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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 2018-07-10 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达成的共识是，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遏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 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全速赶往中国大连港的“飞马峰”号（Peak Pegasus）货船最终还是没能赶在中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开始征收前抵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负责人表示，中国对美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午后12:01正式开始。追踪船舶的海事交通网站（MarineTraffic）信息显示，这艘货船抵港时间为17:07。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6日就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340亿美元的商品大致相当于中国对美国一个月的出口金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公布的征税清单，包括锅炉、车床、飞机零部件、电子产品零部件、压缩机等共818种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征税商品以农产品和汽车为主，包括大豆、高粱、乳清、各种肉类、海鲜和不同型号的燃油车、电动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美中贸易争端短期无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贸易战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原因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民众不大可能立即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压力。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Mary E. Lovely）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现在到下一轮关税到来之间双方有没有接触。她说：“双方没有安排任何对话。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我不认为双方在下一轮关税开征之前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达成的共识是，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遏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对《纽约时报》表示，“（美中）两国的内政动态都可能使得遏制贸易敌对行为，或找到退出贸易敌对行为的方式变得困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准备启程前往蒙塔纳州时表示，美国对另外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在两周内生效，接下来还有暂时搁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接着，在2000亿美元之后，我们还有暂时搁置的3000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这只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这些计划全部实施，这将意味几乎中国全部输美商品将被加征关税。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总额为5055亿美元。而一旦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也极有可能对全部美国商品加税。去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额约1300亿美元。由此，美中的贸易争端将可能涉及总价值60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专家：中国料能挺过美国关税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它必然会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中国沿海依赖出口的地区，但这些关税并不足以压垮中国经济。她说：“对中国整体而言，这（关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50%以上是服务业，虽然有些领域是针对出口制造的服务，但中国应该能够挺过去。不过，（全面关税）给中国经济的影响肯定会更大。”按计划，美国将会在接下来对此前宣布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其余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据彭博社的统计，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2个百分点。而如果贸易冲突升级，它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2018年，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中国对美国的首批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和汽车，在对接下来16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将扩大至能源和化工产品，但未包括波音飞机。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耶克萨(Rufus Yerxa)认为，只有在各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不得不调整战略时，美国才会结束贸易战。耶克萨曾经担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表示，中国应该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这两大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以解除各国对中国政策的担忧。她说：“我的确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更加透明，因为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不够公正。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很多国家把《中国制造2025》看作威胁。当然，中国政府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支持这一目标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更加透明。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8-04-16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选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议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鉴于先后两宗DQ案令民主派在立会内共失去6个议席，其中5席来自直选，1席来自功能组别，泛民在补选前只余下14个直选议席和10个功能组别议席，因而失去分组表决的否决权。民主派希望能在今次补选的直选组别中全胜，取回表决否决权。为增加胜算及避免分裂，民主派曾于补选前进行“初选”，并于每个地方选区协调出一位候选人出选。泛民各党派在是次分区直选的补选中协调，同意各区只派一人参选。是次补选的地方选区投票率仅得43%，是过往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泛民的总得票数量和比例也有下跌。建制派更首次在立法会补选中胜出：分别在地方选区及功能界别击败泛民主派，取得两席。在选举前一致被看好的姚松炎，最终在九龙西以2,400多票之差败予民建联的郑泳舜。在功能界别的建筑测量界，全国政协委员谢伟铨取得2929票的过半数选票，击败仅得2,345票的司马文。泛民主派在是次补选中，只有区诺轩与范国威两人在港岛和新界东地方选区胜出。  补选评析 低投票率证DQ符合民意。今次立法会补选，地方选区总体投票率仅43.13%，少于五成。在2012及2016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都超过五成，投票率高一般都对泛民有利，让泛民在分区直选中的议席得以过半数。今次补选的投票率偏低，建制派的铁票便发挥重要作用。在九西的补选，姚松炎便以二千多票之差仅败于建制的郑泳舜。这次补选泛民炒作“DQ”、 “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等议题。他们认为泛民支持者会因此在补选踊跃投票，用选票反对政府DQ他们的议员。泛民曾估计在这次补选的投票率会高于以往的补选，甚至与2012及2016两届的正式选举相若，可达到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可是，事与愿违，这次补选的整体地区投票率只有四成。这正好反映选民并不赞同泛民所提出的“反DQ”议题，这可能与选民不满泛民经常“拉布”、无休止的“争拗”有关。市民也并不一定会支持泛民反对“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的立场；而且，唯一曾被DQ的姚松炎又选举落败。这更加证明“DQ”议题并不获普遍选民所支持。 打破“64黄金定律”。 所谓 “64黄金定律”，是指泛民与建制派每次选举的得票约为6与4之比。在这次补选的低投票率下，泛民所得票数大跌。九龙西的补选是回归后泛民与建制对决的首次败选。选举结果也打破了过往泛民与建制派得票率维持在6与4之比；在这次3区补选中，泛民与建制派选票差距明显缩窄：建制派的得票比例“逆流而上”已达到5与5之比。在泛民败选的九龙西，建制派的得票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至49.9%，港岛区建制派虽然败选，但得票率也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至47.2%。在九龙西选区，姚松炎输在未有足够小区支持而落败。在这选区可以看到建制派的地区组织能力极强，地区团体，特别是同乡会，街坊会等的动员催谷投票的宣传攻势强劲，更有部分居民是收到建制派团体的催票电话而投票。 泛民续失分组点票否决权。根据立法会的议事规则，议员提出的议案和修正案，必须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中，分别获得过半数支持才可以通过，由于先后共有5名地区直选的泛民议员被DQ，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员数目因而由原来的19人降至14人，建制派在地区直选中的分组点票人数首次占优，胜过泛民的人数。在今次补选中，民主派要在地区直选全取3席才能以17:16，取回分组点票的否决权。可是，这次补选泛民只能赢回2个地方直选议席，泛民在地方直选仍只有16席。这意味泛民若要取回分组点票否决权，必须在接下来的新东和九西的补选中完全胜出，全取两席。 泛民仍保有少数否决权。根据基本法，重大议案，例如特首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等政改议题，若需修改，必须经立法会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在是次补选后，建制有42席，就算在接下来的补选中建制能再取得新东和九西的两个议席，也只能控制议会中的44席，仍然不足三份之二；因此，就算政府再提政改，建制派仍未有足够票数通过。