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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崔轶亮 2011-07-14 从长远计，“瓦良格”这样的防空航母不应该是中国的目标舰，中国的航母发展必须要超越防空航母这一层。 中国海军面临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传统的海上安全，保卫国家领海领土完整；另一个是维护发展利益，保护海上能源运输线、贸易线以及海外利益的安全。完成这两种任务都会需要航母，但航母在不同的海域价值并不相同。 如果“瓦良格”或者与其性能类似的航母在作战部队服役（事实上，如果不能突破弹射器、关键舰载机、动力等问题，中国所能建造的航母很可能只是“瓦良格”的中国翻版），那么由于缺乏预警机而且机队攻击能力严重不足，这样的航母编队不具备与美国航母进行舰队决战的能力，也不可能突防美军部署重兵的东海第一岛链。 因为即便突防第一岛链，这支编队仍然会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比如美国核潜艇。如果搭载具备反舰能力的战术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核潜艇甚至可以在1000公里之外发动攻击，这个距离大大超过守势反潜圈的覆盖范围，此时中国编队只能被动应付，一旦出现纰漏，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反航母弹道导弹服役，那么理论上讲，中国航母编队可以在其射程内出第一岛链活动，但由于缺乏制海能力和反潜能力，这种活动的价值仍然是有限的。 因此，虽然拥有航母可以极大提高中国舰艇编队的战斗力，但这样的编队仍然无法在第一岛链以东争夺制海权。 如果投入台海冲突，航母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为台湾海峡的距离并不长，陆基航空兵足以有效支援包括登陆在内的各种作战行动。 综上所述，如果在上述场合使用航母，那么她应该做的是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以保持编队作战的稳定性，此时航母相当于陆基航空兵的补充和延伸。航母的价值将随着陆基航空兵能力的提升而减弱。 但是，如果有一艘类似“瓦良格”的航母部署在南海，将能使中国海军在南海获得比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同时使南海周边国家的行动自由被严重制约，这对于南海争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目前中国海军有能力到达南海任何地方，但到达和自由行动是两个概念。美军在南海的兵力相对薄弱，而且虽然南海周边国家都在努力拥有潜艇，但拥有潜艇不等于会使用潜艇，因此在较长时期里，南海的潜艇威胁是比较小的，中国海军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和部署反潜能力。 事实上，笔者认为，南海才是近期航母需求最迫切，而且也是近期航母最能充分发挥效力的地方。南海相较东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由于航母编队有能力取得部分海域的制海权，一旦发生冲突，编队也将有能力控制冲突规模、快速结束冲突。这会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获得非常大的主动。 如果我们的目光沿着中国的能源海运线和贸易线延伸，就会发现南海之外，仍有广阔海域在召唤中国海军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海洋秩序，客观地讲现有秩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的外贸和能源运输都可以正常进行，但是仍然存在局部地区秩序丧失的可能，因此，中国必须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做出反应，首先稳定局面，继而恢复秩序，以确保中国利益尽可能少受影响。万里之外的大洋上，要快速反应并且有能力稳住局面，除了适时布署的航母战斗群外，别无选项。 这支航母战斗群必须具备比较强的进攻能力，只有拥有了充分的进攻力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获得行动自由，进而形成可靠的威慑力，“瓦良格”这样的航母是不敷用的，因为她只能提供防空保护，舰艇编队仍然只能采取守势，单纯的拦截防御不能根除威胁源，无法打赢海战。所以从长远计，“瓦良格”这样的防空航母不应该是中国的目标舰，中国的航母发展必须要超越防空航母这一层。 要做到这一点，仍然有很长路要走，有大量障碍需要克服，有些障碍甚至已经超出了军事层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崔轶亮 2011-07-13 至少在发展初期，中国航母将更像一艘防空航母。防空航母本质上是陆基飞机保护圈的延伸，主要使命是在陆基飞机无法覆盖的地方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她的力量投送能力是很有限的。 提到航空母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其实航空母舰分为很多种类型，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属于攻击型航母，此外还有反潜航母、护航航母等等。但是，苏联的领袖们无意细分这些区别，更重要的是，航母这个词在苏联语境里长期是个帝国主义词汇，没有航母是苏共决策层的政治正确。但是要使苏联海军有效履行职责，航空力量不可或缺，航母是非拥有不可的，于是苏联海军玩起了文字游戏，建造出一系列“载机巡洋舰”。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海军并不需要美国海军那种攻击型航母。总体而言，苏联海军是防御性质的，且地位上也依附于陆军，苏联也缺乏海外利益，不需要向外投送力量，苏联海军自己也很明了这一点。 图为苏联第一艘纯血航母“库兹涅佐夫”，“瓦良格”是库兹涅佐夫同型舰，基本配置与之类似。 “瓦良格”就是一艘重型载机巡洋舰，她是库兹涅佐夫级的2号舰，该舰确切型号为1143.6。1143型舰艇系苏联时代基辅级反潜巡洋舰，该型共建造4艘，分别为“基辅”、“明斯克”、“新罗西斯克”和“巴库”。基辅级舰并不是真正的航母，她是巡洋舰和反潜航母的混合体，虽然搭载有固定翼舰载机，但受限于飞机性能，其机队战斗力非常有限。其中，前2艘配置类似，第三、四艘（分别为1143.3和1143.4）原定搭载性能更好的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相较前2艘更加侧重舰载机的使用。紧接着“巴库”，苏联建造了第五艘载机舰“库兹涅佐夫”，型号1143.5，该舰是苏联第一艘纯血航母，载机为重型常规布局战斗机，以防空为主要使命，同时通过舰上的反舰导弹具备对海攻击能力。型号为1143.6的“瓦良格”是库兹涅佐夫同型舰，基本配置上和库兹涅佐夫类似，但雷达设备方面区别较大，该舰的使命同样是防空。 防空航母是苏联特有的舰种，总体而言她是防御性质的，这点和西方航母区别很大。简单地讲，西方航母兼具攻击和防御的属性，可以自由行动于任何需要的海域，可以在陆基飞机无法到达的地方有效投送力量。防空航母本质上是陆基飞机保护圈的延伸，主要使命是在陆基飞机无法覆盖的地方为舰艇编队提供防空保护，她的力量投送能力是很有限的。 库兹涅佐夫级的最大问题在于该舰采用滑跃起飞方式，如果要适应这种起飞方式，固定翼预警机将变得过于庞大并且超重，因此采用滑跃起飞的航母实际上并不适合搭载固定翼预警机，而缺乏预警机将严重制约该级舰的作战效力。固定翼预警机的作用在于全盘监控战场态势，提供早期预警，组织并引导攻防，预警直升机由于升限和机体空间的限制，其效能远无法和固定翼预警机相比。苏联海军已经意识到了滑跃起飞的局限，在“瓦良格”之后开工建造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上，已经布置了弹射器，用于固定翼预警机起飞。 