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05-0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所以只能用间接方法进行判断，也就是根据物价和就业情况进行判断。如果经济中存在通缩压力、就业情况恶化，说明经济中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时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看，目前通缩风险持续加大，PPI从2012年初至今，连续同比负增长，近期有所恶化；CPI也在大幅走低，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长将从去年的2%进一步下滑到1.4%。CPI趋势性下行降低通货膨胀预期。2014年以来，CPI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5%持续下行至12月的1.5%，CPI愈趋强烈的下行趋势对通缩预期形成正反馈，不利于2015年CPI回归正常区间。PMI就业指数走势偏弱，从2012年至今，就业指数连续低于50以下，处于收缩区间，说明就业在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背后主要的拖累在于疲软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2015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净出口也会随着海外经济持续复苏而好转，但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速，预计2015年GDP增长7.3%。 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7-7.5%左右。针对市场上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潜在增长将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的预测，笔者并不认同。结合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中间过渡期大致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5%左右。中长期看，中国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我国有效的劳动力供给（25-64岁人口）在2025年前难以见到明显回落，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在提高。此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的红利是巨大的，潜在增长有望提高。从必要性来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增长空间很大。因此，不必对未来增长过于悲观。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提高经济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2）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发展绿色GDP的任务特别迫切。有统计称，2005年至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其分子是实物量，而分子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量，如果把分母用去掉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计算，那么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反而上升了5%，说明中国的能耗在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 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在改革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改革的决心是成功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当前市场对改革仍然存有怀疑，部分观点似是而非，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1）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衰退，改革难以改变经济增长下滑趋势；2）改革更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像飞机的某个零部件坏了之后，把坏掉的部分修好飞机就可以起飞，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大修；3）改革阻力很大，不好推进。应该说这些担心，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不改革行吗？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决心和方法。中国历次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都很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可以成为改革的触发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也不愿改革。习主席表明决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鉴于改革难度，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件，改革最终成功可能需要3-5年时间。虽然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但边际上的改善是看得见的。决心有了之后，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对改革持有信心。 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操作？ 在各项宏观政策中，因货币政策灵活性较高，在本轮金融危机后，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其中美国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强劲复苏，日本经济已经走出多年的通缩状态。从我国情况看，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继续显示，经济增长动能弱，通胀压力小，货币增速放缓，现行货币政策成效不大。中国的政策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来说，调整缓慢且变动频率低。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得不及时与不充分，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经济过热、过冷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 央行的无风险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过程，受制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种监管政策的影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未被完全清理，这些均抑制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加之非标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实体经济主要靠银行信贷渠道融资，而无风险利率又几乎没有下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放贷标准升高，加重了企业部门的财务负担。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概在9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按照7%的加权贷款利率简单计算，每年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在6万亿元以上，负担很重。因此，在新的、更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建立以前，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直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空间巨大，中国平均19%的法定存准率是全球之冠。中国央行从2003年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推动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提高法定存准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对冲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今年前9个月，央行外汇资产增加不足8,000亿元，去年同期是1.7万亿元。