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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3 7月底，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去地处大兴县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后来的事件就出现了多种版本，但网络上显示的事实如下，来采访记者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郭宅，并偷拍录像，遭到郭的徒弟围打。 打人事件出来后，舆论哗然，对郭德纲极其不利，加上他又在自编自导的相声以及博客里为打人的徒弟辩护，称他们为英雄，高喊“记者啊，还不如妓女”，以及讽刺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结果引来包括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封杀，据说他出版的书也下架了，节目也不能在北京电视台播送了。 这封杀的消息传出后，网上舆论马上转向，纷纷从指责名人郭德纲打人、骂人可恶到同情他被北京电视台等拥有“公权力”背景的机构封杀。此事至今没有平息，也让网民意见发生两极分化。 纵观网上意见，我们发现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该”字。记者该不该打？记者被打事件传出后，大家一边倒地同情记者，谴责名人郭德纲，但随后公布的录像带与对话却显示记者有违职业操守甚至违法（侵入私人住宅、偷拍等）的行为，于是，挺郭的人一片高呼“该打”；可是，没有几天，这“该打”的声音就被“该封”的声音掩盖了：因为相对于记者而显得“强势”的郭德纲，在北京电视台等公权力背景的机构面前，也只不过是“弱势”而已，当他支持徒弟以暴力执行“私刑”的时候，比他更有权力的电视台则对他实行了明显是违反宪法的“封杀”，鉴于郭德纲等人至今没有对被打的人，以及自己的错误言论道歉，部分网民认为“该封”…… 这两个“该”字，折射出网民激情有余，法治观念稍显欠缺的缺陷。问题就出现在上面所说的两个“该”字上。同情郭德纲打记者的网民们忘记了，即便记者违法闯入私宅，违反了法律，也应该由法律来处理，而不是“该打”，更不应该被名人郭德纲侮辱。那些认为郭德纲只是说错话了，没有超过言论自由范畴的人士忽略了，当今西方最自由的国家里，如果出现名气如郭德纲这样的公众人物当众侮辱记者不如妓女的事件，媒体都不会轻易放过，而那些被他指责和讽刺的媒体同样拥有封杀出镜的自由。 问题在于，封杀郭德纲的北京电视台与西方媒体不一样，并不是私人媒体，而是拥有公权力背景的国家电视台。而由拥有公权力背景的电视台来“封杀”郭德纲，甚至把他已经出版的书都从书架上拿下来，则是违反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里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这个“该”封是为违法的，是大大的不应该。 与法治精神并行不悖的是网民中浓郁的人道与人文主义情怀。正如村上春树所讲：在鸡蛋与石头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当娱乐大腕郭德纲的徒弟打了记者，而他竟然利用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相声平台与新浪的名人博客辱骂记者不如妓女的时候，网民站在被打的记者一边，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比郭德纲更加强势的电视台对他进行封杀的时候，几天前还“又臭又硬”的“石头”郭德纲立即沦落为“鸡蛋”郭德纲，几乎是同一时间，网络民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网民同情弱者，自觉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人文关怀，以及普通民众对滥用公权力的厌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德纲事件也折射出中国网络民意渐趋成熟。■杨一星

2010-08-13 8月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政府总部会见港区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即将在10月份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征询意见。按照惯例，曾荫权将会陆续会见社会各界人士，搜集各方意见，为施政报告落笔作准备。没有悬念的是，改善民生必定是曾荫权新施政报告的主轴。而民生三大议题——房屋、老人和福利之中，房策无疑是重中之重，港府是否复建居屋最惹社会关注。 政改方案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已经转向改善民生。7月13日，曾荫权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即明确宣示：未来施政重点是改善民生，听取各方意见后，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落实。他并点出《施政报告》的焦点会对准三大民生议题：解决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房屋政策及老人福利。 去年十月，曾荫权上一份《施政报告》一发表，“高楼价、置业难”旋即成为社会焦点，房屋政策备受质疑，成为港府施政的“政治包袱”。连月来，香港楼市不仅未有降温迹象，楼价还越升越有，社会上呼吁复建居屋的声音自然越来越强烈。面对社会压力，特别是“八十后”一代置业难的怨气，港府不能不回应市民诉求。今年5月港府宣布，就是否动用公帑资助市民置业展开为期五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将会在9月17日结束，而检讨结果即将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交代。在房策上，港府如何压抑飞升的楼价？复建居屋？增加卖地？《施政报告》都要有个说法。 港府过去几年在民生方面着墨甚多，为民纾困的“派糖”措施层出不穷。而香港经济尽管遭受20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但是经济维持增长，失业率也在过去一年间不断下降。不过，社会怨气始终未消，民情躁动，抗争不断，“仇富”、“反商”言论充斥坊间。曾荫权承认，香港当前的社会矛盾，部分体现在社会贫富差距，部分是期望与基本制度不协调。处理社会矛盾最根本方法，是令市民受惠于经济发展，分享繁荣成果。 要解决香港的的深层次矛盾，让市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港府的社会和民生政策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再依靠一次次的“派糖”，势必要从政策配套、财政分配甚至经济结构上着眼、入手，进行结构调整。从创富转向均富，福利措施加快向草根阶层倾斜，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政策等等，正进入一个十字路口。■少波  

