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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权 2012-07-10 正如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言：“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敢问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实这种战略共识的前进脚步之下！  中美关系四十年：一个旷世奇迹 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相媲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四十年中美两国共同创造的中美关系更属一个旷世奇迹。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他走下飞机时，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动情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举世公认，那次握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四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前，回答《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同样的太平洋，同样的两个国家，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467亿美元；1972年时，中美两国几无人员交往，特殊情况下的访问不得不绕道第三国，而现在，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迅猛发展，实在找不出第二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对维护区域稳定与国际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吧：1977年1月，重视中美关系的卡特入主白宫，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两个“左膀右臂”协助他展开同中国谈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遗愿，同美国展开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4日，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卡特回忆，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让他很惊讶。 邓小平选择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启程访美。大年初二，卡特总统在白宫致欢迎词时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此之前，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也当面对小平表示过，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邓小平访美开启的中美“首脑外交”，为接下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一度倒退，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重启两国“首脑外交”。时移势易，中美建交时两国共同的“麻烦制造者”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与“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经贸纠纷继“最惠国待遇”问题后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有增无减；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默许下试踩“红线”，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人权成为首要问题……在当时情形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遗志，展现政治家的胆略与智慧，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轨道上，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2年，中国两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同一年内都访问了华盛顿，完成了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对美外交政策领域的传承交接，中美关系得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美国一心反恐、中国一心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之间虽然不时仍有磨擦，但对话大于对抗，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冲突。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19日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扩展人文交流，并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里加强合作。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是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江泽民同美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胡对美国成功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创了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这次访问被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 在北京欢迎美国客人并参与庆贺中美交往四十周年活动之后，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习近平副主席应邀正式访美，他表示：此访旨在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与各项协议。习近平此访受到美国朝野的热诚欢迎与周到安排，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透过这次访问，特别是透过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访问过程中对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盘点，全世界都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现状：当代世界之幸 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美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与国关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然合作、互利与共同发展是主流，但经贸磨擦、亚太周边、人权、环境、台湾、宗教、涉藏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崛起势头日益强劲以后，“冷战思维”又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 基辛格博士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而在中国，则有部分人士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1 虽然持上述“冷战思维”的人士远非多数，也没有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思潮，但这种思维还是渗透到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少数“鹰派”人士认为，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必有一战”；他们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主张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走上“正途”。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似乎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还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之设计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所谓“历史经验”出发，把崛起的中国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过列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崛起大国同衰落大国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必定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力，分享更多的资源，这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挑战，而正在走向衰弱的美国，决不会不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看法、说法颇能迷惑一批人，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中国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很不一样，中国没有兴趣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没有强制要求邻国顺从，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颠覆别国政权；此外中国也没有传播危险的意识形态，而是自始至终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中国同前苏联划等号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就是要挑战美国、称霸世界。