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12-10 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美股已经持续上涨10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上涨300%，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500%，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当前存在泡沫吗？在没有其它外部冲击的前提下，这个泡沫什么时候可能会破裂？本文尝试通过数据对比和情景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货币及财政政策宽松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量化宽松）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这样的政策组合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首先，为控制当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次，美联储开始快速大幅降息。为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自2007年9月18日起，美联储开始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降到2008年10月29日的1%。然而，此时的中长利率并没有跟着短端利率下降到相应水平，反而不断走高，中长端收益率上行带动了其它利率的上行，商业贷款利率上升，居民按揭贷款利率居高不下，拖累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阻碍资本开支和经济的复苏。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在危机期间效用下降，不得不启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第三，美联储开启了量化宽松（QE）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基础货币同比增长率在2009年5月高达113%左右。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回升明显，企业利润回升，在基本面对资产价格也形成了支撑。从传导机制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善金融条件而非需求来发挥一定的作用。降低货币成本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利率和借贷成本，这对于构成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大型公司尤其有利。低利率促使公司回购股票或者派发股息，利好股价。同时，由于低利率，消费者也可以从扩张性政策中获益。随着融资成本下降，汽车或者住宅等主要采购品的边际需求也会增加，对这些行业公司来说也属利多。维持了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超出其内在价值，形成泡沫。从货币政策细分目标来看，传统货币政策对通胀的重视，导致对资产价格的忽视，滋生了泡沫。美联储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除非资产价格的变动影响到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否则不会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振资产价格成为了美联储不言而喻的第三个使命，进一步加剧了泡沫的滋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在2010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优点：股价上涨将增加消费者财富，有助于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增加支出将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良性循环中，进一步支持经济扩张。当前美国股市存在着明显泡沫自2009年3月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300%左右，波动较大的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甚至超过了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了约400%和500%左右。美股的边际保证金在GDP占比过高。当保证金债务水平达到极端水平时，往往表明市场情绪过于乐观，预示市场将出现回调或进入熊市。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时期，保证金债务的峰值约为GDP的2.75%。在目前的股市泡沫中，边际保证金债务接近GDP的3%。美股周期性调整市盈率（CAPE）过高，股息率过低。用席勒的CAPE指标来衡量整体市场的估值，可以帮助确定相对于盈利、销售和账面价值等基本面因素估值是否过高。该指标是用价格除以该指数的10年平均历史收益，取代普通市盈率采用过去一年盈利来计算的做法，以平衡经济周期的影响，更精确地反映估值。其中的P和E都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过调整，在比率相对的基础上，未来10年股票市场回报与高CAPE负相关。通常美股的CAPE在5到6倍左右接近底部，超过25倍则进入非理性繁荣的疯狂期。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前夕，这一数值一度高达44.2倍。当前CAPE数据已经高于30倍左右。总市值与GDP比率过高。美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率，表明股票市场增长已远远超过GDP增长。这个比率据称是沃伦•巴菲特最看重的指标，他常说“这个指标在任何时点都适用。”当该指标处于70%到80%的范围内时，就是买入的时候。当它超过100%的时候，就该踩刹车了。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该指标高达140%；次贷危机时，它也高于临界点；当前该指标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点，处于警戒范围内。从交易结构来看，减税帮助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票来提高股价，但这种回购带来的股价上涨潜力正在下行。2017年标普500回购指数上涨20%，标普500股息指数上涨7%，这表明回购贡献了股市上涨的大部分涨幅。这一方面归因于特朗普总统税收改革计划的通过，它鼓励企业在今年进一步扩大股票回购计划；另一方面，美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股东对股价上涨的利益诉求，也支撑了回购。然而这样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意味着人为支撑市场，压制了波动性。这也意味着，2009-2017年美股牛市的后期，可能是建立在回购基础上的估值错觉，那么这个市场的潜力是下行的。从企业结构来看，当前美国股市泡沫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它是由非常有限的少数股票推动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牛市背后没有广泛的健康力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风险更加集中。科技股一直走在前面——靠“FAANG”带动，FAANG为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的首字母缩略词。自2009年以来，虽然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322%，但FAANGs指数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大盘指数（苹果上涨了超过1000%，亚马逊涨幅接近4000%，Netflix上涨了超过8000%）。如今的FAANG类似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主导牛市的“漂亮50”。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股的上涨更加集中（从个股看，FAANGs指数拉动明显；从行业看，金融服务业贡献较大），而且FAANG当中除了苹果和脸书外，其它三家的泡沫已经非常明显；这种结构化的加剧，一般意味着泡沫接近破灭。美联储应对资产泡沫乏力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在2017年5月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与泡沫》中表示，“曾有人建议，当资产价值相对于历史标准显得较高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以阻止资产泡沫的形成。”不过他又表示：1）在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即便确认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应对工具也相对有限；3）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 在危机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006年7月，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宣布美国经济将面临某种形式的危机。他不知道它会从何而来，因此，他要求员工与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从各大型银行的窘境到对冲基金破产中寻找根源。不过当时没有人考虑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会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监管机构都对潜在的经济冲击保持警惕，但谁也不曾预料到油价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然后又跌至26美元。当油价开始攀升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吗? 当时美联储也无法确定石油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即便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也相对有限。美联储并没有其它一些国家拥有的针对单个资产市场的目标工具，这意味着一旦加息，虽然可能有效地减缓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但也会拖累整个经济。美联储目前依然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仅作为解决资产价格的最后手段，因为这种政策反应对经济运行的成本可能很大。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大萧条对经济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并非所有资产破产都如此“昂贵”。当科技泡沫在2000年破灭时，股票投资者损失了金钱，同时也导致了一场温和而短暂的经济衰退。这样看来，美联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没有试图放慢股市走势是正确的，因为通过提高利率来预防的成本可能超过了修正的成本。