2010-08-13 两岸刚刚签署ECFA，观察家们多对海峡两岸走向和缓的未来充满期待，怎料却在此际意外地“擦抢走火”。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表达善意的“撤飞弹说”，遭到对岸恶意解读，引发两岸之间一场隔空交锋。这是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首次出现尴尬的僵持，显示出两岸关系和互信仍然异常脆弱，需要双方共同呵护。 7月30日上午，首次亮相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和撤除导弹等问题都可以谈。这本是以北京一贯的立场回答提问，而且是中国军方首次触及撤飞弹的敏感问题，对台湾民众关注的问题释出善意，但是台湾方面的连串回应却令人瞠目。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第一时间回应媒体：“他讲的那个（指一中原则）我们没法同意。”到了8月2日（周一），回应开始升级。总统府发言人罗智强呼吁，若中国大陆愿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主动撤除飞弹，将促进两岸关系的重要一步。据悉，罗智强的声明即是8月2日当天马英九召集国民党、行政院、立法会首脑的午餐例会上所作出的决定，目的是为不影响年末的“五都”选举，捍卫吴敦义早前的回应。紧接着，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8月4日在美国公开演讲时声称北京应废除“武力对台”的法律，更强调“这是两岸关系发展中必须去除的障碍，大陆必须改变思维，调整政策。” 面对对岸不断升级的指责，要求以“九二共识”代替“一中原则”，甚至要求废除《反分裂国家法》，北京的反应尽管克制、冷静，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北京官方在驳斥赖幸媛时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地阻挠和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是在国民党重返台湾执政舞台后北京官方甚少使用的言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投书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台湾方面目前正在采取进攻的态势，而且咄咄逼人”。他认为，台湾方面目前“是要做到‘陈水扁做不到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出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十周年庆”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意有所指地指出，两岸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地阻挠和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样的提法在马英九执政以来实属罕见。 在两岸和缓的局势中，在“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携手合作之中，“撤飞弹＂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却在提醒我们：北京和台北的合作互信基础不能破坏，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大局，值得两岸当局“倍加珍惜、善加呵护”。■纪硕鸣

2010-08-13 美国最新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未敢进入黄海演习，却一转舵，回身杀至南海，高调地访问越南，参与8月11日开始、为期一周的美越联合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层级不高，但是这个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展开的军演，无疑令东亚地区为之关切。 40年前你死我活，40年后眉来眼去，美越之间似乎挥别了过去的恩怨情仇，情感越来越热络。越南和中国有岛屿主权之争，美国需要在南海制衡中国，你情我愿，美越走近，也在情理之中。 在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越南历来有争议。尽管越南声称自己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但是从未占有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目前由台湾当局管辖的太平岛位于南沙北端，岛上有淡水，乃唯一适合人群长期居住的南沙岛屿。越南一直心存染指该岛之意。正因为如此，当台湾当局数年前在太平岛上扩建机场，越南迅即提出抗议。 但是，南沙群岛较大的50多个岛屿中，由越南占领的超过了一半，而由海峡两岸所实际控制的仅仅有9个。从石油勘探到旅游开发，越南近年不断加快步伐，开发其目前所控制的岛屿，以造成实际管治的现实。 从中国周边地区的格局来看，美国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非常清晰，而且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竟然和当年围堵苏联有些类似。为了对付他们认定的头号敌人苏联，他们宁肯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北京建立友好关系。如今，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和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越两国有可能在军事上进一步接洽，不排除有合作的可能。 但是，越南已把美国引入南海争端，东盟国家未必高兴。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日前在庆祝东盟成立43周年的活动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无需美国干预。南海问题应由有关国家来解决，美国是西半球国家，实在没必要插手这个问题。对于东盟国家来说，美国是“兴高采烈”地插手南海争端，他的战略意图达到了，但是留给东盟国家的也许是更多的麻烦。■华鼎

