民党对于两岸互动的基本态度是：“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共的‘一国两制’，因两者均将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开历史“倒车”国民党的新论述引起两岸学界的担忧。“九二共识”的最大意义，是其保持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一中”属性，但又给了海峡两岸各自解释的模糊空间。此次关于“九二共识”的争执，表明以江启臣为代表的青壮派并未说服国民党传统大佬取消“九二共识”，而是将“九二共识”以某种包装再次出现。表面上，国民党对于“九二共识”的新论述是国民党因应选举的需要，以“中华民国主权论述”来确保在台湾不会被“污名化”或被恶意攻击，从而希望护送一批国民党人士在各个选举中取得获胜的机会。然而实质上，这表明在世代交替之后，国民党新一代领导团体已经不再有“国家统一”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逐渐模糊所谓“中华民国”与“台湾”的界限，与民进党的“本土化”论述已经逐渐靠近。国民党的新论述严重弱化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李红事件”后江启臣以“李红不道歉”为由不允许国民党组团参加大陆主办的海峡论坛，更是反映国民党的自我认知已经越来越缺乏历史担当，越来越可能成为盘踞台湾、坐井观天的政党。冷静看待国民党的变化国民党长期以来不断走向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其难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抗民进党的“革命”挑战。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对国民党的打压方式层出不穷，既可以查封其党产，又可以在“立法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相关议案，而国民党只是象征性地抗争，并未对民进党形成实质的压力。所以，未来国民党仍然有继续弱化的可能。大陆需要冷静看待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调整。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两岸关系本来是国民党的强项，因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强化两岸社会经济联系，是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维护力量。然而，随着民进党不断强化两岸对立，此次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调整也可能会具有某种不可逆性。未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要冷静看待：1. 国民党由理念型政党从根本上转变为工具型政党，未来国民党的行为逻辑将充满投机性。尤其是在王金平事件之后，国民党的自私性显露无遗。国民党并不愿意配合中国大陆搞海峡论坛，所以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这将成为国共两党互动中不好的回忆和警示。2. 警惕国民党逐渐走向“独台”路线，这或将成为两岸统一的新障碍。随着老一代国民党人的凋零，新一代国民党人普遍受到民进党“毒化课纲”的影响，他们对于“九二共识”的内涵及重要性普遍缺乏清晰的认知。虽然此次报告中保留了“九二共识”，但其反对“一国两制”的坚决态度以及强调“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已经重挫国共两党互信，两党的公约数在不断降低。3. 尽管大陆不满意国民党对“九二共识”内涵的单方面解读，但基于岛内复杂的政治形势，未来仍需要将国民党与民进党区别对待。其实长期以来，为了迎合岛内所谓主流民意，国民党在“反独”方面一直流于言辞，所以未来大陆并不太可能期待国民党在“反独促统”方面能有多大动作。对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表述，大陆没有必要随之起舞，可以不予承认以及不予置评，毕竟国民党并未因相关内容而修改党章。尽管氛围不佳，大陆还是要坚持与国民党人士展开交流。毕竟国民党的基本盘（蓝营）仍是岛内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未来实现统一后两岸还是需要以蓝营为基础进行管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朱立威 2020-10-14 香港立法会反对派于7月11日及12日举行“初选”，得票高的名单将可代表反对派参与换届选举，落选的则要宣布弃选。虽然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推迟一年进行，部分参选人员也已经被DQ，但反对派发起的“初选”及其结果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和反思。 香港新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原定于9月6日举行，反对派率先于7月11日及12日举行“初选”，得票高的名单将可代表反对派参与换届选举，落选的则要宣布弃选。虽然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推迟一年进行，部分参选人员也已经被DQ，但反对派发起的“初选”及其结果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和反思。反对派立法会“初选”的基本情况反对派立法会“初选”共有逾61万人参与投票，“初选”参选人按得票比例决定出线与否，然而在“初选”中未能胜出或遭弃保的参选者，也按一定比例支持胜出的“初选”参选人。港岛区总议席数目为6个，按“初选”结果，反对派与建制派分别取得3个议席。九龙西总议席数目为6个，反对派目标要取得4席，建制派则计划派出3队出选，按“初选”来分析，反对派与建制派分别取得3个议席。九龙东总议席数目为5个，反对派准备派5队出选，建制派则派3队出选，反对派议席有可能会由2席增加至3席。新界西总议席数目为9个，反对派计划派6队出选，建制派按计划派5队出战，预计反对派取得5席，建制派取得4席。新界东总议席数目为9个，反对派与建制派议席结果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比值，达到6：3。根据反对派“初选”结果，立法会在地区直选上，反对派可取得19席，建制派取得16席，双方取得的议席数目与2016年立法会选举结果相仿。建制派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俗称“超区”）采取较保守策略，只派出一张名单出选，根据反对派“初选”结果分析，反对派在“超区”取得3个议席，建制派则取得2个议席，选举结果与2016年立法会选举结果相若。反对派“初选”的缺陷及影响1.“初选”准备仓促，未达共识。这次“初选”共有52张名单报名参选，参与门坎并不太高，只需要提交100名选民及10,000元保证金。“初选”出线的参选人若被取消资格，将由该参选人指定后备人选。反对派将委托民意研究所进行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时间区间设为2020年8月18日至9月1日，以电话抽样方式在每一个地区直选选区至少要有1,000个成功样本，调查在各区参与官方选举的所有反对派及建制派参选名单的支持度。调查结果预计在9月2日公布，部分民调落后的参选人，须要根据协议自行宣布弃选。不过，随着特区政府宣布推迟立法会换届选举，这项民意调查将会搁浅。然而，在“初选”投票日，港岛区及九龙西仍未就派出多少张名单出选正式选举达成共识，并引来争拗。如九龙西，反对派目标取得4席，“初选”排名第五位的本土派冯达俊称会继续报名参与正式选举，结果引来传统反对派阵营的口诛笔伐，冯达俊宣告弃选，争拗才结束。这也反映反对派阵营各怀鬼胎，信任度低，“初选”草率推出，存在不少灰色地带，预料类似的争拗在正式投票日来临前仍会出现。2.“初选”设置有缺陷。“初选”投票系统过分依赖票站人员操守，缺乏有效监察制度，存在严重漏洞。一是投票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冒认身份重复投票。如有重复投票，以较早投票为准并不合理。二是没有有效机制能保障每个票站六套供票站后备使用的密码不会流出或只用于票站内。如有票站职员将其中一个票站密码流出或外携，该票站职员即可随时随地为市民投票。这两种缺陷无疑影响“初选”的公平性，其结果有可能影响立法会正式换届选举。3.“初选”冲击选举制度。回归前，香港的立法局曾采用单议席单票制，把全港分为20个选区，每区一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便可当选，这容易造成一党独大，有违均衡参与的原则。回归后，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了比例代表制，降低了小党或小众团体进入议会的门坎，使议会有多元的声音。