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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1-06-28 如果中国向越南开战，在南海问题上操之过急，将会令一些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但又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转而投向美国怀抱，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围堵圈。这对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利的。这方面的代价远远大于中国打败越南所获得的回报。 中国与越南因为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争拗不休之际，内地网络上喊打越南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可是，众多网民在讨论的过程中，似乎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打这场仗的回报是否可以大于所付出的代价？第二，除了出兵，有无更好的方法解决今次事件？没有想清楚这两个问题便动辄要求中央政府出兵，只是短视的爱国行为。 轻言开战损害中国形象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按照中越两国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向越南开战并取胜应无悬念。但如何保持夺回的南沙岛屿却是另一个问题。越南现时占据了南沙群岛二十余个岛礁。一旦开战，意味着中国海军就要进行登岛作战。越南的海空力量显然不足以与中国对抗，中国在争夺岛屿方面不会遭遇太大阻力。然而，南海诸岛距离中国遥远，长期在这些岛礁上驻扎部队非常耗费财力和精力，加上中国的海上运输线靠近越南领海，越南大可打「海上游击战」，中国海军进则其退，中国海军退则其进。到时候，纵使中国出兵抢回越南占据的南沙岛礁，也要面临长期作战的风险。 撇除上述技术问题不谈，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很有可能令美国得以介入南海事务。崛起的中国，需要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在东盟各国之中，亲中亲美皆有。如果中国向越南开战，在南海问题上操之过急，将会令一些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但又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转而投向美国怀抱，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围堵圈。这对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利的。这方面的代价远远大于中国打败越南所获得的回报。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与日本和俄罗斯不同，无论在领土、人口，抑或经济实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在与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出现争端中采取强硬的态度时，一般不会引起非议；但如果中国对东南亚国各国采取类似的强硬态度，则往往会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霸权主义的象征。国际社会已将北京对东南亚的政策视为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意图的表现。中国轻易和越南开火，只会令中国的国际社会形象遭受损害。 中国应善用美俄影响力 但笔者提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北京政府要在南海领土问题上处处向越南忍让，只是想说，对于国家外交战略，我们应该站在高瞻远瞩的角度，然后进行宏观的思考。目前，中国正处于国力急速发展及提升的时期，但国力尤其是军力方面与美国相比仍差距悬殊。出兵抢回越南占据的南沙岛礁，只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方法。因此，这便要谈到第二个问题：除了出兵，中国有无更好的方法解决与越南的南沙领土争端。 正如中日两国领土冲突的幕后黑手是美国，今次中越交恶也离不开美国因素。越南自恃有美国撑腰，才斗胆向中国叫板。但仔细分析，中国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并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南海环境；同样地，美国是世界航海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是要求所有国家在那里都可以享有航海自由。 换言之，保证南海和平稳定和国际航行自由通行是中美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北京应向美国再三强调，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主张，并没有触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反而越南屡屡挑衅中国的做法才是造成南海局势不稳的源头。如果美国向河内政府表明立场，越南断不会再有进一步动作。 进一步说，中国甚至可以考虑利用俄罗斯的影响力。从历史渊源上看，越南和俄罗斯关系远好于中国。现在俄罗斯既是越南重要的军火供应商，也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从中俄两国目前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来看，中国大可以透过俄国这位越南盟友向河内政府施压。 先易后难处理南海争议 执笔之际，中越两国的海军舰艇正一同在北部湾进行联合巡逻任务，此番举动意味着两国今次的南中国海争端风波，开始有降温迹象。这正好说明了中国冷静处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的措施开始奏效。可是，未来中国仍有必要制订一个制衡越南的长远之计。 在南中国海海域，除了越南和菲律宾，中国目前还与印度尼西亚、文莱及马来西亚存在着不同的分歧，只是各个争议海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比方说，文莱只声称对南沙群岛的路易莎岛（即中国声称的南通礁）拥有主权；印度尼西亚虽然未占领南沙岛礁，但却侵吞了南沙海域达5万平方公里，还单方面宣布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与中国传统海域发生重迭。 由此看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谈判时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譬如，在初始阶段，中国可以先与个别国家如文莱或印度尼西亚，选择比较容易达成共同开发的区域进行谈判，寻找突破、达成协议，从而达到产生“示范效应”的目的。此后，再把双边共同开发的实践逐步扩大其它存在更大争议的海区，由此在南海问题上防止东南亚其它国家一边倒地投向越南，从而孤立越南。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27 如果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民在为自由和尊严斗争，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可以？巴勒斯坦人选择在联合国发出他们合理的声音，奥巴马的民主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5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了中东政策演说，建议以色列应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线。一天之后，他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告诉他：“一定的人口变化已在当地发生”。于是，当奥巴马在接着的周日会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时，也大谈“在被占土地上新的人口现实”。内塔尼亚胡的强硬和奥巴马的前倨后恭，可以说自1945年罗斯福总统在苏伊士运河昆西号重巡洋舰（USS Quincy）上会晤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可能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以色列失去了穆巴拉克 对于推动中东变革，奥巴马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意愿较高的一位。他有着穆斯林背景，除了民主党背后的大金主外，他本人并无与亲以色列集团的瓜葛。但他可能也是最势单力孤的一位美国总统，以色列甚至在他发言前就要他改变立场，可见在他的白宫班子里，铁定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还是大有人在。认识到这一形势，奥巴马只能像过往那些美国总统一样，对以色列毕恭毕敬。他演说中的美国“新角色”，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恐已荡然无存。