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1-09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 尽管“包容性增长”没有正式进入“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正文中，均衡发展的理念贯穿着“十二五”规划的全文。 均衡发展理念贯穿“十二五”规划 在今年第5 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倡全球要进行“包容性增长”。他称，“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上述提法与温家宝今年年初的提法互相呼应：“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综合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一是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过去五年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惊人，比如中国建成全球最长的高速铁路网。而房地产投资也在短短数年间发展迅速。各地区社会住宅投资从2000年的7594亿增长至2008年的30881亿元。1997年，城镇住宅投资出现负增长。不过，2004年出现近30%的增长，而2008年的增长率是25%。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的总值比重更是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之前二十年的数字似乎更加乐观一些。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93.4%，1985年是85.5%，而2001年则是50%。2002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数值基本上在40%左右徘徊。一方面是我国出口强劲，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不敢消费的心理。 近十年来国内还出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国进民退”。尽管官方对“国进民退”不予承认，许多学者却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吸收大量的银行资本，而且利润惊人。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4万亿元投资中，有九成资金流向了国有资本。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10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地位岌岌可危。10多年后的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团队的力量令全球的商人望而生畏。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中，1992年，中国只有2家上榜，2003年是12家，而2008年是26家，他们中绝大部分就是国有企业。国企员工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2007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均年工资是44706元。而同期的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才29229元。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收入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基尼指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近年来两个事实还加重了贫富差距。一是房价高居不下，迄今为止没有一项调控措施被证明完全有效的。二是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尽管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实现零的突破，不过，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低于同类经济体，而且远弱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 舍弃“增长”二字背后大有文章 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来看，最重要的是不再对GDP发展提出硬性指标要求。比如“十一五”报告就提出，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7年十七大报告续提，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翻两番。这次规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经济结构”取代了“经济增长”成为执政党最关心的议题。此外，以往中央在相关议题上的表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现在提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舍弃“增长”字眼背后大有文章。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来就是以增长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否今后各政府部门细化任务的时候仍然会提具体“增长”目标，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的文件不再提“增长”是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这也可能从侧面回答了为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没有正式进入文件。不过若是强调均衡、共富的发展，用“增长”这个词也无大碍。 在提到均衡发展的具体建议前，笔者认为还要澄清一些误解。许多专家认为“十一五”规划是当前不均衡发展的主因。其实中国的均衡发展策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提出，最著名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开发。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当时提出的。目前的问题是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也是“试错”的成本之一。 改善居民报酬应该有所作为 要做到均衡发展，笔者建议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抑制房地产价格发展。房地产行业对社会的贡献已经受到较多的质疑。房价的上升虽然有助于拉动GDP增长，不过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健康的。香港的许多问题都与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有关。大量的高级人才被吸入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为，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损害。房地产行业过度发育还伴随着大量的欺诈事件，香港“发水楼”和“天价房”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房地产行业的负面问题。中国内地的房地产业也是弊端丛生。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内地房地产业积累的负面问题更多。 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十五年，中国的财政积累已经有一定的底子。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援助国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足以应付当前的各种基本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实际的对策终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一日不解，房地产市场回调的概率就很低。如果等到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全面进行财政改革，恐怕为时过晚。