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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光伏巨头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暴漏了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问题，也暴漏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揠苗助长的弊病。反思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如何健康发展这一问题，有三点值得借鉴。 首先，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技术进步的需求远大于行业发展本身，缺少核心技术使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生产成本高、竞争力缺乏、发展处处受制于外。该行业对技术进步的需求远大于行业扩大，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才能彻底摆脱只能加工组装产业链底端的地位。 其次，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市场行为当受市场规律调节，市场将调节行业的发展，政府过度干涉只会适得其反。技术落后、生产线过时、产能过剩、原料期货亏本、巨额贷款难以偿还等等死症，然而，依靠政府反复施救，尚德总是能死里逃生。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已经严重过剩，破产重组等政府的施救措施难以使企业重振辉煌性。面临整个行业的困境，施救行为只能是饮鸩止渴；不尊重市场规律的结果，只能导致行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再次，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由于高成本、低收益、相关制度不到位、建筑建设不配套等原因，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时机，据预测至少要到2020年该行业才能迎来大发展[2][3]，政府过多补贴、过度审批等导致该行业盲目发展、脱离了市场规律，揠苗助长出来的繁荣稍纵即逝。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当前的困境和无锡尚德破产重组都显示生硬地拉动并非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方法。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操之过急，只能是揠苗助长，导致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教训不断重演。参考文献： [1] 邓洲. 国内光伏应用市场存在的问题、障碍和发展前景. 中国能源，2013，01. [2] 王革华. 新能源——人类的必然选择，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北京. [3] 王革华. 新能源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北京. [4] 喜乐 (编译)....

穆 骏 2013-04-02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 一些媒体认为习主席上任后首访俄国，“联俄抗美”意味很浓。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习主席去年访问美国，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此次访问俄国、访问非洲大陆，可以视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更深层交往的开端。要知道，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依靠和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起始于邓小平访问法国与美国，但目前中西关系也达到了某种极限，要往前推动，可能也有很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加深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探索一片外交的新领域？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可以说比较成熟，例如生意做到一定时候，也就这样了，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去哪里去，但同非洲国家、金砖国家等其他一些国家，则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邓小平制定的路线在走，包括我们熟悉的“韬光养晦”等，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符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发展经济是有利的。现在中国确实强大了，于是很多人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例如不要“韬光养晦”，要更积极进取，要硬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外交上该强就强，该软就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是你调整政策就能改变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强硬，否则欲速则不达，硬而易折。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对摒弃“韬光养晦”等大的政策转向，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改变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要看到，习主席出访过程中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采，习夫人彭丽媛更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球。美国、澳洲等西方媒体对习夫人的报道很正面，对于西方那种以挑毛病为主的媒体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不夸张地说，习夫人得分，让此次访问得分，也让中国得分。这是一种中国人不太习惯可能也不了解的外交软实力，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中俄友好是大势，在欧美构筑并依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俄两国是一股重要的抗衡力量。没有中俄两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欧美早就一统天下了。但我们要认识到，俄国对西方的依赖也在加重，其抗衡作用更多地显示在“口头”与反对票上，已经没有前苏联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那种力量与意志。 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计划建立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其中中国将提供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与印度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中国出资接近一半，对此网友有诸多不解，认为这是撒钱，其实这种看法不够成熟。习主席上来后，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中国在其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总统普京将金砖五国比喻成动物中的“五大巨头”——大象、犀牛、水牛、狮子和豹子。这引起外界一片猜测，不知道他如何把这些国家一一对应这些动物。有人说，中国是豹子。是豹子倒好了，快而猛。但就目前情况看，恐怕中国算不上豹子，最多是一头大象，敦厚有余而勇猛不足。人家其他几种动物用来攻击的牙齿，在大象身上，竟然是常常被砍下来偷运去卖钱的昂贵“商品”：象牙！中国显然要避免当这种有“牙齿”不吃肉的草食动物，避免为人作嫁衣。  