阿拉伯人在反问：“美国仍然相信我们会在乎美国说什么吗？” 在阿拉伯革命和美国利益之间，奥巴马表现得顾此失彼。因为美国推行的民主，一向有两套标准，只有服从美国利益的民主，才是美国所谓的民主。所以，在穆巴拉克飞离开罗的前两天，奥巴马才加入抛弃穆巴拉克的阵营；对于也门的本•阿里镇压民众，美国保持沉默，甚至帮他轰炸反政府武装；对巴林的残酷镇压，美国只轻描淡写说了几句；美国谴责叙利亚镇压反对派，但闭口不提在戈兰高地上被以色列士兵射杀的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对沙特形势保持绝对的沉默；答应以色列的一切要求……对于美国的口是心非，阿拉伯人选择蔑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穆巴拉克这位好朋友。美国《国家利益》周刊承认：不管埃及今年9月的议会选举和之后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美国不会是赢家。以色列《国土报》在埃及政权更迭后发表社论，哀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使以色列在中东“失去了所有朋友”。近年来以色列与另一个传统盟友土耳其交恶，与埃及39年的“冷和平”被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么多年来，是穆巴拉克让以色列的军舰甚至潜艇通过苏伊士运河，是穆巴拉克对以色列封锁加沙表示支持，也是穆巴拉克在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是，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从来丝毫没有表示过感激，而现在他们不再拥有穆巴拉克，现任埃及政府正把政策转向对以色列不利的方向。前阿盟秘书长、埃及总统热门人选之一穆萨4月曾公开表示，将“重新审视”对以和约。如果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新政府，将可能采取更加明确的反以立场。这些正是以色列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埃及民众反对接受美援 阿拉伯世界动乱的蔓延，令美国加紧修补外交政策，奥巴马在讲话中特别谈到美国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但是，最近一次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半数以上的埃及受访者反对他们的政府接受华盛顿的援助。鉴于埃及不稳定的经济局势，美国在埃及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相当引人注目。 美国对中东存有深深的偏见。美国政客们认为，阿拉伯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阿拉伯人从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因此，阿拉伯人必须被再教育，就像他们的独裁者对他们所做的那样。但现在的阿拉伯人比上一代更有文化，成百万的年轻人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美国总统演讲中所有的政治弱点和不合理性。 在1967年边界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是为了“自卫”。奥巴马无视了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需要有一块东部陆地作为边界，虽然不知道具体到哪儿为止，但总是越大越好。所以奥巴马改口说，他误解了他所谈到的1967年边界。对那些听取奥巴马最近演说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个太离谱的卑躬屈膝。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美国国会里，美国的政客可以为内塔尼亚胡的讲话鼓掌55次。 以色列曾经支持哈马斯 联合国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但是，巴勒斯坦将必须是“非军事化”的。其意思是，以色列可以继续攻击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按照以色列的规则行事，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强大的武装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告诉世界：以色列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的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原因之一就是法塔赫并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只与半个巴勒斯坦谈判注定没结果。所以，这种谈判只是显示以方的“和平诚意”而已。但是，当巴勒斯坦两大武装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突然宣布就组建过渡政府达成一致时，以色列政府却要求法塔赫立刻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做出选择，谴责此次和解严重干扰了巴以和平进程，以方坚决不与哈马斯进行政治接触，并威胁采取制裁措施。所以，当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时，巴勒斯坦人于巴以和谈又是不合格的。这也许就是巴以谈判的真实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组织巴解时，以色列政府急于在被占领土上摧毁阿拉法特的声望，于是决定支持在加沙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司令和哈马斯官员谈判，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权限，如建立清真寺等。随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举行了另一个会议，这个故事第二天登在耶路撒冷邮报的头版。 以前所有的认可，现今都已扭曲了。超级恐怖分子的帽子是很容易戴上头的，在统一的巴勒斯坦组织内指认一个“恐怖组织”，将会确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成为不可能。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回答有关哈马斯的问题。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是健忘呢？还是现在认为哈马斯和他们已无瓜葛了。 半岛电视台曾透露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份中东谈判文件（Palestine Papers），这份文件比最近公布的维基解密文件更重要。它记载了2008年举行的巴以和谈期间，巴勒斯坦谈判小组负责人与当时的以色列外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以及与美国官员的会谈。文件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证实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温和立场，以至于哈马斯领导层以及阿巴斯的竞争对手都觉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弥漫着“失败主义”。这些文件还证明，巴勒斯坦人愿意为和平而妥协。提交给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和小布什政府代表的巴勒斯坦地图，今年再次提交给了奥巴马的前中东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松森 2011-06-24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5月14日傍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87岁）和国务资政吴作栋（69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不加入新内阁，以便“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推动新加坡前进”。消息宣布后，震惊四方，包括李光耀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环顾全亚洲，目前仍健在并继续对一国政府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强人，也只有李光耀。 就在这两位前总理宣布退出政府的七天前，新加坡刚举行国会选举。投票结果，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虽然在全部87个议席夺得81席，宣布蝉联执政，总得票率却下滑至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低的60.14%。反观主要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拿下阿裕尼集选区及守住后港单选区（该党大本营），一举拿下6席，同时导致执政党一下折损了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两位大将，创下近三十年来反对党最佳战绩。 