综合而言，美联储认为，比起以干预手段防止泡沫破裂，更可能且必须做的是确保金融体系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承受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强度和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最大银行的资本不足。如果能够确保大型银行资本充足，金融体系将在未来应对资产价格调整时更具弹性。美股泡沫何时破灭？试图对泡沫破灭的时点做出精准预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和条件，来对泡沫是否即将破灭做出判断，这样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对决策者起到警示作用。美国期限利差开始倒挂，可能意味着美股泡沫即将破灭。期限利差对股市的预测，主要通过宏观经济预期来产生作用。统计数据表明，期限利差可以作为未来经济预期的一个先行指标。旧金山联储在2018年3月公布的经济研究报告中对期限利差进行了分析，统计了自1955年以来利差跌至负值后的10次情形。在其后的6-24个月，美国一共有9次都陷入了衰退，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不过，学术界对该利差为何能够如此精准地预测宏观经济仍存在较大分歧。目前业界比较认可的原因是，期限利差更多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间接影响到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相关经济活动。根据统计结果，期限利差领先宏观经济6-24个月，股市领先实体经济3-6个月，因此，期限利差倒挂能够对股市泡沫的破灭起到前瞻性预测作用。数据表明，2000年科网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6个月；2008年房地产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22个月（以第一次出现期限利差倒挂，到美股见顶的时间来进行计算）。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8-12-03 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 台湾统运的兴衰一直与台湾统派的团结和分裂有关，统派团结则统运蓬勃，统派分裂则统运艰难。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使得统派政党和团体的力量过于分散，在台湾选举中难以有效取得政治席位，因而导致20多年来台湾民意光谱中“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均大于“统一”。没有强有力的“促统”力量便难以有效“反独”，这是岛内“反独促统”进程至今仍十分艰难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碎片化的台湾统派多年来，台湾统派整合程度一直较低，除了松散的活动合作、大型集会的共同动员之外，在政党与选举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的整合机制。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和台湾绿营的长期打压与分裂举措之外，台湾统派内部“左、中、右”不同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各个统派政党和团体之间历史遗留的矛盾，都是使统派整合变得困难重重的原因。统派力量碎片化的格局，直接导致统派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尤其在台湾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以来，区域立委选举逐渐走向两大党对决，一般小党很难在区域立委选举中胜出，再加上所有政党只有获得5%以上的政党票才能取得不分区立委席次，这大幅增加了小党取得政治席次的困难。新的障碍和门槛使得台湾的中小政党普遍走向泡沫化，严重压缩统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20多年间，属于右统的新党曾经是台湾统派中最具有选举政治能量的政党。新党成立之初便在1995年的立委选举中取得13%的得票率和21个席次，1998年也有7.1%的得票率和11个席次，几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然而随着亲民党的崛起，新党在各届立委选举中快速泡沫化。2001年得票率剧降至2.6%，当选席次仅剩1个；2004年得票率仅剩0.12%，维持1个当选席次。在台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后，新党在2008、2012、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的得票率分别为3.95%、1.74%、4.18%，均未达到5%的门槛，无法取得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形成自2008年以后便再无一个统派小政党能够立足于立法院的困境。可见统派政党只有通过组建选举联盟，集中选票方能一举突破5%的政党票门槛。民进党二次乱政下民心思变台湾民意绿化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到2016年大选期间达到最高峰，但是民进党在二次上台执政后，完全无心于经济发展，只是将精力放在政治清算和自肥上，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全面崩坏，台湾经济螺旋式下沉，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青年和基层百姓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观中国大陆，多年来励精图治，虽然面临外部压力，但经济与科技仍然高速蓬勃发展，大陆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平均水平和增长幅度已超过台湾。两岸相较之下，大陆对台湾的磁吸力快速扩大，形成台湾各年龄层、各行业领域全面西进大陆的新浪潮。从此前的年金改革、劳基法修订等强渡关山的做法，再到今年8月台湾南部各县市大面积水灾以及台湾旅客滞留日本关西机场等一系列事件，民进党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出执政者的傲慢，丝毫不将百姓的生存和需求放在心里，蔡英文坐在“云豹”车上视察水灾地区的视频和照片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传遍全台。在民心思变下，台湾“统独”民意的结构开始松动翻转。綜合比岛内多家民调数据十分明确地显示两年来已出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有别于1997至2016年期间维持了20年的“统降独升”趋势，这代表统派力量壮大发展的民意土壤基础正在逐渐形成。此外，多家民调也显示，无特定政党倾向的无色选民已经超过半数民众，传统上蓝绿两大党垄断台湾政治板块的格局也正在解构，代表未来选举中很可能会有半数选民将选票投给非两大党的无党籍人士，或者其它中小政党或政党联盟，这为过去长期不见容于蓝绿两大党的台湾统派抢进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平等结盟扩大统派选举战果由于台湾统派长期在主流政治外碎片化、边缘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其它小党的发展经验。台湾小党在选举期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台湾统派参考，其一是亲民党与民国党的合作模式，其二是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模式，两者差别在于是否公推大选候选人，以及是否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亲民党与民国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推出大选的正副候选人，分别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民国党主席徐欣莹担任，但两党在政党票方面仍然各自登记。该合作模式的结果是，双方在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选票，同时亲民党取得6.52%的政党票，而民国党则只获得1.62%的政党票，民国党无法超越5%门槛取得不分区席次，而亲民党的得票率与其全盛时期也相距甚远。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组成“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简称为“绿社盟”，共同登记为一张政党票，但双方仍然保留各自政党的运作机制。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选票在同一张政党票，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席次门槛。虽然绿社盟在2016年选举中仅获得2.52%的政党票，但作为两个原本几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党，首次联合登记参选便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亲民党与民国党的政治结盟，在2016年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得票率，但两党不分区政党票合计则只有8.14%，两者相差达4.69%，这部分选民采取了分开投票，大选支持宋楚瑜和徐欣莹，但是政党票并未投给亲民党或民国党。倘若在该次选举中，亲民党与民国党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或许政党票的得票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两党联盟在立法部门的席次。统派政党在2016年选举中也出现类似情况，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分别获得4.18%和0.46%的政党票得票率，均未能达到5%的门槛。倘若当年选举中，全台所有统派政党和统派团体全部登记为一张政党票，台湾统派便有机会超过5%的政党票门槛，一举进入立法院。至于地方县市议员选举的难度则更高，需要长期在地经营与大笔选举经费，即便能够选上几席议员，也无法牵动全台“统独”结构的大局。因此，鉴于台湾统派政党和政治团体边缘化、分散化、泡沫化的基本生态，台湾统派需要参考借鉴“绿社盟模式”，针对2020年立委选举，在2019年组成跨政党和跨团体的统派选举联盟，各个政党和团体平时继续维持各自的独立运作，在选举期间则以双旗帜进行活动，一面旗帜属于自己政党或团体，另一面旗帜则属于统派选举联盟。考虑到统派当前的特殊生态，彼此平等结盟并且采取主席团和轮值主席机制，更加有助于扩大落实联合范围。其后通过媒体文宣广泛号召所有支持统一的政党、团体和民众，在立委政党票上全部投给统派选举联盟，集中选票以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政党票门槛，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争取获得10%以上的得票率，进而取得更多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在立法院组建统派联盟的跨党派联合党团，使整个统派联盟能够在“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之外，形成台湾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总结而言，组建一个针对2020年立委不分区政党票的跨党统派选举联盟，既有扭转民意结构的必要性，也有具体操作的可行性，同时还有时间上的紧迫性，需要所有统派政党和团体以国家民族统一为重，与各个友党友会平等结盟。