然而，反对派“初选”却对现有机制造成冲击，主张肢体抗争，政治立场激进的抗争派在“初选”中取得逾30万票，占“初选”总投票人数53%，在地区直选出线的26张名单中，有12张名单属抗争派，抗争派出线近一半的席位。相反，部分较温和的反对派名单，却在“初选”中被淘汰，“初选”无疑阻碍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团体透过公平公正的正式选举进入议会，这与引入比例代表制、均衡参与的目的背道而驰。政策建议1.引入政党法。政府应积极研究在香港引入政党法，以避免反对派再以“初选”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实施政党法，各政党的捐款纪录及财务资料可公诸于世，让公众能有一个客观的判断，规定每位报名参与选举的人士须加入政党，“初选”只能在同一个政党内进行，以确保不同光谱的政治团体，也能有机会进入议会，同时有利于政党的长远发展。德国是最早实施政党法的欧洲国家之一，国会选举也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前对跨党派的协商有严格地限制，绝不容许跨党派的“初选”，以协调名单参与正式选举，这确保小众组织的代表也有机会当选立法会议员，使国会出现多元的声音。2.拥护《基本法》、《港区国安法》是审查参选人资格的首要内容。选举主任负责参选人参选资格审查，通常由政务官出身的各区民政事务专员出任，但他们没有调查权力，也欠缺相关工作经验。因此，在取消参选人资格时，存在很大争议，更有甚者，有选举主任出现突然请“病假”等情况，疑似逃避责任。《港区国安法》已经生效，在审查参选人资格环节，要把落实《港区国安法》作为重要审查条件之一，特别是审查其是否真心诚意地拥护《基本法》、《港区国安法》，并将其要作为首要的审查内容。选举主任应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地区国家安全委员会、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等机构紧密联系、加强沟通，整合各方信息，给出更权威的资格审查意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文鸿 2020-10-06 蔡英文2016年胜选后，民进党重新夺回了执政权。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由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太多顾忌、有所不为”，变成如今的“无所忌惮”。台湾岛内逐步形成民进党权力垄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必然对台湾政治生态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 蔡英文2016年胜选后，民进党重新夺回了执政权。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由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太多顾忌、有所不为”，变成如今的“无所忌惮”。台湾岛内逐步形成民进党权力垄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必然对台湾政治生态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民进党滥权手法2016年民进党胜选，第二次夺得了台湾地区执政权，并透过执政党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肆无忌惮地侵占其它政党及其他人的合法利益，意欲打造权力垄断。2016年以来，民进党滥权手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处理不当党产。2016年7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处理不当党产。《条例》将政党成立时间设定为1987年7月15日（解严）前，此一定义将民进党、时代力量等台湾目前其它主要政党均予排除，显然仅针对国民党适用。因应《条例》而成立的委员会，隶属于台湾行政院管辖，结果是变成执政党的长臂，有打击其它党派之嫌疑。最明显的事例是该委员会禁止对口的银行兑现分发给国民党员工的薪资，目的不再是针对党产，而是藉此打压国民党组织及威吓国民党员工，瘫痪国民党的运作。二、削减军公教养老金。2017年初，台湾地区最大的社会争议可以说是年金改革了，其目的是削减军公教的退休福利。民进党准备用十年的时间将服务35年、30年及25年人员的退休金，分别由在职最后15年平均薪金的75%、67.5%及60%降至60%、52.5%及45%。同时，取消公务员薪金原来的18%优存率，从高薪职至中低薪职每月退休金分别平均削减40%到20%。这项改革遭到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军公教人士强烈反对，但最高法院裁定此举并不违宪。实际上，民进党推行军公教年金改革主要目的，是透过削减军公教这个群体的养老金，削减国民党选民的福利，打击这些政治少数，从而达到提升绿营选民的支持度。三、利用酬庸裙带关系排斥异己。2016年民进党掌政，就开始了酬庸大行动。当然，我们不能不提的是2018年民进党地方选举惨败。民进党裸露的滥权，直接导致了2018年在高雄、新北、台中三大地方落败县市长选举。然而，民进党县市长落选居然可以担当更高的官职，如落选新北市市长的苏贞昌转任行政院长，高雄市的陈其迈当上行政院副院长，台中市林佳龙转任当上交通部长。酬庸往往要结合排挤“政敌”，县市长选举虽然落败，但可以作为自己排除异己的工具，这也是民进党的政治文化。四、推动对内对外的政治封杀。民进党对内搞政治封杀毫不留情。2019年，在民进党党内初选中，蔡英文利用执政资源，借助网军，采取各种方式攻击赖清德。民进党对外成功的政治封杀，莫过于使国民党三连败：韩国瑜“总统”大选落败；成功罢韩；高雄市长补选陈其迈当选。只是，陈其迈当选的得票数居然比其2018落选时的得票还少，可见市民对政治操弄选举的冷漠与鄙视。五、扩充网军实力。2019年3月，台湾农委会遭指控，主要是其用1450万预算雇用四名小编的问题。虽然农委会第一时间出来解释，属于网络上的不实消息，但事实胜于雄辩，最终是农委会涉嫌动用公帑搞有利于政府的宣传。其实，网军是当今政治角力及宣传的一个大课题，如何得到网民自发支持，如韩粉及柯粉，或透过政治资源笼络网军，获得支持，是未来政治人物需要掌握的政治技巧。台湾岛内未来政治趋向民进党经历了2018年县市选举大败后，却赢得了2020年三连胜，台湾地区的政治风向急转，具有政要及选民的民粹主义特色。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需要接受社会政治及经济权利多元化，而不应靠打压和权力垄断来维持，否则将不利于台湾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台湾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未来，台湾岛内的政治趋向，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选择。一、国民党的处境。国民党的三连败，主要原因是其完全错估了政治形势，以为韩国瑜式的韩粉可以乘高雄市长选举胜利之势，能乘胜追击。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国民党内部老中青三代不兼容并欠缺有全面领导力的领袖。如今，国民党进入了青黄不接期，深蓝元老已然失势，连中生代朱立伦也进退失据，居然跟随绿营及西方主流媒体反对《港区国安法》及认定黎智英代表新闻自由。国民党江启臣代表青壮派，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他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整合党内老中青三股力量。江启臣不提“九二共识”，并不是完全政治错误，他需要策略性地开展新政治前景和摆脱当前困境。然而，国民党应坚持国共两党的沟通与对话，只有如此，才可能寻找到两岸融和与合作的计划。二、民进党的选择。民进党如果无法除去贪腐滥权，无法改善一直因仇中、抗中使台湾掉进经济沉沦的泥沼，那么，它在下次地方选举中也不会大胜。长远来看，台湾只是个政治侏儒，在中美角力中，盲动勾结美日，继续希望加大“台独”赌博筹码，那只能是自寻末路。然而，民进党当中也有不少非常智慧的人士，已经在持续、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大陆，看到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以及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他们醒觉到“台独”势力盲目地支持与依靠美国政府，只会越来越黯淡和凶险。未来，不排除民进党当中有识之士会选择主动与大陆接触，共同开创台湾新时代。三、台湾地区的未来。