如果说，这次全国性选举投票结果，对这个总人口只有508万、国土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所具有的政治里程碑意涵，还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话，李、吴两人退出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这场选举的深远意义。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率领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邦（当年仍为英国殖民地）总理。1963年，他率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通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被逐而宣告独立建国，到1991年交棒给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是英共和联邦国家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在这31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出现过的政治强人，有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李登辉、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这些政治强人在处理权力接班问题上的方式和经验，对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借鉴和警惕的作用。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在身体还健康硬朗时辞去总理职务，把棒子交给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之前。虽然当时很多人人认为吴作栋只是“过渡性总理”，但吴就任总理后曾对此公开否认，而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也在副总理的位置一坐就是14年。 2003年，当吴作栋宣布将在隔年把总理权力交棒给李显龙，李光耀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接受英文《星期日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内阁里没人敢直接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李光耀对此笑着说：“你不用告诉我。当我没办法作出贡献时，我自己会感觉得到。”他还说，就算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对政府作出贡献，而决定辞去内阁资政职位之后，仍将留任国会议员。“只要我还健康和胜任，我还是会继续担任议员。” 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共同声明”写道：“我们已经慎重考虑了新的政治局面，也思考了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在这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已决定离开内阁，让一支全新的年轻部长团队去同年轻一代国人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塑造我们新加坡的前途。” 李吴发表退出内阁后，新加坡销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后李光耀世代，国人何去何从？》的社论。《海峡时报》政治组主任蔡丽芬认为，吴作栋和李光耀退出内阁显示，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就连前总理也一样。新加坡多位学者认为，李吴决定离开内阁，有助缓和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使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交替更加顺畅。 前国会议长陈清木留意到，诸如卡特和克林顿等美国前总统卸任后代表美国出国时都获得礼遇。他说：“也应该在我们的两位前总理退下后授予他们相应的地位，这方面新加坡完全没有先例可遵循，也就是国家会如何‘照顾’有重要贡献的人，显示还重视他们。”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23 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段声明文字中清楚地表明，双方将共同“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 6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第十二条提出“双方将积极巩固信任与合作氛围，推动在欧洲大西洋和欧亚地区建立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避免出现分界线、冲突、势力范围和安全水平不等的区域”，引起美国政界、学界关注。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所体现的新观点和立场。是整个声明最为重要的文字。这一提法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俄安全空间观。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段声明文字中清楚地表明，双方将共同“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 对于双方来说，中俄的安全稳定空间是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意味着未来在俄罗斯所坚持的安全稳定立场上，中国将予以支持，反之亦然。而建设这个安全稳定空间，就不仅仅是表达道义支持和政治立场，而应该是付诸于行动。 在欧洲，对于俄罗斯最为重要的安全稳定空间是什么？是俄罗斯反对美国和北约在前东欧国家尤其是在波兰设置反导弹系统，以及外高加索和车臣的分裂和恐怖活动。而在亚洲，中国在南海海域被他国所侵占的海岛和海域，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近期最受国际关注的焦点。如果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在南海主权发生军事冲突，按照以上提法，俄罗斯就可能要肩负“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的责任，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中俄海军共同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情况呢？ 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建立“这一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战略意味深长。俄罗斯自然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而殚精竭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普京的思维特色；同样，这展现出主张和谐世界但全力维护国家发展的中国的雄心和安全战略视野。中俄安全稳定空间的范围和内容，将会与时俱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1-06-22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当前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一些参与中央决策的专家在不同场合提到“顶层设计”。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就是要改变“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出台之后地方创新就应该受到遏制。 顶层设计是个工程学的术语。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全盘考虑之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顶层设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都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专家马晓河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三大议题：一是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二是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在综合近两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提出中国需要放弃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的负面效应就是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而消费率也持续下降。