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1-12-29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CDM项目参与方众多,规则复杂,在各个程序环节都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CDM项目在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包括初期的交易风险以及后期的开发风险。 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主要指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项目的交易市场,CDM是《京都议定书》就减排途径提出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其核心是允许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附件I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与非附件I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获得由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可以计入附件I缔约方的减排目标中。 CDM与《京都议定书》其他两种机制一样,实质上是一种国际间的碳交易。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CDM项目参与方众多,规则复杂,在各个程序环节都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CDM项目在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包括初期的交易风险以及后期的开发风险。本文通过对CDM交易特点的分析,总结了CDM交易过程中的诸多风险。 虽然注册和签发风险、国际谈判的风险不能低估,但是这是碳交易参与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风险,本文从CDM项目中国国内业主的角度来说,交易的风险包括交易模式的选择、买家的选择、国际碳市场的波动。CDM项目虽然开展迅速,但是充分认识这些风险,有助于中国CDM的开发者在进行项目交易时更好地规避风险,促进项目的健康发展。 1、交易模式的选择风险 CDM项目的开发模式通常有三种: 单边模式:发展中国家独立开发实施CDM项目活动,项目注册成功后项目业主将项目产生的CERs在碳市场上出售,在项目开发的前期没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或机构参与; 双边模式:一个发达国家或其法人实体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发CDM项目,项目注册成功后产生的CERs直接出售给该发达国家的买方机构。发达国家参与者有两种方式获得减排量,一种是对项目进行前期投资而获得项目的减排量,另一种则是直接购买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目前国际碳市场上的交易主要是后者,即直接购买减排量; 多边模式: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被出售给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由多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组成。与双边模式一样,多边模式中发达国家的参与者也有前期投资而获得减排量和直接购买项目减排量两种方式,以后者为主。 根据CDM项目的特点,项目递交注册时买方可以是确定的(双边或多边项目),也可以是待定的(单边项目)。在目前的中国CDM市场,大部分项目为双边或多边项目,即确定了CERs买家的项目,因为这类项目由于ERPA的签订,可以为业主减少一定的前期费用和注册风险,因此为大多数买家所接受。单边项目由于只有项目业主一个参与方,项目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都需要业主自行承担,因此这在中国的CDM项目中并不多见。但是一旦单边项目注册成功,由于项目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的消除,CERs将会在国际市场上以比较高的价格出售,这时项目业主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单边项目是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的。但是目前,国家发改委考虑到中国的项目业主大多缺乏CDM项目开发特别是国际市场交易的经验,因此并不鼓励单边项目的申报。 2、交易买家的选择风险 CDM交易是一个3年至5年,甚至10年/21年的远期交易。远期交易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众多潜在的风险。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包括是否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后都能够一直保持专业、认真、负责、合作的态度履行合同,是否国际碳市场在合同期内会发生巨大的碳价格波动,是否买卖双方在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都能够如约履行合同,是否买卖双方能够在CER签发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CER转让和支付等等。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都会为买卖双方带来潜在的交易风险。而在CDM发展的现阶段,CER的买家一般都是具有丰富业务知识和财务实力的组织,具有较强的金融法律经验和合同谈判能力,而卖方即项目业主在这方面则比较弱势,因此在选择买家时需要慎重考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CERs价格波动。国际碳市场中的CER价格会像股票市场一样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反复波动,在CER价格不断上升时,买方都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履行合同,但是在CER价格下跌至低于合同价格时,信誉级别低的买家为了防止亏损会找出种种理由中止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这样卖方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在碳市场急剧下跌的情形下,会出现众多小规模、业务单一(完全靠碳交易业务盈利)的买家被迫离开市场或破产,这样卖方的利益将完全受损且无法追回。为了控制此类风险,卖方在选择买家时应确保选择声誉好,资信度高,信用评级优秀,资金实力雄厚,业务种类多元化以及控制风险和承担风险能力强的买家。 遭遇延迟付款。卖方在交付了经签发的CER后,有可能遇到买家的延迟付款。由于碳基金型买家购买CER的资金非自有资金,他们自身融资的规模及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融资能力以及碳市场变化的影响。碳基金融资的不确定性使卖方无形中承担了额外的风险,且有可能因买方的推迟支付使卖方利益受损。为了控制此类风险,卖方在选择买家时应尽量选择使用自有资金来购买CER的买家,并要求买家尽量缩短付款时间。 关于交付量的保证。卖方在与买方进行合同谈判时应明确要求买方阐明是否合同要求卖方保证交付一定量的CER,如未交付规定数额则对卖方实施罚则。由于碳减排合同的冗长、繁杂,以及一些卖方在碳交易方面经验的缺乏,卖方有时忽视了或者未能及时发现CER交付量与违约方面的相关联条款,使得卖方在未能交付足量CER的情况下陷入被动并须进行高额赔付。为了控制此类风险,卖方在选择买家时应确保买方提供标准透明的合同文本,要求买家清楚的解答各种问题,并且尽量选择全额购买项目CER却不要求卖方保证最小交付量的CDM买家。...
热点解读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2-07 美国的目标是永远当世界老大,并防止任何潜在的对手超越之。美国不想搞垮中国,但美国想控制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笔者对美国的整体印象,可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喜欢上帝和喜欢做上帝。这不仅仅因为美国教堂多,还因为美国人对上帝的虔诚。宗教对美国社会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很大,其中又以基督教最为普及。美国民间有两亿多支枪,如果没有宗教思想约束的话,早就子弹横飞了。之所以没有乱象横生,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上帝,而上帝是万能的而且看着人的一举一动。所以,只能做好事,不能行不义。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上帝的子民和代表自居,用他们的好恶去规范世界,替上帝行道。美国人的宗教情怀,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金钱、利益以及政客绑架,以至于美国的国家行为有时很难用圣经解释,尽管美国总统个个都满脸严肃地手按圣经发过誓。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那时,甚至更早。美国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在中国办学,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鼎力相助,以及在中美建交后接纳了几十万中国留学生,赢得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的好感。不管原意如何,这种好感已是美国在华的最大资产。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和美国的交恶曾经也很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总额已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虽然两国的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资源条件不同,但中美两国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中美两国,和则利,斗则伤。由此推广开去,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也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国家关系。两国人员的往来,留学生的数量,贸易的依存度,都显示出关系的重要。美国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不喜欢现在的中美关系,根深蒂固地不喜欢,最主要的代表是共和党右翼,当然民主党内也一样有人不喜欢。他们与军工企业的渊源太深,利益太紧,就是所谓的鹰派。再有的就是媒体,倾向上要拿中国说事。查查它们的董事会,不外乎美国最富的几百个人。 美国的目标是永远当世界老大,并防止任何潜在的对手超越之。美国不想搞垮中国,因为搞垮中国对美国并非最有利;但美国想控制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美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所以围堵中国是其国策之一。阿富汗战争给了美国一个好机会,美国得以锲入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监控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使中国如芒刺在背。