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解读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9-21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对苏联没有太多的着墨，是因为苏联并非该书主题，早在二十年前它就已解体而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中出局了。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大国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变化是促使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家在欧洲建立各自军事集团和势力范围，形成长期冷战对抗的局面。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海军在加勒比海一度剑拔弩张，几近引发冲突，苏联最后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而使危机趋于平息。 苏联与美国相互抗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垒，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双方谁胜谁负的结局既不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也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过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三大革命潮流兴起，将会加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但事实上东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苏军占领的结果，亚非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仍要依靠资本主义世界，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则由于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而根本就没有起来。 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只是徒有虚名，它除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与军事科技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和美国相匹敌。莫斯科第一没有钱，第二没有货。既没有资本和技术可供输出，也不能使卢布成为与美元一样流通世界的国际货币。斯大林当年提出的所谓世界分割为两个市场，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苏联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产品，卢布只能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互会中作为贸易货币交割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在资金、技术、商品与物资方面仍然缺少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由于苏联只有重工业而没有可以行销世界的轻工产品。这就使它缺乏能够占领国际市场，赚取大量外汇和影响世界各国的有效手段，从而无法在争夺世界的斗争中与美国较量。 苏联最后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背叛马列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极权专制体制僵化、经济比例失衡、军备负担沉重与对外扩张过度。尽管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就宣告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束缚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干枯贫乏，商品供应单调紧缺，个人自由限制，社会生活沉闷，整个国家缺乏革新求变的动力。再加上整个领导阶层老朽昏庸，到了八十年代越来越显露出苏联的社会制度与大国霸权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当时有位塔斯社评论员对他的莫斯科大学同学、新华社驻苏记者唐修哲私下表示，愿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来换中国总理赵紫阳。他的心愿明显地表现出苏联干部与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民对于自己国家暮气沉沉的现状感到郁闷、不满与极度失望。 正因如此，叶利钦在1991年宣布俄罗斯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退出，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悲剧。但这样的历史大震荡，竟然没有引起苏联人民的悲叹、骚动和抗议，也没有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好像这是一个本已无可挽回，人们早就料到它会发生，然而不值得为它唱赞歌或挽歌的事情。 由于苏联的消失，它原有版图、人口与资源几乎丧失了近一半，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大大削弱，俄国不再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对苏联没有太多的着墨，是因为苏联并非该书主题，早在二十年前它就已解体而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中出局了。美国通过在原苏联领土格鲁吉亚玩弄“颜色革命”，调遣美军进驻中亚西亚的军事基地，以及与莫斯科达成裁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等举措，把俄国逼退到往昔的版图之内，限制了它的核力量，使苏联但求自保，再也不能成为挑战美国的重要力量了。 相关文章：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一：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9-20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编者按】 4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谋求打开中美僵局；40年后，基辛格出版新著《论中国》，不仅回顾当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尝试建构新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一文，由基辛格新著入手，不仅对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等建议进行了深入剖析，更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国外交与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作了全面论述和分析，整篇文章立论客观，分析深刻，见解独到。 作者指出，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因而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并提出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四点构想，希望中美合作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作者分析认为，“太平洋共同体”超越了中国能力的限度，中国要趟进这摊子深不可测的浑水，其结果只能是慕虚名而得实祸。