因此，中央一方面要着力纠正干部GDP至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本身要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顶层设计”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民众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改革进展日益不满。比如当前的高房价和高物价问题。仅以高房价为例，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货币和信贷管理、财税管理等等。往远的说，人事制度之中的不合理也反映到高房价中。许多地方干部对民众要求解决房价的呼声反应不足、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因此，仅仅依靠现有的手段（限购）等无法解决这一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从总体出发，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办法。二是部分地方创新和改革劳民伤财。比如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就提出，地方上有不少“三拍干部”：这些干部突发奇想“拍脑袋决策”，执行过程中“拍胸脯保证”，事后就“拍屁股走人”。以廉政建设为例，许多地方（比如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等地）推出了官员财产公示，实际的成效却令人担忧。同样的是廉政建设，许多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各种廉政公园，一些地方甚至练廉政操。这些做法早已过时，而且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三是顶层设计反映了一些中央精英的看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央决策层对传统体制一些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有更深的了解。因此，现在改革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中央。  顶层设计是要克服基层干部“拍脑袋”行为。不过，把顶层设计和抑制地方创新挂等号是不智的。从“公共治理”理论来看，地方创新和社区治理都是相当重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地方创新甚至比上层设计更重要。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当社会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们的需求是趋异而不是趋同的。哪怕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也会对政府提供服务提出不同要求。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来自民间、来自社区。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能够促进政府和民间更好的合作，也能解决一些公共议题，因此在当地获得好评。之后，上海、武汉、江苏基层政府也推出类似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温岭的经验也许只适用于江浙一带的民众，而西北等的民众可以发展出另一套民主协商的办法。因此，地方创新应该是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当前要反对的只是一种盲目的创新。比如许多地方推出一些社会保障新措施，而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同时又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而人才的流动恰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巨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创新”是不值得提倡，中央也应该介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整体设计和地方合适的创新是不矛盾的。 此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冲突。如果“摸着石头过河”仅是一些零碎的创新，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推行了二十余年。“摸着石头过河”也有中央全盘设计的元素。依笔者之见，“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而是大胆出台有利于民生的公共政策。就如最低工资立法，内地经历的“折腾”就没有香港大。而后者则受制于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推迟对劳工的合理保护。关于最低工资立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少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只不过，从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出发，可能会得出最低工资立法有负面效应的看法。顶层设计强调的是一种协调，而“摸着石头过河”则强调的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决定中的务实态度，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21 “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6月20日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拟用一年左右时间，集中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收费标准偏高等违规行为。五部委是举有利于规范当前公路收费的各种乱象。但是，要彻底解决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还必须还路于民。 公路是准公共物品 之所以强调还路于民，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公路是准公共物品。虽然从学理上看，对于准公共物品，其是否应由政府提供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能力，但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还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服务全社会等特点，即它具有一种自然垄断属性。因此，当财力允许时，公路建设资金理应大部分来自国家的投入。从各国实践看，虽然也存在收费高速公路，可更多的是免费高速公路。美国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收费里程仅7800多公里，不到总里程的10％。 其次，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公路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运输量。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因此，公路使用成本越低，越能最大限度降低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提高系统的经济收益，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品提供的深层原因所在。 收费制度已成沉疴 如果从1981年霍英东等人投资广东东莞中堂大桥建起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算起，中国的路桥收费时间已经长达30年。即使从国务院在全国全面推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1984年算起，至今也已达27年之久。中国不仅路桥的收费时间长，收费公路的里程也长。按照交通部的说法是，中国收费公路占全部公路总里程的4%，以截止去年400万公里的里程计算，收费公路达16万公里，包括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1%、二级公路的42%都收费。目前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95%也就相当于有7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是收费的。 中国收费公路时间和里程之长世所罕见，已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是腐败多发。这些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一些省市的交通厅局长前腐后继。高速公路腐败多发直接与收费制度有关。收费政策刺激地方政府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食利者众。