这源于他们对中国发展理念的不甚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众所周知，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同前苏联走得比较近，但在执政理念与外交思想上却同前苏联保持了相当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立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中国和纳粹德国更无任何相同之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并强调要以此教育中国的子孙后代。不称霸盖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中国人深知侵略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一再强调：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2 而美国则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只有不忌惮使用武力，才可以达到目的。冷战结束后，国力和军力达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点的美国，突然发现失去了敌人，这是美国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所没有的。巨人拔剑四顾茫然，于是开始到处寻找敌人。从南斯拉夫到非洲，从伊拉克到伊朗，从北朝鲜到委内瑞拉，这就是美国寻找敌人的轨迹。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国单极霸权“一国独大”，为了保持这个优势，防范中国坐大成为反美的大国，自然成为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的战略目标。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把美国的失业高企和经济不景气等一概归咎于中国这个“敌人”。 其实，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充其量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是政治影响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称的。至于军事透明，正如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时所讲，军事透明包括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这两方面，中国的军事意图是透明的，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领土完整、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个愿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发展与改革，而不想当世界老大的中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立与维护者，而不甘心做世界老二的美国，同处于一个地球之上，实在是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更遑论“必有一战”。这乃是当今世界之大幸啊！难道不也是美国之大幸吗？！...

穆骏 2012-07-04 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近年来，专家学者、智囊人员和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格局。 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队伍素质也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工作中所造成血腥的事件，既引起国内群众不满，也招致国外舆论压力。 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已经多有议论，笔者谨从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社会老龄化也日益突出，第一代“计划”出生的8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这些“独生子女”将会面对照顾上一辈多位老人的困境，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二，计划生育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对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不利，其中一些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例如相对高素质的人员如城市居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严格要求遵照“一胎政策”，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别农村地区则放开二胎并政策执行相对较松，造成农村地区经济能力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负责抚养更多子女的怪现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挑战。同时，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留下一些社会与伦理的后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在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还在靠“养儿防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推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担心受到“开除”的惩罚外，较有保障的福利与养老保障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三，目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锐减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要走出困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必会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移民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移民趋势，中国的留学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总有一天在国际上，中国也可能会收获我们迄今还无法完全清楚的“人口红利”。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间接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仅仅男女比例失调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结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继续还是调整，都需要慎重对待。除了诸多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以上四点应该予以重视。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6-19 越来越多的非白人福音派和年轻基督徒的立场改变，可能重塑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并对总统大选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依旧认为，福音派只是单纯依靠宗教理由来决定其投票意向，那么他可能将会损失8,000万张选票。 到过美国的人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且维持得相当好，到了周末，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而且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有很多青少年，构成一幕具有美国特色的景象。 宗教影响美国社会至深 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是由欧洲的新教徒在十七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建立的。