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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4-24 “一周一行”新措施下,内地人走水货会减少,但空余出来的市场空间,可能会被港人补上。特区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水货客”一般是指携带大量水货频繁进出香港的本港或内地人士。跨境“水货客”活动对香港北区一带居民生活构成滋扰,市民生活必需品也因水货客抢购而缺货,物价亦有所上升。“水货客”问题在香港已出现几年,今年年初更是激发起部分香港市民发起“光复屯门”、“捍卫沙田”、“光复元朗”等街头抗议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有鉴于此,已于2014年6月向中央政府提出修改深圳居民“一签多行”为“一周一行”的建议。至本月,中央政府作出决定,自2015年4月13日起,深圳居民新申请和续期的赴港签注,由“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 “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后,有效期仍为一年,签注费和申请签注的手续仍然维持不变。综合而言,“一周一行”的实施,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实践优化,也显示香港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全力合作,强化对跨境“水货客”的管理。 纾缓香港负荷压力 取消“一签多行”的原因是要遏止“水货客”,从而改善通关环境和舒缓香港部分地区的居民压力——从理论上讲,“一签多行”变成“一周一行”后,访港次数将会由一年无限次变为最多52次的深港往返。 “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对大部分内地旅客不会有很大影响。据报导,超过九成的持“一签多行”访港深圳居民都是即日来回,因此,“一周一行”的调整预计对酒店业不会有很大影响。不过,这对来港购物和消费人士或会有轻微影响。 综括而言,“一周一行”措施,是针对直接造成“水货客”泛滥的“一签多行”作出收紧,但同时又尽量减少对其他内地访客,特别是观光旅游访客的影响。 对跨境学童家长带来不便 受“一签多行”收紧影响最大的应是“深港跨境学童”。“深港跨境学童”是指在深圳居住、香港就学、拥有香港户籍的学童,主要包括居于内地的香港人子女、单非(父母一方非香港籍)儿童和双非(父母双方均非香港籍)儿童。根据深圳边检部门统计,至2014年上半年,大约有1.6万“深港跨境学童”,他们每天都要跨境到香港上学。有些年纪较小的“深港跨境学童”更需要父母或亲人负责接送往返学校。 “一签多行”的家长在“一周一行”新规定出台后,不能每天接送子女上学,有些学校举办的家长活动也不能经常参加。为了每星期仍能多次往返,他们仍可选择改为办理“探亲”签注。可是,不少跨境学童家长表示,由于“探亲”签注只能三个月内多次往返,到期后需要再次办理,而且不能网上续签,相对来说,新规定仍会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有跨境学童家长认为,“一周一行”实施後,他们会放弃每日自己亲自接送,改为让孩子改乘跨境校车往返深港两地。但是这样做却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一周一行”难遏“水货客” 由于“一周一行”的调整并不影响已发出的“一签多行”签注,因此,新政策的成效还需一段长的时间后才能够完全显现。而且,“一周一行”新措施虽然可对自由行的访港“水货客”起到抑制作用,但却禁止不了本身是港人的“水货客”的活动。 有报导指出,内地“水货客”仍可向旅行社买“L签”,让他们改以“自制多签多行”形式,继续频繁来往深港走水货,从而避开“一周一行”的限制。“L签”原本是内地旅行社发给出团团员的证明,在过往,“L签”常被没有自由行资格的深圳非户籍居民所使用。这些深圳非户籍居民在过关时,会向关员展示“L签”,指自己到港后是跟旅行团旅游而不是“自由行”。因此“L签” 可能被滥用,同样可以被深圳非户籍居民和“一周一行”“水货客”用于来往香港两地。据报导,内地一些旅行社,仍存有大量的“L签”配额可供出售。 此外,据统计,水货客中有60%是香港人。这批香港人完全不会受“一周一行”的影响。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将是:“一周一行”新措施下,内地人走水货会减少,但空余出来的市场空间,可能会被港人补上,因此港人走水货情况或会有所增加。整体而言,走水货的活动,并不会因“一周一行”的实施而有所遏止。 改善建议 1.    “一周一行”让深港跨境学童家庭带来不便。因此,深港两地政府可考虑为跨境学童提供更多绿色通道,使跨境学童的家长能够克服障碍,接送子女上学。此外,两地政府也可考虑提供乘坐跨境校车的津贴,减轻跨境学童和家长们的家庭经济负担。 2.    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在北区设立大型的展销会集中商品销售,提供摊位让小零售业者、创业者竞投。在展销会现场,可设立专线巴士,直达关口。这样的安排。有助减少“水货客”占用地铁和公共巴士,而对当地居民造成影响。由于展销摊挡成本较低,具可行性,香港政府只需提供闲置用地即可。这样可以极大方便两地“水货客”和内地的购物者,也可减轻香港各区的旅客负荷压力和减少对北区一带居民生活的滋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30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已成为全球性社会痼疾。法国学者皮凯蒂对此做过深入且系统性的研究,其近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指出,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来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并建议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向超富阶层征收累进财产税。 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更为综合性的回应,直指社会攻坚战的纵深地带,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最新阶段性成果“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主席强调,面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达成此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是经济发展要惠及所有国民,不留下死角,不忽略任何人。中国执政党的最新战略超越了改革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适时展开先富带动未富路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皮凯蒂的思路不谋而合,即建构合法而强大的国家介入能力,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四个全面”是一个框架性纲领,执政党正逐步将其细化,落实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具体环节,其中,以“从严治党”为先导的政党制度建设是点睛之笔。通过反腐肃贪,着眼于制度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治行与治心并举,固本培元,执政党开启了党建新常态。中共完全有基础有条件创造一种普世的新型政党制度,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表率。 公意政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真实的社会共同意志被称为“公意”,而个体或利益集团意志的总和是“众意”。政权的合法性不由经公民选举获取的众意赋予,而是来源于社会公意,由公意团体的成员通过思辨、研究、批评与讨论得到。民权无疑是政府的服务目标,但一个正义国家不能以民众的选票为终极形式来维护和发展民权,公意团体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权由此奠定。 