因此，中国不应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在论及中国崛起时，世人多强调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和中国自身内部因素，很少涉及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基辛格新著对此作了重要补充，尤其强调大国关系对国家实力盛衰变化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作者指出，增强大国实力，除了有形的“硬力量”，掌握大国命运的领导人更需要具备“软力量”——谋略。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仍为贫弱大国时，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和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是当代大国外交中以谋略制胜的最大手笔。 作者认为，纵观全球大势，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而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当前的大国外交中，中国必须从目标、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慎重考虑，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时机，运筹帷幄扭转局势，分化强者，保持均势，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条件来反敌制胜。作者强调，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值得有关方面慎思。 本文作者陈有为先生曾在中国从事新闻与外交工作半个世纪，退休旅美后进入学界，作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继续钻研国际形势，发表大量评论推崇中国发展成就，分析国际局势。因其文章富有洞察力和新意，广受海内外舆论的重视。作者曾出版过《基辛格评传》、《风情 人情 世情》、《天安门事件后的中美外交内幕》与回忆录《无悔坦荡人生》等四本专著。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全文分为《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苏联解体结束美苏冷战对抗》、《力量消长导致中美关系变化》、《大国盛衰的因果关系与教训》、《毛泽东外交战略改变世界格局》、《中美共治世界的处方不现实》和《中国大谋略应对世界大变局》七个部分。因全文较长，为便于读者阅读，天大研究院网站将全文分段逐一刊出。 ————————————————————————————— 当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战略思想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发表新著《论中国》（On China），很受世人瞩目。在这本600多页的巨著中，他回忆了当年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的破冰之旅，论述北京与华盛顿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纵横捭阖与战略互动，并对中国崛起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 作为国际外交问题的学术权威，基辛格是以研究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问题起家的。他早年以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重建的世界》一书，对欧洲列强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如何以割让领土牺牲小国利益来瓜分欧洲，建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均势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尽管英、俄、普、奥与法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但是会议在保持大国利益均沾、防止一国独霸方面有所具体安排，从而使欧洲享有近百年的和平，直到1914年以英德矛盾为主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论中国》一书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基辛格过去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在一个动荡、多边和不稳定的“多极”世界上，大国外交必须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以“均势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为“历史上的稳定总是和均势相联系的”。针对几十年来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基辛格主张实行大国均势政策，考虑各方利益，化解相互矛盾，以避免对抗和确保各国安全与世界和平。 古往今来，大国强权的盛衰浮沉，始终是世界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也许有人觉得此说言过其实，那就让我们通过事实的论证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濒临战争边缘。由于北京在中苏论战中把苏联领导定性为国际共运叛徒，苏联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再加上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使苏联遭受沉重打击，令莫斯科对中共恨之入骨，忍无可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以“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武器与核设施。但要实现这一目的，苏联必须首先获得美国的背书，以免腹背受敌之虞。 在基辛格的新著里，人们看到了中苏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节。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克里姆林宫之命前往白宫紧急求见并与基辛格长谈。他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如果美国不便支持，也希望它对苏联的战争行动保持中立。 毛泽东当时洞察苏联阴谋，预感战争危机已经到来。他有对抗苏联的决心，但意识到唯有美国插手干预，才能遏制苏联动手。因此多次要求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向美方传话，希望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他甚至在天安门上要美国记者斯诺转达这样的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他是以总统身份或旅游者的身份来访都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健辉 2011-09-07 目前是海峡两岸的蜜月期，相对于两岸关系，港台关系目前令人似有“追落后”的感觉。但是，一旦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港台之间关系又会否随之而倒退？ 