当前，民进党和国民党应该抛弃私利，共同想办法搞好台湾的民生经济，放弃“统独”这种撕裂社会的议题，透过改善两岸关系的方法，找出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相互适应生存的发展方式。中美博弈白热化，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才是支配台湾政治命运的主线。台湾没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两岸关系的控制权及主导能力，在大陆而不是岛内。中国中央政府更应该有信心，对台政策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一年后，台湾地区政治将迎来新一轮县市选举。台湾政治格局本来就小，新一轮的县市选举将决定国民党、民进党两个政党在青壮派带领下，两党力量将如何此消彼长，展开新一轮的较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0-09-30 从目前形势判断，两国关系恐怕很难恢复正常。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本来两国领导人商定要联合举行70场纪念活动，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中印建交70周年反而成了两国关系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使得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之后突然加速对华政策的调整，随后发生的加勒万流血冲突更使中印关系陷入僵局。印方对中印关系的两个误判当前，中印两国正在通过双边外交、军事等渠道协商解决边界对峙，缓和双边关系，同时也开辟了包括与印度驻华大使的对话等一些旨在加深中印相互理解的二轨对话渠道。然而，边界对峙只是中印双边关系中诸多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印双方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差距较大，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印方对当前中印关系有两方面的误判：一是对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及其走势，以及印度在其中的地位存在误判；二是对中方在面临严峻国际压力背景下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决心存在误判。首先，对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格局，印度战略界认识到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他们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中美战略竞争。印度战略界认为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国家的可能性在上升，中国要将21世纪变为“中国世纪”。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通过双边途径并协调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和遏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进一步增强，发起中美贸易战，中国承受着巨大国际压力。对于印度来讲，自莫迪上台之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已成为世界一极，他们以此为基础运作其大国外交，希望实现“多极世界、多极亚洲”。他们认为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以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行动侵犯了印度的势力范围，是要在战略上包围印度，因此其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中“制衡中国”的一面非常突出。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并希望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希望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取代中国。但同时，印度决策精英也企图在中国面对美国巨大压力之际，向中国施压，在边界、贸易、中巴关系、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获取好处。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印度战略界幸灾乐祸，认为中国可能会一蹶不振。同时，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使印度中右翼势力十分震惊。印度政府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深陷新冠疫情之机挖中国墙角，游说在华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和价值链转移到印度，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去中国化”。但不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印度也深陷其中，而中国已从疫情中走出并开始复工复产。印度政府由于抗疫不力，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衰退严重，其崛起势头受挫。中国软硬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疫情之后可能将更加突出，印度战略界对此忧心忡忡，一些战略界人士，包括前任及现任高官以及一些前驻华大使，丧失理性，迁怒中国，在印度及西方媒体上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百般污蔑，甚至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并将其上升到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高度。印度政府及战略界的“亲美派”更是趁机提出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其次，不知妥协、不懂交换是印度一贯的外交做派，在具体的对华政策及手段方面，印度对中国也是一味提要求，一味施压。从2014年莫迪上台后，莫迪政府特别希望能够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战略界就此放出风声，认为中印两国都是强势领导人执政，正是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好时机。印方之所以这么急切解决边界问题，一是担心随着中印实力差距日益扩大，边界问题久拖不决对其不利；二是印度着眼于大国崛起战略，希望在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后，集中精力在南亚地区摆脱巴基斯坦的羁绊，并将其战略重心向所谓“21世纪的全球战略枢纽”印度洋方向转移。印度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断在边界地区推行“前进政策”或“攻势防御”政策：一是为了抢占边境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将实控线尽量向中方一侧推移；二是为制造事端，向中国施压，按照印方意愿核定实控线。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前夕，边界地区就曾突发对峙。莫迪总理当面向习主席提出恢复核定实控线。实际上，实控线一旦核定，日后的正式边界就基本确定了。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边界争端尤其是实控线问题成为印度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印方希望中国能够“打破常规”，与印度解决边界问题。然而，印方所认定的实控线与中方认定的相差甚远，中方发现如果与印方核实实控线，两国会出现更多争端。中方一贯主张边界问题应“一揽子”解决，印方不仅在东段达旺等问题上拒不让步，而且在西段又顽固坚持其所主张的实控线，企图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局势迫使中方完全按照印方意志解决边界问题。除边界和实控线问题外，印度还不断向中方提出其他要求。