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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29 民进党内部目前正发生严重的内讧和权力斗争，即使表面暂时善了，恐也伤筋动骨；国民党看来则似云淡风轻、正好整以暇地进行选战布局，但现在又跑出来了一个搅局的宋楚瑜，再加上还有尚未完成的不分区民意代表提名，未来是否真能一帆风顺，不会另起事端，恐也不能过分乐观。 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逐渐接近，两党对决态势愈见清晰。民进党内部目前正发生严重的内讧和权力斗争，即使表面暂时善了，恐也伤筋动骨；国民党看来则似云淡风轻、正好整以暇地进行选战布局，但现在又跑出来了一个搅局的宋楚瑜，再加上还有尚未完成的不分区民意代表提名，未来是否真能一帆风顺，不会另起事端，恐也不能过分乐观。国、民两党可说目前都面临祸起萧墙的困扰，或许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民进党内斗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大家立刻看到各界批评与民进党内的派系反弹。“公妈派”的蔡同荣及王幸男率先造反，炮打党中央，矛头针对“立法院”党团总召、前代理主席柯建铭，要求撤销其提名，说是要把疮划破、让脓流出。接着一些所谓的亲绿学者也出面指责，民进党这份提名名单不但缺乏民主的想象力，更欠缺阶层的多元性，其中只见派系妥协及权力分赃，根本没有新意和代表性。后来，有人甚至更上纲上线地开始质疑蔡英文的领导、决断能力。小英陷入困境。 事情目前又有新的发展。7月12日，原本低调回避的柯建铭突然转守为攻，大动作召开记者会，点名蔡同荣长期将“民视”当成个人政治斗争工具，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假藉独派的外衣，进行政治斗争”，动辄威胁利诱同党党团同志让他们在阴影下问政，“比国民党还恶质千百倍”。柯还痛斥蔡同荣及王幸男的指控手段简直是“泯灭人性”。这哪像同志间的歧见，不知情者还以为是对国民党的指控呢！ 好像还没骂够似的，柯建铭这次干脆把国民党、共产党一起拖下水来。除了前面所说的“比国民党还恶质”之外，柯还批蔡、王二人利用“民视”的斗争丑化手法，即使是“中共中央电视台也不会这样斗争同志吧”，“要杀柯建铭，国民党来就好，不用玷污你们爱台湾的双手罢”。国、共两党这次真不知是招谁惹谁了。 除此而外，民进党创党级大老蔡有全最近连续出面爆料，接着媒体跟进，明指民进党的提名人有人私德不检，淫人妻女，有人参加澳门赌场豪赌，这些人没有资格成为身列安全名单内的民意代表。被指涉的当事人有人喊冤，有人提出司法诉讼，希望还其清白，民进党党中央则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立刻止血，表面送交党内调查，但实则是要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以免延烧到小英身上。但许多人已开始质疑蔡英文的判断能力及识人不明，这样岂有能力出任总统要职？ 民进党不搞内斗，大家还不知道，这些整天披着民主、人权外衣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是表面说一套，实际搞一套。这些人口口声声要国民政府党、政、军退出媒体，自己却干的是更卑鄙龌龊的勾当，男盗女娼之事绘声绘影，有嘴只会骂人，却没时间检讨自己，自己一向利用媒体打击对手，操弄政治，好像对政敌就可以无限上纲的致人于死而不顾，但只有当自己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时才会叫苦、喊疼，这些人即使不能说是死有余辜，至少也是现世报，活该倒霉、罪有应得。 宋楚瑜搅局 看完了民进党再来谈谈国民党。目前看来，国民党表面上相对稳定，经济持续改善，两岸稳定，又没有太大的天灾意外或突发事件，马英九的民调数字已经稍有回升，胜选机率看来是较前一阵子提高了不少，但不能掉以轻心的事还在后头。 话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最近几度炮轰马英九，说是两人相见不如不见，国亲两党没有互信基础，质疑马英九的行政能力，暗批马的竞选操盘手金溥聪，他自己不排除出马竞选“总统”或“立法委员”，还说亲民党也要提名二十人以上参选“立委”，一幅要和国民党绝裂硬干的样子。说宋楚瑜不甘寂寞，想来搅局，这带有太强烈的价值判断与暗示，不够公平，说他是为了亲民党的生死存亡背水一战，恐怕又太过悲壮，实情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但他的行动会对蓝营产生多大的冲击，这才更是大家关切的重点。 宋楚瑜心中或有太多的悲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省长任内表现不凡，但李登辉硬生生的把台湾省给废了；两次大选本有机会一博，结果2000年被所谓的假民调给搞垮了，宋把罪算在马英九的头上；2004年和连战搭档，居然又有两颗子弹让煮熟的鸭子飞了。2005年为了和陈水扁见面，要与连战争取谁先、用何种规格访问大陆，及后来国亲整合的问题，让许多支持者简直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2006年，他甘冒让绿营渔翁得利的危险，执意参选台北市长，结果只拿了5万多票，此时他已几乎成了蓝营选民共同唾弃的对象。 宋最大的问题在于情绪太多，常常公开掉泪，喜欢机关算尽，讲话让人觉得不太得体。比如说，他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公开说，“人在家中坐、狗屎天上来”，“做总统的投资报酬率不高”，这岂是庙堂之上该有的语言？每次有人批评他不顾大局，权谋太过，他就振振有辞的说，就是因为每次都顾全大局、不会机关算尽，所以他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至于一般民众是否接受他的辩解之辞，当然最后还是只有透过选票来加以检验了。 小党有希望 就目前局势发展看来，虽说政治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国亲系出同源、理念相近，没有必要搞到视如寇雠的地步，宋楚瑜想必是要借着公开喊话，来对马英九及国民党施压，要求在某些问题上让步妥协，但宋楚瑜的丑话已经讲到这个份上，而且国民党的选举提名作业也已接近定案，国亲合作应该已经破局，将来当然只有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马英九实在也没有再和宋楚瑜见面的必要，就像宋楚瑜自己说的，两人可以说是相见不如不见，就是见了又能如何。别见了吧！ 至于宋楚瑜及亲民党的参选是否会对明年大选产生影响，这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在“总统”大选上，笔者认为选民或蓝营支持者自动弃保的可能最大，毕竟这是一对一的选举，其间容不得任何的闪失。宋楚瑜参选“总统”想要发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用，先是蓝营的支持者就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宋只会让自己给搞得更加让人唾弃、自取其辱。其次，万一不幸真的就是因为宋楚瑜的得票让马英九落选，国民党再度丢掉政权，宋楚瑜的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千夫所指。大家总还记得，当年李登辉被国民党群众扫地出门的事情。 至于民意代表部分，选民出现分裂投票行为的可能则是确实存在。