中华旅行社最近更名为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亲自到香港主持挂牌仪式，将用了45年的“中华旅行社”招牌正式送入历史。从港英政府一路到特区政府，由一个“旅行社”来处理台、港经贸关系，是何等的名不正、言不顺。 两岸大局影响台港冷暖 在港英政府时代，中华旅行社也是台湾驻港最高机构的一块招牌。由于香港当时在英国辖下，台湾对香港事务因此涉及“外交”范畴，所以旅行社的总经理亦由“外交部”派员出任，例如回归前的黎昌意，就是台湾“外交部”官员。 为了因应香港1997年历史性的主权回归，主管两岸事务的台湾“陆委会”顺理成章接管对港事务，并且特别成立一个香港事务局，局长就是中华旅行社的总经理。回归后首任中华旅行社总经理，就是身怀香港事务局局长头衔的郑安国。 由此可见，台湾方面对香港的回归，在政策上确实部署了严肃而认真的因应措施，在主观上亦希望“港人治港”的特区政府亦有善意的回应。可是，面对台湾煞有介事成立的香港事务局，香港的对口单位却是一个政府编制之外的“特首顾问”叶国华。叶国华是一个商人，特首顾问可说是一个兼职。香港以一个兼职身份的非政府官员来处理对台事务，与台湾当局对回归后所憧憬的发展，实有天渊之别。 台湾热、香港冷，显然是与两岸关系的大气候有关。从回归前一年台湾的首次“总统”普选，到李登辉在任内的第三年（1999年）推出所谓的“两国论”，再到陈水扁趁着蓝营分裂在2000年胜出选举，台湾首次出现政党轮替，接着陈水扁在任内推出“一边一国论”，两岸关系一路跌至谷底。 但是，这一期间，特区政府不但没有发挥香港应有的两岸桥梁的特别角色，在冰冷的大气候中铺桥搭路，反而处处自我设限。直到马英九上台做“总统”之后，香港犹未察觉两岸关系已急速回暖的势头，“大三通”开了之后，两岸又签订了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双方官员互访络绎不绝，而香港仍旧是宁左勿右，抱残守缺。 台媒驻港机构日渐凋零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去年8月访问台湾，本是一宗大事，因为这是有史以来香港最高阶层官员访台，但由于在此之前已有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和广东省长黄华华两“华”访台在先，香港此“华”的访问，无论在层次上或对台所带去的礼物，都缺乏吸引力，难怪台湾的媒体大多以三栏题加以报道，不过是聊备一格。 台湾的媒体亦一度对香港的回归有所憧憬。事实上，早在1991年，台湾《中国时报》就首先在香港编印和发行《中国时报周刊》，并首先提出“大中华经济圈”的概念。台湾另一大报《联合报》亦不甘人后，斥巨资在香港招兵买马发行《香港联合报》，为香港的报业注入新动力。至于其它电子媒体，例如中视、华视和台视，亦扩大编制，目的就是要观察香港的回归对台湾有何启示作用。当然，这些媒体亦一度憧憬借助香港这个地方，作为日后进入大陆市场的桥头堡。 台湾媒体的如意算盘显然打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并没有发挥它的桥梁作用。没有桥梁，焉有桥头堡？ 到了今天，在两岸交往比港台之间更为热络的情况下，台湾媒体宁愿砸钱在中国大陆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记者站，也不愿意在香港设一兵一卒。上文所提到的《中国时报周刊》和《香港联合报》早已关门结业，但目前两家报业机构派驻大陆的记者所需要的成本，更甚于当年在港开办报刊。事实上，连台湾“中央社”驻港办公室，到了今天也只剩下一个人，其他曾经在香港设有记者站的媒体，例如中天和华视等，在香港基本已是空城计，可以想象香港在台湾媒体心目中的地位。 港台经贸未受显著影响 但是，港台之间的经贸交流，基本上并没有因为两岸关系过去数年的恶化而受到显著影响。 台商可说是一个另类的族群，从他们早年非法偷步到大陆设厂，到今天成为台湾政治经济一股重要力量，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的独特性。当年，他们在东莞、深圳设厂投资时毫无政策支持，反而要提心吊胆免被台湾当局逮个正着。而今天，大陆台商不但是诸如昆山、东莞及深圳等大陆地方政府特别照顾的一群，也是每次台湾选举各个阵营竞相争取的一大票源。 早在1990年，台资企业汤臣就到香港上市，创下台商之先河。从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台商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在海峡两岸三地所能发挥的独特市场地位，募集资金发展以大陆为主的业务和投资，到2006年年底，至少有48家台资公司到香港上市。事实上，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在香港上市的台资企业还包括了嘉泥和富士康等著名企业。 犹如当年到中国大陆偷偷摸摸、单打独斗的台商一样，对在香港上市或准备在港上市的台资企业而言，有没有政府政策支持或甚至有没有现在的台北驻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的配合，其实都没有多大分别。 港宜善用两岸桥梁作用 目前是海峡两岸的蜜月期，相对于两岸关系，港台关系目前令人似有“追落后”的感觉。但是，马英九正面临竞选连任的压力，选情并不乐观。一旦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港台之间关系又会否随之而倒退？ 两岸关系政治敏感度高，发展变量大；相比之下，港台关系以经贸与民间往来为主，政治敏感度较低，香港仍是两岸不能直接往来情况下最方便接触的地方。因此，在目前两岸关系依旧对立的情况下，大陆政府应该加强利用香港这个独特的地方，在香港多举办两岸交流活动，多与台湾民众尤其是政治人物接触，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9-02 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2011年的夏天，作为一个差点儿技术性违约的国家，美国真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阶段。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终于在最后时刻达成了提高国债上限2.4万亿美元和在未来十年削减至少2.5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协议，都不得不对债务处理作出让步。赢家、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和国会的表现感到失望则是肯定的。 奥巴马只取得了一个象征性的胜利。而共和党人坚持提高债务上限应与削减赤字挂勾，并不对富人增税，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五角大楼的预算将削减几百亿美元，在往后的日子里，将军们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制造“某某国威胁论”，以争取更多的经费。 美联储的印钞机又能忙一阵了，全世界美元的大池又要增发2万多亿美元。而通过滥发美元，美国把通胀部分地转移到别的国家，很可能制造更大的国际政经动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协议的正面效应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明显地显示出来，可观的预算削减将不早于2014年开始。美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消费者的需求都在下降，而新的法律要求削减开支6％，令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国会通过的新法律，可能一时挽救了美国，使之避过了违约的风险，但它并不能从长期和深层次的危机中拯救国家。当美国国债以100美元票面堆起来，比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还要高许多，清醒的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国家早已出错了，必须要改革。 