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8-01-22 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 特区政府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在反对派运用议事规则力阻之下，仍然于11月15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府随即启动落实“三步走”程序。本地立法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高铁将于第三季度正式通车。回顾香港高铁的兴建过程，在立法会向“新特权阶级”倾斜的功能界别设定下，无论是2009年落实兴建，还是其后因超支需要追加拨款，以至现时政府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均相继获得通过。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香港各界对内地缺乏认识剔除体制上的扭曲现象，“一地两检”方案其实深层次地揭露，香港回归20年来，市民不但对基本法认识不足，而且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实体区分下，特区政府乃至香港市民对内地政策制定过程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甚至以香港的标准来与内地不同的省市进行合作。无可否认，在2004年开放自由行之前，中央大力维护香港利益，各省市唯有因应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而作出配合。然而，过去14年来内地省市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也要肩负起自身经济指标责任，与香港展开自由竞争。由于不了解内地各省市体制运作情况，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以今天的国情来说，西九龙高铁总站实行“一地两检”已成为香港的唯一选择。这个漫长而又实际的改变，容易造成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甚至认为中央朝令夕改。当务之急，就是中央与特区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以换位思维思考，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让香港市民对大陆国情有实际的了解，减少因为误解产生的不必要矛盾。香港潜在的“本位主义”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特区政府及议员在一些涉及陆港两地之间的政策倡议上，往往潜藏着一种“本位主义”。2009年，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及议员针对“一地两检”事宜，提出可以在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进行“一地两检”，这纯粹是从便利香港市民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可行性方案，并非根据内地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考虑，更未与上述各级政府达成任何双边协议。当年郑汝桦的建议，比今天特区政府的无约束力议案更加无力。即使特区政府当年与内地相关市区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框架，比照内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谅解备忘录只是香港市民比较熟悉的概念，而在内地一般则将其解读为一种意向，较多使用在经济合作领域，而非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香港市民对此普遍不知情。根据内地的政治体制，所有重大的政策决议，必先由相关领导人提出建议，再经政协、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进行协商，提请人大审议通过，把党的主张上升到政府意志，然后才正式立项执行。任何政策若未经各级人大审议通过并交由政府立项处理，各级政府仍可以根据各地方的发展情况，重新走一次程序，随时进行增删修改。然而，即使我们已经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进行了多年的国情教育，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认识模糊。这种政策认知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凡涉及香港又未经立项处理的政策若出现改变，各省市并没有责任知会特区政府，否则便有违“一国两制”的精神。政策解释与公众论述的责任必须由特区政府的官员与建制派议员来承担，在问题萌芽发酵的时候，尽早消减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漠视内地发展对香港的影响我们一直组织大量内地访问团，但交流可能出现了机械式运作，而没有让参加者真正认识内地社会发展对香港政策的深远影响。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对香港市民，尤其经常参加建制派议员组织的短期内地交流团的群众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多次多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只巩固了建制派的票源和支持者，而没有使参加者深层次地认识到内地变化对香港的影响，也没有透过参加者把这些讯息再带回香港传播，没有让香港公民社会及时调整对内地高速发展产生的心理不适。例如，根据2016年番禺区政府向广州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广州南站地区新规划，广州南站地区被定位为泛珠CBD，即番禺已经由八年前的县级市发展成广州另一个商业中心。广州南站的城市规划虽然仍有高铁要素，但主要面向绝非香港居民一厢情愿的“一地两检”，而是应对国内“四纵四横”的庞大人流需要。这种重要的根本性改变，应该透过大量交流团结集民意力量，回港后主动抢占话语权，协助特区政府将施政主张合理化。港人追求特殊待遇不合时宜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缺乏国情教育的背景下，无论特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都难以换位思考，缺乏对内地施政的同理心，因此往往认为陆港互动的施政中应该要“港人优先”，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香港市民的权益本质上不应与内地居民有任何差异，否则极易造成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群矛盾。香港地少人多，楼价极高，但广州与深圳同样人满为患，土地不足，各市政府均把如何让常住人口安居乐业视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则在人多楼贵下呈现的贫富悬殊，将会成为内地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过去八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由大约900万上升至接近1,200万，广州市由接近800万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万。就过去十年两地平均楼价而言，广州上升了193%，深圳惊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各省市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为香港让出土地呢？毕竟，内地地方政府要考虑到内地同胞的感受。对他们冲击至深的也是内地群众，而非特区政府或是香港市民。借机推动国情教育因此，除非高铁香港段就此作罢，否则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的确是今天的唯一选项。面对特区政府的本位主义政策倡议、市民大众国情教育不足、对内地施政缺乏同理心的困局，中央与特区政府在推广基本法教育的同时，需要做好国情教育。反对派议员之所以未能利用“一地两检”发起大型公民抗争运动，是因为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引用基本法20条，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它权力”的时候，反对派议员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劲地与特区政府就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及跨境执法进行争论，但试问有多少香港市民了解基本法，对法律有基本认识？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反对“一地两检”的主张，便只在反对派议员及他们的支持者圈中展开，而非公民社会。现在需要做的铺垫是，在明年第三季度高铁通车之前，以试点方式推动国情教育，例如设立“高铁青少年奖学金”，让香港市民知道内地执法单位租用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需要付出高昂租金。通车之后，为鼓励香港与大湾区的人文交流，对全日制学生提供高铁大湾区段来回票价半价优惠。透过这些措施，鼓励市民主动体验国家的发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01-12 台生是两岸联系的桥梁，可以在两岸都参加一些政治事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台生有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意愿，中共应该要有更加前瞻性的思考。大陆对台生的工作，仅仅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名额和额度是远远不够的，对台生的工作需要综合管理。 2017年10月，大陆财政部、教育部印发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引发台湾媒体广泛热议。