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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5-23 未来几个月，在台湾面临会否再次政党轮替的当口，北京应该记住历史的教训，警惕两岸议题冲击台湾选情，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应该更为慎重，切莫放出狠话，避免选举期间卷入两岸关系纷争，被台独分子炒起话题，刺激了台湾民众的情绪。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美国对台军售时说：“美国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法律，用美国的一个国内法管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太霸气了。”陈炳德还透露，这两天他也和美国议员进行了接触，有不少议员也感到《台湾关系法》该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陈炳德讲话掷地有声，一直以来，没有中国的官员会如此直接、当面“顶撞”美国霸权。电视画面所见，连马伦都有些愣住了。不过，对这番话，有反应的还不止中美两国的官员和民众，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也有些不快并迅速作出了回应。   台湾“外交部”次长侯平福5月19日在回答“立委”林郁方的质询时表示，在美国国会，无论是参议院或众议院，绝大部分都支持《台湾关系法》，中共说要游说修法“不是那么简单”。   按理说，陈炳德痛批的是美国，讲的主要是中美关系，为何会引起台湾方面的紧张，和中国大陆较友好的“立委”都要站出来说话？这是因为《台湾关系法》不仅涉及到美台关系，也同样与两岸关系有关。台湾当局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不仅要出来回应，而且还要态度强硬，堵住绿营的嘴。   两岸议题例来是热门话题，在马英九率领国民党重返执政舞台后，两岸携手走向融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效应下，台湾朝野都感受到拉近两岸距离的利好。但政治和军事议题仍然没有对话的时间表，双方尚未建立互信而成为敏感话题，马英九处理不好，随时会成为政治毒药，遭到绿营的攻击。   尤其当前台湾面临新一轮选举，执政的蓝营还没有必胜的优势，两岸议题对台湾选举的影响，既会因为台湾经济向好而令蓝营受益，也会因为政治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当而令蓝营受指责，遭遇票房滑铁卢，这是双刃剑。面对大陆方面放出“狠话”，台湾方面一般均以“狠话”还之，同样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但如此“狠”来“狠”去，最终受损的还是两岸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一旦台湾舆论认为台湾所谓的“核心利益”受损，如果台湾执政当局回应无关痛痒，即会被反对派质疑是“向对岸屈膝献媚”；如果说话过硬，又会破坏了马英九当局执政后两岸日益修好的关系，伤害了大陆民众的感情进而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反弹。   美国执行《台湾关系法》，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售武给台湾也亦如此。我们不赞同美国或其他国家向台湾提供军备，但并非是因为害怕美国提供了军备可以令台湾强大到足以在军事上抗衡中国大陆；对美国来说，他们也不会认为向台湾军售，提供F16C/D型战机等，就可以令台湾固若金汤。美国此举的实质意图是通过军售损坏中国人民的感情，令两岸关系恶化，从而从中渔利。美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在对美放话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需要谨慎，千万别中了美国圈套，伤害了两岸关系。   对美国甚至台湾的分裂者放狠话，自然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也让民众感到痛快。但事实是，一二个重要官员出来说些强硬话，改变不了美国立场，美国不会因此而修改《台湾关系法》，相反却让台湾感到不安。美国从来不会依是非、事实来说话，而一贯按照他的价值观、他的利益来行事。所以，在涉台问题上，中国应该固守立场，不放狠话，但以实力说话。   这个实力，不仅是军事实力，更是政治实力、政治智慧。对北京当局而言，解决两岸问题，固然要靠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靠政治实力、政治智慧。事实上，今天两岸关系出现历史性的变化，北京依赖的还是政治智慧、政治实力。无法回避的是，在争取台湾人民在两岸和平统一及中国人身分认同方面，政治实力、政治智慧比军事实力更重要。   很显然，即使国民党重返执政舞台之后，在建设台湾、争取民意等方面都从两岸关系的改善中得到益处，但在选举中可以看出，无论如何，执政的国民党都不愿意将可以做不能说的两岸关系改善当作选举优势，更不愿意在大选之前涉及两岸的政治议题。   2012年1月，台湾面对新一轮的大选，无论是蓝营守住“立委”优势还是马英九争取连任，都是一场硬战、苦战。未来几个月，在台湾面临会否再次政党轮替的当口，北京应该记住历史的教训，警惕两岸议题冲击台湾选情，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应该更为慎重，切莫放出狠话，避免选举期间卷入两岸关系纷争，被台独分子炒起话题，刺激了台湾民众的情绪。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5-20 入世十年的中国，未来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去争取规则制定权呢？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过去，我们依靠庞大的市场，引来了外资，发展了中国经济，进而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未来，更要依靠这个市场，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尽管距12月的纪念日还有些时日，但从年初起，不时有媒体探讨中国入世10年的得失利弊。比如，最近有学者发文认为，中国其实还没有进入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核心和深层，还只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表现在：中国连“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获得；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投票权提高，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机构的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西方对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附加不少条件等。   凭心而论，入世10年，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还是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体量相比，确实不相称。   