由于印方要价太高、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懂交换，中国对印度提出的要求比较慎重，由此导致双边关系不断恶化。2017年6月，洞朗对峙事件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由于中方当时顾及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等重大活动，未对印方采取强硬手段，使得印方此后更加有恃无恐。2018年武汉非正式会晤和2019年金奈非正式会晤之前，都发生过边界对峙。2020年1月，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内有疫情，外有美国压力，无暇他顾，因此在边界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在加勒万河谷等地越过中方实控线，架桥修路，搭建工事，导致两军对峙，在6月15日晚上发生加勒万流血冲突。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出台了许多进一步恶化中印关系的政策措施。7月3日，莫迪总理访问拉达克前线并发表影射中国所谓“扩张主义”的讲话。两周后，印度国防部长拉贾纳特-辛格巡视拉达克前线，并展示其从美、俄、法、以等国新进口的武器装备。印度已经放出口风，今年将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意味着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同盟基本成型。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七国集团扩大，邀请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等国参加，共同探讨如何对付中国。印度政府已经表示希望加入扩大后的七国集团，并与七国集团成员积极合作。另外，印度也加入了英国发起的名为“D10”的“民主合作伙伴俱乐部”，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供应商名录，避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还表示将派遣一位资深外交官担任新驻台北代表，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公开表态“正密切关注”香港事态发展。这些动作表明，印度仍在不断示强，向中国施压。莫迪政府的这些行为仅用转移国内矛盾来解释已无法说通。在经济领域，印度也不断出台一些非理性的、甚至带有自残性质、严重损害其国际商业形象的举措。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政府宣布取消与中企合作的两个火力发电厂项目，叫停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对中国产品采取“消极”清关策略。6月30日，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禁止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7月23日，印度政府又出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其政府采购项目。这些举措表明印方将主动放弃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印度在经济上已经走上“去中国化”的道路。印方采取这些措施的背后，很难说没有让印度国内垄断财团独占印度市场的考量。这同时也表明，印方对疫情之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将发生重组深信不疑，也对印度所拥有的市场优势极具信心，认为美国和西方将会向印度大规模投资。现在，印度正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QUAD+”国家商讨重新组建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游说大型跨国公司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并许诺提供种种优惠。7月9日，莫迪向全球公司发出投资邀请，声称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这与其“去中国化”的举措相比，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从印方的行事逻辑来看，加勒万之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人员伤亡确实属于偶然。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其国内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使莫迪政府陷入政策困境。虽然中印双方正在不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开展谈判，使两军脱离接触并使双边紧张状态尽快解除，但莫迪政府仍企图利用中国面临美国巨大压力的国际局势，向中国继续施压，逼迫中国让步，甚至主动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战略协调和舆论配合，给中印关系蒙上阴影，并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印关系的困境从表面看来，加勒万冲突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实际上，加勒万冲突只是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主因。或者说，加勒万冲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中印紧张关系凸显出来。从疫情后印度的战略判断以及加勒万冲突后印度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中印关系很难一下子热络起来。从目前形势判断，即使中印领导人再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恐怕也很难恢复正常。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冷战，而莫迪政府最近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它正在紧紧追随和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虽然印度外长苏杰生口口声声说“印度永远不会成为联盟的一部分”，但印度现在几乎已经站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最前线。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20-09-28 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 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的817万票成功连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两岸关系曾经是国民党的强项，但近年来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包袱甚至是死穴。最近几次选举中，只要选战变成以两岸问题为主轴，原本形势有利的国民党就容易被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只要两岸之间有突发事件发生，国民党就可能在年轻人投票意愿越来越高的选举中被逆转，从胜券在握到急转直下，终至败北收场。除了民进党长期抹黑“九二共识”，中国大陆当局也有责任，因为原本具有创造性模糊意义的“九二共识”，在大陆方面否定“各自表述”之后，已经被等同于“一国两制”。大陆当局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相连结，已导致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误解更深。因此，如果国民党今后想在台湾的选举竞争中胜出，势必无法回避检讨并提出两岸新论述。国民党新生代主导的两岸新论述总统选举惨败后，国民党青壮世代积极参与两岸新论述的讨论与研拟。及至六月下旬，首度对外公开的“两岸论述建议案”，建议以“四大支柱”建构和平稳定的台海新关系：第一，中华民国主权；第二，自由民主人权；第三，台湾安全优先；第四，双赢开放繁荣。第一，中华民国主权。拒绝“一国两制”、正视中华民国，两岸才能达成共识。鉴于中华民国国号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国民党反对民进党以任何手段更动国号。