该《办法》与2006年的《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最大调整是将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类别的奖学金均在原来一、二、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特等奖，奖金额度分别为每生每学年8,000元、20,000元和30,000元，人数则为60名、40名和50名。大陆对台生奖学金的加码被台媒解读为“人才出走危机”。台湾《中时电子报》11月15日报道：“大陆对台湾学生倾斜政策，力度之深之广，让人看了颇为叹服⋯⋯当时（2006年）每年总额是700万人民币，这次的新制是1,872万，加码1.6倍，且发放人数也从旧制2,000人增为新制2,900人。如果说之前大陆要吸引的是台湾的顶尖学生，这次似乎连中等程度的学生，也就是主要读私立大学或技职院校的这一个区段，都要被大陆‘整碗捧去’。”台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马群杰则质问：“大陆对台湾人才磁吸效应已开始，蔡政府的对策呢？”加码凸显两岸实力此消彼长实际上，台湾媒体对于大陆此次调整台生奖学金的担忧是有些过于“敏感”了。首先，从2006年到2017年，大陆不仅将原先《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暂行”二字删掉，而且同时删去了《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暂行”二字。同样的，后者也增加了“特等奖”这个等级。这说明了大陆对港澳台乃至华侨学生的奖励举措均大幅提升。其次，大陆增加特等奖并且调高额度和扩大人数，充分说明了大陆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现象，大陆的发展成果当然要惠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第三，媒体放大解读此次编列的“取消条款第一条”（即“有反对‘一个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则取消奖学金），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条是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对台工作的底线，不仅出现在2017年的《办法》中，也一字不差地出现在2006年的《暂行办法》中。文本并无调整，何来担忧？坦诚言之，台媒酸溜溜的话语只是凸显了台湾近些年的发展困境。近20年来的政党恶斗，使得台湾经济环境越来越差，薪资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台湾已经敬陪“四小龙”之末座，因此，企业和人才外逃找寻出路才成为普遍现象。台“中研院”10月份发布的《台湾经济竞争与成长策略政策建议》就认为，目前台湾面临法律限制过多、环评作业冗长以及对大陆过度保守等三大问题，让台湾经济难以发展。与台湾的经济低迷相比，大陆却呈现“风景这边独好”，不仅保持了近40年的中高速增长，而且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提升。台湾民众渐渐明白，两岸实力此消彼长可谓是“天下大势”，就连一些当年参加过“太阳花运动”的年轻人都有心去大陆发展了。自信的大陆在不断释放善意自2016年以来，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官方交流已经降到了“冰点”。然而，两岸民间交流却呈现出明显热络的态势，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大陆的不懈努力。正如今年3月俞正声在政协会议中所表示的，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台湾媒体将此归纳为“一代一线”）。这是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方向。缘由其实很简单，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回避“九二共识”，国民党又总是在不断地强化“一中各表”和“三不”（不统、不独、不武），这说明两岸间透过政党交往带动民间活络的传统路径已面临某种“障碍”。归根结底，要完成艰苦卓绝的“统一大业”，中流砥柱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还是要靠共产党政策的灵活创新。因此，未来中共对台政策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自信、对台覆盖更加全面。此次大陆对台生奖学金的加码就是一系列善意的重要一环。今年年初，国台办就曾表示，大陆正在考虑推出政策，让台湾民众享受“国民待遇”，在就业、就学、生活等方面获得更多便利。今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以来，不论是台湾籍党代表卢丽安的慷慨发言还是北大台生王裕庆和张立齐的入党表态，都说明两岸民间已经酝酿新的交流热潮。所以，此次大陆对台生奖学金政策的调整更说明了大陆希望“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台湾地区学生来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可谓适逢其时。相关惠台举措需要继续深化当然，台湾民众对祖国认同感的增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民间交流需要较长周期。交流并不一定是直线升温，还可能面临因为各自暂时不理解对方所带来的曲折。所以，吸引台湾人才到大陆求学甚至将来留在大陆工作，是促进台湾民间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大陆、熟悉大陆甚至认同大陆的重要举措，必须长期执行下去。其次，台湾的历史教育长期存在着偏差，损害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在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和民进党的“去中教育”影响下，一些台湾民众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大陆发展的。所以，采取恰当的举措，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大陆求学和求职，实际上是帮助其去除错误认知、了解一个“真实大陆”的开始。第三，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当前，台湾社会中活动性和可塑性均较强的是台湾青年，而心灵契合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台湾青年。过去，民进党十分重视台湾青年的工作，其主要路径是树立青年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所谓“本土意识”的认同。然而，民进党并未给台湾青年一个光明的未来，未能不断增强台湾的世界竞争力，反而是采用欺骗式的方法向青年灌输“天然独”和“小确幸”等理念。所以，如果大陆能够向台湾青年展示“大陆的发展是台湾的机遇”（国台办语）、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以及大陆热切欢迎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着力点。所以，大陆对台生的工作，仅仅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名额和额度是远远不够的。对台生的工作需要综合管理，要有一个长期精细化的心理准备。首先，大陆对台生工作需要教育资源的相关配套。台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这个独特性既不应该放大也不应该缩小。台生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对于大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着认知误区，大陆应当有专门的课程来引导台生走向正确理解。其次，大陆对台生工作需要社会资源的相关配套。中共为台生提供一定的社会环境，让台生不仅有参与大陆社会实践的机会，更能够形成一种对大陆社会文化的认同。这样一种有别于台湾的社会认同，可以成为消除“台独”的新支点。第三，大陆对台生还需要有政治资源的配套。台生是两岸联系的桥梁，可以在两岸都参加一些政治事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台生有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意愿，中共应该要有更加前瞻性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8-01-08 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要“急起直追”，要让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她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一系列相关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特区政府定下在本届政府五年任期内把本地研发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目前的0.73%升至1.5%（约450亿港元）的目标。第二，特区政府会遵循研发资源、汇聚人才、提供资金、科研基建、检视法例、开放数据、政府采购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八大层面及指针，加强创新科技的发展。第三，为鼓励人才培育及科技研发，特区政府会为各大学预留不少于100亿港元的研发预算，并为各企业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的扣税额，及提供30亿港元为修读大学研究院研究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助学金，而创新及科技局会启动5亿港元的“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包括推出“博士专才库”计划。香港需要促进创新与协同值得注意的是，特首承诺要精简政府架构及行政运作，以促进创新与协作，并在各级行政管理中采用智慧科技等具效率的革新方案。笔者赞同特首所言，认为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培育及促进创新与协同，而协同涉及IT产业，尤其是在发展“互联网+”云端科技方面，香港具有足够的后发优势。一般而言，政府机构及企业最需要协同，而协同与服务遍布各行各业，包括政府辖下之各部门、银行、保险、能源与公共事业、电信、运输物流、教育、零售等，均可见到协同作业方案，因迎合“互联网+”时代，云端（Cloud Computing）方案现已成为政府机构及企业的优先选择，除了能够降低部署与维护成本之外，也能够提升施政及营运效率。