公意政治和依法治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统一体。公意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启示和价值理性来维护正义,要求立法机构制订良法和善法。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司法系统相对独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此得到妥善协调,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良好的法律是人们在理性指导下构建的规范体系,而法律并不总是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它始终需要公意的指导。国家权力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可以载入宪法,指明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探索价值理性的公意团体有权根据宪法来纠正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错误决定。 正常运作的公意政制能够杜绝任何世袭或专制,不容许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公意政制中的领袖被公意团体、法律、立法、行政和司法所约束,必须由公意团体推举产生,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制于宪法和法律。 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当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前途难以预卜,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客一味为特殊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无法体现社会公意。西方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属于典型的众意团体,各党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西式民主体制运行的最佳结果,就是求得社会的众意。遗憾的是,众意并不等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时常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代议民主制下的法治也罹患许多顽症,比如立法缺乏价值理性、法理、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方针的指导,在整体上向资本阶层尤其是权贵资本倾斜,严重忽视和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在代议民主制下,公民通过政客立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公意政府下,最终的立法者是价值理性,公意团体据此为国家和人民提供综合性指导。价值理性透过公意团体的理性探索来挖掘,独裁制、家长制、代议制政治系统都无法最可能地接近价值理性。只有依靠公意团体成员的思辨、研究、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批评与讨论,价值理性的云彩才会变成降落到社会现实的雨滴。 中国的一党民主 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自然应该是公意团体。邓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同富裕,其基因排斥贫富悬殊。从经典社会主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意,努力实施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政策。过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受挫折,是因为各国没有找到实现公意的制度架构和有效手段。历史的教训启示世人,公意的果实只能在公意和众意团体的互动中产生,而众意的实现离不开选举民主。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中国的政制发展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是服务于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劳动者必须拥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其次,国家的基层事务逐渐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解决,专业人士应该在其间扮演关键的角色;第三,民主制度必须建筑在公意基础之上,受到公意团体的指导,保证选举民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合理的政制应融合公意团体和众意团体,让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形成有效的动态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可行的办法是践行一党民主,即“一党执政,多元行政”的双轨制,中国共产党享有执政地位,统辖国防与外交力量,带领立法系统,掌握意识形态机构,而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国家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在内的高级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参与行政机构负责人选举,从而激发出多元竞争格局。作为公意政制的象征,执政党领袖拥有对民选总理的任命权,维护党权与民权的和谐、党权对民权的支持,展现民众对公意的尊重与服从。 执政党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价值理性、法理的探求,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路线和方针的制定;综合发展委员会崇奉司法独立和国家权力的适当分立,但有权任命和监督立法和司法机构的首脑,以及民选的各级行政首脑。改革后的中共演化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指导组织和公意团体。 此种体制符合中国的政治历史,呈现出儒家文化与民主精神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烙有墨家印迹的儒家社会,儒和墨者都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中华民族其实怀抱根深蒂固的公意传统。儒家的公意政治是中共可以深入开采的思想资源,也是世界政治发展需要的有益养分。人民共和国可以涅槃为一个新型儒制国家,而中国模式可发挥救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势能,世界将由此逐步欣赏并吸收中华软实力。 一党多派不合中国国情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欧洲早在十六世纪就接受基督新教,英格兰在十八世纪就拥抱独立司法体系,二者的结合把“正义”形塑为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实行多党逐鹿的选举民主不会破坏公共秩序。中国缺乏强大的超验信仰即宗教这一社会粘合剂,单向度地推行体现众意的多党选举民主,社会混乱难以避免。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和台湾选举中的三一九枪击事件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以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在中国实行一党多派,推动民主化进程,该思路曾得到中国少数决策者的认真对待。