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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3-31 中国政府应把稳定物价尤其是稳定食品物价作为大事来管，应把健全社会食品保障体系作为大事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一个基本条件。这个世界上既然有石油武器、金融武器、核武器，就会有粮食武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此也应有鲜明的认识与充分的准备。 2011年的春天来到了，世界却仍深陷在金融危机的寒冷之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债台高筑，联邦政府的负债率并不比希腊、爱尔兰低多少。位于曼哈顿第六大道上的“国家债务钟”纪录着美国负债总额，并换算出每个美国家庭所负担的债务量。债务钟上的数字一直在变化，如今它已经超过了14万亿美元。而经历了30多年全球罕见的超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更见证了东方巨龙的飞跃。 无论是艰困还是顺利，世界的金融大潮总是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版图。中美两国政府在克服时艰时所采取的具体对策可以不同，但关注民生则是所有政府施政纲领重心所在。“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衰退还是繁荣，在金融危机之下，普通老百姓会更看紧自己的钱袋，更关心柴米油盐。不管统计数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人们都会更关注牵系着千家万户一日三餐的食品现实。 “食品券”解决穷人吃饭问题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估计有450万美国人在官方认可的贫困线（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21,756美元）以下挨饿1 。但是，美国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贫困家庭的食品之需，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美国为快速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资金中，每花9美元，其中5美元就用于贫困家庭的食品消费。 4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券计划”——现在已正式命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让食品摆上数以万计美国穷人的餐桌，成为联邦政府援助低收入家庭和个人购买健康所需食物的重要政策工具。根据CNNMoney.com 报道，美国2010年领取“食品券”的人口比2009年增加了16%，达到4300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领取“食品券”。在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这个比例达到约五分之一，华盛顿特区则是全美最高的，有21.5％的人口以此为生。2 美国人持着“食品券”就可到超市去买食品，它等价于货币。领“食品券”的，不必是美国公民，只要有绿卡、在美国生活满5年并已接受过其他的补助即可。对孩童来说，不管国籍，都有资格领取。 在波士顿中国城附近，笔者见到政府设立的一家专供穷人吃饭的“饭馆”，到吃饭时间就有人排着队等候免费餐。这也许会让懒汉们钻空子。但是，这样的救助对于稳定社会，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在成本上是划算的，在人道上是应该的。 当然，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有关保持或减少“食品券”拨款的斗争在两院从来没有消停过。众议院共和党的预算提案是要把“食品券”削减到2007年的水平。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提出，作为“福利改革”立法的一部分，要把四口之家每月294美元的食品券减去59美元。该研究委员会获得三分之二的众议院多数支持，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由大部分的“赤字削减狂躁症”和极端分子操纵。共和党人估计，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方案的方方面面，在十年里可以节省1.4万亿美元，但仍能帮助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家庭。即使在2010年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时期，为了保持“食品券”的拨款，也试图与其他势力集团进行政治交易。目前，这种恶性政治更为严重，当局甚至推出一个粗暴的规定，即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名罢工者，将会被拒发放“食品券”。 美国视粮食为战略武器 笔者从1986年到美国，发觉这些年来美国的食品价格基本上没多大变动。美国中小学都向学生提供早饭和午饭，两顿饭都按照孩子的营养所需配置，仅收1美元。即使在中国国内，1美元也不算什么钱。但是，在美国许多咖啡馆，1美元已能喝到很好的咖啡。麦当劳套餐的价格仅几美元，汉堡包和薯条的份量还比中国多，而且饮料是随便喝的。到一般中餐馆点鱼、虾、肉等四个菜的四人午餐，也仅40美元左右。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上餐馆，一个月购买食品的开销平均大约在300美元左右。相比于美国，目前中国的食品物价还是相当高的。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上餐馆，参照美国家庭的伙食水平来生活，一个月花3000元人民币可能都还不够。 美国人能够吃到最便宜、最丰富、最安全的食品。究其原因，既与美国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农业科技和严格的食品监督分不开，更重要的是美国朝野对食品问题的重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就意识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粮食在战时可以成为武器。他于1917年指定专人负责独立的美国食品管理局，确保民众和同盟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减少海外供应，不让敌国获得美国的粮食。“粮食将赢得战争”是当时的口号。在口号后面还有许多配套政策，比如对农场主保证价格公平，鼓励民众改变饮食习惯等3。 笔者认为，美国有很深的国家意识把粮食当作战略武器。既然是战略武器，那么就会相当重视，就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联系到中国的食用油上下游产业已被美国悄悄控制（可能不仅食用油一项），许多生物资源也已被美国制药公司垄断，转基因的美国种子正在吞噬和剿灭中国的传统优秀物种……再联系到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全球气候又不正常，灾害频发，吃饭问题在中国是最大的问题。