从反面来看，泛民要稳操少数否决权就至少要取得三分之一的议席；以现时议席分布情况，泛民虽然有24席，今次补选中又取回2席，即现时合共控制26席，仍可保住少数否决权。但是，26席只是仅仅超过三分之一少数否决权的安全线而已。倘若有中间游离的泛民议员，在重大议题上倒戈，泛民的少数否决权也可能随时不保。 本土派力量不能忽视。区诺轩获得137,181票，以近万票高于陈家佩而胜出。总得票率也高于五成（50.7%）。区诺轩的得票率也高于2016年换届时泛民及本土派阵营得票的总和（48.1%）。区诺轩在是次选举中，能成功吸纳本土派的支持得力于香港众志周庭和罗冠聪为其助选。本土派之中港独倾向较强的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等，其参选资格或议员资格被DQ后，已遭边缘化，影响力不再。香港众志也由于有自决倾向，先后有议员和参选人资格被DQ，很难再走入议会。可是，泛民在此次补选中赢得的2个直选议，都是由以独立议员或一人党身份参选的候选人而赢得的。他们其实也都带有一定的“本土”和“自决”的味道。他们的当选，有可能会把“本土”和“自决”议题重新带入议会。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在新界东的首三个大票仓，范国威的得票都不过半，在今次补选，由于民主党最终支持他出战新东，并把在自已最大票仓的票射向范国威，让他得票过半胜出。这也可能会助长这些带有本土色彩的政党的发展。区诺轩被认为是香港众志的Plan B，因此也带有自决的色彩。他藉泛民的支持因而得票率超过五成，这也可能做就自决派的复兴。建制派稳操功能组别。建制派的谢伟铨以584票差距，击败泛民对手司马文成功夺回议席，在2016年建筑测量界功能选举中，建制派曾由谢伟铨及林云峯二人出战，当时建制派虽然取得55.54%的过半数选票，但由于两个建制派之争反而分薄票源，致令姚松炎得以渔人之利。在是次补选中，由于建制派只派谢伟铨一人与泛民的司马文对战，建制与泛民双方都总动员，选民热烈投票，投票率达七成。最后谢伟铨获得2,929票击败只得2,345票的司马文重返议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7-13 “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访港，在香港短短三天，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是在新任特首班子就职典礼上的发言。习主席点出香港现存的五大问题，足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甚为了解，也藉此提醒了新任特首班子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可从中窥见中央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回归二十年的香港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仍有待完善。中央信守承诺，让香港特区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期以来，中央尽量放手让特区自行管理香港内部事务而不加干预，以致香港一些“泛民”和本土激进派认为中央无权过问香港内部事务。回归二十年后，一些民调显示，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仍然模糊，对“一国”仍然抗拒。釐清“一国”与“两制”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初期，甚少过问香港内部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的权力。二十年过去，中央再重申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是应有之义，当特区面对危机而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央有责任出面干预。习主席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正好指出香港目前“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一国”与“两制”的最根本关系，同时也明确划出中央的底线不容挑战。近年，香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和矛盾时，特区政府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还需完善”、“对国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对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长。总括来说，就是香港在上至国家层面、歷史文化，下至经济、社会、民生、住房等范畴，都有待完善。这都是习主席对特区政府的告诫。在维护“一国”的管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特区政府仍有待完善。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来说，回归已经二十年了，特区政府仍未能推行有关立法。二○一五年立法会否定了人大八．三一普选方案，亦出现“佔中”和立法会选举出现“港独”候选人当选。此外，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一向忽略基本法和国民教育，以致香港的年轻人甚少对基本法和国家有所认知。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罔顾“一国”，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情况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多加关注和正视。习主席比喻，“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一国”是“根”，“两制”是“枝”。“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根本，“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因此，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首先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两制”的发展。习主席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绝不能容许”。“港独”罔顾国家主权，并不能为香港带来实质有利和合乎国家发展的结果。在落实基本法方面，特区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基本法的教育。习主席指出，“一国两制”目的，除了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更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因此，“一国两制”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途径。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之本，并且绝不容触碰底线。他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四种触碰底线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立法。引申出来就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尽可能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其次就是要遏制分裂国家的“港独”活动。新一届政府应尽量遏制“港独”活动和思想在香港散播，及防范“港独”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在经济、社会民生方面，特区政府也应找出香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尽早谋划发展，配合国家规划，善用国家优惠政策，让香港经济得以再次迅速发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习主席劝勉新一届政府，要“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追求大同，存大异。所以，香港不应“泛政治化”，香港特区政府应与立法机关多些理性沟通，尽量凝聚共识，共同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为香港营造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11日大公网。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7-07-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开辟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增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同进步、共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巩固提升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科学指南。“一国两制”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大同、存大异”的精神，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中，香港和澳门依靠“一国”强大后盾、立足“两制”特色优势，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走上了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抒写了世人瞩目的“澳门故事”。回归17年来，澳门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澳门保持了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的特色，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坚持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本遵循，依法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要坚决维护、充分发挥宪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一国”，就要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尊重“两制”，要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为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高度自治三个核心要素，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回归以来，澳门始终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尊重和认同国家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维护和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2009年澳门率先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在2017年4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明确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切实维护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体制。