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严重抑止居民消费的倾向。 二是在改善居民的报酬方面要有所作为。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过低由来已久，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过程的一贯思路：重积累、轻消费。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型基础设施、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军事设施。此举无疑对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助益。不过，居民收入过低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消费和投资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其次，报酬过低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下，职工的生老病死均由单位来负责，低工资的负面作用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城镇房屋商品化和市场化之后，员工的实际福利就更集中于工资收入。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高工资对保证员工的士气非常重要；适当的报酬也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在一起。遗憾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一路向下。更严重的是，政府部门的报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后开始改善，因此私营部门的报酬相对来加剧下降。这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当不利。 三是需要加强扶贫工作。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1981年全球共有19亿贫困人口，如今大约为14亿人口，这5亿人口的脱贫大多数归功于中国的扶贫政策。但是，就中国内部来说，扶贫并不是特别乐观。国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指出，印度在扶贫方面比中国的进步更加明显、更加持续。这足以引起中国的重视。此外，中国扶贫还有一个制度性的缺陷：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过低。比如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纯收入200元，而2007年这个标准为1067元，而2008年是1196元。不过近期有消息称，贫困线可能要大幅上调。以每天每人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贫困线应为每天每人2美元）来衡量，我国的贫困线显得过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基于民众的衣食需要来定，而国际的标准是要求贫困人口有经济能力进行社会交往等等。 贫困线上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贫困人口获得的政府直接补贴大幅提高。而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可能在短期内急剧上升。如果是从政绩来看，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似乎是一件坏事，不过，实际改善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好处。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之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历了内部重大自然灾害和外部金融危机的考验。不过，深层矛盾也逐步凸显。“十二五”规划的新提法值得关注，如何落实则更加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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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衡 2010-11-08 2010年10月16日重阳节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继续开车去女生宿舍楼接他的大学生女友。当他接上女友，返途经过肇事现场时，被在场学生和保安拦下。面对自己造成的一死一伤，李启铭不但没有关心伤者，而且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经证实，李启铭的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这件事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我爸是李刚”成为最流行的火爆语言，网民仅仅围绕“我爸是李刚”造句就多达十几万条，网民在无奈、幽默与恶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悲愤。 虽然李刚父子先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广大民众道歉，而且一度痛哭流涕，但网民的群情激奋并未缓和下来。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位肇事的年轻人，甚至也不一定是冲着一位级别并不高的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这件事折射的是民众对法治建设不足、司法领域不公现象的痛恨。毋庸讳言，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没有素不相识的网民们不遗余力地发帖与跟帖，李刚的那句话“我爸是李刚”可能比任何法律都管用。 不久前杭州发生了“富二代”的“70码”，已经深刻地教育了普通人一次，也教育了富二代们一次：撞死人了，千万别说你有一位富翁爸爸。现在又有一位年轻人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撞死人了，也千万不要说你的爸爸是领导。 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众的仇富和仇官心理，可能永远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民众为什么在这类突发事件中会对“富”和“官”们如此仇视。原因很简单，在普通民众的经验与“常识”中，只要是富人或者官员，总能够使用不公正的、置法律于不顾的手段为自己脱罪，摆平一些事情，让普通的民众承担生命、金钱与尊严的损失与伤害。 从过去几年网络上民众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来看，可以这样说，民众对贪污腐败与贫富不均的仇视远远比不上对执法不公的痛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不但是调整收入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与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建设法治社会，努力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可能有人说，法治社会是保护普通民众的，对掌权者不利，对执法者不利，所以他们不会执行的。其实，这种看法是有误区的。在一个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社会，“法治”其实保护的不单单是普通的民众，也保护那些掌权者、执法者。 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上面这件案子，李启铭驾车撞死了人，这是一起单纯的交通肇事案，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发生至少上百起。可就因为他这句“我爸是李刚”，这起案子引起了大众关注，也变得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公众与媒体现在不但不会放过李启铭，甚至已经把怒火烧到“无辜”的李刚身上，据说纪委已经参入调查。