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衡 2011-01-03 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再到连接几大城市的高铁迅速建成，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近年一再令西方人为之折服、惊叹。但是，在这一政治优势广受褒扬的时候，如何善用中国的政治优势，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 主流学界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都是因为有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主要优势。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其实，31年前的改革正是从思想解放、从政治改革开始的。时至今日，虽然政治改革在诸多领域里滞后于经济改革，但不能就此否定之前与时俱进的政治改革，正是这些政治改革直接促成并保障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如何能一枝独秀地支撑中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2010年11月下旬刊（总第309期）《人民论坛》（《人民日报》附属刊物，以下引用的调查数据都来自此期《人民论坛》）以“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为题，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在哪里。当然，从这些数字里，我们也读到了优势中的隐忧。如何继续发挥政治优势，如何解决与消除当今政治与经济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本文试图涉猎的主要内容。 对105位专家与干部的调查显示：85%以上的受调查者认同中国存在明显的政治优势，而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保了改革发展与稳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等。 对1000位群众的调查则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既不懂政治优势，也不关注政治优势”，他们关心的是房价、医疗、教育、拆迁、CPI等民生问题。 这一份以问答形式为主的抽样调查还统计出了另外一组数字。对200位干部的调查显示，受调查者最有认同感的前三项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数34.55%）、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占总数25.77%）、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占22.46%）。对1000位群众的调查结果里，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占总数的23.4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17.22%）、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占总15.88%）。这个对干部与群众的调查中，认同率比较低、排在最后的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群众：占总数的7.45%；干部：占总数的7.94%），看法差异比较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理论，在干部中排在前三位，而在群众中排在倒数第二（占总数的8.9%）。 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干部的调查都说明，中国政治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在干部还是群众中，这一项都进入前三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一政治优势，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才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赢得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经济优势只能是空中楼阁。 除此之外的最大优势就是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已经在过去几年有了很好的证明，而最先看到了这一优势的不是中国人，反而是外国的专家与政治人物。从2008年奥运会到2010年的世博会、亚运会，西方人震惊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让前两个在西方渐趋颓势的大型活动焕发了活力，而广州亚运会不但成为最成功的亚运会，而且也让广州这个城市焕然一新。但更让外国人折服的，并不是中国能集中力量办好运动会与世博会，最近最引起西方广泛关注的却是中国的高铁。 欧洲的媒体日前以这样的文字开始描述中国高铁：仅仅在五年前，少数获得机会前往欧洲旅游的官员们回去后无不带着讲述神话故事的口气告诉他们的同胞：欧洲的高速火车一眨眼就把我们带到了几十公里以外……五年后，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间，突然宣布已经被高铁连接了起来，按照这个速度，不出三年，中国的高铁长度将比世界上所有的高铁长度加起来还要长很多……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并不是中国拥有资金与技术，而是政治体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很给力。从纽约前来中国采访的记者麦克说，“中国人的高铁，让我回到美国时感觉仿佛回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似的”。他说，自己去中国前一直认为从纽约坐五六个小时火车到华盛顿是一种享受，而现在他总忍不住在火车上掰着指头计算：如果我们建成了中国那样的高铁，这只要一个小时，而且更稳更舒适。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更多地表现在奥运会、世博会与亚运会上，外界对此褒贬不一，然而，当高铁这样造福于民的大项目出现后，中外专家与学者都不能不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刮目相看了。中国三十年前的经济起步是从自由——民众自由移动开始的，而承载劳动力移动的工具就是现代化的交通。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将建成世界上最长的高铁，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必将对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以“高铁”来彰显中国的政治优势，还可以拿中国的台湾、香港与美国来比较。台湾岛比较小，不适合建造太多机场，高铁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就因为扯皮与低效率，修建一条高铁，已经让台湾政治上承受不起。香港就更能说明问题，香港未来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祖国内地的联系——是否密切，是否快捷而有效。在这种前提下，一般都会认为，一条连接香港与内地的高铁，承载的可能不仅仅是高速列车，还有香港经济的再次起飞，然而，由于种种政治原因，香港高铁的审批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一位对中国高铁持赞赏态度的美国人在说到美国为什么不修高铁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高速铁路要求尽量笔直，在修建的时候就要见山穿山，见镇过镇……高铁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等等。仅仅这两项，那些拆迁户和环保主义者，就可以让你在美国修建高铁比在火星上铺设铁轨一样艰难。 这位人士在褒扬中国的政治优势的时候，却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种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观点，我称之为政治优势里的忧虑。例如，我们从上面两组调查中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当普通民众认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政治优势时，却对政治优势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房价、医疗、教育、拆迁等，而这些普通人最关心的几条，恰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无法实现的，甚至可以说，有些还相互矛盾与抵触。例如，追求效率的一刀切建设，往往造成了各处的拆迁悲剧；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去争相上马大项目，忽视的恰恰是民众最关心的医保与教育等民生问题。去年国家在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最终把国家财政收入不到十分之一的返回给普通民众。另外的大笔财政收入，都“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了，不能不说是民众普遍不满的根源之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是优势，应该是这大事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支持。