第一批新教徒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到达美洲大陆，正值严寒的冬天，由于环境的艰苦，他们中有100多人没能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但这批开拓者最终还是在这片全世界最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一个年轻的国家，通过几百年的规划和发展，开疆拓土，摆脱宗主国英国而独立，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从历史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对上帝的感恩是虔诚的。 作为一个宗教大国，美国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信教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全国大约有335,000个宗教团体，300,000多个新教和其它基督教教堂，以及22,000个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美国的非基督教宗教团体估计有12,000个。美国教堂数量的增长也是惊人的，新的教堂建筑同住房建筑齐头并进，全国教堂加起来足以容纳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根据盖洛普的研究，约40％的美国人（近1.18亿人）在周末参加教堂活动。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是罗马天主教会，2005年时会员就达6,700万人；南浸信会是最大的新教教派(属福音派)，拥有1,600万会员；联合卫理公会是第二大的新教教派(也属福音派)，有800万会员；摩门教教会则拥有550万会员。 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上的多。每年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约十几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次，而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金钱也十几倍于体育的花费。甚至连美元上也忘不了感恩“上帝”——所有的美元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足见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之大。 基督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也演变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系统是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在今天仍然影响主流社会。《圣经》始终是美国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年销量高达900万册左右。 在美国的华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长很快。华人教会已从五十年前的66所，增加到现在的1,000多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美国华人加入了基督教会，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之多。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非常世俗，金钱第一，物欲横流，好莱坞就是个例子。因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正不断受到物欲的强力冲击。美国的普通学校并不教授神学，教科书也没有把上帝写进去，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正副总统必须要有一个是基督徒。美国宪法对正副总统的选举只有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移民后的人都不算，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才算）；二是年满三十五岁；三是在美国居住最少十四年。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谁都有资格参选。但是，一位没有信仰的人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也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的宗教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外，事实上它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也关系甚大，因为不同信仰的人对美国各级选举投票的结果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哪个政党能争取到主流宗教团体的支持，就较易赢得总统大选。 福音派历来较为支持共和党 福音派基督徒这一名词曾用来泛指基督教新教的各宗派，现在指的是相对于新教“进步自由派”而言、坚持保守教义以及照字面解释《圣经》的新教信徒。大部分福音派人士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 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人数最多、活动力最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同“重生”，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这也是美国人口出生率较高地区。 美国福音派绝大多数人反对同性婚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往往比非福音派更反对用额外款项资助公众教育、救济失业和援助穷人。2010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一项民调显示，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其中一半赞成递解非法入境者出境。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宗教保守派是共和党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的党性最坚定，即使福音派教会上层接连发生同性恋和征募娈童的丑闻也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当年小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最大成就，便是以宗教和“道德价值”为号召，牢牢抓住了这一“贫穷、未受良好教育、易于引导”的重大票源。福音派基督徒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福音派强调个人意愿、选择耶稣和追求道德生活。他们曾受欧洲国家和国家教会的迫害，并在美国早期艰困的开拓生活中形成了警惕政府和自力更生的特质，强调要站在政府的外面“对权力说真话”。当出现腐败、社会不公、政府越权时，他们会像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一样扮演着批评政府的角色。第一次“大觉醒运动”（1730年代和1740年代的“福音复兴”）便是一场美国反独裁的精神运动。在19世纪，出现过相当激进的福音民粹主义，其主张往往是反政府、反银行家和反地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基督教福音派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最早的批评者之一。福音派曾三次推选其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96年、1900年和1908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福音派依然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福音派信徒看到了社会上充斥着“自我放纵”的嬉皮士、“没骨气”的反越南战争示威者、公民权利的“施舍”者和实施扶贫计划的民主党人，他们第一次加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中，认为要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国家。 虽然40年来福音派一直是共和党的堡垒，但福音派曾极力避免被视为与任何政党结盟。而过去十年，随着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福音派不时与共和党的政策发生冲突。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Evangelicals，NAE）为反对小布什政府，颁布了“禁止酷刑基督教宣言”。在2010-201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NAE抗议共和党削减预算方案，并在2011年年底再次提出抗议。南浸信会公约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Richard...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06-12 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6月5日访问印度，先后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双方就防务关系、北约驻阿富汗事宜及地区事务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帕内塔此次访问亚洲的另一军事大国印度，在全球、地区和防务三个层面影响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层面的战略考量。美国试图从战略上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旨在制约中国的“再平衡”体系。