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华、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毛洁 2019-10-14 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 自2011年开始，人口老化所产生的问题及应对方法一直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府预计香港65岁或以上人士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将由现时的17%增至2036年的31%。面对人口急剧老化，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除了对有经济需要的长者给予额外照顾和补贴外，政府鼓励年长人士在家人的照顾和陪伴下居家安老，以及使用由社福机构提供的邻舍及院舍服务。对于晚年需要特别护理照顾的长者，目前的选择主要是轮候资助院舍，或按个人经济能力入住素质参差的私营院舍。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养老方法融合于城市发展策略中根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的计算，在过去十年，香港人口中女性长者人数一直多于男性长者；尤其是在75岁以上的年龄组别中，女性人口数目远超过男性，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政府统计处亦同时指出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不仅在过去30多年总体呈现下跌的趋势，而且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表示将来年龄超越85岁的长者极有可能大部分是独居长者，而他们未必能够得到家人照顾，故以家庭照顾模式为基础的居家安老政策日后也未必仍适用。人口老化是全球性问题，是所有发达城市都自然会面对的挑战，不同的城市也因应个别的情况寻求出路、计划未来。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维持合理的生育水平、增加个人及家庭储蓄以确保晚年生活的保障。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提出创新的养老方式，并将这概念融合在城市发展策略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早在2002年提出“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的概念架构，主张从健康、参与以及安全三方面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并于2005年提出“龄活”概念（age-friendly），提倡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提高生活质量。建设“龄活城市”，是指由政府在政策、服务、配套设施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人们积极地老去。世卫推出的“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便是为促进“龄活城市”建设提供指引。然而，在香港，尽管政府不断强调人口老化日益严重，可惜在政策上仍维持“各自修行”的思维。一些较进取的部门如建筑署出版了切合长者需要的室外空间和楼宇设计指引，但这些指引亦只是世卫在其“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八个范畴中的一小部分。其余在城市环境中促进积极晚年的交通、房屋、社会参与、社会包容性、公民参与及就业、信息交流和小区及健康服务，并不见有较长远、综合性、指导性的发展策略，更别说可连结不同政策范畴的整体计划和方向了。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的安老政策，随着长者人口和比例的持续增加，不仅无法靠院舍解决长者养老问题，与长者有关的长者综援和高龄津贴以及医疗保障费用等各种开支也将会有大幅增加，不仅加大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长者的需求也难以解决和得以满足，因此，必须检讨现行的安老政策，并积极透过促进“龄活城市”的发展来解决香港长远的养老问题。建设“龄活城市”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大数据现时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的首要工作是先了解长者中各年龄群的需要，从而进行较长远的规划和寻找最有效及有助节省公共开支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精确计算人口组合和未来长者的需要为依托。除了要有精准的人口数据和较科学的计算方法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口组合情况，还要靠大数据来分析未来不同长者的需要，依靠数据和新思维来制定长期的高瞻远瞩性政策。政策部门经常因急于处理眼前的事务，对日后的问题倾向于往后推，结果失去先机，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遍现象。没有相关数据，大家只能循大方向提出意见，或参考其它地区的经验作出建议。当这些建议涉及大量投资时，如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有关的需求，政府或商界均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以免因计算错误而浪费资源或招致损失。因此，政府实有迫切性搜集有助市场参考的数据，并邀请相关的专家就不同的需求作出分析，促使市场寻找创新的产品和照顾模式。此外，数据共享亦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各政策部门、服务提供商（例如医管局、社会机构）及持份者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相关数据作长远规划。