有人骂国民党是个烂党、民进党是个乱党，国、民两党都有太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如果不牵涉到国家认同、统独族群问题时，台湾许多选民未尝不希望有第三势力的存在，让有能力的人出来为民众做事服务，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包括亲民党、新党和台联党在内的小党都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但这一切都要看各党的提名人选是否优越、参选地区及竞争对手的强弱而定，亲民党并非没有希望。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党生存及选举获胜的可能来看，宋或许更该参选“立委”，至于是参加区域选举或担纲不分区，以拉抬全党气势，而有关参选地区、排名顺序这些问题当然都得一并考虑，不过一切都看宋自己的选择了。如果“立委”选举能够跨过百分之五的法定门坎，亲民党应该还有一线生机；如果又是铩羽而归，亲民党准备关门打烊的日子恐怕就不远了。至于亲民党夺得席次的多寡当然会影响国民党对国会的掌控能力，这些也都需要精算才能有个定论。 另外，除了国、亲之间的恩怨情仇之外，另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未爆弹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提名人选，由于名单迄今未见公布，所以眼前大家只把重点放在批评民进党的不分区提名人选不尽理想上面。如果国民党日后公布的名单同样不堪，甚至更差，或同样也是了无新意，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我们可以想见，届时同样会有党内不满人士的反弹，而且社会、媒体、学者想必也会大加跶伐。到时候又是一片批评声浪，国民党日子想必不会好过，所以好自为之，精挑细选方为上策。 讲到最后，政治的本质就是争取权力。说好听点，政党就是一群理念相同的人，团结起来争取执政的机会，施展抱负；说难听点，就是一群特殊材料做成的政治动物，沆瀣一气地进行政治分赃。这些人如果不够自大，不够自以为是，难以成其事功，所以党同伐异事属必然。因此，与其说当前国、民两党的内讧、祸起萧墙事属偶然，还不如看成是必然的现象。未来如能平息纷争，当然也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如果继续恶斗下去，当然就是利益未能摆平、分赃不均的展现。大家仍要见怪不怪才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7-29 一次访问并无法改变两军面临的所有具体情况。实际上，双方在南海问题、对台军售等事务上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访华三日，参观访问了中国二炮导弹部队等军事设施，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举行会谈并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马伦此行传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美国媒体如何反应？ 笔者认为，两军的高层互信得到了提升。两军高层互访是由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今年一月份华盛顿高峰会上规划的。中国总长陈炳德访美后，由马伦上将回访，同样访问中国军队不对任何外国军队领导人开放的军事基地。中美两军互相增加透明度，因为互信是合作的基础。两军还决定在夏威夷展开海上人道救援合作计划，以及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两国军队抓住机遇，推进合作。陈炳德高度赞赏马伦为中美两军交流合作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表现的诚意。 不过，一次会议并无法改变两军面临的所有具体情况。实际上，双方在南海问题、对台军售等事务上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纽约时报》认为“中美两军存在的障碍，将两军美好前景推远。” 《纽约时报》7月11日以““中方对美方的抱怨”为题报导了双方的分歧。报导透露，中方指出美日澳军演不利南海局势，美方回答则是预先安排的，并非针对南海局势。中方再度反问：为何不能改期，这不是一件难办的事。美方用“巧合”加以回答，并且举例说：在今年盖兹部长访华，也曾问过为何中国的隐形战机此时试飞，中方的回答是巧合。双方你来我往，先后用巧合为自己辩护，可见，中美两军互信存在巨大的差距。 陈炳德在赞扬马伦的同时也批评美国军费庞大，“美国的巨额军费，对美国经济和世界和平稳定不利”。客观地讲，美国媒体发表陈炳德这一看法，获得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可见中国军方在中美军方高层人士交往中，懂得用好公关手段，是能够引起美国读者共鸣的。 可以看出，中美两军高层人士近期交往取得成就，而且诚意可嘉，但是戒备犹存，在南海等问题上双方目前都无法说服对方。双方好像在打乒乓球，你推我挡，但是会否狠命抽杀，则还没有确定，仍在互相观察揣摩之中。 有评论员认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事实上侵占了中国南海海岛。但中国官方的口径十分谨慎，只多次强调拥有无可争议的南海主权，至今没有明确指摘菲方“侵占”。但是，菲律宾外交部长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对已经被菲律宾侵占了的岛屿，“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我们是小国，也将拼命捍卫，绝不谈判。”小小菲律宾如此斗胆，显然是因为美菲合作（从会议到军事演习）壮了他的胆。 总之，套一句很有历史性的语言：中美两国军队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南海问题上是曲折坎坷的。两军决定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将是两军合作中的亮点，值得关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7-28 新闻集团的丑闻是因为新闻市场化，新闻市场化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某些新闻从业人员不择手段乃至涉嫌犯罪。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市场机制和市场价值统辖的现代世界。 因为窃听案和贿赂案，英美舆论一下子把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置于风口浪尖之上。美国的舆论几乎与英国舆论同步，政治家们的批判喧嚣震耳，有人甚至提出要求撤销默多克公司的执照。一时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陷入似乎无法抵挡的生存危机。 7月19日，英国议会对默多克父子的质询，针对新闻集团的高管是否对涉嫌用违法或不端手法获取新闻负有责任。默多克父子两人以谦卑态度以及撇清战术，说明高层并不知道下属所为，还强调出现丑闻的《世界新闻报》只占整个新闻集团收入的1%。 刚刚辞职的布鲁克斯也对丑闻表示不知情。英国警方两个负责人也因与此案关联而宣布辞职。这些变动和司法进展，使得整个美英和西方世界的舆论沸沸扬扬，对全球新闻媒体产生震撼和影响。 在听证会上，默多克强调：“新闻集团在全世界雇佣53,000多人，他们具有道德感，为自己的媒体骄傲，他们是优秀出色的一群新闻从业人员。”他似乎给了媒体和外界一个印象：出问题的只是新闻集团的一小部分，不是整体的灾难。 在听证质询会上，在默多克父子的撇清战术和谦卑态度奏效的同时，邓文迪用她机敏而有力的巴掌，给了那位用剃须泡沫袭击默多克的男士狠狠一击。