库兹涅佐夫级混合搭载了制空战斗机和反潜直升机，这种机队配置并不合理，苏联海军曾对此反思，认为这样搭配既无法有效防空也不能有效反潜，如果强调防空能力，应该剔除反潜直升机。鉴于反潜战的重要性，中国海军完全可以考虑研发专用的反潜航母，以便主力航母能集中精力执行防空或攻击任务。 航母舰载战斗机的发展趋势是多用途化，比如美国海军的F/A-18和法国海军的阵风两型战斗机，既可用于防空也可用于攻击，中国海军也应开发类似的舰载机，这将使航母的战斗力获得质的飞跃。 考虑到“瓦良格”是中国发展航母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而且中国海军此前几乎完全没用航母使用经验，因此这艘航母的特点必然会对中国航母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发现，库兹涅佐夫级计划搭载的主要舰载机（苏－33舰载战斗机和卡－31预警直升机），中国已经仿制或引进。因此可以推想，至少在发展初期，中国航母将更像一艘防空航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7-11 对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担忧有些过虑。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胀走高而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也在回落，但经济表现还是相对较好的。 进入6月以来，外国投行突然集体看空中国经济，下调经济增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他们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工业生产放慢可能较预期严重，中小企业的财务紧张局面将蔓延至经济的其他部分；受国内劳动力紧张、限电，以及欧美订单减少的影响，今夏出口增速可能为零；仍面临更严重、更长期的通胀压力。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受信贷紧缩过猛影响，中国经济存在滞胀危险。 笔者不用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外国投行对中国经济的集体看空。基于自身利益、预测能力及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优势，外国投行看空或者看多中国市场都很正常。不过，根据以往其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多空预测，对错基本对半开，也就是说，外国投行的预测并不总是对的。所以，对外国投行的唱空或唱多言论，不妨姑妄听之，没必要一听唱空就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一听唱多就喜形于色。 但我们对问题本身，即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还是要高度重视。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端赖于政府调控的艺术和水平，这里面的平衡关系很难把握，现实中各国多半是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速的回归和通胀的降低。以此判断中国经济以何种方式安全着陆，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 先看短期，即年内经济运行状况。截止目前的信贷紧缩程度无疑堪比金融危机前。正因为此，加上有史以来的电力短缺及廉价劳动力减少，才使得外国投行做出了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预测。通胀的加剧似乎印证了此一预测，肉价再创新高，6月的CPI预计要超过5月，达到6%以上，年初定的4%的物价控制目标肯定要突破。但这是否预示着经济增速会大幅下滑，通胀变得不可控？至少从上半年的经济形势看，答案应是否定的。 一季度全国经济的增长达到9.7%，与去年全年及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6和0.1个百分点，比去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速还高出一个百分点，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且幅度也不大。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虽还未公布，但从各项经济指标看，除了CPI因翘尾因素的影响走高外，其余经济指标还大体正常。因此，不出意外，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应能够保持在9.5%的水平。这样的降幅根本称不上“硬着陆”。 全年而言，随着夏粮丰收，物价翘尾因素的减少，以及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进口迅速增长等，如果原油、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在下半年能够维持近期的跌势，或不再出现显著的价格上扬，物价虽然会突破4%的预定目标，但不大可能破5%。假如6―7月形成本轮物价上涨拐点，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微调，企业的信贷情况会好于上半年。电力短缺虽然是影响企业开工的一个因素，但中国并不存在总体上的缺电；再加上保障房下半年的大范围开工建设，接过投资之棒，全年GDP增速仍可望达到9.5%左右，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至于就业，过去三年全国城镇地区新增338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都超过预定目标。今年上半年，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并未得到缓解，这说明就业状况良好，下半年也不存在就业骤降的问题。 再从未来几年的情况看，根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30年还能保持7到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这个预测当然是偏向乐观的，它建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会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社保体系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等基础上。如果说30年时间太长，充满着很多未知因素，那么最近的两、三年，是否存在外国投行预测的“硬着陆”问题？ 我的看法是，虽然未来几年存在房价高企、银行呆坏账增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亦不大可能出现经济暴跌的情况，除非出现大的政治问题。首先，连续七年的粮食增产，使中国目前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为制约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其次，三年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也足以使得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再次，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台，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正如大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说，不管是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还是银行业坏账等方面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和值得忧虑的地方，但还远没有到会引发经济“硬着陆”的地步。 