中国既然要韬晦,就要少说多做,现在到处宣传崛起,有点不聪明,招惹别人注意。 除了军事,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加,这需要中国人有辨别地吸收美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摈弃糟粕部分。目前,中国青少年的金钱观、荣誉观、享乐主义、信仰危机,表现出中国文化建设的滑坡,已到了危险的程度。许多青年人男不男、女不女,不但没有理想,连思想也没有,是无法承担接班人的重任的。 中国不能盲目地自大,实际上也没有自大的资本。中国没有大师,没有多少原创、国际品牌、跨国企业和资源,还没有忧患意识。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崇洋媚外。外国人的平均智商不见得比中国人高,区别在于教育、体制和管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什么如今比不上日本人、韩国人,我们检讨了吗?现在流行的俗文化和外语教育,会毁掉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下一代。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和互补,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动有利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没有定价权。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是脆弱、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中国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因为环境和资源(包括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承受力已达拐点;国际竞争形势也更为严峻,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知识经济极需科技创新;国人的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有一点,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实际上是由中国制造,中国只拿到货值中非常小的一点点。出口美国的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货值完全出自中国。国内出口200强的企业,80%是外企。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经理人,在全球自由迁移,其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到那一天他们都走了,我们再转型就太晚了。动物凶猛,中国要改变处在食物链最低端的局面。 其实,美国经济也须转型。美国经济应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导向;以实体经济支持虚拟经济,而不是靠“金融巫术”。中美任何一方的增长模式转型都会给对方深刻持久的影响,但不会破坏互补的基本合作面。因为改变两国经济和技术差异是个长期过程。美国依然以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扩大内需后会更需要美国的产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在经济转型后将更具竞争力,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也是国际市场需要的。转型就是调整资源配置。 美国的内政越有问题,越会向外部世界找原因,或者说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汇率问题、民主问题,都是美国干涉别国的理由。那怕不符事实,美国也要先造势,比如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超级话语权也是一种霸权。比如南海问题,明明和领土有关,和国际航行搭不上界,也要挤进来。美国知道利用矛盾,除了在南海问题上制造麻烦外,美国对台湾的策略是,“不统不独”对美国最有利。美国和中国有“八•二七公报”,但美国会继续对台售武。美国在利益面前信誉很差,违反了上帝的教导。2010年数据显示,美国国防部雇佣了214.3万人,国防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了360万人,这相当于美国总劳动人口的3.8%,加上2500万老兵,这股政治力量被军工凝聚在一起,每个美国总统都不能忽视。在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中国的态度必须强硬,要有反制措施。美国前前后后已对台售武八十多次了,这考验着中国外交抗议的信誉度。中国外交形象很软弱,可能因中国政府把国内问题放在首位,也有可能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潜在地倾向于美国。在联合国会议表决时,该投反对票,中国就不应投弃权票。 中俄都受美国打压,但美国离间中俄还是较成功。在目前情况下上合组织的作用要加强、要深化,尤其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要加强。俄罗斯可以提供原材料、能源和科技给中国,当海上供应线被切断时,这些尤为重要。明天的战争就是资源和科技的战争。中美关系,放到亚洲来审视,就是中国与日、韩及东盟的关系。中国三面有敌,来者不善,期望以德报怨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刻不容缓,别人已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中国除了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外,还有非洲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可以追朔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几年前免去非洲国家债务达100亿美元,极大地震撼了西方国家。现在他们利用各种办法,包括军事手段,有选择地在非洲布点,清除它们不喜欢的领导人,排斥中国在非的投资,很值得中国警惕。不要认为非洲远,和中国关系不大,现在的博弈是为了明天,明天就是资源问题和发展空间问题。在利比亚后卡扎菲时代,如果利比亚成了一个分裂和动乱的国家,那么中国在舆论上要反击,揭露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 目前,金融危机不但在美国,也在欧洲蔓延。中国虽有自已的经济问题,但中国帮助别国度过难关,是在做正确的事。中国行事时,一要量力而行,二要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三要防小人,要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不能做了好事还不讨好。华尔街可以圈走一个国家几十年的积累,也可以制造“次贷危机”。美国政府救市先救华尔街,因为华尔街是美国控制全球金融的工具。美国不可能壮士断腕,让那些足够大的华尔街公司垮台。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会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弱势民众的出气口。“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深重的社会问题,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信仰,美国人终于看清了资本主义是金融骗子的天堂。美国政府内部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分岐较大,媒体报导的调门不高,以冷处理为主。而这一运动下一步的发展取决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日子是否进一步恶化。 最后要说美国大选。总的印象是共和党挑不出一位满意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民意较高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很右,因为美国现在危机深重,越是这样就越右。民主党奥巴马总统根本施展不开,他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地和布什切割,而且患得患失,所以被共和党一路阻击,连提振就业的法案都无法通过,所以民望下跌。目前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很接近,奥巴马连任本来没问题,现在有点悬了。以色列很不喜欢奥巴马中东问题的立场,这也是奥巴马可能输掉选举的原因之一。以色列在共和、民主两党有绝对的影响力。 中美之间合纵连横取决于大国博弈的政治智慧。美国的物质资源、外交资源、科技资源,还有金融资源大大强于中国。美国最强大的地方是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有相对先进的体制,有优势的军力和财力,包括美元是国际货币。中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已今非昔比,在许多方面美国不敢小看中国。中国最强大的地方是千年不断的文化传承,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一个决策力强的中央政府(当然需要体制改革),这个政府由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虽走过许多弯路,但百折不挠。中国走自已的路已取得非凡成就,令西方影响深刻。 美国应该放下做上帝的架子,在许多方面向中国学习。同时,美国应可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独特的帮助并获利。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的福音。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尽管中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解决,但走回头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11-18 此次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关于银行业改革建议并未动摇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改革新政的推行将有助于逐渐提升英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可能在长期之内成为强化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推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对以往的监管模式和监管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纷纷推行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举措。为增强银行业的稳定性,保护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利益,在英国政府的倡导下,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CB)于2010年6月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为评估英国银行业的状况并且推进银行业改革。