分享数据已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而政府有责任在提供原始数据方面下功夫，让负责政策的部门在制定长远政策时，有一定的基础数据，同时亦方便其它相关部门检视其现行政策，以配合日后的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提供数据呢？人口老化涉及的范畴很广，主要包括户外户内建筑设计、家具和辅助工具设计、医疗服务及设备、日常生活支持、再培训再就业渠道、社交活动需求等等。政府现时透过不同的服务和活动，已搜集了相当多的数据，只要不披露个人资料，许多数据其实可以经处理后让公众使用和参考。例如住屋方面，除了公开有关人口数目、性别年龄分布、出生死亡率等资料外，有关不同年龄组合的教育程度、收入开支比例、资产储蓄情况、婚姻状况、就业情况等亦有助政府考虑公私营楼宇比例和帮助市场考虑楼宇的销售对象、相应的户外户内设计、用料和辅助设施，甚至考虑长者住屋市场是否可发展至周边城市。一些由医疗机构收集的数据，例如不同年龄群的身高、体重、常见的健康问题、肢体活动能力等，则有助设计师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家俬和室内装置的设计、小区设施等。当然，这些数据亦有助发展个人护理服务、康乐文化活动、退休保障计划和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及设备。为不同年龄群的长者计划所需服务此外，香港需要引进新构思以应对其独特的人口老化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长者所需的支持和服务类别可以很不同。在香港，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群的长者无论在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社交圈子、经济承担能力以至喜好等方面都大相径庭。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属“初老”人士，占全港人口的30.4%，即213万人，他们将会是未来30年长者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不但经济能力较强，拥有个人积蓄和资产，并对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使用毫不陌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接触社会和安排日常生活。这一部分人口在20年后成为85岁及以上的“老老”，但只要保持身体健康，他们仍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如地独立生活。因此，若政府能积极推动“龄活城市”建设，令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的长者能够在市场上以可负担的价钱购买到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有尊严地度过余生，政府所承担的公共开支亦会相应减少。住屋是生活环境的最重要部分，无论是公屋还是私人屋苑，如在设计阶段就开始充分考虑长者因身体逐渐衰弱而对住所的特殊需要，并通过手机app提供配套设施和服务，比如送餐、购物、去医院和康复中心的接送等，很多独居长者便可以生活自理，不一定需要有人长时间照顾，甚至还可满足他们在生理、社交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促进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建议政府不仅及时公开长者需求的数据，而且要考虑以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商采用符合“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的设计指引，建造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单位。这些单位不需要面积太大，但每套单位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长者使用的便利程度和个人安全，而小区的设计亦应有康乐、社交活动及健康护理等配套服务和设施等。结语由于过去的决策者未能计算到“老老”的需要，造成今天的“老老”只能生活在有限选择下，以及长时间轮候他们未必感到舒畅的院舍服务，造成他们本身以及家人长期的困扰。既然今天的“初老”无论在经济能力和自理能力都胜于上一代，我们实有需要借助科技的进步发展“龄活城市”，并建立有系统的大数据，协助今天的决策者和持份者共同为这些曾为社会奉献了一生的人士建造一个切合他们实际需要的家园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0-14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稀土在多个科技領域的应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是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然而，该如何使用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压制中国及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的企图已暴露无遗。稀土在军事技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应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作为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然而，这张看似被牢牢握在手中的“王牌”该如何使用才能打疼对手，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知己知彼，切不可盲目乐观中方应全面了解美国稀土产业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全球稀土产业尚未能妥善解决在开采、分离、萃取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所造成的辐射、污染等相关环境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曾一度关停本国的稀土开采和冶炼设施。