众所周知，网络科技的发展，已从传统互联网进化成移动互联网，再演变成当前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传统互联网是个人计算机互联网，能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而移动互联网，能解决效率的对接问题；至于“互联网+”及物联网，需要解决“万物互联”，尤其是“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问题。协同计算机时代终于来临全球最具权威的IT咨询公司Gartner，在其2017年“工业4.0”专文中就已指出，成功的“工业4.0”取决于企业、物联网、TSPs（代码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协同作业环境，以及彼此互动且直接的关系发展。随着“互联网+”及物联网产业的兴起，政府机构及企业需要的，是具普遍性、自由性及非第三方之公共服务的协同操作系统新平台，因此，协同计算机时代注定来临，而这正是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新契机。今天，业界也有类似的协同式办公软件，但多属整合性的第三方公共服务，例如美商BroadVision的Vmoso软件、美商Slack软件、微软的商用Skype、阿里巴巴的钉钉软件、腾讯通RTX等。一旦用户认为这些软件彼此之间不能互联协同时，他们还会认同其实现“万物互联”的效用吗？这些软件岂能代表“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的主流？很显然，由于协同云端操作系统CCOS的发明，市场终于出现协同式云端计算机（CCC, Collaborative Cloud Computer）产品，这是互联网产生以来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围绕互联网的协同环境，现已出现系统性的整合，由此产生新的云端计算机产业及产业链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市场迄今只有约5%的企业或机构进入云端，而95%的企业或机构及99%的家庭或个人始终被排除在外，今天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直存在着“一边倒”的不平衡现象。“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Apple、Google、Facebook、Amazon、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云端七强”的服务，主要是利用人们在其各自平台上的活动取得大数据，政府也希望利用智慧城市（Smart City）计划以取得管理各种事务的大数据，问题是，只有服务商拥有大数据，用户却没有，只有供应者拥有大数据，消费者却没有，其结果就是出现假货充斥、纠纷不止的问题，这种生态上“一边倒”的不均衡，就会导致传统业者的生意，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监察，而逐渐被“掠夺”；人们的财富创造及私隐活动，也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收集而逐渐被“侵权”。当前的“互联网+”物联网云端生态，是尚未具有“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可以说，一般的政府机构、企业及家庭完全没有抵御“掠夺”或“侵权”的能力。这无异于拥有云端能力的强者已成为狼群，没有云端能力的个体，则成为待宰羔羊。这难道是我们需要之“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公平合理社会？当然，这个“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边倒”的问题，由于云端协同计算机技术的产生，现已能得到解决。“协同计算机”本身就是云端服务器计算机，就是“主权云端”计算机，它独特的操作系统所具有之云端协同环境，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接合，提供不同目的及不同资源的互动协同作业平台，而这些协同行为及内容，足以构成各种事务大数据分析的来源。换言之，拥有“协同计算机”，就拥有自己的“主权云端”，从而拥有自己大数据的来源及应用前景。NAS趁势而出及与CCOS的结合自2000年迄今的“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计算机科技业将产销焦点放在笔记本计算机、平板计算机、iPhone等行动装置。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市场已改变用户数据存取习惯，从存取于终端硬件，改为存取于云端，因此一种集各种网络应用于大成的产品-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网络储存（服务器），在全球市场上趁势兴起。一般而言，大型企业之第三方（公有云）供应商如“云端七强”等，仍是市场上提供云端储存方案的主流，但它们具有公共性及壁垒性的缺陷，导致企业、机构及家庭或个人用户因意识到公有云代表着“连坐”的风险——一旦信息安全出现问题，用户数据随时受到波及。因此，已有愈来愈多的用户转向购置NAS，以建置自己较为安全的私有云。近几年来，因连接物联网及大数据产业发展，NAS市场正如火如荼地兴起中，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的调查报告更预计，NAS市场上，仅中小企业细分板块的产值就将从2014年的30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70亿美元。NAS结合CCOS系统，就是成型的协同计算机主机，按其发展趋势，单以供应中小企业之所需，10年后的硬件市场年产值即可达1,250亿美元；若加上可达到5倍的软件年产值，以NAS转型协同计算机50%转换率估算，预计2027年协同计算机工业（硬软件）年产值至少是4,400亿美元。香港需要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产业今天的云端生态，已从数据之安全存储的需求，转向云端协同作业的需求，CCOS已日渐成熟，两者结合的时机已出现。CCOS与平台式NAS结合，将为用户以低廉价格拥有云端提供前所未有的性价比，由此，将引发市场的强烈回响及需求的急速扩增，从而加速形成协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新格局。总言之，基于协同计算机新格局，云端社会势必从近期之充斥App服务的个人型生态，转向政府机构、企业及社会大众普及云端计算机并以此为主体的社会型生态。业界已有预测，今后势必是协同计算机普及化的时代。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当然，这需要政府的远见及政策，以及执行此一政策的决心与行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1-05 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好应对之策。 自缅甸民盟政府上台之后，缅甸政局出现一系列新态势。首先，这表现在缅甸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新变化。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缅北武装冲突持续，和谈尚未开启；若开邦恐怖袭击频发，规模呈扩大化趋势。主要政治力量实力对比新变化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民盟+民地武vs.缅军转变为民盟+缅军vs.民地武。民盟执政之初曾希望联合民地武共同推动和谈，但在民地武年初与缅军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民盟已经明显倾向于缅军立场，转而施压民地武。此外，近段时间缅甸国内安全局势不稳，尤其是恐怖主义势力在缅甸发展壮大，使得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凸显。因此，民盟不得不倚重缅军来维护国内安全。基于此，如今缅甸内部政治力量可以大致划分为民盟与缅军走近、民盟与民地武出现裂痕、缅军与民地武互疑加深的格局。民族和解问题拖而不决民族和解问题未取得突破。首先，果敢、德昂、若开及克钦并未与政府举行正式的政治和谈；其次，缅军坚决以武力方式打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使得缅北战火持续；再次，缅军还罕见地挑起与佤邦的对峙，显示出缅军以武力解决缅北冲突的尝试。最后，对于缅军的持续军事行动，民盟保持沉默，显示出民盟对缅军的暗中支持。民盟、军方、民地武三方各自的战略考量未变。首先，民盟希望在其执政期内尽快就民族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则可以增添民盟的执政威望，巩固执政基础，为民盟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加分；二则可以借此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扫除军方借民族和解拖延修宪的障碍；三则可以增强民盟与少数民族合作的意愿，壮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四则可以实现缅甸的民族团结，增强缅甸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其次，军方不希望民族和解尽快取得进展。一，尽管军方目前在与民地武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但并未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军方也并未在对民地武的军事斗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未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军方难以迫使民地武完全接受军方制定的和谈条件，因而就难以真正与民地武和解。二，军方已经宣称只有在民族和解之后才会考虑修宪。因此，如果军方在民盟执政期被毫无保留地与民盟合作推动民族和解，那么一旦民族真正和解，军方将面临民盟的修宪压力。三，军方正是以打击民地武、维护国家统一为由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一旦民族彻底和解，则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四，军方在与民地武的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对少数民族强烈的排斥情绪。