这个听证会上的戏剧化情节，似乎预兆着新闻集团对于攻击歪曲决不手软。 然而，7月19日的《纽约时报》认为，英国反对党攻击首相卡梅伦或涉及此案。媒体认为，面对双重危机——英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及国际债务危机，执政党已经陷入谷底。加上新闻集团的丑闻，卡梅伦不得不缩短非洲行程，赶回伦敦处理危机。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英国两大党政治互动关系因此发生变化，工党认可率提升到40%，保守党下滑到36%。 由于默多克受到新闻集团全体董事的支持，他又坚称自己不会辞去执行总裁的工作，新闻集团信誉受损，但股市得利，7月19日单日股票增加了4%，每股收盘价为15.78美元。可谓因祸得福。 但新闻集团的丑闻和司法诉讼依旧存在，现在的形势是一人自杀，多人被捕。客观评价，这场丑闻是因为新闻市场化，新闻市场化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某些新闻从业人员不择手段乃至涉嫌犯罪。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市场机制和市场价值统辖的现代世界。 不过，一个尖锐的问题马上冒出来：贿赂控制新闻资源的官员，从而买得新闻，这肯定是违法的。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中，极端政治利益集团和财团，用政治捐款影响政策，甚至变相合法购买政策，损伤人民的利益，甚至损伤国家的安全，这难道不算违法？！ 今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新闻文化制度，面临全面的自我挑战，面临危机。  

易衡 2011-07-27 中国的火车提速了，管理水平也要提高。从相关部门对温州列车追尾脱轨事故的处理来看，很多官员依旧怀抱着上个世纪初的态度，使用早就被摒弃的方法，来管理飞速发展的高铁以及不断觉醒的公民社会。 7月23日20时许，D301次列车在温州境内的铁路桥上与同向行驶的D3115次列车追尾相撞，火车车厢从高架桥上直插地面，造成39人死亡、近两百人受伤的严重事故。这是继7月1日才开通的京沪高铁连续发生多次故障后,动车和高铁再一次震动国人的心。 像蛛网一样在神州大地上延伸的动车，以及让奥巴马总统都声称要向中国学习的高铁，无疑是中国的骄傲，也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带动中国经济走出瓶颈的“火车头”。火车提速、动车与高铁，给世人一个印象就是快，不是火车的速度有多快，而是提速的速度很快。正因为这个快，早在武广高铁投入使用时，就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参与技术工作的德国工程师坚持高铁必须试开一定时间后才能“验收”，而中方技术人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他辞职了。这些当然只是传言，官方媒体报道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世界先进水平”、“安全测试完全合格”等。实事求是的说，虽然网上对高铁的质疑一直不断，但鉴于中国高铁已达“世界先进水平”，还真的很少有网民能够确切指出高速列车问题所在。 直到刚刚开通不到两个星期的京沪高铁在五天内三次出现停车停电事故，大家才认识到，天下无敌的高铁竟然如此虚弱，一场暴雨就可以让他停车。7月23日的严重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里确认的事故原因也是“雷电把列车弄坏了”。这个理由让在场的很多记者都目瞪口呆。 事故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当天就派副总理亲临现场善后，胡温对此次事故的指示毫不含糊：救人第一。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话音未落，竟然出现这样的事：23日晚上8点多发生事故，连夜抢救，到第二天凌晨4点就宣布没有生命迹象了，也就是说现场的生命救援结束了；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接连又从坠毁的车厢里救出三位乘客，最晚的那个孩子是在24日下午5点多被救出的，距离有关部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已经超过了20个小时。在被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时，铁道部发言人回答说：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奇迹！几乎所有的网友都被这个奇迹弄得目瞪口呆，闭上眼睛都能够设想出来：这不是地震，不是被压在几米深的废墟下的受难者，而仅仅是几节从桥上坠落地面的列车车厢，救援空间甚至不到一千平方米，为什么在经过八九个小时后，竟然连活生生的生命都没有发现？网民们有理由对这种救援提出强烈的质疑。有网友说，他们为什么如此草率？给人感觉像要草草收场似的？有什么“阴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们有理由责怪这些网民疑心太重，不相信铁道部与当地政府，甚至可以批评他们是“阴谋论”者，但就在这时，网民却发现救援现场又出现了“奇迹”：救援人员竟然使用重型机械在挖坑，并要把坠毁的列车就地掩埋。有网友传出这消息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甚至当网友传上照片的时候，还有很多民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所有包括列车甚至飞机在内的救援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在死难者名字都没有搞清楚、事故原因有待查明、事故现场的浓烟甚至都没有消散的时候，竟然就地掩埋列车（飞机）残骸。一位间谍小说作家在微博上这样写道：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中国，有些像好莱坞间谍大片的故事情节，除非那列车上有高度保密的核子武器或者有人类无法控制的病毒，不然，恐怕连好莱坞导演们都不会想出这种就地掩埋的情节。 难怪著名的时评作家五岳散人在博客里感叹：中国奇迹，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奇迹。而惹人非议的“奇迹”，早就从高速铁路可能潜伏的隐患，迅速转向铁道等政府部门在管理、应急，与媒体和民众的沟通、危机处理中存在的严重不足。 实事求是的说，至今为止，急速发展的动车组与高铁是否在技术上存在安全隐患，并不能听网友的“一面之词”，最终可能还得靠国内国际专家，本着认真负责、以人为本的精神对高铁技术以及安全管理进行全面的检查。如果经过专家以科学的手段检查出的结果没有问题，确实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发展快速铁路与高铁建设不但不能停，反而应该进一步扩展。笔者检视美国上个世纪中发展史发现，美国经济走出瓶颈再创新高，就与大力发展州际高速公路分不开，而人多地少的中国，在走到美国当初相似的发展水平时，以高铁为主（甚至取代高速公路）是一个明智与可行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的面子，不是为了GDP。 纵观世界铁路史，高速铁路出事不是第一次，1998年在欧洲就发生一次很严重的事故。德国ICE列车884号时速为200公里的高速列车出事，造成101人死亡，原因查明是一个轮子出了问题。事后，德国经过几个月的细致调查，决定更换了所有高速列车的轮子，并把列车时速降为160公里。同时，德国控告2名官员与1名工程师误杀罪，补偿每一位受难者，为每一位遇难者树立纪念碑。案件到2003年才完成终审。