基本法关于特区政治体制规定的精髓要义，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这个体制保留了澳门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符合澳门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安排。回归以来，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对中央政府和特区“双负责”的宪制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各政权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共同维护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作。着力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澳门回归以来，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真正落实。在管治力量上，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特区政府注重持续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立法会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折腾、不内耗，形成了“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司法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不断加强澳门法治建设，并积极同内地开展司法合作。在社会意识上，澳门持续开展基本法宣传教育，广大澳门同胞始终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持续升华，社会舆论理性平和，以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民主和谐为核心内涵的“澳门精神”，已从朴素的民间情怀上升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积极先行先试，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辉煌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这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四个始终”的重要指导意见。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鲜经验。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夯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管治团队的政治忠诚和施政效能，加强公职队伍的国情研修、宪法和基本法学习培训，提倡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文化。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澳门发挥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规划利用好85平方公里管理水域，支持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配套政策、法律支撑及营商环境建设，拓展经济多元发展的新空间。支持加强博彩业监管，促进博彩业规范有序发展。支持央企、国企和民企来澳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广大澳门居民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支持特区政府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国民教育的主体责任，支持澳门与内地合作编写“澳门版”中国历史教材，支持中国历史科目独立必修和提倡学习普通话，支持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和国情教育，巩固提升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支持特区加强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保证“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原载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马 2017-07-10 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 香港回归20周年，举国上下齐庆贺，习近平主席亦亲临香港为庆典主礼。期间，习主席的演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佐之以法；既肯定港人的贡献，让全国人民和香港同胞感受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关爱，又显出主席的大气大度，确实是一篇情、理、法兼备的肺腑之言。习主席的演辞首先从历史说起，香港的命运和发展，从来都与祖国的走向分不开。只要对香港史稍有认识就不难发现，香港近160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使然。从被割让予英国，成为殖民地，到成为中外贸易集散地，到吸纳内地精英移民发展轻工业，到把握祖国改革开放机遇与珠三角共建“世界工厂”，再到回归以来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把国际资金引进内地，并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这一切皆是香港与祖国发展互动的结果。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源。实际上，祖国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无数香港人的情感。远的不说，近30年来，每当国家遭逢天灾，港人总会义不容辞地率先出钱出力为内地同胞送上关怀；每次国家代表在国际场合出赛，港人都会全情投入地为国家运动员加油喝彩，这些都是对民族国家情谊最直率的表达。从长期的积贫积弱到近年在经济、科技乃至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提升，国家正走向富强，中华得到振兴，民族耻辱得以洗刷，这其实是13亿内地同胞与700多万港人的共同愿望。泛政治化也许令港人暂时忘记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期盼。然而，只要实事求是，泛政治化的糖衣很容易就会被戳破。探本寻源，勿忘初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崇敬之情仍然烙在港人心底里。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变化，这变化是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习主席以成年礼比喻香港回归20年，勉励港人“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政策措施。这番勉励给予部分对前景感到疑虑的港人极大信心。动之以情后，习主席晓之以理，重申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两点坚持，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要达到两点坚持，习主席亦为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一国”是根、是本，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底线；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要聚焦发展，把握国家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求大同、存大异，同时不要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习主席提到“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突出依法行事，意义重大。习主席坦言，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法律是文明社会解决问题的最终依据，只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就能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去年的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便是很好的例子，相关人士在宣誓时加入辱华字眼，引起社会一致的愤慨和谴责，法官按照基本法裁定相关人士丧失议员资格。由此可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对继续践行“一国两制”最大、最有效的保证。香港回归祖国20年，是值得各界庆贺的大事，习主席亲临香港，主礼庆典并作出情、理、法兼备的演讲，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提升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勉励港人要对自己、香港和国家有信心。习主席的讲话振奋人心，让港人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再创辉煌。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6-28 整体上看，港澳在推行“一国两制”方面确实存在不少落差。如果我们把港澳两个特区的现况与回归时的情况作比较，不难发现澳门在经济发展上是急速的，社会稳定方面更优胜，更为和谐。因此，香港在实践 “一国两制”方面，其实可参考澳门的经验，也应加强研究“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如何才能达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澳门自1999年回归，经过18年的“一国两制”实践，GDP增长达6倍，财政收入和储备也快速增长。在前后两任特首的管治下，澳门社会整体上比回归前经济急速发展。澳门回归后，随着赌权开放，虽然社会上仍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如贫富不均扩大，高楼价，就业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青少年问题等，但经济明显有所改善。前几年澳门博彩业曾有萎缩，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出台一系列提振澳门经济的政策，扶助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政府也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严控博彩业的裁员情况，减少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对社会的冲击。澳门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张德江委员长于今年5月8日到澳门视察，与社会各界交流并多次发表讲话。张德江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的评价，可归纳为：澳门能把握中央的优惠政策、坚守“爱国爱澳”的价值、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实践“良政善治”。 