穆 骏 2013-03-27 这位原本就是镁光灯聚焦的人物，跟随着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取得了空前成功，展开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攻势。 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球瞩目。陪同习近平一起出访的夫人彭丽媛，首次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彭丽媛：从歌后到中国第一夫人”的文章，描述了彭丽媛的艺术生涯，展望了她未来所要扮演的新角色。文章认为，彭丽媛形象姣好，在中国享有盛名，绝对有实力打破中国历任第一夫人一贯默默无闻的传统。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向来都会安排自己的夫人助威，现在习近平的歌唱家夫人也将加入到为国争光的行列。据报道，习近平在南非德班参加金砖峰会期间，彭丽媛将有一个单独的行程，那就是发表演讲。彭丽媛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一夫人。 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此时的微博等网络平台已经满屏尽是“丽媛风”。一位网络媒体的主管宣称，自从有了互联网，无论是作为歌唱家，还是作为政治人物的夫人，得到如此多网民追捧的，彭丽媛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 媒体及网友的一致好评证明了这位原本就是镁光灯聚焦的人物，跟随着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取得了空前成功，展开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攻势。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夫人外交、夫唱妇随的例子比比皆是，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欧美领导人，大多有夫人助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米歇尔以其独立、自信与时尚的个人风格，对内，无论在奥巴马竞选还是执政期间，都赢得了不少的民意票数；对外，也展示了美利坚的大国风范。 被网友们亲切称为“彭妈妈”的“第一夫人”成为习近平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更衬托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平实、亲民、自信与开明。 去年12月，中国官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刊发了习近平与家人的合影，官方媒体还罕有地报道了习近平的家庭生活情况。有公共关系专家表示，这些照片和报道表现出习近平有感情，有家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些在西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却并不多见。 早在这次出访前，习近平于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和中国新华社记者的联合采访时，被问及作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能否向外界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每天工作和生活怎样，能有多少时间与家人相处，有什么爱好爱好等等。习近平回答说，他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爱好体育运动，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和家人一起。 毋庸置疑，这种种表现，都能起到去除“第一家庭”神秘感、以领导人家庭的和谐融洽树立良好形象的作用，更加成功地打造一个有魅力的国家领导人形象。美国一家智库宣称，彭丽媛是习近平主席最有效的“外交软实力”。可见，从美国媒体到美国智库，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习近平夫妇，这本身就是中国“外交软实力”的一个突破。 越来越多有头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更注意通过提升形象效益来凝聚民心民意，中国也不能例外。纵观新一届领导人面对公众传媒的言谈举止，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公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也表明中国国家形象公关意识正在觉醒并逐步提升。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3-11 缅甸将治理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在西方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这其实为北京提供了左右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更强大的杠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是缅甸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必需的依靠，这正是北京促使缅甸落实联邦制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资本。 缅甸总统登盛访问挪威、芬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成为数十年来踏上欧洲土地的首位缅甸国家领导人。这五个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对改革中的缅甸提供了经济援助。登盛的破冰之旅表明，除了继续改善对美关系之外，缅甸正计划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争取借助外资来发展缅甸经济。 缅甸的外交转折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缅巨额投资，北京必须及时调整对缅政策，但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缅甸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建设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只有厘清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外交政策的演变，从而作出合适的应对。 民族国家是一个能独立自主地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政治行为主体，其合法性在于它能维护特定领土上认同感一致民族的利益。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主要基于种族区分的文化实体，两者在地缘上的重合形成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感既可来源于已在的共同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传统因素，也可来源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推动的同化举措。后者成功的经典案例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百年战争之后，法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王室努力通过政治高压制造同质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兰西民族是法国国家政权炮制出来的，这与民族主义思潮孕育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大相径庭。