美国学界和政界乐意推波助澜,因为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统治世界的法宝。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党多派极容易蜕变为朋党制,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就是对现实的反讽。 日本曾经长期施行一党多派,自民党的党魁选举、官员配置都按照派系实力来协商分配,但其成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原因。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依靠神道教维护秩序,政治领域的特性是先有派、后有党,无论自民党党内派系竞争多么激烈,各派都诚心尊崇与服从天皇,都愿意基于此共识来运作政治体系。现代中国则缺乏这一共识土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19 中国民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仍不足够,不少人对公众地方禁烟规定仍置若罔闻。各地政府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办法,更有效地向民众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相关的控烟知识。 2015年的全国两会已于上周日落下帷幕,健康问题是两会期间公众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据报导,本次两会期间,会场相关区域均禁止吸烟。在会场及休息区域、委员驻地的室内区域、以及大会统一安排的车辆上,均一律禁止吸烟。在上述区域中,没有烟灰缸、火柴等烟具,并且会场禁烟区内的当眼位置都张贴了“禁止吸烟”的标识。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还提交了“关于在《广告法》中明确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提出,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重,以不让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成为吸引消费保持销量的手段为出发点,秉承《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精神,要求修订《广告法》,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首次“无烟会议”和“控烟”成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显示了中央积极推动控烟和相关工作的决心。 “无烟会议” 凸显中央控烟决心 2014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人员密集的室外公共区域禁止吸烟。这标志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正在进入全面禁烟时代。 不过,执行控烟绝非易事,因为一般烟民对此类规定都不太重视,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更重要的是,官员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吸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暴露出其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守法的意识不强,这不仅会破坏公共环境、影响公众健康,而且也损害了政府和公务员的形象,对中央的控烟工作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因此,这也成为政府在公共场推行禁烟工作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09年起,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就开始担任中国“控烟形象大使”;习近平成为新任领导人后不久,中央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显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央有意加大控烟力度。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更首次明确要求各代表在两会会议期间严守“无烟会议”的规定。此次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均身体力行,树立全面禁烟的模范,这正好显示了中央控烟的决心。 人大代表热议广告法修订 倡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而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广告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正在审理中的有关烟草广告的处理办法或将依照以下建议:“除了在烟草制品专卖点的店堂室内可以采取张贴、陈列等形式发布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以及烟草制品生产者向烟草制品销售者内部发送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制品广告外,其他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均被禁止。” 上述“汇报”显示,可在“烟草制品专卖点”室内发布烟草广告,烟草制品生产者亦可向销售者发送烟草广告。“烟草制品专卖点”即烟草业所谓的“销售终端”,包括专卖店、形象店、示范店、超市、商场、食杂店、便利店、报亭等,都是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出的“公共场所”。有全国人大代表担心,此举恐将导致烟草广告、促销的“开闸放水”。 2013年《中国烟草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底,全国持证卷烟零售户542.38万户,以当年全国总人口13.54亿计算,平均每250人就有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而大多数零售店外墙和橱窗均有卷烟品牌的广告语、海报、条幅等,现行《广告法》中所禁止户外广告的条文已形同虚设。 据内地媒体报导,《广告法》修订已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二审草案中,对烟草广告的媒介、形式和场所进行更严格的禁止。同时,“烟草广告退出大众媒体,却占领零售终端”的表述成为焦点。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出,若允许全国540万烟草制品专卖点做广告,犹如“开闸放水”,青少年将是烟草业终端营销的最大受害者。 中国控烟及其挑战 中国控烟工作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国家卫生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受到二手烟影响的非吸烟人士则高达7.4亿。中国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为全球之冠。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各种相关疾病。 据报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约43%的香烟产自中国,中国烟草产量超过了全球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确认,吸烟和吸入“二手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他多种肿瘤疾病的主要因素。