如果无意外的话，李启铭和李刚可能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较为严厉的惩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实事求是，肇事者李启铭未必会受到牢狱之灾（在西方法治社会里，过失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者被判坐牢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他父亲受到“牵连”（连坐）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此时此刻，最希望“法治”的反而是在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围攻下的李刚父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05 10月10日，朝鲜举行庆祝劳动党建党65周年的阅兵活动。在2010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朝鲜阅兵所展示的军力及其战略意图，尤其耐人寻味。 10月10日，朝鲜举行庆祝劳动党建党65周年的阅兵活动。此次阅兵，朝鲜不仅首次邀请世界各国媒体共同对外直播，金正日三子、接班人金正恩大将更在阅兵台上站在金正日的右侧，引起全球关注。也许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接班人吸引了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力，海内外评论界对朝鲜阅兵本身的关注却似乎显得不足。在2010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朝鲜劳动党的党庆阅兵所展示的军力及其战略意图，尤其耐人寻味。 增强常规武器威慑力 虽然受阅武器装备的数量和种类并不多，但此次阅兵却从多方面展示出朝鲜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和作战信心。从老旧的T-55型坦克到“舞水端”弹道导弹，在在显示着朝鲜的多种战略、战术意图。 朝鲜拥有约3000辆的T-55坦克，该型坦克在朝鲜陆军中仍处于中坚地位。因此此次展示T-55坦克无疑是提醒缺乏纵深优势的韩国，即使朝鲜缺乏技术优势，但是仅凭数量还是可以进行突袭作战的。“暴风” 1型和“暴风”2型主战坦克作为朝鲜陆军的新装备，在此次阅兵中亮相。“暴风”2型在T-62炮塔基础上明显加装了类似于中国99式坦克的楔形装甲，防护方面的现代化升级使其至少具备了和韩国“K-1”坦克交战的资格。这表明朝鲜不甘于目前的技术劣势，并且有提高军队现代化作战水平的意图。 阅兵展示了三个类型的火箭炮，包括一款122毫米和两款240毫米火箭炮。受阅的122毫米火箭炮类似于中国的90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有40发备弹，短时间内可以进行两轮射击，这类小口径火箭炮应该是为配合坦克部队的前进作前线火力压制的。而240毫米火箭炮的预估射程可能在45到60公里之间，其火力可以延伸到首尔，无疑是对韩国实实在在的威胁之一。 朝鲜展示坦克和火箭炮部队，目的是凸显其战略意图：凭借陆军的数量优势，有能力迅速突破三八线，直插首尔，摧毁韩国政权的军事指挥能力。坦克的数量优势和密集火力的配合是执行这样作战任务的关键。因此，在这样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标之下，即使武器老旧，其常规武器的威慑力依旧不容忽视。 朝鲜空军虽然集体缺席此次阅兵，但是一种类似于俄罗斯“S-300”或者中国“红旗-9”型的新型地空导弹却首次亮相，引人瞩目。外界虽然无法掌握其准确的作战性能，但是机动的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系统、弹箱保存并垂直发射等特征足以证明朝鲜的国土防空能力在过去几年中长足进步。对于几乎没有空中优势的朝鲜而言，先进的地空导弹至少能够对可能来自于美韩的空中打击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使韩美在可能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有所顾忌。 “舞水端”首度公开亮相 弹道导弹无疑是这次阅兵的重心所在。朝鲜此次阅兵展示了多款弹道导弹，包括“KN-02”型先进战术短程弹道导弹、“黄松-5”型短程弹道导弹，以及首次出现的“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 外界猜测，“KN-02”的射程应与俄罗斯的SS-21相仿，在120-140公里左右，精度误差在100米以内，那么它的作用无非是精确摧毁韩国指挥系统以配合坦克进攻部队迅速控制首尔。但是，无论“KN-02”多么先进，其意义仍然是战术上的，这让它在“舞水端”战略导弹面前黯然失色。 如果说核威慑能力是朝鲜军事外交战略的皇冠，那么体现核武器投送能力的“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就是皇冠上的宝石。虽然美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发现朝鲜正在试验一种射程更远、更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并以舞水端导弹试验场来命名该型导弹，但是直到此次阅兵式才能首次公开审视该型导弹的真面目。外界推测，“舞水端”仿照苏联SS-N-6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外形设计，而由此推测它的燃料配载和弹头尺寸，最终估计出其理论射程可能达到4000公里。如果“舞水端”降低射程到2000公里就能覆盖日本全境，而弹头配载重量则能大大提高，足以搭载核弹头。该型导弹采用6轴车载发射系统，提高了其机动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因此，“舞水端”不仅使朝鲜具有了实用的核武器投送能力，更使朝鲜的核战略进入了实战阶段。 朝鲜在这次阅兵中没有展示只有射程、却不具备实战能力的“大浦洞”型导弹，明显是为了向外界表明其核战略已经进入实战阶段。因此，“舞水端”将真正是朝鲜未来在各方博弈的重要砝码。 金正恩登场别有深意 阅兵前夕的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时隔44年后召开如此高层次会议，确实令各方对朝鲜政局高度关注。此次会议产生了朝鲜新的最高领导机构，金正日继续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局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而金正恩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仅被确定为金正日的副手，更被视为金正日的接班人。 金正恩在阅兵式上的出现，对于朝鲜外部和内部所发挥的影响都远远在任何武器之上。他身着中山装，与金正日作为接班人时的形象是统一的。金正恩出现的意义并非是突出他个人，而是向朝鲜内外表示革命后继有人，以及朝鲜与帝国主义继续斗争的决心和能力。在政治上，金正恩肩负着把劳动党主体思想传承下去的重任，在军事上应该被认为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做长期斗争的“最重要武器”。 “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韩先指责该事件是朝鲜的军事行为，继而在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牵动了朝鲜的战略神经。因此，朝鲜举行此次阅兵，对国外展示出应对挑衅的勇气，甚至不畏战争的决心，对国内展示出朝鲜与外界进行战略级别军事对抗的信心。 从目前的局势发展来看，朝鲜半岛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对抗加强并且互不信任的阶段。在美国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韩两国之间加强合作，而朝鲜积极展开政治军事反应，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正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