因此，可从如下方面总结澳门发展的经验。第一，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把握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发展机遇。于2016年编制的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并积极谋划和参与。第二，藉助中央的优惠政策。澳门2016年面对经济下滑，中央曾向澳门给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支持澳门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设立中葡合作发展的基金总部、与澳门企业合作拓展葡语国家的电商市场、支持澳门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建设传统医药中心和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批准澳门填海80多平方公里等。此外，中央亦为澳门发展成世界最大赌城订出新的发展方向。第三，爱国爱澳成主流。澳门较能与内地的生活、文化接轨，具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培养爱国爱澳的治澳建澳人才，也作出很多努力，让青年在社会事务中多有参与机会，尽早培养和储备建设澳门的人才。澳门立法会也是由爱国爱澳议员组成，向来都是以平和方式运作，立法会与行政机关合作畅顺。澳门繁荣稳定，能集中精力搞建设，这与澳门社会以爱国爱澳为主流价值有密切关系。第四，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张德江视察澳门时表示，“‘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基础，当中最重要是正确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分别”。只有“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才是澳门成功的基础。澳门居民大多数是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的。因此，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得到特区的尊重，中央对澳门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也得到落实。澳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已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因此澳门在实践“一国两制”时，能从“一国”的高度来考虑，可以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第五，实践“良政善治”。在正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特区实现“良政善治”。近年来，澳门特区不断提升依法施政的能力和水平，改善了行政效率和增加施政的透明度。澳门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运行顺畅，有效维护澳门政府行政主导的管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公共行政改革统筹委员会”，这反映特区政府敢于面对过往公共行政的深层次问题。相对过往一些小修小补的优化式改善措施，这实在是公共行政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再看香港，或可从以下方面思考。第一，加强爱国教育。曾参与“占中”的大学生，都是香港回归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受的教育缺乏对基本法的了解认识和国家观念的培育。他们向往西方的价值思想，在追求香港的民主自由时，却罔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再加上香港一些学者鼓吹本土和“香港民族”论，引发本土派和“港独”思想抬头。“港独”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香港的爱国教育出了问题。要遏制“港独”，最好的措施就是加强爱国教育，让香港人多认识“港独”对国家和香港不利。香港“泛政治化”削弱施政第二，维护“一国”管治权。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迟迟不能立法，先后出现“占中”和“港独”当选立法会议员。这启示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时，特区政府必须维护“一国”，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支持。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须互相配合，才能有利于国家和特区。港人要争取“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也必须在“一国两制”下争取，否定人大8·31决定并不会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需要发展一套既符合港情，又不挑战中央管治权的“香港模式”，这才是对香港长远最有利，也合乎国家、民族利益的发展模式。 第三，“泛政治化”削弱政府施政。香港一向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一些立法会议员和法官因此以独立监察政府为目的，与政府抗衡，使得政府在实际施政时经常受到立法会掣肘和司法复核，寸步难行。此外，香港立法会内部也经常出现“拉布”和流会。一些立法会议员更不断对政府条例提出修正，最终令特区政府不能通过有关议案，以致施政困难。由于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议会抗争不断，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正不断被削弱。香港的公共行政要加强行政主导，在作出改革方面也可供借鉴澳门行政改革的经验。整体上看，港澳在推行“一国两制”方面确实存在不少落差。如果我们把港澳两个特区的现况与回归时的情况作比较，不难发现澳门在经济发展上是急速的，社会稳定方面更优胜，更为和谐。因此，香港在实践 “一国两制”方面，其实可参考澳门的经验，也应加强研究“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如何才能达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香港回归20年了，特区政府也应加强资助一些学术研究项目，检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经验，找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主流意见，也找出实践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法。适逢香港庆祝回归，在各处举办的各种大型纪念活动，多属文娱康乐性质，政府在资助和举办有关活动时，应加入爱国教育的元素，推广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7日版《大公报》。

林毅夫 2017-05-18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特别高兴也荣幸，在这儿举办我回国任教30周年的庆祝会以及学术研讨会。我首先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出倡议庆祝我任教30年，感谢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仁们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这30年中“教学相长”的同学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学专程从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赶来，并且也有不少写了文章回忆过去相处的点滴，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按照安排，让我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一、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过去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也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学习到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当时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新的17层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那个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那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常讲的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其实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形成我跟蔡昉、李周在我们合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讲的，由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宏观政策上的扭曲、资源上的计划配置，以及在微观经营上剥夺了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因为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要向市场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从现有的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在他生前我曾经和他见过多次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现有理论是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后来我又发现不仅转型的问题是这样子，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运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他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那少数几个经济体，他们推行的发展战略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虽然他们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了，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到停滞，接着危机不断。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果要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怎么来进行？