不过根据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的一项研究,多数中国烟民对吸烟和吸入二手烟的真实危害性并不十分清楚。以青少年为例,多项研究均表明,烟草制品常见场所中多带有烟草广告,青少年如经常暴露于这些广告之中,烟草危害健康的相关意识往往会被淡化,并因此而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此外,近年内地学生吸烟率也呈上升趋势。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研究所调查显示,全国学生始吸平均年龄为10.8岁,北京市为12-13岁,吸烟行为多在初高中发生,且有向更低年龄发展的趋势。 面对严峻的现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吸烟所带来的各种危害。譬如,工信部、卫计委、外交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联合组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并曾在2012年12月发布《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其中也明确提出,“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另外,内地不少省市都已颁布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仍颇为松懈,特别是那些远离主城区的地方乡镇,更是很难切实执行有关禁烟的法规。...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04 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 2015年全国两会于本周召开,“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将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据内地媒体报道,“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有望于本月正式出台,并于今年开始落实。在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月25日发表的财政报告中亦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的战略如何成为香港经济新机遇?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有望成为内地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1.    贸易投资新机遇 香港具国际自由港优势,是连接内地与海外的关键中转站。香港具有完善的贸易和法律制度,具有高效和规范的商贸服务业。因此,香港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合作,进行互访,加深认识,藉此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贸易联系。 香港也可与这些沿线国家商谈自贸协议,鼓励投资和开拓商机,为香港货品、服务和投资进入相关市场,创造更有利条件。此外,香港也可与内地相关的省市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联合路演,推广经贸合作。2. 法律服务新机遇 香港具有丰富的产业转移经验。香港曾经历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为主导的经验,香港企业也曾经历由香港至内地、内地至东南亚的地理转移。“一带一路”合作的内容之一,是把内地产能向国际化转移。在此方面,香港企业的国际经营经验和产业转移经验,可以为内地需要转型的企业或行业,提供多元化的法律和专业服务。 香港所积累的丰富产业转移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内地相关地区或行业转型的参考。3.    金融服务新机遇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具完善金融体系。香港已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境外融资服务。在开拓“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下,香港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国际市场投资、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融资、资产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此外,2014年10月,20多个国家在北京签署了备忘录,正式宣布筹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香港以其在融资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可在金融服务方面全力支持亚投行的筹建和营运。 结语 “一带一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将为香港和内地市场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如能参考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再结合香港自身的作为国际金融、商贸和航运中心的特点,无论是港府还是港企,甚至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香港普通人,都有可能找到新的合作空间或发展机会。 同时,香港也能为“走出去”的内地企业、“一带一路”沿路的国家和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服务,为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2-16 “岭南通”“互联互通”的关键在于着力打通粤港澳三地在电子货币、交通往来、消费模式的区域界限,使人流、物流、资金流都能畅通无阻,让各地居民的生活更轻松、更便利。 据报导,由广东企业开发的公共交通电子货币包“岭南通”,已于2015年2月扩至广东最后的两个地级市:深圳、东莞。至此,“岭南通”全部覆盖广东21个地级市,连同香港的“岭南通.八达通”和澳门的“岭南通.澳门通”卡,“岭南通”平台基本实现粤港澳三地的公交電子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大大地增加了”大珠三角生活圈”的往来便利。 “岭南通”至今已发卡超过4,120万张,每日有超过1,200万人次使用,其中跨区交易最高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全国最大的区域一卡“互联互通”系统。岭南通”电子货币包使用途径广泛,具有极好的便利性。 此外,“岭南通”不仅在广东、香港、澳门地区开通,还与新加坡通卡公司EZ-Link合作,发行“岭南通•EZ-link联名卡”,更扩展“互联互通”至亚洲其他地区。一、“岭南通”如何实现“互联互通”? 由于粤港澳三个地区使用货币及汇率都不同,对于经常来往于各个城市的居民,需要预先准备好不同货币,结果造成出行及生活消费的不便。“岭南通”电子货币包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不仅可应用于公交巴士、地铁,还应用到出租车、城际轨道交通、道路客运及轮渡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并延伸到便利店、超市、咪表及停车场等服务领域。 “岭南通”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推广的广东省公交一卡通品牌,采用“岭南通•地方通”双品牌方式发行,如“岭南通•羊城通”、“岭南通•广佛通”等。“岭南通”是单芯片、非接触式卡,可安全兼容不同币种的储值电子货币包。