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外汇资产是净减少的，这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形势需要央行反向操作，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对冲央行外汇资产的下降。 是否应该用人民币贬值来“稳增长”？笔者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贬值政策是不明智的。首先，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需求偏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占比仍不断攀升，外贸顺差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此时再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汇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出口以支撑本国经济，将会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其次，其它国家汇率可能跟进人民币的贬值，从而使人民币的有效贬值非常有限。最后，汇率大幅贬值，可能触发资本流出，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外，在中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配合，如果汇率大幅贬值有损持币者信心。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略，通过该战略实现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意义巨大。从宏观层面来讲，互联互通亚洲区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看，国内四类产业将会受益，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新兴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含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亚国家、东盟十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28个国家和地区。该区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共有38.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3.6%，人口超过或接近1亿的国家有7个；2013年GDP总规模超过2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2%，高于美国的22.4%和欧盟的23.2%。预计未来10年该区域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全球新增需求的50-60%将来自该地区。 亚洲区内贸易比重有上升潜力，中国的影响力将稳步提高。2012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只有55.3%，低于欧盟的59.2%。虽然亚洲区域外贸易额比欧盟高出7.4%，但区域内贸易却比欧盟低8.3%。因此，随着未来互联互通亚洲区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型，区域内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前亚洲区各国平均1/6的贸易额来自中国，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凯 2015-04-21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近期，大家都在关注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本文希望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这绝不是习近平标志性的思想理论高峰，而只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阶段性总结。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求真务实，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只要有利于强国富民就全力推进。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下，这显得尤其伟大和适时。 “四个全面”讲的是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结合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笔者认为“四个全面”不是“习近平理论”的标志，习近平必然会提出超越前人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明显习氏风格的思想理论。 “四个全面”不是习执政的标志性理论 “四个全面”推出的时机、节奏、规格，都不符合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性理论出台的常规。 据新华社消息，习总书记2014年12月中旬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此前的11月初，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这是“三个全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三个全面”扩展为“四个全面”，说明该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开始分别以“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题，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将“四个全面”明确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总结称：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自此，全球媒体才如梦初醒，纷纷连篇累牍报道、分析、解读“四个全面”，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最近，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思想的高峰，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标志。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月26日报道称：这意味着“四个全面”不仅将成为下月“两会”上的“主旋律”话题，还可能作为习近平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被写进党章。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了。 “四个全面”的要害是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不是平等并行的关系，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中枢，也是“四个全面”的纲绳。 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和王岐山等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从严治党，主要是抓两个问题：一是要求党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在行动上；二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手建立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净化系统。 从严治党做好了，牢牢掌握住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听指挥、高效率的强大组织，其力量将足以惊天动地，可以实现任何目标，其它三个全面就必然有充分的保障。 习近平是开辟新时代的领袖和思想家 从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步履坚定，目光深邃，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他不是探索、试探，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而是按自己的心中宏图，一步步推进落实；他没有摇摆，没有犹疑，自信坚定非比寻常。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之际，中国的现实是既有发展、也有困窘：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从高官到百姓，人们共同的感叹是：腐败太猖獗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当时的中国，表面的荣光后存在巨大的隐患，如有重大突发事件引爆，局面不堪设想。现在公开披露出来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骇人听闻的作为，难道人民群众之前不知道吗？非也！他们的恶行早在民间流传甚久，积淀为心中无奈的愤怒，如果有导火索，就会被点燃。