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基本上属于法国模式，不过迄今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反面教材。缅甸是全球最富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拥有缅、掸、孟、克伦、克钦等135个民族。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给予少数民族各邦高度自治的权力，并在第10条规定，各邦在独立10年后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然而，吴努、奈温、苏貌、丹瑞等大缅族主义者无视比较符合国情的1947年宪法，强行实施“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的“民族建构”政策，梦想打造一个民族特性同质化的单一制国家。这是缅甸长期以来深陷内战泥潭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底缅甸“反法西斯组织”成立，翁山出任其军事指挥，到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正式独立；第二阶段从建国到2008年2月9日军政府宣布将举办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随后直到现在的数年时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标志是1947年缅甸本部与各少数民族在掸邦境内彬龙（Panglong）镇上签署的《彬龙协议》。它成为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的基础。在1944年8月之前，缅甸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范围和影响有限，声势远不如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翁山将军周旋于英国、日本和缅甸各派势力之间，最终目标是缅甸独立建国。为达此目的，翁山决定与少数民族势力妥协，通过确保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来实现缅甸的领土统一。毕竟，完整的领土是民族国家成立的最基本条件。 翁山将军的建国规划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也异于大缅族主义者的政治蓝图，导致他在1947年7月19日被吴素派别刺杀。缅甸在其身后进入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其间的历届政府，无论军人还是文官主政，都奉行大缅族主义，采用当年法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模式，通过专制、战争和强制同化政策来制造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压来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标志是吴努政府在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奈温（尼温）将军在1962年政变上台后废除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力的1947年宪法，全面推行集权统治。在军政府时期，大缅族主义者唯我独尊，独断专行, 非缅族完全失去自治权，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诉诸武力自保。 到了第三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军人集团的部分领袖逐步认识到，当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国民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福利的普惠，因此，他们改弦易辙，顺应世界潮流，采用经济手段来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登盛政府的策略是以半自治的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势力，以半开放的外交政策赢得西方支持，从而以新模式打造一个缅族主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缅甸当前的制度转型完全由军人利益集团主导，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受到法律保护。新宪法规定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并声称军队要“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在民族事务上，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限制。新宪法第261条规定省、邦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提交省、邦议会通过，并同时规定，“在不能举证说明不符合省、邦行政长官条件的情况下，省、邦议会无权否决总统提名的人选。”更让少数民族势力深感不满的的是，总统有权对省、邦机构进行改组。 在外交领域，缅甸对西方的妥协并不是全方位的。军人集团仍然刻意打压西方支持的翁山淑枝及其领导的“民盟”势力，对与西方的安全合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对西方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愤愤不平。缅甸与中国拉开距离是不现实的 缅甸开始积极寻求西方的投资，但是疏离中国这个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现实的。缅甸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十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产品无法迅速进入高标准的西方市场，也很难在全球其他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外国商品抗衡。缅甸最可行的方案是把经济发展重点置于融入标准较低的东盟（亚细安）区域市场，而中国目前需要转移甚至淘汰的产能其实正契合缅甸的实际需求。 再者，从欧洲历史来看，铁路、公路、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力促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和民族融合，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缅甸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发布的2012年度国际承包商225强排行榜上，52家中国公司入选，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627.08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9.89%。 对经济落后的缅甸而言，价廉质优的中国工程企业依然是首选。密松水电站停工事件提醒中国企业要加强海外公关，但它本身不会影响到中缅经济关系的大局。 缅甸政府今日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转变，实际上表明军人集团承认了其民族国家建设法国模式的失败，也证明在全球化大势下，通过高压打造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识时务者为俊杰，军政府的华丽转身既挽救了执政者自身的命运，又使缅甸的发展回归正确的轨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3-03-09 国际事务中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 查韦斯担任总统14年，确实不断做出反美姿态。其毫不掩饰的反美言论和态度，在全世界也许只有伊朗总统内贾德能够与之相提并论。