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延续了60多年，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利益格局，任何一个后来者加入这个体系分割其利益，都会遇到既得利益国家——其中主要是美欧日——的阻扰。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国际间的博弈历来如此。其二，中国自身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单纯归咎于美欧的阻扰。或者说，中国自身的不完善，给了美欧阻扰中国进一步提升规则制定权的口实。如在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问题上，美欧日等少数几个国家就是拖着不承认，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包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法律完善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公平、诚信等商业道德的不认同。而在这些方面，客观而言，中国确实不完善，有着很大的改进余地。第三，也与我们的某些应对失误有关。我们对某些不应过分重视的东西过分重视，致使美欧认为有机可乘，拿来作为敲打中国索取利益的筹码。例如要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这样有助减少西方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指控和投资贸易壁垒，但少数国家只想以此从中国索取更大利益，因此再与之谈判反而陷自己于被动。事实上，再过5年中国就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从中国贸易的跃进速度来看，它并没有成为对中国崛起的根本阻碍，再等5年又何妨？类似的应对失误，在其他方面也存在。   全球经济治理权的获得，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入世十年的中国，未来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去争取规则制定权呢？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无论美欧日，都不可轻视。过去，我们依靠它，引来了外资，发展了中国经济，进而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未来，更要依靠它，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   在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像中国一样，通过输出商品，确立了自己的贸易大国地位。但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开始以贸易逆差的形式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向美国出口商品赚取美元，一直到今天，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都是逆差。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实力超强的结果和标志，但逆差又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逆差中，美国一方面廉价享用世界各国的商品，改善美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又借着贸易逆差，在全球化范围内不断膨胀，开疆拓土。因为在其他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背景下，美国就能很方便地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巨额贸易逆差还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扩大服务贸易和获取全球化利益的“武器”，逆差也助长了全球“美元化”趋势，为美国转嫁风险创造条件。可以说，正因为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世界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从而得以互相促进。   美国之所以能够以贸易逆差做武器，当然是因为美国是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大得多。如果中国能够代替美国发挥世界商品的“蓄水池”作用，将对中国谋取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十分有利。   但要像美国那样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中国就必须改变目前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因为出口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进口是把别人的命捏在自己手上。不过，以中国当前的低工资经济，是无法产生足够的内需以吸收潮水般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因此，要激活13亿人的大市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将目前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的社会改变为消费型的社会。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六年来首现逆差，这是个好现象。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分量并且将会继续壮大的规模，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使命。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自身的实力，改革国内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5-20 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国的外交理念成为一股引导国际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力量。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创立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论坛这样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应该在政策与策略上做相关调整，为国际组织及其机构进入中国创造条件；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平台，主动制定议程，积极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5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演讲。胡锦涛主席指出，10年前，在亚洲有关方面和人士共同努力下，博鳌亚洲论坛宣告成立。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这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其总部就设在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十年前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村。