由于有了公路收费的激励，很多地方把收费公路当作地方政府的印钞机，以致县县、乡乡甚至村村都设卡收费，靠收费吃饭的人数目庞大，在一些基层县镇甚至远远超过当地的税务人员。第三则引发群体事件。修建公路要征地，征地过程中就免不了出问题。近年来由公路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经常出现。最后是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根据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年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20%到30%。整个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不少商品价格畸高，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公路收费政策实行近30年，已成沉疴。公路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政府、公路管理部门、公路经营者及其相关人员等，已结成一个深厚的利益链，地方政府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如果没有破釜沉舟之决心，是很难打破这个利益链条的。 政府职能不应缺位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将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作为公益性项目完全由国家来投资建设，而必须多渠道融资的话，那么，随着政府特别是中央财力的提升，国家应该提高投入比重，这样才符合高速公路准公共品的特性。现在已经到了“还路于民”的时候。“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无疑，这将触及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坚硬政策。客观而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有其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正如上述分析显示的，该政策实施近30年后，其所引起副作用肯定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如何处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关系到“还路于民”能否得以落实。 笔者的看法是，第一，今后普通公路包括一级、二级公路的建设，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坚持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燃油税、车船税、轮胎税等收入；第二，高速公路建设，可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从银行融资以及引入一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但必须严格核定成本，公开收费制定过程，公众还须参与收费的制定，不能任由公路部门甚至公路经营者单方决定公路的收费标准和期限。其实，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规对公路如何建、收费站如何设都作了明确的限制，只要做到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参与权，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乱收费的。第三，根据五部委的清理情况，到期该免费通行的坚决免费通行，该降低标准的降低标准，并在某些特殊时段，如节假日和早晚交通拥堵时段，免费让车辆通行。 当前，公众所积累的对公路收费的不满已接近一个临界点。如何不使这种不满引爆开来，端赖于公路收费制度的改革进度。有鉴于此，政府部门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还路于民”工作。  

穆 骏 2011-06-20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主动挑起事端，但越南同样可以主动，甚至借此机会，把美国卷入进来，最终达到利用美国来钳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南海再起波浪，越南和菲律宾频频挑战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尤其是越南，继在有争议水域举行军事演习后，高调宣布扩大征兵，官员更放话“不怕跟中国开战”，河内连续两个星期有群众示威游行抗议中国。面对越南单方面挑起的南海风波，“中国怎么办？”成了网络民众、民间智库与海外华人华侨们热议的焦点问题。 要回答“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越南干了些什么，以及尤其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到底想干什么？ 越南恐惧中国军事崛起 越南是南海周边军事和政治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但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这些年，越南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与有限的开放，逐渐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起步较晚的越南，可资利用的资源并不多，而在河内眼中，战略位置重要、有丰富资源的南海，则是他最看重的经济起飞的跳板。在越南过去五年制订的经济计划，以及各种党内、政府的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海”及类似词语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高。 事实上，越南已经武装占领了29个岛礁（中国只占有8个岛礁）。越南也与多个跨国公司联系，在这个地区进行资源勘探与开采，据不完全统计，与越南有来往的跨国公司有25个之多，涉及西方主要的大国。十年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签署并承诺遵守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沦为一张废纸，而中国几乎是这个宣言的唯一遵守者，越南早就抛弃了。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军事也是重要因素。越南对中国的强大一直心怀恐惧，就在关于中国正在发展航母的消息传出之时，有越南军人在网络写文，认为中国此举就是为了在南海夺回岛礁的。有越南军人认为，中国只是在经济上变大强大，军事还没有真正强大，因此主张要在中国军事真正崛起之前，巩固越南在南海的利益。 越南利用美国钳制中国 越南政府与军方虽然高调，但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实力，于是很策略地希望引起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等国介入，如果能够让美国等卷入进来，将会有效遏制中国。美国一位智库专家在分析这几年中国南海问题起波折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越南等挑衅中国的时候，一定是中美关系好转，两国正在加强政治、军事交流的时候。他说，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他说，中国一直在世界上宣称“和平崛起”，可每次南海危机都让中国手忙脚乱，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不那么和平的一面”。他说，这也许是越南这些利益攸关方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次南海危机也发生在中美军事高层交流恢复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时候。 当然，也有专家指出，越南的国内问题也不能忽视，有网文指出，越南经历一系列改革，但举步维艰，最近经济又不景气，国内民众颇有怨言，这个时候，开启南海危机的盖子，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越南的民主改革有所成就，这几年其国内的媒体也有限度地逐步放开，这种有限度放开的新闻自由，容易产生激进的民族主义。外界注意到，最近连续两周，越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国，这种事在越南是极其罕见的。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严厉的国家，民众走上街头最先抗议的，一定是周围的某个大国或者强国，这种事有自发的成分，也有可能是官方的有意为之。一位香港的学者观察到，越南当前的情况和刚刚放开媒体控制时的中国差不多，当时中国青年走上街头抗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位学者也观察到，相对于越南街头激进的民族主义，中国民众（网民）在南海危机中显出了更加理性与多元的态度。他说，中国民众显然更加成熟，这为中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留下了空间。 