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不能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长在今天上午的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其实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以后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的对象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从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如第一节中讨论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三、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既然是内生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比较密集的产业往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那怎么改变这个要素禀赋的状况？这就是我常讲的，必须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那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就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而且，资本的投资回报会最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样资本禀赋增加的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产业也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必须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这个内生现象真正的改变过来，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一点。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就可以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为何失败，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会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掉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都是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结果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消掉，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渐进双轨的转型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所以被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的国有企业没有保护补贴不能活，那就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准入，而且不仅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的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彻底，绩效应该比我国更好，但他们怎么却是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另外，转型中的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渡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只要是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一有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因为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为了就业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有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这个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也消除。没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前苏联、东欧虽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后政府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私营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时高，今天俄罗斯、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并逐渐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所以，有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而且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金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因为他们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很密集，而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有一种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同时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不是合适呢？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少（的领域）；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的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应该不一样的。人力资本也是现代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则可以依靠引进。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都需要人力资本，但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高出很多，发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要求不同，显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借助新结构经济学），还可以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视角以后，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反过来讲，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这样货币就不是中性的。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如果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会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会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另外，像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将来增加税收，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因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但是，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看法就不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与其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当时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瓶颈，等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同时，在发生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作为走出全球危机的办法。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我在世行工作时就提出，现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四、结语很高兴今天在庆祝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我有机会来谈谈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1995年举办成立大会，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具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在文章中我还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根据从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最早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沿着我前面提出的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继续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贡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也将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黄益平老师在前面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确实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会从台湾到大陆来，也是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我现在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现在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而得。“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用知践行”的意义。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说“以成证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用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可以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谢谢。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中心，由沈仲凯整理成文，经林毅夫教授修订。

