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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骏 2012-08-22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天大报告》今年5月期发表了萧功秦教授《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一文。萧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凸显，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激进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萧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设想，作为今后中国发展的路线草图。 萧教授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日前在大陆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萧教授延续自己的思考，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中国改革中期遇到的困境：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困境；高额税收造成的的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以及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困境带来危机。萧教授指出中国目前面临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激进的左派平均主义（主张回到过去甚至回到文革）以及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萧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三种挑战（思维）都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正如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过的那样。萧教授主张中国改革要“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既要避免走回头路的极左思潮，也要避免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听萧教授讲“超越左右”，让我想起了整整二十年前的1992年。当时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谈话。那个老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提出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不可能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二十年前，要求分清“姓资姓社”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在紧要关头，小平主张不争论，让争论者闭上嘴巴，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经济发展上做到了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候，和二十年前一样，极左与极右的思潮涌起，在政治体制领域发出了和二十年前在经济领域发起的相同声调。难怪有网民呼吁，中国需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 就在邓小平诞辰周年的当下，听着萧功秦教授的演讲，让笔者浮想联翩。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前邓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而今天萧教授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像萧功秦教授这样的学者关心、思考的问题。正如一部西方电影所言，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改变。当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影响中国向何处去。这可能就是萧功秦教授强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8-16 轻型护卫舰更适用于近海防御，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也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近来各界对中国海军的关注都集中在“瓦良格”航母的频频试航，而056这型轻型护卫舰的下水反而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型舰艇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结构性改变，代表着中国新的海洋战略思想在海军装备中的落实，战略意义不容轻视。 056型轻型护卫舰的首次披露是2010年11月驻港部队副司令员王郡里少将赠送给香港大学的模型。经过一年多的猜测和期待，首艘该型舰已于今年5月23日在上海沪东船厂下水，第二艘也已于6月3日在广州黄埔船厂下水。根据2012年吉隆坡亚洲防务展上公布的信息，该型舰舷长89米，满载排水量1300吨，最高航速25节，续航能力2000公里（18节），舰员60人。该舰装备1门76毫米舰炮，2门30毫米遥控舰炮，1座8联装FL-3000N近程防御系统，4枚YJ-83反舰导弹，364搜索雷达和347G火控雷达。她是中国发展的第一种轻型护卫舰，虽然不是大型作战舰只，但却填补了中国海军在这类舰艇中的空白。 轻型护卫舰（Corvettes），是近来世界海军的重要发展潮流之一，主要满足海岸线较短的国家的防御需要。虽然中国的海岸线长，但是领海由黄海、渤海、东海、北部湾、以及南中国海共同组成的，周边临海国家较多，且领海构成复杂，争议海域多，日常摩擦也多。大型军舰在这些海域的部署，往往会因为打击能力过剩造成国家间的猜忌，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因此在部分领海中的防御任务由轻型护卫舰来担任最为合适。轻型护卫舰的采用说明中国海军近海战略思想更为成熟。 原本中国近海巡逻与防御的主要力量是037型导弹艇，而远海岛礁的经济区和领海的巡逻任务只能依靠各级大型护卫舰、驱逐舰来承担。目前南海舰队的南海巡逻任务基本由6艘053H1G型护卫舰来担任，今年在半月礁搁浅的560舰“东莞号”是其中一艘。轻型护卫舰能把大型护卫舰从近海巡逻任务中解放出来，而释放出来的作战力量则能投入到远洋海军的编设，使海军的主要任务从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转型。因此，056型也是中国蓝水海军战略思想日趋成熟的产物。 从056型的整体设计思路来看，舰艇功能的分工化已经在每一型中国海军舰艇上体现出来，绝不仅仅只存在于052C、054A那样的远洋作战舰艇当中。在近海作战的轻型护卫舰能够依托岸防反舰、防空力量，节省空间可以加大续航力和海上自持力，甚至是对岛礁的补给能力。同时，可以配合大量的022型导弹快艇形成一支“短小精悍”的近海防御舰队，作为后卫力量应对近海军事威胁。 中国领海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今年的“黄岩岛”纠纷，频频发生的渔船被扣事件。在各类海事部门的船舶执法的背后，也需要一支轻型海军作为后盾，既能实施有效吓阻，也不至于因为军事力量投入过大反令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为局部冲突。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在近海巡逻任务中，无论在日常维护方面，还是战时损耗方面，轻型护卫舰都比大型作战舰艇具有更为优良的经济适用性。另外，056型的国产化程度也是近年来中国军舰中最高的，因此出口限制少，性价比更高。在装备中国海军的同时，发展海外用户也可以大幅降低设计与生产的边际成本。在日益扩大的国际轻型护卫舰市场中，056型必将有一席之地。 056型将首先装备香港也说明中国海军对香港国际航运地位的清楚认识。正在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联合海上行动中的中国海军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开放的平台向世界表达维护和平的意愿与能力。在保护香港乃至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的同时，利用香港为基地，维护中国领海的安全，解决领海纠纷，使香港发挥其与生俱来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08-16 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更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2012年8月15日，在这个抗战胜利六十七周年纪念日，香港保钓人士突破日方的拦截，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无不为之一振。 香港民间保钓行动一直备受各界瞩目，而此次行动过程之中颇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与过往被阻止出海不同，“启丰二号”在稍受阻滞后顺利驶出公海。其次，特首梁振英随后公开表示关注该船船员的安全，此举甚至被媒体解读为“祝福”。再次，保钓人士被日方扣留后，梁当晚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表示“极度关注”，特区政府入境处人员也准备赶赴日本，以协助保钓人士。