而世界上高铁最发达的日本则创造了47年零死亡率的记录。 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我们普通人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技术是否过关，安全是否存在隐患，还有他们政府与铁路部门对事故的处理是否本着认真负责、以人为本的态度，如何真诚谦卑地与民众打交道。但是，温州列车追尾脱轨事故发生后，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在事件处理中屡次失误，每每挑战网民的智商，不但没有起到安抚、平息民愤的作用，反而火上浇油，让民众看到一个和高速飞驰的列车极不相称的管理团队。 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必须要有相应的先进管理；走在现代化前沿的动车与高铁，必须有现代化的管理配套。中国的火车提速了，管理水平也要提高。从相关部门对温州列车追尾脱轨事故的处理来看，很多官员依旧怀抱着上个世纪初的态度，使用早就被摒弃的方法，来管理飞速发展的高铁以及不断觉醒的公民社会。 应该说，人们能够理解，一个走在前列的高新技术，难免会出了一些事故，甚至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民航的发展，高速公路的普及，哪一个不是伴随着空难与居高不下的交通死亡人数？民众可以想象得到，动车与高铁会出现故障与事故，甚至部分民众因为忧心而也宣布不坐高铁，这并不奇怪。但是，最让民众想像不到的，是事故发生后官员的那些所作所为，为什么他们就有“本事”把一件铁路事故演变成全民对官僚机构的无能的愤怒？事实上，事故发生后，民众对高铁安全的担忧，迅速被对那些不负责任、傲慢的官员的愤怒所代替。 这些年，也曾发生过比此次更为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及时沟通民意，及时通报情况，实事求是，原本并不困难，而政府在处理相关事件时的透明与公开，也能更多地得到民众的理解。但是，至今为止，相关部门对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工作，明显却给人一种开倒车的感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7-26 国家不能仅仅站在铁路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改革大局、全民的福利和经济的发展这个高度去推进铁路改革。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9人遇难，200多人受伤。这是近10多年来中国铁路发生的最严重事故，也是铁路大提速后首次。 对于死难者，我们寄以深深的哀思。目前，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国务院调查组也已成立，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到底是因雷击而导致的意外灾难，还是在雷击的背后隐藏着人为因素，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会给遇难者家属和广大公众一个交代。 但对政府来说，这起事故也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即众所诟病的铁路体制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近年来，中国铁路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铁建设突飞猛进，不少建设项目提前完成。如京沪高铁项目由原计划的2012年底竣工提前到2011年6月底实现通车。但铁路建设的大跃进也留下了一系列安全隐患。像6月底京沪高铁正式通车以来，不到20天的时间连续出现6次运营故障，尽管铁路部门解释称处于磨合期，高铁也不是动车，可在短短一月内连续发生铁路客运运营故障现象，这在中国铁路史上还非常罕见。 铁路是中国当前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坚持计划管理的行业。虽然20多年来，铁路体制改革逐一尝试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客货运分账核算、“网运分离”、“网运合一，区域竞争”、主辅分离、实行三级管理模式等变革，但这只是铁路内部的变革，是一种“技术”行为，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的实质，尚未真正触及。 铁路线路因其具有的“自然垄断”性质，从而使得铁路的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行政垄断特点，不仅政企、政资不分，而且整个行业就是一家超级的垄断企业。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作为铁路运输企业，虽然分别为一、二级法人，但并不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企业不能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独立地在市场活动中自主决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整个国家铁路系统内部基本是下级铁路部门向上级铁路部门负责，核心和关键的生产经营决策出自铁道部，财务清算制度也由铁道部掌控，因此，铁道部才是真正唯一的经营主体。可它又是全国铁路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市场规则、行业政策的制定及监督。 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必然会导致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边界不清，造成铁路投资体制单一，行业内不存在相互竞争，企业普遍缺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从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其中。 铁路系统之所以形成这种封闭的行政垄断体制，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对铁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运能不足而需要大发展，还是提高已有轨道的使用效率，改革铁路体制，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结果是2003年后铁路部门提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认为铁路应以发展为主，集中力量办大事，把铁路运输能力瓶颈问题先解决，铁道现有的体制因而维持了下来。二是作为全国性的基础设施产业，铁路和一般工业企业及其它竞争行业不太一样，其改革重组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如对铁路是上下分离还是分拆，在专家学者间就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三是原先的铁路管理方式为军事化或半军事化，整个铁路系统内部是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尽管这些年也将一些与运输关系不大的辅助功能剥离了出去，但很不彻底，至今还保留着公检法等体现专政职能的机构，这在中国的部委中罕见，此种管理体制延续下来也就构成了今天的局面。 