寿慧生 2017-02-10 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 过去一年多来，人们对特朗普的最大误判是相信他是一个不靠谱但务实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经验和明确的外交政策，但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外交立场，因此会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在1月初的一次访谈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意味着他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外交事务而逐渐能够和现有的机制相融合。1月20日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特朗普就已经用一系列总统命令向世界显示，他言出必行，执意推行他的竞选承诺，不打折扣。最说明问题的是他重新主张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传言他听从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的劝说已经放弃此念头，曾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固执，而是有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真的能够完全成功实现他的想法。目前为止，他完全依赖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来试探国会的忠诚。但至少，共和党人在美墨边境筑墙和限制中东移民两大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已经显示出他们无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被质问为何食言时所坦承：“11月8日改变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发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并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善于用极端言语作秀的投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投机主义者”和“作秀”这些标签容易让人忽视或低估他的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的19世纪世界观早在2016年初，几份新闻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反观他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言论，特朗普的世界观其实极为清晰，而且30年来几乎一以贯之。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盟友的愤怒。他长久以来反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抱怨盟友占尽美国便宜，而美国从中一无所获。其次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不满。他声称不反对贸易，但他一直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对所有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在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他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主义可能引起的贸易战不屑一顾。再次，他对自由民主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强人政治，对普京的强权政治极为推崇，对普京打压媒体、入侵克里米亚等各种行为视若无睹。而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对美国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的拒绝。很多批评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在重复他的竞选言论，了无新意，也缺乏政策细节。这些批评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演讲辞与他过去三十多年间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他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一次重要总结，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来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决策者们最值得重视的是指导他们决策的世界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特朗普的这些观点只是代表他的怪异个性和浅薄无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上台视为一个历史偶然而祈祷一切能终究过去。即便如此，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完全有可能将他推到一种危险的位置。在9·11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会相信毫无外交经验和兴趣的小布什会成为战争总统。权力本身足可以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何况是发生在特朗普这个对权力有着强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这些世界观并非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异类。相反，这些观点长久以来被深藏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没有机会得到展现。回顾历史，特朗普的各种政治口号几乎没有一个是原创，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政治讨论中找到原型，而那时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时期。“让美国重新伟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竞选口号。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想法来自于1990年代初的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当时被称为“布坎南之墙”。而“美国优先”也是布坎南的竞选口号。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游说集团“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国政府对介入二战的态度。而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领袖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的战时援助，并在战后反对杜鲁门的贸易开放政策。尽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却反对针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认为美国在西欧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反对北约的建立。尽管塔夫特之后很少有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对美国的盟国政策给出详尽而全面的抨击，特朗普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观在塔夫特之后却从未断绝。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竞选中的极端排外主义观念显然对特朗普有深刻影响。换句话说，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当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等标签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的世界观，因为他的 “美国优先”主张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纪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始重商主义。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重新拥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让美国继续承担全球秩序的责任，这种想法显然无视历史，而1月20日之后的现实已经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碎。人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制衡机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将特朗普的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美国民众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明确宣称要破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巨大的不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躁动已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各自的应对。简单地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意味着美国人自杜鲁门以来坚信的一个世界观正在被摒弃——和平繁荣的世界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这个历史性转折对任何一个对国际秩序有着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孤立主义将美国退回到“正常国家”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竞选期间认为，回归孤立的美国无意再干涉国际事务，因此会更为热爱和平。这是极为天真而又危险的一种思维。19世纪的美国远比二战后的美国更热衷于战争，也更热衷于为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诉诸于战争。相比之下，二战以来的美国从未因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胁或因为贸易摩擦而参与到任何一场战争当中。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在战后参与的几乎所有战争都是“非必选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卫别的国家或维护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长达70年，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直接攻击，而是为了保护盟友。卡根认为，这是有违传统国际关系常理的一种现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微薄的显性回报，承担起种种看起来和自己极为遥远的责任。这当然也是特朗普无法理解和容忍的行为。