2011年4月,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发布了英国银行业改革建议的中期报告,确立了英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本文试对英国银行业的新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行初步的探讨。 英国推出银行业改革新政的背景 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相对中立的改革动因不同,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是直接以本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来推进银行业改革。英国推行银行业改革新政,其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1、银行经营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长期以来,英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银行业过高的经营杠杆率、混业经营模式下不同业务缺乏必要的隔离、高奖金麻醉下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等等。这些弊端为英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之中的糟糕表现埋下了隐患,导致其在危机来临时毫无防备能力。这种状况客观要求英国监管当局对症下药,通过推行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彻底消除银行业的自身弊端,促进银行业稳健性的不断提升。 2、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英国银行业 尽管英国并非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但英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部分银行遭受挤兑风潮甚至濒临破产,银行业的功能严重弱化,政府不得不注入大量资金进行救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英国政府出资收购了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100%的股权、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83%的股权,以及劳埃德银行(Lloyds)的41%股权,并通过特别流动性计划为巴克莱(Barclays)和汇丰(HSBC Holdings)等大型银行提供了大量的应急资金支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英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对银行业救助的成本将达到13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9.1%。1 巨大的救助成本严重损害了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也更加坚定了英国政府推进银行业改革新政的决心。 3、顺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反映了原有金融监管模式的不足,凸显了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的必要性。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并出台了新一代资本协议(巴塞尔Ⅲ),主要在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设定了新的要求和方法,并且为实施新资本协议制定出较为详细的时间表。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则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限制单个商业银行规模和限制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自营交易两个方面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瑞士、意大利等也分别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 在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国纷纷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的背景下,英国金融监管当局也顺应国际金融改革的新趋势,根据英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金融监管的必要变革。 英国银行业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 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秉承提升银行业稳健性、保护纳税人及消费者利益的基本职能,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英国银行业改革的建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1-14 从“占领华尔街”的游行队伍到许多媒体的访谈节目,都体现出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正逐渐成为选战的主基调。许多选民表示,不管对候选人有何不同意见,至少将投票反对愚蠢的战争。 奥巴马总统终于宣布,今年年底从伊拉克全部撤出美军,共和党马上群起而攻之,批评奥巴马此举意在明年竞选连任。他们真健忘,奥巴马之所以能上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承诺将会很快结束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 受困于前任共和党总统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欲振乏力的经济、你死我活的两党政治以及非常有限的政策调整空间,奥巴马的民意满意度已经下降了很多。奥巴马此时这样做,或许有竞选方面的考量。但假如共和党总统在台上,也会这样做。毕竟美国人民已经极其厌倦无休无止的海外战争,尤其在金融危机越来越深重的形势之下。 反战成为主流民意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弊端通过政客们无休无止的恶斗,已暴露无遗。无怪乎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合理,完全忽略了中间选民的意愿。无党无派的中间选民人数庞大,他们不可能有候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被两党政治扼杀。实际上,美国的民主非常有限,大选被金钱所绑架,候选人上台要大笔花钱,上台后自然要“还钱”—回报捐助和支持过他的利益集团。 所以,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会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与华尔街财阀和军工业巨头睡同一张床。美国并没有所谓的“金融危机”,美国只有“消费危机”。只要把美国的军队送回家,钱就有了,就可以有钱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 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领先的罗姆尼,他对大企业和大富豪减税的立场,如何使他能找到钱,再去扩大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现在看来,他是一位非常危险的候选人。他除了继续消耗美国国力,掠夺别国资源外,别无它长。美国在国防上的花费,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总和。如果以罗姆尼为代表的鹰派势力在明年大选中顺利登场,那么这绝非美国人民之福,更不是世界人民之福。罗姆尼这种战争倾向,是共和党右翼的典型症状。不管他用如何漂亮的词藻加以包装,或者用耸人听闻的危言蛊惑民众,他的言论已经引起美国社会的警觉。从“占领华尔街”的游行队伍到许多媒体的访谈节目,都体现出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正逐渐成为选战的主基调。许多选民表示,不管对候选人有何不同意见,至少将投票反对愚蠢的战争。还有选民表示:为什么媒体没有指出罗姆尼和切尼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站在切尼的立场上,罗姆尼不会有别的新东西。选择罗姆尼事实上是让切尼重新掌权,他将带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使美国在国际上蒙受更多的耻辱…… 但是,反战这一主流民意,不管是在竞选过程中还是在媒体的宣传里,要么是被刻意淡化了,要么是被更严重的问题所遮掩了。实际上,美国选民左、中、右的划分,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战争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选民对战争的看法,有的只停留在认识上,有的带有宗教情结,有的则带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更有的直接是利益相关者。战争问题总是贯穿美国的政治生活,在竞选的大气候下,即使在辩论别的题目,仍然隐隐约约地飘着它的影子。随着选战的深入,反战问题会越来越敏感。事实上,战争跟经济的关系密切,无法回避。二战以来,美国史就是战争史,一直打到今天,还没有停下来。美国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至于像吸毒那样已经成瘾。 对美国全球领导作用和全球利益的竞选辩论,两党都力争保持政治正确。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9月在对两党外交政策精英的讲话中宣称“一个新的美国时刻”来到了,并重申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而罗姆尼在他的外国政策演说中提出所谓的“一个新美国世纪”,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并表示“美国不是几个注定平等的全球超级大国之一”。 极右支持美国扩军 罗姆尼最近在一所军校的外交政策讲话显示,继续支持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扩张和投放,将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重要和敏感的议题。具体而言,他们对奥巴马的外援、多边组织、人道主义干预和与伊朗的外交接触,均持怀疑态度。罗姆尼不仅反对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而且还主张增加军费。即使在共和党内部,显然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削减国防,但罗姆尼已经选择了增加国防开支的极右翼这一边。其次,他呼吁审查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以模糊他自己从该国加快或减慢撤军的立场。罗姆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大批共和党人对阿富汗战争感到厌倦。但是,不管是倾向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还是倾向于强硬的国际干涉,共和党内各派都对1945年以来美国全球作用的式微感到不满。