穆骏 2010-11-02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放开限制，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媒记者经常向笔者抱怨，在报道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时，手头能够使用的资料少之又少，官方披露的简历不过一页半张左右。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反复引用在海外出版的一两本所谓“领袖传记”。有外媒记者拿出这些“传记”，向笔者打听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与“背景”，也希望笔者能够向他们推荐一些。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官方所披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资料，也越来越显得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 中国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传记。可以这样说，不标榜个人，尤其是在位期间不“树碑立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不成文规定，也是优良传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与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国外到国内，政府、领导人与民众尤其是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民众与媒体对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与期望。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资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中国政府一直实行的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一优良做法受到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不鼓励领导人写自传，也严格限制国内出版与媒体业界涉足此领域，反而给了海外一些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你不能出版，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你不许领导人谈一下想法、写出他们的思想，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海外大书特书，造谣生事的有之，错漏百出的更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有些只为了图利赚钱。大家不妨到海外尤其是港台的书店、报摊去看一下，几乎中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与“评传”都能够找到，而且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当初制定低调规则的部门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有需求，因为海外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因为海外政治机构与媒体也希望有这类书上市，补充他们的资料库。 根据笔者对海外这类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类书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对中国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一些海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精心编制所谓领导人“传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放在里面，但在关键地方就夹带“私货”，甚至偷梁换柱，不但误导普通读者，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外政府决策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判断，因为这些编造的传记大多成为外国政府智囊与情报机构重要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一些以牟利为主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粗制滥造，“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位书商就对笔者说，写领导人的传记保证赚钱，不过得有看点。什么是看点？他解释说，看点就是在网络上收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好是“独家”与“耸人听闻”的猛料。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官方控制这类书籍出版，结果海外能够摆上书架的这类书，都以上面两种为主，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官方形成一种有效的新机制，加大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力度，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版党和领导人的相关资料，供海内外读者尤其是海外政府机构、智库与媒体采纳、使用。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杜绝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传闻。第二，国内外媒体关注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尽量抽出时间，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在谈到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政策与法规。第三，对于海外一些明显是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的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应该通过当地正常的法律手段，采取一些措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第四，适当放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自传与传记的尺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或者自传，是让所有粗制滥造的“传记”立即失去市场的唯一有效办法。 笔者也注意到，由于“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出版界在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与自传束手束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对于翻译作品限制得不那么严，结果造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已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出版业的知情者透露，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其实是由中国人捉笔完成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出版而不得不假借外国人之名。因为只有外国人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才有可能“翻译”后在国内出版。这一现象也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与时俱进，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0-22 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近日成为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热点话题。据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央政府房产税有关文件已经进入会签阶段，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房产税征收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十一”假期后，财政部、国税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了对房地产税会签的法律程序，会签之后就可能由国务院来进行最后拍板。9月29日国务院所属八部委房市新政将征收调节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的措词由“加快研究”（4月份国务院常务办公室会纪要）调整为“加快推进”。 在征税方面，房产税有可能对住宅类型方面进行细分，比如别墅、大户型等要多征收。对普通家庭来说，房产税可能设定一个免征额度（面积或者套数）。按目前的消息来看，中央可能会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税率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对于计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一种做法是在最初的售价基础上进行计征，虽然此举简便易行，不过无法起到切实调控房产升值的作用；另一做法是进行市价评估，好处是随行就市，不过征税成本过高。 