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正式宣布成立“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BFA，或称为亚洲论坛、亚洲博鳌论坛）。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这也是继总部设在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之后，第二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国际性组织。   　　十年，与其说见证了昔日一个小渔村的巨大变化，不如说博鳌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胡锦涛主席在博鳌十周年的开幕式上是这样总结的：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亚洲能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得益于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得益于亚洲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更与亚洲人民既坚持发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注重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密不可分。   　　这是对亚洲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对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总结？！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在谈到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将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10＋1、10＋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我们将加强同周边国家在交通、能源管道、信息通信、电网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这一宣示，尤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表明了中国今后在处理国际问题、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方面所继续坚持的方针与政策。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日趋主动   　　中国主流学界认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相对孤立阶段（1949－1970年）；消极参与阶段（1971－1978年）；部分参与阶段（1979－1991年）与全面参与阶段（1992年—至今）。   　　全面参与阶段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起点，中国总结前面40年参与国际组织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加入国际体系是打破包围与孤立、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参与、融入国际组织以全面性、战略性与长远性为基本特点。1992年后，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上，变得更加合作与积极，中国也因此在国际上越来越扮演与它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角色。...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5-20 瑞德此次访华的深度信息之旅显示，美国需要深度了解崛起中的中国。对于这个历来最大规模的参议员访华团来说，这次访问，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中美全面合作和互信，揭开美国参院对华史的新篇章，一方面也让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感到一种面对当下困难，如何起衰振弊的巨大压力。 4月18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瑞德（Harry Raid）首次率团访华，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称之为“深度信息之旅”（Informative throughout）, 有媒体甚至将此行称作“秘密之旅”。         笔者认为，此次瑞德访华之行之所以受到美国媒体关注，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瑞德身为参院多数党领袖，是美国当今三大政治领袖之一。在美国政坛，总统、众议院议长、参院多数党领袖被视为最为重要的三大领袖。该团成员也均为美国参议院重量级人物，包括7位民主党参议员和3位共和党参议员。其中，参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参议员迪克•德宾（Dick Durbin）和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克塞（Barbara Boxer），皆在美国政坛举足轻重。         其次，瑞德一行先后访问香港、成都、西安和北京，从沿海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到内陆中心城市、文化古城再到政治文化中心，从维多利亚港到乐山大佛、兵马俑再到宏伟的长城，无疑对于这些资深参议员了解当下中国和历史中国深具意义，他们将会直接感受到一个崛起强大的中国、一个富有生气的中国。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5-18 我们目前还要理性地看待“瓦良格”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与作用，理性地看待航母出现在中国海军之中。而无论航母带来什么样的突破，中国海军要真正走向蓝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停泊在大连港内的“瓦良格”航空母舰的舾装已近尾声。从外观来看，其主要装备即将安装完毕；舰身也早已换上了中国海军特色的蓝灰色涂装。随着其服役时间的临近，外界对于中国发展航母的讨论越发丰富。尽管中国从民间到官方已经引进了四艘航空母舰，但是航母对于中国仍是一种极为陌生的军事装备，我们至今仍然还在真正意义上的“航母门槛”之外。当前的“航母热”，难免使民间对“瓦良格”在未来中国海军中的地位和她的实际应用缺乏许多理性的认识。因为，不仅“瓦良格”的作战能力还无法和大型航母相比，更重要的是中国对于航母的各类操作还需要积累足够经验来形成真正的作战能力。而对于航母在战略上的作用，解放军海军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来总结理论，以及更多的经验来培养中国的航母外交能力。   “瓦良格”作为航空训练舰？   “瓦良格”号原名“里加”号，始建于1985年，并于1988年下水舾装。