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尖锐地指出：“伴随这一优势而出现的‘一言堂’、‘清一色’、‘压倒一切’等等现象不仅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莫大障碍。所以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的认知一定要谨慎，说过头了就会本末倒置，贻害无穷。”（P18）“正像‘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优势一样，但如果利用不好就极易变为‘集中力量办私事’，决策错误，执行力越强，结果反而越糟糕。” 如何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而不至于出现集中力量办私事、办错事？靠“谨慎”与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人民日报》社公布的这组调查数据，不难发现，答案已经隐含其中。对干部调查显示，他们比较认同社会主义理论，而1000位群众里却对社会主义民主持相对低的认同比例。这种分别正好反应在双方都认同的一个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够（持此观点的干部与群众分别占总数的7.94%与7.45%），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十二五规划”的重头戏。在这次调查中，高达95%的受访者赞同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要触碰利益集团对改革成果的垄断局面，就是要探索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达到“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新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调查显示高达91%的公众对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党政关系都表示认可，这是一份巨大的财富，是执政的共产党“执政为民”换来的一份最值得珍惜的财富，这个“财富”足以让执政者充满信心去深化体制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冲破阻力、下大决心改革干部体制、行政体制、人事管理体制，从根子上解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出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获得更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和拥护。
热点解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2-14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 2010年10月，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升至4 .4%，中国政府认为这是通胀的信号，因此采取了一些货币和行政措施。本文主要讨论通胀的成因，并就政府管理通胀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多重因素加剧中国通胀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市场。这些货币虽然可能提高了美国国内商机和就业机会，不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加剧了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风险。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黄金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而棉花价格更是升至一百多年来的最高位。这些大宗价格涨价引起连锁反应。因此，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身价暴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我们不应过度强调外因。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五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而中国的事情就是有些蹊跷，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因此麦当劳等企业的提价自在情理之中。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荒谬之处。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难以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相当有利。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业过热就会直接贡献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甚至官方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 中央政府出招稳定物价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所谓“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常被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录得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所暴露的问题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有意剔除出去。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因此与所谓国际惯例相符合是不合逻辑的。另外房地产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有密切关系，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情况下，把房地产价格剔除出去显得不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的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温总理对民生问题关切程度让外界刮目相看。他不断地提及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还要求当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力度以扶持民生。《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发〔2010〕40号）出台的目的是解决民生之困。 先说两项值得肯定的措施。一是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对于高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提供更高的食堂补贴。二是要求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当地物价挂钩。原有最低生活保障线往往滞后通货膨胀，这给扶贫政策带来被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人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反通胀的问题。 不过，文件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业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从实际的生活来看，这些要求在通胀管理方面的作用有限。比如现有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二十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只能是“刻舟求剑”。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中央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标本兼治应对通胀之策 笔者建议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 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广受质疑，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指数的构成和权重问题。在房地产价格是否进入指数的争议解决之前，国家统计局可以公布两套数据。最关键的是，统计局要将所有的计算方式公之于众。...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2-14 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香港与《清明上河图》颇为有缘。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清明上河图》真迹“出宫”赴港展出，掀起热潮。香港文化人赵广超的《笔记<清明上河图>》一书，以独特的创意来解构《清明上河图》，问世后一直在两地文化界颇得赞誉。至于香港未来文化地标“西九文化艺术区”的三个构想蓝图中，严迅奇就以《清明上河图》为设计概念。而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够轰动全城，至少得益于以下几种合力。