另一方面，在WTO贸易规则的“保护”下，这些国家选择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的稀土原料，以保障其稀土的“安全供应”，并以此转移污染，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美国对稀土的进口依赖一度达到100%，但2010年由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第一次“稀土战争”，给西方各国敲醒了警钟。经过多年的战略布局，一条“去中国化”的稀土全产业链“备胎”已逐渐形成并完善。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对我国稀土的依赖，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一）自给自足，降低风险。2017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旨在改变美国关键矿物过分依赖国外供给的格局。随后，涉及35种矿物产品的清单发布，其中稀土是关注的重点。随后，位于加州的全美唯一稀土矿–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于2017年11月重新投产，2018年其开采量已高达21,600吨。当前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大国，其对稀土的需求也仅占全球总需求的9%（2018年数据），远远低于中国的56%和日本的21%。从这个角度来看，芒廷帕斯矿现有的产能基本上就可以满足美国自身需求。2019年8月，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遭丹麦首相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格陵兰岛拥有一些大型的稀土金属矿，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从侧面反应出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找寻中国“稀土牌”的应对之道。（二）抱团取暖，填补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正在全面渗透稀土产业，通过股权投资、兼并、合同债权等方式进行商业勾结，构成关联体系，遏止中国稀土原材料的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矿区分布合理等优势，尤其是被称为新材料“添加剂”的重稀土，更是中国独有，战略意义显著。然而，目前已有一些国家也在生产稀土，若我国开始明显减少稀土的对外供应，造成国际稀土市场出现价格的巨大波动，这些“备胎”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相关企业平稳度过危机。此外，2019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Lynas）与美国蓝线公司（Blue Line）宣布合作，双方将在美国创立稀土分离厂，试图“填补美国稀土供应链的空白”。（三）资源回收，循环利用。2019年2月，美国能源部划拨款1,500万美元在伊利诺伊州新建国家回收研究基地，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将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回收技术广泛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一旦该计划全面启动，美国所需稀有金属将有望完全实现国内供给，从而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补齐短板，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中国稀土产业已初具规模，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将近90%的市场供应。因此，我国稀土出口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震慑力。然而，中国稀土产业在诸多方面有待加强，对此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发展高端产品及应用，化解反制。现阶段中国稀土产业仍侧重于稀土开采和初级生产环节，产业层次较低，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因此，中国未来应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稀土精炼等技术研发中，摒弃低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旧模式，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保障高端稀土产品的供应。稀土产业链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在于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着“卖土赚钱”的短视思维，加上国家整体科技与工业水平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使得稀土高端产品的制造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未来要有效关联上游的冶炼加工和下游的应用实体企业，以求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本土产业链。同时，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的联动模式，将研究成果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增加专利数量。此外，也可以考虑多交一些“学费”，收购核心专利，提高我国稀土产业的技术壁垒，确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纳入环境成本，绿化产业。稀土在开采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性极大，造成的污染治理起来相当困难。