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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6-10 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日本在历史上走过弯路，犯过错误，这是现在日本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也确实进行过反省，试图找出一个不再犯错误的方法。但是这种反省都是在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按照麦克阿瑟的思维所进行的反省，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出自内心的反省。比如，日本的主流思维就是“因为军部几次发动了流血政变，从政治家手里接管了政权，日本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但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就是军部为什么能够发动政变，为什么能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军部有没有什么大义名分以及军部是不是受到了国民的支持等等。   事实上，军部当时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的行动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而且是广泛的支持。例如在审判“5·15事件”和“2·26”事件有关人员的时候，法庭收到的为这些犯人求情的信件不计其数，这些求情信的背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军国主义思想上去，而与当时的日本人对政治家的厌恶有关。因此，现在经常能听到日本人说：“并不是支持那些发动‘2·26事变’的人们，但是确实能够理解那些军人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从现在政治家的表现中就能推导出当时政治家的表现。   当今日本政治家表现怎样呢？如果说一句政治上不正确的话，现在日本没有了军部，如果还有军部的话，搞出一个军事政变出来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反对，因为这些“民选”的政治家们表现实在是无法想象地差。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家素质有以下的要求：第一，构想未来、变革现实的热情；第二，在一定距离上能够理解现状的洞察力；第三，理解并且接受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责任。   而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次的菅直人内阁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民主党的菅直人内阁绝不是一个什么有执政能力的内阁，人们有无数的理由来批评和批判这个内阁。但是在日本受到东日本大地震袭击，所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还在现在进行式之际，有一点实际上是禁区，也就是不能进行倒阁活动。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内阁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现在救灾是当务之急，消耗不起倒阁的时间。   反对党自民党当初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也一直不愿意提出内阁不信任案，一来反对党在众议院占少数，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再者即使能够通过内阁不信任案，民主党只要选择内阁总辞职，还是民主党组阁，轮不到自民党，自民党犯不着为别的什么民主党人去赶走菅直人。   但是这种局势随着民主党内讧程度的扩大而发生了变化。民主党内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都开始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活动。为了对付鸠山和小泽吃里扒外的行动，菅直人发出了破罐子破摔的威胁：“如果你们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法案使之通过的话，我就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实行大选”。民主党当政两年来到处都是破绽，所有日本人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如果现在解散议会搞大选，不言而喻民主党议席会像雪崩一样减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小泽阵营中那些上次选举中初次当选的议员们。鸠山和小泽当然在表面上不能屈从于这种威胁，但这种威胁却激发了自民党的倒阁决心，因为一旦解散议会实行大选，自民党就有可能重返执政党的位置，于是自民党加快了倒阁步伐。   这时鸠山由纪夫才真正知道了厉害。日本人也不是毫无记忆力的傻瓜，假如这次真的搞了大选，民主党肯定惨败不说，只要有现在记忆的人没有死绝，民主党就绝无重返执政党地位的可能！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菅直人各退一步：鸠山由纪夫不支持自民党倒阁，而菅直人则在短时间内辞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09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保障房的大规模入市被认为是缓解中国住房紧张的最后手段，但据报道，原本按计划到今年10月底前须全部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截至到5月底，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成绩并不理想。最好的重庆，到4月底已开工保障房占年度保障住房建设总量的比例仅为41%。   据悉，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除了受项目进程自身规律制约外，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资金短缺。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目标所需资金至少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8000多亿元要通过社会机构投入和被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筹集；各级政府承担的5000多亿元中，中央财政1030亿元，其余的4000亿元由省、市、县三级政府解决。   