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是台湾民主自由的根基所在，也是连结两岸及管理两岸民间往来的法律基础（因为历届台湾政府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基于中华民国宪法）。换言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同样的，“一国两制”要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没有“一国两制”的空间。在此一支柱之指导原则下，国民党呼吁大陆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因为中华民国国际空间的长期窒息，已构成两岸间最深刻的政治藩篱，也严重伤害两岸人民感情，甚至滋长了“台独”或“独台”要求在台湾民间的支持基础。因此，如果大陆当局肯认两岸和平与善意互动的重要性，实应恢复台湾人民享有参与国际组织各项活动的权利。第二，自由民主人权。政治意识形态不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借口。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主张两岸关系必须立足于自由民主价值，两岸交流中，大陆方面不应藉“反台独”之名，强迫台商或台湾艺人表态，更不得以各种政治理由留置关押，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或中共产生恐惧与厌恶心理。更进一步说，倘如中国大陆当局愿意加速政治改革，落实民主法治，对两岸关系绝对具有正面意义。国民党呼吁，两岸可考虑优先推动《两岸人权协议》，以尊重人权作为官方管理来往两岸民众的基本原则，把原本属于两岸人民的两岸关系还给两岸人民。国民党认为，此协议的签订或协商过程，将有助于化解两岸情势日益紧张，以及两岸民众对双向密切往来的疑虑，重建两岸社会的彼此信任。第三，台湾安全优先。台海和平是两岸共同责任。国民党自认负有维护台湾安全与民众生命福祉的责任。国民党主张强化防卫力量，但拒绝“亲美抗中”，而是要确保与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因此，国民党呼吁两岸应优先推动设置“海峡两岸意外防止机制”，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第四，双赢开放繁荣。以互利双赢和透明监督健全两岸经贸。国民党肯定两岸双边贸易投资活动，不仅对大陆有利，也对台湾有利。然而，鉴于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深化和市场进一步开放的疑虑，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民众参与监督机制，确保开放的成果为全民共享。国民党主张，优先推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并且持续促成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后续程序和货物贸易协议谈判。国民党亦主张，制定党公职两岸交流行为准则，杜绝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为确保两岸经贸的果实嘉惠台湾多数民众，不至被不受监督的少数特权人士所垄断。大陆如何应对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尚有待今年九月以后经过党内民主与社会沟通程序后确定最终版本，不过确实已和国民党过往两岸论述有所区别：不否定“九二共识”但将寻求超越“九二共识”。不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坚持必须是在“各自表述”的前提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很明显，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除了不否定“九二共识”、反对更改国号之外，其它主张如“自由民主人权”“拒绝一国两制”“台湾安全优先”，已愈来愈趋近于民进党的两岸论述。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民两党都在争取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若不这么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任何政党一旦被恶意贴上“亲中”“舔共”等标签，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必然被淘汰。换句话说，已经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此刻不得不对两岸论述有所调整，否则未来极有可能快速泡沫化，在台湾政治版图里沦为不再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不过，无论表面上的趋同，国民党和民进党还是有着根本区别：（1）民进党已有一面倒向美国的倾向，而国民党虽然也亲美，但不至于沦为美国抗中战略的马前卒。道理很简单，国民党的基因里还是有民族大义的，也一直不愿台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蒋经国日记》中，蒋经国但凡提到美国，一律称之为“美帝”。（2）民进党或许不在乎大陆民主前景，但国民党在乎。（3）民进党或许不珍惜两岸和平现状，但国民党珍惜。面对国民党新生代的两岸新论述，中国大陆当局应有新思维：唯仁者以大事小，避免让主张反战反独的国民党陷入完全无立足之地的窘境，反而让民进党有更多反中仇中的牌可打。“一个中国”既然是大陆当局最看重的底线，何不容许台湾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可以有弹性表述的自主空间？在“一个中国”这个关键议题上，国民两党都没有对大陆方面要求“照单全收”的空间，除非该政党或政治人物不在乎选票。因此，大陆方面如何表态，其实攸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也牵动着台湾是否一面倒向美国。如果大陆当局予以台湾方面自主诠释“一个中国”的空间，只要不背离“新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即可，两岸关系必将能因此而开启新局。最后，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对台湾民众因特殊历史因素形成的身份认同予以一定的理解与尊重，甚至应主动抛出“放弃以武力手段解决两岸分歧”“理解台湾主流民意对中华民国的感情”“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一部份国际组织”……等论述，因为这既无损于中国国际地位、又有利于今后两岸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也可避免台湾一面倒向美国，导致未来情势恶化与难以逆转，甚至因此付出两岸人民皆不乐见的惨痛代价。如果大陆方面能够展现这方面的弹性与自信，以有容乃大的“王道精神”与台湾朝野政治力量进行良性互动，这将比使用文攻武吓的手段有着更大的反独促统的效果，也将立即让美国和少数“台独”基本教义派人士无法见缝插针或兴风作浪。大陆方面的新思维与新作法，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发展，确保两岸人民和平福祉。毕竟，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民党，甚至不是台湾，而是大陆。大陆方面应该尽快顺应时势调整两岸新论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0-09-02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全球化逆向进程，“逆全球化”将引领疫后全球发展浪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出亮丽的“海南篇章”。“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重大转变纵观全球，发展较为成熟的自贸港无一不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风靡的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大行其道，并推动全球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只要政策开放度高、产业规划合理、营商环境友好、区位优势明显，自贸港建设就能取得成效。因此，“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有章可循，并非难事。