谁也养不了巨大的中国人口，吃饭问题还得靠中国自己解决。如果粮食的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美国也曾发生罐头或肉类被召回的事件，但为数不多，且赔偿极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直属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管辖的联邦政府机构。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美国国内生产及进口的食品、膳食补充剂、药品、疫苗、生物医药制剂、血液制剂、医学设备、放射性设备、兽药和化妆品进行监督管理，同时也负责执行公共健康法案(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3-31 管治当局需要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核”社运。应对当有新思维，既要加强港府内部的协调、联动，又要加强与北京、广东的沟通与互动，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社运的特点，谋划对策，争取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引导社会理性讨论，避免“反核”发酵、政治化。 3月11日，日本东北遭遇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复合式超级灾难”，举世震惊。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露事故，为继美国三里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之后的第三起核灾。灾难当前，足为殷鉴。各国政府开始着手检讨核能发展方向，评估自身核安全，中国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德国宣布关闭老旧核能反应堆。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民间“反核”、“停核”之声再起。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危机，亦是核危机的全球化。际此信息时代，拜媒体24小时不间断跟踪报道与互联网快捷传播之赐，全球民众得以第一次通过电视画面直击核危机，第一时间同步“围观”核危机，而对核辐射的惊惧，势必比以往产生更大的心理震撼力。过去的“反核”浪潮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此次在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等地也出现了“反核”示威。“反核”也并非单纯的环保运动、社会运动，台湾3月20日的“反核”游行实际上被绿营所绑架，成为蓝绿之间攻防的政治议题，近期内会继续发酵。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福岛“核危机”发生后，香港民众同样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从“抢购日本奶粉潮”到“抢盐闹剧”，惊魂连连，民众信心之脆弱可见一斑。所幸闹剧迅即平息，社会秩序整体波澜不兴。检讨港府此次应对日本“复合式灾难”的表现，可以说反应迅速，措施得力，部门协调有度，信息发布畅顺，其中每天下午四点半的港府新闻发布会尤其可圈可点。相信在随后的民调中，港府的支持度会从“预算案风波”的低谷中有所回升。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反核”在港尚未形成气候，仅仅有零星的抗议，3月20日的烛光晚会只有500名左右市民参加。但是，“反核”之风已在孕育。从公开的报道可见，绿色和平组织承认正在部署全球“反核”，而其香港支部更计划“吸纳更多的社运青年加入反核行列”（香港《明报》3月20日）。3月29日，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起下，一个名为“大亚湾民间监察会”的组织宣告成立。香港不少媒体的关注焦点逐渐从报道福岛核危机，转向聚焦香港核安全，从核危机应变计划到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审视各个环节，一一加以剖析。部分时事评论员已开始在报端呼吁市民“反核”（王岸然《港人要站出来反核》，香港《信报》3月23日；黎广德《与核同眠要多安全才够安全？》，香港《明报》3月24日），部分政党不断举办小型的“反核”活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反核”之风在港未成气候，但是在当今时局下，未来很有可能不断政治化，发酵为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 首先，“反核”在港不乏民意基础。从历史来看，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大核”）兴建之时，曾遭遇百万港人签名反对。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全球核电产业迅猛发展，反核浪潮相对沉寂。但是，“大核”一旦出现任何小型故障，香港媒体例必重点报道，指责港府监管不力之声不绝。从社会组织来看，NGO组织在港一直表现活跃，世界性环保组织大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绿色和平组织的香港支部更是“反核”之中坚力量。从现实来看，一方面香港为核电所环绕，临近香港的广东核电项目包括已建成的“大核”、岭澳核电站与在建的陆丰、台山和阳江核电站；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倚重核电，按港府环境局去年提出的规划，核电占香港电力供应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3%，到2020年增至50%。环保团体当时即对此表示反对。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下，民众必然更为忧心核安全，社会“反核”声浪势必更加强烈。 其次，香港当今政局不容乐观。从2008年5月扩大“问责制”引发政治风波以来，港府的民意支持度一直低迷，长期陷于管治困境。施政一旦出现瑕疵，反建制势力即抓住议题，迅速集结，对港府形成政治压力，酿就政治风波。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政府民望再遭重挫。从今年年底开始，香港未来将接连面对五场选举，任何议题都有可能被政治化，被发酵、放大。 第三，社会运动在港方兴未艾。2003年的“保护维港”运动，可以说是个香港社会运动的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以后，举凡涉及古迹保育、旧区重建、环境保护的议题，一再发酵为社会运动，当中不乏激进的社运人士与代表建制的警方发生肢体冲撞。从天星钟楼、皇后码头到高铁、菜园村，一次次的抗议事件，能量不断积累，香港社运实现了“范式转移”。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曾将之概括为“新冒起的‘身份政治’”。他指出，“文物环境保育意识的抬头，从深层次观察，乃根本性社会转变的冰山一角而已。转变源自香港由殖民地变为高度自治的特区，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九七前后的世代交替”。