中国稀土产品价格低廉且取得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未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纳入计算。此前国家通过兼并收购或关停的方式，对小规模稀土矿进行了集体整顿，打造出了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等六大集团，旨在减少各类稀土企业对市场的无序供应和内部恶性竞争，从而节约稀土资源，合理开采，以实现稀土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及环境保护。然而，此轮改革重组尚未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随着市场需求的加大，稀土资源流失和环境保护问题便再度暴露。未来国家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战略资源类企业的深化改革和产业升级，促进管理与科技创新，并同步提高稀土产品的环境资源成本，稀土产业必须要做到绿色发展。精准打击，优势化为胜势此次贸易战中，对于稀土这张“王牌”的威力，我们不应过分乐观，但如果以稀土为筹码，运筹帷幄，操作得当，“稀土牌”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攻击力。（一）客观分析，避免掉入陷阱。第一，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地，全面禁售稀土对美国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反而可能会违背我国一直倡导并积极奉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为人诟病。第二，由于我国是全世界稀土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如对含有稀土元素的产品进行出口限制，势必会迫使全球企业将制造环节永久性地迁出中国，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掌握主动，重击对方薄弱环节。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维持稀土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战略部署：第一，国外稀土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依旧是分离提炼。除中国以外的唯一大规模稀土分离冶炼厂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由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和德国西门子共同控股。由于当地环境保护等限制，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只给该工厂颁发了“临时生产许可证”，未来该工厂的运营前景存在着极大变数。若澳方与马政府无法达成协议，将直接影响关丹工厂的稀土加工生产，中国则可趁机利用自身的稀土资源和技术优势，让美方变得更加被动。第二，稀土资源种类繁多，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重稀土资源的储备，已查明的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90%以上。因此，不能对稀土资源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应根据国际市场现状，合理调整某类稀土资源的开采和冶炼配额，灵活利用市场机制，合理供给，填补缺口，通过压低市场价格，收窄外国稀土企业的盈利空间。第三，利用资本的力量及商业手段，通过兼并、持股等方式参与到国外稀土企业的运营当中，让稀土价值链高端环节无法彻底与中国“脱钩”。第四，分别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及“稀土价格监测预警”机制，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合理供应。另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具备稀土资源的成员国成立战略资源联盟，利用我国在技术与资金上的相对优势，促进它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在合作中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杜绝效仿西方国家把环境污染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9-17 两岸合则两利，国共只有抛弃历史情结，超越政党与政权的短期利益，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出发，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两岸冰封现状，给台湾民众带来安定与繁荣，这样才能阻挡“台独”势力在年轻族群坐大！ 近来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透过对“习五点”大声回呛并巧妙运用香港修例风波，塑造自己捍卫台湾主权的“辣台妹”形象，高举亲美反中大旗，成功激起年轻人“亡国”危机感，让民调瞬间飙升，顺利打败党内“总统”大选候选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蔡政府施政三年多，台湾社会被意识形态绑架得更紧、经济发展迷航、社会底层生活困难、民进党新权贵吃香喝辣、社会族群分裂加剧、公平正义沦为政治斗争、两岸关系动荡不安。在施政普遍不得民心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连任，蔡英文将会以反中、保台作为选战主轴，贩卖恐惧并全力将对手打成亲中代理人、卖国贼。蔡英文拿法律当选战子弹为了胜选，蔡政府不仅拿法律当选战子弹，如修改“国安五法”、“中共代理人”法条，也对赴中国大陆担任农业“科技特派员”职务的台湾人进行调查，美其名曰防止岛内农业科技外流，影响台湾农业竞争力；将中国大陆企业采购台湾农产品列为国安搜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更不惜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口号恫吓台湾民众。