在南海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主流群体（包括媒体）始终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问题，更主要的则是与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潜在冲突的问题。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当今的国际格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奠定并维护的，任何挑战格局的行为，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在这个占据了主流意见的看法之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对周边国家情况的细致研究，与他们进行周旋博弈，而只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等，仿佛只要美国不点头支持越南，一切都好办了。事实并非如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越南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却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岛礁，还暗中与跨国公司合作。而这个期间，中国外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与美国周旋上，中国的外交几乎变成了中美外交。 正是在这种习惯思维的影响下，南海风波乍起，中国的主流媒体纷纷推测这是美国所支持的，反而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本质。这次的南海危机，恰恰是发生在中美军事交流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越南突然的举动，迅速给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主动挑起事端，但越南同样可以主动，甚至借此机会，把美国卷入进来，最终达到利用美国来钳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大战略大智慧 分析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内外原因之后，我们不难得出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 第一，对越南的挑衅不能置之不理，要坚决回击。但语言上的回击一定要适可而止，要避免口水仗，避免南海问题国际化——这正是越南、菲律宾等国暗中期盼的结果。 第二，在外交上坚决做出回应的同时，要积极做好军事准备，要在南海实际利益上做到寸步不让，以牙还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同周边国家没有发生过任何军事冲突，这彰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也符合国家利益，然而，这种善意与和谐也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中国害怕打仗”甚至“中国是纸老虎”的印象，在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土之争上，武力保卫有时是唯一的选择。当然，中国不忌惮冲突，也应该控制住军事冲突；不主动升级冲突，但更不怕升级冲突（如果对方升级的话）。 第三，由于南海牵涉周边多个国家，即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也要力求保持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做到在牵涉到南海的国家利益上寸步不让，同时又尽量避免因南海问题而损害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大战略与大智慧。 第四，避免美国卷入进来。就这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来看，中美之间直接出现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天大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直接挑战北京，引爆两国政治与军事冲突。然而，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美国将会改变这一策略：一是中国国内局势动荡，出现严重分裂和动乱；二是由第三方引爆与中国的严重冲突。鉴于这种研究结果，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应该以避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卷入为目标，以有限的军事打击，积极的政治沟通与经济往来，化解南海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6-17 处理中非关系不能总是以政府关系为主，而应当做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也既是说要做到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注重并发展对华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促进中非之间大量的经贸、文化等交流。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中非关系曾经在中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都是典型案例。但那时的中非关系更多时候是基于政治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均对中国关闭大门，而彼时的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输出革命”思想恰好契合非洲政治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在援助非洲上的“大公无私”，非洲便成为了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区域。 但在1990年代晚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崛起，非洲对于中国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也引起了美欧国家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一系列杯葛。这些杯葛主要是对人权评定程度较差国家的投资、对非洲自然资源开采权的追求以及对当地劳工的低工资报酬和低福利政策等等。杯葛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对西方批评进行舆论反击，同时应当采取更长远的方针处理对非关系，该调整的调整，该巩固的巩固。 以公共外交开拓中非关系 在新时期，尤其应当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来全方位开展对非关系，使中非关系能够及时对民间往来、经贸互助等方面进行“补课”。强调公共外交在非洲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非往来主要是政府间往来，这与中美、中欧、中日等关系有较大不同。如中美交往，虽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高潮期和低潮期，但中美之间大量的民间往来和经贸往来促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美国在制订对华关系时，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和为数众多的华裔以及在华美国公民的各种需求。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如果把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把经贸往来稳固和发展了，国家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互惠互利。这正是公共外交要做的事。 4月中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率领中非友好代表团对赞比亚和纳米比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笔者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部分访问环节，包括礼节性拜会了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和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这两位开国总统都经常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他们在中非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前政要已经不再位于政坛中枢位置，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依然保持着影响力。 以卡翁达为例，他是“全天候朋友”词汇的发明人，这一词汇被经常用来形容中非关系。