2010-08-12 外电报道，北京五所监狱的审刑室装上了全新的监控录像设备，今后任何审讯嫌犯的过程，都会被全程拍摄下来。这是公安部一项新的措施的试点。外电消息称，今后可能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监狱与拘留所。外电在评论中国公安新举措的时候说，这是继云南监狱里“躲猫猫”致死，以及各地监狱与看守所陆续爆出“喝水死”、“睡觉死”等等疑似死于严刑逼供与虐待等事件之后，公安部推出的有力措施。报道引述中国网民意见时说，网民虽然仍然对公安部门“不那么放心”，但有录像设备总比没有强，这是一个进步。 这个进步显然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集中表达意见的广场。从过去几年政府各部门推出的相关措施来看，绝大多数措施是顺应网络民意的直接结果，很多政府新规定的内容里甚至直接使用了网民的建议。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公安部门是走得最快也最远的，平均每两个星期，就会发出通知，颁布新的规定，大多涉及约束警力。 外媒报道，不久前武汉爆出拉嫌犯游街，广东东莞警察用绳子牵着赤脚的性工作者在烈日下行走，引起网民一片挞伐，公安部门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颁发了禁止令，勒令全国公安，禁止类似事件重演。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民众对公安工作的不满依然排在前面，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形式的犯罪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不同阶层尤其是官民之间的对抗如干柴烈火，这种状态就把公安推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风头浪尖上。公安既要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又必须在大多官民摩擦中，处于夹心的位置。可以这样说，当今的很多矛盾与冲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几乎都需要公安力量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门要想像其他部门一样，“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大多社会矛盾发展到后来，就都变现为公安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碰撞”。 这就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严厉的挑战。如何面对挑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很多人可能会说，老百姓希望依法办事，因为法律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武器。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依法办事，更是保护公检法执法机关的利器，法律也同样保护执法者。 就拿在监狱与拘留所安装摄像头一事来说，这无疑是防止公安审讯中滥用权力，保护嫌犯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可与此同时，这些摄像头，也能保障公安依法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嫌犯污蔑陷害公安对他们行为不当的时候，公安的同志可以把录像作为呈堂证供，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外电报道，公安部门在审讯室里装摄像头的做法，本身就有保护嫌犯，也保护自己的意思。当一向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国公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也需要用摄像头来保护的时候，说明中国的法治也在小步前进。■恒均

天大研究院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 2010-08-10 这两年，随着重庆打黑在全国引起的热议，“黑社会”成为网络上最热的词语之一。然而，社会各界不但对“黑社会”的定义存在不同意见，对“黑社会”的历史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黑社会”状态，各国政府又是如何成功打黑等等情况，都缺乏认识与研究。为了更好地打击黑社会，我们首先必须认识黑社会，研究黑社会。天大研究院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认为，应该从历史与全球的两个角度对“黑社会”现象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梳理。 中国最早“黑社会”出现在民国 如何界定“黑社会”是认识与对付黑社会的关键。中国最早的黑社会出现在民国时期，而这之前的中国历史，从西方对“黑社会”的定义来说，是没有“黑社会”的。在界定黑社会的时候，要参照世界各国对“黑社会”的定义，切忌扩大“黑社会”的范围。“黑社会”一词的关键在于“社会”，秦朝以降的中国集权专制时代，“社会”基本上都被朝廷牢牢控制，既无“公民社会”的土壤，“黑社会”也难以生存。可见，“黑社会”出现在集权专制迅速崩溃的民国时期，出现在集权政府对社会放松了控制，而健全的公民社会又没有形成的过渡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这一点，从世界各国黑社会的历史也可以得到佐证。 研究中国的“黑社会”，除了研究民国时期的“黑社会”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出现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现象。曾经广泛存在于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现象，如果从其形成、壮大发展与式微的过程来研究，会给我们一个对“黑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无可否认，最早背井离乡的华人华侨（包括一些被“卖猪仔”到美国的早期华人），在海外历经千辛万苦，还受到经常性的歧视与欺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人为了自保与自助，往往组成一些地下组织，使用一些在当时主流社会认为不合法的手段保护来自“唐山”的同胞，把伤害减到最小。这不能不说是早期华人“黑社会”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唐人街形成的重要原因）。 可是，当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公民社会逐渐健全起来的时候，华人同其他族群一样，说理的地方多了，有权投票选总统，也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之后，华人“黑社会”发生了分化，那些以自保和自助为主的“黑社会”迅速瓦解，不复存在，另外一部分以走私贩毒开妓院为主的“黑社会”则沦为纯粹的“犯罪团伙”，不但无法吸引华人社群，也成了过街老鼠。