国民党中央及党内精英们，面对蔡政府种种不择手段的霸凌，竟然束手无策，无人挺身抗争，令支持者失望。难怪党中央非国民党不投的号召激不起涟漪，而韩粉很多并不是国民党员。台湾民主先贤毕生追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想，如今已不复见，这对标榜追求自由民主的民进党是一大讽刺。民进党这些明显具针对性的做法，只是冰山一角。2020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势将牵动两岸关系走向以及分合，对台湾民众的未来及生计将产生重大影响。难怪韩国瑜要将其视为中华民国的生死保卫战，可惜这在国民党内未形成共识。身为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党有责任让台湾民众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相对应的两岸主张来争取选民的认同和支持，而不是一味撇清，甚至拿香跟民进党对拜。民进党掌握庞大的行政资源，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安抚反对势力，还可以进行政策性买票（如调高基本工资、减税、增加补助项目、放宽补助资格及提高补助金额等），特别是针对原本属绿营传统支持者的农渔民，再加上民进党乐于做美国抗中的马前卒，得到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助攻，想要将民进党拉下马，绝非易事。蓝军不仅没有分裂的本钱，更需要具战斗力的党中央。遗憾的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似乎是中国国民党的传统，党内卡位斗争时很强，与外竞争时则变得软弱无能，例如对于“蔡总统”诸多不当言行及民进党恶意抹黑的批判力道软弱，完全起不到作用。既然民进党师法过去的国民党，想永久执政，国民党若想扳倒民进党，也应该师法执政党，鼓励党员“勇于外斗”。内耗不断的国民党自去年地方选举大胜后，国民党党内再度上演内斗的宫廷戏码，相较于2016年的怯战，如今党内大佬精英纷纷争出头，各个自信满满，尤其郭台铭的参选更引发诸多话题，也造成“果冻”与“韩粉”的互呛，激起不少火花，对国民党的选情是加分还是减分，外界自有公论。“庶民与权贵”之争造成党内权贵们的不快，频放冷箭，让韩国瑜腹背受敌，民调支持率一度受到影响。尽管初选期间出现乱流，但最终韩国瑜仍一如预期地以高支持率（44.8％）胜出，成为蓝营唯一代表，打破传统精英接班的模式。蓝军想赢回执政权，团结是唯一选项，只是依国民党惯例，选后要想弥补初选造成的裂痕，恐怕并不容易。如何捐弃成见，共同来营造蓝营支持者的大团结气势，将“韩流”、“台风”、“朱队友”汇聚成为无坚不摧的“华流”，尚有赖韩国瑜及几位党内“总统”候选人展现高度的气度与胸襟。高层应该高举“赢回中华民国”口号，将“让民众过好日子”作为共同目标，不必害怕被贴标签，也不能等着看好戏，毕竟在春秋大义下没有个人恩怨。被蔡英文刻意撕裂的台湾社会，更需要的是族群的融合，异中求同。期待进化版的“吴郭瑜”（吴敦义＋郭台铭＋韩国瑜），能如改良型吴郭鱼（台湾鲷），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韩国瑜个人魅力及爆发力，在台湾政坛实属少见，至今依然是蓝营选民反对蔡英文的情绪出口，早被蔡视为最强的竞争对手。蔡英文正透过网军、名嘴、媒体、官员、民意代表、友党等等，扑天盖地地向韩发动攻击，从“草包”、“无知”、“无能”，到“亲中”、“卖台”，还发起罢免行动。这种对竞争对手进行全面抹黑及污损人格的做法，在民主国家的选举中非常少见。韩国瑜有优势也有隐忧“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的确不同于地方治理，身为“国家”领导人需承担更为多元复杂的大政，包括外交、军事、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农渔业、环保生态、海洋、能源、财富分配等等，尤其台湾处境特殊，除了个人需具备基本素养及协调整合能力外，能知人善任、广纳人才，共同来擘画大政蓝图，才是把台湾治理好的重要凭借。韩国瑜之前曾批评过去三位台大法律系出身的台湾“总统”没把台湾搞好，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却也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及反弹，毕竟能听得进去真话的政治人物少有。真正原因不在所学专业，而在于领导人的偏执和自以为是，用人喜欢在小圈圈找，同构型过高（既无唐太宗的雅量，也无魏征的敢于直谏），又不接地气，高高在上，只有选举快到了才下乡争取庶民选票，导致民怨高涨。韩市长无疑是历年来最了解庶民生活和需求的“总统”候选人，具同理心也最能引发共鸣。他主张对外开放，认为两岸要维持友好和谐关系，台湾利益优先，不会全面倒向美国。除了了解现况、给出愿景以振奋人心外，更重要的是韩国瑜要能透过优秀的执政团队，以具体的施政及高超的行政效能，广结善缘，带领台湾人民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虽无法让每个人发大财，至少要让人民能安居乐业，远离战争与饥荒。遗憾的是，从高雄市府响应外界对于市政批评的速度与内容来看，韩市长现有的行政团队及幕僚，无论在专业素养、行政历练、对议题的敏感度、信息掌握等方面都明显不足，也让反对党轻易地捡到枪，可以对韩市长任意扫射，加上有心媒体、名嘴的刻意放大操作，确实影响到部分民众对韩市长的观感，导致经济选民及年轻支持者流失。这让韩市长备感压力，所幸韩市长拥有韩粉的坚定支持，不离不弃，成为最大的支持力量，不过光靠韩粉不足以当选，需争取更多中间选民。韩市长想更上一层楼，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礼贤下士，找到最佳的人才，既不迷信旧官僚，也不排除素人，组成最佳的执政团队。不再大举选举酬庸，给选民以信心，这才是胜选的最大关键！用大义号召人才在信息快速流通的今日，强调的是团队与组织战，要想打赢大选，单凭韩国瑜个人魅力仍不足为恃。从蔡英文对党内竞争对手赖前院长下重手，可见蔡对连任势在必得。蔡对于他党的竞争对手更是不会手软，届时将如在古罗马竞技场内作生死相搏一般，一旦进场，就要全力求胜，没有任何退场机制。国民党若还强调温良恭俭让，只是弱者的阿Q胜利法，让对手看不起。可预期2020大选势必是一场大兵团、大场域、大斗智的惨烈厮杀，投入的人力、物力亦属空前。大选之电视辩论对于争取选票有很大的影响力，需做足准备让选民刮目相看。只是想要在短时间内擘画出治国蓝图及大政方针，难度颇高。日前在韩国瑜造势会场已有知名的马凯教授，他愿意现身力挺，是好的开始。