在任何情况下,共和党内真正的孤立主义派都是少数。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61%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赞成保持国防开支在目前的水平上,19%的人希望增加。“茶党”的支持者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数字大致相等。显然,大多数共和党人希望美军留在阿富汗。 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讲,罗姆尼更像1992年的老布什,而不是1980年的里根。而2010年后的共和党潮流,大多数是倾向小政府的保守派,希望的是回到1980年,而不是1992年。然而,不应忘记,这两届选举共和党皆因中间偏右的独立候选人出线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共和党最终很可能会选罗姆尼作总统候选人。 罗姆尼投身政坛以来,一直玩着政治游戏,很难让人知道他的真实立场。他曾经选择温和立场,现在则强烈反堕胎;他签署了马萨诸塞州个人强制医疗保健法案,但他现在转而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而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马萨诸塞州的医疗保健法案。同今天民主党的策略一样,他堵住了营业税漏洞,提高了营业税。谈到外交政策,罗姆尼过去赞同多边主义和运用“软实力”来解决国际争端,颇似同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04年所提出的政策。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他已完成向激进右翼的华丽转身。尽管共和党右翼可能对罗姆尼的表现还有些怀疑,但共和党人一定不会考虑独立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致力于击败奥巴马。 美国选民厌倦战争 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计划政策主任、《美国战略之路: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生活方式》作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指出:“罗姆尼在军校的外交政策讲话,几乎足以毁掉他作为一个有眼光候选人的声誉。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整体上厌倦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三场战争……而罗姆尼名单上有各种规模的敌人,大的如中国、小的如古巴和委内瑞拉、以及中的如伊朗。他的讲话似乎倒退到‘911’后散播恐慌的小布什时代了。罗姆尼的新保守主义讲话,透露一旦他当选,他的所为将两倍于小布什”。 美国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依靠宣传造势: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竞选演说以及他们如何使现代美国更好》一书的作者迈克尔•科翰(Michael A. Cohen)认为:“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对外交政策公众态度的年度调查,选民希望美国介入国际事务,但更希望美国的参与有更多的选择性,用更少的战争,并与他国分享负担。只有不到10%的人希望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继续做杰出的世界领袖。显然,美国人民和其民选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得克萨斯州农机大学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务学校教授、《和平的幻想:从1940年到现在的美国大战略》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说:“首先,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成为美国的英国布尔(Boer)战争:昂贵的失败导致‘帝国过度扩张’和加快国家衰亡。第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衰落论者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及掏空美国制造业的外包,像白蚁一样蛀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最后,众多预测者都认同,在今后十年的某个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全球力量从西转向东,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将让位给几个平等的大国”。他又说:“通过对基本外交政策的辩论,纠正僵化的思维,我们已经晚了一步。虽然没有人愿意考虑美国的衰落,历史上没有任何强权能够永远保持第一,美国也不例外”。克里斯托弗承认美国这个帝国因扩张过度而走向衰落,一系列错误做法掏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单极超级大国不可能永远存在,可谓勇气可嘉。但是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不会赞成他的说法,尤其是共和党。他们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帝国,即使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现在就忙于推出他们今后八到十二年的代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1-09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版图,重新确定美国的前进方向,未来八到十二年美国的国运、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和这场总统选举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57届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12年11月6日举行,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将与尚未定论的共和党候选人最后对决。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版图,重新确定美国的前进方向,未来八到十二年美国的国运、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和这场总统选举紧紧联系在一起。 全美性的预选将从2012年2月6日起在爱荷华州开始,至6月5日在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结束。最终,预选将以2012年8月27日至30日共和党大会、2012年9月3日至6日民主党大会的举行而达到高潮。 美国当前政经形势严峻 三年时间、两次货币宽松政策共2.3万亿美元的刺激,美国经济仍旧沉疴难起。目前金融危机日益深化,国家信用下降,政府债务恶化,靠超发“宽松货币”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美国已有1400万失业人口,全美平均失业率居高不下,官方数字已达9.1%,但如果包括领完失业救济金仍找不到工作的人,还远不止此数。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25年前,美国12%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如今,1%的人掌握了全美25%的财富。 以华尔街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高度垄断美国的政治、经济、舆论和意识形态,支配着国家政策和资源。政府无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民众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两党斗争更为极端和赤裸裸,政客们整天吵来骂去,把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立面的事情搞砸,拿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做赌注、谋私利。近年兴起的“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深了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者的鸿沟。 以抗议华尔街的贪婪和特权、高失业率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为主要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席卷美国许多城市,演变成手中不掌握财富的美国民众向政府及整个权贵阶层抗争的民粹运动。美国《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七成美国受访者厌恶华尔街金融机构,68%对当今美国政府没有好感,53%不喜欢主流媒体。 旷日持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除了让军火商大发利市外,损耗了美国的元气,也给别国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坐大,本来认为不成问题的胜利已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使美国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曾经默认的独裁盟友埃及、突尼斯和也门都已面貌全非。如今,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都正面临着颠覆性的变化。 形势如此严峻,使明年的大选非比寻常。总统候选人的立场涉及美国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财政预算、赤字、经济、贸易、税收、就业、教育、能源、环境、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国家安全、外交等等议题,都将是此次总统大选的焦点。在保守的共和党内,移民、堕胎、枪支管制、毒品、同性恋等,更是敏感话题。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共和党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 共和党主要候选人立场 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被美国舆论视为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他信仰摩门教,毕业于哈佛大学,长期从事风险投资。因为拥有金融背景,罗姆尼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总统候选人,能够解决美国当前经济困难和联邦预算赤字。罗姆尼自称是一名财政保守派、一个务实和成功的商人、里根经济学的支持者。他毕竟是商人出身,为人精明、圆滑、趋利,也善于适应形势,调整立场。 今年早些时候,他推出新著《没有道歉:美国伟大的案例》,很快成为畅销书。照罗姆尼的说法,此书的标题是回应奥巴马总统在国外为美国行为道歉的发言,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夏天在开罗对穆斯林世界的和解演说。