也唯有统派选举联盟进入立法院组成党团，在两岸当前如此严峻、复杂、恶劣的情势下，和平统一的几率才能重新提高，如此则统派幸甚，台湾幸甚，两岸幸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11-19 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 优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需要以理性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土壤。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个人权利极大彰显，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和机构的限制，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令选举的结果更合乎理性。中国社会的变迁由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儒家传统，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个体的权利既受制于血缘以及身份性人际关系，也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结构。儒家文化压抑个性，阻碍个体主义的发育，如果不经改良，将难以托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基于个体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国家会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失序。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独特之处。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单位体制，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同时也促成了家庭、家族、同乡等传统人情纽带的逐渐复归。这种在改革中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养分，但这些传统力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障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和科技飞跃，如今互联网应用已经高度普及。由于收入增加、教育普及和网络扩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崩塌，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获得便捷的发声渠道，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商业化的传媒操纵民意，导致社会动员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社会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序。由于中国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网络平台，采取激进的普力夺方式互相倾轧，这不仅威胁国家既有的发展成果，也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民族国家本身的生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利益多元化已是既成事实。年轻人对刻板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冷漠感，个人权利意识上涨，要求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依然尊重权威，但同时要求监督和制约官僚体系和资本阶层的行为，要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激进主义在中国本来已经式微，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再加上英国脱欧、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等外部事件推波助澜，导致极左和极右利益集团冲突渐趋激烈，其背后的知识分子及其发表的言论也进一步激进化。所幸的是，目前年轻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事项，更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参与并无太大热情。新权威的合理性新权威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威权政治，主张通过短期过渡性集权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政治集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并始终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新权威主要出现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新权威主义者支持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的则主张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都相信，如果要限制权威，则首先要建立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权威体制是社会最后的选择，是在确定民主体制会带来巨大破坏性后果下的替代物。制度建设的落后，往往是落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目中无法甚至身怀政治野心、一心改变政治秩序的强大利益集团。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各方为了私利激烈博弈，最后牺牲的是普通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普力夺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秩序的维护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后进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不是在法治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缺乏西方国家资本阶层的法规意识和市场认知，迷信以权牟利、官商勾结和政治操纵。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规范滞后，资本利益集团不愿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制度等市场行为来发展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抄袭、造假、欺诈、分赃、操控信息和掠夺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聚敛财富。由于有先进国家作样板，落后国家可以在技术研发和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减少投入，直接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先进国家的成果。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弱点在于此种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缺乏原创性和持续性，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制度的移植缺乏个体主义文化和法治土壤，忽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因此，高速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社会和制度变革压力。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忽视个体主义文化培育，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助推器。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不可急于推行欧美式民主，当务之急是培育成熟的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基于历史的教训，加强中央权威，孵化个体主义文化，就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建设顺理成章的选择。新权威的历史局限性新权威坚持现代化导向，垄断暴力工具，可以防止利益集团的破坏，培植现代性所需的土壤，其合法性既来源于突出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也来自于传统以及构建的价值观，然而新权威主义天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新权威体制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它缺乏节制威权的制度设计，容易回归过时的专制制度。在新权威体制下，选举流于形式，竞争对手的失败发生在选举之前，当选者总是由小圈子内部决定，在民众中缺乏真实的拥戴，需要通过集权和文宣来巩固地位。在权威体制下，公民被迫容忍必要的恶，无力改变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滥用和腐败。其次，新权威主义的退出机制也是个难点。它缺乏从威权体制升级为现代民主制的措施，容易造成对威权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威权制度催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治国理政的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是迅速裁撤冗余官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使改革自身失去操盘手。威权体制下的信仰操控往往以牺牲民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代价，在权威退出之后，民众往往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感和原有的生活轨迹。第三，新权威无法将经济发展成果转换成民主政治的资源。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成正相关，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权威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长时间的权威体制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围猎官僚阶层，左右公共政策，让国家公器服务于集团利益，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全面腐败。特殊利益集团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结果成了权威的同盟军甚至白手套，使民主化的目标愈加遥远。第四，新权威不符合新时代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具有现代化意识，其自身的利益其实就是社会的主体利益。传统中产阶层排斥激进主义，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本来是权威体制的认同者。