因此，除非民地武主动放下武器，全盘接受军方的条件，彻底臣服于军方，否则军方难以实现与民地武的真正和解。再次，民地武既希望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又对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一，随着缅军军力的不断强化以及对民地武的持续打击，民地武在与缅军的实力对比、控制范围等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劣势。为避免陷入被缅军逐步蚕食的不利境况，民地武希望通过联邦制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因而，民地武希望早日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然而，缅军只承认联邦精神，不同意联邦制。二，民地武与缅军互不信任，这既显著制约了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进度，又使得民地武对民族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三，民地武对民盟政府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寄予厚望，但即便如此，民盟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政党的挤压、对民地武提出的联邦制的回避都使得民地武对民盟的期待降低。综上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缅军在民族和解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缅北的势力不断扩大，民地武处于招架不力的劣势。因此，缅军会继续以武力包围和不间断的攻击来逐步削弱民地武的控制地盘和对抗决心。同时，缅军也会扶植其它已经归顺的民地武来夹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二，民盟仍然会借助“21世纪彬龙会议”来推动民族和解，也会争取缅军对大会的支持，但难以取得实质效果。三，民地武的劣势还会进一步显现。这体现在其获取武器物资援助的渠道收窄、其控制的地盘收缩、其对抗的决心削弱、其领导层老化等方面。若开邦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若开邦问题虽暂时平息，但未得到根本解决，民盟目前缺乏有效应对之策。首先，若开邦的恐怖袭击分子就是在当地遭受不公平对待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难民既无法被其它穆斯林国家接受，又无法在自己的家园稳定生活，因此只能选择恐怖袭击来进行反抗；其次，缅军反恐能力弱，加之若开高山众多，缅军难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因此，可以预测若开邦的恐怖袭击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缅甸国内另一主要安全问题。这不仅会制约缅军在缅北的军力投放，也会对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造成严重影响。中国的应对之策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全力支持民盟。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宣传力度，借助民盟政府的执政威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合作项目在缅甸落地开工；协调民盟政府、缅军与果敢等民地武，继续推动果敢等民地武参与民盟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坚定支持民盟和民地武政治解决民族冲突的倡议，帮助民盟形成有利于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制度安排。同时，中国既要警惕民盟借实现民族和解在少数民族地区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挤压少数民族政党政治影响力，又要继续支持民盟政府在若开邦问题上的立场，帮助民盟政府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二，通过战略安全磋商以及常规军事交流等渠道保持与缅军的密切接触。重点加强与缅军的反恐合作，将反恐合作作为中缅军事合作的优先方向。对缅军要求中国迫使部分民地武接受缅军的和谈要求，中国不可能答应。在缅甸民族和解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保持与民地武的联系。此外，中国不希望看到缅军完全主导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中国应向缅军展示中国劝说民地武参与和谈的努力，同时坚决反对缅北军事冲突，以免其对中缅边境造成安全威胁。三，加强与佤邦的联系，尤其是为佤邦完成权力过渡以及加强领导层建设提供一切必要帮助。同时，施压佤邦加强对果敢等其它缅北小规模民地武的管控，不要再出现果敢主动袭击缅军的武装冲突事件。中国应继续与民地武保持联系，提升缅北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尤其是提升少数民族政党的影响力，但对民地武主动挑起军事冲突必须表达强烈反对立场。对民地武参与“21世纪彬龙会议”，中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对执意不参加大会的民地武，中国也不应勉强。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2-14 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时代内涵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成功的中国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样板，也是一种引领。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愿景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明确的界定，其中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给懵懂的世界明确了新方向。第一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应该由人类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我们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二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愿同广大国际组织和机构及其成员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内容要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中国通过倡导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扩大利益融合，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才能和平相处，和平发展大势才不可逆转。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伴随着同大国关系发展稳中有进，中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日益巩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恰逢其时。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已经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率先垂范，中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更新与扩大。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以强权决定全球话语权、以强权制定世界秩序权等俨然成为国际政治“定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扭转这种恶性循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大同”的时代表达。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韬略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愿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的世界梦”。一、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地生根，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一路走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聚焦中国，试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中国的发展中寻找世界的未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将发展经验同世界各国交流、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新动力。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打消了全球特别是沿线节点国家的顾虑，有利于打破国与国之间存在的藩篱，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沿线各国的利益，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各国的合作共赢，真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以全面推进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抓手，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扛起大国军队的历史担当，履行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将在国际舞台上书写维护世界和平的新篇章。