其设计为前苏联海军的1143工程，定位为“重型载机巡洋舰”，并以反潜为主要功能。由于苏联海军的军备及其领海特征都不需要远洋制空作战的军舰，因此舰上的固定翼载机数量有限。以“瓦良格”的姐妹舰、俄罗斯现役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为例，舰上载机共47架，以反潜直升机居多，其中“苏－33”制空战斗机总计12架，编一个中队。固定翼飞机搭载最多30多架，无法和美国的“尼米兹”级近100架的搭载量相匹敌。   中国的海岸线长，领海纵深浅，中国的航母更需要战区制空能力。因此，“瓦良格”并不符合我国海军的建设目标。其次，航母从装备到实际战斗力的养成比驱逐舰等中型作战舰艇所需的时间周期更长。中国的航母操作人员，特别是航空人员的培养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再者，航母以其对敌国的纵深打击能力，其对地区的战略影响力是很难把握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几乎没有战略同盟关系，若“瓦良格”以军事名义列装海军，部署于海军任何一个舰队，都容易立刻引来周边国家的猜忌。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个人认为，“瓦良格”可能不会以航母的名义来正式列装中国海军的作战部队，而很有可能将以航空训练舰的名义服役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这也许是海军选择在大连改装“瓦良格”的原因之一。在建造过程中，就能开始培养海军的工程人员、维修人员以及作战人员 。另外，“歼－15”舰载机的设计和制造都在距离大连很近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完成，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中国亟需培养航母人才   专业人才是高技术战争中航母作战的先决条件。“瓦良格”成为一艘训练舰，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此前完全没有航母作战人员。以航母最为重要的航空保障业务来看，要把地面上固定不动的一座巨大机场的全部工作“搬”到活动在海面上的几万平方米空间内就不容易，而其中“搬”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挑战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舰载机在舰上的分布调度、机务维修和航材管理等都是极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出第一批成熟人员及完成具体操作手册。而在海上执行系统的航空作战，加上海况及气象的影响，对各方面技术人员的要求就会更高。时间上相对固定的维护方面如此，更何况舰载机飞行运行的起降调度、挂弹加油、签派以及进出舱之类的全动态操作。   建造在武汉的那艘“陆地航母”式建筑物，应该就是为了预先培训一部分航空技术人员，以避免人员训练跟不上航母建造及部署的进度。但是，技术方面的训练只是航母作战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只有掌握了海上航空基础技术的经验，才能完善指标设计、整体建造、具体施工等方面的经验和理论，为中国独立建造航空母舰打下基础。   早在刘华清领导中国海军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培养航母指挥人才。广州舰艇学院1987年的“飞行员舰长班”就是中国为了将来的航母舰队而预先培养的第一批人才。其九名毕业生今天都已经担任舰队指挥官的军职，并具有了足够的舰队指挥经验，对于航空的指挥与作战也有很深的认识。他们有可能成为将来“瓦良格”的高级指挥人员并会培养更多的各类各级指挥人员以及研究航母编队作战的理论。而2008年，大连舰艇学院又招收了第二批“飞行员舰长班”，人数也扩大到50人，人才梯队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   笔者个人认为，以中国目前掌握的航母应用技术和理论，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航母战略很有可能将分三步发展。第一步是建立成熟的航母舰队，实现有限的战区制空能力及投送规模，配合驱逐舰编队作战，形成足够的大舰队决战能力。第二步是建立对中国近海海域的绝对控制，实现南中国海的“内湖”效应，保护中国的海洋石油运输通道，威慑周边敌对国家并对可能的台海冲突起到支撑作用。最终，能够突破岛链并向深海海域延伸，使常规及核威慑能力向太平洋及印度洋延伸。中国只有稳健的走完第一步，才有可能去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利用“瓦良格”来培养人才，也有利于把握“航母未下水，人才先培养”的先机，为中国自建的航母打好人才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5-17 美国击毙拉登，日本媒体多为负面评论，似乎和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盟国身份不符，实际上日本人是在通过这种议论来表示他们对美国的某种态度，这些议论本身恰恰展现出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5月2日，美国宣布击毙奥萨马·本·拉登。消息传来，据说93%的美国人都为此而欢呼，而在那些和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人们就未必这样想了。但是，日本的反应却更是耐人寻味。   作为美国盟国，日本官方的反应当然是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天就发表了欢迎这次军事行动，向执行这次军事行动的有关人员表示敬意的谈话。但日本传媒对这件事倒不这么看。当然，日本传媒不会发表反美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他们的议论集中在美国的行为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一家日本的传媒对这次军事行动持肯定态度。他们首先质疑美国是否有权利在第三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是否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既然本·拉登是被国际通缉的恐怖行动嫌疑犯，美国在实际上能够生擒的时候却选择了击毙的方式是否合理？本·拉登被击毙是否就宣告了恐怖主义的终结？美国在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这件事中负有什么责任？基地组织在本·拉登丧生之后会不会开始大规模报复行动，从而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好像都是一些负面评论，似乎和与美国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盟国身份不符，实际上日本人是在通过这种议论来表示他们对美国的某种态度，这些议论本身恰恰展现出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不需要别人提醒，日本人被这次军事行动唤醒的记忆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方暗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事件，而美国人在强调这次行动合法性的时候正好举的就是这个例子。本来日本的武士道就不认为暗杀敌方指挥官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拿山本五十六来说事更让日本人私下有点不开心。   