两人不只是在国内和其他场合斥责美国是邪恶国家，就连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敢当面斥责美国总统是“恶魔”。假若这种言行不是反美，那什么样的言行才算反美？ 且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事例中，看一看查韦斯反美有多真实。2009年4月，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出人意料地主动走向奥巴马的座位，将拉美作家阿连诺的著作《拉美开裂的血管》亲手送给奥巴马。读者若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下他们两人微笑合影的照片。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查韦斯好像并不那么反美。 国际事务中有很多现象很容易让人感到迷惑，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比方说，对于“911事件”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多数中国人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开战，因而在战争伊始，就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编织了许多关于美国不可能速战速决的理由。对伊朗也是如此。内贾德总统上台之后，只要有机会就恶言恶语地斥责美国，给人感觉就是义无反顾地反美，但其实也未必。不妨再看看朝鲜。过去大家都认为朝鲜政权也是反美的，但现在恐怕都已经看清楚，朝鲜政权一直以来的最大愿望就是与美国建交。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查韦斯，他的反美究竟有多真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看似反美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主动或者愿意反美的。至于委内瑞拉，出于某种需要，查韦斯必须做出反美的姿态；但出于另外一种需要，查韦斯又不能反美。 具体地说，在国内政治中，查韦斯自称是19世纪反殖民地英雄玻利瓦尔的继承人，故而借助看似鲜明的反美立场，把自己塑造成“当代玻利瓦尔”的英雄形象，以此赢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同时打击“亲美”的自由派政治对手。这是其一。其二，查韦斯以反美的名义限制外来资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外来资本和自由市场必然会分薄国家控制的资源，结果就必然会动摇查韦斯的权力基础。不可否认，查韦斯推行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确实让下层人民获得了不少社会福利，但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执政者自己，因为执政者高度垄断了市场和资源，随之也就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因此，查韦斯的反美，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出于对某种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而是一种保卫权力的游戏。 但是，在其他方面，查韦斯又不能反美，这又如何解释？其实也不难理解。查韦斯口口声声反美，但美国却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市场。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美国的机械、化工产品、农产品、医疗器械、汽车及其部件，而炼油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也都引进了美国的直接投资。查韦斯反美为什么没有反到这些领域？原因不仅在于这些领域的交往符合委内瑞拉的经济利益，而且更在于不会削弱查韦斯的权力根基。 因此，查韦斯的反美只是一个噱头。如果有人坚持说查韦斯是真正反美的，那也只能说，他反得很不彻底，也很不坚定。再回想一下他主动赠书给奥巴马的事，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还是愿意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只不过美国人至今没有给他一个体面转身的机会。 如今，查韦斯走了，很多中国人都在关心其继任者是亲美派还是反美派。其实，委内瑞拉是否反美，对中国不是那么重要。过去十几年里，中委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有很多合作，包括石油换贷款的合作模式。查韦斯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且在夸赞中国的时候毫不吝啬。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并非得益于查韦斯的反美，而是得益于中委之间的合作意愿与潜力。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刻意迎合或支持查韦斯的反美言论，反而是力图与之拉开距离。 因此，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即使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上台并且走亲美路线，也不会对两国的经贸合作构成多大障碍，因为中委利益往来并非建立在反美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过，笔者还是不得不指出一点，那就是，对委内瑞拉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中国都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与之发展关系，避免把他人的“反美”或“亲美”言论，当作确定自身利益目标的标准。  

——从个人成长经历看中国共产党是个负责任的政党 方文权 2013-03-04 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于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她的“负责任”上。 2012年11月1日，在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启用仪式上，主持人表示：希望广大记者向世界介绍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全面真实的中国。 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于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她的“负责任”上。 我出生在广东潮汕，是带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位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医护人员，母亲是一位基层医院的后勤人员。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百废待兴。和许许多多普通中国家庭一样，从孩提时代起，父母就少不了唠叨做人做事的道理，反复地讲述新旧中国的故事，潜移默化地进行历史情操与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近代中国积弱积贫，民族受尽欺凌苦难，神州大地，暗无天日。我没有切身经历过那五千年一遇的悲惨国运民生境地，然而，仅仅从那上百万逃离战乱远涉他国谋生的父老乡亲的背影和沧桑，即可感同身受那个岁月同胞的无助与无奈，即可感悟理解那个岁月人民的期盼与渴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燃了民族的希望；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苍茫大地，沉浮有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体现了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负责任，赢得了人民的敬仰与爱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纠正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国家开始发生巨大变化。