正因如此，全球各地兴起一股自贸港建设浪潮，且涌现出不少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的自贸港。然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日益盛行。这导致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愈发增多。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更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对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减轻对外经济依赖、缩短乃至重构产业链、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强行推动产业回流、经济合作安全化等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逆全球化”时代的自贸港建设已经失去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必须独辟蹊径，找到“突破口”。“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主要路径“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缩减、经济增速放缓、区域间流动性降低，这使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和建设周期都发生重大转变。第一，自贸港建设要主动“瘦身”。“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收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球的流动性会降低，在域内的流动性会提升。自贸港建设也应顺势而为，以打造区域性产业链为重点，以构建区域性贸易投资中心为目标，避免盲目求大。第二，自贸港建设要重质量、轻数量。鉴于全球供需缩减和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形势，自贸港建设应将资源投放在有限的优势主导产业上，以重点构建特定领域的区域性产业链为主，避免平摊资源，同时打造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第三，政策沟通引领自贸港建设。随着国家干预市场以及经济安全化趋势的发展，自贸港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协调。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及其与国外各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是自贸港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第四，自贸港建设周期更长。失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自贸港的建设周期将被迫延长。这要求自贸港建设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有序推进自贸港建设，避免一心求快，揠苗助长。海南自贸港应聚焦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基于上述判断，海南自贸港应以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全力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旅游产业链中心和科技产业链中心。第一，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海南应以新冠疫情催生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契机，主动与中央各部委和部门对接，积极参与“健康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中日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提升海南在亚太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为海南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创造条件。同时，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海南国家高新区为主要平台，在高端医疗服务、美容整形产业、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引进、高新制药产业、公共卫生研究等领域与日、韩、东盟和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用足用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对接国际标准、体制机制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上下苦功夫，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国际化的海南自贸港医疗产业。第二，打造亚太旅游产业链中心。海南应充分利用疫后国内、国际旅游消费“报复性反弹”的有利契机，主动与国家旅游局、商务部、文化部、外交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借助国家层面的对外旅游合作协议和平台，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旅游合作。特别是设法参加今年举行的“中马文化旅游年”系列庆祝活动，或主动承办相关活动，以马来西亚为“突破口”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明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平台推介海南的旅游资源，打响“海南名片”。海南应充分利用《方案》赋予的零售免税、第七航权和邮轮旅游等优惠政策升级旅游服务，仿照香港，在三亚和海口率先打造“购物天堂”和“旅游胜地”的旅游综合体，增加以海南为目的地或经停海南的航班频次，吸引更多国际航空公司开通至海南或经停海南的旅游航线，重点推出“海南-东南亚”“韩国-日本-海南-东南亚”“海南-东南亚-南亚”等邮轮旅游线路，同时吸引更多国际旅行社在海南设立分部，提升旅游营销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位地将海南打造为亚太地区的旅游产业链中心。第三，打造亚太科技产业链中心。“逆全球化”时代全球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旨在以技术升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扩大收益。因此，未来的自贸港将在很大程度上比拼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想取得成功，抢占技术高地是关键。目前，海南已初步建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海口美安科技新城，但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底子薄、技术弱、规模小，难以支撑自贸港建设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南应以《方案》所赋予的优惠政策为契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通过政府财政向科技产业园区倾斜、发行自贸港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缺口，通过牵线国内优质科研机构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吸引国外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琼办学办院、鼓励跨国科技公司在琼设立研发机构等内外结合方式持续不断地输出技术和人才，在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制药、海洋科技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总体而言，“逆全球化”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应以亚太产业链建设为中心。