“体现本土认同及本土意识的往往是环绕发展及保育议题的事件，但是深层的条件却不止于保育事件，而是在脱殖走向自主过程中寻求身份定义的根本动力，而此动力也反映于对普选政治的追求”（张炳良《香港的“身份”迷思》，《本土论述2008》P81-82）。 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之下，港人必然更加关注自身的家园安全，“反核”更易引起共鸣，同时又契合香港知识阶层、中产阶层对只顾经济发展的“中环价值”之批判，加上部分港人对内地的有众多疑虑、不信任，有可能发酵成为新一轮的本土社会运动。 管治当局需要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核”社运。应对当有新思维，切忌孤立地就核论核，片面地就安全谈安全，而应该既要加强港府内部的协调、联动，又要加强与北京、广东的沟通与互动，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社运的特点，谋划对策，争取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引导社会理性讨论，避免“反核”发酵、政治化。 第一，把握主流民意，占据道德高地。所有政府都必须以民为重，关心民众安危，唯此方能获得民意支持。民众忧虑核安全，希望核电机构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希望港府加强对邻近地区核电设施的安全监管，要求涉核事务提升透明度，而并非完全一味反对发展核电，这是当前民意的大方向。当此之际，如果仅由个别专家从科学角度解释核电安全，或者某个政策局长强调“大核”运作无碍等等，或会显得言不及意，与民意较疏离。而于适当时机，由港府高层主动宣示港府对本港核安全之关切，回应主流民意一致，效果或会更佳。 第二，加强政策研究，注重部门统筹。不能由单一的政策局孤立地、被动地回应媒体、议员、压力团体的质疑，而应该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回应社会质疑的层级。保安局、环境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新闻处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定期沟通，加强政策研究，包括核电发展规划、核危机应变计划、两地沟通机制、全民教育等等，不仅要快速回应媒体查询，更要及时主动发布措施。 第三，加强两地互动，强化沟通机制。核电设施均在香港以外的广东，又涉及央企，香港必须加强与内地的沟通。内地有关部门须从支持特区管治角度来理解港府的诉求与关切，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的同时提升透明度，特别是加强与香港各界的互动，包括政府、议员、媒体、环保组织等等。可以说，内地核电机构的严格管理和透明开放，是对港府管治最大的支持。“大核”已在近日接待香港传媒的参观采访，快速回应了香港舆论，有助消除某些疑虑。长远而言，有关部门应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人选不仅要深谙核能专业知识，更要对现代公众传播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特别要对可能引起公众关切的问题反应敏锐，第一时间站出来消除公众疑虑。另外，目前两地涉核的联络机制是否需要提高层级，也需要慎思。 第四，主动接触环团，影响意见领袖。港府要保持与环保团体的密切接触、沟通，即使是反对者的诉求，也要以开放的姿态认真予以倾听，同时要加强与社会意见领袖的互动，吸纳他们合理建言，争取他们的支持，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引导社会理性讨论核安全。善用学术平台、咨询平台、媒体平台，展开多方的对话，既教育民众，又化解环保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压力。另外，香港的社运参与者多为年轻人，他们擅长使用Facebook等网络社交媒体来联络、发动，号召力巨大。因此，对于网络上的民意动向，港府也应保持高度关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3-29 这种联军空军与“叛乱军队”（《洛杉矶时报》语）全力合作，推翻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将成为西方列强在未来国际争端的一个新的战争模式。 这场多国联军配合反对派地面部队对利比亚狂轰乱炸、向卡扎非政府军的全面进攻，正在向全世界揭示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本质：实力第一，利益第一。 西方列强乱中取胜 英法联军作为急先锋，肆意践踏全人类的智商，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赤裸裸地把人权保护变成了武力侵略。他们用道义掩饰利益，公然把利比亚战机的“禁飞区”变成利比亚地面军队的“禁行区”，再变成“联军全面攻击区”。 从整个运作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出，西方列强（《华盛顿邮报》语）如何为达到自身目的而设计和推行一套从人权战略到强权战略的新战争模式。 人权战略：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以保护利比亚平民为由，保护反对派武装力量。 资助战略：在抗议发生的同时，大量资金和武器进入班加西，强化和资助反对派。与对埃及的“稳中取胜”战略相反，在利比亚采取“乱中取胜”的战略，将和平抗议转化成激烈的内战，这是拉一派打一派的资助战略。 游说战略及强权战略：游说（胁迫）阿拉伯联盟站在西方列强一边，鼓动他们参战，虽然受到土耳其等国的反弹，但是阿联酋和达卡已经出动15架战机，造成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战略。同时，谁参战，谁就有好处。战争还在进行，达卡立即从反对派“政府”获得廉价石油。 所谓“禁飞区决议案”，直接变成了一场公然夺取石油利益，铲灭西方列强敌人卡扎菲的强权侵略战争。 故意忽视停火机制 这种联军空军与“叛乱军队”（《洛杉矶时报》语）全力合作，推翻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将成为西方列强在未来国际争端的一个新的战争模式。 在西方列强此次的战略设计和设想中，出现一个故意的忽视：即不考虑作可避免更多平民伤亡的停火、监督机制。现代西方国家任何一个研究专家都会运用“模拟推测系统”（Scenario System）研判出来各种结局。专家通常趋吉避凶，应该绝对避免可能死人最多的结局。但是，事实上，联军的作战方案中，没有一项真正是为利比亚人民着想的。联军扩大战争之后，600万人口的利比亚人民，平民死伤日增，难民增加到60万。利比亚外交部一直强烈要求双方停火，联合国为何不说话？因为联合国已经成了强权的橡皮图章。 现在看来，受到阿拉伯联盟强力支持禁飞区决议的影响，金砖四国尤其是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和中国，也存在失误：没有在联合国橡皮图章的功能上，加上对这一场恶性战争的刹车器，没有在决议案中要求设置一个停火并由中立国家实行监督检查的缓冲期，使得这场“授权”的侵略战争突然爆发而不可收拾。 炸毁利比亚，强权敲碎主权。受苦受难的则是利比亚人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3-28 如果民进党初选后的格局是“苏蔡”或“蔡苏”配，这对马英九执政连任都是严峻挑战，国民党会面对一场选举的硬仗。 