保障房出现这样一个开局不利局面，其实并不奇怪。虽然保障房的建设被作为政治任务而提出来，最终在问责的压力下想必都能完成，但鉴于土地财政的诱惑、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状况未有根本好转、利益集团的牵制、保障房的公平分配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笔者认为，秦晖教授的“尺蠖效应”说某种程度上在保障房市场得到了应验。   所谓“尺蠖效应”，主要指的是在民主政治机制尚未成型的国家，无论当政者实行何种政策，最终的结果都会加强当政者的权力，有利于统治集团及其关系密切者。在民主体制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也会出现“尺蠖效应”，不过是反向的“尺蠖效应”，即“福利陷阱”。   理论上，保障房是国家提供给民众的一种福利，但在政府权力很难受到社会的实质约束时，得利的总是政府及其与权力接近的人。上述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即是一例。不过，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不公。近年来，在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提倡由经适房转向廉租房的同时，很多地方的“经适房”却越来越向官员倾斜，出现了种种“公务员经适房”；而在廉租房的分配方面，也只对本地户籍人口开放，农民工被排除在外，即使一些城市打开缺口，也只是给农民工中的“劳模”分配。可以说，这类制度缺陷严重扭曲了住房保障建设，令住房保障失去了福利的普惠性。   除此之外，保障房的“尺蠖效应”还表现在中央的财政投入不到位以及央企的“跑马圈地”等方面。如上所述，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地方受制于各种因素，尤其是一些贫困地方，要他们从吃饭财政中挤出部分资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是很困难的。中央财政应该考虑承担更大的资金投入责任，至少帮助部分贫困地方解决建设资金。要完成全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任务，中央财政1030亿元的投入显然不够。   另一方面，为解决资金困难，前段时间国资委要求央企入场“救驾”，大建保障房。从央企的性质和资金实力来说，像这种重大的民生工程，的确应该发挥央企的作用。但从暴露出的情况看，部分央企大有借建保障房之名而行“跑马圈地”之实的嫌疑，部分央企把其从政府那儿圈占的大片土地，多数都用来建商品房或内部福利房，借保障房而得利。这反映了政府对央企的监管不到位。在央企大肆进入保障房市场的同时，民营企业却鲜有出现。虽然理论上并不排斥民营企业参加保障房建设，但由于在征地、资金实力上不占优势，加之保障房利润的限制，目前民营企业很少进入保障房市场。   因此，要解决保障房市场上的这一连串“尺蠖效应”，不妨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世界范围看，如何设计住房保障制度，平衡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难题。发达国家首先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廉租房上，廉租房占本国住房市场的比重一般在十几个百分点，其次才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另外，在早期的住宅紧缺阶段，住房保障顾及面很大，基本包括全部国民；但在近年的居住升级阶段，住房保障的顾及面缩小许多，重点转向低收入家庭。这也就意味着在住房短缺阶段，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多，普遍比较重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而随着告别住宅短缺时代，多数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减少福利预算支出。其中，货币化补贴日益成为主流。因为政府大规模建造公共住房投资巨大，运营中势必存在管理效率不高的现象。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具体来说，在产品体系上，政府要主导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但应强化前者，弱化后者；棚户区和旧城改造也要划分清楚，部分可纳入经济适用房体系，部分让市场作主导。在保障方式上，在进行实物分配的同时，尝试多元化的货币化补贴方式，尽量不要让住房保障伤害市场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开发运营的中低价租售住宅，政府在土地出让费、各种税收上应给予大量减免；政府也应给予个人购房以个税抵扣等政策。在资金来源上，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资：一是中央财政拨付资金、地方出让土地收入的一定比例以及其他法定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财政资金；二是普通开发贷款、针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长期优惠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等；三是地方融资平台；四是中央代地方发行地方债券、建立保障房基金，以及将险资的一定比例用于保障房建设。此外，还应严格保障房的分配标准和退出机制。通过上述举措，以防“尺蠖效应”在保障房市场大面积扩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07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对于北非和中东的战略，可以说这次G8峰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根据CNN的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峰会上对于利比亚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会谈中，后者已经认同卡扎菲必须下台，认为卡扎菲政府已经失去了政府领导的合法性。俄罗斯的这个转变可以说G8峰会的一个成果。美国投桃报李，不仅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暂缓了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系统。虽然G8峰会后，非洲联盟和俄罗斯共同呼吁利比亚停火并派出特使，但他们的和平斡旋只是一种姿态，很难真正令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停火。