到今天，他们充其量是“有组织犯罪”，已经和当初的“黑社会”概念相去甚远。 公民社会发展攸关黑社会消长 西方各国黑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式微也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国家黑社会最猖狂的国家是美国；而“黑社会”被完全消灭了的国家则是纳粹德国。作为两个西方文明最优秀的代表国家，德国和美国后来带给世界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权对社会有所放松，民众拥有了一定的聚会结社的自由的产物。然而，这毕竟是与主流社会相悖，与公民社会也格格不入的一种社会形式，如何对付它，消灭它，就成为自从有了“黑社会”，各国政府就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 从各国黑社会的历史来看，“严打”都被采用过，然而，对于一个脱离了集权时代，滋生了“黑社会”土壤的国家政权来说，“严打”始终无法脱离法治的轨道。在美国与欧洲“打黑”的历史上，从头到尾伴随着公民对国家借“打黑”而滥权的抗议与抗争。“严打”黑社会的效果如何？如何“严打”黑社会而不至于知法犯法，把“打黑”弄成了“黑打”，黑社会没有打掉，反而把社会弄得更“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公民社会是对付黑社会的利器 以美国黑社会从猖獗到式微以至到今天完全转入地下，最终消亡的消亡，不消亡的已经沦为见不得人的犯罪团伙为最明显的例子，无疑可以得出世界各国“黑社会”的消长，正好同“公民社会”成反比的结论。西方有一个关键人物值得研究，那就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是美国少有的同“黑社会”保持不清不楚关系的总统，但也同时是大力推动“人权法案”的总统。正是他竭力推动的人权法案，让美国公民社会日趋完善，而“公民社会”正是对付“黑社会”的最有力武器。 黑社会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黑社会，知之甚少却谈“黑”色变，更加可怕的是采取错误的方式对付黑社会。从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我们探索形成黑社会的历史原因，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原因的时候，就不能以倒退回到过去的手法来对付黑社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法治与民主是对付“黑社会”的最好办法。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08-10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中亚，从黄海到东海、南海，美国势力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无处不在。黄海军演一波未平，南海主权一波又起，中国怎么办？博弈能否继续？难道像有些网友所说，博弈失败，搏杀将起？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的时代结束了？新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 南海问题当然不是起自今日。10年前的南海撞机事件早就落幕了，但幕后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可无论是幕前还是幕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件事：美国对中国南海的关注一直没有减弱。南海出现今天的紧张局势，美国在东盟会议上旗帜鲜明地站在越南、菲律宾一边，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但必然中也有偶然，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在两国一起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在两国领导人即将于年底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天大研究院研究员带着这个问题，向美国政界，学界请教，收录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如下，供大家思考。 中方立场触动美国神经？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学者认为，美国在南海上转趋强硬，和中国在朝鲜半岛所持立场有关。而东盟诸国这次在会议上向中国发难，也是因为看到北京支持这个地区的“恶棍国家”北朝鲜而心生寒意，感觉需要找到一个靠山。利用南海问题，顺势把美国卷入区域事务。而这一想法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于是发生了“一拍即合”的事：美国抓住这个机会，登堂入室，不费一枪一炮之力，而增加了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一位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官员则有另外的看法，他说，真正触动美国神经的是7月3日中方向访问北京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宣示“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第一次把“南海”与台湾、新疆、西藏等核心利益相提并论，先是让美国人一头雾水，随即感到大事不妙。他说，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表明美国立场，是“憋”了好几个星期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什么叫“核心利益”，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核心利益，所以，2008年的时候，当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游行示威抗议西方干涉中国内政、在西藏问题上指手画脚，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西方无话可说，只能暗中记在心里。之后，美国表面上与中国和和气气做生意，但实际上对中国是不能不防一手。可是现在，中国突然宣布距离自己陆地有1400海里的西沙也是涉及领土的“核心利益”，要知道有些岛屿根本不在中国人掌握之中，这问题就严重了。 他说，美国情报界甚至有人故意解读，这是中国向那些涉及南沙主权国家的“宣战”，对于美国也是致命的。要知道，一旦南海被北京划定为“核心利益”，等同于西藏与新疆，那美国的航母从哪里走？美国为此紧张、害怕和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 南海海域因远近而不同？