房产税等相关税种一旦开征，确实会给置业者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投资房地产从长远来说并不是一种合算的投资。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开征房产税，整个房地产行业很快就垮了下去。这种提法是有夸张的成份，不过，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第二个好处就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一个稳定的税源。国际经验表明，财产税往往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公路和废水处理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房产税恰恰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源来弥补基础设施等投入所造成的资金不足。如果能够开征房产税，可能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解困找到一个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房产税还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的贫富差距日趋加重。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说明社会的重新分配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推行大量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等等。房产税开征后无疑会提高收入调节的效果。 不过，房产税所带来的好处不能高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税负过高。尽管各种以税为名义的财产征收在中国不高，但是各种以其他名义征收的费用却相当高。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二。因此，看税负不能仅仅看正式税收。在税负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有可能给中产阶层施加压力，而真正的富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开这些税收。 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国内的意见纷呈。潘石屹认为，“从内心来说，中国征房产税有必要。三年之间，我一直在思考房产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都在征税，美国、英国、法国、香港……”；“征收房产税，最大的道理就是，不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一个公司里，两个员工收入一样，十年前没有买房的员工，收入和资产就会很低，所以，长期来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对推动社会公平是有好处的。”不过，潘补充认为，他自己接触的人99%反对房产税。 有部分专家对开征房产税持反对意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房产税在短期内对遏制房价有效，而中长期来说，未必有效。杨还认为，房产税有可能加重已经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购房者承担了大量各种配套设施的费用，每年还要再支付房产税有不公平之处。 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就承认港府对楼价高企有一定的责任。他指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为了保证香港房地产业的稳定，港府对土地供应做了一些调整。而这几年香港土地供应过少，导致了许多新建住宅“豪宅化”（在给定的土地上建豪宅以图巨额利润）。因此，港府承诺今后每年将提供足够的土地供商业住宅使用。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无疑是问题的根源。地方政府如果不正视并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那么房产税开征等措施可能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0-22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8月19日晚上突如其来的加息之举，震撼海外资本市场，美欧各地的股市、汇市、金市立即出现大幅调整，但是次日的香港股市却显得波澜不惊，全天仅下跌了0.9%，当天下午更从谷底反弹近200点。港股没有被内地加息所“震散”，固然有资金市、散户捞底等等因素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香港这个投资中国的近水楼台，海外资本对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评估更为积极、正面。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海外资本已开始捕捉机遇，竞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投资界的朋友透露，香港一家全球性的大型银行新鲜出炉一份中国投资策略报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分析，并直接提供投资建议供投资者参考。10月18日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相隔不过两三天时间，香港资本市场迅即回应，对国策进行剖析。这种敏锐、高效的背后，显示着海外投资界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关注。 数据显示，至本月初，全球投资中国或香港的股票基金已激增至2500只，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五成。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资金正在不断流入香港。香港8月份狭义货币供应M1和广义货币供应M3分别达6971亿港元和36700亿港元，按年增长12.6%和5.6%。全球投资基金蜂拥至港，是要把握中国经济崛起的投资机会，而《决定》的正式出台则成为海外投资的新风向标。 《决定》是在今年9月经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七大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决定》全文，时机上与五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相为呼应，一脉相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海外资本市场对此心领神会。 《决定》首次明确界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更量化了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2015年力争达到8%左右，2020年力争到15%左右。中国2009年的GDP为3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将有望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为8%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因此，投资界有“下一个4万亿”之说。 今日之“4万亿”与2008年的“4万亿”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之举，而前者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对投资者来说更是结构性的投资机遇。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十年内崛起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将意味着中国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确立，而房地产、重型工业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地位势必被改写。因此，《决定》的推出，被海外投资界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战略拐点。 