美国认为，作为美国在亚太范围内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印度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发挥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帕内塔此访意在向印度领导层传达出这样的信号：印度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地位重要。而美国“再平衡战略”有助大幅提高印度在亚洲的影响力，对印度不无裨益。正如印度战略学者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所讲，印美在构建一个均衡的亚洲力量格局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美必须将其政治声明转化成地区内可靠的安全合作，印度必须在提高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方面展示出更强的实用主义。 第二，地区层面的战略考量，尤其是关系阿富汗的稳定及巴基斯坦的局势。印美在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上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希望印度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能在美军撤离后帮助阿富汗政府训练安全力量，以保证其他外来力量难以占据美国撤军后遗留下来的战略真空。印度也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趁机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一方面从最前沿来切断阿境内恐怖份子对印度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巴基斯坦产生战略威慑。因此，印美今后是否就阿富汗安全局势进行机制化的磋商，值得关注。另外，印美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局势稳定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混乱、恐怖活动频发以及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都令印美深为忧虑。 第三，双边层面的战略考量。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印美正在重新评估双边的防务合作。印度需要将有限的资金用在重要领域，发展一个更具目的性、更注重节约成本的模式去推进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而这有赖于与美国国防工业的长期合作。美国也需要与印度等国家保持长期的伙伴关系，一方面维持其国防工业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合作伙伴的防务水平。帕内塔此访的另一目的就是希望说服印度继续从美国采购其他武器，并探讨更多军售合同的可能性。 鉴于印美双方都有意深化防务合作关系，未来可能从目前单纯的武器买卖关系，扩大至国防工业合作、武器系统联合生产以及高科技领域联合研究等方面。 印美加强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确实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一定压力。不过，中国应清醒认识到，一方面，印美目前加强防务领域的合作还是基于买方与卖方的短期利益汇集，美国虽然解除了一部分对印度的高科技武器禁令，但并不会完全向印度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增速已经降低，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以及精力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笔者认为，目前的印美战略准结盟仅是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头结盟（但是，这并不表明今后的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向纵深方向发展）。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中印在利益相似领域的合作，并注意加强对这些合作的舆论宣传，使之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流发展方向。比如，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气候变化谈判、抵制欧盟航空碳税及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可以加强与印度的政策协调力度，突出中印利益的一致性，发出立场相似的声音，维护双方的利益。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可以与印度进行政策上的协调。比如，在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方面，中国可以考虑与印度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中印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的立场。在印度最为关注的入常诉求上，中国的表态可更积极一些。总体而言，中国可通过团结印度来破解印美战略准结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讨好印度。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坚持立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6-08 如果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并随即发表就职演说。马的演说内容触及台湾的发展方向、未来愿景，对内政、两岸关系以及国防、外交都有讨论，可以说是一篇相当周延、广泛的施政蓝图，一般认为对台湾的未来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理所当然会引起台湾内部、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和不同解读。 本文重点分析马就职演说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马英九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仍然主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之下“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坚持“九二共识”，重提“两岸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在“一国两区”方面，他并未有丝毫让步，甚至明确表明，这个“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不过他特别强调的这是由“我们”的角度来看，话中有话，并未强北京之所难。其言外之意是，北京对于“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与立场。这就是求“一个中国”之同，存其内涵之异。 此说重点在于，既然台湾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当然就没有两个中国或国家分裂的问题存在，因此两岸关系绝非国与国的关系，追求国家统一仍就是马政府的终极目标。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双方均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仅此数点就足以展现马先生对国族的认同与情感，但他也期望中国大陆当局能在民主人权及法治方面也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马英九的谈话言所当言，对北京释出部分善意，应当予以肯定。 再进一步分析，马先生细数其第一任内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成就，由经济到文化，从教育到司法，由交通到卫生都有很大的改善，在降低紧张、创造和平方面已经有了具体成果。在其第二任内，他要进一步巩固和平，要达到此一目的，应为、可为之事甚多，其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繁荣，要深化互信，要加强两岸之间各种团体的互动与交流，只要能够充份落实，突破虽然或有难度，但荣景依然可期。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如果马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关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显然马英九仍会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缓后急”的原则往前推动，不会有太过激情的举动。就目前看来，两岸政治对话与和平协议应该不在他的短期政治议程上，但这并不表示学界及相关单位不会、不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事前的研究及规划。他既然在谈话中提到巩固和平，并强调要深化互信、加强各个领域的互动与交流，我们仍然可以合理期待，有些应做、能做的事情还有待各方进一步摸索尝试。比如说，如果双方是否能由治权互不承认逐渐往治权相互承认的方向努力，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思考的课题。 总而言之，由台湾朋友的立场来看，马英九的就职演说不但有理想、有坚持、有善意，还刻意避开使用过去曾经说过“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的说法，其主轴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经济的永续发展、良好的两岸关系，其最终目的在于壮大台湾、振兴中华。