这样的局势，使得卡扎菲只有三条路：要么投降，要么进行“下台”的谈判，要么就是殊死之战，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轰炸利比亚，向叙利亚和伊朗等国说狠话，英法美在高举大棒的同时，又对阿拉伯世界诱之以“胡萝卜”——经济利益，但除了11.5亿美元是真实可见的之外，其他都只是口头承诺。其中，美国免除了埃及的1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给了10亿美元，而英国紧跟美国，出了1.5亿美元现金，提供给“阿拉伯之春”中相关的国家。这笔款项当然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分配得当，也能缓解利比亚反对派的燃眉之急，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亲欧美势力获得关键费用。   G8峰会还承诺400亿美元经济援助“阿拉伯之春”相关国家。这些贷款能不能全部到位？很难讲。因为G8峰会的经援信誉并不好。他们曾经在2005年承诺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援助全球贫困国家，其中一半给非洲国家，但是，至今6年过去，还有190亿美元没有到位。   总体来讲，G8峰会此次显示出强势作为，继续推动“阿拉伯之春”，使得阿拉伯国家已经改变政权的国家能够继续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马首是瞻，没有改变的、正在改变的国家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此次G8峰会推动“阿拉伯之春”发展的目标很明确，第一要掌控局势，第二要决定方向，第三要影响世界。他们力图把“阿拉伯之春”定格在国际战略格局之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6-03 长远而言，中国需要制订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阿拉伯政策、黑非洲政策、西亚政策、中亚政策、拉丁美洲政策（上述地区有不少国家存在较大政治风险），通过此次阿拉伯民变，总结经验教训，对既有政策做出认真的修正。 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南欧、拉美、东亚、东欧发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1年曾预言：九十年代将会轮到西亚和北非国家相继实现民主化。但2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动静。2011年1月突 尼斯变天事件后，一种乐观的意见是：第四波终于就要来了，主战场就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逃跑了，但 那四十大盗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是否会遭遇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一样的命运？   突尼斯、埃及、利 比亚的变局对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变天”？本文首先从统治结构、统治策略及其具体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多 个指标，来观察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发生剧烈民变，然后分析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美国外交策略的调整，最后就中国应对之策提出一些建言。   七指标预判阿拉伯国家政局动向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这些指标，来观察和预判其它阿拉伯国家是否会爆发突尼斯、埃及式的严重政治抗争。   第 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政治发展水平是否都处于中等。一般来说，因石油而暴富、人民不必纳税却享受免费教育与医疗的阿拉伯君主国，较难发生颠覆 性的政治革命；足够穷的国家当然会有街头骚动，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等阶层（包括在身份上属于社会中层的军队）的支持和领导，也难以成事。20世纪的第三波 民主潮基本上属于中等阶层主导的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或已经进入中等的国家（如拉美的阿根廷、亚洲的韩国、东欧的匈牙 利）。突尼斯也属于这种情况。电视镜头里的突尼斯抗议者大多衣着齐整，文质彬彬。当然，他们可能正在因失业而挨饿，并担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而堕入社会下 层。这种“担心堕入社会下层”的心态，正是社会中等阶层极其愿意参与街头暴动时的典型心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5-31 历史已经证明了，一个产业只要出了国门就再也回不去了，不管这次日本会有一些什么行业转移到中国来，也不管这些行业到了中国之后会有些什么作为，能够肯定的是一条：这些行业再也回不了日本了。 最近，一家名为“平谦国际”的香港投资公司因为在大连的招商项目而在日本成为了谈论的话题，《日本经济新闻》和《日刊工业新闻》都在头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隶属于迈高投资集团的香港平谦国际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中国工业房地产投资的，先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成功地运营了长安、东坑、南沙和昆山四个现代产业园，总开发面积在350万平方米以上。日本产业界都知道这个公司，因为在他们进出中国大陆时经常要和这家公司打交道。   但是，“平谦国际”这次开发的大连产业园之所以能上《日本经济新闻》和《日刊工业新闻》头版，在于“平谦国际”此次动作触及到了日本人经济上和感情上都最脆弱和矛盾的那一块。   “平谦国际”这次可不是简单地在大连弄了一块地皮盖了一些厂房提供给需要的厂商，而是特别针对在今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日本企业出台了一些很少见的优惠条件。   中国过去常常会推出诸如在一定时间内减免税收之类的优惠措施，通过增加企业收益来在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当地。而这次的优惠条件很不同，包括“保证两年内能从中国商业银行得到生产所需要的无息贷款”；还承诺提供帮助使之能够在合同签字之日起100天之后就开始生产，而到现在为止的一般惯例最快也是200天左右开始生产；针对日本企业对中国员工流动性大的顾虑，还答应提供帮助使得中国员工不会随便跳槽。   日本媒体猜测，这些优惠条件已经不是“平谦国际”一家企业所能做到的了，应该是体现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产业方针。   