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后，一手反腐，一手改革，从而消除党和国家的一个个隐患，逐步化解人民心中的积怨。两年多后的今天，任何真实的民调都会反映出：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的信心大大增强，对共产党和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度、亲近度大大增加。 习近平是1949年以后，唯一一位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会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一个台阶不落地走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领袖。不仅如此，他在平民和基层岗位上经历了“文革”、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解体等意义重大的事件。对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利弊，他有真切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和思考充分体现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讲话和举措中。 他首要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党、这个国家不垮掉，不能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一样崩溃；他要确保这个国家有力量、有未来，成为强大而美好的国度，重现甚至超越历史的荣光；他还要确保这个国家的稳定繁荣是可续的而不是阶段性的。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未来作为重大标志性理论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将是涉及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单纯论述经济发展的；会是涉及制度变革的，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叙述；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而不是去马列化的；会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贴合中国实际、真正可操作、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理论设计。这个重大理论出台的时间，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前后。...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4-01 澳门应着手研究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运用中央给予澳门的优惠政策，并把握广东自贸区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大珠三角重点合作区建设，有效地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自2002年赌权开放后，澳门博彩收益长时间持续高速增长。踏入2014年，澳门博彩业迎来不少冲击，收益开始出现大幅下滑，至2005年初，下滑趋势仍在持续。今年以来，澳门不时传出赌厅结业消息，博彩中介人数目明显下降，博彩业职位空缺也大减。 博彩收益持续下跌 2015年2月澳门的博彩收入为195.4亿澳门元（约合24.4亿美元），前所未有地按年跌幅近半（48.6%）。这不仅是澳门博彩收益连续第九个月下跌，更创下有史以来最差纪录。澳门博彩业收益之所以会急速持续下滑，可归纳为一揽子因素几乎同时出现的影响。这也凸显了澳门经济主要依靠于单一的博彩业，而博彩业则很容易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4年第四季的数据显示，受博彩业毛收入显著下降和旅客消费减弱影响，第四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收缩17.2%。其中，澳门博彩服务出口继第三季度同比下滑12.3%后，第四季度继续下跌28.9%。澳门经济主要是靠博彩业来支撑，因此，整体经济表现受博彩业收益下跌的影响很大。 首先，来澳旅客措施收紧。从2014年7月1日起，内地边检对持内地护照赴澳门人士的相关政策收紧，持护照和他国签证过境必须同时持有去第三目的地的机票，而且在澳逗留时间由7天缩短至5天；如违反过境规定没有前往目的地，离澳后60日内再来澳只能逗留1日。这就限制了来澳游客人数。 其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从2014年7月1日起，澳门限制在赌场内的珠宝店及其他奢侈品店使用银联卡，并禁止银联卡用于博彩直接支付。借助银行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这是对非法现金转移的控制，同时也影响了澳门的博彩收益。 第三，其他因素包括澳门周边国家及地区纷纷开赌，分薄了澳门的博彩收益；澳门于2014年底开始在赌场全面禁烟，一些宾厅的“豪客”转而前往其他非禁止吸烟的地区(据称，“贵宾厅”当中，有约七成“豪客”有吸烟习惯)消费，从而影响澳门赌场贵宾厅的生意，等等。 第四，2014年下半年，内地接连出台打击地下钱庄、收紧洗黑钱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出巨大的威慑作用，尤其对内地各级官员、公职人员、国企老总心理震慑力巨大。绝大多数内地富人也不敢再一掷千金，在澳门赌场里炫富。 博彩业独大的负面影响 澳门博彩业多年以来发展迅速，但也引发了一连串的负面影响。1.    就业市场结构严重失衡。 澳门博彩业快速发展，娱乐场、赌台数目大增，使相关从业人员大量增加，博彩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也比以往更加优厚。澳门本来就人口偏少，劳动力比较紧缺，加上博彩业薪酬较高，因而吸引大量人力进入，客观上令其它行业的中小企业请人更困难，导致就业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博彩业往往需要在短时期内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以配合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博彩业首先降低了准入门坎，降低从业员的年龄、学历要求；其次，相应提高博彩业从业员的工资，从而吸引其他行业人员进入博彩业。2.    青少年教育受严重冲击。 博彩业的高速发展为在校学习的青少年学生创造了一批“低技能、高工资”的就业岗位。由于无需获得优秀学业成绩也可以获得高回报，致使一些学生选择辍学而进入赌场工作，结果导致了澳门青少年辍学率的上升。此外，也有许多澳门年轻人放弃高等教育机会，转而投身博彩行业并满足于其提供的相对高薪待遇。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人才成长，对澳门人口素质的提升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3.    小区赌博化严重。 娱乐场所在澳门遍地开花，其中不少是建在民居附近。客观上，澳门居民现时有更多机会和渠道接触赌博，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染上赌博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已有了一定的赌博习惯，对赌博行为开始持宽容的态度，对赌博罪恶感也正在下降。 4.    外资博彩业占有率大增。 外资进入澳门博彩业以来发展迅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尼斯人集团旗下的金沙公司。2004年5月金沙赌场开业后，就以其设备先进、管理高效以及品牌优势，很快抢占澳门市场，争得一席之地。2014年4月25日，金沙中国公布季度业绩，营业收入净额增至7.52亿美元，创下季度业绩的历史新高。金沙中国首次成为澳门博彩业“一哥”，市场占有率高达23.2%。...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田安澜 2015-03-03 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最大的体会是，习近平以明确肯定的语气与语句从多角度、多层次谈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反腐倡廉、端正“四风”到“中国梦”，从深化改革到“以宪执政”，从弘扬传统文化到“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触摸到清晰的思路，看到光明的前途。这可能是这届政府执政两年来，民望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以正能量解读中国梦 笔者注意到一个不能不重视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在官媒和党的重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解读这届政府新政与习近平治国理念时，更多地陷入“说不”与“否定”的窠臼里。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对“中国梦”的解读。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梦，它是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梦相通的。中国梦提出后，不但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也受到国外不少人士的好评。 