罗姆尼这本书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包括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医疗政策。罗姆尼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本书不仅仅只是批判奥巴马总统,还具有前瞻性”。 小布什总统和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前顾问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说,“罗姆尼处理事情很谨慎、有条理,我想他很明白游戏规则,会仔细校准自己的做法,直至2012年大选”。 得克萨斯州州长佩里(James Richard Perry),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曾是空军上尉的佩里,为人真率、刚强、敢为。他被视为民族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和财政保守分子。他在爱荷华州民意测验中领先后即全身心地投入竞选,其动向已成美国媒体焦点,并被视为罗姆尼的有力挑战者之一。 佩里在竞选过程中行情时起时落,主要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重塑自己在独立选民和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中的形象。特别是,他对堕胎、枪支、移民、同性婚姻和死刑等几个爆炸性问题的强硬立场,势必在保守势力之外激起反弹。由于反小布什情绪仍然弥漫在美国社会,而佩里被认为与小布什总统十分相似,这也将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一个重负。尽管这样,佩里所具有的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形象,很可能成为他在非常时期最强的卖点,尤其是共和党人越来越忧虑奥巴马连任的形势下。 让我们比较一下罗姆尼和佩里的主要观点。 美国经济...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0-07 中国的上上下下,应从国计民生出发,要对核心产业和资源有个清醒的认识,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把那些核心资产和产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欧洲经济深陷国家破产的泥潭,美国面临天文数字的债务危机,世界金融市场一片萧条,哪一个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今年8月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时强调“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这既是说给拜登听的,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 无论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西方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或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承诺和行动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是地球村里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关系也不仅仅只局限于双边问题,它超越现在,面向未来,必将塑造全球未来趋势。中美共同面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机会和挑战,竞争和合作永远会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 实事求是地说,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地发展方面,美国做得还很差。接触和遏止,实际上是美国对华的两手策略。台湾、西藏、南海等问题,都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紧张点;人权、贸易、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则是中美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紧张点。美国不乏有识之士,看到美国制度的问题,看到美国生活方式的难以为继,看到中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也有不少政客,依旧冷战思维作祟,喜欢拿中国说事,他们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几近绑架美国。古语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副总统拜登来了又去了,但这不妨碍我们听听美国媒体和智库事后的评论,并作为中国外交和中国思考的一种借鉴。 美国右派思潮固执愚顽 明年是美国大选年,两党的各路人马已经热闹上阵。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Romney)表示,对拜登在中国的演讲“深感不安”。他对拜登的批评,不涉及美国债务问题,他大概说不出中国继续买美国国债有什么不好,但他不满拜登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而对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人口政策发难,显得十分无知和无理。美国有四十亿亩耕地,中国只有十八亿亩;美国有三亿多人口,中国却有十四亿多。罗姆尼只需要掰掰手指算一算,换个位子想一想,对中国人口政策还有什么好指手画脚的呢?! 为了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美国右派很喜欢拿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说事,在共和党内不乏其人。随便举些例子,可见美国右翼思潮的固执愚顽,经久不衰。 8月25日,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国防部报告凸显政府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完全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挑起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军火贩子嘴脸。该文说,“无论是延迟发布国防部2011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或者副总统拜登对中国人权报告的声明,越来越清晰的是,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意图完全是不连贯的”。笔者不清楚此文作者是如何发现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意图是“完全不连贯”的,倒觉得此文的逻辑已经混乱到“完全不连贯”的地步。 中国2011年的军费约92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美国2011年的军费5491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中国军费跟美国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清晰吗?人们不禁要问,如此差钱的美国,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的军费呢?美国的思维和行为还真有点不连贯。事实上,美国所谓的精英和政客,打着代表美国人民的旗号,用纳税人的钱,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让军火商大发利市。而美国的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都已十分陈旧,但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维修。 此文作者说:“尽管在美国政府内已有广泛共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意图在于挑战美国支持其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并致力于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政府当局却没有向台湾提供合适的现代武器系统,以取代过时的东西”。这让人觉得作者神经紧张,自信不够,难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就一定会挑战美国?挑战美国就要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就不应该国防现代化?难道中国还要回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需要提醒这位作者的,不是中国的侦察机飞到了美国家门口,而是美国侦察机“降”到了中国海南岛的机场;不是中国炸了美国驻外大使馆,而是美国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台湾海峡有没有战争,取决于两岸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美国人关心的是利用中国的分裂状态,谋取最大的利益。美国一面承认中国的主权,一面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这种如意算盘,不幸就要成为“过时的东西”,免不了有人要逆潮流而动。 今年7-8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署名为Shyu-tu Lee的文章《误读中国的意图》(Misreading China’s Intentions)。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北京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人为地低估人民币,以促进低附加值的出口,从而在美中贸易间制造了庞大的赤字。它的军队已经以迅猛的速度现代化……由于台湾民主的威胁,中国希望统一台湾,并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投射力量”。文章还说:“要保持和平,美国必须摒弃对北京的过度尊重,而实施保持美国军事优势的政策,不让美国的财富流向中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盟,并参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的对话,以促进公平贸易和避免误解”。 这些观点,逻辑混乱,是非颠倒,强辞夺理,是右翼思潮的典型代表。除了冷战叫嚣外,还可笑地把美国的债务赤字归结到中美贸易上来。 “中国制造”成为替罪羊 如果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而美国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应该有贸易顺差才对。但美国对许多出口中国的商品设卡,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这是中美贸易中美国出现赤字的原因之一。