总之，对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担忧有些过虑。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胀走高而经济减速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也在回落，但经济表现还是相对较好的。目前来看，全国的投资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出口还在恢复，这个趋于平缓的过程是健康而正常的，基本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但长期而言，中国需要加强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的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08 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 6月底、7月初，一周时间，台湾政情就有重大发展。先是国民党前主席、曾担任“总统”长达12年之久的李登辉因为涉嫌贪污、洗钱，遭到台湾特侦组提起公诉，为政坛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接着是民进党发表了它的不分区“立法委员”排名序列，也让台湾各界扰攘了一阵子，咸认这是派系妥协的结果，既无法让人耳目一新，更别说感动中间选民了；然后就是国民党“全代会”在台中举行誓师大会，正式通过马英九、吴敦义二人出马角逐下任“总统”大位，有些媒体照样酸溜溜的挖苦一番，说是表面团结，内里问题一堆，也不看好。让我们执简驭繁地看看台湾政情的可能发展方向。 起诉李登辉激发绿营凝聚力 先说李登辉遭到起诉一事。这位自称连死也不怕的老先生（已经九十岁高龄），当然不把遭到起诉一事看在眼里，还继续要发挥残余的政治影响力，高调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高喊“弃马保台”。但外界更关心的还是这次无由来的突然起诉，是否有政治的黑手介入其间，是否对于原本紧绷的选情产生影响，究竟是马英九或蔡英文能够因此得利？ 绿营说这是政治追杀、选举操作，并透过口语小道传播，说马英九这位外省人“总统在”把陈水扁下狱之后，又要把另一位台湾人“总统”也给关进牢里，而台联党则说起诉李登辉的内情并不单纯，是奉大陆的指示办理。这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马英九则强调，他担任“总统”以来，绝对尊重司法，从不介入个案，并且严肃地重申，在“中华民国”境内绝对不容政治追杀，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一路走去还是始终如一，时间将会证明一切。双方你来我往，都想藉力使力增加利得，减少可能造成的伤害。 根据笔者与外国媒体、相关国家官员和学者对谈的结果，大家都不相信，马英九本人或其政府会敢，或还想把政治的黑手介入司法。但有些人则说，不能排除某些司法官员或许自以为是的想要讨好特定对象，所以想当然地扩大侦办强行起诉。对此，笔者只能告以：法律讲究严格证据，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不过政治则是不能证明有罪，但并不表示就是清白。李登辉到底有无不可告人之事或真的清白，当然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不过民间早有定论。人民的眼睛即使不是雪亮，但也不是全然无知。 至于这对选举的影响，持平而论，这或许对激发绿营敌忾同仇的凝聚力远大于对蓝军的号召力。绿营一向有所谓的动态道德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特性，透过小道消息的口语传播和有意的政治操弄，这次事情更会加深他们的危机意识；但对蓝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间选民而言，挺马或为不得不然之举，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含泪投票，但司法正义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大家认为某人不甚清白，但未必就愿意容忍政治介入司法。一来一往之间，蓝营未必能因此增加多少选票。 蔡英文两岸政策受各界关注 再说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出炉之后，不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还可以看到其党内派系不断反弹，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斗争性格。民近党反正是谁也不服谁，大家都是大鸣大放惯了，一有不平就要大声批评。名单好坏、排名先后见仁见智，所谓的社会贤达部分不足以服众，完全没有清新面孔这些都是事实，虽然蔡英文的选择不无选战策略考虑，但由于事关被提名人是否在当选的安全名单之内，所以大家当然都要大声嚷嚷，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 提名名单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被提名人因为有犯罪前科而放弃被提名资格。好像这还不够坏似的，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委”王幸男又跳出来炮打党中央，矛头针对“立法院”党团总召、前代理主席柯建铭，要求撤销其提名，说是要把疮划破、让脓流出；而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公开要求，蔡英文应该公布提名决策过程，痛骂派系菁英怯战，只想抢占安全名单；其他有关派系分赃，蔡英文培养国王人马，自己成了党内最大派系的各种指控不一而足。表面看来，民进党有这样的同志似乎不需要再有外面的敌人了。 民进党内当前的抗议风波不过只是茶壶里的风暴罢了。民进党人本来就是长于斗争、不平则鸣，对内、对外都是如此，但当他们在党内斗完之后，就会像狼群一样的团结一致对外。只要蔡英文能够坚持定见，不做退让，这些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满声浪终将退去。比如说被以世代交替给摆了一道的“公妈派”蔡同荣、王幸男就是再有不满又能如何，难不成他们会去投效国民党，或是积极地从事反辅选，公开进行造反行动？这种事在民进党内是不会发生的。 换句话说，民进党当前的区域及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对于大选结果只有部分加分、减分的作用，目前党内的部分不满情绪不足为虑。最后，外界主要观察的对象还是蔡英文的副手人选以及民进党的整体竞选主轴，而这其中当然以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包括“九二共识”和ECFA的立场最为重要。不但大陆、国际希望对此有所了解，国民党会以此做为攻击主轴，而一般的台湾选民也会希望，蔡英文在选前总要把立场和政策一次讲个清楚，不要再四处躲闪，大打迷糊仗了。 蓝营支持者含恨投票马英九？ 最后，再谈国民党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有其本质上的缺陷，许多人表面上是温顺乖巧，但其实都是师心自用，已经没有主体价值及论述能力，而缺乏战斗力更是其致命伤。这一群人只是利益和地方派系的结合，凡事都要靠党中央的奥援，才肯办事打仗，不合己意时连公开呛声都不敢，还专搞黑函的小动作。他们完全不像民进党人的敢于对内造反、对外却又展开团队作战。难怪有人要说，民进党是乱党，国民党是烂党，这或与事实相去不远。 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不能说是没有建树。