可就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开始，我们一些学者不是从肯定的方面入手，而是率先站出来“说不”：在并没有全面理解习总书记的“中国梦”时，就连续写文要把“中国梦”同“美国梦”以及其它各国的梦做一个区别，并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而不是个人的梦。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梦想，也有侧重面，这很正常，但看到世界大趋势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同“美国梦”、“俄罗斯梦”相通的，“中国梦”同“亚太梦”是共容的。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到“前无古人”的阶段后，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兼而有之才能到达彼岸。我们既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也要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改革没有完成时，解放思想不能停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不但高瞻远瞩，而且包罗万象。如果一些理论工作者总是从“说不”、“否定”的习惯出发，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解，也束缚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探索。 自从一些理论工作者以自己有限的水平与封闭的思想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做出了“不是”的限定解释后，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情绪，甚至失去了当初对“中国梦”的热情。直到后来习近平亲自发声明确了什么是中国梦，以肯定与正面的语句解疑，大众才真正进一步地理解了“中国梦”。 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孤立的。过去多年来，每当执政者锐意改革、提出一个新概念、理念或者执政思路时，总会有相当多的所谓专家学者出来从负面作解读。所谓负面解读，就是他们不说清楚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愿正视现代文明国家在该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不是从肯定的角度讲述，而是一上来就祭出了“不是”、“绝不”来否定这个词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所有正面作用与正能量，在干部群众中立马把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改革，弄成了负能量，甚至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改革的支持，损害了领导人的形象。 “不是”与“绝不”的话语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已经达到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步。“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出后，各地和各级政府都得到指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忠实践行。可就笔者在基层的观察，绝大多数学习都流于表面，并没有起到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人看到这24字的核心“自由、法治、民主”时，条件反射地让他们举起了“说不”和“绝不”的大旗。他们不是从正面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法治、民主和自由，而是从各个方面去否定中国的自由、法治与民主是什么。弄到最后，他们把人类历史上以及目前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概念和做法都“否定”掉。这种解读方式，让本来是这届领导人上台后最重要的施政理念在民众甚至官员中不但激不起共鸣，甚至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反感。这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肯定依宪执政 再拿习近平就宪法的多次讲话来说。不难看出，习近平对宪法的正面解读与肯定，尤其是对“依宪执政”的叙述，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有之，且越来越深入。不过一些专家学者看不到这点，每一次习近平讲述“宪法”与“依宪执政”后，总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解读”，满篇都是“不是”和“不搞”还有“绝对”：中国的宪法不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宪法，中国的依法执政也不是其它国家的依法执政等等。他们以“不是”来界定领导人的治国理念，而不是多从“是”来阐明。 中国当然不能搞西方国家的那套，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与做法，而且专家学者也应该畅所欲言，可如果在重要官媒与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就可能引起一些误会。借助“说不”与“绝不”，用否定的方法，把中国本身“实施宪法”的手脚紧紧束缚住。 认真阅读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没有相当的思想境界与眼光，一味从“不是”与“否定”的方面解构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但无助于改革开放大业，还会损害新一届领导人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威望。这对国家不利，也是对执政党的损害。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深刻理解习近平这本充满正能量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02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 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 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2-23 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 澳门回归15周年，保持繁荣稳定，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此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其作用得到不断优化，收获丰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对澳门的发展定位作出指示，并就澳门发挥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作用表示鼓励。习近平还建议澳门人学好葡语，参与到把澳门打造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平台的事业中去。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和其他葡语系国家近年也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们都有强烈意愿，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澳门作为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地，本身在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独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澳门的 “金钥匙”作用 中央政府特别安排在澳门举办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自2003年至今共召开四届，每次都发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突出澳门作用。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澳门要成为双语信息共享平台以及葡语国家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后，许多葡语系国家看中“澳门制造”产品进入内地享受零关税的优势，谋篇布局。而江苏等内地省份也已多次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强化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回归以来，澳门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GDP去年列亚洲第二。目前，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1.    澳门作为经贸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贸易往来。