让日本人很伤脑筋但绝对难以启口的，还有美军在别国国内随便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严格地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像美日之间那么紧密，而美国在巴驻军的地位和驻日美军的地位也不能相比，在法理上是不能自由行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照样毫不犹豫地在巴基斯坦开展了军事行动。驻日美军无论是在规模还是配备上都远远超过了驻巴美军，特别是驻日美军的活动空间很大，基本上是自由行动，连日本首都东京的天空都是归驻日美军管理的，美军飞机在日本飞行无需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反而是日本飞机要进入东京空域一定要先得到美军横田基地的同意。   美日关系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但大体上是好的，目前谈不到美军在日本国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将来呢？谁也不能保证美日关系就一直这样好下去。如果将来真的出现了一个美国人不喜欢的，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日本领导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所以，日本传媒十分强调美国在主权国家不经许可展开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   实际上，日本一直觉得美国的中东政策给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几乎全部依赖于中东石油的日本，经常因为美国的政策变化或者开展的行动而弄得很被动，比如美伊关系的恶化就令在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日本丧失了在伊朗已获得的石油权益。希望中东稳定的日本实际上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很头疼，这就是日本传媒一直暗示“恐怖主义的根源实际上在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原因。日本实际上很希望美国能够采取稳定中东的外交政策，哪怕回到过去“不战不和”的局面也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中东弄得极不安定，成天在打仗或者要打仗，这样日本可以制定一个比较长期的能源政策而确保更加安全的能源供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5-16 中美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对话内容，是一个重大的事态。假若行之有果，那么，中美双边关系将增加一个稳定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三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达成不少共识，其中一项就是同意开辟亚太安全对话的渠道。由于处理贸易分歧历来是双方战略和安全对话的焦点课题，相形之下，双方这次同意建立亚太安全对话渠道的共识显得比较低调。但实质上，中美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对话内容，是一个重大的事态。假若行之有果，那么，中美双边关系将增加一个稳定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实质性变化。   非盟友或超传统盟友   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内容，在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双边外交中都未曾有过。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传统的军事盟友关系，但美国从来没有专门把亚太安全作为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美国虽然曾努力把亚太安全、特别是把中国崛起的问题，作为自己和这些盟国共同关注的课题，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就这些课题建立一个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很明显的。一是美国从来没有把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平等的伙伴来对待，它只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和跟从，因为盟主是不会跟小伙伴共同决策的；其二，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正在拉拢的印度，在国际地位、国家实力和外交能力上，都不足以帮助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课题更不现实。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尽管双方有必要在局部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协调，但鉴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有限，因此，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显然不宜作为中俄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至于中国的其他周边国家，就更不是适当的对话伙伴。   可以这么说，中美同意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对话，这一决定本身就表明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尊重和互需：认可对方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愿意尊重对方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需要对方给予谅解、合作和支持。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也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战略思维大转变。其本质意义在于，虽然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竞争对手，但都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双赢；其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于有可能使中美之间的非盟友关系变得比传统盟友关系更加重要。   简言之，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依然不可缺少，但只有同时和中国进行战略安全合作，美国对安全利益的更大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就中国而言，只有与美国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和合作，才有可能使美国减少对日韩澳等盟国的依赖和重视程度，减少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同时也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中美须首先培养互信   根据双方的意愿，中美亚太安全对话可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启动，双方似乎都有一种紧迫感，都有积极的期待。