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则有另一番解读，他说是美国人误会了北京。他说，“南海”（South China Sea）范围如此之广，既包括离海南岛一千多海里之外的海域，也包括海南岛周边的海域，中方提出的与新疆、西藏等同的核心利益区域应该是指近海一些区域，这些地区无疑是“核心利益”，可听在美国人耳朵里，“南海”是没有区别的。 然而，美国人真分不出北京外交部口中的“南海”，还是假装听不懂，将错就错？这就值得思考了，总之抓住北京宣示南海是其“核心利益”不放显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否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不会有机会在东盟会议上表达“南海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这是一位美国网友在Facebook上的留言。他说，北京政府既然一言既出，肯定是驷马难追，他不可能向你美国解释：南海海域又因远近而有所不同。 中美就朝鲜半岛问题博弈被军演取代，南海博弈又展开。一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表示，中国当局所说“南海”有可能是指靠近海南岛的海域，美国有可能故意误解从而推出“南海是美国利益”。但是，谁又能证明北京不是故意用模糊的“南海”概念来试探美国的底线？他说，把一个距1400海里的有争议的区域与新疆西藏台湾相提并论，表面看是维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实则是很不负责任的。也在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对“核心利益”的界定。他对中国人把南海当成是自己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都可以理解，但既然你说了西藏、台湾和新疆是“核心利益”，就不应该把西沙和南沙也归到这一类。 中美南海博弈形势严峻 无论是否北京没有表达清楚，还是有意试探美国底线；不管美国是否真被激怒，还是借机向北京表明自己的立场，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博弈已经展开。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严峻，他可以理解有网友怒发冲冠，宣称要强硬起来，不惜开战、搏杀，而不愿意韬光养晦，不想“和平”崛起，更不愿意婆婆妈妈地博弈……在领土与主权问题上，中国该强硬的一点不能软弱，在对外关系上，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但是，用对抗取代合作，用搏杀代替博弈，那会不会正好是一些畏惧中国和平崛起的小国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会不会正好帮助某个想要围堵中国的大国把战略重心明正言顺地转移到我们的家门口？  

和谊 2010-08-10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赠予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提法，说是1949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只搞阶级斗争，不搞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最宝贵的30年光阴。这个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新中国建立后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当时百废待兴，改革举步维艰，即便“开放”，也没有几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会承认你，更不用说来投资做生意了。建国后，我们先是选择同苏联一起站在铁幕这边，后来中苏决裂，撤走一切外援，中国旋即陷入东西冷战的夹缝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够，在国际上只剩下南斯拉夫等几个“铁”哥们。当时处境之艰难，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中国是如何在外交上走出困境、奠定了今日和平崛起的基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诸如周恩来这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运筹帷幄，最终领导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走向世界。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天大研究院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收集了惠特拉姆先生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世界对于惠特拉姆并不陌生，白奥政策是结束于惠特拉姆任内的。惠特拉姆先生于1954年当选为澳洲议员不久，就第一个在议会中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7月，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先生又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他的公开访问同基辛格博士密访北京只相差四天。这两次访问都在某种程度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2日当选澳洲总理，20天后，澳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3年11月，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中唯一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人。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惠特拉姆那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这位澳洲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盯住电视屏幕观看惠特拉姆的一举一动，心里渐渐产生了对那个遥远国家的兴趣，最终促使他选择学习当时堪称冷门的语言——中文。惠特拉姆当然不单是影响了陆克文先生一人，他影响的是整整一代澳洲人，他改变的是中澳关系。