客观而言，鉴于铁路所具有的自然垄断性质和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确实不宜用一般的国企改革思路去改革铁路体制，但是，铁路改革至今进展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强化过去的体制，根子其实在于多年垄断形成的特殊利益。这个特殊利益不打破，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而要打破这个特殊利益，国家就不能仅仅站在铁路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改革大局、全民的福利和经济的发展这个高度去推进铁路改革。 要打破铁路系统长期形成的行政性垄断，铁道部首先须与各铁路局、铁路公司脱钩，并将行政管理和资本管理分开，成为纯粹的监管部门，同时让后者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使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法人。只有这样，地方铁路局、铁路公司作为铁路企业才有动力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为多元主体共同出资的股份公司，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有了独立的资本管理，铁道部也可以专司市场准入、技术、安全性标准等监管，提高铁路的服务水平。 像其他改革一样，中国铁路的改革，并不缺大的思路和方向，缺少的是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再次证明，如果不想更多的惨剧发生，铁路改革就必须早日进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25 政府和官员们与其被动地被网民们质疑和“人肉搜索”，不如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网络监督，主动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监督举报方式，加强在线联系，增强与网民的互动，利用网络监督形成的倒逼机制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形象。 从1994年正式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到2011年，中国互联网走过了十七个年头，无论是从普及的广度、发展的速度，还是网民的总数，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互联网提供的平台，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因为有着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全民互动参与性，而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在中国十七年，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突飞猛进的信息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就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的先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与网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此后每年“两会”召开前，总理都与网友交谈，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畅所欲言。 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们的躬亲示范，才带起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网络问政之风，网络问政也从政府搭建网络平台（网站）到进入民间网络平台如博客与论坛。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最新趋势是微博，“官员开博”已逐渐形成风潮，其中不乏百万粉丝量级的“明星官员”。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党政机关在微博上越来越活跃。据新浪网新闻中心的统计，目前，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中，逾半以上公安机关开设了官方微博。截至3月底，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官员已增至3000余个，呈现两个趋势：数量稳步增加，越来越大；官员级别也有上延趋势，级别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人民网》的调查却显示，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一边是上层倡导推广网络问政，部分官员们纷纷触网，积极响应；另外一边却是越来越多官员生出了“恐网症”，恐惧网络监督成为官场常态。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消除官员们的网络恐惧？让互联网成为创新管理的工具与平台，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员须认识网络载体与网络新媒体 国内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对互联网的传播手法、传播途径认识不深，甚至对网络载体BBS论坛、博客、微博和QQ、MSN等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以至于有网络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对舆情的传播和影响评估不足，反应滞后，错失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甚至出现有官员不知道QQ群和微博的信息是公开的，而在单位QQ群里示爱、在微博里调情，被网民广泛作为谈资、笑话。 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就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互联网传播具有信息量大、速度快、传播手法多样、传播过程多向互动、交流具有开放性、传播主体广泛等特点。传统媒体可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到其影响，耳熟能详，可互联网出现才十几年，如果不是那些整天“泡”在网上的，还真不一定有时间搞清它的内涵、本质与性质。大多官员都很忙，这可能是他们无法了解网络的最根本的原因。可是，网络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迅猛发展，并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官员如果还对网络掉以轻心，在那里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日子”，恐怕就不实际了。 