若能有更多各领域学有专精、不逢迎拍马、不受权贵政客青睐的布衣能士，在“大义”的号召下，不为私欲、不求酬庸地主动集结，共同擘画台湾的未来，便能补足韩在政策论述的不足，化口号为具体行动，实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团结向前”的承诺。在极度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台湾未来不再受到政党、派系、政客、权贵的操弄，国民党人需要携手打一场可名留台湾史的逆袭战。柯文哲变量未来“总统”大选还有一大变量，来自号称白色力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尽管目前柯尚未宣布参选，但是从柯这些日子勤走基层及赴国外参访来看，外界多认为柯应该不会错过这场大选。只是柯在台北市长任内并没有做出傲人的施政成绩，原先吵得沸沸扬扬的“五大案”最终雷声大雨点小，令许多支持者失望。他能否再度掀起白色浪潮，外界存疑。不过因年轻族群支持柯的占多数，且此部分也可能转向支持蔡英文，柯的参选自然会牵动年轻选票的去向，对“蔡总统”连任造成很大的影响。韩国瑜如何合纵连横，外界持续观察。台湾2020“总统”大选结果对于两岸的分合至关重要，大陆对此给予关注不难理解，但应审慎因应，别为蔡英文选情增添柴火。香港修例风波持续蔓延以及美国公开支持，已成为蔡英文选举的两大助力，中国大陆惯用的军演和言词恫吓，对在温室长大的台湾年轻人似乎起不了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何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先做好风险管控，恐怕是中国大陆领导人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别低估民进党胜选的决心与手段。两岸合则两利，国共只有抛弃历史情结，超越政党与政权的短期利益，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出发，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两岸冰封现状，给台湾民众带来安定与繁荣，这样才能阻挡“台独”势力在年轻族群坐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9-09-11 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风波，是境内外反动分裂势力里应外合、联手操纵的结果，是美英情治力量与逃离中国的经济罪犯在香港与反对派串联下的负隅反扑，是中美世纪对决下美国布局已久的颜色革命，是此前香港“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联动升级版。香港将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第三季度分别举行区议会与立法会选举，台湾则将在2020年1月11日举行大选和“立委”选举。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修例风波影响台湾舆论在6月9日与16日两次大游行和6月12日暴力冲击事件后，香港修例风波迅速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在台湾社会发酵，对台湾舆论形成共振效应。根据台湾专门从事新媒体和新闻大数据民意分析的思维策略公司所做的统计分析，6月9日至15日一周时间，台湾新媒体平台上有关“反送中”新闻议题的互动总数达到2,109,135次，打破单周单一议题社群互动的纪录。6月12日，香港立法会和中信大厦附近发生示威者暴动与警民冲突，当天关于“反送中”的社区互动数量高达829,020次。由此可见修例风波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台湾媒体，包括《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天下》杂志等纸媒，三立、民视、华视、年代、东森等电视新闻，风传媒、关键评论、Yahoo新闻等网络媒体，均反复滚动报道游行中的冲突画面，以负面视角进行评论，抨击港府和北京。脸书、Instagram、Dcard、PTT、Line等社交平台上有关“反送中”事件的信息被广泛散播转贴。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此皆采取选择性报道，绝大部分关于“反送中”的信息支持香港反对派，鲜少有支持港府、警队和建制派的信息画面。6月30日，香港爱国爱港阵营发起“撑警大集会”，但数十万人的盛大场面，在台湾几乎没有多少人知晓。选择性报道使偏向港府和警队的信息几近于被自动屏蔽，台湾社会短时间内形成同情支持“反送中”和反对“一国两制”的舆论浪潮。台湾绿色媒体和“台独”分裂势力借题发挥，接连打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守住台湾、撑住香港”、“撑香港、守台湾”、“台湾撑香港、我们守台湾”、“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港台同行、唇亡齿寒”等简单鲜明的口号，通过香港“反送中”的冲突画面，引发台湾民众对自身未来的恐惧、对“一国两制”的抗拒以及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塑造强化以中国大陆为敌人和威胁、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观的“港台命运共同体”认同，将“一国两制”妖魔化为“压迫”港台人民的政治工具，进而激化出“民主独立”与“拒统护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台湾民意基金会于2019年6月24日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70.8%的台湾民众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支持的比例仅有12.6%，其中更有48.2%是非常支持。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至2018年底，台湾人支持统独的比例一直呈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支持统一的比例从14.9%上升至23.8%，而支持“台独”的比例从51.2%下降至35.1%。然而，在6月发生修例风波后，支持“台独”的比例上升至49.7%，支持统一的比例则下降至13.6%，比蔡英文刚上台时还要低。