过去，中国需要“引进外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令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就是说，单纯的货币“外资”已非中国所急需。这些外汇储备来之不易，坦率地说，都是那些农民工们的血汗。但是，中国不能永远依靠那些农民工的廉价和辛苦来换取在国际生产和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中国需要产业升级。但是，很多因素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很难实现：中国还没有一个使得中小私营企业主能够积极进取的体制，中国的中小企业并不能自发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而中国很多国营企业除了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暴利之外，更不能指望其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但这次东日本地震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机会。在地震中大批日本企业遭灾，从而使得全日本以至于全世界的产业都受到了打击或者影响。这种现实迫使日本大企业要考虑通过分散零部件供应的风险来保证生产系统的安全，这种分散风险既包括分散到日本其他地区，也包括分散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从日本政府来看，当然希望这次要分散的日本制造业能够尽量留在日本国内或者前往那些和日本在意识形态上更为一致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并不能为日本政府的意愿而左右。除了现在世界生产中心就是中国大陆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日本很难找到能够开发为工业团地的大片土地，而现在日美的商业银行都还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很难负担由于企业生产基地转移而产生的巨大费用。这些因素都使得日本企业最后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中国又正好及时打出了土地和资金以及速度这三张牌来。   笔者在拙作《东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曾说过“出来了就是不归路”。历史已经证明了，一个产业只要出了国门就再也回不去了，不管这次日本会有一些什么行业转移到中国来，也不管这些行业到了中国之后会有些什么作为，能够肯定的是一条：这些行业再也回不了日本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1-05-30 当代中国人，需要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与文化感情，来弥合伤痛，重建和平的两岸关系。经济贸易是一条线，而文化艺术则是另一条线，这两条线不断来回穿梭编织，两岸统一的愿景就日渐明晰起来。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名作，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能引起普遍关注，甚至声名显赫超过了似乎任何一卷古代书画作品，得益于2010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与记者见面会上，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讲了一个故事:“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总理期待通过历史名画“旷世合璧”，以此寓意两岸统一的愿景。   传统经典艺术名作被赋予泛政治象征价值，《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使大陆文化界有了某种使命感。浙江有关方面将其作为重大文化项目开始运作。2010年6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访问台湾，明确表示浙江愿意为《富春山居图》“手足”相聚走出第一步，将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剩山图》先送到台湾展出。此后浙江省博物馆积极与台北故宫博物馆开展对话，于2011年1月16日签署了备忘录，同意《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展出。   一幅画，本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内涵，但因其特殊的身世，被分裂成两半，一半在大陆浙江省博物馆，另一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它的泛政治象征意味因此显现了出来。总理匠心独运，通过艺术作品，引申出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也许政治一时无法完成统一，但文化与经济却总是可以先行一步，完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或开始一体化进程。   “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总理这句话，充满历史悲情，人们会想起六七十年前的那场内战，想起因内战而导致的无数同胞骨肉分离。传统中国伦理社会，最重视家庭团圆，而国共内战造成的分裂，使无数家庭经历近半个世纪的生离死别，它给家国造成的创伤，无法用任何文字来描述。当代中国人，需要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与文化感情，来弥合伤痛，重建和平的两岸关系。经济贸易是一条线，而文化艺术则是另一条线，这两条线不断来回穿梭编织，两岸统一的愿景就日渐明晰起来。   我们总是能听到“政治互信”或政治共识这样的名词，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达成文化互信与文化共识，经济互信与经济共识。其中，文化互信与共识，是历千百年历史而形成的；政治互信与共识，却受制于现实的状态，不仅受制于不同的政治形态现实，还会受影响于世界政治经济生态。   大陆近年来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以说用心良苦。两岸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互动前所未有。这一切所要达到的，无非互信二字。通过经济与文化的互惠交流，通过量变，以期收获政治互信与达成更高层次上的政治共识。   这次《富春山居图》的一部分《剩山图》主动赴台故宫展览，进展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简单、顺利。由于历史原因，两岸文物法规有许多不能对接，台湾方面即有人担心，台湾赴大陆参展文物会不会遭扣押。