特区政府一系列高调的举措，被视为“香港民间保钓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次保钓人士成功登岛，以及特区政府高调、积极的取态，无疑会获得民意支持和媒体的掌声。对于港府此次的表现，媒体有着诸多猜测与分析，至于香港的保钓运动是否走到了转折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其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如识者所指出，日本在国内政局不稳和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特别是先后受到俄罗斯和韩国在北方四岛和独岛问题上强硬举措带来的政治和民意挤迫，今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从买岛行动到所谓“国有化”，再到美国媒体刊登广告等等。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始终比较克制，但显得应对办法不多，周旋空间有限。值得思考的是，在买岛问题上，日本官方与民间眉来眼去，彼此呼应，形成对华施压的合力，而中方却依旧保持着对民间保钓行动的控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中国掀起一股公共外交热，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以笔者之浅见，当下初兴的公共外交还有不少局限有待突破：一者，多由政府主导，或是政府对他国民间的，或是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对他国民间的，而民间自发的公共外交未见规模；二者，多以维稳为主，多从拓展中国软实力、建立国家形象着眼，强调的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参与维权绝无仅有。 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已经和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并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的外交策略势必需要对于这种改变作出回应与调整。今年7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有专家就此分析指出，“维权是基础，维稳是条件。把维权放在基础位置，这是今后中国外交必须的抉择”。 如果说，中国外交正从过度追求维稳转为适度维权，那么正确认识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层面的作用，也显得颇为迫切。在过去外交事务中的维稳方面，中国善于借助民间机构的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未来适度维权的外交策略中，也不能缺少民间力量的参与。 首先，应该认识到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合理性，特别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要学会倾听民间力量的诉求表达，正确评估这种民间机构参与外交维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麻烦制造者，不能一味地漠视甚至打压。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众能够通过大众传媒、智库、利益集团等平台和渠道表达意愿和诉求，参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订。 其次，要尊重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角色。民间的外交维权诉求，往往在外交事务中能够补政府之不足，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能言政府之想言、为政府之愿为，从而对相关国家形成外交压力，为国家营造更多的外交空间，甚至策应国家的外交行动。 再次，要重视香港在国家外交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从国家的宏观战略着眼，不仅要与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也应该多与香港的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多交流，加强对香港社会资源和网络的研究和认识，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潜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8-14 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岸人民，从“投保协议”的签署来看，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展现诚意和包容。 备受两岸经济界和投资人关注的《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简称“投保协议”）8月9日于第八次“陈江会”签署。此前，因两岸对贸易纠纷的仲裁方式及涉及人身安全的通知等执行方式意见分歧，“投保协议”谈判两年、延宕三次，现在最终签署的文本，既包括一般投资保护所具有的要素和内容，又针对两岸各界关心的问题，根据两岸现实需要，做出适当安排，是一份充分体现两岸特色和智慧的协议。 “投保协议”中有关将经第三地的投资纳入保护范围，台商人身安全保护且24小时内通知家属和通报台湾对口单位，以及将G2G（“政府”对“政府”）、P2G（投资人对“政府”）、p2p（投资人对投资人）纳入规范等内容，都有利于台商权益的保护。需要指出的是，从国际间的投资贸易协议来看，一般并不涉及人身安全问题，因为人身安全有民事、刑事相关法律依据，但此次“投保协议”同意加入台商人身安全保护内容，且在人身安全通报机制上，原则同意24小时内以适当的形式分别通知家属和通报台湾对口单位。这不但已经大大超越大陆刑事诉讼法规的“超国民待遇”，对于幅员辽阔的大陆来说，已是相当之难。另外，对争议最大的“争端解决”机制，投保协议也原则同意把G2G、P2G、P2P都纳入了协议规范，双方指定若干调解机构，调解结果具有约束力和执行人，从而创设了两岸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所有这些突破，都是两岸秉持善意、务实协商的结果，尤其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大陆对台湾同胞和台商的诚意。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执政后的四年，是两岸关系发展最好的四年，特别是ECFA协议的签署，使两岸经贸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随着两岸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两岸关系已经逐步进入“深水区”，经济合作要向更广更深的领域迈进，两岸“投保协议”、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协商谈判必然要碰触越来越多的政治议题。“投保协议”之所以谈判两年、延宕三次，就因为上述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只是大陆政府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以及保护台商的权益出发，展现了更大的善意、包容和弹性，才使协议终得以签署。 两岸的善意和互信，需要两岸共同去维护和推动。此次“投保协议”及ECFA后续协议的签署，有助进一步消除双方分歧、增加彼此信任，但未来如何在经济合作中消除政治障碍，依然考验着两岸尤其是台湾当局。台湾当局至今对陆资入台设置了苛刻的条件，如限制陆资对企业投资的比例，限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限制董事会人数等，这些针对陆资的歧视性限制不仅增大了陆资来台风险，有悖全球化时代的投资自由化趋势，而且对台湾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亦无助益。更重要的是，它妨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融合，不利政治互信的建立。虽然此次“投保协议”确定了促进两岸投资自由化的若干原则，有利陆资赴台，但具体实施细则还要看台湾当局的规定。 未来包括两岸政治定位等敏感议题，两岸双方迟早都要面对，不可回避。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岸人民，从“投保协议”的签署来看，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展现诚意和包容。如果仅仅要求大陆释放善意，只想分享大陆经贸惠台的好处，同时依然坚持“主权”，政经分割，那么，两岸协商之路就会越走越窄。这显然是两岸都不乐意看到的结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 念 2012-08-13 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8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提升了三沙市的行政级别，并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对于美国的直面挑衅，中国外交部随后展开了措辞严厉的回击，直接向美国连发三问，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强硬而迅速的反应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高度重视。