台湾要到明年3月才选“总统”，但选举的硝烟已十分浓烈。民进党初选开始起跑，蔡英文、苏贞昌两位候选人上场对擂，谁胜出还是未知数。苏贞昌接受媒体访问称，无论结果如何，苏蔡都可以合作，但合作不一定是“搭配”。苏贞昌既没承认可以“配”，也没把“配”的门关死。综观台湾政局，依民进党“苏蔡”的各自影响力，他们的搭配才是实力，才能挑战马英九，才是台湾明年大选的重头戏。 台湾的媒体在苏贞昌、蔡英文对决正式开战后掀起民调热潮，探测苏贞昌、蔡英文对决马英九现阶段的支持率谁较高。结果大多显示，“苏蔡”对马英九都还差那么一点点。 《中国时报》针对900多人的最新电话调查显示，当马英九与苏贞昌对决时，两人的支持度分别是马38%，苏32%；马英九对决蔡英文，则分别是36%和30%。两组的差距同样是6个百分点。TVBS最新的民调则显示，苏贞昌对决马英九，支持度是36%比37%，非常接近；蔡英文对比马英九，支持度变为34%比41%，差距明显拉开，差幅7个百分点，和《中国时报》民调显示的差幅相若。台湾《苹果日报》504份电话调查则呈现最大的差异，马英九在这个民调中都败给苏贞昌、蔡英文，并且差幅分别是21.83个百分点和15.07个百分点。 除了《苹果日报》民调差距较突出，现阶段的民调都显示马英九和未来可能的对手所得到的支持度，差幅在十个百分点以内。如果按现在的民调，马英九在未来执政中也未有较大失误，“苏蔡”中任何一人单挑马英九，要把马英九拿下还有一定难度。 苏贞昌、蔡英文均属民进党内有能力且相对理性的领袖人物，两人实力旗鼓相当。苏贞昌在政治任期内有口碑，担任台北县长以4年政绩广受好评而连任，在“行政院长”任期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诟病；蔡英文则在民进党危难时期挑起党主席的担子，带领绿营走出陈水扁的阴影。在国民党执政后的几次“立法委员”补选，蔡英文都率领绿营压倒性地击败国民党。要不是射向连胜文的那几颗子弹，“五都选举”的结果也许会改写，今天的民进党面对下一轮的选战也会显得更为轻松一些。 蔡英文较早宣布参选，还获得李登辉等“独派”天王、大老们的摸顶支持，加上400多位学者出面力挺，声势凌厉。据传，苏贞昌到最后一刻才公开宣布参选，一方面正遇日本强震，担心影响曝光率，更重要的是，苏还希望以协调取代初选，却遭到志在必得的蔡英文拒绝。尽管协调被拒，苏贞昌仍信心满满，在报名参选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表示，“苏蔡”可以合作，但合作并不一定就是搭配。 反观蓝营。《远见》杂志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执政的整体表现评价方面，负面评价上升，正面评价下降──与上月相比，满意度下降3个百分点，不满意度上升0.7个百分点；信任度部分，和上月相比，信任比率下降3个百分点，不信任的比率上升3.1个百分点。各方民调都给马英九政府提出了警讯。国民党明年大选追逐的就是马英九连任。争取连任主要靠领袖的个人政绩和魅力，另一位陪跑者是谁并不重要。 苏蔡搭配是强手联合，加起来有可能大于“二”。虽然初选前苏蔡对搭配不便公开坦言，但政客历来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民进党初选后的格局是“苏蔡”或“蔡苏”配，这对马英九执政连任都是严峻挑战，国民党会面对一场选举的硬仗。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3-23 尽管中美体制不同，国情也不同，对照经济萧条中的美国与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在住房方面的民生保障，仍有不少经验可借签，许多误区可辩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说：“中国卖给我们有毒的灰板、含铅的玩具和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我们则卖给他们有毒的‘两房’债券”。一点不错，正是这些毒债券在华尔街的空头杠杆作用下，孕育了世人闻之色变的金融海啸。时针指向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终于自食其果，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法庭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这一事件在全球掀起了金融海啸，至今余波未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美国经济经历了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纷纷出台有针对性的救市措施。 美国就业市场就此至少丢失了900万份工作，许多州的失业率达到了10%。作为美国第一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在这场风暴里更是首当其冲：空房率升高，租金下降，新房开工率低，建材需求疲软，房价暴跌，还贷遥遥无期，持有或担保美国多达11万亿美元房贷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的股票被勒令退市。美国政府拥有“两房”80%的股份，危机以来又注入资金1450亿美元，但不管投入多少资金，都覆水难收。 这场突然而至、来势汹汹的金融海啸，震动了美国朝野，震动了世界。海啸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它几乎在一瞬间就溃决了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千里长堤，逆之者固然灰飞烟灭，顺之者亦难以幸存。仓促之间，美国两党、两院的政经精英经过协商，政府动用了两个激励方案：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和 A Host of Lending Program。主要由政府拨出巨款贷给身陷困境的银行与大公司，支持他们走出危局。尽管法拍房很多，但美国得天独厚的美元地位、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这场金融海啸还是起到了相当于防波堤的作用。由于食品便宜和社会保障系统健全，所以居住问题对美国家庭影响不太大，看不到那些破产家庭饥寒交迫地流落街头。他们或者从拥有房子到租房子，或者从租不起房子到住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生活只是从奢侈型转到节约型，或者从节约型转到困顿型而已。 尽管中美体制不同，国情也不同，对照经济萧条中的美国与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在住房方面的民生保障，仍有不少经验可借签，许多误区可辩识。 住房问题未因金融危机而恶化 现在的情况很有意思。一个寅吃卯粮的美国把那些“两房”毒债券推给了世界各国，通过美元贬值，输出通胀，极大地转嫁了其金融危机，而其完善的福利制度则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奥巴马政府的低利息政策使950万房主通过重新贷款而节约了181亿美元的借款。50个州的司法官员通过调查过去法拍房方面的不公正，使原屋主们省下了200亿美元的本金。全美73.9%的一手和二手住房以能承受的价格售予那些收入在64400美元/年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房产开发商预测，到2015年出售的住房平均面积将为2152平方英尺，比2010年小10%，但60%的开发商将推出更绿色更高科技的房子。根据统计来看，最近的贷款购房申请同比上升了17.2%。可以认为，次贷危机正在逐渐好转之中，这当然还取决于就业的增加，尽管速度较慢。 