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字里行间记述了惠特拉姆走过的路，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在中国崛起、并吸引了全球目光的今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The Road to China（通往中国之路）无疑是更浪漫与赏心悦目的，然而，有谁还记得，当初世界各国通往中国的路，不但充满荆棘，甚至“难于上青天”？ 1971年惠特拉姆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位同行者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感叹道，几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今年有可能访问月球还是中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月球。——不错，对于很多西方政治领袖来说，访问已经被人类征服了的月球，显然比访问北京的风险与难度都要小很多。就在惠特拉姆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当时的澳洲总理在堪培拉对他竭尽讽刺之能事。惠特拉姆先生顶住了压力，奠定了一年后澳中建交的基础。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惠特拉姆先生的言谈中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交谈，还有作为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是研究中澳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开创了中澳关系新纪元的惠特拉姆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中国有句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没有忘记惠特拉姆这位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个老朋友。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退下来的惠特拉姆先生十数次访问中国，与老朋友叙旧，建言献策，为中澳两国关系把脉。他在这期间的多个演讲与发言，也收集在这本书里。 第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由毛主席、周总理与惠特拉姆共同开创了“通往中国之路”，接下来的“路”却需要中澳两国政府与人民一代代走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少数澳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与选票而哗众取宠，中澳关系之路，一路走来却不乏磕碰，并不顺利。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澳关系一度走进了低谷。 也正因如此，天大研究院在此时推出惠特拉姆先生的文集，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在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洲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这本书亲手转交给习近平副主席，他说：“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送给您的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很高兴收到他的赠书，请转达我对他的良好祝愿和诚挚感谢。”习副主席接过这本书，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到访厦门的惠特拉姆特先生有意要求当时任该市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陪同他遥望金门，惠特拉姆先生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习副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习副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被澳洲媒体称为“中澳关系雨过天晴”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这样说，在两国人民与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将会继续延着周恩来与惠特拉姆等老一辈开创的和平、友好的大道走下去。 正如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所说，良好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的利益。而荣誉出版《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正是天大研究院对促进中澳关系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华鼎 2010-08-10 从2008年开始，美国驻华使领馆明显加强对中国网络意见领袖的接触，其频密程度超过了之前十年，更超过了其他国家驻华使领馆的总和… 笔者从互联网新闻、博客、微博和论坛里搜索到的不完全资料显示，过去两年里，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驻广州、上海等领事馆，以活动、聚会与约谈的形式一共与中国网民（尤其是知名网友）接触了52次以上。这种接触大多是集体活动与聚会，单独约谈的占到三分之一。由于部分单独接触的网友不一定会在网络上公布相关会谈事宜，所以，以上的统计数字应该低于实际发生的次数。但就以这个数字来说，已经远远高于美国之前十年间与中国网民的接触，也远远高于所有国家驻华机构与中国网民接触次数的总和。 美方多渠道频密收集中国网络民意 本文中的数字统计都是从Twitter 、微博、Facebook 与博客等得来，网友们出于各种原因，都会在事前或者事后主动在网络上公布与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接触。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谈话等，美国方面也会以邮件或者其他形式在互联网上公布活动日程。 根据网上收集的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驻华使领馆）与中国网民（主要是有影响力的知名网友）接触的主要形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当美国国务院有重要的新闻或者信息发布，美方感到事关中国网民而通过正常途径又无法传达到中国网民的时候，一般会组织一些中国网络意见领袖聚会。例如希拉里发布美国对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看法的时候，美国使领馆就组织了一些中国网民一起听演讲，并当场翻译过来。