80年代中后期，我到深圳上中学、进大学。那时的深圳，到处是建设工地，人们忙忙碌碌，只争朝夕，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圳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改革开放使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又一个神话，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不朽的诗篇。深圳的发展与经验，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自信自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1986年春，为了完成一篇中学作文，我去采访深圳渔民村一位邓姓村长。他告诉我，以前日子穷，村民经常冒险跨过边境，跑去香港干活赚钱。现在政策好了，有活干，很多人回来，家家户户盖起小洋楼，万元户不算富。1988年秋，我进了深圳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做过学校行政工作，推销过电子产品，还与大学教授合作举办过深圳特区乃至全国第一场股票讲座，从中我不仅学到了知识，积累了社会经验，还可以资养学业生活。1990年夏，我负笈新西兰继续学业，从深圳到香港，过罗湖桥时，远望深圳河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股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没有改革开放好时光，哪有条件和机会到国外求学深造？正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拨乱反正，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负责任，才有了举国上下百业兴旺、百姓高兴、国力日益提升的崭新局面。 1992年早春，邓小平发表著名的视察南方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大江南北，涌起了改革开放的新一轮春潮。远在异国他乡的我，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夙夜思索，艰难权衡，毅然中断学业，投身时代洪流，踏上了漫漫创业征程。从新西兰起步，辗转新加坡和东南亚、澳大利亚、欧美和拉丁美洲，紧紧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这一机遇，稳健发展自己的事业。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世纪之交，中国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成功入世申奥，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的融合。乘着这股东风，我所创立的天大集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奋斗，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跨国企业。回首成长路，感激在心底。没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负责为己任，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并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制订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解决经济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体现了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负责任。伴随着国家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我把企业总部从澳大利亚迁到香港，加大在内地的投资，加大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投入。与此同时，我开始更多地投身公益事业，热诚地支持公益事业，致力培育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2005年，天大研究院在香港注册成立，作为一个公益性战略智库，旨在为全球华人知识精英构建一个平台，为国家改革与发展提供战略建言。2010年，我在中断悉尼大学的学业七年后，第三次回到了大学校园——入读北京清华大学，潜心完成学业。2012年，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尽绵薄之力。所有这些举措与愿景，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能够如愿以偿吗？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使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为当今时代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的新中国；没有果断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日益繁荣、日益自信的富强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负责任的政党。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众望所归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满怀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最生动的体现和最庄严的承诺；这是最铿锵有力、最富有底气的“中国声音”。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玉有微瑕，人无完人。作为一个从革命硝烟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成熟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过挫折、有过失误，但历史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批评能力、自我纠错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具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顽强生命力。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抓住问题本质，迅即出台作风建设“八项规定”，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加强党建第一个号令。令既出，行必果。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以对民族、对人民、对党高度负责任的精神，自觉地想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中国共产党就必然坚不可摧，就必定能使人民更加富起来，使国家更加强起来；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忠实践行共产党员标准，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受关注的政党，就一定能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丰富灿烂的国家，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顾我本人过去二十年成长历程，我对此深有同感。不管身在何处，开拓何种事业，我始终和着时代的脉搏，与改革开放同行同向、与国家发展风雨同舟；始终脚踏实地，孜孜以求，说了就干，不说也干；始终怀着一颗拳拳的中国心，编织着践行着我的中国梦。 衷心祝贺您们，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您们的坚强领导下，负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复兴梦！ （本文为天大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一书代后记，作者为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