在北卡州（美国东海岸中等发达的州），一栋2500平方英尺（约250平方米）全新装修的独立花园新房，目前售价25万美元左右（约等于167万人民币，按市价1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一名美国大学生的年薪以平均5万美元计算，5年的工资总和就可以完全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住处且拥有永久产权。所以说，住房在美国虽是一笔大开销，但美国有工作的人都不难做到。目前，30年固定房贷利率是4.85%，15年固定房贷利率是4.20%，也都不算高。虽然美国各个州生活水平不同，工资水平有高低，但平均说来美国年收入20万至30万的家庭住60万至80万的房子，10万至20万的家庭住40万至60万的房子，5万至10万的家庭住20万至40万的房子，2.5万至5万的家庭住10万至20万的房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般而言，10至20万美元收入的家庭构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主力。而10万至20万美元的房子相当于中国人说的公寓，但美国房屋以独立或半独立别墅式建筑为主，在150至200平方米左右，新旧都有。 与中国城市决然不同的是，美国城市大部分的中心区属于房屋低价区，依靠打工为生的不同人种（如黑人及拉美人）较多，因此，自然环境、卫生和治安条件都略差些，但这里的许多房子只要几万美元，里面设备齐全，低收入家庭也能负担得起。再加上普及各地的廉租房制度确保了贫穷人口的住房需求。廉租房的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收百十块美元，连冰箱的修理也由政府承担。所以，美国基本上解决了居住问题，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因住房难而产生动乱。 土地垄断造就房地产畸形发展 无论任何社会——农业社会也好，工业社会也好，商业社会也好，重要的稳定因素是人人有住房。不管是拥有房子还是租住房子，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人们就无法有个家。没有家的人就是流民，流民贫无立锥之地，四海为家，自身无法安定，也使社会不安定，是较大的社会隐患。中国宋代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北宋开封府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个靠卖炊饼为生的残疾人（侏儒），也有一栋半独立两层小楼。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安居才能乐业。 中国房地产在巨大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下，已经历了极其繁荣的二十年发展，是否拥有房子成为民生热点问题。全世界中国制造的商品全都极其廉价，唯独住房却贵得令人咋舌。一套在美国平均价值十几万美元的住房，在中国需要付出绝对值超过一倍以上的价钱，而工资水平则颠倒过来尚有过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整政策以打压已经高得离谱的房价，但大多数民众仍感觉效果不彰，而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的举措正方兴未艾。观诸近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之博弈，场面虽大而收效甚微。其症结表现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3-21 在目前西方列强决心以导弹、炸弹来说话的强势情况下，和谈也许对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和平努力成为不能成功的使命。 西方列强各谋其利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宣布后，3月18日的《纽约时报》认为：“西方列强即将空袭利比亚”。利比亚政府宣布停火，对于究竟谁在继续作战，他们愿意请中国等国家作调查。话音未落，法国空军已在决议通过两小时后，向利比亚政府军和支持政府民众发动无情攻击。与利比亚反对派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自然是拉偏架，英国也与利比亚反对派展开合作。英法都借此欲图恢复二战时到1951年英法曾经占领利比亚获得的利益、优惠和荣耀。而美国的军事行动，也以铲除卡扎菲为目标，没有摆脱其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内容，即利益、道义和安全的传统。 联合国此次决议，显示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运作的本质——实力就是一切，更显示出大国强权的丛林哲学：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回顾一下，当俄罗斯用战斗轰炸机和坦克镇压车臣的反对派时，有谁敢在俄罗斯上空设置禁飞区？！英国不敢，法国不敢，美国也不敢。 五大国投下弃权票 对设立禁飞区投弃权票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德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这五个国家考虑到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投反对票，而投了弃权票，他们的前提是不愿意在利比亚内战中火上浇油。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以上五国没有达到自己对该地区事务处理主张的目的，但是这五个国家的人口、资源、技术和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今后不仅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可能在世界战略和政治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不过，目前的情况只能审慎乐观。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虽然是经济大国和被《时代周刊》评为科技开发世界第一的科技大国，但迄今为止因本土有外国驻军还不拥有完整的主权，同时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必须参加攻击利比亚的联军会议。另一方面，中国与巴西和印度的战略合作尚未真正开始。 中俄寻找中间路线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成为处理利比亚危机的重要国际力量。 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没有实力和战略准备，无法在利比亚用军事力量，以平衡CNN所报道的西方列强的“野蛮”军事行动。中国和俄罗斯似乎唯一可以做的努力是，与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取得更多共识，争取一个中间路线，对1973号联合国决议作新的补充案，要求英法美停火，同时给利比亚现政府和反对派施加压力，努力促成双方以和平方式处理纷争，推动改革，和平协商利比亚未来。 