由此可见修例风波对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的影响颇深。修例风波冲击台湾选举此次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和民进党犹如“捡到枪”，他们把握机会接连表态声援“反送中”并对大陆展示出强硬姿态。蔡英文脸书专页上每一篇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贴文均有超过10万人的关注，单篇关注量最多的甚至高达25万人。蔡英文通过对“反送中”的强硬声援，刻意塑造“辣台妹”的形象，直接抬升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民调，而在党内初选大胜赖清德后更是继续扩大声量，在民调上一度反超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瑜。国民党内在初选期间，主要候选人韩国瑜和郭台铭则唯恐被民进党“抹红”，也争相表态支持“反送中”和强烈反对“一国两制”，韩国瑜甚至毫无余地强烈表态，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蓝绿两党在修例风波上“拿香跟拜”，导致台湾舆论对“一国两制”和中国大陆的认同度直线下滑。修例风波直接拉抬了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使蔡英文对韩国瑜出现民调反超的黄金交叉。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追踪民调显示，若是蔡英文、韩国瑜、柯文哲三人同台竞争大选，2月和4月的调查均由韩国瑜以5至8个百分点领先胜出，然而到了6月份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随即以36.9%反超韩国瑜的29.4%。根据TVBS于4月下旬至5月8日期间所做的民调，在蔡、韩、柯三人竞争的情况下，韩国瑜以39%胜过柯文哲的26%和蔡英文的25%，领先幅度均超过1成以上。然而，6月17日至22日期间所做民调显示，蔡英文首度领先，以37%的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29%，而柯文哲则降低为20%。如果将2019年上半年台湾各家民调结果进行追踪统计和比对，不论是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人对决，还是蔡英文、韩国瑜和柯文哲三人竞争，皆可发现在6月9日“反送中”大游行爆发前，各家民调结果均显示韩国瑜压倒性胜过蔡英文和柯文哲。然而在6月9日之后至7月初之间，大部分的民调结果皆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反超韩国瑜，最多甚至超过14个百分点。直到进入7月中下旬后，蔡英文出访特勤走私香烟案被媒体揭露，蔡英文和韩国瑜之间的民调才出现各有胜负。由此显见，修例风波与蔡、韩两人的民调支持率波动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对蔡英文支持度的拉抬效果以及对韩国瑜的抑制效果较为明显。“港独”与“台独”同流合污自2014年台湾和香港接连爆发“太阳花”和“占中”运动，再到今年6月开始爆发的一连串“反送中”事件，“港独”和“台独”势力之间互动日益频密。“港独”效仿“台独”的街头抗争和舆论煽动技巧与模式，在校园中培养青年学生成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串联，港台各自爆发的事件越发牵动各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民情。两地在互动的过程中各自不断升级所谓“民主独立”运动态势，加剧两岸对立以及内地与香港的对立。此次台湾社会对“反送中”的声援，从媒体和互联网直接延伸至线下集会，并进入全台各地校园。由各校学生发起的“全台大专院校声援香港反送中”行动，在短短的3天内便有超过25所学校响应。“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发起反“逃犯条例”校园联署，前往台北市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递交请愿信，并与台湾公民阵线、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共同在立院外举行“撑香港、反送中”集会，现场共有近万人参加，此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前又出现上万人的“反红媒”集会游行。台湾大学学生会和香港学生在校内象征民主的傅钟前联合举办“台大撑香港——台大人反送中之夜”，成功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挂起了“反送中、撤恶法”的旗帜，台中女中近百名学生利用午休时间在司令台呼喊口号“我在女中、我反送中”，彰化高中学生也发起“反送中、挺香港”联署活动。在“港独”与“台独”合流联动下，越来越多的“港独”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独”青年到香港声援支持，并通过线下聚会和互联网结成联盟。例如“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学生独立联盟发言人吕俊贤、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等便受邀至台湾，与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于《苹果日报》YouTube线上频道进行直播座谈，共商香港“反送中”与港台“民主独立”的联合协作。作为台湾“独派”代表的青年政党“时代力量”，其立院党团于6月17日提出《香港反送中决议文》，提出四点主张，其中第二点指出“我国政府应依《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十八条及相关法规之规定，研拟项目提供政治庇护”；第三点指出“针对2014年后因参与香港民主运动而有被拘捕、判刑或因相关事由而有犯罪纪录者入台之申请，不宜以《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九条及第二十六条有关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规定为由，拒绝其入境或居留之申请”；第四点则表示“每年提出‘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以检视香港政治、经济、社会面向之独立性，是否仍足以支持《港澳条例》提供之特殊地位，当香港独立自由度下降时，应将香港官方及香港资金视同中国官方及中国资金对待”。