《决定》明确了七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对如何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深化国际合作、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一一做了安排和指导，更明确将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以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可以预见，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陆续出台，资源配置的相对倾斜，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正因为如此，布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外资的必然选择，海外资本市场将会掀起投资中国新兴产业的热潮。全球各类中国投资基金将陆续推出相关概念的投资理财产品，大型跨国企业也会在中国市场捕捉新的商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取得突破，海外投资热潮如何发展，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0-18 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 由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相撞而引发的中日间一场长达几乎20天的外交较量，期间有关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金属的报关手续一事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日本传媒甚至扬言：“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冲突，重开稀土报关的话，丰田公司的Prius混燃汽车和夏普公司的Aquos液晶在年底就会停产！” 日本资源国策战后长期空白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除了部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产量之外，几乎全部能源和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之所以在60多年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挑战美英列强，原因在于美英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双方的矛盾一直发展到最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制裁，这样就迫使日本要和美英拼个鱼死网破。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国力上和英美的差距。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资源，而日本海军又无法确保从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往日本本土运送物资的通道安全，日本在1941年底所存储下来的600万吨重油，到1945年战争末期涓滴全无，残存的军舰和飞机处于无法行动的境地。 有过这么惨痛的教训，日本理应比任何国家都要关心资源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采取过比别的国家更加积极的资源政策。这当然与美国人有关系。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后才实现独立，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事务的处理都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监督下进行，在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政府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肩负着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这样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承诺了保障日本资源补给线安全的义务。日本的资源政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下的。 石油危机改写日本资源国策 但即使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武力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护日本所需资源。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是美国武力鞭长莫及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所引起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了美国的武力并不能完全保障日本能不间断地得到现代工业社会分秒不可缺少的石油供给。从此，日本人除了开发节油技术和其他能源技术之外，还开始了像战前那样贮备石油。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在国家层面已拥有12个大型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足够全国94天使用量的石油。除了国家储备之外，民间企业也有83天的储备量。在有了近半年储备量的前提下，日本就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了。 日本政府经产省属下有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叫“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组织（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JOGMEC）”，是由两个原来的国营企业石油开发公团以及金属矿业事业团改组而来的。石油储备问题就是由石油开发公团负责，而金属矿业事业团也负责了一项物资储备，就是稀有金属储备。 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成为了钢铁大国，特别是各种优质特种合金钢的生产大国。当时生产合金钢时所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都产自政治很不安定的非洲国家。为了应对这种不安定，日本也学着美国和瑞士的做法开始储藏稀有金属。 根据修订后的《金属矿业事业团法》，日本从1983年开始储备镍、铬、钨、钼、钴、锰和钒这七种稀有金属，国家和民间企业分别承担42天和18天的储备量，共计60天，以保障经济安全。实际上，1998年国际市场上确实因为钒矿石短缺而出现价格飞涨，当时日本即靠在国内市场放出这种战略储备而撑了过来。 日本海外广寻稀土金属新矿 日本除了石油和上述七种稀有金属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稀土金属的储存。实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就一直有要求在国家战略储备中增加铟、锂等稀土金属项目的呼声。重稀土金属中的镝和铽尤其受日本人重视，这是因为它们是制造混燃动力汽车的高磁力马达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日本政界特别不稳定，内阁更换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出现无序开发稀土元素的乱象，硬生生把贵重的稀土金属给“卖成了白菜价”，这也令日本人疏于开发中国以外的稀土资源。 但是过度、无序的开发，令中国的资源渐近枯竭。今年9月上旬中国商务部高层对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表示，如果按照现有速度开发，15到20年之后中国的稀土资源会全部枯竭。实际上，在今年年初中国就已经宣布了要开始削减四成的稀土出口量，给日本人敲起了警钟，钓鱼岛事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次验证的机会。 日本目前的对策是在哈萨克斯坦、越南、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等地开发新的稀土金属元素矿床，但是即使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稀土矿山投产一般也都在2014年之后。那么，2014年之前，日本的稀土供应，只能依靠中国的出口或者是他们那些外界不明虚实的储备。...