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未来财政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的专家们，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认清这个国家的财政路线是难以为继的、不可持续的，但他们年复一年地让美国在借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怪不得国会的名声越来越坏，为美国民众所痛恨，当美国人描述他们对国会的印象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功能失调”、“腐败”、“自私自利”和“无能”这些词汇。 只要浏览美国国债网站（http://usdebt.kleptocracy.us/）上那些普通美国人的近期留言，应可一觅真正的美国民意。 民众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总统、联邦政府、国会、两党的极其不满。有民众认为里根总统开了借钱的恶例，达“2万亿美元”；而“小布什是一个完整的灾难”，“为富人减税，败坏了美国”，“让国家债务翻倍”；奥巴马不敢“站出来面对美联储”。有民众认为联邦机构太庞大，“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教师以及退休金的费用比之于10万新联邦工作人员的开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联邦政府“把支出建立在提高国债上限的基础上，只不过是打劫穷人和弱势群体”。 对于国会，民众更是给以猛烈抨击：国会工作是“虚构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变得好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相同行为的人进国会”。国会的“大多数方案只解决暂时问题，然后他们本身又成为问题”。最终，国会带着所有的美国人“驶上悬崖”！有人要求“大扫除”，即把不干净的人赶出国会。有人把国会议员比作在华盛顿卖出买进股票的“坏蛋”，“希望它们孵化得较好些”！ 美国民众在留言中抱怨“我们的制度是各级失调”。每个美国人平均欠了6位数的债， “除非这是华尔街计划在未来N年中可以偷到的金额”，否则是还不清的。 对于现状的改变，对于美国的前景，民众感到悲观。“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们没有改变的意愿。无论你告诉人民什么，无论你警告有多危险，无论你警告多少次，人们将不会改变，并不会作出努力，用今天的一些痛苦换取一个更好的明天”。我们正在“努力地崩溃着”。 对于为了增收反而出现“富人交税更少”之怪现象，有人建议“应冻结研究和商业补助，强制性削减政府人员，不再资助过时的委员会和项目。对任何新计划设定截止期”。“我们需要堵住税收漏洞……我们需要削减开支”。而有人认为，提高债务上限的做法非常危险，“就像为制止酒后驾车而用了增加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办法”。 美国还质疑美联储“控制一切”：“为什么我们从美联储购买我们自己的货币还要付息？……如果我们继续从美联储购买我们的货币，……我们只能更深更深地陷入债务。” 这些留言，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不同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觉得自己被狡猾的政客和财团骗了。美国号称民主和自由，但美国的两党政制、选举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金钱万能和大财团完全掌控舆论，再加上货币发行权控制美联储手里，让普通美国人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少选择。而国际垄断财团同时在两党背后下注，旱涝保收，真正做到了主宰美国。所以，美国人深感无奈。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是难咎其责的。美联储从2001年起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战后最低水平，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同时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加息，高贷款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出事，然后是那些有毒债券。金融海啸爆发后，美联储推出两轮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当利率已无法再降，美联储就不负责任地继续大量印钱，制造资产泡沫，转嫁矛盾，输出通胀。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经济就这样“寄生于世界经济和美元的垄断地位”。 这次国债之争，奥巴马让步太多，被认为是个“投降总统”。他放弃从极富有的富人处收税，就只有食言，砍穷人的福利计划了，这恐怕对他竞选连任极为不利。说严重些，他已为输掉大选创造了条件。话再说回来，许多议员本身都是百万富翁，加税涉及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一定是斗得你死我活。 两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减赤从哪儿减起呢？据估计，未来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速每年只要少0.5个百分点，到2021年国债会再增1兆美元。目前达成的协议也只是十年内减少开支1兆美元。两相抵消，等于没减。本届国会2012年结束，也没法约束以后的预算。实际上，每届国会都有权批准任期内的年度预算案，目前虽然民怨沸腾，但新国会还再出现那些老面孔，靠他们显然是没有希望的。提高债务上限显然也不能拯救美国。“借新债，还旧息”这出戏还能唱多久呢？美国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需解决呢？美国的货币发行和体系要改革吗？这一连串问题有待美国人民去解决。 从美国的债务危机和国会之表现，中国可以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国债不再安全。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是今后努力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艰巨任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9-01 海上巡逻机P-1的服役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而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8月20日，日本防卫省首次向媒体公开了新一代海上巡逻机P-1。该机按计划或将从今年投入海上自卫队服役，用以取代日本“海自”目前装备的P-3C“猎户座”海巡机。该型飞机是战后日本第一架纯日本制造的飞机，对日本而言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不仅因为它采用了一些全新的技术，而且开创了世界航空工业中首例“一个项目两种机型”。该机型的服役不仅展现了日本巨大的军事潜力，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也都说明日本正将其军事潜力转换为实际作战能力。周边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海自”显著提升反潜能力 P-1的机身结构及飞行控制系统由川崎重工负责设计并制造，动力为石川岛重工设计并制造的F7-10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70千牛。P-1还配备了东芝HPS-10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东芝按许可证生产的加拿大航空电子AN/ASQ-508型磁异常探测器。其最大作战半径约2000海里，最大起飞重量近80吨，巡航速度450节。P-1有8个外挂点及一个武器舱，可至少携带20吨作战武器，包括100枚声纳浮标、AGM-84“鱼叉”反舰导弹、MK-46反潜鱼雷等。 