但是，在目前列强决心以导弹、炸弹来说话的强势情况下，和谈也许对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和平努力成为不能成功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 “西方列强”的军事干涉，使得利比亚的空中轰炸恶战和内战将更将严酷。联合国决议不允许“列强”派遣地面部队，使得死硬的卡扎菲还有一线生机。未来的局势发展，严峻考验着卡扎菲政府的生存，同时也考验中俄的战略智慧，关系到中俄未来能否延续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列强扶持下，如果反对派获胜掌权，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力量可能面临退出利比亚的困境，中国企业和36000个员工或许将无法返回利比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阎学通 2011-03-16 近日，中日GDP易位引发了中日人均GDP之辩。“人均GDP”是在上世纪60年代根据对世界各国经济规模和人口估算基础上发明的一个概念。由于各大国际金融组织以这个概念衡量国家的经济水平，于是误导了许多人用这一概念来理解或解释国家实力、社会状况、发展水平，甚至有人用它来麻醉自己。 别迷信人均GDP 人均GDP的位次≠国际地位。本文分析将全部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的GDP和人均GDP数据。依据IMF数据，2009年人均GDP排名前八位的经济体是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和阿联酋。然而，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但不能与人均GDP排第九位的美国相比，也无法和排在第137位的印度相比。 人均GDP的多少≠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上述人均GDP世界前八名的国家，其人均GDP少则4.7万美元，多则10万美元。然而，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但不能与人均GDP低于他们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相比，甚至比人均GDP2.7万美元的以色列、4484美元的伊朗、1176美元的印度要小得多。同样，人均GDP4283美元的中国比人均GDP4.2万美元的日本国际影响力大。 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1个百万富翁+99个乞丐，使他们的人均财富为1万元。然而客观事实是，这100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处于贫困水平。2004-2009年，我国人均GDP从1246美元增至4283美元，同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是我国贫困人口从2610万增加至4007万。贫困人口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近年来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提升的贫困线标准，也许实际贫困人口多于统计数字。 人均GDP800美元≠小康社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9年全球GDP约为62万亿美元，人均GDP近一万美元。然而这并不意味世界已是小康社会。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每个国家。2009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的国家有149个，但其中被认为是小康社会的不多。其中伊拉克(人均GDP2625美元)、苏丹(人均GDP 1642美元)、巴基斯坦(人均GDP 1049美元)的社会情况都不如人均GDP542美元的坦桑尼亚。即使是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巴西也不被认为是小康社会。 孔子在《礼记》中是以循礼守法、尊老爱幼的社会秩序为小康社会标准，而非财富量。以此为准，人均GDP为391美元的马达加斯加和4.3万美元的芬兰都是小康社会，而560美元的阿富汗和3.3万美元的意大利则不是。 人均GDP1000-3000美元≠社会动乱因素。根据IMF数据，2009年人均GDP位于1000-3000美元的国家有36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动乱的普遍性并没有明显地高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其中摩尔多瓦、吉布提、喀麦隆都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国家。相反，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却不如上述国家安定。 2009年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经济体有37个。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定情况也不比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国家好。其中阿富汗、肯尼亚、乍得、利比里亚、布隆迪都是有名的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人均GDP只有560美元的阿富汗明显比人均2111美元的蒙古社会动荡得多。 人均GDP是虚拟的 对人均GDP的迷信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其中借助虚拟事物应对困难是重要因素之一。“人均GDP”是一个描述虚拟事物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是个衍生变量，即不是真实的存在。 GDP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规模。无论GDP的衡量方法是否可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但是国家财富总量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存在。然而，在GDP上衍生出来的“人均GDP”所表达的事物却是一个客观物理上不存在的。自古以来，任何国家既不会将国家财富均分给每个人，也无法做到将国家财富均分给每个人。 在某种程度上，人均GDP和古人制造的“神仙”和“鬼怪”这些虚拟事物具有相同的性质，即由于他们不是存在的，因此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无需科学论证。例如，正面的成功、运气、巧合、发财，反面的灾害、疾病、暴乱、战争。“因鬼上身而得病”和“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阶段社会矛盾多发”，两种解释异曲同工。 现代科学不但增加人类的知识，也提高人类制造虚拟事物的能力。例如，人类已经可以在网络上享受并不存在的虚拟权力、财富和爱情，在金融领域运用衍生工具创造虚拟经济，在政治领域运用人均GDP来寻求政治快感。