一是品牌力，《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中华文化瑰宝，文化的顶级品牌；二是创新力，内地著名的制作团队“水晶石数字科技”以先进的三维动画技术，重新演绎《清明上河图》，生动再现千年之前汴京的繁华街景、自然风光和市集人物、牲畜，古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视之无不叹为观止；第三是传播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作为上海世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之前为媒体所广泛报道，也在民众中口碑相传，世博闭幕即移师香港，延续世博效应，因此轰动上海在先，惊艳香江其后。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虽然曲终人散，但是由此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特首曾荫权10月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目前的德育、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课程整合为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学科。这本是香港教育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民众人心回归之途。但是，由于香港社会人口构成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措施的公布，还是在社会引起不少讨论、争议，甚至有教育界中人为此在报端笔战。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闭幕仅仅一周之后迅即移师香港，此中当也不乏增强港人国家感情之考虑。同样是加强国民教育、推动民众了解国情，为何社会反应如此迥异？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不需要任何人鼓动，百万人争相购票入场，在这股热潮中，你看不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分歧，在亲建制和亲反对派的媒体上读不到什么争议。这就是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的最佳证明。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刘兆玄教授曾说，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香港和内地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与其硬销国情、灌输国情，不如润物细无声,从人类的同感心出发，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挖掘更多更好的资源，以求潜移默化，扩大认同。不仅香港的人心回归应当如此，中国在海外提升软实力的公共外交，也应着重发挥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既然可在香港展出，未来是否也能落实到东南亚巡展？ 在这股热潮中，“水晶石”公司的创意令观众拍案叫绝，这种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令人赞叹。但是，必须看到，民间力量主导，在市场环境中自由竞争，才是如是创意得以产生的关键。同样，面对海内外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也应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只宜出题目、搭平台，主角由民间企业来唱，通过市场的筛选机制，让文化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 香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本来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面向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加上全球资讯的开放、流通，香港的设计人才得风气之先，视野开阔，加上市场机制成熟，法律健全，文化创意的市场化运作拥有广阔的天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神州大地，影响力远及东南亚地区，那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黄金时代。如今，尽管特区政府大力扶持，内地不断开放市场，但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却似乎总是给人一种欲振乏力的感觉。“水晶石”能够在国际上打响名堂，难道不值得香港文化创意业界好好反思？难道3D技术只能用来拍电影？ 其实，从香港的人心回归到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构建，正是中华文化复兴进程的一环。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华文化复兴也愈为紧迫。“十二五”规划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甚有深意。以香港之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文化产业当在中华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业界精英也当有所作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12-10 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 要分析刚刚结束的台湾“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专家们一般都会将分析和推论分成两个层次：微观层次，针对台湾内部各方政治势力特别是具高度影响力的个别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派系，分析选举结果所造成的最新权力对比和变化趋向；宏观层次，分析“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甚至亚洲地区中美之间的权力均衡现状，造成什么样的显著影响。但是，不管如何，在分析和推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台湾五都选举的基本性质和具体意义何在。 未来政局风向标 所谓“五都选举”，其实是指台湾“行政院”直接管辖的台北市、新北市（即以前的“台北县”升格而成）、台中市（由原来的“台中市”和“台中县”合并升格而成）、台南市（由原来的“台南市”和“台南县”合并升格而成）和高雄市（由原来的“高雄市”和“高雄县”合并升格而成）五个具有“大都会”（metropolis）性质的“直辖市”所进行的“市长、议员及里长选举”的简称。就选举的基本性质，亦即根据这次“五都选举”要选出的公职人员性质来看，其实是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地方行政长官”（市长）、“地方民意代表”（市议员）及“基层公职办事人员”（里长）的“地方选举”，并未牵涉到台湾最高当局的政权更迭，其重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可是，由于“五都选举”的总体选民人口约占全台湾总体选民人口的六成（59.56%，台湾“内政部”户政司截至2010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可能当选的市长候选人都是蓝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绿营（民进党、台联）的重量级政治精英，选举结果不但牵涉到未来蓝绿政治版图的变化，更被视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或者马英九政府的一场期中考试，甚至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才会格外受到台湾内外的重视。 在选举制度方面，三项选举各有不同。市长选举采“大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亦即“不是全有，就是全无”的“PK淘汰制”，这对同属大党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较为有利，小党或无党派候选人很难当选；市议员选举采“中选区多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此制度对小党候选人较为有利，因为只要选区中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的选民（视席位多少而定）支持，便可顺利当选；里长选举采“小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与市长选举类似，但政党因素影响不会太大，最主要是看候选人平时在选区（里）内的服务是否令过半数以上的居民满意。 就选举角度来看，市长、市议员和里长三项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里长不但是市长在政府基层落实政策的公职人员，还是选举中最重要的拉票助选人员（椿脚）；市议员不但平时要监督市长（市政府）的工作，还要担任本党更高一级选举人（市长、“总统”、立法委员）的椿脚；市长利用市政资源去帮助本党的市议员及下级的里长获得政绩，更要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或立法委员候选人拉票助选。 国民党仅仅惨胜 此次“五都选举”，从席位来看，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得三席（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民进党得两席（台南市、高雄市），国民党以3：2险胜民进党；市议员选举方面，国民党130席，民进党130席，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总席位首次打成平手，改变了过去多年以来国民党席次较多的局面；里长选举总计来说，仍是蓝营支持者较多当选。 