2010-10-07 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事先张扬的中国慈善之行，不仅在中国富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之下，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议。这段期间，内地媒体上时常可见对“吝啬”的中国富人们的冷嘲与批评。好在，在这一片“劝捐”声中，也有一些另类声音传出来，这得归功于逐渐走向多元的社会，以及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富人能够持续几代？ 笔者对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前来中国鼓励与督促富人更多地捐款及参与公益表示赞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富人的捐款比例确实非常之低。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富人就缺乏一颗慈善与公益的心。我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与西方存在差异，中国富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都未曾经历过的。 中国富人做善事的历史同样悠久，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由于历史上富人的财富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天大的财富几乎都归皇帝所有，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富人只不过是在为皇帝们暂时保管财富而已。大家不妨回头看一下，在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最大原因不是败家子捣蛋，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我们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的制度。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么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么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这样胆战心惊拥有财富，谁还想到去捐献？ 鼓励富人们多创造财富 当今中国大陆富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社会上“仇富”风气日盛，同样让人忧虑。目前的中国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大多数是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白手起家的。在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 如果说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拿出一些捐献出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捐给大学扩大教育，设立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学术机构，那是值得肯定的。可由于中国当今经济迅猛发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这些拥有创业与经商经验的“富人们”更应该做的是扩大生意，增加就业，为国家多交税。我自己认为，一位老板，与其把财富“裸捐”给某个福利机构，不如继续扩大生产与经营，延续自己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拿出部分钱财“细水长流”地回馈社会。 让富人对自己的财富放心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当政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疲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政府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保护弱者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去保护富人的权益？当今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待完善，社会仇富与官员利用职权欺负富人的事情屡有发生。最近不时会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与家人寻求更安全的住所。我想，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说到富人们如何贡献社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要用捐钱的方式，更不必用“裸捐”。在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我甚至认为，富人们捐钱给某些“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先搞清楚那些钱是否都用在实处了。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富人们手中有钱，脑袋中有经营才能与智慧，更积极地报效国家，应该比其他的群体更有条件。例如，投资教育，培养人才，设立一些民间智库机构，为国家与社会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所亟需的。■易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09-29 如果从分析日本政坛变化的视角来看这次钓鱼岛撞船事件，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政坛出现了“教科书政治家”。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 日本政府最近在钓鱼岛水域的表现是很反常的。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抗议，不断扩大事态，非法扣押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十天后于9月19日居然宣布再延长十天，直到24日才宣布释放詹其雄。 前原主导钓鱼岛撞船事件 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都与一个叫做前原诚司的人有关，此人在2005年5月以后当过大概半年的民主党代表。去年民主党执政之后此人担任国土交通相，这次在钓鱼岛海域抓捕中国渔船的海上保安厅正是在他管辖之下的水上警察。事发之后，此人坚持“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要根据日本国内法律严肃处理中国船长”的立场。本次菅直人组成改造内阁之后，前原诚司改任外务大臣，延长拘留期限和起诉船长都是他上任外相之后的作为。 日本并不是什么严格的三权分立国家，政治家们并不把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看作金科玉律。日本的举动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政府行为，特别是现在的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所打的旗号就是“政治主导”，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政治主导的事件，绝不是现在日本政府想刻意打扮的仅仅是警察或司法案件。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就是现外相前原诚司。 但也不能从本次事件中简单地推导出前原诚司是反华、仇华或者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前原诚司在担任国交相的时候在扩大中国游客来日旅游和增加中日之间班机数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渔船问题上前原诚司所持的观点十分简单：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日本有权按国内法规严肃处理，决不让步。 