马英九坚信，台湾人民的活力与创新、热情与善良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台湾的发展经验更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台湾不但可以藉此自保，更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北京若将其过度解读成为台湾想要利用民主、人权来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恐怕未必得当。 由求全责备的角度切入，也可以批评说，由于马英九的演讲内容触及的议题太多，反而失去了焦点，而且其中有些主张是否能够落实也仍然有待观察。有关权责单位如果要加以执行恐怕也要有个先后顺序，其中有些主张还有前后矛盾及牵涉不同利益团体反对的可能等等。但整体而言，通篇演说内容仍是瑕不掩瑜。 如果一如某些媒体所报导的，中国大陆相当的理性务实，知道马英九的局限性，只是低度的期望马英九今后第一不要讲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话；第二不要讲阻碍政治关系进步的话；第三不要讲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话。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检验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内容，他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穆 骏 2012-06-08 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学子赴海外留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虽然各国都有散布海外的留学生，但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学子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几乎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年龄偏小的，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往往就有种“两边管不着”感觉。一方面，由于他们并非留学国的公民，很多福利与政策无法惠及他们，其中包括所在国政府与民间组织为本地国民提供的福利与服务，也大多与他们无缘。另一方面，这些留学生虽然不在中国国内，但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而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无法对这些留学生实行有效的管理，更不用说提供必要的服务了。 笔者注意到，中国并无一个综合的政府部门对这些留学海外的学生实行必要的管理，提供的服务也很有限。从家长或者孩子计划到国外留学，寻求移民中介开始，政府的监管与引导就缺失了。例如，政府并无有效措施监管大量的留学移民公司，以致有一些移民留学中介走在法律的边缘，向家长和学生提供不实信息，并以伪造文件与条件的形式帮助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结果让一些学生到海外后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当留学生身在海外、远离家乡，他们需要一些帮助与服务。目前中国驻各地使领馆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由于大使馆的工作性质、规模，尤其是肩负外交职能，对留学生的服务工作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曾经在一些国家，由于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关心留学生而引起所在国政府部门的警惕。 留学生是中国公民，而且是祖国的一笔宝贵财富。由于中国同其它国家在历史、文化与制度上的不同，很多学生到国外后，并不能马上适应，遭遇一些法律、观念上的困扰，这个时候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尤其是向他们提供必要资讯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注意到，直接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有机会免费接受当地国家政府部门提供的短期培训，帮助这些移民快速认识所在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与风土人情，协助他们克服移民之初遇到的一些问题。然而，由于留学生并非移民，当地国没有义务对他们提供这种帮助与教育，而他们反而是最需要这些帮助的。尤其是一些年纪偏小的留学生，他们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不太了解，曾经造成了很多、很大的问题。例如，澳洲曾经出现中国留学生不及时报案而遭受到侵犯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在澳洲，受到侵犯、感到威胁时必须马上报案，警察也会及时赶到并给予保护。一些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对西方的法治状态不太了解或者不太信任，这就让他们在同本地人打交道中处于劣势。这些现象普遍存在，并不是留学生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外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问题。如果在出国留学之前或者到达所在国后，有相应的机构提供必要的咨询、培训与教育，对这些留学生尽快适应所在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建议，第一，在国家政府层面，应尽快设立一个综合处理海外留学生的政府机构，负责处理留学生的内外事务，统筹安排，提供服务与建议。第二，在海外则应该根据当地国的法律，尽快设立独立于使领馆以外的海外信息、培训基地，以企业或者民间组织的形式运作，以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管理并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三，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不妨在其中设立培训项目，在教外国人与老华侨（子女）中文的同时，对一些刚刚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请当地人或者老华侨就所在国的历史、法律与文化提供资讯，展开讨论与交流。另外，还可以组织动员散布在各地的华人侨团、社团，设立更多的帮助中国留学生的项目。一些老华侨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都有较深的理解，若多设立机构，搭桥沟通老华侨与留学生，不仅会帮助了留学生尽快适应当地社会，也可以借此增进海外华人的团结与凝聚力。 这些年，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美洲等都遭到了一困难，严重案例包括受到当地极端分子的骚扰与歧视，留学生被当地人欺负与毒打的事也时有发生。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2012-06-01 本文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如何才能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 （2012年5月在波恩国际气候谈判“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全球长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指导原则，“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公约”3.1条强调了：“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3.4条也提出“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全球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发达国家过多挤占全球碳排放空间，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的20%，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累积的CO2排放已占全球的75%。按人均累积排放量测算，发达国家的排放早已超出其应有的份额，造成了全球大气环境容量使用的严重不公平。“公约”订立20年来，虽然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按人均累积排放量计算的各国历史责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人均排放水平仍将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过去和当前采取的减排行动和对未来的承诺力度严重不足，与其历史责任极不相称，与科学要求也有很大差距。这实质上是持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不断扩大和制造新的不公平，进一步挤占和压缩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空间，削弱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在当前和未来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减少公平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进展的基础。 