客观的说，其在两岸关系、国际空间及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有目共睹，但问题在他没有办法将这些成就转化成为选票的支持，要不然这次选战也不会打得如此艰苦。难怪有媒体要说，马英九至少要面对政绩无感及世代交替和南北差距等几大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在全台各地还有五个艰困选区居然找不到参选战将，已被征召的人居然还说尚未决定是否接受党的征召。国民党人怯于外战、勇于内斗之说显然并非无的放矢。 三年多来，马英九固然是夙夜匪懈，但其让人埋怨、不通情理的个性、用人不当的问题也给他惹来了不少麻烦。钱复月前指他想要做“全民总统”的不当认知确实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马是戕害了不少支持者的热情。许多人已由过去的含笑投票到含泪投票，目前甚至有人鼓励大家要含笑不投票。难怪即使是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吴伯雄也要喊话说，虽然大家对有些人、有些事不满，但在大是大非的时刻，只有把不爽搁一边，大家还是要全力支持马英九。 整体来说，马英九确实既不想换工作，也不想找新工作，而“总统”胜选、“国会”多数更是个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国民党现在正在塑造大团结的形象，希望全力打赢这场选战，现在许多指标性的人物，如新同盟会的许历农上将等均已出面挺马。最后选情紧绷时，蓝营支持者再有天大的不满，大概也只有含恨投票给马英九。根据各国驻台官员及相关学者的评估，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选举，双方得票差距大约将在三到五个百分点之内，马英九胜选希望仍大，但其“国会”席次将告减少。 没错，台湾的选举结果将对两岸和平发展，对大陆的战略机遇，甚至对区域安全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2012年，马确实有较大的胜选机会，但未来仍要越少犯错越好，对民进党的蔡英文等人来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场实力相当的选战，但更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是把真正的目标放在2016年。是耶、非耶？咱们不妨静观其变，中国有句老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7-08 菲律宾政府必须认识到，它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以对抗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愚蠢的策略，不可能得到任何它想要的结果。若菲律宾继续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弄外交游戏，那么，菲律宾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在日本外相松本刚明访问中国之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相继访问中国。虽然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和争执，但它们都知道，若要处理这些分歧和争执，那就必须放弃对抗政策，坐下来和中国进行对话。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7月7日访华，其目的很明显，一是就南海主权纠纷进行对话，二是要为总统阿基诺三世访华做准备。阿基诺三世日前表示，菲律宾和中国有领海争执，但这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内容，所以他愿意访问中国，不放弃跟任何进行对话的机会。在双边关系气氛最近以来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阿基诺三世总算做出了一种比较恰当、符合其身份的表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菲律宾政府高官包括阿基诺三世本人最近以来发表的言论是很不恰当的。7月6日，菲律宾外交部公开指责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在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时，对菲律宾官员进行了言辞攻击，态度傲慢，因此决定禁止这位外交官参与未来的对话。 在两个国家之间，双方外交官在有争议问题上进行闭门对话，偶尔发生激烈的言辞交锋，这在国际事务中是平常不过的事情。特别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领海主权争端引起言辞上的对抗，更是不可避免的。菲律宾政府在事后把闭门会谈的气氛公之于众，用发表外交备忘录的方式批评中国外交代表，甚至宣布把中国外交官列入拒绝往来的名单中，这种做法显然是反应过度了，是小题大做，更违背了东道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待客之道。 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外交官做出上述决定时，显然是选择性忘记了自己最近以来攻击中国的激烈言辞。就在不久前，阿基诺总统在文莱访问时，就曾对中国出言不逊，公开污蔑中国侵犯菲律宾领土，还说菲律宾虽然是个小国，但不害怕中国。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欺负了菲律宾。 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在此后访问美国时，也对中国进行了相同的污蔑。他要求美国出兵保护菲律宾，声称要与美国联手抗击中国。所有这些言论，都构成了对中国的伤害。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攻击的言论并非是出自普通外交官之口，而是出自菲律宾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之口。 按照菲律宾政府对待中国外交官的态度和做法，中国方面也有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拒绝与菲律宾政要会面，甚至拒绝邀请其总统和外长访问中国。中国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其外长和总统仇视中国的言论没有做出反击。这不是中国对菲律宾示弱的表现，而是一个大国以克制和包容之心对待邻国的正确态度，从而为中菲两国开展理性对话保留了空间和机会，更以自我容忍的姿态防止了双边关系的恶化。 7月8日上午，中菲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了会谈，杨洁篪外长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双方以德尔罗萨里奥外长此次访华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可见，中方依然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来处理与菲律宾的交往。但是，菲律宾方面是否能体会到中国的善意和大度，是否愿意把这次访华作为一个契机，是否会停止对中国的恶意指责和攻击，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菲律宾政府必须认识到，它在南海问题上拉拢美国以对抗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愚蠢的策略，不可能得到任何它想要的结果。中美之间固然有很多利益的矛盾，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需要的。