上世纪60年代，由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成为“非洲的古巴”，因而西方社会均拒绝给一条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提供财政支持，而这一条铁路对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均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这个时候，中国向坦赞两国伸出了援手，1967年，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果断决定中国援建该铁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卡翁达回国后便创造出“全天候朋友”这个词来形容赞中、非中关系。而1974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首先向卡翁达提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倡议者、推动者，曾经亲历中非、中赞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 4月15日上午，我们在卡翁达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家中与其进行了会见。这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给我们回溯了坦赞铁路的兴建历程，回顾了与我国先后四代领导人的交往，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4月18日上午，我们还在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位于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会见，双方都回顾了多年来的交往，希望继续发展友谊。卡翁达和努乔马，既是两国的开国总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同他们的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退出现役，就忽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对退役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是在告诉现役领导人，中国人民对朋友是讲感情的。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非工作须有提前量   从地理上来看，非洲南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领导人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伴随着非洲民主选举的进程，将有越来越多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淡出政坛或退居二线，在新旧政治领袖之间，中国应当把握“有礼、有节、有据”的原则开展工作。我们本次出访的赞比亚、纳米比亚两国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发展程度在非洲相对较为成熟，因而社会态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但非洲政治版图十分复杂，民主程度层次不齐，部族冲突、政党冲突、宗教冲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要想保证中方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应当对于一些工作应当做好提前量，掌握政经工作的火候。 提前量怎么做？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非洲官员的提前量，二是对具有投票权的非洲选民的提前量。作为外来力量，我们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合作共赢，而不是干涉内政。所谓做非洲官员的提前量，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取得当地朝野双方维护对华关系、保障中资企业利益的共识。伴随着中非经贸往来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进入非洲，但非洲很多国家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域，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尚不牢固，对国际经济竞争的程序、法则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够的。怎么办？必须取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当然，这主要是政府外交层面的工作。 非洲不仅应当成为中国的政治盟友，也应当加深经济盟友的关系。一方面，非洲的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非洲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极，对于中国来讲，不能错过这一次发展机遇，尤其是在中非友谊相对长期稳固的情况下。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生产和经营本身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只要是抱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去为当地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个形象就是正面的。如果是把国内某些地方的“血汗工厂”搬到非洲来，这个形象可能就是负面的，乃至于因为个别突发事件酿成反华情绪。为什么要推动中非之间的公共外交，就是要对中非民间友好做加法，让非洲人民认识到中国对他们不仅是政治上友好，而且在经济上是帮忙，是协助他们搞好生活、搞好发展。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民间友好，谁上台执政就必然都是中国的朋友。朋友多了好走路，发展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往来，多一个朋友，就意味着多一份保障，多一种向前的可能。 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再加上对普通民众的民间友好来往，如此，中国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中国国家形象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良性传播。  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 从非洲对外关系层面来看，由于具有地缘接近和长期历史联系方面的关系，欧洲是与非洲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尤其英法这两大昔日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其前殖民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英联邦和法语国家共同体等政治机构以及洛美协议、科托努协议等协商机构在非洲产生政治与经济联系。非洲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与欧洲进行的，对非洲援助的一半以上也来自欧洲。 从法律角度而言，非洲现行法律体系，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照搬而来，宗主国对非洲社会的文化、法律影响力依然强大。喀麦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喀麦隆全国共有10个大区，其中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曾是英国殖民地，而其他8个大区是法国殖民地，于是，迄今为止，西北、西南大区采用英国法律系统，其余采用法国法律系统。可以说，欧洲仍然是非洲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非洲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仍须考虑欧洲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就非洲言非洲，还应当从整个国际形势的角度来处理非洲关系，尤其重视英、法两大前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要分析英法对非政策，在发展中英、中法关系时也一并顾及到在非洲的关系处理。 这是看非洲的传统政治关系格局，而从正在变化的对非政治格局中，印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今年5月25日，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落下帷幕。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回顾了首届峰会以来印非合作发展的成果，并为双方在未来发展伙伴关系规划了蓝图。