知名智库“南亚分析集团”（简称SAAG）研究员巴斯卡·罗伊（Bhaskar Roy）认为，中国外交日趋强硬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种调整状态之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外交策略已不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作者最后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不得不采取暂时的退让策略。但这种退让并不能解决诸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趋势仍然不明朗。 确如罗伊所讲，中国国内对外交策略的争论在近几年一直未曾停歇，反而更加火热。对于一些中国学者来讲，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应该适当地运用自身积累的力量去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考虑到外交的功能定位。当初中国之所以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赋予外交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外交要为中国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且彼时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并不凸显，因此，外交也就能较好地完成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任。然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虽然中国目前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外交也必须服务于这一工作重心。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土安全日益凸显，外交也必须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服务。这样，外交的功能定位就出现了相互抵触的情形。一方面，外交要尽量维护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外交又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如何界定未来中国外交的功能，应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外交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考察哪一种外交策略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很有必要了。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主要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再加上彼时中国的海外利益没有现在这么庞大，因此，这种外交策略就能较好地完成任务。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随之而来的中国海外利益也就越来越庞大了。如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海外利益。传统的外交策略偏重于服务国内利益，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因此，未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必须考虑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再次，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将令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能较好地履行义务。

2012-08-10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公共演说家、政治顾问和社会活动家。他是经济趋势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里夫金的工作主要在于探讨科技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前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更富有，居住更城市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纺织业的机械化而开始。这一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制造产品的新时代，并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使各国国力悬殊加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装配生产线，使人类迎来了大批量生产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今天，流水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生产环境整洁，人工智能接近人脑（是否能超过人脑则是伦理学的问题），机器人可制造机器，高学历的工程师通过网络和电脑作业，生产车间看不到一把手锤。总之，制造业正走向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只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还将改变商业模式、劳动力结构、政治学理论、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社区职能和社会关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世界发达地区兴起。不同于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非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革命，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德国大众汽车推出一个名为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odularerQuerbaukasten，简称为MQB）的生产策略，希望通过规范某些部件参数如发动机安装点，可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而可视机器人和其它传感系统可以为联网的自动铣床调换工具，并拥有多向切割和“感知”功能，这样的生产将会更加高效。日产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于1986年开业，现在已是欧洲最高产的工厂之一。1999年它雇佣4,594人生产了271,157辆汽车，而去年它只用了5,462人却生产了480,485车辆，比英国其它任何一家汽车厂都多。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工程和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ColinSmith）说：“你不能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制造现代化的东西，昔日嘈杂的工厂将不复存在”。 智能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特别是立体印刷）和网络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融合。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取代钢和铝，广泛适应，小到山地自行车，大到飞机。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可用于制造产品。纳米技术可增强产品性能。更多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合作进行产品设计。过去工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将让位于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未来工厂将更专注于定制产品，看起来更像是小作坊，而不是大规模的流水线。这意味着，产品品种更多元、生产批量更小、适应当地市场变化更快、价格更便宜、成本更低廉、劳动力花费更少。制造业的数字化将令其和电信、办公设备、摄影、音乐、出版和电影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制造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让他们更加容易和便宜地推出新产品。 就像棉纺厂粉碎了家庭手工织机，福特车淘汰了蹄铁匠，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也将是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媒体和零售等行业，也定将影响人类今后的生产和消费、政治和经济。当你面对未来工厂将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再挤满嘈杂的机器和身着油腻工作服的工人，而是干干净净，几乎空无一人。大部分工作并不在工厂的车间完成，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由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协同完成。