从卡根的角度来讲，原因很简单：美国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孤立主义，将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长期以来，美国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奉行的是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例如贸易赤字），同时避免承担国际责任，但当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战争。换句话说，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曾像所有传统国家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当中那样思维和行事。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二战后的重建改变了美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促使美国放弃了19世纪的重商主义，选择了卡根所说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过保护盟友来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19世纪，这个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国扮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则是当时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要温和得多）。20世纪初期，当周围的世界崩塌时，美国拒绝承担全球责任，独享自己的繁荣。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国人希望把美国拉回到的那个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国可以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付出代价。无论历史证明这种认识多么荒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把其他国家推回到“正常”的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当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贸易保护主义、资本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等已经开始在激化某些区域冲突。不论与美国是敌是有友，很少国家能在这个逆流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对中国来说，除了日渐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各种激进主义带来的威胁外，另一个明显后果是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东亚各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格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将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更明确地说，中国过去多年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将消失。衰落的美国将是一个危险的美国最危险的因素最终来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原则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实施打击报复。如一个受伤的野兽，一个失去自信而放弃责任的帝国会越来越促狭乖戾，越倾向于用蛮力来解决争端，甚至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挽回颜面。特朗普在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都是这种狭隘个性的经典写照，这在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行为言语和他最近的就职演说和决策中表露无疑。特朗普也许是这个衰落帝国的产物，也许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催化剂，或者二者兼具。无论如何，他的上台只会让这种危险倾向更为突出。用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话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却很少意识到，终究，决定国际秩序的最重要主体在于守成大国，在于这个大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能否用坦诚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积极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引导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实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显然远远超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底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而“孤立”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国。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繁荣的关键，也是美国迥异于以往帝国，能以规则而非仅靠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这个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准备好应对他将带来的破坏。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并获作者授权转发。

天大研究院 2017-01-19 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多声音正将全球化视为种种国内问题的根源，并以极其简单的线性思维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逆全球化。不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反对让全球化为世界乱象背锅，并特别指出全球发展失衡的矛盾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落空。情绪化或出于选票需要抱怨全球化无疑是错误甚至危险的。在发出抱怨之前，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经济全球化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确实已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各国政府间的协商、企业间的合作、民间的交流以及私人的往来等蓬勃展开；而自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后，信息、知识、思想等在虚拟空间的“全球化”也是不断进步。二十多年来全球化趋势所营造出的新局面，甚至已被定义为“世界是平的”，它所解决的，是各类政策、技术壁垒、障碍，从而使资本、物、人、信息等的交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它所创造的，是大量新财富，从而令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不过，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不称职”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选择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生产地点、生产方式时，服务于这些产业、企业的个体却选择相对有限甚至处于只能被动接受的境地。同时，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政策、技术红利时，另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受制于自身禀赋，或受压于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当类似情况出现在一国之内时，传统经济学理论早已作出相应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譬如政府如何从分配方面着手，对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及其员工给予相应支持、照顾。然而，当上述情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时，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在竞争中失利的个体矛头所指，也不再只是其所在的一国政府，还包括了创造出大量新财富和无数受益者的全球化体系。选票压力之下，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要“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我们认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问题，各国政府在调整、完善本国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举例而言，美国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中国自2014年以来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启动的反腐败境外追逃，都是对全球合作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积极尝试。仅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就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赃金额为23.12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的是，这些中国贪官之所以能在任职期间获得大量非法财富，除了国内治理模式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转移便利也是其中一项诱因。类似的问题，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重复发生。如何在涉及全球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充满挑战的复杂新问题，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还是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在具体项目上，在现行国际法和外交体系的框架内，向相关国个别提出需求与建议，并对它国给予对等的支持与协助。为解决我们所共同面对的财富分配新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倾听本国民众呼声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以此逐步完善只忙于创造财富的全球化。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携手向着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