除此之外，在台湾政治语境下，即使是传统文化的交流，亦难免会被“政治化”。   藏于浙江的《富春山居图》，约占总画幅的十分之一，因其图主体部分为山峦，故名之曰《剩山图》，而藏于台北故宫的《富春山居图》，占总画幅的十分之七八，名为《无用师卷》（因为此画是为赠送给无用禅师而绘），中间烧毁的部分，约十之一二。画幅中的山水篇幅与两岸拥有的自然山水，恰成反比。现在大陆主动让《富春山居图》合璧，《剩山图》渡海赴台，但台湾的《无用师卷》却因为种种因素，难以到大陆展览成行。政治与文化的交相成趣，也许只有两岸的中国人，才能品出个中滋味，个中奥妙。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化共识，最终达到政治共识与互信，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而其影响却极其深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5-2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日前率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同时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访美并与美国军乐团合作演出。这是中美军事和安全合作的一个新里程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日前率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同时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访美并与美国军乐团合作演出。这是中美军事和安全合作的一个新里程碑。   理解这个里程碑的意义，首先要了解中美过去曾有过的战略合作和军事交流状况。众所周知的是，中美的战略合作起自上世纪双方针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小霸权主义。这是冷战时期和苏联解体前中美共同敌人所促成的战略合作。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美军方交流也仅仅限制在军舰互访、演习观摩、建立海上安全机制、人道救援等外交友好性质的层次。在两军交流中，比较有深度的是中国海军军官进入美国海岸防卫学院学习，以及受到民间赞助的中国军官哈佛大学短期培训班。前者，因为美国海岸防卫队不属于军方管理，属于美国政府的管理，没有出现国会的阻挠，但在事实上有助于促进中国海防的现代化。后者，则因为军方来到民间大学学习，虽有军事战略和国际战略课程，但美国军方并未涉及活动，只是中国军方单向在美交流，因而没有受阻。   在第三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之后陈炳德总长访美，其深刻意义在于双方在没有共同敌人的前提下开展合作，但是中美之间现在的军事合作，需要跨越自我的难度和阻力必然超过以往。   这次陈炳德访美，两国军事安全合作有几个新突破点。第一，双方将分别对已经建立的海上安全机制和空中安全机制，给予确认并予以具体的工作落实。第二，双方高层军事领导人的会谈，不仅仅是沟通、解除误会，还将探讨两军的具体合作交流项目。第三，美方安排陈炳德访问只有军事盟国才能访问的军事部门，是中国军方领导人首次参观考察美方的要害部门，显示出美方的诚意。第四，中国军乐团访问美国是中美建交以来首次在华盛顿和美军军事基地与美国军乐团同台演出，更具有促进中美两军友谊的意义。   中美军事交流合作还存在三大障碍，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对中国近海和近领空的侦查以及美国对华高科技设备销售的禁令尚未实际解除。中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底线，而美方的态度也趋于谨慎，而“中美亚太安全”对话机制的创建，更显示出双方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的诚意和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5-27 拉登被击毙的地点——阿伯塔巴德是中巴国际公路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起点。这是美军首次触及这条中巴“战略生命线”，显示出美军的打击范围能够覆盖到中巴公路。美军此举实际是向中国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出现在中巴建交60年之际，因此中国必须对美国在中亚的战略意图有更清晰的认识。 2011年5月2日，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了本·拉登，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终于取得了最重大的突破。一时间围绕“拉登之死”出现了诸多评论，但是这些评论中却都遗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拉登被击毙的地点——阿伯塔巴德的战略地位。阿伯塔巴德不仅仅是号称“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的“巴基斯坦军事学院”的所在地，更是中巴国际公路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起点。而中巴国际公路正是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战略生命线”。   中巴国际公路，又称喀喇昆仑高速公路（Karakoram Highway，缩写KKH），始建于印巴战争结束后的1966年，北起中国新疆的喀什，向南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经过塔什库尔干、红其拉普山口、吉尔吉特等要冲，到达阿伯塔巴德。中巴公路全长1300公里，行车约35小时。它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战略出口，不仅是连接印度洋的唯一通道，在未来还可能要承载中国的“能源生命线”的重托。2006年起，中方投资30亿人民币改建及拓宽中巴公路全线，以扩大中巴公路的载运量及提高公路的使用稳定性，从而赋予其更大的战略影响力。   美军突击阿伯塔巴德击毙拉登的行动是美军首次触及中巴公路这条“战略生命线”。美军此次行动，无疑显示出其打击范围能够覆盖到中巴公路；相反的，中国对于巴基斯坦境内的纵深战略目标的控制能力还不及驻阿富汗美军。另一方面，美军以武力向巴基斯坦证明，中巴两国长期建立的战略合作在美军面前也是脆弱的，中国并不能以一条战略公路来保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美军此举实际是向中国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出现在中巴建交60年之际，因此中国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有更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美军这次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旨在干扰中巴两国的战略合作，从而干扰中国的整个西部战略，并有意遏制中国向伊朗、中亚、中东以及印度洋延伸的战略意图。