P-3C“猎户座”虽然被称为海上巡逻机，但是主要功能是反潜作战及侦察。作为其后续机型，P-1的功能当然也是以反潜为主。因此，其反潜作战效能尤为重要，而川崎重工开创性的以“光传动”代替“电传动”飞行控制系统，这种新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来自飞机内部的电磁干扰，使机上的感应设备更为灵敏，有效地提高对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探测与识别能力。加上F7-10发动机带来的更大速度、更低的背景噪音，P-1的作战效能必然将远高于P-3C。日本“海自”拥有亚太规模最大的P-3C反潜机部队，现役数量高达80架。如果以同样数量的P-1取代P-3C，那么“海自”未来的海洋监视能力与反潜能力将给周边国家的海军带来极大的压力。 日本展现航空研发能力 日本防卫省在2001年同时对“海自”P-3C海巡机取代方案P-X，以及空中自卫队C-1运输机取代方案C-X进行招标。川崎重工一举获得了这两个取代机型的设计经费，并将两个机型作为一个项目同时开发。P-X于2003年完成设计定型，2005年完成制造图纸，并在2007年9月28日首次试飞成功后正式定型为P-1X。 川崎重工早在二战中就是日本主要的军用飞机制造商，在二战后以许可证生产了677架各类美式飞机，其中包括105架P-3系列海巡机。大型飞机制造经验堪比美国的波音、洛•马等飞机制造商。但是P-1和C-2两种机型的空气动力布局都较为简单，不需要太多的气动设计经验，川崎仅凭制造过程中积累的机身、机翼结构设计经验即能驾轻就熟。 以3450亿日元（约合30亿美元）的项目经费总额，在十年时间内完成两个型号的大尺寸飞机从设计制造到测试装备的全部工作，在世界航空工业历史上是第一次。P-1与新一代运输机C-2的部分重要零部件可以通用，而飞行控制及驾驶舱显示系统完全一样，如果不是“一个项目，两个机型”，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体现了川崎重工在航空工业上的巨大能力。P-1作为世界上第一型实用型“光传动”飞行器也体现出日本在这方面的优势。石川岛F7-10发动机与P-1同时开始设计工作，却没有耽误后者的研发进程，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日本极强的航空发动机制造能力。 日本“适时”发挥军事潜力 通过P-1反潜机这类项目，日本正在逐步将其军事潜力的积累扩大深入，并且适时适当地将其发挥出来。所谓适时适当，就是目前美军正面临预算缩减的挑战，却要对抗日益崛起的中国海军。因此，海洋监视这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与能力而投入产出比很小的活动，美军会更多地交给日本自卫队。按照美日安保同盟的责任划分，日方本来的主要责任就是情报收集。去年12月，美军派驻第三支航母作战群到西太平洋后，就建议日本增加海上巡逻的力量部署，以此来增强航母活动的安全保障。巡逻行动集中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潜艇活动的监视，对中国潜艇日趋活跃的岛链突防动作进行更多的监视与防范。 日本趁着美国军事力量受预算制肘之时，适当的将自行设计建造的武器平台投入运用，既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又能积累自身的军事能力与潜力。一方面不招致美国反对其对于武器平台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能阶段性地检验自己的军事潜力。这种适时适当的军力建设意图不仅在P-1反潜机方面得到体现，2010年菅直人内阁就批准了《防卫计划大纲》中将潜艇数量由16艘提高到22艘的计划。随着F-35多用途战斗机不断攀升的研究费用与不断推后的研究进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自研的第四代战斗机F-X也将进入日本空中自卫队服役。 日本不仅积极更新其武器装备，同时也积极扩大其军力覆盖范围。据日本共同社8月2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未来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驻军，部署200人规模的沿岸监视部队，并在2012年度预算中纳入购买该驻地土地和设施建设的经费。与那国岛面积29平方公里，位于琉球列岛的最西端，台湾东北部外海，距冲绳本岛500多公里，而距离台湾海岸仅108公里，天气晴朗时甚至可远眺台湾山脉。如果日后与那国岛的驻军规模及能力被扩大，对中国及台海都是极大的威胁。 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武贞秀士认为“对日本而言，朝鲜半岛及北朝鲜是紧迫且具体的威胁, 而中国是中长期威胁，是日本西南诸岛安全及日美安保同盟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 1。同样以战略风险来评估，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中长期威胁，但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更为“紧迫且具体的威胁”，其实是正在不断扩大作战能力与范围的日本。 注释： 1.Japan wary of Chin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8-29 不管谁在这次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胜出，任期都只有一年。到了明年9月份，民主党还得再选一次党魁，日本还要再换一次首相。 一年一次，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就要闹找人来当新首相的活剧了。除了鸠山由纪夫比较性急，把这个时间提前到了5月份之外，这五年来反正一到夏末秋初就要找人当首相，大家都习惯了。所以，菅直人宣布真的不干了之后，连最狗血的日本传媒这次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因为实在是疲了。所有的传媒都是心不在焉地在应付着差事，再也没有了一年前帮菅直人拉票击败小泽一郎时的那种精气神了。 不但如此，好几家传媒还干脆就把美国传媒对日本又开始找首相的讽刺性评论转载过来，告诉日本人世界上对这个日本首相一年一换的怪习惯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管怎样，经过了这么几年，日本人总算明白了一点：现在坐在国会里面的那些议员大人们，没一个能派上用场的。 原来自民党长期执政，被娇惯到了不要说国政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就连首相都能一不开心就摔乌纱帽。当时以为是自民党不行，大家齐心合力把自民党选了下来，换上去了民主党，本指望是能看到一点新气象。结果是，不要说新气象，就连一年一换首相这点都一模一样。而且自民党也还就是接连三届，而民主党眼看着连这个记录也不能让自民党独占，要打破了它，明年还有一次换马闹剧。 就连那五个出面参选的候选人在参加传媒的节目时，也是三心二意地在回答着问题或者是无精打采地诉说自己的施政设想。本来政客说话就是空话多，但民主党政客说的空话还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空话，所以他们也知道，根本就没有人在听他们说些什么，而且说些什么也真的不重要，因为天命已归：不管是谁，下一个日本首相的任期还是超不过一年。 因为日本首相由议会多数党党魁担任，如果多数党换了党魁，内阁也就要跟着换。而日本各政党党魁的任期很奇怪，不是从党魁就职开始计算时间，而是有一个铁定的时间段，到了那时间就要重选党魁。民主党的代表任期是两年，上次菅直人当上首相时，小泽一郎已经用掉了9个月加上鸠山由纪夫用掉的一年，只剩下三个月，所以菅直人当上首相不到三个月就要和小泽一郎竞选民主党代表。 这次，菅直人用掉了这届民主党代表任期中的一年，还剩一年，所以不管谁在这次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胜出，任期都只有一年。到了明年9月份，民主党还得再选一次党魁，日本还要再换一次首相。 为什么这次胜出的人就不能争取连任从而保持一个不比自民党更不光彩的记录呢？答案是不可能。 摆在日本民主党内阁首相面前的是一局无解的死棋。