在这一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海南应主动与国家部委和部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对外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区域性合作，为海南融入亚太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海南应顺应“逆全球化”时代经济规模缩减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集中资源打造亚太医疗、旅游和高新科技产业链中心，以产业发展推动海南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8-24 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政治正确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的言辞、行为和政策施加的限制，它规定不得损害、歧视、冒犯社会上的特定群体，从而保护这些社群成员的利益和尊严，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在香港，现实问题是政治正确规范被严重破坏（比如称内地为“支那”、称内地人为“蝗虫”或者“强国人”、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等等），地方认同政治猖獗，“违法达义”谬论当道，针对特定社群的歧视广泛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互联网则充当了这一现象扩大的重要推手。政治正确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它诞生于理性的思想和学术界，然后逐步传播到社会和政界，基本上维持了理性的逻辑，但是香港网络环境根本就缺乏这一历史形成的理性氛围，难以服从政治正确的规范。由于香港网络世界完全没有监管，匿名网民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言论自由理念，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散布地方政治认同情绪，甚至达到其它不法目的。在香港社会部落化的大背景下，情绪化的网民可以公然违背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以认同政治的名义轻易掀起社群歧视、暴力攻击的狂欢，催生恶劣的社会暴政。由于政治正确的缺位，进步和解放政治被整个香港社会遗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香港极少得到支持。互联网被用来促进本土化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掌权者都是有形而可以辨认的，即使相隔千里之遥，我们至少也知道掌权者的居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操纵权力的人完全是隐形的，或者以网上某个戴上面具的身份出现。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可以来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几乎只需要虚拟活动就可以实现。这大大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形态。信息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国界流动瓦解了现代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政治地理现象，有着以等级划分的社会秩序，成员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服务等活动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纽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构成现代性典型特征的信息和资本成为可以任意流动的因素，生产、交换、服务等都可以在境外完成。信息流动不受国界的束缚，社会和政治事件在网上复制、传播并全球蔓延，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种族、环境问题等，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就会通过网络加速扩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种族抗议运动就是明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都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后现代社会则去除中心，呈现发散的不稳定状态。政治人物、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网络红人、资本、企业等都可以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包括信息、思想、财富、知名度和权力。政府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扮演掌权者的角色，但是控制能力和地位已大打折扣。社会不再围绕政府运作，而是以多中心的方式运行，即使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可以被企业限制。由于具有隐形、流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互联网特别适合被用来低成本地推进基于身份政治的反政府本土化运动，因此网络信息就被那些认同本土利益的香港反对派选择性采集和重构，形成部落的自我强化和复制机制。香港反对派长期致力于塑造所谓的国际公民，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话语凌驾于中国传统和大陆话语之上，引导利益向西方靠拢和集聚；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际经验和眼光其实有限。缺乏西方社会在地生活经验的反对派，拒绝西方话语中损害反对派自身利益的进步内容，包括反对社群歧视的政治正确理念，这对香港网络生态造成致命性影响。香港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被反对派诱导和干预，沦为仇中反中的舆论平台。互联网认同政治催生多数人暴政互联网上基于认同政治的霸凌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古典的言论自由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上部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迫害。实际上，在香港这样一个部落社会里，非政府行为主体比政府更能对少数人制造迫害，因为非组织化的迫害，比如在私人企业、家庭、学校、社团等机构那里，往往无章可循，负责人几乎可以任意作为。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诞生后，个体的话语权被大幅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主体制设计的框架。非政府行为主体新部落普遍出现，互联网推送算法诞生，更是加剧了社会舆论圈子化，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士总是处于舆论的下风，要么被侮辱和欺压，要么被禁止发言甚至被驱逐出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反智的，因为它抑制个性和独创性，不利于社会对真理和真实的探索。在连登、高登、立场新闻等网络社区出现的这种社会暴政，压抑市民的生活起居与身心状态，是比国家暴政更恶劣的暴政形式。与现实世界一样，在网络世界的社会暴政下，个体的心灵、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冲击。在网络上如果不随大流，拒绝跟从多数人的情绪，那么个体就会受到低级嘲弄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网络社会暴政所造成的影响，会催化、刺激和放大现实世界的暴力。拒绝政治正确的民粹力量在网络上制定规划，在街头付诸行动，既可以攻击建制的政府力量，也可以攻击企业、社团和个人。这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真实写照。在戴耀廷“违法达义”口号的煽动下，香港出现了极端的社会暴政——私刑。