军队要有信心、有能力谱写新篇章，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新贡献。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争霸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有效维护世界和平，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12-14 政府提出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諮詢文本，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也是落實基本法、完善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市政機構成員產生的重要一步。 前言　　為期30日的諮詢期剛結束，政府在網上收集的意見達1萬6千多份。這反映市民十分關注設立非政權市政機構事宜。諮詢文本建議撤銷民政總署，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民政總署現有職能將由新設立的市政機構承繼並定名為「市政署」。市政署具有服務與諮詢兩大職能，並分設管理及諮詢兩個委員會。　　諮詢文本公佈後，引起社會各界的討論和提出不同意見。筆者綜合整理，分析報章和諮詢會上的有關意見，提出一些對諮詢文本的理解、看法和建議。　　一、 對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理解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9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此項規定就是要改變澳葡統治時期帶有政權性的市政議會的性質。澳葡政府曾於八八年頒布《市政法律制度》，把當時的澳門地區分為澳門市政區和海島市政區，分設市政議會和市政執行委員會，享有行政和財政自主權。據此制度成立的市政議會具有當時葡國的市議會地位。　　在澳門基本法起草之前，澳葡統治時期推行的市政制度改革被認為是以市政自治架空未來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因此在起草澳門基本法期間，就有起草委員提出「澳門不宜搞兩級政權架構」，以避免「疊床架屋」，但可保留市政機構為市民提供服務。澳門基本法第95條就產生於此背景下。 　　由於回歸前的市政議會在組成和職權上與澳門基本法第95條的非政權性規定不符，因此在一九九九年至二００一年間，特區便設立了臨時市政機構，並由二００二年起，以「民政總署」取代原有的市政機構。　　根據諮詢文本，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將設為公務法人，這有別於政府部門不帶政權性的「自治組織」；在行政、財政及財產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權，在執行政府委託的公共事務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市政機構在提供公共服務時對管理和技術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其管理機關成員大都由專業團體或人士擔任。由於市政機構提供的服務都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執行公共管理事務時，市政機構通常都會設立一些諮詢組織或邀請市民代表加入。　　根據諮詢文本，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被定性為公務法人，因而受專門性原則或法規所限制，只能從事一種或幾種與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相關的公共事務。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由於不屬於政府官僚體系，因此可避免一般行政上的官僚主義習氣和僵化的手續，提供服務時可以更靈活。　　二、 對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的理解　　基本法第96條規定，「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諮詢檔對此的理解為，「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服務及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但其與特區政府之間不存在縱向分權的關係，而是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這就意味著，作為受委託方的市政機構，必須向作為委託方的特區政府負責；市政機構的職權是源自特區政府的委託，並由法律訂定。　　因為澳門基本法條文清楚列明「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其設立的關鍵是「受政府委託」，這實際上已限定有關機構成員的性質為「受託人」；當受託人不能體現委託人的意願時，委託人是可以撤銷有關委託的。有學者認為，相關條文很明確地排除了在澳門通過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府機構的可能性。 　　市政機構是受政府委託，可為居民提供包括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然而，因提供服務而產生必要的行政管理權並不會因此導致其具有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受政府委託行使一定公權力，因此宜設定為具有公法人性質的 「自治機構」。　　「委託」的意思，就是請他人或機構代辦事務。由於特區政府與市政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委託人與被委託人的關係。市政機構作為受委託的一方是按照作為委託人的政府指示辦事；故此，不存在政府受市政機構的脅迫而做決策的情況。　　此外，「委託」的概念其實就相當於把公共服務「外判」。在公共管理中，外判制度是一種資源優化的方式，政府可以將一些服務，甚至整個部門，外判給其它公司負責。這種方式有助政府減省營運成本。受委託的公司，由於不屬政府部門，故此可以較為靈活地以商業運作模式，節省成本，提高效率。　　諮詢文本擬設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受特區政府「委託」的，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這確保了這個受「委託」的機構不具有公權力，其成員的產生也不宜透過公權力的選舉來實現。　　三、 對市政機構名稱的一些看法　　1.「署」容易讓人聯想到與政府有關的行政機構　　從諮詢文本對市政機構的「非政權性」界定以及對市政機構性質的分析來看，擬設立的市政機構並不是一個政府部門，也不是地方自治的行政主體。現時的民政總署隸屬於行政法務司，諮詢文本提議取消現時的民政總署，而以「市政署」命名新成立的市政機構，與政府之間不存在縱向分權關係，其職權僅源自政府委託，並由法律訂定。另外，「署」本身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澳門某些政府行政機構，如廉政公署、審計署等，因而容易與政府部門混淆。　　2.「市政」容易與殖民地的「地方自治組織」糾纏不清　　澳門回歸後，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沒有「市」的設置。「市政」的稱謂是受澳葡管治時期建制的影響而沿用下來的，猶如仍然有許多人稱澳門的合法貨幣為「葡幣」一樣。 因此，有意見認為「市政會」與葡澳時期的「市政廳」或港英時期的「市政局」的區域性「地方自治組織」糾纏不清，容易讓一些人因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意識影響，對新成立的「市政署」有不好的觀感和印象。　　3.可採用「議會」、「會」、「公會」或「事務局」　　現時民政總署的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para os Assuntos Cívicos e Municipais，原意應為「公民與市政事務局」，較強調「公民」事務。因此，可以考慮使用「公民」或沿用「民政」的稱謂，命名為「公民議會」、「民政公會」或「文康環衛事務局」等公法人機構常用的機構名稱。有關討論設立的市政機構正名，最後還要尋求社會大眾的共識和接受。所以，可以舉辦一些提名活動，提出一些較合適的名稱，通過市民投票選出。最後要確立的名稱，還應多做諮詢和宣傳推廣，盡量讓市民有機會參與，多舉辦一些市政機構選擇合適名稱和推廣的活動。　　四、對市政機構人員產生的一些看法　　1.不能以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機構成員　　澳門基本法第96條沒有規定市政機構中機關人員的產生方式，但諮詢文本建議採用「委任」方式，社會上對此有不同意見。是次諮詢期間，無論在報章、傳媒，還是在諮詢會上，都有不同學者、議員和市民對完全「委任」方式，有較大的分歧和看法。公法人，是「根據公法規定而成立的法人」，如律師公會就是公法人組織（pessoa colectiva de direito público）。在公共行政上，大部分的公法人組織都會設立兩個機關：議決機關和執行機關。議決機關的成員根據各種公法人的性質和目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代表，一般是通過任命或由選舉產生。執行機關大都由任命產生，有時也會根據議決機關的提名任命。因此，公法人組織並不完全排除可以通過「選舉」方式產生其中成員的可能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認為按照澳門基本法第95條的規定，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如果市政議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這會與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對政府負責的規定有矛盾。類似回歸前市政議會選舉的選舉活動是屬於組建公權力機構的重要方式，而澳門基本法第95條規定，市政機構是屬於非政權性的機構，因而不能以選舉的方式產生其成員。 　　然而，「受政府委託」提供服務的機構，是否就一定不能通過選舉產生其中成員呢？我們看到，很多時政府「委託」一些團體提供社會服務，如幼兒、復康和青年活動，這些團體的議決機關都有由選舉產生的。