从总得票数来看，国民党总得票数（336,9042票，占44.54%），比民进党（377,2373票，占49.87%）少了约40万票。不过，如果考虑到高雄市选举中，由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站台助选及弃保效应而跑到（原民进党高雄县县长）无党派候选人杨秋兴身上的约43万多票，蓝营和绿营的总得票数应该是打成平手。 一般来说，影响选情的主要因素至少有四项，即候选人、政党、政策政纲和突发事件。在这次“五都选举”中，四项主要因素都不断出现和发生作用，尤其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之子、党内外形象都相当良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被新北市永和市黑帮分子“马面”枪击头部重伤的事件，将投票率从本来预计的60%至65%，拉高至70%左右，影响选举结果最为明显。枪击案的发生令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蓝绿对峙局面基本盘（60对40或55对45）马上恢复过来，不但令苏贞昌败给郝龙斌，还令蔡英文无法拉倒朱立伦。 如果综合所得席位和总得票数两项最重要的指标来评比，这次国民党即使是胜利，最多只是一次止跌回稳的“惨胜”，从过去两年连续四次选举惨败后，可以暂时喘一口气而已。至于国民党日后能否慢慢回升，谷底反弹，还要视未来两年马英九政府陆续推出的种种政策，是否能够“利好”大多数台湾人民，同时令人民感觉得到经济真的有所好转而定。 对国民党来说，比较有利的是保住三个大型都市（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的行政长官（市长）职位，可以继续利用三大都市的庞大行政资源，在未来两年到四年，以空间换取时间，加快培养2016年可与民进党候选人一拼的政治新生代出来接班。 对民进党来说，该党能从2008年“总统’大选惨败给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约220万票后的分崩离析中很快地恢复元气，连胜数场，迄今仍然升势未停，在最具未来“总统”选举结果指标的总得票数（得票率）上超越国民党，应是许多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交叉影响所致。 客观原因是台湾内部经过陈水扁在台上执政的八年折腾，经济一直向下寻底，再加上全球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衰退对台湾经济打击极为严重，换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党继任上台，都很难在短期之内有效逆转颓势。 主观原因则是蔡英文的领导有方，不但迅速与“台湾之耻”陈水扁彻底分割，还逐步修正激进台独路线，不断向中间选民靠拢，在大陆政策上亦不再“逢中必反”等等路线转变有关。 但是，民进党能否将今次“五都选举”的胜利成果，延续到2012年3月，转化成民进党的选票，未来两年之内却仍然存在很多变量，不能据此简单地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推论”。 “双英会”格局成型 对关心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的人士来说，这次“五都选举”的结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最直接的影响是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内部也更能团结一致地去应付接踵而至的种种内外挑战。 事实上，如果这次选举出现国民党小输民进党市长一席（二比三）的话，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首先就得下台；输了两席（一比四）的话，马英九就要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吴敦义也要辞去“行政院长”；如果输足三席（零比五），不但马英九政府未来两年会变成“跛脚鸭”，2012年“总统”候选人也轮不到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出选。这些政治变化对台湾内部的打击究竟有多大，不言而喻。 对民进党来说，由于苏贞昌大败于郝龙斌约17万票，而蔡英文拿到超过100万票，就2012年台湾“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之战来说，根据民进党的党内提名机制和惯例，苏贞昌可以说是已经“提前出局”，再也威胁不了蔡英文。这对内斗不绝的民进党来说，也是一件相当有利的事情。至于是蔡英文配搭苏嘉全还是苏贞昌，甚至高雄市长陈菊，就要视一年之后的最后局势而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0-12-09 中美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的较量越是频繁，就越能体现中国应对美国的能力在增强，越能说明美国的急躁。只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外交上稳步经营，与美国进行周旋时就能做到从容而自信。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上旬对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其间出席了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奥巴马上任两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此前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 奥巴马此次访问亚洲的目的大致有四。一是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试图把印度作为准盟国对待，目的是要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新伙伴；二是要加固美韩、美日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强调美日韩安全利益，来削弱中日韩三国走向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三是要借助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集结多方力量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发难，削弱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才立足不久的地位，从而保住美国独大局面；四是借助访问印尼，来展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继续存在。上述所有目标都是针对中国，曾一度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声势。然而，最后效果却不如美国的预期。 美国挺印入常制造中印隔阂 印度行程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原本拟定的首要目标是拉拢印度，鼓动印度与美国联手，对中国构成地缘战略压力；次要目标是扩大美印商贸关系，尤其是扩大对印度的出口。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奥巴马启程之前，中期选举刚结束，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被共和党夺走，参议院的民主党优势被削弱。奥巴马政府不仅在内政上失去了国会和民意的支持，而且在外交上也顿时失去了底气。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国有舆论就提出质疑，认为此时劳师动众地前往亚洲访问，时机不当。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外交受制于内政。中期选举之后，由于内政和民情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不得不调整亚洲之行的轻重缓急日程，在公共宣传上刻意地把此次出访与经济挂钩，声称访问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出口，为美国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印度期间，奥巴马把扩大双边贸易的话题塞到几乎所有日程中，借此向美国舆论和民众表明，他在努力地为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进行一次与他们利益无关的访问。至于寻求印度的合作来遏制中国，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次要话题，或者至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突出。 至此，我们不妨先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若要有效遏制中国，就必须首先克服内部障碍，包括欲振乏力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国民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不满以及奥巴马执政地位的削弱。展望未来两年，这些障碍不会很快消失，反而还极有可能会伴随着奥巴马总统走向任期的最后一天。 虽然美印联手遏制中国的话题降为次要，但奥巴马在访印期间依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其主要切入点，也是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公开承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利用这个话题在中印之间制造更多的隔阂。