在市场进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动植物检疫、纺织品出口、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专门人才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118个成员国和地区已达成多种协议，享有20多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同时，澳门在世贸组织中还拥有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澳门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和免税、低税政策，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选择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方便企业的贸易结算、融资借贷和资金调拨等，这使澳门得以成为环球金融商贸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澳门，企业经营、资产买卖自由，无论本地或者外来投资者均享受平等待遇，受到法律保障。中小企业在这样一个市场体制比较完善、商业运作透明度高、业务运作相对规范的环境下经营，以不高的成本即可获取许多商业运作所必需的资源，而且还可避免政治风险、减少法律风险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企业在澳门的营商成本大大降低。2.    澳门作为文化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也随处可见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优势突出。，澳门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中，如能充分发挥多元历史文化和自由港基本制度两大优势，就能够成为中国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开放门户。 汉语和葡语同为澳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澳门存在中葡双语文化环境，是亚洲惟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澳门的葡文教育和有关课程相当普及，葡文报刊、电台、电视台齐全，是面向亚洲的葡语人才培养基地。澳门企业家一般对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文化、市场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澳门在各个行业都有相当的葡语人才，可助力中国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交流，增进双方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了解。而且，澳门具有金融网络优势，能够提供包括会议展览、金融、离岸贸易以及法律、会计、市场推广、咨询等专业服务。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中国内地是澳门最主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又是澳门的最大市场。目前，中国内地资本活跃于澳门经济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澳门作为“金钥匙”的优化建议 1.    加强中葡论坛的发展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因而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首届中葡论坛在澳门召开时，论坛有8个兄弟国家的部长级经贸官员及超过400位企业家参加。至2013年11月，中葡论坛已在澳门举办了4次部长级会议，制定了4个《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在几十个领域开展后续工作。在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各方还研究和探讨了在澳门建立一个平台及3个中心，即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语人才、企业合作和交流互动信息共享平台，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中葡论坛的规模正不断扩大，意味着“人气升、财气大、前途好”。中葡论坛多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从整体上和长远来看，中葡论坛的创立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澳门未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的实现。2.    强化“金钥匙”的服务平台功能 澳门拥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优势，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也拥有中葡双语专业人才，对促进中葡经贸合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中葡合作领域逐步从经贸、投资向教育、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文化、广播影视、体育、卫生、科技、土地规划等领域延伸，澳门合作平台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强化多种服务功能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全球使用葡语的人口总数超过2亿，其组织除中葡论坛外，还有葡语世界、葡语国家共同体、非洲葡语国家、葡语都市联盟、葡语大学协会、葡语系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等组织，形成了一个以葡语为基础的联系网络。因此，澳门作为葡语世界的一员，应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而中国也可以通过澳门这个合作平台在这些组织中发挥影响力。3.    政府应重视宣传论坛，并加大对葡语系国家的市场调硏 中葡论坛每隔几年才举办一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媒体对中葡论坛重要意义的宣传显得不足。我们认为，澳门特区应对中葡论坛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认识，应会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力度，继续宣传论坛的重要性以及广阔的美好前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未来中葡论坛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与媒体的支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4-12-17 只要中共党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中共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势，巩固执政地位，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成功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安全问题，这需要引起高度警觉，更需要科学应对，以保证中共能够长期生存、发展和壮大，领导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领导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所谓执政安全，就是执政党的方略、能力与合法性至少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执政地位合法、持久和稳定，没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它诸领域的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克服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各种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中共在当下和未来赢得人民拥护、有效解决执政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内因素 （一）党内不合格成员为数不少，降低了党的质量、力量和威信。 一些人在入党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不理解、不相信，对党的宗旨不在意、不奉行，甚至带着投机钻营的意图入党。他们入党后，不仅不能起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成为党的累赘。很长时期以来，这样的人入党被群众调侃为“群众队伍又纯洁了一份子”。最近三十多年，这个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有些党员入党后信仰衰减，自我膨胀，蜕化变质，甚而腐败堕落。他们最直接、最严重地败坏了党的肌体，毁损了党的形象，使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干部因此蒙垢。