在从东北亚到中东完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战略变轨的动作后，美国转向中国的西大门，其地缘战略上的包围和挤压作用不言而喻。在中亚及巴基斯坦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无论是声东击西还是两面钳制，目的在于对中国的总体军事战略起到干扰作用，也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调整争取时间。   巴基斯坦国内本来就已存在诸多难题与危机，如今其安全环境又突然恶化。加上巴基斯坦在中印战略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中亚出海口及能源走廊的战略地位，美国势必考虑将巴基斯坦作为下一个的战略支点，以代替或配合阿富汗推动其全球战略变轨的布局。另一方面，俄罗斯通过联合宣言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想在这个时候加强一下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获得一些战略格局上的先机。中美俄三国间的战略角力同时出现在巴基斯坦，难免会使其陷入战略选择的困境。   面对来自外界的挑战，60年时间所建立的合作信心对于当前的中巴两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信心也决定着中巴关系的走向。中国是否能够赢得“后拉登”时代的中亚战略角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如何继续把握好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良好战略关系，将是未来十年中对中国决策者的一大考验。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5-25 拉登死了，然而他的恐怖幽灵还活着。而美国的确在这场反恐战争中被拖得疲惫不堪。世人拭目以待的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借拉登之死尽早体面地结束海外战争，并消解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仇恨。 本·拉登被美军击毙，这对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人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但是，根据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前后各两天对1200名美国成年人所作的民意调查，奥巴马总统的工作肯定度和竞选支持率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提升。调查结果显示，消息公布后，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正确轨道上；只有27%的美国人认为经济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只有33%的美国人支持继续阿富汗战争。   谁都知道，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的结束。美国更清楚，虽然拉登之死标志着基地组织的重大挫折，但拉登早已从一个恐怖组织的首领转换成“圣战”的意识形态偶像，许多拉登没有直接领导或没有具体联系的恐怖组织不会因他的死而停止活动。反恐战争既没有固定的战斗模式，也无法等来敌方的投降书或签订和平协议。   拉登之死的真正赢家，正是将伊斯兰与西方两大文明引向冲突的拉登自已。他寻求的是激进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其在伊斯兰世界拥有数千万的信徒，广布在中东、北非、亚洲和欧洲。把美国拖入昂贵和旷日持久的战争，让美国破产，正是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对美国宏观战略的一部分。拉登死了，然而他的恐怖幽灵还活着。而美国的确在这场反恐战争中被拖得疲惫不堪。世人拭目以待的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借拉登之死尽早体面地结束海外战争，并消解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仇恨。   美巴关系变得敏感脆弱   美国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越界单边行动，以及拉登在一个距离伊斯兰堡只有60英里小镇居住了这么多年，这两件事使得美巴两国关系变得非常敏感和脆弱。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5月5日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曾经这样表示，巴基斯坦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基地”组织相关信息，没有巴基斯坦的支持，美国无法击毙拉登。   但是，美国发出的是和巴基斯坦截然不同的声音。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巴基斯坦解释，为何拉登能够在一个离伊斯兰堡这样近的大院里生活达六年之久？！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质疑说：怎么会没发现拉登就住在巴基斯坦的美国西点军校隔壁？所有的美国人都被这一问题困扰。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格兰杰（Kay Granger）、众议院主席、国家和外交行动拨款小组委员会 (拥有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司法管辖权）主席致信克林顿·希拉里，表示对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关注”。   尽管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削减或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中的有识之士都认为美巴关系非常重要，事关美国反恐的成败。他们更希望借着拉登之死，加速美军从阿富汗的撤离计划。虽然美国怀疑巴基斯坦国内有包庇拉登的恐怖主义网络，但由于美国还需要继续依赖巴基斯坦为其在阿富汗的美军提供补给和提供反恐情报，因此在现阶段与巴基斯坦政府摊牌或反目显得极不明智。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彼得·胡克斯特拉(P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