菲律宾政府只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忽视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以为可以利用中美之间的分歧，来获取自身的利益。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迫不及待地访问中国，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力争。马伦访华，绝不是为了要和菲律宾一起抗衡中国，而是希望寻求中国的合作。若菲律宾继续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弄外交游戏，那么，菲律宾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7-07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一个机遇的时刻》的中东政策演说，开篇便阐明：“美国的长期利益由历史、信仰、经济与安全这四个方面与该地区绑定在一起”的观点。在两年前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同样是围绕这四个方面，但是此次演讲提出了更明确的目的、更长远的构想和更新的手段。笔者认为，“长期利益”的提出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而如何寻求在中东的长期利益就是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关键之处了。 奥巴马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将“不再局限于和政治精英的交流，而是更注重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和年轻一代的沟通”。从历史中寻求信仰的共鸣是美国和穆斯林民众进行接触的前提。奥巴马特意将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两者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即“反抗暴权、反抗不公平”。因此，美国“比那些独裁者更看重一个普通小贩的尊严”，而且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人民寻求自由及尊严。 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及伊朗是最早进行民主革命的中东国家，这正反应了奥巴马对各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国际立场走向的担忧。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而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伊朗人民呼声的忽视造成了美伊关系交恶至今。正是这种和中东国家政治精英亲密往来而忽略中东国家人民的作为，造就了过去的伊朗和今天的埃及。而埃及近日来和伊朗的频繁接触无疑更加重了这种担忧。奥巴马有理由提醒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再重犯过往的错误。因此，立刻拉拢广大中东民众是奥巴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仅有价值观的共鸣是不足够的，经济手段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工作机会的缺少，才使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将“民众的愤怒引向西方及以色列”，同时，奥巴马提醒到“除了石油出口以外，该地区的其他商品出口总额只和瑞士相当”，并认为“人的智慧是中东及北非地区最缺少开发的资源”。而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创业致富。所以，除了免除埃及十亿美元的债务及提供埃及十亿美元的贷款以外，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组织”(Oversea Privat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OPIC)还将提供二十亿美元用于在埃及和突尼斯的私人投资。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同欧盟一起帮助埃及和突尼斯更多的融入欧盟市场。以经济手段来消融反美情绪，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相比其他的手段而言，经济手段能表达的诚意和实际效果是最有积极作用的；虽然目前的数目不大，但这可能是捉襟见肘的奥巴马政府目前唯一能提供的。 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就意识到巴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巴以关系历来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民族冲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冲突，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这三重冲突的接触点。没有一个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就永远是负面的。在这次中东政局突变的冲击下，巴以和谈可能是改变美国形象的关键。因此，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巴以谈判应该以1967年6月以前的边界线为基础”的立场。他一边劝告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和单方面孤立以色列的手段并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国家，一边提醒以色列要“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将使它越来越难保卫自己”。但是，如果让向来好战的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做出牺牲的话，可能更直接的后果是以色列本身成为中东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奥巴马政府提出，过去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竭泽而渔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在中东寻求着诸如石油安全、对抗苏联、保护以色列、反恐等目标都是十分直接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些既得利益，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扭曲的人权环境、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反美情绪在中东滋生蔓延，最后形成了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奥巴马此次宣示的美国中东政策，反应出其所追求的目标正在从短期利益向长期利益转变。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美军的撤离对美国是一个“新的开始”（奥巴马开罗演讲以此为题），那么2011年初的政治突变对中东及北非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本•拉登被击毙则给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机遇的时刻”。 