因此，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委託」之上，而是在於運用政府帶有公權力的選舉方式，產生非政權性的機構成員，從而讓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帶有政權性的色彩。　　2.用非公權力選舉、協商或可產生市政機構部分成員　　有意見認為，選舉其實也可多樣性。有公權力選舉，也有非公權力選舉。澳門各個社團都有內部選舉。政府內的非政權性質的諮詢組織，也存在一定的選舉。因此，即使是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其實也可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產生。其中一個理由在於，基本法沒有規定市政機構應如何產生，即沒有說明是由選舉或不是由選舉產生。只要選舉沒觸及政權性，不抵觸基本法或法律，即可以由選舉產生。 　　不能透過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但是否可以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的途徑，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在實際情況中，屬於政府諮詢架構內的體育委員會，當中就有委員是由各體育總會代表選舉產生的。  這一個例子足以證明，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諮詢部分是可以有選舉的，因為有先例可援。　　此外，在政府內設立的眾多諮詢委員會中，如社會工作委員會，也有一些委員，是經由社會服務團體委派代表參加的。市政機構的諮詢也可參考這做法，界定一些與市政事務有關的組別，讓它們自行通過協商、推選或選舉，選出它們的代表加入。　　另一方面，非公權力選舉也可應用於公權力機構來選出代表。由於民政總署並未被承認為「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因此，行政長官選委會中的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一直懸空而需要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某些界別選出來。在實踐上，是由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立法會議員的代表中自行選出。立法會議員和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內部按照獲得分配的名額，自行選舉產生各自界別的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委員。這個協商選舉過程，並非是公權力選舉。　　其實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其它界別中，也有類似用協商方式產生其代表。  倘若市政機構部分成員採用上述形式的非公權力的選舉或協商，再由有一定性質公權力的選舉加以確定，或可能合符基本法的要求。　　現時建議的非公權力的選舉或協商，主要是屬功能性的界別和行業，而非全澳性的地方選舉。這種選舉方式，並不帶政權性，相信並無觸市政機構「非政權性」的要求。　　3.部分市政機構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或可由選舉產生　　由於諮詢委員會只是擔當諮詢角色，對政府應無強制約束力，因而對政府不應存在制約的情況。當然，諮詢委員會成員雖然可由選舉產生，也不能因此讓市政機構變成一個民選的代議機構而向政府要求制約。　　諮詢委員可按非公權力選舉或協商方式產生，政府不需介入，而由界別自行採取適當的方式推舉人選。以澳門成熟的社團文化，在運作和技術層面上，互相協調或協商，相信應不會有太大困難。有關的選舉安排可以參考體育委員選舉方式或過往一些設有團體推選界別代表的諮詢委員會做法，選出部分市政機構的諮詢委員會。此外，政府也可考慮容許個人透個自薦方式，再經篩選最後由特首委任。這樣既可以發掘更多人才，又可以提供機會，讓部分市民參與，增加市政機構的代表性。此外，也可滿足社會大眾和部分民主派人士對選舉的要求。　　五、 市政機構的監督機關　　根據諮詢文本，市政機構只設立市政管理委員和市政諮詢委員會，並無監督機關。市政機構與政府之間沒有縱向的分權關係。因此，既不隸屬於澳門政府，也不直轄於某個司長或行政長官。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執行特區政府委託的公共事務。基於特區政府是委託的一方，對市政機構的監督責任應落在特區政府身上；再加上市政機構成員將由行政長官任命。因此，市政機構應由行政長官直接監督或指派某一司長代行監督。行政長官也可成立一個市政機構的監督機關出任主席，並由行政法務司和社會文化司派代表加入，協助行政長官。　　在將草擬的有關市政機構的法規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是由行政長官或哪一個司長負責對市政機構的活動進行監督。基於現時的民政總署從屬於行政法務司司長，而市政機構提供的服務又屬於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服務，該等事務多屬社會文化司的施政範疇。這意味著仍舊由行政法務司司長監督？或是改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　　結語　　總體來看，政府提出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諮詢文本，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也是落實基本法、完善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市政機構成員產生的重要一步。　　是次諮詢期只有30天。一些市民認為諮詢時間較緊迫，政府的宣傳也不夠全面。再加上諮詢文本只提供一個方案，並沒有提出其它選項，諮詢主要集中在原則性方面，對擬設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也未有提出具體方案。因此，為回應社會的訴求，政府可考慮向社會提供更多更詳盡的客觀資料，制定現有民政總署過渡至新的「市政署」的具體細節和安排；再安排較充裕的諮詢時間，制定出具體的方案，進行第二次諮詢，相信更能集思廣益。市政機構的設立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應廣納民意，綜合一個合符基本法、具體可行，為廣大市民所接受的方案。文章原载於《新華澳報》2017年12月14日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12-08 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权益，巩固“两制”，继续完善“一国两制”。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日前顺利闭幕。本次大会为今后五年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总体原则、实施手段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战略举措将深刻影响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及“一国两制”的实施成效。主要目标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分为短期和长远目标。短期目标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简言之，中央政府希望在确保“一国”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尽量释放“两制”的优越性，从而持续推动香港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长远目标则是通过优化“一国”与“两制”的安排，凸显“一国两制”的优越性，释放“一国两制”的巨大潜力，从而使“一国两制”成为中央与香港之间保持长期稳定和紧密联系的最优制度安排。同时，“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也将是中国实现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之一。在此，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外界对中央对港政策目标存在诸多偏颇理解。这既包括对“一国”的人为夸大，也包含对“两制”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的担忧。事实上，“一国”与“两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国”是保障“两制”能够顺利实行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国家权益的保障，“两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只有在国家权益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两制”才能生存下去。无限扩大国家权益，并以此作为削弱“两制”的借口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此下去，其结果就是“一国一制”。因此，充分发挥“两制”的制度优势仍然是今后五年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总体而言，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权益，巩固“两制”，继续完善“一国两制”。总体原则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总体原则是依法治港。这个“法”首先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宪法，然后才是香港基本法。任何对基本法的解释都必须以不违背宪法为前提；其次，中央的治港政策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换言之，中央关于香港的任何政策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这既是中央贯彻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基本法的尊重。此外，赋予中央对港政策充分的法理基础也将减少外界对香港法制被削弱的担忧。再次，依法治港不仅针对中央对港政策，也针对港府施政行为。换言之，港府施政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基本法，否则中央有权依法处理。