随着“岭南通”卡全面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再加上与港、澳的“互联互通”,“岭南通”卡基本实现“大珠三角生活圈”的电子货币包“一卡通”。乘客只要手持“岭南通”卡,便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乘坐当地的公交车,基本可实现刷卡缴费。 此外,汽车客运联网售票已建成省联网中心平台,以后,乘客无论在网上、手机上还是在客运站现场,都能买到广东省内179个客运站发售的客运班线车票,“互联互通”的实现,大大减少窗口排队购票和往返奔波的时间。 1.    岭南通.深圳通 深圳通公司和八达通公司于2012年推出“八达通•深圳通”联名卡。深港两地的市民,购买了“互通行”卡就可以一卡通行两地。近期,深圳通公司还正研究基于手机的“空中发卡”技术,来实现深港两地“互联互通”的目标。 深圳通公司表示,为实现全省公交卡“互联互通”,深圳通公司对公交车刷卡终端进行了试点技术改造,可以兼容“岭南通”。 不过,深圳不少公交公司的公交线路目前还未纳入此次试点范围,深圳地铁也尚未改造,因此深圳只有部分公交车辆可兼容岭南通。另外,普通的“岭南通”卡现时还无法在香港和澳门使用,内地乘客必须要换成香港的“岭南通•八达通”或澳门的“岭南通•澳门通卡”联名卡,才能分别在香港或澳门充值后使用。 2.    岭南通.八达通 目前,在香港使用“八达通”的范围,遍布衣、食、住、行生活的各方面。据调查,香港有九成半, 年龄介乎16至65的市民,都有使用“八达通”搭乘交通、购物消费或外出用膳。使用“八达通” 消费,毋须携带辅币,轻松又方便。现时,“八达通”可用于香港的公共交通、零售业务、康乐设施、停车设施等30多种方式。 而在将来,港人只要持有“岭南通.八达通”,便可在广东21个市及港、澳免却货币转换和零钱找换的麻烦,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 随着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进一步融合,“八达通”将为经常往返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民众提供更多便利。目前,八达通”可在深圳超过50家的零售商铺使用,接受”八达通”付款的商户包括大家乐、大快活及深圳免税集团于深圳各口岸的分店等。 过去几年,“八达通”不断在内地拓展合作。2010年,“八达通”与中国银行携手合作,首次向内地客户推出”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令长城国际卡客户在香港可使用”八达通”购物、用膳及乘搭交通工具。 2011年8月,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后,宣布了一系列粤港合作计划,“八达通”与广东岭南通签订联名卡发行合作框架协议为其中一项计划。...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1-26 上海可广泛吸取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结合最新的预测技术,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以提高对突发安全事件的防范和处理能力。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上海市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并吸取教训。外滩踩踏调查报告最终于事件发生后21天的1月21日公布,报告指出: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聚集巨大人流;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缺乏公共安全风险的防范意识;再加上事发当晚预警不足、应对措施不当,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报告分析造成事件发生的五大原因: 1.    对活动风险未作评估。大量市民游客认为外滩风景区仍有新年倒计时活动,加上附近地区举办的相关活动,吸引了部分市民游客前来。黄浦区政府没有进行活动风险评估,导致判断失误。 2.    新活动变更的宣传不足。新年倒计时活动安排变更后,主办单位没有广泛发布新活动信息,导致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3.    预防准备不足。黄浦公安分局未对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进行安全评估,亦未对外滩风景区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此外,在外滩事发地一带,黄浦公安分局仅布置了350名民警、108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和100名武警,安保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4.    无实时预警。报告提及黄浦公安分局并没有执行市公安局每半小时上报人流情况的要求,也没有报请黄浦区政府发布预警,因此未能控制事态发展。 5.    现场处置不当。针对事发当晚持续增加的人流量,在现场警力不足的情况下,黄浦公安分局未向区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报告情况,也没有提出增援需求。 在对事件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五大建议,包括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管理、落实监测预警、实施应急联动和加强宣教培训等。 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香港兰桂坊的例子屡屡被人提起。1992年12月31日晚,在香港兰桂坊聚集了大批市民及游客庆祝新年。接近元旦倒数时,在场已聚集近2万人,场面开始失控,造成多人死伤的踩踏事件。为了避免惨剧重演,香港政府逐渐建立起成熟的应对机制,包括利用传媒提早公布封路措施、安排单向人流、要求公共交通工具配合疏导、安排医疗队现场候命等。香港现时采取的预警和人流管制措施和安排,值得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加以参考。 1.    落实安全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切实把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要严格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坚决把好每道安全关。 在报告中建议”切实把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换句话说,就是要落实对直接负责的官员进行问责。上海市政府在公布踩踏事件调查报告的同时,对被指主要责任的、在黄浦区政府任职的、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在内的11名官员进行记过、免职等处分。调查报告建议处分的11名官员中,只有两名是上海市公安局官员。 根据上海市监察局的解释,这是“依据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负责”,因此调查认定,“黄浦区政府对事件具有主要管理责任,上海市相关部门对事件负有指导监督责任。”虽然,上海市相关部门在监督上有失职之嫌,但调查报告并没有提及上海市领导、市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由于上海市处理此次事件的主要依据是《突发事件应对法》,故此将”跨年夜踩踏”定性为“事件”,而非“事故”。 有意见认为,主导调查的是上海市政府,而非国务院派出的调查组;同时是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追究事发地所属的行政区政府(县级以上)的责任。因此,在处理上会有所偏颇。 2.    加强对人流的安全管理。要按照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严格依法审批,落实相应监管和防范措施。并尽快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对公共场所群众自发聚集活动管理。...