有的党员“看透了”党内和社会上愈演愈烈、长期得不到遏制的腐败现象后，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怀疑党的事业、前途和命运。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复杂的原因和动机，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党和国家无信心、不信任。 （二）党员教育存在不足，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 党要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培养，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锻炼。这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入党前的教育、培养走过场，搞形式，纯粹成为一些人入党的前置程序；第二，党的干部缺乏实际生活、工作的锻炼，死抱空洞的理想主义，或者死守过时的陈规陋习，不是愚昧自大、空谈成风，就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第三，党员教育、培养的方式和内容陈旧，或者教育者本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法律水平和实际社会与工作经验不达标，不能胜任党员教育培养工作。 （三）党内思想建设滞后。 党内思想理论研究仍然流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方法，脱离或罔顾基本事实，不懂得辩证法和唯物论，不注重事物和理论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忽视全面性、复杂性，机械、片面看待事物现象，不顾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伟大事物和实践，没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没有把中国与世界统一起来、缺乏深入研究问题的眼光，不能够形成科学思想认识。不合逻辑、强词夺理，甚至高帽子加大棒子的空谈文章充斥在一些报刊之中，散布于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平台。 （四）党员干部存在特权和腐败问题。 领导人或其他干部基于个人权力，超越法律、政策，超越工作需要，为自己、为周围的干部甚至下级谋取特殊待遇、条件，或者为自己、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这就是特权。近二三十年，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大搞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紧密交织，自己摇身一变，利用握有的某些方面、某个层次的支配权，获取垄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资源，直接把持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对这种特权，需要从体制和个人两方面解决，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要对个人进行教育、管理，乃至处分或处罚。 （五）党内权力体制不科学、不完善。 在有关党内权力体制的各种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党内权力内容不清晰、配置不科学和运行不规范，既有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领导人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制约，权力运行依靠领导者个人习惯和爱好，或者依靠成文和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惯例，没有公开透明、稳定规范的程序，权力滥用的后果无人承担，责任无法追究。这样的权力体制之下，人们很难科学评判谁的权力大了或小了、过分集中或分散了。实际情况是，既可以说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也可以说一些应该集中的权力却被分散了，犯了“九龙治水”的大忌，制造了混乱局面。 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外因素 首先，对立力量力图“和平演变”共产党。“和平演变”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封建阶级和其它挑战、敌视、削弱中共势力运用的手段。他们有的使用政治高压、遏制手段；有的使用军事包围、武力进逼手段；有的使用经济压制、制裁手段；有的使用思想价值和文化渗透、心理攻击手段；有的使用所谓“法律”武器，包括“国际法”，歪曲事实，虚张声势；有的使用金钱、美色等腐蚀、拉拢和引诱手段，弱化中共，意图使中共就范。总之，他们运用非战争手段，不放弃“压变”中国和中共的机会，重视和平“演变”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的策略与实践。 其次，竞争力量可能“和平取代”共产党。虽然这不是一个现实危险，但却是中共自身建设和执政的长远战略问题。如果共产党自己“和平蜕变”，如果人民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中国国内出现合法、和平的竞争性政治力量，如果它们的战略、策略正确，它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人民的认可，就可能会得到巨大的战略机遇，甚至可以“和平取代共产党”。 目前，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主动采取“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战略，更不可能武力夺权，它们没有那样的实力，也不会制定出全中国人民支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共产党也不能设想，无论自己这个党变成什么样，无论共产党怎样执政，全国大众都跟定了共产党，其他政治力量都不会寻求、发现和利用“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机会。如果共产党非要自毁长城，“拱手相让”，自然不缺“接盘”的政治力量。巩固和加强中共执政地位的策略 第一，严格把握党员标准。严守共产党发展之门，敞开退出共产党之门。1985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为4,200万人，到2013年底，共产党员达到8,668.6万人。党员人数连年猛增，某些年份发展党员300万名以上。问题不在于党员数量增加快，而在于党员质量总体下降。对共产党的队伍消炎祛肿，必须采取两手，一手卡住发展党员关，既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搞入党“大跃进”、“一窝蜂”；另一手敞开自愿退党之门，启动劝退的正常机制，加大清退和开除出党的力度。 共产党员人数实行总量控制，动态平衡，以党章规定的入党标准、条件为发展党员的唯一尺度，绝不发展“人情”党员、“裙带”党员、“带病”党员，不搞突击入党，“规模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党员的年龄、性别、民族结构，注意文化层次，符合职业、行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群众评议党员制度，允许群众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建议党组织劝退、开除党员。 第二，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改革中共思想工作的方式，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思想理论声音。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不是小事，在国内外、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危害中国和共产党的安全。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相互尊重、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这些才是中共维护思想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有效武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12-10 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十八大推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出的一步大棋、一步好棋。目前，许多政府大楼与街道两边，都贴挂出了宣传24字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各相关单位也加强了学习。不过，就笔者有意观察和广泛了解，从上到下，体制内外，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都相当有限。