未来的制造业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人，而那些枯燥、重复的工种将由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场革命将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将影响产品的出产地。过去，加工业一般会流向低工资国家，以控制劳动力成本。但今天，劳动力成本愈加不重要。举例来说，售价499美元的第一代iPad，只有加工成本仅约33美元，而在中国总装的费用仅8美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制造业直接雇佣人数不断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结果是鼓励制造商把离岸生产的工作转回到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离岸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更重要的是公司能更贴近客户，更快速地回应需求的变化。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等产品中，到2020年，其中的10-30％完全在美国制造，令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0亿至55亿美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担心被夸大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巨头。2010年，中国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美国稍微少一点，是19.4％。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只比过去三十年的份额，略有下降而已。施金认为，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创造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此将增加二至三万个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更发人深省。当以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耐克球鞋、星巴克咖啡、美赞臣和雅培奶粉、辉瑞药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利市，甚至从破产边缘活过来后，美国有些在华公司正在策划回流。其理由多种多样：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员工和美国雇主在同一条船上；中国的合资伙伴从未合作，他们总是扩展自己的领地；当考虑生产率和质量问题时，节约成本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美国本土的设施更多、更好、更先进。虽然回流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但已非个案，多数是那些撤出中国后无须在美重起炉灶的公司，他们届时只要聘回技术工人即可。 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政府需要做的是抓住基本：大力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设定明确的规则和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而把其它的事留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家。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由电力、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前二次工业革命，留给人类一个危险的残局：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重挫，消费者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剧增，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出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奠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产业，将为企业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业务，为社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新老建筑将被修建或改建成“主动的发电厂”，捕捉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以及海浪能可发电供给建筑物，剩余电力横跨智能集成电网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自己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与人分享一样。这将是人类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议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正式声明，采纳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拟在欧洲通过地区、城市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绿色的氢能经济，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既成趋势，那么中国将如何切入呢？面对经济升级转型，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纪录将不会太久。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许多外包的工作将重新返回富国外，中国还面临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人口老化、劳动力工资上涨、缺乏资源、能耗的低效率、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 形势既是严峻的，也是充满机遇的。中国应扬长避短，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解决好中国的能源短板问题、内需问题和西部开发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好这些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那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改善就业和民生，增快工业化的进程。   （本文由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棣编译）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借越多。 财富转移的三种模式 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富大转移。财富的大转移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比如欧洲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新殖民地、新资源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比如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国家集团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元气，不得不把超级大国的交椅让给美国。纵观历史，财富的转移都脱不开这三种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目前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可以说国库开始丰裕了。但是，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离真正坐拥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少、文化教育落后、历史包袱重、法治建设落后等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可能一蹉而就。当中国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国也在谋发展，国际各种势力也会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所以，财富今天流向中国，不等于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国。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处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开端，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至1/7（取决于名义指标还是购买力指标），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5至1/4（取决于如何度量经济规模），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但还谈不上双方实力势均力敌。而且，财富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一个强国的指标还很多。这也正是同样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的原因。 