对话能否顺利，能否对未来的对话奠定基础，关键不在于能否立即达成某个具体共识，而在于彼此之间能否感受到对方的善意、诚意。说到底，中美愿意展开亚太安全对话，目的就是要借助对方的合作，来维护和管理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双方之间就必须首先培养和建立相当程度的互信。   如何培养和建立互信？第一，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真实意图，尊重对方的利益；第二，双方必须阐明自己的具体关切，并尽可能给予理解和照顾；第三，在可以合作的具体安全事务中，双方必须有合作的行动。总之，这种对话的过程和效果，必须要让双方都认为是值得的。既然是为了寻求共识而对话，那就应该尽力避免把这个平台变成短兵相接、相互指责、扩大分歧的场所。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季鲁 2011-05-13 刚刚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的洛桑·桑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4月27日，42岁的藏族学者洛桑·桑盖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赤巴（即“内阁总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前任桑东仁波切不同，洛桑·桑盖将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就在前不久的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宣布将卸除其政治领导人地位，仅保留宗教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将政治权利移交给新的政府首长。如此权利交替显然是为顺应达赖的“中间路线”在策略及手段上的变化，而洛桑·桑盖与众不同的上任就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   早在2010年10月的预选中，洛桑·桑盖就成为最热门的候选人。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是第二代流亡藏民，以文学士、法学士学位毕业于德里大学。1995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首位藏人法学博士。毕业后他继续长期在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研究项目任研究员。在政治上，洛桑·桑盖在德里大学就读期间（1988年到1991年）曾率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成员围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并在1992年当选“藏青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这样一个有着学术及政治双重光环，“流亡二代”的身份背景，具备法律知识及政治头脑的年轻领袖无疑是丹增嘉措政治路线的理想托付者。   在2010年7月，洛桑·桑盖就规划过噶伦赤巴的新角色，“首要的责任，就是解决中国占领的问题…其次，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高西藏政府的位置…第三,…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第四…（针对中国）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最后…确保流亡在亚洲和西方藏人的福祉。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的青年积极与西藏政府互动，并参与西藏运动” 。   分析以上洛桑·桑盖对于噶伦赤巴新角色的六项规划，不难发现其不仅以“藏独”作为其纲领，更有直接行动的规划，还不忘发动更多的“流亡二代”参与“藏独”。其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及“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的意味颇为深长。一个流亡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多少官方的支持和同情？！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无非就是向对中国有战略企图的国家靠拢，试图通过成为他国战略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很容易明白，当这个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美国公民，提出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于“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就是更加有趣的命题。因为印度总理辛格去年已向温家宝总理承诺，不支持任何人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行为。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将迫使印度必须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待西藏流亡政府。这意味着，西藏流亡政府未来的命运和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存前景都将充满了疑问。   另一方面，丹增嘉措的自然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正面临着作为摄政的政治生命与作为活佛的宗教生命之间的博弈：要使宗教生命永存，就必须使用金瓶求签来轮回，从对宗教的信仰与寄托来看，达赖不可能背离宗教带给他的一切，否则就背离了所有信徒和所有藏民；而要使政治生命留存于印度，即死后依然有人继承其政治路线，就很可能要放弃金瓶求签，当然也随即就背离了宗教上的一切。因此，他不断寻求新的道路来突破这个困境。前几年，他试图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乌金听列多杰为摄政的继承者。然而，这无法突破宗教的限制，最终不了了之。如今，他以退休这样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背离宗教赋予达赖的政治使命。   在这个背景下，洛桑·桑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丹增嘉措在其就任的仅仅一个月前正式宣布卸任政治领袖的决定，既反应了洛桑·桑盖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丹增嘉措此时对“政治赌博”所感到的焦虑与不安。丹增嘉措走出这一步就无法回头，放弃了政治地位，也就是放弃了“政教合一”，其实已背离了“达赖喇嘛”这个活佛所承载的意义。把政治地位易主，只做精神领袖，无非是用貌似顺应时代的、符合民主的手段来让各地信徒继续追随他，背离宗教的同时继续利用宗教的名义完成政治地位的传承。   