有人认为这无非又是一组口号而已，也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没有什么用处，很难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本届中央领导人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适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未来百年要奋斗实现的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源泉、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能最大程度地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虽然早在百年前，“富强”就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民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人民向往的境界，而“法治”等更是历届政府不停强调的执政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与理论，不能说那些提法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没有益处，可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不能太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忽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借鉴。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该价值观可以涵盖方方面面，兼顾传统思想与外国先进理念。毫不夸张地说，“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过去多年来流行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极端有害的思想与言论，都将失去依归与群众基础。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这届领导人推出的最好的“维稳机制”就是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分复杂，且还有有待统一的台湾与有待收复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屿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块多民族的土地，这样一个曾经遭受列强欺侮而四分五裂的超级大国，什么东西才能把她紧紧凝聚、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的追求与梦想？肯定不是过时且有害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是一些人过分推崇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56个民族并不都是在汉族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里成长起来的。因此，真正能凝聚民心的正是这届政府提出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让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能热爱、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大“粘合剂”就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藏、新疆如此，香港、澳门一样，而当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同台湾同胞一直追求与践行的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中国梦”不但同“台湾梦”相通，还涵盖了“台湾梦”之时，祖国的最终统一与复兴，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对外价值观上，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中国对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价值理念是不仅相通且一脉相承的。谨守我们提出的这两个价值理念，不但能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保障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符合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广大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认可的。设若抛弃上面的对内对外核心价值观，不但会在国际上引起疑虑，而且，一个没有统一价值理念的民族，也让国际社会不知道采取何种标准来打交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在国际上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遵纪守法，倡导和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与促进民族和谐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我们的官员与学者把这些“事实”展示给外部世界时，却遭到了无数的误解甚至攻击，最后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掌握了“事实”，人家却掌握了“道理”，中国“有理”，却总是感觉到“气不壮”。 这当然和一些西方政府与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分不开，也和一些海外势力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有关，但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责任的。要知道，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某些官员与媒体总能用他们掌握的“歪理邪说”肆意歪曲手中的“事实”：明明是因为改革开放，同世界融合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却偏偏被他们扭曲为“特色”的成果；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硬是要通过少数媒体营造出与全世界为敌，非打一仗才痛快的印象。 中国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可也总有些人在国际社会上与普世价值为敌，故意把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部分内容界定为“西方”的价值观，给整个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就是一个站在“平等、公正、民主、自由、法治”对立面的未来的恶霸，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不自由、人治和专制。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结束了一切有意、无意与恶意的误解和曲解，为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路径。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真正要让这24字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能脚踏实地地践行，路途可能还相当遥远，而且要经过艰难曲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切实际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与国家大方向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更加复杂的国内形势，如果没有明确的路径与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出问题，走老路、走弯路、走回头路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还可能车毁人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云飞 2014-11-28 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 今年11月29日台湾将举办地方选举，是次选举包括：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区长、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会代表、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及村（里）长，共九种。为了减少选务经费和降低社会成本，上述九种选举将在用一天举行，故简称“九合一”选举。该次选举是自1994年省市长直选以来，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届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以降，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地方县市赢得执政版图的大小，与两年后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几乎成正比，因此，地方县市长选举一直被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这次“九合一”选举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本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转移”这样一个概念，来观察“九合一”选举，意在掌握当前台湾政治态势的核心问题，从而探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可能走向。