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在信息传播效率上，网络传播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所必须经过的采集、筛选、加工过程大大缩短，实现了即时更新，快速传播，大到国际、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据广东政府信息部门调研，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在2小时左右网上就有文字与视频，6小时左右就会被多家网站、论坛转载，24小时左右各种帖子达到高潮，一些重量级的意见领袖也会站出来“推荐”与“挺”，相比被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24小时可能还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而不能上新闻）来说，很难封住。 一段网络文字这样描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差别：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是其鲜明特征。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网络传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只有掌握了这种差别，了解到新媒体的特点，就可以从传播的源头上监测舆情，了解民意，掌握社会发展动向。同时可以达到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载体发声，引导舆论，设立政府的正面形象。网络媒体是“双刃剑”，在政府某些部门消极被动、官员们躲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官员与政府形象只有受伤的份；可一旦政府与官员们掌握了这一特性，就可以为我所用。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道理。那么，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搭建了一条官民互动的新通道，可网络传播路径的快速、杂乱与多变，也使公共信息容易变形走样，三思慎言是官员干部要谨记的。可慎言，并不是不发言。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手握公权力、代表着权力部门，面对网民和在公众场合如何发声，发言的时间与言辞的选择尤其要慎重。过往的诸多事件显示，因为官员的不恰当言语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掀起网络舆论风暴的事情屡有发生。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官员去调解据称强奸的案件，为了劝说被强奸的女方放弃案子，竟然说出了“带避孕套不算强奸”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去年，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就因席间针对拆迁问题的讨论，一句“为了发展，就得拆”，“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不恰当的语言被发布到网上，引来大量网民的质疑与围观，引起强烈反响。还有网友连续发帖质疑陈晓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并开始人肉他的一些家庭信息。网友们由对官员不当言辞的狂批转向关注怀疑官员的廉洁，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事实上，网络上时有爆出引发网民一片声讨的官员们的雷言雷语，都是与官员个人的修养、素质、价值观与为官的理念有关。如果不能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放在第一位，正确且深刻地领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感情用事，冲口而出的言论自然就会有漏洞，经不起网民的推敲，更不用说实践的检验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官员们个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多起网络事件证明，官员言论不当而受到网民的质疑炮轰，不但令到其个人形象受损，更损害了他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影响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这才是应该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 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政府官员善于面对媒体与网民，懂得利用网络主动发声，引导舆论，树立正面形象。互联网上不乏在网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政府部门（代表）和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他在腾讯微博的粉丝已经达到400万，发言也超过2000条。据我们的观察，他一开始上微博时，受到了不少批评与“围攻”，有些网友直接开骂“组织部”，把气发在这位“组织部长”的身上，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蔡奇利用网络进行沟通的心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理解他的网友越来越多，互动也多了起来，有网友说，蔡部长通过简单的微博，破除了我们多年来对“神秘的组织部”的一些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奇已经把“本职工作”扩展到浙江组织部以外，并取得了成绩。 还有全国多家开通微博的公安机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网络红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他们都利用微博、博客主动发声，与网民互动，除了听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还利用这些网络载体工具宣传法律、地方政策与文化，网络成为他们的新的“秀场”。 官员应坦然面对网络监督与批评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发展中的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把占网民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挤下车，甚至逼到城市贫民的墙角。也因此，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互联网上，都弥漫着一股“怨气”。而这股在现实环境中找不到地方宣泄的“怨气”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宣泄口。