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20 要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症结在于增加土地供应。最终能否成事,则取决于当政者的管治能力与威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近日发表的2015年《施政报告》中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只要依法守法,就可把握机遇。敢于抉择,就可推进民主;进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他认为,改善民生,是依法守法、把握机遇的结果。 在民生议题方面,梁振英表示,解决住屋问题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他并且以最大篇幅在《施政报告》中解释房屋土地政策,并提出通过多管齐下去处理房屋问题。梁振英表示,特区政府有决心、有能力逐步扭转供求失衡问题。 《施政报告》有关民生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房屋供应。因此,本文主要就房屋问题作出点评。增加房屋供应措施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策略,尝试通过多管齐下,处理房屋问题。1.    加快兴建公屋 梁振英表示,将加大和加快土地供应,并且特区政府已在全香港物色到约150幅用地,正全速进行更改用途或增加发展密度。此外,数幅较大型用地也会改作房屋发展的用途。未来10年,特区的建屋目标是兴建48万个住宅单位。在2014-15至2018-19的五年期内,特区预计共有77,100个公屋单位落成;未来10年,每年平均兴建约20,000个公屋单位的目标。 不过,兴建公屋不可能立即见到成效。需要经过较长的规划程序和咨询工作,才能落实。此外,不少地区居民都不太欢迎新公屋兴建在他们居所所在地区附近,因此每次在地区咨询时,政府兴建公屋计划都会受阻。地区人士认为,兴建公屋会对附近居住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对现有居民,在交通、小区设施等方面构成影响。因而,政府在兴建屋公屋时,在规划公屋兴建的咨询工作,并未如想象中顺利。2.    取缔工业大厦内的住用“劏房” 梁振英表示,“劏房”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工业大厦内的“劏房”。因此政府将会继续全面取缔工业大厦内的住用“劏房”。住宅内的“劏房”,如违反消防安全规例,也会加强执法。 香港的“劏房”问题日渐严重,有关“劏房”的问题久久未解决,其原因主要是近年香港楼价和租金一直高企,令“劏房”这类相对廉价的房屋需求激增。 近10年以来,楼市炽热,不少市民买不起楼,也租不起整个单位,惟有租用“劏房”单位。旧楼业主发现把单位分间成数个细单位出租,比以整个单位出租更有市场,于是“劏房”涌现。由于现时政府对“劏房”没有作任何规管,业主们可将单位改建成多个劏房出租。劏房工程一般在屋内进行,若没有涉及楼宇结构,且不触犯其他规例,便不用事先获屋宇署批准。因此,合乎法例规定的劏房便不属违例建筑。可是,劏房改建时,业主经常都会忽略一些安全标准,因此有火灾发生时,劏房住户可能非常危险。 “劏房”管理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会直接影响楼市供需关系。我们问意“劏房”的安全风险不容忽,但政府在提出加强取缔工厦“劏房”的同时,如果不能在同区内增加租住楼宇,只会造成供应紧张,甚至会使该区内住宅租金,进一步上调。 3.    资助自置公屋 房屋协会在去年预售的2,160个新建居屋单位,市民反应极为热烈。因此,政府有必要积极与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机构,商讨资助出售单位供应,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置业机会。 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由市建局协助推出资助出售单位,以及将正在兴建公屋出售给“绿表”住户(现己租住公屋的住户,经核实合资格,将获编配公屋单位的特定组别人士)。 梁振英建议房委会选择正在兴建的公屋出售予“绿表”人士,表示可协助“绿表”人士自置居所,又能腾出单位,一举两得。然而,此项政策最少有以下问题︰ 1.    出售公屋实际上只是减少了公屋单位编配予轮候册中的基层市民,因为出售公屋实质是政府“卖断”出租单位,此等公屋单位一般不会再编配予轮候个案。 2.    有关行政安排延长轮候时间,一方面现有公屋租户购置新公屋需数个月时间才能入伙,腾出单位装修翻新亦需数个月;轮候册个案亦因而不能入住质素较好的新建单位。...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9 2015年的《施政报告》能适时响应香港现时所面对的经济挑战和要求,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将有助保持香港在国际和内地市场上的竞争力。 内地经济高速增长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在面对机遇的同时,香港也需要作出正确抉择,才不至于错失良机。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梁振英便提出要全面支持和强化香港的各项产业,务求达到产业多元化的目标。 梁振英表示,将全力推动内地与香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他透露,特区政府会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加强资助私营机构的研发项目。 此外,为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也将与广东省政府积极商议,在南沙、前海、横琴等新区的发展中,为港人港企争取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各种产业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起着与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之间的联通作用。2014年,香港服务和贸易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90%,是香港经济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香港经济要有好的发展,就必须对于维系国际与内地企业间良好关系有所助益,并同时为双方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去年12月签订《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令粤港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已为香港的服务与贸易产业提供一个发展机遇。1.    专业服务自由化 专业服务是香港经济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香港的专业服务界积极拓展内地市场,其中以法律、会计、审计、建筑及工程等最为突出。2012年,专业服务业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达4.7%,相当于整个旅游业。 现时,通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多个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都可享受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专业服务自由化可增加香港专业人士的发展机会,也可促进内地有关行业的专业化发展,形成香港与内地的双赢局面。2.    贸易业务自由化 中央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将增设3个试验区,并于今年3月1日挂牌。其中,覆盖南沙、前海和横琴3个新区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促进粤港深度合作。