洛桑•桑盖以精神领袖或国王的统治已经过时来评价丹增嘉措的退休，不过是在粉饰他的就任，试图说服流亡藏人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道路，画出一张新的大饼来延续流亡政府本就难有所作为的领导，同时也为丹增嘉措背离宗教做开脱。作为一名在人权法及国际公法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洛桑·桑盖似乎更应该理性的考虑如何改善十几万流亡藏民的生活处境，以及为他们寻找除“难民”之外更好的国籍身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或者印度公民，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5-12 中产阶级是带动社会消费的领头羊和主力军，是一个活跃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的消费起来了，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就有实质性的内容。当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后，中国将能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环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使它在培育中产阶级方面，是其他税种所不具备或不可替代的。 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短短几天时间，已收到17万条意见。民众对个税改革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正是公民意识的体现。而今次征求意见，公众最关注的是个税免征额调高至3000元是否合理、级次级距调整是否加重中等收入人群负担等关乎民生利益的问题。   现行个税难以实现税负公平   个税设置除了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外，主要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也就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因此，在多数发达国家，个税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年收入来课税，并且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纳税越多。比如，美国高收入者就是该国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到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   中国恰好相反，中低收入者已成为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1994年中国设立个税时免征额是 800元，不过那时实行低工资，这一免征额是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可把个税看作是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职工的收入普遍提高，个税也先后于2006年、2008年两次上调，目前起征点在2000元。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为2754元左右，个税免征额与劳动报酬的比率在0.72：1，免征额的提高低于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增长，使得本来应免缴个税的中低收入劳动者被推入了纳税者行列，成为个税的主要来源。统计表明，在我国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为3亿人；在全部个税收入中，65％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也是人们对此次个税改革反响强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行个税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办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个应税项目，并相应规定了每个应税项目的适用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及计税办法。这种税制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除了免征额过低外，亦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因为，高收入者可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票利息和红利、期权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购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   我国现行个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且最高边际税率均为45%，这在世界上都少见。累进税率级数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既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也助长了高收入者的逃税动机。   建议免征额提高至4000元   个税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从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改革方案看，今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将现行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二是将现在的工薪所得九级累进税率减为七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并扩大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经测算，调整后月入1.9万元为个税负担增减的临界点，在这以下都能享受到减税的好处；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也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   客观而言，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提高的幅度已达50%。按照这一免征额，再扣除各项保险，月薪4000元基本不用交个税，月薪5000元所交个税也不会超过100元。以中国目前多数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即使在京、沪这样的大城市，中低工薪者基本可以不交税或只交少量的税。   总的来看，按照这一方案实行，中低工薪者的税负会有所减轻，高工薪所得者的税负将会提高，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目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该方案与多数人的期望还是有一定差距，说明该方案对现行个税的缺陷改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