政府和官员成为网民谩骂发泄怨气的首选目标，这与网民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分不开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7-21 “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海外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19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现在“新干线”成了一个专指日本高速铁路的专有名词，同时还扩展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什么“德国新干线”、“法国新干线”以及“国产新干线”的说法。实际上，新干线本来只是一个简称，相对于短途支线铁道而言，路途较远，负担主要运输任务的铁路被称为“干线铁路”。 为了解决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运输问题，日本人从1959年开始兴建一条连接大阪和东京、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新型干线铁道”。这条铁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964年10月1日投入运行，当时的运行时速为200公里，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到第二年时速增加到210公里，现在为270公里，不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东京抵达大阪。现在所谓的“新干线”，实际上只是当时那个含糊的“新型干线铁道”的简称变来的。 “新干线”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不少人以为是速度，但其实不是这样。起码在一开始新干线的200公里速度并没有什么很惊人的。铁道具有运力大、节省能源的特点，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人们实际上一直在动脑筋提高火车的速度。1934年，日本人在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亚细亚”特级已经达到了130公里的最高速度，能以82公里的平均速度从大连跑到哈尔滨，不要忘记那还是蒸汽机车的时代。 即便是130公里的速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在美国南部已经存在时速超过180公里的火车，1934年登场的英国A4型列车商业运行的平均时速达到了160公里，德国在那段时间也出现了15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所以，在1964年出现的时速200公里虽然在日本本土是第一次，但在全世界看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速度，英国的A4就曾经创下过201公里的记录。 在日本新干线开始之后，法国的le Capitole铁道也从1967年开始以200公里的速度运行。从1981年之后，法国的TGV铁道更是将速度提到了260公里，成为世界第一。德国从1983年开始也开始了时速为250公里的ICE铁道，其他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或者独立开发，或者从外国引进，都在上世纪建成了速度在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道。 日本的高速铁道新干线在这么多的高速铁道中还是最出类拔萃的，从开始营业以来的46年里没有发生过列车行驶中的乘客死亡事故，除了自杀事故之外也没有发生过责任完全在铁路一方的人身死亡事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曾经多次遇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说成是一个“安全神话”。而新干线也就是这样伴随着这个神话走出了纯技术的范畴，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中国宣布要在美国申请高速铁路专利，在日本很自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应。199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向江泽民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高速铁路技术，“作为21世纪中日友好的象征”。实际上开始谈判是在扇千景任运输大臣的时候。当时的东海旅客铁道（即JR东海）社长葛西敬之就坚决反对，理由就是知识产权会受到侵犯。但是，同样运行新干线的JR东日本并没有反对这个项目，而是主张“可以卖给中国技术，只要日本不断开发更加先进的技术就行”。后来实际参加的是负责硬件制造的川崎重工。所以，现在最恼火的是JR东海，成天在催促川崎重工采取法律措施来阻止中国在CRH380A型车上的动作。 中国和川崎重工的具体合同内容不得而知，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内容的公开也要到一年半之后，所以现在讨论双方的是非对错还为时尚早。 但在日本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日本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门子和川崎重工都向中国提供了高速铁道技术，而中国北车就无法就CRH380B申请专利，这是因为西门子公司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把这些专利都注册完毕了，而日本一来是没有想过要出口高速铁道技术，二来是日本人老是莫名其妙地相信“老子天下第一”，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制造高速铁道，一旦出事往往手足无措。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18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2011年6月初，广州增城新塘镇一位四川籍的孕妇在摆摊售卖牛仔裤的时候，因为挡住了一家商铺的门而被治安管理人员驱赶，期间发生肢体冲撞，孕妇倒地受伤，引起围观。孕妇亲戚与老乡赶过来后，先到村里，再到镇政府门口“讨个说法”。接下来的几天，逐步演变成一场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一些闹事者（主要是四川籍劳工）参与了打砸汽车、冲击当地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了损失。在公安机关介入后，由于处理得当，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拘留了少数肇事者，事态得以平息。 “新塘事件”的直接肇因 在事件平息后，我们通过对目睹事件过程的当地人、参与事件的外地人，尤其是对治安和公安人员的采访，简单归纳出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些直接原因：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时的简单粗暴做法，造成了孕妇倒地受伤。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但在一些外地劳工眼中，这些“治安联防队”人员素质低、看不起外地人。