人们常说财大气粗。当美国很富有的时候，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的经济优势，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向不听话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它国政府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并提供本国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此外，财富带来的软实力还增加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曾使得其它国家主动靠拢美国，借鉴美国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力是活生生的，从华尔街的股价一直到好莱坞的电影，从游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闹的黑人流行音乐。 美国财富流失的过程缓慢而明显，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即美国这个超级巨人的脚已经跛了。美国正在丧失力量，也正在丧失影响力。美国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赖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所以，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总有美国的身影，可以闻到美国军火的火药味。这种诉诸武力的结果造成美国经济更加虚弱，美国常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 亏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它国家或者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觉得别无选择，还持有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因此，美国还能在较长时期内靠举债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印钱）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国已被债务严重束缚，金融风暴让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顷刻间不复存在。就像美联储签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殿堂’却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溃”。金融危机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信条，也曾是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约束前提。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纷纷救助国内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企业，获得新的国有股权，进行非市场性的融资支持、保护、补贴和管制，出台新政策干预和影响市场，提振消费和就业，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对财富和投资实施战略性调整。这些举措本来都是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新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华盛顿共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中国曾经遭到美国批评的许多经济政策，被证明是健康和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诡秘，国家财富之间的博弈如同战争。金融交易并非私人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市场交换，私人市场交易也远非游戏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财富被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掌控，产油国和亚洲制造业国家控制着大量财富，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只是使投资利益最大化。随着这些国家外汇结累的不断增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债券虽然比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扣除通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2%，而证券投资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已越来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资局，资产约2,000亿美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约3,220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产约3,000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资产约1,080亿美元；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资产约6,250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约2,000亿美元；俄罗斯平准基金约1,600亿美元。在2007年，主权财富基金加上类似的投资，总额约3.5万亿美元，对于全球约7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说，已成相当比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中流动性最高的一部分资产，属于一国政府对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财产进行投资。 一般说来，由各国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有关的资产，对接受它们投资的国家来说是好事。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借了银行100万美元，你就有麻烦，如果你欠了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中美之间正是处于这种借债和欠债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美国的赤字决定了美国不容易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汇的大部分是美国债券，美国债券的任何波动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还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以维持美国债券的价值。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愿。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麻烦不小，无需详加论证，看一看债务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美国一会儿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一会儿掀起反倾销调查、一会儿拒绝出售高科技产品、一会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把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借了那么多钱，所作所为又那么居心叵测，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拥有的巨额美债已经有了麻烦。很遗憾，中国的精英却不懂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反制美国要挟的筹码，而筹码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把钱不断借给美国和让美国来消费中国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不说中国储备的美元会贬值和被对冲，光是这种模式对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已构成道义上的挑战。在中国国内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给富裕的美国人挥霍？”“为什么我们连医保和社会福利都没有解决好，还要去买美国国债？”“我们到底让美国‘两房’骗去了多少钱？”“我们的领导人访美时为什么要大肆采购飞机？”这些问题可能不都是简单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国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检讨国家的经济政策。想一想当美国拥有财富时，美国是如何让财富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民福利服务的。