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前提。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但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和灾害却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不仅应率先深度减排，而且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这是其在“公约”下的义务，也是对其历史责任的后果和削弱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的一种补偿。当前资金和技术缺乏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瓶颈和关键。据UNDP估计，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和减缓的成本为2490～1371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仍远未到位，2013-2020年的中期资金没有作出安排，长期资金也企图推给市场和私人机构，更不落实，“公约”下的技术转让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贡献已经大于发达国家，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应对气候变化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避免损害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当优先需要和努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依存。“公约”中特别指出：“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提出：“发展中国家为了迈向这一目标，其能源消耗将需要增长”。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即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其后40年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仍继续有所增长或稳定在高位水平，多数发达国家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仍处于峰值平台水平而没有显著下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发达国家滞后几十年到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中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规律，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当前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尚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的年份也将滞后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回避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大幅度减排与充分的资金技术支持，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过早和过快地达到峰值，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只会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扶贫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努力。这种把减缓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最终会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公约进程的支持和信任，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当前加强减缓努力的关键在于各国都应以2℃温控目标为指导，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国国情，做出各自积极的努力。 全面落实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益，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目前和今后的谈判要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反映到谈判结果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制度保障，防止出现进一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不公平。 “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约”谈判中长期持续的实质性议题，应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在今年内和今后的谈判中要进一步加强研讨和交流，增进各方的理解和共识，以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应建立相关的工作进程，在共同愿景的案文和今后更广泛的谈判中进一步定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06-01 辛格访缅进一步表明了印度与缅甸加强关系的急切愿望。但印缅关系中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印度未来扩大在缅影响力并非一片坦途。 5月29日，印度总理辛格结束对缅甸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辛格此访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并抛出印中展开缅甸争夺战的论调。印度国内媒体纷纷在头版报道辛格访问缅甸的最新进展，并呼吁印度继续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缅关系专家K•尤米（K•Yhome）表示，新德里希望利用此访重申，印度愿意加强与缅甸的关系，并希望缅甸成为印度挺近东方的桥梁与通道。 笔者认为，此次辛格访问缅甸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印缅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磋商；二是辛格公开会见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三是印度强调要发挥自身的“软实力”。 印度东北部地区是印度从缅甸输入能源的必经之地，也是印度实行“东向”政策的最前沿，确保该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由于该地区反政府武装活动频发，严重阻碍了印度“东向”政策的有效实施。辛格在访问中再次表示，希望缅甸能够配合印度，打击流窜到缅甸境内的印度东北部反政府武装势力。笔者认为，缅甸未必会完全配合印方。一方面，印缅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较多，要打击印度反政府武装组织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另一方面，缅甸政府军与国内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不断发生武装斗争，尚难集中精力打击印度反政府武装。 辛格此访一个重要举动是公开会见昂山素季。《印度斯坦时报》5月29日表示：“辛格会见昂山素季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新德里希望再次确认其和缅甸民主运动人士的联系。” 事实上，印度在与缅甸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也秘密与民主运动力量保持联系。出于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印度对公开接触缅甸民主运动力量十分谨慎，以免引起缅甸政府猜疑。但是自从缅甸政府去年底加速推进政治改革进程开始，印度就已加强与缅甸民主运动人士的联系。印度认为，缅甸民主运动力量重登政治舞台是印度扩大在缅影响力的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印度必须牢牢抓住。 辛格此访显示出印度将调整其“二轨政策”，即印度将会积极、公开与缅甸民主运动力量加强联系。这表明，印度认为未来的缅甸将是民主的缅甸，而印度与缅甸的政党一起分享印度的国会与民主经验将有助于缅甸民主化，而这正是印度所乐见的。 在此访中，印度表示将帮助建立缅甸理工学院，并承诺为缅甸首都内比都的一所农业大学建立一个高级农业研究中心。双方还就航空服务、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这显示，印度有意在“软实力”方面加强对缅甸的影响。K•尤米认为，加强印缅之间的人文交流是印度的急切任务，印度所拥有“软实力”优势将为印度在缅甸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笔者认为，从近年来印缅文化交流合作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以及印度日益强调“软实力”来看，印度正试图运用其独特的文化、民主政治等“软实力”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这将是印度对缅政策长远规划的核心思想。 印缅关系近年不断改善，辛格此访又进一步表明了印度与缅甸加强关系的急切愿望。但印缅关系中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印度未来进一步扩大在缅影响力并非一片坦途。 