实施举措最后，中央治港政策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第一，在法律层面，中央将进一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确保国家利益能够在香港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健全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对基本法释法的制度化，将是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之举。第二，在行政层面，中央将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并充分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必须指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乃是宪法赋予中央政府的合法权益，也是中央政府履行自身义务的重要体现。此外，强化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是中央维护在港国家利益以及彰显国家意识的必备之举。简言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越完善，则国家利益的维护就越有保障；反之，则国家利益的维护就会缺乏有效的行政手段。当然，强调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与保障香港的自治权并不矛盾。换言之，中央加强对港管治权并不意味着香港自治权的削弱。其原因在于二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全面管治权对应的是国家在港利益，而高度自治权对应的则是香港内部事务。通常而言，港府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基本法所规定的内部事务具有完全施政空间。只有当这些施政行为对国家利益产生危害之时，中央才会行使全面管治权予以介入。第三，在经济层面，中央将积极支持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合作战略，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希望香港能够主动参与这些发展大战略，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因此，从参与主体来讲，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相比，香港并无地位上的差异。对此，香港首先需要摆正心态，其次需要找出比较优势，以积极的姿态主动融入其中。第四，在社会层面，中央政府希望增强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加强香港与内地的交往，尤其是为香港市民在内地生活就业提供制度上的便利。综上所述，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将严格按照法制化、规范化和整合发展的轨道前行。中央希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中央对港政策纳入法制运行的框架内。如此一来，中央的对港政策就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及持续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央对港政策也不会轻易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出现重大转变，从而引起香港社会的波动。此外，中央希望通过整合发展的新路子来推动香港的资本、技术及人员进一步融入地区发展大战略之中，从而形成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利益共同体。总体而言，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将以制度建设和整合发展为主线，从而维护国家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并持续完善“一国两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11-30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自信，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划出红线，收紧“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唯此双方才能开展对话。 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的十九大政治报告，陆台专家学者、媒体皆针对其涉台内容提出各自观点。台湾方面多认为，习近平只是重申“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拉拢台湾人民的措施更软，反“台独”的宣示更强，而先前所谓的“武统”传说只是又一个“狼来了”的恫吓之词，大陆也未设统一时间表，因此认定台湾问题不是中共当前要优先处理的议题。笔者认为，中共对台政策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各方不必过度解读，但是明显的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自信，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划出红线，收紧“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唯此双方才能开展对话。在反对“台独”方面，习近平清楚地表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也强调“六个任何”：“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促进统一方面，习近平首度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表示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基于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大陆展示了打击“台独”的信心、维护统一的气度。倚重组织与领袖反独促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在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均有表述。十八大政治报告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台独”的“三个任何”，即“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六个任何”。十九大正式将“六个任何”载入政治报告，凸显了大陆反对“台独”的底线思维和坚定决心。习总书记在此次对台报告中，并无更强烈地采用硬性说法，反而延续此前的柔性政策，并将其内容实质具体化。然而，投机的台湾政客并不这么想，转而就“六个任何”大做文章，掩盖民进党不愿承认“九二共识”的事实。在蔡英文与赖清德执政背景下，统派如何引导民众正视两岸关系是一个症结点。其实，国民党对此一目了然，但却长期采取鸵鸟政策，导致两岸关系迟迟无法实现重大突破。目前，统派力量确实比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执政时期出现微幅增长，但这是在民众不满蔡英文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在野党不争气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批“情绪型支持统一的群众”。特定族群有抗衡民进党胡作非为的情绪，但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只是使民众感到一时痛快，并不能达到让民众真心认同两岸统一的目的。两岸要统一，不能仅仅停留于情绪层面，而是要在理解、认同、信任等几个方面循序渐进，才能水到渠成。一直以来，台湾民众感性多于理性。然而，很奇特的是，谈到两岸统一，却又会反过来，相信或许维持现状更好。如果继续追问他们，“你心目中的现状为何？”答案往往是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当今的情况，惨不忍睹。人、方式、理念在促统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几个因素。统派的组织或领袖人物，更是促统大业中的关键。统派不能只是整天抗议、打斗，更应该重视通过组织与领袖来正向引导，凝聚共识，扩大反独促统阵营的力量。蔡英文走向“行动台独”无论“台独”或是“独台”，其本质上都是分裂主义，大致可分成三类。1、思想“台独”，停留在信仰层面，但不见得付诸实行；2、口号“台独”，主要目的是欺骗民众，在选举中激起情绪作用；3、“行动台独”，把“台独”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推动台湾走出中国。我们最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行动台独”。“行动台独”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推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去孙化。他们将中华文化五千年精深的内涵与历史藉由课纲微调成了东亚史，这是其一；利用舆论制造话题，以所谓的人道、人权、民主为借口，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这是其二；联合“港独”、“藏独”、“疆独”势力，企图合力分裂中国，这是其三。蔡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地位，无所不用其极，正全面实施“行动台独”计划，完全不顾及岛内民众的安危与生计。今年适逢两岸交流开放30周年，蔡英文又强调“两岸应该珍惜双方交流30年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再度提出“四不政策”，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政府拒不接受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采取“行动台独”路线，导致近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停滞不前，陷入僵局。这使台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民众的不信任与不安定感加剧。