在3个新区中,前海邻近香港,已在探讨引入港式管理与监管制度,致力发展为港资进一步进入内地市场的窗口地区。 我们预计,随着深港在服务零贸易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更多香港专才将前往前海工作,港人港企在营运和发展空间方面的机会将大大增加。特区政府为港人港企争取最好的优惠政策和最大发展机遇,也将帮助香港企业走出香港、在内地寻找新的商机。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 创新及科技可令经济更多元化,提供更多研发的工作机会,以及提高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增长。梁振英表示,政府将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资助,其中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特区政府将向“创新及科技基金”注资50亿港元,并将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纳入基金之内。加强资助研发项目的一些建议 香港是金融业发达的城市,非常适合扶植创新及科技业。我们建议,香港特区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可考虑以下措施,积极扶持创新及科技企业:1.    积极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本港与科技相关的学系在招收本地学生修读研究课程方面并不理想,导致本港未能好好培养和留住本地的科研人才。招收的内地生则往往在修毕后,前往海外发展而不是留在香港。这常使投资者因找不到人才而放弃在港投资,并进一步导致香港的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创新及科技局特区政府可通过资助,积极培养并留住本地毕业的研究人士,为香港作出贡献。 2.    简化资助申请手续 不少创新及科技企业的人士反映,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程序繁复,规条冗长累赘。由于拨款过程缓慢及过于保守,一般科技公司常无奈放弃申请。因此,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应该考虑简化创新及科技基金的申请手续,增聘处理基金申请的人手,妥善基金资源的管理。 3.    增加资助金额...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5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4日发表《施政报告》,对过去一年的香港政治、经济状况作出总结,对今后一年的工作进行展望。这是梁振英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也是“占中”事件发生以来的首份报告。 在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而不是‘绝对自治’。同时,有关政制发展的内容被置于《施政报告》的首要位置。《施政报告》的标题是:“重法治 掌机遇 作扶择”,“法治”排在最前位置;副标题则是:“推进民主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其中“推进民主”也是在首位,由此可见港府对香港管治问题和民主问题的重视程度。 我们的点评将对《施政报告》“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三方面分别进行评论。追求民主应依法守法 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须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应依法守法,否则便沦为无政府主义。” 香港“占中”事件对香港的法治所做成的冲击,有目共睹;为香港市民所带来的不便和对香港的经济的危害,也很巨大。所以,“占中”人士就算是具有追求民主理想的良好愿望,但如果他们所用的手法是违法的,就会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占中”最终能威胁到政府作出让步,也会不合符真正民主的法治要求。因此,追求真正的民主制度,应以”依法守法”为大前题,而不应以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利益为手段。 《施政报告》有关推进民主内容的主要有两部份,分别是在第二章的“政制发展”和第十一章的“地区行政及管治”。政制民主发展:普选行政长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有实质的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过去一年,中央与特区政府已多次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港府府于上周三宣布启动有关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第二轮公众咨询,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的框架内,坚守法治、理性、务实讨论,凝聚共识,让500万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特区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出修改《基本法》附件中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启动政制发展“五步曲”的第三步。 只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将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大进步。地方行政发展:扩大财政支持和决策权 特区政府建议于2016年1月新一届区议会任期起,实质增加区议员的酬金15%,并为每名区议员增设每届任期10,000元的外访开支拨款。增加财政资援。此外,政府还将于下一届区议会任期开始,赋予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主席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决策及统筹权力,处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并由区议会就工作优次提供意见。政府会积极考虑增拨人手和资源,在18区全面推行,以进一步落实“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地区机遇地区掌握”的理念。 香港区议员的酬金自2008年起就未有检讨过。现时香港有逾半民选区议员均属全职,工作量亦日益繁重,提高酬金将有助吸引更多有质素以及承担的人士参选区议员和担任全职区议员,更能全心全意为地区服务。 建议:区议会应设“青年议会” 让更多青年参与公共决策 “占中”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参与“占中”人士以年青人为主,但香港给与年青人从政机会有限,若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年轻人很容易转向较为激进的政治组织。所以特区政府针对“后占中”时期的民主发展,可考虑在区议会中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一方面有助其参与公共决策,一方面也可多听取他们的要求。 经过“占中”运动后,更多青少年会会关心并期望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而现时区议会辖下委员会却缺乏一个专责青年事务或给青年人议政的机构。我们建议,政府应注意吸纳青年参与各层面的公共决策,让青年人觉得有能力在建制内反映意见。透过各种咨询和决策机制的对话交流,让青年人发挥影响力,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如能通过区议会设“青年议会”,便有机会让青少年加入公共和社会事务的讨论,进而增加他们的参与途径,以及对社会的承担和归属感。