美国政府非常清楚的是，中印之间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更有地缘战略和现实利益的竞争，中国不会轻易同意让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国际舞台上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让一个有可能与美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国家虎背添翼。这一招相当阴毒，就是要逼迫中国做出反对印度入常的表态，如此就正中其下怀，美国就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印度毕竟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毕竟是自尊心很强的大国，不会轻易被另一个大国当作棋子。自小布什时代开始，美国和日本就曾极力拉拢印度，试图建立一道围堵中国的“自由之狐”，但印度终究没有加入。与此同时，印度也许很清楚的是，奥巴马表明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到底只不过是空头支票，因为若没有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印度要入常，谈何容易。况且，在类似的国际外交事务中，历来的成功做法就是在暗通款曲和悄悄协商中形成默契，不到最后时刻不会随意声张，以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过早、过于公开地表态支持印度，难免会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对美印之间的关系产生疑虑。对印度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支持印度入常的表态，使中国陷入被动境地，笔者不以为然。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遥遥无期，中国是否要表态、何时表态、如何表态，完全是自己决定的事，对奥巴马的表态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至于印度，美国的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廉价承诺，远远不足以使之死心塌地地听命于美国。由此可以做出的判断是，奥巴马在印度赢得了短暂的好感，但却未能根据自身的意愿确定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未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也做出了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诺。很显然，这更是一种忽悠。几年前，当各国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时，美国态度飘忽，舆论披露白宫并不希望日本入常。现在，安理会改革并不是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奥巴马政府如此慷慨，满口承诺，按美国历来自私自利、先取后予的性格，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即使安理会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也要确保各大洲之间的平衡，不大可能同时增加两个亚洲国家。为了拉拢日本和印度，美国政府就如此轻率地表态，可以说是轻诺寡信。当然，这样的姿态无疑会赢得日印两国的掌声，但事实迟早会证明，这是美国为日印两国画饼充饥。 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尼可以说是姗姗来迟。按原定计划，奥巴马在去年就要前往访问，但接连两次推迟，理由是要急于处理国内事务，包括在国会推销医保改革法案、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等。虽然理由很充分，但奥巴马政府对印尼的不够重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假若印尼是必须尽早访问的国家，白宫和国务院无论如何也会安排出时间。此次终于踏访印尼，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而访问成果却是乏善可陈，名义上是要表明对东南亚的重视，实际上只是到此一游。 G20峰会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倒是韩国一站值得特别提及，因为这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中最为失败的行程。 奥巴马在韩国期间的主要外交目标有二，一是敦促韩国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以便早日签署自贸协定；二是在G20峰会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围攻，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但是，这两个外交目标都未达到。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文件其实早在小布什时期就已达成，但美国国会不予通过，主要争议点在于开放农产品市场。奥巴马此次试图说服韩国修订其中一些条款，特别是农产品贸易部分，但遭到拒绝，因为韩国内部同样有很大的阻力，使奥巴马政府无法在外交成绩单上加一项可以炫耀的成果。 奥巴马总统受到的最大打击，莫过于美国在G20峰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如上所述，美国当初的如意算盘，就是要利用一些国家对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不满情绪，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围剿。可是，由于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在峰会前两天宣布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国引火上身，最后反而在峰会上被其他国家围攻，显得异常孤立。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的主导者，在确定国际日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一言九鼎，甚少有其他国家站出来挑战之，更不用说群起而攻之，但时移势易，美国在此次G20峰会上竟然形同过街老鼠。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自私自利的行为触犯众怒，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已大不如前。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并逐步站稳脚跟，面对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敢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这是世界格局持续演变、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的最重要体现。 美国焦灼不安应对中国崛起 因此可以说，奥巴马此次从亚洲铩羽而归，其实有深刻的内涵。第一，美国对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减弱；第二，美国的影响力越是减弱，其言行方式就越是焦虑不安。...
易衡 2010-12-09 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上海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 一场上海大火，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各种反思纷起：没有牌照的电焊工为何可以上岗？建筑装修中的易燃材料为何像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难以消除？一个装修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到后来付出的代价是几十条生命，房屋建筑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有人开始质疑“中国模式”，更多的人把焦点转向了高楼大厦，这些曾经让上海骄傲的摩天大楼，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各种反思都是合情也合理的，每一个质问都能让我们在减少人祸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小步。然而，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这篇短文先从上海大火来检视“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政治上又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差异较大，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中国模式又称“中国道路”，通常是指中国经济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社科院11月18日发布的蓝皮书总结出中国模式“内核”：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模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模式，坚持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 说到“中国模式”，学界与社会上都往往出现两种极端，那些强调有“中国模式”的人过分夸大“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把中国特殊时期与特定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模式，甚至以此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向世界推销；而否定 “中国模式”的人又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为了否定而否定，把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都尽量贬低，完全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笔者认为双方都有失偏颇。