从眼前看，谁也没有扭转现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对冲局面的方法，谁也没有解决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谁也没有解决美国经济失速、日元急速升值的方法；往长远说，如何应付老龄少子化社会所带来的保险和年金的财源不足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更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了。 更何况，就在现在，在新任日本首相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不止一个的电视台主持人公开声言：“这五个人里面没有一个符合日本领袖条件的”。 这些日本媒体人也许会滔滔不绝地对观众说明，日本领袖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但是在这次之前，他们每一次都找到了符合条件的“日本领袖”，把他们心目中的日本领袖推荐给选民，在心理上操纵着一次又一次各种各样的选举。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去年9月菅直人和小泽一郎竞选民主党代表时，菅直人的胜出完全是各种传媒的功劳。当时笔者的感想是：“如果日本还有救的话，这个救世主只能是小泽一郎而不可能是其他人”，果真这个完全是传媒树立起来的菅直人，在一年之后又被传媒们描绘成了日本的国家公敌。这次日本传媒总算接受了教训，没有再次给日本的选民们推荐什么“日本领袖”了，因为就连他们也知道日本已经没有了领袖。 所以可以想见，新任日本首相马上就是传媒和选民声讨的对象，到了一年之后肯定是新任国家公敌。正好赶上民主党代表任期满期选举，民主党再找一位新代表，日本就也再换一位新首相。 那么，新任日本首相有没有可能在任期内解散议会实行大选呢？也不可能，因为民主党已经失尽了民心，在未来日本选民的记忆力还没有消失之前的选举里不可能胜出，下次民主党再度执政可能是遥遥无期了。所以，民主党会赖到本届众议院任期的最后一天，过足这把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26 拜登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明年中国党政领导换届之前，摸一摸高层人士的情况，并通过与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接触获取亲自感觉的第一手材料，回去向奥巴马政府汇报。 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访华之行，是继今年一月胡锦涛访美之后，中美两国领导又一次最高层级的重要会晤。在为时六天的行程中，拜登会见了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与温家宝总理，并与陪同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进行多次交流与会谈。此外，他还到四川大学进行演讲，参观访问了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情况，并在行程中与中国公民进行了接触，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获得了深刻印象。 拜登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明年中国党政领导换届之前，摸一摸高层人士的情况，并通过与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接触获取亲自感觉的第一手材料，回去向奥巴马政府汇报。 回顾近十年前，小布什政府也曾在江泽民即将从政坛隐退时，通过一批美国知名学者与胡锦涛见面，当面打量这位美国尚不熟悉的中国政坛储君，以了解他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拜登此番与习近平连续六天亲密接触之后所得的印象是：习“很清楚自己想传达什么信息，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策略性，在与同事的沟通互动中也十分自信”。由此而显示出中国未来领导人的“风格将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加圆熟”。 对于习在与拜登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发展今后中美关系的四点建议，即“增强信心、放眼长远、深化合作以及相互包容”，美方印象极为深刻，认为拜登已经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美国将欢迎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对美国的访问，以延续目前平稳发展的中美互利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拜登利用政治访问的机会与中国民众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例如在北京普通饭馆中品尝中国风味小吃，在四川大学的演讲，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与访问地震灾后重建的汶川，等等。 至于原来受到内外重视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此次并未成为中美争执的一个焦点。这是因为，中美双方在拜登访问之前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即美国将只对台湾现有的F—16A/B型战机提供价值45亿美元的升级支持，“短期内”对台湾急欲获取更为先进的F—16C/D的要求不予考虑，以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既然美国已经用实际行动对北京的关切做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阻力。 与上述问题相比，其实拜登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向中国政府当面解释美国债务危机的真相与提出保证，表明美国将承担金融风险的责任，不会将债务危机转嫁他国。 由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美债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引起股市下跌，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所以中国最近不断敦促美国采取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以解有关国家之忧虑。 拜登在访华期间强调“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并会全力应对我们面临的严峻财政挑战”， 希望中美之间加强合作，使中美两国与全世界“更多地从中获益”。其实他向北京端出来的都是“空心汤圆”，并没有做出任何切实有效的保证。实际上，美国除了以借新债还旧债，到时候继续提高国债限额，增加发行美元货币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切实有效的手段来解救美国的债务危机。 因此，拜登此行目的除了想以副总统身份对北京进行安抚，平息中国忧虑之外，更抱有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的目的。因为举目四顾，现在欧洲同样债台高筑难以自拔，日本经济连年低迷，除了中国财源滚滚之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救美国于水深火热的债务危机之中。 根据以上分析，拜登此次访华不但不能使中国安心，而且更进一步地提醒中国，美国债务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美国与世界各国头上，无论近期或远期都看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我们只要对美国国债的情况稍加分析，就可了解它的严重性：1980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1万亿美元，但是现在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20年内猛增14倍。