然而，互联网时代的中产追求自我意识、社会参与、言论自由、平等机会、共同富裕等，目前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其实预示着中国个体主义精神的兴起。在这些事项上，新权威体制更契合传统官僚和资本的利益，而与网络时代的中产阶层利益严重冲突。保育政治作为后进国家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一个特殊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需要构建理性的社会与文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治。如此，随后建立的民主政治才不会成为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迎合民意、牺牲公意的体制。然而，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劣势下容易陷入困境，无法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不改良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抄袭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的自高自大和低质量财富，刺激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要开辟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保育政治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保育是一个生态概念，包含保护与培育内涵，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协调人类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保育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兼顾历史连续性和未来开放性，强调保护社会秩序，善用传统价值，培育新生价值观、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它强调实事求是，渐进改良，培育新优，稳步向前，主张首先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法制基础，鼓励非政治性参与，然后引入不同形式的选举制度，逐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保育政治主张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和制度革新同时进行。保育政治不反对巩固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紧张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进入决定中华复兴能否成功的十年关键期，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会乘机打压中国，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阻止中国全面崛起。认为中国能够以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隐形遁迹，养精蓄锐，而不被侧目和打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继续用韬光养晦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汇来表述和传播中国外交，势必传递混乱的信息。西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一直比较负面，认为此举就是隐藏实力，待时而起。中国不能以鸵鸟心态回避矛盾，而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规则，堂堂正正地形塑国际外交价值观和制度。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外交，中央权威排除浮夸风和投降主义的干扰，保持定力，坚持“辩理交利、用忍积实”的理性外交政策，基本上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中国而言，保育政治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反对小圈子瓜分国有资产。保育政治主张强政府、强政党、强社会，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体主义精神改造，主张契约社会与人情社会混合的社会形态，主张制约基层政府权力，主张允许民众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提出议案，推动立法进程。若要落实这些理念，其标志性政策是推动“党导民主”、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新权威主义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容易引发权力滥用与腐败等问题。保育政治有助于弥补这种制度性缺陷，因为培育新优的任务决定了权威不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参与决定了公民的权利一定要逐步提高，而不是下降。民权的逐步扩大有利于防止权威的任性和社会失序。新权威的难题之一在于政治强人退休后，威权体制的效能大幅度降低，必须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而保育政治有助于破解权力交接难题。保育政治既是强人政治，强国家政治，更是强社会政治，将三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保育政治下，个人权威流失不会损害国家权威，更不会损害强大的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强人的时代，民众自信而独立，保育政治使得社会高效有序运转。保育政治接纳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把特殊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公开监督之下。威权政治解体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被特殊利益集团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并非自由主义者，却在误导下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在前苏联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反抗。通过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公民主体与民主意识增强，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决策者就不会被少数人误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主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集体谈判，这种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能够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导向理性的民主化。保育政治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保育政治鼓励中产阶层的非政治参与和低政治参与，引导中产阶层把国家视为一个在市场中运行的大型企业，淡化意识形态，采取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更多地关注工作、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社区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权利。保育政治保护民众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利益诉求以及对秩序的依赖和对传统的留恋，是中产阶层的天然保护伞。保育政治也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中产阶层追求安逸与和谐社会的心态。保育政治主张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信息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会使权威政府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同质文明的国家之间，而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会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强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出现的，在与其它国家对比和互动中演进。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既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市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边境开放也让政治反对派主动移居境外，减少了执政者的压力。在中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左派维护劳工利益，右派维护资本利益，中派维护个体权利，建制派维护政府利益，儒家维护家国利益。保育政治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主张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坚持中道立场，支持个体权利，依靠权威推进以个体社会与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最终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文章原载于《多维CN》第38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志峰 2018-11-16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传统工业没有发展空间，澳门多年来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回归以来旅游博彩业成为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央为澳门明确了“一中心一平台”的发展定位，可是澳门近年在推进该战略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其中人才问题尤为突出。现行人才培养计划过于保守有见及此，特区政府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申明，优秀的人才能够为“一中心一平台”创设条件，人才培养成为澳门一项重点发展战略。2014年特区政府成立了由行政长官领军的人才发展委员会，广泛吸纳相关的各级官员，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学者，负责制定、规划和协调澳门长期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吸引澳门人才回流等多项措施。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由于涉及“抢饭碗”，并没有纳入人才发展委员会首阶段的工作范围。澳门推行优秀人才策略，不外乎三条路径：本地人才培养、海外澳门人才回流和外地人才引进。