比较中东变局前的开罗演讲和这次的演讲，奥巴马意图化解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误解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虽然他的中东政策局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他的讲话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或者为了稳定阿拉伯主要地区的政局而给人偏袒不一的印象，但是奥巴马面对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毕竟作为美国总统，他自己也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如果没能给民众带来既得利益，他可能会和卡特一样无法连任总统，也就无法延续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改造。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既然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有意换一种态度来制定中东政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奥巴马政府到底会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06 郭台铭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 以无自主品牌、靠做EMS而出名的台湾鸿海集团最近又成为了日本经济版的焦点。这是因为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6月30日会见《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时谈到其将在巴西建立液晶板工厂。 鸿海要向巴西投资120亿美元之事在今年4月份郭台铭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之时就已经敲定。如果仅仅是投资巴西一事还不会在两个月之后再次为媒体所关注，日本媒体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郭台铭在日本强调的是“日台合作”。 鸿海集团所从事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近年来不断减小，所以鸿海集团非常希望能得到日本企业所持有的高技术。去年年底开始，鸿海集团就在试图以第三方配额增资的方式从日立制作所手里得到日立显示器（HITACHI DISPLAY）的经营权，以成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必不可少的中小液晶显示屏业中的龙头老大。 但是这个谈判却一直没有结果。“我们提议进行共同技术开发，而日立则担心技术的流失，这不对，我们又不是敌人”，从郭台铭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到谈判不太顺利了。实际上，日立已经在中小液晶显示屏事业上准备与东芝和索尼联合，准备在7月份成立一个由三社共同出资的新公司，这个公司所占的世界市场份额将达到21.6%，超过夏普（目前为14.7%）而成为世界第一。当然日立和鸿海的商务关系仍将继续维持，但只是当前委托生产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鸿海反应极为迅速。郭台铭表示，他在6月初就已经和夏普董事长町田胜彦见面讨论过共同调配液晶显示屏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以提高在价格交涉时的地位问题，很有希望达成协议。 实际上，郭台铭所需要的当然不是液晶板。反正日本公司的液晶板也不是全部自家用，韩国的三星、LG等公司也一直在使用日本生产的高质量液晶板，郭台铭所希望的是通过日台合作来战胜其韩国竞争对手。郭台铭对日本记者说：“日本企业的品牌价值在于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内容供给上，而并不应该表现在单纯的硬件生产上。” 韩国的三星和LG这两家公司就占据了世界液晶电视机生产份额的30%以上。郭台铭在指出这个事实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夏普的液晶技术比三星要强，但为什么竞争不过三星呢？”郭台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制造交给没有自主品牌的鸿海才是最好的选择，日台合作，我们才能具备齐全的技术、速度、柔软性、质量、服务，这样我们才能有100%的把握战胜三星”。 鸿海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小到了什么程度？郭台铭自己表示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利润率还不到5%。实际上，鸿海集团在2006年营业利润率为6%，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下降到了1.7%。鸿海集团和其他的台湾企业近年来的发展都是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产品组装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商业模式，光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雇佣人数就已经超过了90万人。 但鸿海集团的这种商业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头。2010年鸿海的大陆子公司“富士康国际”所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使得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中国大陆人工费用的不断上升也使得鸿海集团一定要寻找新的商业方式。比如将生产基地迁往人工费更加低廉的中国内地或者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等等。事实上郭台铭在解释鸿海集团的营业利润率如此之低的理由时是这样说的：“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投资”。 鸿海的另一个潜在的危机是，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虽然有文化相通等运营上的有利之处，但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黑字永远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问题的根源，中美之间将来在贸易上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鸿海集团作为一个无自主品牌的纯粹EMS公司当然不想卷入这种贸易纠纷。 所以，鸿海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在鸿海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巴西。 但是就像郭台铭曾经表明的一样，进出南美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郭台铭企图说服日资企业和他一起分担这种投资风险。不仅是夏普，郭台铭理想的合作伙伴中还有尼康公司等设备制造公司以及富士胶卷和其他日本化学工业厂家。