其中9.7万亿为可供国内外货币市场上销售的公共债务，它的近一半被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所拥有，而中国又占有其中的四分之一，达1.16万亿，其数量仅次于美国央行美联储。 这就意味着，表面上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多么了不起，而实际上是中国在背负着美国国债的最大包袱，这么大的数额由美国花钱中国买单。而且美国媒体还反过来讥笑中国：我又没有强迫你买美国债券，是你自己要买；谁叫你拥有那么多的美国债券，除了美国债券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债券可买吗？既然你自己愿买，那你就自己来担当吧。 按照目前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情况，由于美国制造业已被大大压缩，高新技术根本不可能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美国在近期内不可能大量增加就业人口。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国民收入与购买力会继续萎缩，税收与国库增加有限，不得不继续增加美元流量，以新债补旧债，如此循环往复，必须有新的债主来支撑美国财政困局，而中国正好成为美国债务无可取代的“冤大头”。 因此，拜登访华之行未能向中国提出任何保证，其原因是连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如何保，因为它确实找不出能够保证任何有效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债券危机的前景就必须未雨绸缪，有备在先，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遭受巨大的财政与经济损失。为此，提出如下五点对策： 第一，鉴于美国经济恶化与债务危机沉重，可能引发新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中国长期以来又缺乏这方面的应对经验，有必要立即组建一个集金融、货币、贸易与市场于一身的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专家智囊小组。以专业机构或定期联席会议的形式，对当前美国财政情况动向与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形势观察，研究对策，并随时提出可行预案（Option），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与市场波动，有效捍卫中国的货币主权与经济权益。 第二，鉴于中国的货币储备与外汇积累数量过多，有必要改变过于集中购买美国国债的缺陷，实行必要的货币储备分散化与多样化的选择。 第三，改变过去单打一的办法，将一部分外汇储备变为对外投资，乘欧洲经济衰退的有利时机，在欧洲收购大中型的英资与外资企业，或对亚非与南美新兴经济国家进行投资；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买进重金属等重要战略原料与物资，作为货币储备的转换与补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8-25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认为的“真正威胁”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日本人分析中国国产航母将于2014年左右就航，至迟在2015年也能就航。 中国从乌克兰买来的那艘原来叫“瓦良格号”的航母，已经基本结束改造工程，正在进行海上航测。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很关心这件事。实际上从1985年中国购买澳大利亚旧航母“墨尔本号”开始，日本就在关注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正式配备航母这件事了。 具体到这艘“瓦良格号”，日本的各主流、非主流媒体再加上网络更是深表兴趣，虽然不是连篇累幅，但也足够把这艘船的前生今世给翻了个底朝天。 传媒和网络对“瓦良格”的这些关心不少是属于找个人气话题吸引注意力的商业考虑。实际上，日本人对这艘“瓦良格”本身倒不是十分注意，因为在日本人看来，“瓦良格”还只是一个信号、一种姿态和一种象征。它在告诉人们：中国的航母就要来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这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对中国拥有航母这件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没有人能公开地指责中国拥有航母这件事本身。 日本人当然也是这样，他们关心的是“瓦良格”之后的东西。一般说来，瓦良格只会成为一艘训练舰，这当然并不是由于第一代名叫“瓦良格”的巡洋舰在日俄战争还没开始就被日本联合舰队打搁了浅，从而叫这个名字的军舰有点不太吉利，而是因为这条船下水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舰身就已经老朽化了。再加上从乌克兰拖回来之后的改造工程也不是那么顺利，所以这艘军舰用作实战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再加上一直看不到“瓦良格”的新名字，而民间所流传的以“施琅号”为多，连简氏军舰年鉴也介绍了这个非正规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就更加证明了这是一艘训练舰。中国海军一般以地名命名实战舰艇，而以人名命名训练舰艇，比如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就有“郑和号”和“世昌号”等等。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认为的“真正威胁”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日本人分析中国国产航母将于2014年左右就航，至迟在2015年也能就航。国产航母才是未来的中国海军守卫从日本的九州经台湾一直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把第一岛链之内的海域变为“中国之海”的核心力量。 在中国海军力量增强的同时，日美的海军力量却开始了变弱的兆头。日本已经连续17年在裁减军费，削减自卫队的规模，而美国也开始面对着国会中越来越高的要求裁军的呼声。经济上的不景气使得即使是以世界警察的责任而自负的美国也不得不要开始收缩其军事存在了。日本人一直就怀疑美国人是否肯动用其能力来保卫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连美国人是否有保卫日本的能力都要开始怀疑了。 这种怀疑倒不一定会导致一场立即开始的军备竞赛。毕竟即使中国国产航母在2015年按时就航，也无法立即形成战斗力。拥有航母硬件还只是第一步，舰载机的调配、海上舰载机的运用、航空兵力和水面兵力的一体化以及支持的雷达技术，空中指挥管制和护卫航母用的具备有高度防空反潜技术的水面舰艇群以及后勤补给舰只的系统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硬件或者硬件制造技术还可以去买，但这些经验无处去买，只能在长期的训练和实践中去慢慢摸索，从不断的错误中去寻找答案。 撇开熟练运用这个因素，日本人认为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搞军备竞赛。这是因为航母虽然有强大的进攻能力，但同时也需要巨额的建造和维持经费，同时缺少隐蔽性，在兵器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航母也是敌方攻击兵器比如对舰导弹的一个并不难打击的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已经决定把潜水艇的数量从现在的16艘提高到20艘，他们认为日美潜艇部队的作战能力是未来能否维持东北亚海域安宁的关键。 “瓦良格”的滑跃式起飞也是其作为航母的一个重要缺陷，因为电子预警飞机无法滑跃台起飞，这样就缺少了上空监视功能，影响到防御超低空接近的飞机和导弹的功能。当然，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会采取什么方式现在还未可断定。但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将几乎肯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身不同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的互相吻合。中国开发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历史还不长，独立开发能力还很薄弱。基本上，中国的武器系统还都是从各种渠道引进的。像高铁一样，如何协调这些在同一艘航母上集合着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也将考验着中国海军和军事工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1-08-24 现在许多城市多以民办学校不合格为由，动辄就强拆外来工子女学校，但却不动用一点力量来支持与协助，这不仅是没有良知与爱心，更是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 8月17日，新浪微博的热门关注话题是“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内地媒体报道称：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涉及1.4万余名学生。经济观察网的记者报道说：“我是骑车来为孩子找学校的，没想到已经被拆了！”在北京市海淀区新希望小学的废墟前，6岁男孩的父亲刘宏民（化名）对记者叹息：为了让儿子有学上，他已经前后找了8所学校，但仍然没有结果。 网络上发布的有关新希望小学的信息，多令人感伤，甚至怨愤。网民们追问：外地来京人员，是北京不可或缺的建设者、贡献者、纳税人，孩子们在郊区借读，不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与补贴，反而一拆了之；在没有建设新学校或分流措施之前，通过强拆学校，驱使外地孩子不得不返乡就学，造成父母与孩子分离，这不符合基本的人伦之道。主流媒体因此也跟进报道，对有关部门造成了压力。 8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教委披露了拆迁学校分流学生的安置方案。其中，海淀区将接收3000余名学生，朝阳区接收4000余名学生。海淀区教委表示将确保孩子今秋全部就读公办学校，朝阳区就读学生每人学费定为350元，差价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既然政府可以如此而为之，为什么好事不做在前头？   去年高考前，北京教育方面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一直在北京借读的外地高中生不能参加北京地区的高考，必须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这样给外地考生带来的麻烦是，他们在北京学习的是北京的教材，而原籍省市则可能使用不同的教材；还有，原籍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而北京市因为国办与市办著名高校云集，所以机会相比其它省市优越得多。曾有媒体报道，一位来京打工者与北京建筑师对话，他们都是同一届高考生，外来工高考成绩比建筑师高却落榜，最终不得不选择做建筑工来养家糊口；而京籍考生却能进入大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一些民间团体因此组织研讨会与签名，希望教育公平，让在京读高中的学生能够公平享有高考机会，但这些声音得不到主流媒体发表，会议也被以各种理由取消。为了缓解由此造成的压力，在秋季开学之前，一些地方干脆拆除部分郊区的希望小学或民工子弟学校。为什么拆校比建校快？为什么一些地方不惜违背社会良知，不敢面对无数失学儿童，强行拆毁希望小学？其根本原因在于试图以此减缓北京的教育压力，特别是由此造成的高考压力。开学之际无学可上的孩子，许多被迫回到原籍，回到爷爷奶奶身边，而不能在北京与务工的父母一同生活学习。 强行拆除学校是一种行政暴力，它对孩子们造成一种无形的伤害。为什么不先安置好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再行拆除？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做出承诺，安排被拆学校孩子的学校分流。这使地方政府形象严重受损。执政为民、服务型政府，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通过希望小学孩子入学得到印证。多建一所学校，将来少造一座监狱，已是文明社会的共识，为什么首善之都北京，不能表率于天下呢？ 一方面是教育经费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则是挥霍浪费，建豪华办公楼，“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百姓为了孩子学习，除了学费，还要通过更多的方式，把钱花在教育上，从补课到各种赞助或送礼。学校的各种收费使许多家庭因教育而致贫，而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有可能会遭遇就业难，无效的教育对贫困的家庭无异是雪上加霜。社会底层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困难。 有网友建议国家要启动基础教育一体化，就是国家根据儿童求学地来统一划拨教育经费补贴，例如安徽的孩子在北京完成基础教育，那么相应的教育经费就应该划拨到北京来。但现在不仅仅是教育经费问题，还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以及后续的考学、求职问题，都会接踵而至。政府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设计，也要有现在与未来的宏观规划。不能遇到到问题，或回避，或消极应对，遭遇社会舆论强大压力后又穷于应付。 北京可以考虑让独立调查机构调查外来人员子女在北京的流动量，抽样调查他们是否有在北京入学的意愿，提前统计，提前告知，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有网友曾在微博中介绍了上海在安排外地工作人员子女入学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方式，比如每一年都把一些民工学校转为民办，政府给一些支持，也进行考核；让社工为民工学校提供服务，使他们保持与政府的联系与沟通等等。 现在许多城市多以民办学校不合格为由，动辄就强拆外来工子女学校，但却不动用一点力量来支持与协助，这不仅是没有良知与爱心，更是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如果大量的儿童得不到正常的教育，这对国家、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构成伤害与危害。如果国家在教育上不将一碗水端平，后面的问题会越发严重，一是百姓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大，二是年轻一代青少年公民意识增强，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如果不能融入城市，又回不到农村，将成为夹心人。灰质化社会面积增大，使社会充满不安全感。 遥想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当他兴办私学堂之时，不知道条件是不是合格？如果当年的官家严厉对待孔子简陋的学舍，孔子还会有72弟子3000门徒吗？让我们记住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是私立学校的创始人，他说过的话，我们也应当牢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