如今特区政府的人才政策，主要集中在前二者，对于外地人才引进仍然停留在第3/2005号行政法规《核准投资者、管理人员及具特别资格技术人员居留制度》模式。然而该机制经过十多年以后早就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成功获批的个案从2006年的499例合共730人到2015年的81例150人。最近更爆出这个机制出现较大漏洞，被监督部门要求纠正。在这样的前提下，三大路径中，培养本地人才有成效但需时经年，海外澳门人才回流成功个案不多，暂时未能发挥关键作用，外地人才引进机制保守，根本无法吸纳地区或国际高端或优秀的人才来澳，因此澳门社会发展仍然受制于人才短缺。根据人才发展委员会近年公布的七大行业人才需求列表显示，博彩、零售、酒店、饮食、会展、金融和建筑等行业均出现程度不一的人才缺口。上述三大途径未能充分解决澳门现时的相关问题。人才空心化危机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澳门在人才问题上必会遇到两大挑战：第一，大湾区建设和发展必然会吸引不少澳门人才融入湾区发展，人才外流令澳门人才缺口问题变得雪上加霜。中央乐见澳门人才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分享湾区发展红利，进一步增加澳门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无疑对“一国两制”事业愈行愈稳起到关键作用，但人才外流可能使澳门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艰难。第二，澳门社会对于外来人才存在高度戒心，这势必会令湾区人才引进举步维艰。在大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兄弟城市之间人才自由流动，形成人才优势互补，可是澳门当前对于人才引进的保守政策，将导致澳门人才多出少入，澳门必将出现人才空心化危机。对于未来的澳门来说，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在大湾区的发展，都会造成严峻的考验，全澳社会不能忽视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积极调整人才政策正因如此，澳门特区必须突破人才制约问题，借着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调整澳门总体的人才政策。具体调整的方向建议如下：第一，人才政策方针必须更清晰更明确。正如亚洲对全球人才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其人才指导方针非常明确，新加坡讲求“人才优先”、“人才治国”和“人才立国”，将人才视为国家最珍贵的资源；而香港最大目标就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其人才引进的指导方针严格依照其城市发展的定位而实行。因此，我们也应该围绕着国家定位澳门“一中心一平台”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促进经济产业适度多元的优先次序作为引才的依据。特区政府必须做好政策倡导工作，向社会作出清晰的政策解说，限定引才政策的范围，并重点针对特定行业，如特色金融等，这不单不会抢去澳门普通居民的饭碗，更大大有利于澳门经济进一步优化，惠及社会，绝对有利无害。第二，建立公开透明的人才引进制度。澳门现行沿用的人才引进制度依据第3/2005号行政法规，并没有订定详细的引才和审批标准，长期被社会诟病。我们建议参考邻近地区成功的经验，修订现时不合时宜的法例，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引才计分制度，按照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资格、技术能力、语言能力、个人成就、家庭成员与澳门的关联度、是否从事有利经济适度多元的行业等方面进行评分，制定合格分数线，由独立的委员会向相关机构建议每年的引才配额。审核标准与过程公开，让社会掌握状况，减轻社会对人才引进的疑虑。第三，完善配套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澳门现行的政策对人才引进相关的配套措施关注不多，少有考虑到人才来澳发展的子女教育、住房、生活环境、语言适应等问题。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有效吸引人才到当地工作，且落地生根，安身立命，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最关键的。澳门是全球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个人所得税在7%-12%之间，纳税人还可享受一定的免税额与税务优惠，这对高端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区政府应在这个基础上多花心思，完善相关配套，解决人才来澳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也必须进一步为人才提供指引与辅导，提供语言与文化适应课程，使高端人才更好融入本地生活，全心全意助力澳门进一步发展。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澳门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人才外流问题。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大湾区战略也如火如荼，澳门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融入区域更紧密合作，携手湾区兄弟城市是我们必由之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通，良性的人才流动更是湾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正视人才流动的问题，改变心态，共迎挑战，才能在大湾区发展中不落人后，分享到国家发展的红利和荣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1-15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岛内的认知台湾岛内对其“国际空间”问题的认知，各种观点和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空间”是一种必需品。对台湾当局而言，不论是谁担任地区领导人，都认为“邦交国”的数目是衡量其“国际空间”的重要指标，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台湾对外工作成绩的好与差。因此，不论是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还是陈水扁的“金元外交”，还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亦或是蔡英文的“踏实外交”，都追求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能参加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能见度。他们一致认为，台湾的“现状”理应具有独立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是台湾的一种必需品。其次，“国际空间”外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承认“九二共识”，固邦；二是不承认“九二共识”，拓邦。第一种主要是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做法。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总体缓和，且与大陆“先经后政”的政策相契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马当局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与大陆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旨在维护现有的“邦交国”，在不拓展其“邦交国”基础上，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第二种主要是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主政时的做法。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设置了前提和方向，那就是“台独”。他们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不是应该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扩大参与”、拓展“邦交国”的问题。台湾只要拓展了“国际空间”，也就意味着制造了“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国际事实。国际社会的反应第一，台湾“邦交国”的离心现象。目前，台湾“邦交国”仅存17个，这些国家当中，除了梵蒂冈属于发达国家，其余全是发展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且大多是岛国。这些国家不仅小，而且经济落后，他们不仅仅需要“金元”，更需要全面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密切，往往是台湾的10倍、20倍之多，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竞争，况且台湾近年来经济萧条，不可同日而语，难以支撑起越来越高的“外交预算”。2018年，台湾机密预算是17.2亿新台币，是2017年机密预算的4倍，仅巩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经费就达5.8亿新台币。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双方自然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如果中国大陆再稍加一些优惠政策，将对这些岛国产生一种极大的现实吸引力，这是这些台湾“邦交国”离心的真正原因。第二，西方国家对台湾“国际空间”的现实考量。近来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反应比较大的要数美国和欧盟。9月7日，美国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大使，了解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事项，并要求两名即将出任驻中美洲国家的大使敦促该国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对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严密关注其它国家插手这一地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就被美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再在美国“后院”如此活跃，美国的警惕性必然会异常加重，担心中国介入拉美后，将萨尔瓦多等国港口作为军事用途。然而，台湾始终是美国棋盘中一颗棋子，只有在其战略需要时，台湾才会被重视，并且其对台湾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台湾的利益。我们从近期美国国防部以资源有限为由拒绝美国务院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AIT的要求，可见一斑。欧洲议会9月21日通过了一份《欧中关系报告》，它虽对欧盟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参考。报告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排除不符合欧盟利益。