今天，当中国拥有一些财富时，中国如何把财富运用得更好，是一件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国过去在对外援助方面，常常是无条件的，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中国做了冤大头还被人笑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中国对欧盟国家要区别对待：对友好的国家我们要主动施救；对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必存妇人之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有些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却要中国向它们输血？所以，中国对巨额外汇的管理应采取全新的思路。中国何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权基金？！ 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经济，拉动国内消费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拉动国内消费这件事上，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为此，政府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完善民众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财富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过无数次社会动荡、起义、战争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这表现在社会的一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的另一头是大量贫困的流民，他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艰难境地。当然，在现代发达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穷人的状况可以有所不同。但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社会的奢靡（中国居然成为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工薪阶层的困顿（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严重的贪污腐败，都是进一步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法治建设滞后、商业环境不透明，权力寻租以及行贿受贿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艰苦，劳动报酬最低。对农民工以及城里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采取了不少帮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吏治不精”和“肃贪不彰”，中国的贪官人数多，数额大，前仆后继，使外界蹚目结舌。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也举步维艰，这个问题在世界别的主要民主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估计，中国2011年GDP为11.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发表的2011年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国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国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国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还是非常落后于世界大家庭的。根据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每个国家的薪资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欧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是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国只有8%（2009年）。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 这些数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话，说明了二点：首先，中国人的绝对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资相对于高物价，消费是拉动不起来的；其次，中国GDP的相当大部分没有作为工薪发到劳动者手中（这儿没有计算不拿工资的农民）。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维稳的代价将呈指数型增长。 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及“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可能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各级政府办公楼的豪华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中国的贪官们卷走的钱成百亿计，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些钱很难追回来。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财富的浪费和财富的流失，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2012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均不是小数目。当务之急是不让那些蛀虫们再以土地财政的名义卖光农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在国际上，要特别警惕那些国际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国当肥羊宰。不管他们给中国戴什么高帽，或者玩什么阴的把戏，中国要以中国的利益出发行事。中国领导层要有金融战的认识和准备，事实上人家一直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不要认为现在发生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事件和中国无关，在地域政治斗争中，当一个个安全屏障被拔除后，债权国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债权国。地球已变得很小，有资源、有钱，就会有人惦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要藏富于民，民强了，国才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8-07 美国此次发表所谓的南海声明，不寻常之处在于，其正式地以“仲裁者”身份自居，以貌似公正的姿态，为自己继续非正当介入南海争端寻找正当性。而这正好暴露了美国内心的焦虑。 美国国务院8月3日就中国南海问题发表一份声明，片面指责中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此一举动相当奇怪。南海局势虽然尚未恢复平静，但各争端方显然都不想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美国此时突然发表声明，似乎是不想看到局势走向缓和，而是要通过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的惯技，再次把事态闹大。 美国为什么希望把南海局势再次搅浑？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的思维。自从国务卿希拉里两年前声称南海攸关其国家利益之后，菲律宾和越南等少数几个东南亚国家便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有恃无恐地与中国进行对立和较量，继而使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处于被动状态，更使中国和东盟之间友好合作的局面遭遇困难。这种趋势自然使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感到得意和鼓舞，因为中国和东盟某些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有利于美国实施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因此，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美国虽然一直声称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却乐此不疲地借助南海问题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制造对立。美国此次发表所谓的南海声明，意图正在于要挑唆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继续与中国对抗，因为一旦南海局势重归平静，美国就会失去浑水摸鱼的机会。 美国过去就南海问题发表立场，一般都只是由个别官员出面口头表达，但这次却煞有介事地用书面声明的方式表态，显得很不寻常。其不寻常之处在于，美国正式地以“仲裁者”身份自居，以貌似公正的姿态，为自己继续非正当介入南海争端寻找正当性。