例如，面对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客观事实，日本官方说，“日本人均GDP是中国10倍多，将把这一优势传给下一代”；日本学者说“以后的目标应是提高人均GDP”，以此自娱自乐。 谨防人均GDP误事 人们对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解释可能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认虚拟经济与这场危机直接相关。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显得回升乏力。由于虚拟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很容易误事，甚至给参与者造成伤害，例如次贷、传销、高息集资、网络游戏。因此，对于人均GDP这种虚拟事物，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在重大事务上，更要小心人均GDP的误导。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正义与公平。人均GDP391美元的马达加斯加和4.3万美元的芬兰都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和谐，这告诉我们，人均GDP的高低与社会和谐无相关性。我们可以考查这两国在社会正义与公平方面是否有共性，在社会道德和社会制度建设上有什么共同之处。盼望提高人均GDP减少社会矛盾，类似于祈求神灵保护健康。 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人均GDP前八的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如第137位的印度，美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排世界第9和第19位，这告诉我们，人均GDP不靠前的国家仍能成为世界强国。只要我国保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人均GDP排得不靠前，照样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强国。以提高人均GDP来提高国际地位的策略，难免会忽视国防、社会、制度的发展。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不扭转实体经济萎缩，特别是制造业萎缩的趋势，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将难以为继。 国际形象好坏是由友好关系多少决定的。人均GDP为2.7万美元的以色列，其国际形象远不如542美元的坦桑尼亚。这告诉我们，提高人均GDP并不能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甚至可能引来国际社会抱怨，如未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抱怨。我国要从如何建立和增加盟友的角度考虑提高国际形象。荀子二千多年前说的“霸夺之与”至今仍未过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3-14 这场世纪大地震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但是，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也许震后重建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这次日本世纪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震灾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震级、受灾范围和可能的受灾人数不同，对日本经济的直接打击方式和程度更是大不相同。   上次受灾的神户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并非一个产业中心，虽然神户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大型企业实际上就只有神户制钢所一家公司。但是，这次地震直接袭击了东京周围的两大工业地区：以千叶县的千叶市为中心、面临东京湾的“京叶工业地域”和从东京到横滨的所谓“京滨工业地带”延伸出来的包括埼玉县、群马县、枥木县和茨城县的“北关东工业地域”。这些地区是日本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集中地带，也是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现在丰田、本田、尼桑在灾区的近十个工厂和开发机构停工，灾区内的钢铁和石化企业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击。不但厂房设备的损坏令生产无法进行，断绝的交通更使得物流陷入瘫痪，生产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雪上加霜的是，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一号、二号核电站都遭受到了地震袭击，不管最后是不是能够控制局势，但是这两个核电站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无法使用已经成为不争事实。   因此，这场地震将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甚至还不乏更加悲观的议论。是否下拉一个或几个百分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被下拉的时间会持续多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就从来一直好转过，GDP像被冻结了一样几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还不时出现负增长。所以，即使真的出现这种负增长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深入分析一下，日本经济还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阪神大震灾发生时，虽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破灭，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自负还在。日本当时面临着战后最大的日元升值压力，为了消解这种压力，各大日本企业开始把制造基地向海外尤其是向中国大陆转移。阪神大震灾除了灾后重建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需求，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始高速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并不大。   与阪神大震灾相比，日本此次世纪地震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大不一样，所引起的经济反应也很可能会不一样。虽然从去年开始的日元升值，其幅度可与上次阪神大震灾时相媲美，但是现在依然留在本土的这些日本企业生产基地都是经过了长期日元升值考验的，虽然日元以及日本的人工成本依然坚挺，但是这些生产基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都是属于那些无法替代的部分，没有再向外转移的必要和压力。