这一违反政治正确的论述催化了新部落文化中非理性的暴力因素，那些敢于恪尽职守、坚持理性、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包括警察、官员、爱国议员、爱国市民甚至敢言游客等成为被非法攻击的对象。网络可以把罪犯的角色分解，操控者和实施者由不同人担任，这种模式允许和纵容了网络空间在私刑中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不法分子影响力倍增，令他们以幕后黑手的角色、以煽动和操控他人犯罪的方式对异见者私下施加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网络私刑就是一种新型游击战。在作战结构中的操纵者，是幕后策划人，通常属于反对派或建制中的两面人；网络上的煽动者是指挥员，大多属于“和理非”；而街头暴恐分子是战斗员，属于“勇武”。反对过度政治正确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未来科学与文明拓展的根基。香港反修例这样情绪化的社会运动能够暂时改变社会运行的轨迹，甚至有着修正理性世界缺陷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公开、真实、真诚、正当的沟通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理性、妥协、折衷、共情和共识是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政治正确出现偏差，并不能否定政治正确本身，更不能否定理性精神。解决有关政治正确沟通障碍的出路依然是沟通本身，但需要新的哲学特别是方法论。这实际上有助于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范式提供一个形成能动化社会行动的可能选择。然而，过度政治正确导致政治审查，侵犯公民的权利，无视社群差异，妨碍社会健康成长。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带来僵硬的教条，损害宽容的讨论环境，让正常的社会沟通无法进行。有些对策建议，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细节的调整去纠正沟通中的错误行为，而是禁止讨论本身。这种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自然是根除了新部落滋生繁衍的巢穴，但也侵害建议者本身以及普通市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禁言会彻底摧毁沟通理性，阻碍社会的长远进步。在科学、教育、文创、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话语空间，言论自由是创造力的保证。如果行为人的创造活动被自我审查的焦虑抑制，或者被政府不合法的权力压制，那么社会的创新能力将被全面扼杀，这无疑令香港陷入“揽炒”的旋涡。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制度建设确立政治正确原则。针对民粹及由此而来的歧视问题，学界和政界都倾向于个案单独处理方案，而忽视香港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接连发生极具破坏性的骚乱，对待暴乱分子，目前的应对仍然局限于警察个别抓捕和司法个别判决，很少有人愿意从建立政治正确制度规范上去思考对策。从制度上确立政治正确原则，并不是要像欧美那样追求过度正确，从而导致摧毁新规范的合法性，而是要从话语、价值观和权益方面综合施策，依靠组合拳进行政治改良。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建立起来，那么纠察机制就会形成，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清楚地确立，网络话语就会在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过度政治正确之间找到平衡，沟通理性就会得到尊重，而一些零星的个案，反而会获得灵活甚至宽大处理。第二，通过法治建设维护政治正确原则。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或纵容针对特定社群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都不是良好的政策。以强力对付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更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理性的沟通环境，因此为建立政治正确而对舆论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立法规管是合情合理也必要的。在网络话语冲突中，缺乏政治正确法规的制约，政府简单的强力和网民的过度激进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政府在监管方面拥有优势，而网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内容方面占据优势，二者短期利益最大化在于彼此都走向极端，而不是在中间达成妥协。网民的武器在于通过包括谣言、夸张、民粹等网络话语散布恐惧、制造混乱和动荡，如此，他们既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又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以网民的激进话语或行为作为理由，推行强力政策。在这种局面中，得益者是政府和网民中的有心人，而受损的是普罗大众。第三，通过教育渠道普及政治正确观念。社会暴政在网络上的泛滥，表面上是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教育体制和内容出了问题。在政府干预中，更应该考虑从教育领域着手，培养市民的理性精神，提升市民的判别水平。政治正确的主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它变得不真实、不真诚、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社会舆论走向反面。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正确怀抱敌意，成为不受约束、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俘虏。这种现实不是通过强调政治正确原则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需要改善教育的内容，晓之以理。政府首先应该明确提供教育指引，引导市民拒绝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和价值观。在实施国安法之后，低调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现实做法是确保文明的底线，通过教育让香港舆论至少达到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中真实、真诚和正当三原则的要求。第四，以中庸之道落实政治正确原则。中国的崛起，当然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核心科技这种硬实力，也就是坊间传言的大秦帝国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既要有新的理论体系，也要有新的沟通话语。新儒家是这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是沟通理性落地成为实践的现实途径。作为新儒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可以用来改善西方的社会和舆论生态。政治正确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后欧美进步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和反抗，但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潮流忽视了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利益引导的方向，成为不良资本控制社会的帮凶，从而瓦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联盟。平权运动主要关心消除美国大小社群的“身份”，主要追求公民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通过改革政策解决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降低了政治正确的公信力，导致政治正确被妖魔化。香港的政治正确建设，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