日本企业在分散“中国风险”这一点上和郭台铭是一致的，但它们也和鸿海集团一样，不太有南美的商业经验，到最后会不会和鸿海携手共同进军南美，现在还很难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30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今年是中共建党90 周年。中共乃至整个中国在这90年里发生的风风雨雨，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党章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根本大法，尤其对中共这样有着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政党来说，党章是党公开树立的旗帜，表达出全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全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党章的创制、补充或修改完善，实际是党内总结经验、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不断用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以正确的理论与规范武装全体党员思想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正因为党章在党的发展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6 年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能不能有效地学习贯彻党章，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 首部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 1921年7 月1日，中共正式诞生，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它规定了党的活动、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纲领虽然比较简单，全文也就 500多字，也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因此，在中共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好头。 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这个党章初步规定了党的生活、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心内容是建立严密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这一点在党刚刚创建时特别重要。二大也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就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应该说，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在党的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二大以后到1927年，中共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1923年的三大、1925年的四大和1927年的五大，并对党章进行了三次修改。由于中国革命逐步进入高潮，党的队伍在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面临着怎样巩固党的组织的问题。三次修改都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1927年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对党的巩固发展意义重大。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党所领导的大革命失败。1928年六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国内充满着白色恐怖，此次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它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在此之前，历次党章都指出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指示为准，但六大党章过于强调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妨碍了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六大党章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反映了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一切以俄为师的现实。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后才得以纠正。 六大后，中共处在国民党的全面围剿中，1937年后又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致使中共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延安召开了七大。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思想”被首次写进党章，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七大党章还首次写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另外，从结构上看，七大党章有一个总纲，总纲下包括11章70条内容，这个结构和现在的党章已经相似，内容上看很丰富，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最终目标，以及党的性质、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的权利义务等。可以说，七大党章体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党章。尤其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大修改党章开创新局 1956年9月15 日，中共召开了八大，这是中共在执政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党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修订的党章可以看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大党章没有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八大后国家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时期，尤其是1966 年开始发动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拖进了深渊。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于1969年和1973...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6-30 从《中国怎么想》到《北京说了算》，反映着西方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复兴的一种忧虑。