交流融合并进 实现民族复兴自蔡英文就职上任后，两岸民间交流更盛于马英九先生执政时期，原因在于马英九执政八年官方交流过盛，反而疏忽了民间交流。蔡执政后，由于两岸官方联系断线，企业、学术、文化等民间交流反而更频繁。马政府安于现状，反倒无法让民众深入了解大陆、加强融合、增加双方的信任感。由于蔡的两岸政策让两岸陷入僵局，民间交流互动反而比往年增长许多。目前两岸民间交流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长远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两岸民众在认知和信任上存在差距，容易引发误解。大陆对台民众的便民政策与利多，让常往返两岸的民众、企业家、学者等非常有感。然而，两岸交流不能仅限于时常往返两岸的民众，由民间举办的入岛宣传也非常重要。今后，两岸交流不应只是单向地往大陆去，而应该是双向交往，以往大多数是台湾同胞赴陆，且都是特定属性范围内的交流，也都是特定族群，所以效果不彰，人数更多的弱势族群、家庭贫困人群没有机会去感受大陆的人文、历史、生活和民情。这些台湾弱势群体反而是大陆更该去关心、照顾的对象。台湾民众也希望陆方人民来岛内走走看看，了解台湾地方特色与民情，相互融入、互接地气。我们更迫切地希望，在蔡英文如此荒腔走板地治理台湾的情况下，统派能更务实地让各个阶层群众循序渐进式地了解大陆。不仅是组织参访交流团或是青年创业团，更多的是让台湾基层特别是弱势群体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认同中华文化。这既能增进双方的认识、信任，又能熟悉大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习惯，促进彼此融合，让大家加深理解、包容。求同存异不就是如此吗？这样可以避免民众仅仅从媒体与政客偏颇的言论来认识大陆。中共十九大报告把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问题解决纳入到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大框架中加以定位，从而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民族振兴、两岸关系发展统一起来。这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关心和依靠台湾基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务实有效地促统，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原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7-11-15 赖清德被媒体看作是“高调、有个性和我行我素”的领导者，民调支持度在绿营一度独占鳌头。赖清德北上之后，如何处理与蔡英文的关系，如何应对民进党眼下面对的一大堆问题，甚至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两岸关系，均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9月5日，蔡英文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三天后将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与前“行政院长”林全出席了这场记者会。蔡英文提到林全在“行政院长”任内吃了很多苦，她感谢林全为改革两肋插刀；同时，她赞赏“赖清德能掌握民意脉动、快速响应民意需求、执行力有目共睹”，故郑重交付赖清德七项任务，尤其是加速执行攸关产业结构转型的“五加二产业创新计划”，可谓对赖寄予厚望。至此，媒体猜测已久的“林全下台”终于变成了现实。长期以来，赖清德被媒体看作是“高调、有个性和我行我素”的领导者，民调支持度在绿营一度独占鳌头，甚至被看作角逐2020年大选的民进党候选人之一。所以，赖清德北上之后，如何处理与蔡英文的关系，如何应对民进党眼下面对的一大堆问题，甚至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两岸关系，均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蔡赖各有盘算赖清德为什么会接任“行政院长”？赖当然不是为了“救蔡”。尽管有媒体分析二人均为“台独”的重要旗手，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但赖属于新潮流系，觊觎民进党“大位”久矣。此次赖清德北上，正值蔡英文和林全民调低迷，绿营媒体已经完全把林全当作拖垮民调的“替罪羊”，所以，“林全下台”的呼声一直很高。此外，2018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在即，赖清德并不太愿意被安置到新北市去PK声望很高的侯友宜，因为新北若败选，其政治成本过于昂贵，所以，赖清德北上是新潮流与英派协调的产物。然而，若是将行政团队完全交给赖，蔡将面临完全被架空的尴尬局面。所以，赖清德上任后的首次“组阁”，除了“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国发会主委”陈美伶、“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等新人外，大多数阁员仍然是原先的“林全班底”，即便是换了的“阁员”也有很强的蔡英文背景。这证实了媒体的猜测，即当新潮流系催促蔡英文赶快换下林全的时候，蔡英文并不愿意彻底放权，她在人事方面依然抓得很紧。再加上之前提到的“蔡刻意突出强调赖的执行力”，表明蔡或许出于对赖清德“高民调”十分忌惮，并不愿意马上进入全新的“赖清德时代”。所以，政治性格均为强势的二人未来关系将十分微妙，必将互相倚重但又不乏猜疑。民进党难以走出困局蔡英文换掉林全的表面原因是林全一直拉低蔡的民调，好像林全一直在扯后腿一般，实际原因是蔡英文强压下的施政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林全被呼下台实际上是民众对新政策的强烈期许。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4日的民调中，蔡英文的“总统声望”居然掉到了29.8%，再不换林全的话，可能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的话语权也会被大大削弱。赖清德刚刚上任五天就决定2018年度要为军公教人员加薪3%，赢得了阵阵喝彩。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蔡英文的“总统声望”已经回升到46.4%，还被戏称为“枯木二度逢春，世间少有”。然而，台湾当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因为蔡英文四面出击，似乎并不会马上得到解决。“一例一休”居然导致了“三输”的局面，即劳工薪资减少、雇主成本增加与物价上涨，如何调整成为关注焦点；“年金改革”导致民间对立情绪蔓延，虽然明年会对在职者加薪3%，但这是否能弥补之前对军公教的伤害以及是否能够刺激经济令人怀疑；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继续向前推进，岛内意见不一，不断引发对立情绪；“前瞻”计划在实施阶段能否有足额资金支持，以及是否能够由此带动全面性投资增长；台湾的能源瓶颈已经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民进党“2025非核家园”的泡沫何时被戳破？此外两岸关系的冷却对台湾经济的伤害如何评估？问题很多，难度很大，赖清德“走下神坛”后会发现，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会少于财经背景出身的林全。蔡英文能给他多大的“自由度”，两人是否在重大问题上会保持一致，又或者会面临分歧公开化的窘境，时间会给出答案。两岸关系短期内并非赖清德施政重点赖清德6月提出语惊四座的“亲中爱台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与林全私下会面了，也知道即将在后半年某个时间接任“阁揆”。当时，赖清德就迅速公开澄清“不会放弃台独”来取悦深绿群众，但身为台南市长讲“亲中爱台论”，实际上已有他在两岸关系议题上“试水”的意味。短期内，赖清德上任后面临岛内棘手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赖不太可能在两岸问题上有所突破，或者说两岸议题在赖的日程上应该是排在靠后的位置。当然，当蔡英文民调较高的时候，民进党内也不太会允许出现与蔡英文不一样的两岸事务表态。不过事情并不绝对。台湾当前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而台湾的经济外向型特点十分明显，所以，赖清德面对大陆实力崛起以及“一带一路”的迅猛推进，不论是面对媒体还是面对“立委”的质询，均需要有较为清晰的表态，至少需要以此安抚各地台商。此外，赖清德对于2020年或2024年“很有想法”已经不是一个秘密。所以，其两岸政策的表态是延续蔡英文的意识形态挂帅，几乎“逢中必反”和猛推“去中国化”，还是有可能务实理性地向“柯文哲路线”靠拢，即便不回应“九二共识”也回应一下“两岸一家亲”，值得进一步关注。民进党未来走向充满变数民进党眼下就推出了赖清德，实际上反映了人才培养断层的窘境。赖清德是一张所谓的“王牌”，声望很高，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置之后就有可能越来越被消耗掉，甚至变成第二位替蔡英文“挡子弹”的“牺牲品”。毕竟，2000年以来至今三任领导人任用了13位“行政院长”，平均每人任期不过是1年4个月，从来没有一位后来能选上过“总统”。所以，尽管眼下赖清德似乎“风光无限”，但难掩危机四伏。一旦某些政策处理应对不当，民进党内其它派系就会群起而攻之。当然，赖清德不同于林全，由于有新潮流的背后支持，可能在许多政策推动上会更加顺利，甚至“立法院”也会主动挡下许多蓝营的“杯葛”。不过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诸如“815大停电”这样的事件，“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责任”，赖清德可能会更加难辞其咎。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7日的民调显示，30.2%的民众最支持民进党，这其实只是某些绿营基本盘的回归而已。该民调同时也显示，“高达38.2%的民众没有特别支持哪一个政党”，这又反映了民众对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极度失望。所以，未来民进党已经没有了2014年“讨伐国民党”时的“气势如虹”，民众在观望，2018年台湾政坛可能会再次“洗牌”。总之，赖清德北上对他本人和民进党而言其实是一步“险棋”，但绝非是一步“妙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