——读《邓小平时代》有感 穆 骏 2013-02-27 继承小平，就是要继承他务实的精神；继承小平，就是要继承他从始至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继承小平，就是要继承他“摸着石头过河”，敢为人先的精神，而绝不是教条地墨守他的做法；继承小平，就是要学习他以问题为中心，一个一个不停地解决问题，而避免空谈误国，避免按照本本与所谓的理论治理国家，或者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继承小平，就是要与时俱进，超越小平。 随着美国著名汉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新书《邓小平时代》在全球热卖，中文版顺利在中国大陆出版，世界再一次认识了邓小平。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少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一个国家，从极度的贫穷落后，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发展到全球经济总量排行第二，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可以这样说，邓小平为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在国际上地位之高，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这本长达800页的传记，是迄今为止由外国人执笔的最详细、也相当公正客观的一本传记。 通读此书，笔者深深感觉到一个普通的伟人，一个伟大的普通人，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绝对不只是物质财富，更多的是给中国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为执政者留下的政治遗产。下面让我们顺着此书的脉络重温邓小平的一生，并梳理他老人家为中国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与政治遗产。最具国际眼光与视野的中共领导人 邓小平是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海归”，他16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边学习边工作，加入到周恩来领导的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组织，周恩来负责写文章，而他的主要负责印刷。他擅长写字和刻板，因此得到了“油印博士”称号。那批法国回来的“勤工俭学”人员包括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聂荣臻、李维汉，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和他们留学海外的经历不无关系。 邓小平就是在法国期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眼见早期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与种种乱象，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同样是这段时间的经历，让邓小平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活力、贸易的重要，这可能对他后来力主改革开放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等有所不同，邓小平是最热衷出国访问，也去过最多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发言的最高领导人，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复出后先后访问了法国、日本和美国。 邓小平1978年上台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主要就是在经济上给民众以自主与自由，释放中国人过去被束缚住的致富愿望与热情。开放则有所不同，邓小平掌握主动，全面出击。在他执政期间，始终维系了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友好关系。过去30多年来，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都是继承了邓小平制定的外交政策，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外交路线前进。“一国两制”创世界政治制度史先河 小平不但提出了改革开放30年的外交大战略，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还开创了对台湾、港澳以及西藏的新政策与新局面。尤其是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更开创世界政治制度史之先河，是最能集中反映“邓小平理论”的典范。 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别说那个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做法也并无先例。连美国等西方这些极具包容性的国家政权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弄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港人与国际观察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中国能允许香港实行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吗？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善的法治与骄人的自由是否会受到破坏？说实话，当时恐怕没有几个香港人真正相信北京能够落实“一国两制”。 15年过去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如果现在问香港人，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一国两制”。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国三代领导人始终如一地执行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没有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 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长期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是西方进军大陆的跳板，也是各种反华势力的集散地，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来自海内外与体制内外的阻力一定不小，但邓小平却坚决果断，批评了不在香港驻军的说法后，又对香港的自由设立了明确的边界。据《邓小平时代》记载，邓小平说：1997年后，香港人可以继续骂共产党，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帜同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涉。 15年后的香港，繁荣与自由依旧，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对“一国”与“两制”关系的争论，对2017年普选的争吵等等。笔者认为，回归邓小平，深入理解邓小平的思想，严格执行“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选择。