这使得希拉里的发言，成为迄今为止最快传达到中国网民的美国政策，传播的途径包括即时的微博、论坛、新闻页面与信箱信件传递。同时，美国方面也能够及时收集中国网民对美国国务院政策的一些看法与意见。 第二种，通过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政治部门工作人员，集体但更多是单独约见中国网络活跃分子，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中国事务以及美国外交的看法。尤其在有美国重要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前后，以及双边关系处于微妙或者危机时刻，类似约谈显著增加。 还有其他的几种涉及到美国政府方面与网络意见领袖接触的不同形式，包括有重量级美国政府官员或者专家学者访问中国时，美国驻华使领馆都会邀约一些网络活跃分子，安排双方会谈，协助他们沟通。另外，他们还协助美国政府部门和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邀请中国网络意见活跃分子访问美国等等。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美国驻华使领馆与中国网民的直接接触，在过去两年大幅增加。在这之前，美国驻华使领馆也经常邀约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参与由他们举办的活动、聚会和对话，但从中国网络活跃分子中直接挑选邀请，并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则是2008年以后的事，尤其是最近两年。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驻华使领馆很可能是因为把关注焦点转向了网络意见领袖，这几年邀请中国社会名流参与活动的次数不增反减。 美方关注网络民意影响中国国策 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网络民意越来越重视？这和中国网络民意的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最重视的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与政治外交，而在互联网作为平台凝聚了巨大的民意之前，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中国民意所起的作用都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民意在过往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方面也无处着力。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互联网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网络民意已经强大到足够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了，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决策甚至在考虑军事关系的时候，听取网络民意的迹象也处处显现。这种情况就给急于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及时收集中国网民的意见，对美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有大有裨益的。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一位访问学者声称，美国国务院系统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国网民意见，其实是受到美国学界和智库的影响。早从2003年起，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发现，中国互联网民意不但在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外交领域甚至军事领域，也不可小觑。这位智库专家声称，大概从那时开始，你看不到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文章与智库报告中会缺少“中国网民”几个字。相比较而言，美国政府部门反而有些后知后觉。 这位访问学者也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中国网民意见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美国方面转而重视收集中国网民意见，实际上对摸清中国政策走向有一定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公开的情报收集。他说，由于网络民意在中国公共决策上已经超过了某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国务院系统公开收集中国网络民意的做法，可能比中央情报局收买中方某位高级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在海外的子女的传统办法更行之有效。 美方收集网络民意带有政治倾向 无论是利用网络意见领袖传播美国相关政策与讲话，还是收集网络民意以便制定对华政策，我们也从网络收集的公开资料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接触中国网民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意见表达，他们主要是倾听网民意见，更没有试图影响与引导中国民间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行。这也许是出于外交规定与保密原则，因为任何一个网络意见领袖，都不大可能听任美方“请勿外传此次对话” 的吩咐。 由于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挑选中国网友收集意见、展开对话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活跃于博客中国的一位作者认为，美国有可能从这些网友中得到不全面甚至误导性的“中国网络民意”。他说，美国接触的这些网友往往是被中国政府边缘化了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网友的部分意见可能比较极端，有些甚至会说一些美国方面愿意听的话，他不无担心地说，这种情况出现的话，美国又如何保证能够在这种“中国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出的政策没有偏差？ 不过，他还是对美国政府放低身段愿意与中国网民进行沟通与对话表示赞赏，他说，这也许是值得中国政府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