中国对某些美国产品有兴趣,中国想买,美国不卖,这既然是美国自已的选择,美国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拜登这次访华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许可证限制,相信可以利用许多其他的有效途径,扩大贸易和实现更平衡的经济关系。不知拜登的其它有效途径是什么,中美不妨立即试试这“许多其他的有效途径”。 美国政客的拿手好戏就是尽力渲染“中国制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目的也是为了转移其深刻的社会矛盾。笔者要借用2011年8月23日加林娜•海尔(Galina Hale)和巴特•何宾金(Bart...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6 随着形势与客观条件的变化,今后十年的中美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处理。中国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之前,必须首先考虑目的、手段与效果的相互配合与一致,局部与全局、当前与未来的关系,对政策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作两者兼顾,作出实事求是的选择,不能只求言词强硬而无坚决的行动。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外交已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环顾中国周边与整个亚洲,很难说中国已经交了很多值得信赖的可靠朋友。 尽管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交流合作有了很大发展,但这种经贸关系成果并没有换来政治上的收益。早在1996年9月李登辉当政时期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紧张时,印度尼西亚国际评论员裕则安迪就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很可能有一天会扩大到南中国海。对中国的可能威胁,亚太国家是那么担心,以致它们大都希望美国军事力量继续留在本区域,作为区域保护者。美国被认为是唯一能阻止中国环球军事野心的力量。台海危机使亚太国家更加深信,美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留在本区域,仍然是本地区稳定、安全及和平的保证。”虽然在那以后,中国与东盟关系有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又凸现起来,上述言论所表达的疑虑心情,可能较以前有增无减。因为中国越是强大,亚洲中小国家越是对中国抱有疑虑和警惕,越是寄望于美国的支持和庇护。正是这种形势,使得美国乘机重返亚洲,利用亚洲国家对北京的恐惧来扩张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增加遏制中国的能力。 亚洲的大国日本、印度,虽然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但是内心对中国怀有相当的疑虑。中日、中印之间存在领土纠纷,不易通过谈判解决。日本遭受地震海啸灾难之后得到中国援助,不仅不能增进中日友谊,反而使日本因此而更增加了对中国的猜疑心思,深怕中国会借此而加强对日本的压力。 俄国虽然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并签订条约解决了由来已久的领土问题。但是俄国人对“万古长青”的中苏友谊忽而变为势不两立的死敌这段历史记忆犹新,更担心恩格斯当年对俄国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斥责,会变成中国将来旧债重提的依据。俄国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劳力缺乏,物产收入抵不上国家预算开支,急需中国提供劳力。但莫斯科与俄国人又不能不为此感到隐忧,担心将来中俄国力更加悬殊时,北京会改变政策,向俄国提出新的诉求,而使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日俄两国与其说是欢迎中国强大,还不如说盼望中国遭受挫折,削弱力量。 从更长远的前景来看,如果由于地球暖化使北冰洋解冻,则将来从亚洲到美洲的航行可以不必绕道太平洋,而直接从亚洲极北地带横渡解冻了的北冰洋直达加拿大或阿拉斯加,因而使这片冰封万年的广袤土地变为交通发达的繁荣地带,从而引发世界大国新的领土争夺与冲突的可能。即使这可能是世纪性遥远的未来,但是大国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景,必须抱有先见之明,预作准备。 由于欧洲经济衰落,苏联与美国、西欧不再对抗,使北约失去存在价值而日趋衰微,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国为了维护与保卫领土主权而可能最后采取武力行动,使那些长期占领南海中国领土的小国,加紧与美国的相互利用,力图借美国的介入来对抗中国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日益强化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对美国施加压力,坚决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加紧向台湾喊话,要求两岸关系朝着政治协商方向进展。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高层与军方对台湾问题可能有了新的估计和意图,不允许两岸统一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在内部确定了某种时间表和谋求逐步解决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形势将来发生某种剧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总而言之,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已经成为中国与有关方面必须考虑和急谋对策的问题。 从台湾形势来看,虽然两岸交流有了很大进展,但在政治体制、社会发展与人民心态方面依然存在很大距离。只有在中国大陆发展变化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能够真正安居乐业,享受民主自由,生活水平超过台湾,台湾同胞才会觉得两岸共荣、统一比独立更好,统一问题自然会水到渠成,成为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只要北京从现实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政策而不操之过急,台湾与两岸关系会保持继续向好的方面变化的势头。 最后,再来谈谈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应该认识到,美国衰退并不等于从此全面衰落。美国百年来从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为世界头号强国所依托的制度优越性并未改变与消失。美国衰退原因是决策失误而非制度失效。 法制完备,权利保障,政务透明,信息公开,舆论监督,是美国始终如一的长处。总统经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对选民进行拉票,但绝不容许强迫选民或收买选民。即使在竞选中出现窃听对方电话的轻微罪行,最后也会导致总统本人遭受弹劾与下台的下场。 美国不分种族、性别和信仰,一切权利平等,不同意见可以包容,各种人才兼容并蓄,成为美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备而行之有效的法制,是美国立国与稳定发展的基础。一切按既定的法制与程序运行,决不可能发生所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或白宫军事政变的事情。美国的包容性与人人平等,是它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家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先生在谈到美国制度优越性时这样指出:“美国一经革命而后,其国体则一成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此一评价,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为复杂,对世界全局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美国是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对于美国来说,防止与遏阻中国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任务。 多年来,由于中美双方都以增进合作为重,中美关系得以保持稳定进展。尽管由于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天安门事件、对台军售、西藏与新疆等问题而出现过不少困难与争执,但是总的来说,中美之间不存在必须使用武力,唯有经过一场战争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 但随着形势与客观条件的变化,今后十年的中美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处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国力日趋强大,而且因为中国越来越急于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不能容忍两岸统一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以及北京表现出必要时不惜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诉诸武力的意愿。 在美国国内,两党与国会中主张对台军售政策不变的势力不减当年。与此同时,怀疑与反对美国为了守护台湾而不惜与中国打一仗的舆论更有所抬头。由于台湾问题涉及美国重大利益,而且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大牌,美国始终表明不会放弃《对台关系法》(Taiwan Act)与承担支持台湾防卫力量的政策,再加上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名而要插手南海领土主权问题,更增加了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机率。即使是一场极有限度的常规战争,也必然会使中美关系受到很大损害,而使亚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进一步靠拢美国。 现在面临中美两国的一个紧迫问题,是中国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而美国正在研判形势准备决策,并由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时双方会商。美国会在中国压力下改变政策,按照中国的要求中止对台军售吗?回答是基本上不可能,甚至可以说绝对不可能。因为美国对台军售,...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3 作为美国头号谋臣策士与“中国通”,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中国》里抛出来的,就是为美国出谋划策,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和如何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新思维与新对策。 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把中国推到位居世界老二的大国强权地位。 