如今这些生产基地遭到破坏，一般说来，日本企业现在会选择在原址修复，而不会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一直有主动为国分忧的传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往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而影响国内就业，这些已经经过了日元升值考验的生产基地更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这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所产生的需求规模上就大大超过了阪神大震灾，再加上重建产业中心所产生的大量需求，令所涉及的产业超出了传统的土木建筑行业而拓展到了为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提供设备的所有行业，令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   日本并不缺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少的是一个使用这些资金的名目。这次震后重建也许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3-14 全国“两会”期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热点关注领域。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份的中央党校讲话中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重要讲话。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三个最大限度”的提出，就要求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强项，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为社会管理上的短板。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四化”进程对中国影响日深。在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可谓相得益彰；从文化上，中国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市场化媒体如火如荼；从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稳定发展；从社会管理上，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现代公民社会可谓是前进方向。但这背后，也是存在着各种转型，这些转型既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顺利的，还面临很多困难的，总之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要大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的就是在于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已经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来看，深圳无疑走在了前列。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在市场经济相对充分发育的时候，因地制宜推出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其实就是在推动社会成长。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社会重新浮出水面的历史。但这个浮出是很漫长也是很艰难的，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现代公民社会。 深圳民政系统这几年来确实做了很多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事情。其中，2009年深圳市与民政部签订了一个部市合作协议，也就是《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试点民政事业改革。这个“部市协议”赋予深圳七项先行先试的任务，分别是改革行政层级和基层管理服务体制、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率先建立现代社工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配套改革。七项任务无一不与社会管理有关，这对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来说，全部是在做加法。 任何改革都需要先行先试者，都需要锐意改革者。深圳民政领域的改革之所以蓬勃开展，改革群体的存在是个关键。在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曾经说，“搞慈善，到深圳”。没过多久，遭遇身份危机的壹基金便成功落户深圳，成为深圳首家无需“业务主管单位”而直接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公募基金会。这说明，深圳的民政改革不是务虚，而是真正地、踏踏实实地搞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创办和发展解决现实难题。 社会管理政策创新在深圳开展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香港社会管理体制和经验的辐射效应。香港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应当说远远走在了内地前面，学习他们业已成熟的管理经验，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内地相关领域改革的误区。在此方面深圳通过学习和借鉴逐渐把区域优势转变成为了政策试验，从而形成了制度优势。这是深圳的特点，也是深圳之所以能够继续走在改革前面的核心要素之一。 目前《慈善法》草案以及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都尚在修订当中。修订必然需要试点，需要一些成功的做法作为参考。深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政策创新给国家法律的更改应当说提供了一些参考。 对于深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应当给予鼓励。不独是深圳，任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地区均应多作鼓励，多做指导。一些改革或许超前，但也要允许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试点。好的政策，好的方法，往往都学习来的，是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