在“小平小道”上思考出的大道理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曾经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工厂里做工，那时他每天行走一条泥路——现在叫“小平小道”。据说，邓小平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散步，思考问题——当然是思考中国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条小道上，思考出中国的大道。邓小平思考的道理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要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三起三落，下放基层，让他看到了民众的清苦。《邓小平时代》记载，子女来看小平，告诉他民众如何穷困，小平联系到自己所看到的，黯然神伤。 邓小平就是在这些地方——包括“小平小道”上思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折腾，必须结束文革，让这种折腾国家与民众的灾难不再重演。《邓小平时代》记载，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在国宴上，莎莉麦莲（Shirley MacClaine）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蕃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失去了耐心，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的可怕。 邓小平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但对历史上邪恶之事，绝不姑息。最近有一股怀旧风，什么文革啊，上山下乡啊，在一些人眼中都成了风花雪月。前段时间，甚至有人借“唱红”宣扬文革，这要是邓小平在，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过去与未来，如何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历史上为当今领导人做出了榜样。随着互联网时代资讯越来越发达，中国人对历史真相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对一些历史事件要求重新评价的期望会越来越高，这对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从邓小平留下的治理国家的精神财富中吸取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执政实践 同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是“问题型”的领导人：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邓小平是最反对空谈的，空谈误国。他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理论与实践互相矛盾时，他不是像毛泽东一样，去用理论批判实践，而是改变理论以适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3-02-25 雾霾本身既是人为灾害，同时它还是更严重自然灾害的“前兆”。我们务必警惕雾霾之后有可能发生的持续、大面积干旱，以及可能频繁发生并逐渐增强的地震等灾害。 进入2013年，人们刚刚挣脱了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就陷入了持续一个月的雾霾之中。2013年1月，雾霾覆盖了中国130万平方公里，涉及东北、华北、西南共十个省市。短短一个月时间，连续四次雾霾预警，北京地区1月份仅五天没有雾霾。2月份以来，雾霾依然笼罩着这些区域。 对于雾霾事件，不能简单地以环境污染视之。雾霾可能是潜在的重大自然灾害的一个先兆，受雾霾影响的地区在雾霾之后很可能将会出现大旱、多震，国家相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专家开展研究，制订针对雾霾之后更严重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急预案。中国雾霾“秒杀”史上烟雾事件 上个世纪中叶，欧美也发生过类似的空气污染事件，当时没有用“雾霾”这个词，而是称作“烟雾”事件和“光化学烟雾”事件。“20世纪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中有四件是烟雾事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雾霾”。但是相对于历史上这些烟雾事件，2013年初笼罩中国大地的这场雾霾影响范围大、时间长、反复频率高，影响的地理环境复杂，是污染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污染事件。 首先，这场雾霾影响面积之大，超过历史烟雾事件上千倍。欧美那些被载入世界污染事件史册的烟雾事件，其影响范围分别是：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影响的是工业区一段24公里长的河谷地带，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城烟雾事件影响的是一个面积仅百余平方公里的多诺拉城小镇；受1943年光化学烟雾事件影响的洛杉矶目前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受1952年烟雾事件影响的伦敦现在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1月30日当天，新华社公布在过去24小时雾霾笼罩了中国130万平方公里，这比当年烟雾事件影响面积最大的伦敦也高出了103倍，超出了3个数量级。13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还仅仅是当天雾霾所覆盖的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影响范围，尚未包括雾霾同样严重的西南地区。 其次，雾霾影响时间长、重复频率高，超过历史烟雾事件数倍。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时长五天；多诺拉烟雾事件时长五天；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5年一次和1970年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持续两天；伦敦烟雾事件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共发生12次，1952年12月那次最严重，持续五天。我国仅2013年1月发出雾霾预警四次，每次持续时间在五天以上，2013年2月雾霾仍在继续。 第三，雾霾影响各种地理环境，复杂程度超过历史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在一条狭长的河谷中；多诺拉城座落在一个马蹄形河湾内侧，两边高约120米的山丘把小镇夹在山谷中；洛杉矶位于一面向海、三面环山的包围之中；伦敦是海洋岛国之都。与历史上的烟雾事件相比，中国雾霾影响从平原到山区，从滨海到高原，从城市到农村，从高速公路到乡间小路，从机场到高速铁路，各种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无不受到雾霾天气影响。环境污染只是雾霾的表面原因 1月30日，新华社报道指出“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说，截至当日上午10时，在过去的24小时内，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城市空气质量为六级，属严重污染；郑州、武汉、西安、合肥、南京、沈阳、长春等城市空气质量为五级，属重度污染。” 2月19日，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之“大气灰霾溯源”项目组报告执笔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就“1月份为何突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持续灰霾污染天气？”这一提问解答说：“今年1月，罕见的连续高强度大气灰霾污染席卷我国，涉及中东部、东北及西南共计十省区市，其中污染最严重是京津冀区域。究其原因，首先是天气过程少见。受大气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偏北地区大气异常稳定，冷空气过程少且弱，湿度大但无降水，造成污染物极易积累叠加。