其实，走出了一条不同道路的中国在政治上有“特色”，在经济上也有“中国模式”，只不过这个“模式”有优点，也同时存在着缺点。只有认识到优点并发扬光大，想方设法消除缺点，才是可取的方法。就拿上海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全力承担发展建设上海，在短短十几年里，上海焕然一新，让西方人惊叹。这都是在现有的几个发展模式下（英美强调自由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西、北欧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的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争辩。 上海在过去十几年里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和中国政治特色与经济上的“中国模式”不能脱离，“中国模式”在发挥作用。高楼大厦林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连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惊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中国模式”。难怪有人断言，谁能破解“中国模式”，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正是这种来自海外的对“中国模式”的赞叹让我们一些人飘飘然了，殊不知这种前无古人的特色模式，一定同时隐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上海大火照射出“中国模式”上的一些严重裂痕，如果我们不居安思危、实事求是，及早发现并研讨对策，加以修正与补救，等到总危机爆发，恐怕就会比上海这场大火更加严重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教授程远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东西。这场大火敦促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自身能力，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自问能在危机时刻做什么。”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问题，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只要我们适时发现并直面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可以消化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为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问题，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问题一大堆，越积越多，就真正成了大问题，成了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当问题积累到我们的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与自救的时候，就会走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来掩盖问题，而要保持高速发展又必须得掩盖更多的问题，同时，这种高速发展又继续恶化以及制造更多的问题。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问题总的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就上海大火来说，工程层层转包，明眼人都清楚存在腐败，可腐败已成为常态，也就见怪不怪。然而，我们怎么能够不清醒？这种腐败哪怕再“正常”，也总有一天在某个环节会出现大问题。单纯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与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可腐败等引起民愤的因素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则引发的不再是经济层面的危机。 再拿低廉劳动力的保障与培训来说，这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密不可分。就笔者在西方见识过工作中的建筑和装修工人，用中国的标准，看到他们“慢吞吞”的就很想生气，开工前，他们一层一层用各种装备把自己保护起来，开工后按部就班，到了休息的时候，没钱或者没有休息好绝对不给你加班，该培训的培训，该休假的休假……如果对比一下中国，那完全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里是怎么工作的？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提高效率，工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从来没有“同步”过，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人被匆匆上岗……实事求是的说，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低人权”（秦晖，清华大学），高效率常常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安全与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此类数据不用经济学家去统计，我们普通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中国经历的这一过程并不是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当年经济发展到中国大陆这个水平的时候，同样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手段十分残忍，但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家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因为公民社会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制定保护工人法律与行业操作法规制度等），弥补了注重GDP与高速发展的特色“模式”造成的缺陷。这一过程的主轴就是注重人权与个人自由。 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并积极着手解决问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尤其不久前的“包容性发展”，就是针对“中国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何为“以人为本”，就是在制度层面把人放到目的的位置上，保障人民福祉与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发展与国家强大，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有幸福更有尊严。 何为“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补充与发展，明确表示“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却不是排他的，是可以兼容的，可以“包容”的。当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排除干扰、力挺经济发展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指导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问题越积累越多的时候，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与社会精英会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牌子下忘记了“以人为本”的“硬道理”——他们忽视了某个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福祉，甚至会侵害、牺牲个体的利益。 如果说“中国模式”以其经久不衰的活力吸引中外经济学家的眼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第三代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促使“中国模式”推陈出新。上海大火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中国模式”出了问题，恰恰是没有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检讨、修补与完善“中国模式”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1-23 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1-23 置身于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面对高楼价、高通胀的“双高”困局，港府终于出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公开敦促港府采取措施“增加物业市场的投机成本”的次日，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一系列遏制楼市炒风的措施，包括增加住宅楼宇短期交易印花税、提高按揭贷款比例等。