首先，缅甸国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印情绪，尽管印度自冷战后积极改善与缅甸的关系，试图重新树立新形象，但成效不彰；其次，由于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封锁，缅甸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印度试图在缅甸获取优势政治、经济影响力，必然会遭到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再次，缅甸虽然有意试图借助印度来平衡区内大国，但是印度在这一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中分量不足，因为印度在地缘战略、外交实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并没有能力为缅甸提供其所想要的全部战略资源；最后，缅甸近期的政治改革已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初步信任，美缅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令缅甸对印度的战略需求大为下降。 此外，由于印度一直与缅甸的民主运动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缅甸政府对此极为敏感，政治精英们始终保持警惕。尽管缅甸推行政治改革，但是这并不代表缅甸政府就向民主运动力量敞开了大门。缅甸的民主运动人士对印度在缅甸的长期战略意图也不无疑虑。  

穆 骏 2012-06-01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4.4%，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40%。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中国职工总数2011年为2.3亿人。可见，农民工在未来这些年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持续、深层的关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联合发布一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低于国外体力工作者。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来源：中国新闻网） 问卷调查和微博调查结果显示，80%的劳务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仅有20%的劳务工感到生活很幸福；约70%的劳务工觉得生活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30%的劳务工认为生活满意精彩有趣。 广东是农民工的输入大省，2011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位列全国之首。而作为广东省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深圳和东莞，农民工的幸福感最低。回溯2010年深圳“富士康”密集的连环跳楼自杀事件、2011年广州新塘“6•11”骚乱群体事件，深层分析来看，事实上都是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生存状态相关。   2011年广东仍然是农民工输入大省（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年1月至11月，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高度密集的深圳“富士康”集团的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表面看这是企业的管理问题，是员工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但是更深层次来看，不容忽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这一社会问题。同样，2011年6月发生在新塘的“6•11”骚乱，看似是因谣言而引起的群体事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它背后，一个慢慢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集体不满现状、迷失身份的缩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批的内地人，也就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为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代的农民工，普遍思想比较简单，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三餐温饱、养妻活儿这些基本的诉求能解决就感到满足和幸福。三十多年后，这些第一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即我们所说的“二代农民工”都长大了，走向了社会。“二代农民工”绝大部分都是沿着父辈走过的路，继续在异乡打工。但是，与上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二代农民工”多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脑子更灵活、胆子更大，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更强，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更高。他们对工作更挑剔，不仅要求较高的待遇，还追求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比如，喜欢上网交友，懂得比较，渴望平等和融入居住地社会主流。然而，农民工社会地位三十多年并无多大变化，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与时俱进的新政策，现实令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破灭。一些农民工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犯罪、破坏等手段宣泄着对社会的不满。 5月29日，北京22中学生言覃遭老师辱骂。老师竟称其非北京户口，是借读生，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是个“三无”人员，随时可以滚蛋。心灵受到创伤的言覃退学回湖南老家休养。虽然随后22中校长向言覃父亲致歉，表示将处罚“出言不逊”的老师，希望言覃返校。但这种对“三无人员”的歧视，并不是道歉就可以消除，而且主要并不发生在这所首任校长是蔡元培的中学里。在社会上，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现象其实即便不是“家常便饭”，也已以某种形式深深刻在他们的心里。 如何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作为当务之急，摆在我们面前，是政府、社会与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要缩小这种差别，户籍改革无疑是最见效的。循序渐进地解决城乡二元户藉制度，解决“城市二元结构”，增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同一个地方的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是改革的大目标，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重要保障。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也就是说需要民间的创新。汪洋说到“幸福观”时告诫干部党员：“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笔者认为，扶持一些NGO组织，健全工会，鼓励农民工拥有更多自己的互助NGO组织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更有甚者，有些NGO组织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地方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这种事情虽然并不普遍，但只要有一件，就是社会管理上的肿瘤，就让众多的农民工在看待国家、社会与自己时增加负面印象和消极、对抗情绪。 发展社会职能，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是目前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需要破除政府一切包办的老旧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见证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有所减弱，这是造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私营企业领域。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但实际上，国家功能并没有放松在社会领域的控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幸福感的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有归属感，培养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过客；要消除他们的无力感，就是要给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受到欺负与侮辱的时候，要有地方可以伸冤与寻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