欧盟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涉台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要真正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而是在中美贸易对抗之际，明示中国大陆：欧盟在贸易战上不会联中抗美。第三，国际组织务实处理“台湾参与”。参与国际组织也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内容。国家才是构成国际组织的主体，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取得国际组织的席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根据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会员制度和章程，即使大陆不阻止，台湾也无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也会务实地衡量“台湾参与”情况，如马英九主政时期，世卫组织根据两岸共同的认知即在“CHINA”前提下，邀请台湾参与其活动。民进党政府欲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显然不会得到邀请。然而，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会员类型多样，像会员、准会员、观察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参与留下了可灵活处理的空间。前景预判第一，只有两岸统一于“中国”，台湾“国际空间”才更广阔。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蔡英文有意模糊两岸关系，他们只要“台湾”，不要“中国”，但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源自于“中国”文明，“台独”分子巧言令色也无法撇清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马英九在主政时期提出“一中各表”，既是“中华民国”又是“中华台北”，也没有真正讲好“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其实，只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必拘泥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两岸统一于“中国（CHINA）”（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不同朝代，国号各异，但唯一没改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即“中国”），这也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大陆着重限制台湾“政治空间”。台湾除了与少数国家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还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参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其对外活动已经涵盖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几乎所有层面。台湾时常混淆“政治空间”与“生存空间”概念，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钻其中的空子，暗度陈仓。中国大陆应明确两者本质区别，严格限制台湾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生存空间”。中国大陆若对台湾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它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组织，势必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加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因此，中国大陆应想尽一切办法对其“政治空间”施行无缝压缩，而适当放行其“生存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岛内民心，让岛内民众明白台湾“国际空间”的复杂程度，也给“台独”势力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第三，“台独”势力与西方强国形成“统一战线”。未来台湾“邦交国”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如果台湾“邦交国”数量下降至接近于零，那么“台独”力量势必借机炒作，民众对于“邦交国”“断交”议题的关注度将会迅速提升，刺激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因此，“穷寇勿追”是大陆较为稳健的应对方法。要警惕“台独”势力“狗急跳墙”，特别是当西方国家战略需求与台湾需要相契合时，台湾在其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将最大化。大陆务必防止“穷寇”与西方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各取所需。此时“台独”势力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向“法理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在战略上的被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10-26 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8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明确指出，“台湾居民前往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领居住证”。对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发展的台商、台生而言，这是一则重大利好消息。长期以来，由于台胞证号码仅有8位，与中国大陆身份证号码18位不同，导致台胞在搭乘火车、飞机购票、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网络APP支付以及其它事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便。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不仅“修复”了以上不足，给予台胞同等待遇，还实行“两证两号”模式，即“出入大陆仍然是使用台胞证，在大陆生活则使用居住证”，可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对台胞证政策的完善和补充。该政策一经公布，就立刻受到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胞的热烈欢迎。大陆实力上升，彰显自信此番政策出台有一个两岸发展变迁的大背景，那就是大陆经历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而台湾则经历所谓“民主化”后的低速发展，两岸之间先是差距不断拉近，然后大陆不断赶超，于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经商、求学、就业和生活，因此才对大陆完善相关对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大陆经济迅猛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的国际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对而言，台湾在全中国基本盘中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过去台湾经济十分靓丽，今天则暗淡许多。1990年台湾GDP是大陆的43.8%，2016年台湾只有大陆的4.7%，2017年更降到4.2%。2017年，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九个省已经超越台湾，下一个福建省也指日可待。可以说，两岸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对普通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而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及更理想的人生规划。台湾《远见》杂志今年7月31日举行32周年庆记者会，公布了与104人力银行合作的“2018台湾人才西进满意度大调查”。该调查发现大陆薪酬是台湾的1.72倍，高于去年的1.57倍；但大陆生活费已比台湾高，是台湾的1.63倍；45%的西进者对工作感到满意，44%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皆低于10%，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的更超过八成。此番中国大陆出台居住证政策展现了开放的姿态，表明中国大陆在落实对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政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实力上升后的强大自信。 衔接31条惠台措施，持续对台胞释放善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愈发呈现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硬的方面，就是在两岸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遏制“台独”的决心毫不动摇；软的方面，则是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让台湾民众也能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坚持让台湾民众也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因此，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对台湾民众持续释放善意，是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今年2月28日，国台办等29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31条惠台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12条，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等。3月至今，大陆各个省市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各种具体的实施办法，持续推动“31条惠台措施”的不断落实。此番居住证政策的出台是大陆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又一善意释放。对于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胞而言，办理居住证除了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大权利之外，还将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及大陆居住地提供的其它基本公共服务。