上述措施在11月1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公布，香港楼市急速降温：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香港多个指标性的二手楼盘录得零成交，整体成交按周下跌八成。 1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时就提醒港澳特区政府：面对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冲击，“香港和澳门都要小心准备应对”。此后，港府何时出手、如何出手，一直为媒体、金融和地产市场所高度关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港府与地产市场多次博弈，港府不断推出压抑措施，但香港楼市却如脱缰之野马，节节攀高，楼价逐渐逼近甚至超越1997年楼市高峰期的水平，炒风从豪宅向中小型住宅蔓延，市民的供楼负担日渐沉重，泡沫爆破的风险日渐加大，港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香港楼市大旺，离不开当前全球金融大变局——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影响：先是日本央行重施“零利率”，并动用5万亿日圆入市；随后，美联储启动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QE2。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困局，可以说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随着美元贬值，港汇指数持续疲弱，利息跟随美息同样低企。于是乎，热钱源源不断涌入香港，楼市、股市“涨”声再起，资产泡沫再度泛起。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在内地CPI录得4.4%的25个月新高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影响下，香港进口内地货物的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输入通胀”日益加剧。 面对QE2，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尝试管制资金流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保证资金自由出入香港市场，绝对不能采取类似措施，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令香港既在汇率政策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调升利息，只能坐视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在这样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环境下，香港处境颇为艰难。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与炽热的楼市相比，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通胀猛于虎，因为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成为不少内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其实，港人甘苦自知。一方面，内地食品加价，供港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渐次升值，港币的购买力一路下跌，一年前100元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88.09元，而如今已跌至约85.32元。双重夹击，令基层民众生活压力骤增。11月22日，港府公布的10 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整体消费物价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2.6%，升幅超过市场预期，主要是住宅租金及食品价格升幅扩大。通胀重临，香港本已严峻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令人更为关注社会稳定。 面对QE2来犯和通胀加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以雷霆之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一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加息，到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再连环出招以压抑物价，利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配合，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澳门特区最新公布的施政报告中同样宣布了一系列民生、纾困措施，包括派发现金和医疗券、补贴电费、兴建19000间居屋等等。舆论在为内地和澳门叫好的同时，对港府“派糖”的期望值也随之升温。特别是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港府本财政年度会有逾700亿港元的盈余，与财政司长曾俊华年初估计的252亿港元赤字，相差近千亿港元。坐拥巨额盈余，社会各界自然更加期待港府能出招纾缓民困。 货币战争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波诡云谲，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起伏不定势所难免，加上香港明年开始进入选举年，区议会、特首、立法会选举等选战接踵而至，民意代表、政治团体自会不断向港府施压，香港整体政经局势更趋复杂。 值此多事之秋，面对高通胀、高楼价的“双高”困局，香港如何应对？ 第一，尽快“派糖”。港府既有足够的财力，与其坐等民意代表、政治团体为民请愿，不如主动果断出招，短期内应尽快出台具体的舒缓民困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市民的实际困难，展示政府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诚意，赢得民意支持。 第二，厘清房策。香港地产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社会民生，又系于整体经济发展，港府理应慎之又慎。香港必须保持楼市长期的平稳发展，以避免再现资产泡沫爆破后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而要根本上抑制楼价的过快飙升，唯有从增加土地供应入手。同时，港府也应该清晰房屋政策的定位和自身角色，政府没有责任帮助市民置业，但是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居住难题，公共房屋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凝聚中产。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恒贫，令社会高度关注贫穷问题，港府也把扶贫列为新施政报告三大施政重点之一。但是，必须注意到，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中产阶层也在萎缩，而M型社会的出现会令香港未来的转型和发展更为堪忧。中产阶层是香港的主要纳税人，但又常被民生政策所忽略，处境尴尬。中产阶层涵括香港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管治精英，港府须凝聚中产力量，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依托他们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转型。 第四，慎思“联汇”。1983年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被视为“香港繁荣之基石”，无疑也是香港最敏感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置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大变局之中。从全局战略出发，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要求，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值得慎思。