他们所担忧的，是中国以其“可敬的另类选择”，压缩西方世界，挑战西方固有的模式和价值观。相比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在军事、经济等诸领域的较量，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无疑更为深刻、深远。 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闻的瞬间全球传播和24小时无日无夜的即时更新，改变着媒体的生态，也改变着受众的思维，即时化、碎片化的思维容易让人迷失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当我们尝试拉阔自己的视角，以更为宏大的时间跨度来审视当下，由是方能跳出喧嚣纷扰的时局，方能触摸到历史主线的脉动，更为清晰地厘清来路，也方能更为确定地望向去路。 二十载此消彼长 有网友戏言，我们这一代真是幸运，能够轻易地经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灾难。戏言归戏言，回首过去的半年，哪一桩新闻不是罕有的震撼？！一月、二月的突尼斯、埃及变局，三月的日本地震、海啸、核危机的复合式灾难，四月的北非战火，五月的新加坡大选……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你我：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当下，南海问题广为海内外媒体关注。但是，曾记否，去年秋冬时节，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再到南中国海，一时间风云突变，剑拔弩张，美国三艘航母横陈，日本、越南相继叫嚣。直至今年元月“胡奥会”后，中美关系开始渐渐回暖，5月中美第三次战略和经济对话首次加入安全对话且有军方人员与会，会后更达成中美亚太安全对话之共识。却怎料，不逾月，南海风云再起。 媒体、学者对南海问题的分析、评论林林总总。且让我们翻检今年下半年的日历，但见一个个重要的纪念日次第而来：中共建党90周年（7月）、辛亥百年（10月）、“911”十周年（9月）和中国入世十周年以及苏联解体20周年（12月）。鉴往知来，这些纪念日提醒我们的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回首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乃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路径，我们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应能了然于胸。 当今世界之大格局，肇始自二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遂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一强独大，推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横扫整个世界，互联网革命让世界变平、变小。2001年，小布什上任不足10个月，基地组织发起恐怖袭击，全球观众透过电视直播目瞪口呆地见证世贸中心的轰然倒塌。一场不对称战争开打，美国的一极超强地位遭到公然挑战，小布什不得不放下围堵中国的既定之策，枪口转向中亚，发动反恐战争。同一年，中国在经过多年艰辛谈判之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自此，美国深陷反恐战，而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扩散到全球，演变为一场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危机至今未解，欧洲多国依然面临主权破产的重压，而美国债务也已至今高达14万亿美元。过去十年间，昔日的G7演变为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已现微调，显示世界势力格局的天枰正在移动。海内外学者纷纷预测美国的衰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不少研究机构更开始推断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年前，福山曾经宣布文明的终结，而20年后，有关帝国衰落的研究，则已成欧美学术界之显学。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看世界格局峰回路转，不管官方是否承认，中美共管世界的G2格局已具雏形，这应能让你我的目光穿越时局之迷雾。 五百年峰回路转 “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暴和金融危机，就大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乃是帝国内爆的症候，它等于代表了‘大美帝国统制下的和平’的走向式微。”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在为《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一书所写的导读中如是说。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这部《帖木儿之后》，被誉为研究帝国史的“大师级著作”，以大历史的角度回望1405年帖木儿死后的600年世界史。他在书中谈到“新全球史”的生成时这样写道：“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天经地义或“正常”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事实上，还有很多现代性。”（《帖木儿之后》P43，野人文化出版，2010.12） 约翰•达尔文此书的价值在于，能够摆脱过去欧美中心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欧美对历史话语权的垄断，分述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历史演变，“将事实如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世界史的全貌。 约翰•达尔文或许更为全面，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无疑更为直接。“我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这是他于2009年12月31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题为《全球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十年》，是对新世纪前十年的一个小结。这篇文章构成了他今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前言的底色。从《帝国》到《巨像》，再到这本《文明》，这位苏格兰历史学家过去十年一直孜孜不倦于帝国史的研究。在这本新书中，他试图去探究西方过往500年统治地位的底因，从而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作出预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因为具备着竞争（Competition）、科学（Science）、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医学（Medicine）、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工作伦理（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