简单而言，范式转移描述的情况是，基本理论因根本假设的改变而转变。放在台湾政治语境里，讨论“范式”就是分析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选举议题和竞选口号的设定、社会动员模式以及社会支持面的变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 2012年1月“总统”选举落败后，蔡英文自认输在“最后一里路”；当年4月其核心幕僚姚人多指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在于提不出能与“九二共识”等量齐观的“替代物”，即民进党无法说服台湾人民相信它若执政，有能力面对中国崛起，有力量阻止中国因素继续影响台湾选举。他更直言，“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主流市场，“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可以独立的时代”过去了，此言一出令泛绿阵营一片哗然。 民进党创党元老谢长廷倒是积极尝试以“宪法各表”，来回应北京以“九二共识”作为“党对党”对话的门槛要求，以期打破国民党在岛内垄断两岸关系发展的话语权。鉴于民进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一度紧张，以及“一国两制”对台湾民众缺乏吸引力，中共在去年3月确立了“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新策略，积极邀请个别民进党人以“民间人士”身份赴北京、上海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希望能凝聚更多共识和加深互信，甚至探索出更具吸引力的统一制度安排。去年7月，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的名义在香港主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协办，这正是中共新策略之下的一大突破。 如果加上国民党政府回到1990年《国家统一纲领》重提两岸是“一国两区”的关系，国、民、共三党显然都有意在意识形态上突破眼前局限，积极扩大未来对话博弈空间，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似乎朝北京所主导和乐见的方向前进。然而，今年3月至4月间，“太阳花学运”强烈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又给两岸关系和岛内政局投入新变数和悬念。 “太阳花学运”代表的新世代 由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公民1985行动联盟等学生社运组织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认定两岸服贸签订过程为“黑箱”作业，从3月18日起集结抗议至4月10日撤出“立法院”，为期20多天。期间，300多名抗议学生、青年一度占领“立法院”议场，周围则有成千上万的抗议群众和非政府组织与警方对峙。这场学运首先是反对马英九政府、反对两岸经贸进一步一体化；其次是反对中国大陆经贸统战，而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等也表露出台独建国的想法。民进党高层乘机到场声援以收割反马反中的政治效应，该党立委也站到学生群众与警察之间为学运护航。然而，由于抗议群众一度还冲击“行政院”和中正区第一警察分局，并瘫痪台北车站一带的交通，影响了社会大众对这场学运的整体观感，并引来批判声浪。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的台湾反对运动，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经由杂志和报章评论来形塑舆论和社会思潮，再到1990年代电子媒体的推波助澜，因而涌现一个个意见领袖，有些更成为今日政治领袖。然而在人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和新媒体的冲击下，这场学运主要通过脸书进行网上串联和动员。“公民记者”的涌现，使得各种消息和意见，未经传统媒体编辑人员专业的查证，直接在网上被当作“真相”或“真理”在群众当中传播。于是，所谓评论缺乏冷静、客观，大多流于情绪性宣泄和谩骂，读者各取所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社会大众意见极端分化对立，但又呈现零散局面。所以，这场学运固然反马反中，但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等泛绿阵营也未能从中获利多少。从这次台北市长选战中，民进党派不出候选人，而民调领先的外科医生柯文哲赢得民进党初选却又拒绝代表该党参选，就是明证。 高雄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叶高华在网上发表《摇摇欲坠的台湾民主》一文，指出经历五次总统民选、两次政党轮替，按理说台湾民主应算是巩固了，实际上却是“摇摇欲坠”。他引用2000年、2005年及2010年分别进行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在1895名年满18岁的台湾民众当中，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的人，从59.0%下滑到51.7%；接受独裁体制的人，则从15.8%上升到22.2%。此外，愈年轻的世代，对民主体制愈没信心。在18岁到29岁的青年当中，只有41.0%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但有34.7%接受独裁体制。叶高华认为，年纪较高的一代嚐过独裁的滋味，因此较渴望民主体制；然而最年轻世代无法体会前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艰辛，却经历了陈水扁的失败与政党政治的无能，因而对民主体制产生怀疑，甚至去想像独裁体制可以改变这一切。 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系的王奕婷在《难以对话的两种民主观？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权保障》一文中，除了呼应上述论点，还指出台湾社会中有相当一部份民众所想像的“民主”，与人民主权、自由权利保障等民主核心理念有相当的差距。这与国民党长期以来将守法安定、政府效能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密切相关。年轻世代特别重视参政权的发挥，以及表达意见与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格外反对媒体垄断，认为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理所当然。这样多元的民主想像也解释了在服贸相关争议中，不同立场者皆诉诸民主，但两边的“民主”似乎很难对话。结语 本文开篇曾提到县市长选战的结果与两年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几乎成正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县市长及2010年直辖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总得票率以48.21%略高于国民党的45.76%。然而在2012年“总统”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和吴敦义以51.60%过半票数当选，民进党蔡英文与苏嘉全得票率则下滑至45.63%。马英九继续执政主要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大陆大量采购台湾中南部渔农产品，帮国民党在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市赢回不少选票。 然而，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内发生党内亲信涉及贪污，特别是去年与“立法院长”王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今年两岸服贸协议争议，以及一连串食品安全危机，更加深了社会对马政府无能的印象，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一度下跌到9.2%的历史低点。 受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拖累，国民党这次在地方县市议会选举的表现便值得关注。在较受瞩目的“六都”市长选战中，除了朱立伦在新北市、吴志扬在桃园市有绝对把握外，国民党在高雄和台南很难撼动民进党的陈菊和赖清德，而国民党籍台中市长胡志强虽有政绩，但年龄和健康因素使他要承受形象年轻专业的民进党对手林佳龙的有力冲击，胜负难料。台北市长选举的基本盘历来都是“蓝大绿小”，但连胜文能否克服“富二代”形象击败得到新党前立委姚立明、李应元等多位民进党人士辅助的柯文哲，可视为自主性最高的台湾中产阶层是否支持两岸经贸一体化趋势的信任票走向，最具指标性意义。 国民两党无论哪一方在“九合一”选举大获全胜，都表明政党竞争仍是台湾政治基本范式。不过，在台北市以外，另有8个县市首长选举吸引了多达三名以上的无党籍人士参选；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九合一”选举在即，两岸关系乃至台湾岛内政治是否出现范式转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