结语 政府除了增拨资源给区议会外,也可拨出更多资源给各区的学校、青少年中心和小区服务机构,使其他们参与推动区议会的青年工作。小区和学校若能结合“青年议会”与区议会的工作,将有利政府推动地方行政,也令青少年从基层即感受到认同。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最近一次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结果题示: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持续低于警戒线,只得40.6分,这预示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特区政府在切实做好第二轮政改咨询工作的同时,还应从长远规划着手,尽可能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参与公共决策,多听取他们的诉求。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1-09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己进入最后阶段,这要求相关政策制定者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风险评估,在保障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对有关战略的支持力度。 据内地媒体报导,相关部门正加紧对“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的最后完善,相关内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丝路基金”的金融支持也陆续到位。“一带一路”规划出台,也将会给保险业在投资方面带来新的利好消息。在推动保险业“走出去”的指引下,保险业对于“一带一路”产业的参与更可扩展至港口、物流、航空、园区建设、公路、环保、水利等行业。 “一带一路”的跨境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主要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约2,481亿元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将与亚投行挂钩,主要是以中国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丝路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项目方面,提供投融资的支持。 “丝路基金”的成立主要有四点意义: 1.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2.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 3.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4.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此外,相关部门也将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据估计,若中国逐步加大“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投资速度,未来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总投资额,可望达到1.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8万亿元)。 “丝路基金”可承担高风险贷款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如此庞大的对外投资,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可有效减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的效益。“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对外投资的安全要求。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我国企业将会持续加大通过“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寻求投资商机,因此,国家风险评估的需求也将会很大。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正急速增长,企业在境外的贷款需求也急速增长。然而,境外信贷市场的高风险,一直是监管机构的棘手问题。有银行银团贷款部主管称,他们对跨境贷款态度审慎,均会要求担保条件,由于境外贷款存在高风险,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不愿接手。而此次“丝路基金”的设立,是希望通过国家去承担贷款风险,藉此拉动国内企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风险评估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划定了“一带一路”内的重点国家,正积极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并将适时根据其信贷风险异动情况向国家提供参考评级和深度研究报告。 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全球192个主权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评价模型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一国的国家风险,包含17个一级指标,53个二级指标,基本覆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风险事件。一、    国家风险的概念:国家风险的概念有两点要注意。1.    国家风险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1984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国家风险定义:“国家风险是跨界贷款中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所引起的。”推而广之,当贸易、贷款、投资等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后,几乎一切因为国别差异而不是企业或个人因素而产生的风险都可以视作国家风险,包括东道国的政治决策、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政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因素引起的风险。2.    国家风险是一个随时代和市场需求而变化的概念。曾任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戴维•黑尔很好地道出了国家风险定义的特点:“国家风险的定义将不断变化。永远都会有决定国家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只有市场才能够决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不同的机构或学者都可以根据其业务需求或研究需求对国家风险进行适当裁切,形成适合自身需求国家风险定义。二、    国家风险分类:国家风险分类主要有两种。 1.    按照引发国家风险的事件性质分类:可以将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等。(见图:国家风险的分类)优点是对国家风险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合理的分类。按照这种方法撰写的分析报告脉络清楚、结构合理。许多资信评估公司的分析报告都采取这种方法,如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