这些矛盾本来就已存在，孕妇倒地事件只是在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在孕妇倒地受伤后的几个小时里，从村到镇的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错失了及时处理、调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第三，谣言借助于手机、互联网等平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四川籍劳工之中），而相关部门反应又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拦截、戳破谣言，控制造谣人，或者没有能够及时澄清谣言。 第四、在整个事件中，缺乏有公信力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介入，使得本来属于民事范围的冲突（不管是内地人与当地人，还是老板与打工仔之间），却给外界造成了官民冲突的印象。 毫无疑问，上列四条直接原因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某位治安人员的个人粗暴、不当行为，如果当局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处理，就能够平息民愤，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同时，那位倒地的孕妇后来在医院检查后证明只是受了轻伤，由此也受到惊吓，情绪激动。当地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及早公开这位孕妇的情况，事态也许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从孕妇倒地送院开始的两天时间里，谣言制造者利用了当地村、镇政府相关部门反应迟钝的间隙，让谣言出笼，并得到传播与“信任”。当然，事态扩大后，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稳妥、慎重的处理，事态得到控制。可毕竟，损失与影响已经造成。 “新塘事件”的深层原因 我们的调查虽然发现上面几条原因直接引发了新塘事件，但冲突的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找到直接原因，避免事件重演固然重要，找到深层原因，从深层次上消除这类事件的根源，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澄清一些网友的错误看法。有一些网友与评论作者借题发挥，用“新塘事件”来说明“广东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这是极其轻率与不负责任的。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与开放，吸引了大批的内地青年人，他们在为广东做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在内地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收入。同时，从广东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不但带回了创业的资金，也带回了沿海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与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比广东容纳了更多的内地农民工。这正是“广东模式”在共同富裕上值得其它省市学习的。 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新塘镇就是一个典型，外来人口（50万人）与本地人口（22万人）的比例为2︰1。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居民对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中国户籍制度，使得前来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与广东当地居民对比，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这些年下来，当地居民与外地劳工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虽说从外地来的老板不在少数，但在珠三角地区，在草根阶层，外地劳工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一直存在。 其次，在对此次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货膨胀与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也是深层原因之一。外地劳工一直租住于本地居民的房子（出租屋），可最近几年，当地居民以适应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结成了一种口头的联盟，使得房租快速飙升。与此同时，由于牛仔服装行业并不景气，而新塘是国际上著名的牛仔服装城，集中于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增长有限。 一方是上涨的物价与房租，另外一方面是停滞不长的工资，珠三角（尤其是新塘、东莞等地）的外地劳工感觉到了压力与危机，而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出租屋主、产业老板对他们的欺压。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外地劳工对当地居民的不满，认为他们靠土地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其成，欺负外地劳工。 第三，在我们亲身接触的参与围观此次事件的劳工中，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外地劳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珠三角，会说广东话，但户口依然在内地，必须回到内地读书，毕业后再返回珠三角工作。他们大多表示喜欢珠三角，但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却没有归属感，他们不属于珠三角。外地劳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劳工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外地劳工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教育层次，见多识广，有更高的理想与更多的梦想，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容易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较发达地区，眼中看到的是机会与更高的生活要求，他们这一代却更多地思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定会提上议事日程的“公正、公平”问题。 第四，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外地劳工看不清前途，感觉不到有任何改变现状、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新塘事件突然爆发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应允许成立互助性质的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