穆 骏 2010-11-22 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美国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中国在面对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时，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进入2010年中国外交屡起波折，遇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变局：美韩质疑对天安舰事件调查，中日撞船事件中美国偏袒日本，南海危机美国搅局，以及美国日前高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每一个事件都折射着急不可待返回亚洲的美国身影。这无疑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标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实际行动。在南海危机中，美国高调挺越南，更高喊南海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日钓鱼岛纷争中，美国代表暗示随时可以参加“（中美日）三方会谈”，更是把自己当成亚洲“调停人”的角色。在中方没有回答他的情况下，连续两次高调宣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的范围，并预计于12月与日本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动作之大，远远超过了国际问题专家与智库人士的预测，也超过了以往动不动以人权与周边安全议题迫使中国在经济（贸易与汇率等）上让步的“传统做法”。无论是美国，还是卷入其中的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几乎都是他们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制造“政治事件”，在国际关系上给中国制造麻烦，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经贸与汇率上让步。可这次显然有所不同。 笔者近日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部分美国智库人士接触所得，美国这次是“很严肃地思考中国问题”，所谓重返亚洲，目标就在遏制中国。这个做法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的一贯政策的，并不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时之选”。一位美国领事馆官员告诉笔者，冷战后老布什总统就及时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当时比较有戒心，老布什无处着力，结果受到了克林顿的攻击。克林顿上台后于1995年开始制定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两国一直剑拔弩张到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成为高潮。即便如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小布什的批评，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着手部署实行老布什当年制订的“和平演变”计划。就当时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显示：小布什把遏制与演变中国当成自己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整整8年里，美国的重心转向反恐，中国成为他必须倚重的合作伙伴。 一位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中美问题专家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给了中美关系长达八年的“蜜月期”，也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忘记了中国这个冷战后的“假想敌”，只是美国自顾不暇而已。一旦等到美国的反恐压力减轻，就会把中国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进入2010年后突然转趋对华强硬，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八年压在美国头上的“反恐重担”已见缓和：伊拉克零星战事基本平息，阿富汗也将在三年内撤军。另外，日常反恐已经成为常态，不再需要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十年前，回到1995年克林顿制定了遏制政策，甚至回到老布什的“和平演变”都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促使美国在这个时候把重点转向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这两年在国际上展现的崛起势头，让美国感觉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亚洲国家的“恐中”心理重返亚洲，实在是难逢的好机会。 台湾一位民进党智库人士则说，促使美国重返亚洲的诸多因素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台湾。他说，马英九上台后，同大陆越走越近，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两岸接触，减少摩擦，但在战略上感觉到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好像与美国渐行渐远。在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失去“台湾航母”的情况下，美国积极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不失为补偿的战略策略。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对美国重返亚洲时的美台关系感到好奇：美国这次来势凶猛的重返亚洲，始终与台湾保持了距离，而台湾当局也与美国保持了距离。这与历次美国在遏制与围堵中国时首先把台湾当成跳板与马前卒的做法明显不同。美国部分人士认为，台湾已经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巨大能量面前变得沉默与温顺，ECFA 之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台湾可资美国用来对付大陆的优势在逐渐减少。 从各种迹象显示，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实力，使北京比较容易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纠纷，但对于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则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1-17 美国的战略调整以亚太为中心，尤其是东亚。意图是通过重返东亚和巩固与盟国的关系来达到力量平衡，应对中国的崛起。 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当天，两国发表了旨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惠灵顿宣言》，强调双边将提升政治对话和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宣言不仅标志着由于新西兰25年前的无核政策而严重受损的美新关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美国已决定重返阔别了15年的南太平洋地区。 美国阔别南太15载 南太平洋地区包括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12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即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斐济（Fiji），吉里巴斯（Kiribati），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瑙鲁（Nauru），纽埃（Niue），帛琉（Palau），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萨摩亚（Samoa），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汤加（Tonga），图瓦卢（Tuvalu）和瓦努阿图（Vanuatu）。除了这些独立国家之外，南太平洋地区还有西方的殖民地或领地，如法属波利尼西亚 （French Polynesia），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和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等。 希拉里在开始她为期13天的亚太之行之前就宣布，美国将全面提升与南太岛国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决定将新成立的南太援助总部设在由军政府控制的斐济。南太地区两大强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2006年12月以来一直对政变上台的斐济军政府实施制裁。 南太平洋向来都算不上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美国主要依赖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理南太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对南太表现出一些兴趣，美国随即也更为关注。即便是那时，美国的关注也很有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太地区更无兴趣。南太岛国原本就认为美国忽视了他们，这一印象在冷战后进一步加深。 15年前，也即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撤消了太平洋岛国事务办公室，关闭了除驻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当地所有美国使馆，撤走了驻斐济的援助机构并减少了对当地区域组织的参与。 美国对南太的发展援助总量在这之后没太大变化，但其援助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三个自由联系国—马绍尔群岛、密可罗尼西亚联邦和帛琉。根据自由联系国协议，三国公民可免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美国则负责三国的防务。三国都加入了对伊拉克的“意愿联盟”（Coal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