回想百年之前,经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之后,大清帝国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境地。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盼望有朝一日重振乾坤,复兴中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晚清维新改革派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期盼中国将来能“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在世上享有“指挥顾盼之尊容”。并且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 虽然这种称霸世界的美梦并不值得提倡,但历经一个多世纪艰难困苦与风云激荡之后,中国终于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提升到了世界大国的最前列。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这是划时代的世界大变化。 试看今日之域中,美国在走下坡路,欧洲日趋老化,两者困于债务沉重一蹶不振,“同处于一条下沉的船上”(英国《金融时报》语);长期以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日本,在经济连续十年徘徊后又遭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的三重灾难,国力几经削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土与人口锐减,经济难以兴旺,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出卖丰富资源,民心低落,承认俄国丧失了充当超级强权资格;印度虽然奋力发展经济有所成效,但远不足以扮演世界大国角色。借用“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曹操试探刘备的说法,“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如今双雄并立于世者,唯龙之传人与山姆大叔耳。在形势大大改观了的这个世界上,中国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呢? 早在1994年7月31日,笔者在纽约《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么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有过这么众多密集的人口,在几十年时间而不是一两个世纪内从贫困走向富裕而进入现代化的轨道。” “中国的腾飞将不是燕雀高翔,而是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十万八千里。如果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在经济上翻身过来,从不发达国家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将来,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上把所有国家抛在后面,而在总体实力上向唯一能够与之匹敌的美国靠近,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两个世界超级强国之一”。 “如果历史发展真的走到这一步,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来奉行什么样对外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它的利益服务”。 文章还说,“当中国从四两变为千斤时,它不但会增强反对别人的力量,而且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反对的力量。因为,在别的大国或小国看来,中国强大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这些在17年前对中国有所展望和预测的话,意味着笔者比西方世界更早提出了中国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后果的话题。但是中国人民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并非梁启超所说的是为了“主盟地球”以享“顾盼尊荣”之美梦。中国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用一两个世纪来实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回想过去,二三十年之前,有谁会料到中国忽然间会超越欧洲、日本位居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又有谁那么早就预先确定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去威胁别人呢? 作为美国头号谋臣策士与“中国通”,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中国》里抛出来的,就是为美国出谋划策,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和如何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新思维与新对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抬高对中国的评价: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四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而现在,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主”,“10到20年内还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二,要求中国慷慨解囊:中国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促进美国经济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一些债务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复苏。” 第三,加强合作,防止对抗:“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可能令双方在将来发生冲突。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再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双方需要“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 第四,共治世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人,也正站在和美国1947年同样的历史地位”。“中国为何不能由G20支持提出‘胡锦涛计划’(Hujintao Plan)替代‘马歇尔计划’解决全球体系严峻形势呢?”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对中国确实怀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制度差异的深情。几十年来,即使在美国反华情绪最激烈的时候,他总以平衡和淡定的眼光来看中国,从未参与反对中国的喧嚣。 基辛格在新著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严肃、真诚与客观态度,值得人们肯定。他对中国发展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关切,也确实反映了今天美国朝野对美国本身与中国未来的隐忧。作为一个眼光深远的历史学家,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然而,基辛格想借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出面要求中国为美国慷慨解囊,说明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看到了美国走向衰退的危机而无力重振旗鼓,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不足与困难。中国GDP总量虽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落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成就辉煌,但西部地区与偏远乡村的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观;中国成为世界奢侈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引起举世瞩目,但这只反映了少数权贵社会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仅可糊口的低工资水平,“蜗居”和“蚁民”现象触目惊心。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总体发展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必须首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然后才能抽出余力帮助别人。...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9-28 毛泽东以石破天惊之举借邀请尼克松访华来扭转大三角关系,形成中美联手二比一制约苏联的世界战略新格局,是二次大战后大国外交中出奇制胜的最大手笔。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第一个是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的大转变,第二个是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大转变。 在为时二十年的这两个战略大转变中,中国是个贫弱的大国,实力与美苏相比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调动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只是从客观形势中看到了一种他可以用来调遣各种力量使之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就计上心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搅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出现力量重新改组、阵线重新划分的大变化。 请想一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万人集会上向全世界发表“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烈声明,反美决心比天还高。然而1971年6月,基辛格就瞒过整个世界悄悄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了。这令人头晕目眩的180度大转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做得顺理成章,一下子把整个地球翻转过来。