这种天气过程非常少见，30年才发生五次。但内因还是人类污染排放量大，在特殊天气过程下就明显暴露出来，造成PM2.5爆发式增长。” 无论是环保部门，还是中科院雾霾归因研究的专家，不约而同地把中国持续雾霾的原因归结到环境问题上。中国的环境有问题，这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现象。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只是加剧了雾霾的外在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内因”！任何人为的污染物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段实现“影响的地理环境复杂到遍及湖海内陆高原山川、影响范围大到130万平方公里”，这不符合环境污染物的分散规律。雾霾公式显示环境污染之外另有“变量” 我们可用以下公式简要表明雾霾的形成：雾霾=雾+霾=（80%以上的湿度+污染物）*逆温层。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污染物的存在，那么为什么近地面会有长达一个月的80%以上的湿度？为什么会有长达一个月而且仍在持续的逆温层？ 如果我们不承认环境污染严重，那是我们愚昧；可是如果我们把13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只归因到环境污染，那我们就是一叶障目。 中国持续的雾霾比历史上的雾霾事件扩大了3-4个数量级，也就是说成千上万倍！如果没有一个环境污染之外的更重要的“变量”（也就是其他导致雾霾的因素）参与进来，那么就不会发生范围如此大、持续时间如此长、反复频率如此高的雾霾事件！这个变量可能是潜在的重大的自然灾害，雾霾可能只是一个先兆。国家应当立即组织包括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内的相关机构的专家参与研究雾霾的成因，同时要组织防灾减灾委员会的专家参与研究，制订针对雾霾之后更严重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急预案。雾霾的本质原因是地球软流层活跃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健研究员在2012年4月期《天大报告》发表《地球内部深层次动因及其影响与气候变化》一文提出，软流层的涌动推动板块运动，进而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以及干旱等现象频繁发生。 借鉴王健此文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温床”的比喻来解释中国持续雾霾发生的机理： 地球内部活动进入活跃期，高温的软流层正在加热和推动着浮在上面的岩石层，如同东北老乡家烧火炕一样。岩石层被加热的同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积聚在近地面，造成冬天里少有的近地面80%以上的湿度，持续从岩石层蒸发上来的水蒸气占据下层空间，形成稳定的大气，使横向和纵向对流难以发生。同时，由于这些湿热空气捕获了大量污染物，从而出现雾霾现象。 软流层在岩石层下活跃的时间越长，烧烤的时间就越长，从而持续地蒸发出水蒸气，导致雾霾天气持续。警惕雾霾之后出现大旱和频繁地震 雾霾天气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目前可以明确地预见：雾霾过后，所及区域将出现多年不遇的大旱！这些地区恰好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要提前做好抗旱准备。 由于雾霾发生的区域位于中国东北、中东部，这个区域正好是西北太平洋俯冲带插入欧亚板块的所在位置；雾霾发生的另一个区域是中国西南部，这个区域正好是印度洋俯冲带插入欧亚板块的区域。活跃的软流层除了会导致岩石层的水分蒸发，同时也会推动板块运动，由此也可以大胆地预见：雾霾期间和过后，都有可能发生频繁的地震。 2011年3月11日日本9级大地震之后的这两年间，中国东部地区的地震活动也在逐步增多，目前还是以2级或3级地震为主，间或有4级或5级左右地震，如2012年5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附近的4.8级地震，2013年1月23...

和 谊 2013-01-31 上世纪发生的所有重大污染事件，都正在中国一一上演，来势更猛，影响范围更大，毒害深度更重。面对当下13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我们必须警醒，不能再空谈了，必须要实实在在地扭转这一局面。 进入2013年，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央气象台第四次播报雾霾预警：中国华北和华东地区再次进入雾霾天气，影响范围涉及130万平方公里。资料： 1月29日11时，来自北京各监测站点实时数据显示：全市PM2.5近一小时均值平均突破350μg/m3，质量状况为”严重污染”。而北京近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397。这是2013年1月以来雾霾第四次侵扰京城，当天北京发布霾黄色预警，预计大部分地区将维持能见度小于3000米的霾… ——来源：2013年1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洲、日本，都曾遭遇同样的污染事件。伦敦不就曾被称为“雾都”吗？中国是否正处在欧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阶段，类似的污染事件一定会出现？ 有报道指出，除了北京、长三角、珠三角之外，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在执行“国三”标准，而欧洲已经在执行“欧五”标准了。中国石油的含硫量标准是美国的500%，是欧洲的1500%。但是，目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三桶油”的垄断问题。国有石油企业升级油品质量并没有技术障碍。不让民营企业进入石油提炼和销售领域，自己又不提高品质，这样会害死多少人？！结果，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只能生产“欧三”排放的发动机，在欧美一辆都卖不出去。难道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在保护欧美汽车厂家利益？是在阻挠中国汽车进入欧美市场？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即使各种油品、各种能源再清洁、排放量再低，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却在不断升高。一个没有上限的排放空间，环境安全能维持多久？ CO2是全球性问题，在国际谈判时我们理应坚持立场，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以保证我们的发展空间；但是，SO2和粉尘是区域性问题、地方性问题，如果中国13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覆盖着雾霾，还想把污染物吹到哪里去稀释呢？在130万公里雾霾包围中，我们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1952年伦敦大雾导致逾万人死亡，整个英国为之震动，政府推出严厉措施控制污染，并通过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的污染事件，也都引起全世界的警醒。中国也反复强调，绝不走“先污染后发展”的老路。那么，我们现在在走什么路呢？难道是边污染，边发展？上世纪发生的所有重大污染事件，都正在中国一一上演，来势更猛，影响范围更大，毒害深度更重。 1991年我国开始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试点工作，2002年开始二氧化硫（SO2）排污交易试点工作。但是，10多年过去，二氧化硫的排放交易至今何在？曾经有8个省市试点建设碳交易市场，到现在，依旧是只听楼梯响。面对当下13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我们必须警醒，不能再空谈了，必须要实实在在地扭转这一局面。如果既不控制排放总量，也不控制单位排放，结局将会非常糟糕！难道一切都在等待“休克疗法”？难道在没有休克之前，就不会得到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