前原闯祸后为何人气不减 可以把前原诚司看成一个现象，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前原诚司现象”的出现表明日本政界人物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外国人在观察前原诚司的履历时会感到很不理解，这位前原在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让民主党无地自容的事，因此不得不辞去党代表的职务。 2006年2月，民主党一个叫永田寿康的议员，指控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小泉解散众议院搞“邮政选举”的时候接受了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家堀江贵文三千万日元。永田寿康还拿出了送钱的电子邮件和武部勤儿子的银行账号作为证据。 前原没有认真核对这些资料就在国会上捅了出去，结果事实是这些所谓的证据全是乌有。结果永田寿康辞去议员的职务，前原诚司辞去党代表职务，永田寿康后来自杀。 一个已退休的自民党议员对这件事的评论代表了一般日本人的看法：“年轻，没经验，又在在野党，没拿过贿赂——有从银行走钱拿贿赂的吗？等着警察上门还是怎么着？” 日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轻结果，重过程”，虽然前原诚司干的这件事让民主党很没面子，但前原诚司还是很认真地在干，所以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前原诚司在闯出那么大的祸之后还有人气、还有人支持的原因。 日本出现“教科书政治家”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被视为僵硬，当年麦克阿瑟用“日本人只有12岁”来形容日本的思维方式。回过头看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中日交流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即使是一些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使中华亡国灭种，但日本特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仔细研究日本人的主张就会发现，日本人主张的每一句话实际上多少都有点道理，但是全盘地看，要么前提就是错的，要么侧重面是错的。日本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不讲逻辑、混淆主次的倾向，每次都是碰了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主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错了。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使得当时的日本人认识到了日本式思维方式的缺陷，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还是能够全面地分析形势，找到最适合日本的行动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民党内能够存在一个从田中角荣经竹下登一直连绵下来主张日中友好的势力。 这个连绵四十年不断的势力的最后传人是民主党的小泽一郎，更年轻的政治家中已经没有能够柔软地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的人物了。那些战后出生，和经济高度成长期同时生长的前原诚司这一代人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式的思维方法，把他们叫做“教科书政治家”并不错。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民主党这一点尤为突出，从去年9月份开始执政之后，无论内政外交的任何大小问题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在“胡闹，失败，再胡闹，再失败”这个怪圈里转不出来，内政的儿童津贴也好，外交的普天间美军陆战队基地也好，都是一个路子。 “前原现象”的出现本身很值得注意，因为和前原诚司持同种思维方式的日本政治家肯定会越来越多，中国对日政策的做法必须有所改变。
2010-09-29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毫无疑问，这是本届澳洲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其实，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这一任命都是正确的选择。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意外”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 陆克文是近年澳洲政坛风头最劲的人物之一，他在澳洲总理任内的大部分时间里，民调居高不下，一度创造了高民意支持的记录。虽然由于矿业暴利税而民意下滑，但并没有工党内部一些人士预计的那么严重。按照政坛一般规律，这种被党内大佬抛弃，又以如此方式下台，陆克文的从政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可是，陆克文为何马上又出山，“变身”澳洲外长？他今后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首先，这是陆克文的选择，也是他的政治智慧使然。陆克文突然下台，澳洲分析人士大多认为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也就此认为他有可能对现任工党执政者“反戈一击”，甚至会在他们大选中背后“捅上一刀子”，至少他会保持沉默。鉴于陆克文政治实力依然存在，仍然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他的报复甚至他的沉默，都有可能让工党根本无法赢得这次大选。可是，陆克文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不计个人恩怨，放下个人的政治挫折，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工党与吉拉德拉票。 大选结果显示工党与反对党不分胜负，这个结果让工党大佬出了一身冷汗。有一位工党领导人私下承认，从这个结果看，如果陆克文没有摒弃前嫌的话，工党很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落败了。从这位当时有份参与赶陆克文下台的工党领导人话中，不难看出陆克文此举让他重拾工党大佬的欢心与信任。 其次，从吉拉德的工党政府来看，这次惊险的大选让他们第一时间认识到联合一切力量的重要性。目前工党虽然用争取独立议员支持的方式取得了组阁权，但这是一个相当弱势的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会在外交与内政上面临来自在野党令人无法想象的挑战。这就要求他们首先要联合党内各派力量，陆克文在工党里的势力自然不可小觑，他的重新入阁使得吉拉德有了整合工党各派势力的基础。 再次，尽管澳洲媒体与在野党对陆克文的任命有各种质疑与猜测，但是外交界人士却看好这一任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目前仍在澳洲外交部任职的外交官告诉笔者，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他在位时与美国发展关系，得到美国的高度肯定。美国高级官员对于以那种方式突然让陆克文下台，私下里多次表示不理解与担忧。 至于有澳洲媒体认为，陆克文任外长后有可能独断专行甚至把总理吉拉德架空，这位外交官表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陆克文在总理任期确实有我行我素的表现，但相信他已经吸取了教训。再说，那些独断专行，鲜有表现在外交上。换句话说，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得到工党一致认同的。 对于中澳关系，笔者特意与这位澳洲外交官交换意见。他说，陆克文虽然是中国通，但澳美关系始终是澳洲外交的主轴。在陆克文上台后，中澳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其实也和澳洲正在调整澳美关系有关。他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自从中国领导人李克强、习近平先后访问澳洲后，中澳关系大大改善。现在，陆克文出任外长，中澳关系向好的势头应该不会逆转。 这位曾经在陆克文任外交官时就同陆克文打交道的老外交官说，陆克文能够出任外交部长，毫无疑问，是这届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都是正确的选择。他说，从他个人与陆克文打交道的经验看，陆克文是一位知错能改、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政治人物，他这次能够从总理职位上下台不久就重掌外交部，并不完全是出人意料。他说：“他今后还有在澳洲政坛东山再起的可能，那时，你也不用感到意外。”■穆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