简言之，“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将心比心、同等对待”，中国大陆毫不吝啬地向台湾同胞开放公共资源，正在努力为台湾同胞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岸对比，高下立现“两岸本是一家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两岸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中国大陆坚持“两岸一家亲”，不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台湾同胞释放各种善意。然而，台湾方面对大陆民众的态度以及对陆生和陆配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寒冷”。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陆客赴台人数随之不断下降。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不仅鼓动台企“向南看”，还妄图以东南亚的赴台旅游来替代陆客来台。近两年来，陆生赴台求学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陆生来台求学曾经达到最高峰值2,136人，然而2018年仅剩下733人。究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并不愿意修改具有歧视性的“三限六不”政策（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陆生赴台求学，总是感觉到各种“歧视性的限制”，如何还愿意在台湾求发展呢？同样的，民进党长期抵制陆配团体要求的“六改四”诉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外国人仅需要四年而已），这反映了民进党对于大陆居民赴台的强烈“敌意”，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作祟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大陆对台胞的善意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赴台的敌意，一热一冷，彰显了两岸攻防的基本态势，也显示了两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台湾一方。“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能到大陆求职创业，这说明了民进党在发展岛内经济方面实在无能。当局没有带给民众应有的获得感，更是以“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六失”（当局失能、社会失序、“立法院”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整体失去总体目标）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的各种限制，不仅深刻反映其心胸狭隘，更反映其已经陷入政策瓶颈，民进党若一味地使用“鸵鸟战术”将贻害台湾。当前，从“惠台31条措施”到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自信已经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即使反复批评“大陆是在搞统战工作”但仍不得人心的原因。“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垄断的话语权，“爱台湾”更不应该与“爱中国”相对立。“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两岸中国人需要齐心协力，才能为台湾赢得美好的明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8-10-19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2017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是1978年的23.5倍，这意味着在39年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年增长率是8.43%。不过，最近几年增长率有下降迹象，例如从2010至2017年，中国实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7.01%。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调整预期，接受增长率下降这一现实。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非必然成立。说它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打比方说，在我们没有任何公路前，建设了一条公路便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若我们已经有了100条，那么第101条所带来的的边际贡献便小很多。同理，从前中国资本稀缺，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现在中国资金积累多了，投资回报率自然有下降压力，GDP的增长也快不到哪里去。我们若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上述问题就更为显著。笔者曾经用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为中国估算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作基础，计算出从2010至2017年，GDP的增长只有1.7%来自劳动力的增长，但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71.9%，其余26.4%的增长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亦即生产效率的不停提高。资本积累能起到这么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曾有一段时间社会总储蓄率超过GDP的一半，现在也仍在43%以上。既然资本积累快，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便应更为明显，中国能否靠高储蓄（这意味着高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疑问，这也是“新常态论”有其根据的原因。化解报酬递减律有根据并不等同于必然正确。中国今年的经验也说明，报酬递减律并非不能化解。只要TFP进步得够快，便可抵消掉报酬递减律的影响。据笔者所做的估算，1978至2017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7%，这么快的速度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及人口高速城镇化等因素造成的，今年TFP增长速度虽放缓至2%左右，但与国外相比，仍属不错。从历史角度看，GDP或资本积累都高企，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会减缓。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中国从汉朝至1950年代初，人均实质GDP总共也只上升了20%左右。从前中国的GDP远远比不上今天，增长率同样不及今天。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GDP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但已被视为革命；而在今天，1%增长率则会被认为是衰退。其实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的GDP都比不上今天，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今天，由此可见，理论上或实证上，GDP的增长率与GDP的水平呈负关系的所谓“新常态”都并非必然。要顶住报酬递减律的压力，绝非易事。新加坡储蓄率也极高，遇上的问题也与中国接近，其解决之道是将积累到的资本大量投资到境外，以避免资本在本国局于一隅，无法摆脱报酬递减的命运。中国GDP的规模远超新加坡，后者可以做的，前者却不能。若中国像新加坡般把每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投资国外，金融市场恐怕承受不了，所以中国应该另想办法。改善生态可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最明显的方向当然是投资于科技，以改进生产力，但科技投资的回本期颇长，尚需其它投资以作辅助。换言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找寻新的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正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它消费品相比，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其独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概念及实践上的问题才可使改善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第一个要明白的问题是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此曲线是后人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名而来，泛指在人均GDP很低的国家，人们多从事并无多少污染的农业，但他们为求摆脱贫困，会宁愿改为发展工业，即使产生污染也在所不惜，所以当他们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而提升后，污染会越发严重（狄更斯时期污染极度严重的英国是很好的写照）。不过，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后，中产阶级便壮大起来，他们对干净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过了某一个拐点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反而越好，污染物亦减少。这个拐点在什么收入水平才会出现？不同的国情会带来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拐点也会有差异。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各省市的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水污染会得到改善；超过约20,000美元后，固体废物的污染会下降；超过20,000多美元后，空气污染会开始下降。这些估算可能稍有过时，不过人们收入就算不如上述，对洁净环境的诉求也很强烈，最近两三年我们已见到北京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白云并非只在APEC会议时才会出现。中国的环保策略似乎是先尽可能改善人人皆受影响的空气质量，下一步再改善同样影响深远的水污染，再往下走便是改善固体废物处理。EKC其实包含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我们可把优美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增加我们幸福感的要素，但我们却需付出代价才可得到它。在经济概念上它与其它消费品便有共通之处，而且人民收入提高后，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换取它。经济增长必涉及多生产一些人民认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若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民不稀罕，那么此种生产对经济增长便无多大帮助。