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率领的代表团与15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及谈判能力建设、筹建印非外贸学院、强化印非贸易投资关系、印度降低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关税等7项正式议程进行了闭门讨论。辛格在峰会上强调，非洲拥有“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一个主要发展极的一切先决条件”，印度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将帮助非洲充分发掘其巨大潜能，印度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区域一体化、能力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为非洲提供帮助。这些措施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50亿美元信贷额度。印度在非洲做的事情似曾相识，和中国处理对非关系的套路基本上如出一辙。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与中印两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而印度虽然启动非洲战略较中国为晚，但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握有绝对优势。如印度属于英联邦国家，其开拓非洲关系具备一些传统政治优势。 公共外交能够在这些关系中做什么呢？就是能够在政府外交努力之外，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非经贸往来和文化往来，而使非洲能够在社会体系上承载中非关系，使非洲人民能够理解并支持中国在非洲。一是在非洲一些优秀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定期举办中非文化交流项目等。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一些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合作，既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也欢迎非洲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这方面，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优秀案例。这一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三是应推动在非中资企业树立公共外交理念，提高当地公民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在我们访赞期间，当地商务官员向我们介绍，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不仅投资建设冶炼厂，提高当地铜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7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裁员的企业，赢得了赞比亚从政府到民间的普遍好感。四是向非洲推介中国成功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从“第三世界”崛起的典范，非洲要想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需要向亚洲尤其是中印学习，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定层面上，中国和印度的昨天就是非洲的今天，发展得当，中印的今天可能就是非洲的明天。因此，我们应当利用非洲人民发展的愿望，推介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些做法，在欧美发展经验之外为非洲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并以此带动并加深中非关系。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6-16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由于金融霸权文化、治理机制扭曲、指导思想僵化、美国模式主导文化等因素致使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此，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文化重建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目标与文化重建、改革原则与文化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与文化重建，以及包容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文化重建 国际金融体系是有关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国际金融活动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文化扭曲，危机也表明文化重建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局限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多来，对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反映了在金融市场创新中监管的缺失，而究其根源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一些严重弊端。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和弊端突出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而无序，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扩张无序且无度，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倚或偏颇、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甚至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 尽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由其所依存的全球实体经济格局所决定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约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根源。近年来，美国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发行泛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被无限放大，从而使得资产泡沫越积越大，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爆了金融危机，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主要的国际货币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外汇风险，与其相伴的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剧烈波动，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第三，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由于国际收支的各种调节方式都不同程度存在不足，特别是IMF开展救援活动的严格条件性和国际商业性融资的短期快速流动性，在很大程度降低了主权国家调节国际收支的有效性，致使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彻底的改善。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重要根源。 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首先，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金融创新过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如果说是监管不力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那么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不到位和全球治理缺失则是危机蔓延的重要根源。 再次，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充分履行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应尽监管职责，致使国际金融体系中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