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只有1938年斯大林为了推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把这股祸水先引向英法,由苏德两国外长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才能和毛泽东这个战略大玩家的谋略相比。 毛泽东的博大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基辛格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毛一谈就是海阔天空,把话题拉到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来,使听者摸不到头脑。基辛格跟毛泽东谈到核战争时,毛说:“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也许别人觉得这是战争狂人的呓语,但毛泽东确实是从绵延几千年历史、纵横几千里国土的角度,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谁要是想跟中国打仗,听到毛泽东这种惊人之言,还能不打退堂鼓吗?! 毛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名垂史册的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中吸取了精华。他既是一个大国元首,同时又是一位徜徉宇宙的行者和穿越历史的巨人。正因如此,基辛格才借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内圣外王”的概念,给毛泽东戴上“哲学王”的桂冠。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元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谋略的高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与美国相比远为弱小的时候,他就敢于下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赴朝与美国决一死战。在西方看来,这无异以卵击石,结果这一战反而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了新中国的江山。 20世纪50年代末,当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后,毛泽东就抓住机会攻击苏联领导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社会主义,揭开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其目的是要把苏共领导人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削弱莫斯科对国际共运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其实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国加在苏联头上的种种罪名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想从西方“魔鬼借贷款”,苏共领导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苏联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实际上,苏联无论从政治到经济并未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国家资本或拥有大量私人财产。从“九评”的写作过程来看,当时批驳莫斯科的宣传高调,完全是由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与中宣部选拔出来的一批书生搭成写作班子,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书生论政,从“诗经”里寻找引语,挖空心思制造各种罪名来讽刺苏共。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广泛采取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然而毛泽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能够羞辱与否定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就不惜为之。 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那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当时背后就隐藏着要想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目的,以恶化中苏关系作为后来实行中美和解的铺垫。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不可能长期采取两个拳头一起打、既反苏又反美的方针,而势必要以拉一个打一个的行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共产国际批评过中共,斯大林过去只看重王明(他在莫斯科居留很长时间,取了个俄文名字叫波波维奇)而对毛相当冷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去莫斯科朝见国际共运的首脑斯大林,发现苏方在双方会谈席上对他标明的称呼竟然是“毛泽东先生”(俄语发音为格斯巴金)而非“毛泽东同志”(俄语发音为达瓦利什)。当时传闻斯大林把毛称为“红皮白心萝卜”,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由于苏方的故意怠慢,毛泽东在莫斯科坐了很久冷板凳之后,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会见,让毛觉得蒙羞。 毛泽东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苏联的浓厚兴趣和对苏共领导人的个人热情,包括斯大林在内。他甚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很瞧不起。而毛对美国的兴趣,却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和两位美国记者,即斯诺与安娜•路易斯特朗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中。毛泽东每次接见重要国宾,只用一只手与对方握手。但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却以双手与对方握手,以示尊重和亲切。另外,毛也知道,当年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与后来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都曾有过积极的评价。毛写《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的文章,隐含着向莫斯科示好,以便在开国之初争取苏联援助的动机。 另一方面,从没有听说过毛对学俄语有过什么兴趣。然而他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学习英语,每次外出巡访视察时,总要带上英文字典,在专列上兴致勃勃地学单词,而且在会见西方贵宾时偶尔说上一两个英语单字。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分不清Li 与 Ni 的区别,就习惯性地用汉字来注解英文字的读法。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之后赠给他一本书,毛泽东看不懂英文内容,但回给斯诺一封便函,里面写着“三块肉给你马吃”几个中文字。斯诺看了莫名其妙,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这几个字是用中文来读英语的汉字,“Thank (三块) you(肉)very(喂你)much(马吃)”。这和旧上海洋经浜英语把英文Thank you...
——《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之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9-26 大国关系好坏似乎大致上每隔二十年左右时间一变,而大国实力的盛衰变化则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毋庸置疑,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政策的得失和谋略的成败。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人们见证了大国兴衰与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历史巨变: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71年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化敌为友。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91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声无嗅地宣告解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预算充裕,国力强盛。然而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陷入两场战争泥潭,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奥巴马上台不得不费尽心机来收拾前人留下来的烂摊子。 ——中国20世纪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的大三角关系格局,从70年代起转化为中美联手对付苏联的二对一局面。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由于改革开放大有成效,本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远落在美苏后面的中国,很快成为发展迅速、实力强大,不但超越苏俄,而且直追美国的世界大国。 ——与此同时,原来在18、19与20世纪前半期曾经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长期占领世界舞台中心的欧洲国家,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浪潮中退居为二、三流的区域性国家,再也没有实力和机遇在国际社会扮演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角色。 纵观以上事实可以发现,大国关系好坏似乎大致上每隔二十年左右时间一变,而大国实力的盛衰变化则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毋庸置疑,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政策的得失和谋略的成败。基辛格的导师、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权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他早年的名著《国际政治——争取实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Third Edition,Publisher:Alfered. A. Knopf,1962,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