然而，这一举动正好暴露了美国内心的焦虑。造成美国焦虑的原因是，在不久前结束的东盟区域论坛会议上，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外长会议未能发表一份会议公报，也就是未能像美国所鼓动和期待的那样把枪口一致对准中国。这种结果当然使美国大为失望，因为它挑唆东盟集体对抗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假若东盟内部分歧持续下去，美国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变成其抗衡中国的同盟，也就无法“被东盟邀请”去名正言顺地介入东南亚事务。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很清楚美国发表南海声明的用意在于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要告诉菲律宾和越南，美国是它们的后盾，不要害怕与中国对抗；二是要告诉东盟其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已经公开站出来为它们出头，这些国家不要再犹豫，更不必害怕和顾忌中国，而应该共同面对中国。 美国发表南海声明，在时机的选择上，也是经过盘算的。在三沙市宣布成立之后不久，西方媒体报道说，中海油公司正在向外国公司招标，以共同开发西沙海域的石油及天然气。美国没有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立即发表南海声明，而是选择在上述消息见报之后发表，目的就是要吓阻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阻止它们响应中海油的招标计划。在所谓的南海声明中，美国在言辞之间刻意制造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缺乏安全的信息，用意正在于此。基于这种图谋，美国未来很有可能对有意投标的外国公司发出更具体的威胁，甚至有可能采取制裁措施。 美国无疑是大国，中国同样是大国。一个大国无视另一个大国的尊严，居高临下地予以公开指责，显然是要故意贬低和羞辱对方，让其在国际交往中受到蔑视。美国此份南海声明，就是要使中国威信扫地，使周边国家低估、甚至蔑视中国。因此，中国已经作出的强烈反应是必须的，将来还应根据事态持续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必要做到两点。其一，必须让东南亚国家清楚认识到，美国是虚伪的，其所作所为绝非是为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是要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局势，以便为其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创造充足的理由和环境。其二，中国还有必要让美国清楚认识到，它越是无理介入南海争端，越是唆使其它国家对抗中国，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和行动就越是坚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8-03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举国体制”抢走了公众的资源，而只能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众体育，应该更多投资于公共体育设施。现在中国政府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 伦敦奥运会开幕之后，关于中国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再次引起热烈议论。有些人认为，中国通过国家体制、国家资源培养金牌运动员，却忽视了全民体育运动，公众体育设施很少，中国不论赢得多少金牌都不能证明中国是个体育强国。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国家舍得在楼堂馆所上投资，舍得划出大片土地建高尔夫球场，但却舍不得为公众建设体育设施，这是中国在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方面做得很不够的地方。 香港虽然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机会很小，但公众体育设施的建设却做得相当好。虽然地少人多，但每个社区都有体育设施，规模也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所居住的大埔区，综合体育场馆就有两个，足球场至少有两个，免费开放的室外健身设施还有不少。但是，在中国内地，在很多大中小城市，公众的体育设施很少，乡村地区就更少。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要改变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这种现状来完全否定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为什么？因为现在国际体育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要在国际体坛上保持一席之地，现阶段还离不开“举国体制”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才必须及早发现、及早选拨、及早培养。如果国家不支持，那么，很多有潜力的人才就没有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参加奥运的运动员中，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贫寒的家庭，而他们的家庭本身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挖掘潜能的机会。即使是天才，也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现他们、培养他们，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出路，没有其他出人头地的机会。事实上，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沿着这条道路，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甚至改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处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甚至很赞成“举国体制”，因为它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在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得到了自我提升的机会。这也是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有效途径。 其次，中国热爱体育的人很多，但真正愿意投身于体育事业的人并不多。有钱人的孩子可以学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严苛的体育训练？有多少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如果没有“举国体制”的支持，没有多少孩子会去学田径、举重。越是富裕的家庭，就越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个职业。 再次，因为竞争激烈，国际体育越来越工业化，越来越科学化，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项目只是靠个人奋斗是出不了成绩的。中国没有多少家庭有能力自成一体搞某个体育项目，因为要花很多钱，要很好的教练，要很好的设施，要先进的技术，甚至连饮食都要讲究科学营养。这些都不可能指望个人去做，也没有任何个人敢于去做。体育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培养一个运动员，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大投入，但很有可能到头来一无所成，没有回报。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举国体制”？这也要具体看是哪些国家。即使在富裕国家，体育的发展也不能完全靠个人，只能部分做到。比如这次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除了足球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外，其他所有项目的运动员家境大多不错，至少小学、中学上的都是精英学校，这些学校收费很高，体育设施和训练当然很好，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有潜力也不能出人头地。英国《卫报》８月２日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英国体育靠的是精英家庭，成功的青少年都是出自精英学校，而普通人家的孩子都无缘接受良好的体育训练。 因此，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体育“举国体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如果立即取消，中国体育水平会一落千丈。但是，肯定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全民体育的发展就是好的、足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举国体制”抢走了公众的资源，而只能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众体育，应该更多投资于公共体育设施。现在中国政府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