在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地方人均GDP已超越或接近潜在的EKC拐点，例如2017年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人均GDP已达1.765万美元，深圳是2.635万美元，佛山是1.721万美元，珠三角以外的杭州是1.935万，上海是1.625万，北京是1.662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均GDP只在8,800美元左右，但因为地区性收入分布差异颇大，有部分地区人均收入早已远超EKC拐点，所以现时中国大力投资环境改善，有很大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保护环境表面看人人有责，但实践上可能人人卸责，最好是别人付出了代价来改善环境，自己却不用费一文钱或一分力便可坐享其成。优美环境的产权并不属任何个人拥有，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的原因。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可以是靠政府强制性监管，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例如碳排放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中买卖，配额价格由市场订定。第三个问题是不易替环境的改善算出其价值。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但对生态环境保护所得到的价值，若未能估算清楚，便不易断定某某项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不能将其计入GDP。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改善生态虽有如生产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对人民有贡献，但此种贡献若不能在GDP中反映，社会越花钱在环保上，便越抽走了制造其它产品的资源，GDP便看似正在倒退中。这样是有误导性的，生态环境不是没有需求的可有可无之物，它未算入经济增长中，不是环保不对，而是GDP的传统计算方法有问题。要解决此事，较好的方法是中国逐渐制订出所谓的“绿色GDP”，把环保的贡献也适当地加入到GDP的计算中，这有利于定量评核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包括环保工作的成效。这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定期的数据搜集才可能成功。当然现在有些环保工业的产品早已纳入GDP的计算中，例如太阳能光伏板价格下降，应用日渐普遍；风力发电也甚有扩展。这些产品虽然已算入GDP，但它们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却未必能在其实价中准确量度出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天大研究院 2018-10-08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研究報告內容提要 1.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應對城市發展挑戰的一個趨勢，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1998年便推出了「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然而，香港發展數碼經濟的路線有別於國際上其他城市，後者更為專注城市管理的可持續性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從香港近期在智慧城市及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香港正落後於很多其他同級城市。2017年10月，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決心，並在2017年12月發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政府的決定獲得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立法會更於2018年7月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加快行動，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建設。 2.從其他智慧城市的經驗來看，智慧城市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2018年3月，天大研究院啟動項目，研究智慧城市發展初期普遍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以及這些障礙（若亦存在於香港）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港智慧城市的發展。2018年9月項目完成。本報告分析香港智慧城市建設所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並提出建議，供政策制定者及持份者參詳。 何謂智慧城市？ 3.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實體基礎設施及其附屬裝置，以加強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質素。儘管各方對智慧城市的定義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明顯的共識是，智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針對城市與眾不同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願景、充分利用創新科技的策略以及可帶來持續增長和更高市民生活質素的益處。 4.智慧城市關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發展智慧城市的重心，在於如何滿足市民的需要和優先訴求。技術是工具，而市民的參與才是關鍵。在推行智慧城市概念時必須首先細緻分析城市的內部實力及外部挑戰與機遇，從而制定以城市特色為基礎的策略、由市民確定的優先次序，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持份者及其他參與者認為切實可行的運行模式和規管框架。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 5.香港的策略一直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數碼基礎設施，加強電子商務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市民或未能看到這些建設為個人所帶來的裨益，而現時與市民溝通的機制主要還是面向持份者。讓社會明白建設智慧城市的必要性，以及市民可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或獲得裨益，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推行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這須從市民方面著手。現將可能影響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概述如下： (a)香港甚少就技術整合、策略推行、持份者的參與、以及根據世界城市發展趨勢和指標進行數據收集等進行討論。現時《藍圖》內的發展計劃由六個範疇下的70多項措施組成，將於未來五年實施。這並非智慧城市發展的整體策略，也不是構想完備的路線圖。 (b)要成功發展智慧城市，香港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本。儘管政府有良好意願來強化學生在科技領域的知識基礎，但學生把創意和創業精神應用在其他科目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由於老師仍未充分掌握將創科應用於所有科目上的知識，故未來10年內能否培育出具備相關技能的新一代參與數碼經濟，仍是未知數。 (c)智慧城市計劃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賴各行各業在不同層面的共同合作，通過創新及實證研究來制定解決方案。香港在研發方面較為薄弱。儘管大灣區為初創企業和技術整合提供了巨大潛力，但由於語言因素，及不願意大膽投身於新的鄰近環境及工作文化，加上缺乏輔導及指引等，香港青年人的發展機會受到局限。 (d)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新興初創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需要指導和建議。他們在市場推廣方面亦遇到困難，即使開發產品的資金可能來自政府，但香港並沒有政策鼓勵政府部門使用其產品。此外，由於無力負擔測試和陳列場地的租金，加上人脈網絡薄弱，新興初創企業難以在香港生存。 (e)項目融資及採購制度欠多樣化，窒礙了私營機構的參與。由於擔心被指偏袒某些私營機構，政府較傾向於自行以公帑資助智慧城市計劃，並採用傳統的程序採購服務，這不利於創新科技的採購。 (f)立法機關審批撥款有既定程序，如果所需撥款金額龐大，而預期的成果並不完全清晰的時候，流程會變得特別冗長。政府和立法機構可以參考海外的經驗，探討更合適的融資及採購方案，並大膽開拓新領域，以取得更佳的成果。 (g)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可審核及督導智慧城市的項目，但並未具有監管全部策略規劃和發展的職權，亦不能直接處理由不同政策局局長管轄的部門內較低級別人員協調不足的問題。現有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的發展小組可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智慧城市項目不但涉及創新科技的支援，亦涉及全球視角下的城市管理。 (h)智慧城市發展需要高度適應性和融合，如果主事人員沒有合作的思維，便無法成功。公務員普遍抗拒轉變。隨着智慧城市運動的出現，公務員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維方式滲透到各級公務員的日常工作中。 (i)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導變革，因而不得不主要倚賴外聘顧問。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和知識，政府將難以在發展過程中，更嚴謹地管理項目和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 (j)過時的法律與規定窒礙創新科技發展。目前也沒有為適應新科技發展而檢討現行法律的時間表。部分政府部門保守及被動的態度，對企業家運用其技術知識和專業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意願，構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討論智慧城市推行的障礙時，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公眾對開發及使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所涉個人私隱保障問題的關切。 (k)保障消費者權益是備受大眾消費者關注的另一領域。現行的金融制度並不利於金融科技的發展，因而窒礙了電子商務的發展。 (l)香港可藉著與中國內地毗鄰城市的近距離及互聯互通，應對部分主要挑戰，例如人口老化、土地短缺導致的生活和工作質量下降問題、新科技試驗場地不足等。地方政府之間必須加強合作，以解決共同面對的城市發展挑戰，應付共同的需求，同時更積極加強溝通。 (m)香港搜集的相關數據與國際標準化組織開發的最新智慧城市表現指標（ISO 37122）組合並不一致，這樣難以將香港的表現與其他城市作合適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