民进党则趁着此次“反送中”浪潮，在7月初之前加速通过所谓“国安五法”，包括“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两岸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修正案”、“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蔡英文进一步扬言将在下半年立院会期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中共代理人”条款修订，包括新增33条之4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为中国大陆党政军机关（构）、相关团体或其派遣人之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以及再增33条之5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与中国党、政、军机关（构）及相关团体或其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之政治宣传，或接受其指示或委托而为之；及出席或参加其所举办或与其共同举办之会议，发表危害国家安全之决议、共同声明或相应声明”，违者均将处以重罚和刑责。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下，“港独”与“台独”的合流联动，在台湾和香港已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力，而两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则借此进一步煽动与大陆的政治安全对立，从中攫取更多政治资本，为陆港关系、两岸关系的未来埋下更多地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哲 2019-09-09 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目前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从骚乱者宣泄的情绪来看，已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和大陆人的“准民族主义”，其种族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性质的暴力行为比一般的颜色革命更加“丑陋”。这从示威者对说普通话游客的歧视、对异见者滥用私刑中便可见一斑，而这类例子在目前骚乱过程中不胜枚举。西方媒体助纣为虐欧美白人草根阶层排外的种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排斥和打压，并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却被西方政治舆论赋予“反共”和“为自由抗争”的论调，被合理化、主流化了。回想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境外舆论表现出的敌意让中国民众感到意外和愤怒。这次境外媒体重蹈覆辙，一边倒地支持香港骚乱，可以说是继2008年后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失实与不公。动用私刑在西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却看到，在7月7日晚的骚乱中，一名拍摄示威场面的女路人被诬指为便衣女警，被示威者攻击和动用私刑长达十几分钟，最后被警察解救才躲过一劫。当大陆民众为此在西方社交媒体发出声音，一致反对骚乱、支持政府时，西方主流媒体却指责中共把社交媒体“武器化”，操纵舆论，使其成为有害的武器。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控制的舆论才是真正的民意，大陆人作为整体不配具有独立的民意。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甚至是对中国大陆人的集体歧视。这和部分香港人反对北京、仇视大陆人的情绪一模一样。在这种仇视的语境下，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即使在二战期间，被抓的德国纳粹军人战俘，也要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约定处理。怎么轮到香港持不同意见者甚至街边的路人，却被屡屡动用私刑，连“人”的待遇都没有了？回想朝鲜战争、越战乃至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在主流媒体上标榜自己在“杀共匪”、“杀恐怖分子”，给敌人贴上集体性的标签，剥夺其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敌方战亡人数只是普通数字而已。民众被这些主流舆论牵着鼻子走，以为战争是家常便饭，也就见怪不怪了。过去同样属于欧洲文明的纳粹德国，把斯拉夫人划入“亚人类”，在入侵前苏联后心安理得地用非人的野蛮方式虐待和屠杀苏联人。然而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虐待动物引起的公愤要比虐待或屠杀被“妖魔化”的敌人大得多，比如之前的反伊斯兰情绪，以及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意识形态标签的背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目前，香港的骚乱和集体仇视大陆的情绪，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合理化，其实这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仇恨，其非理性程度远远超过了仅局限于政治理想冲突的“颜色革命”。在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示威者疯狂地仇视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全面禁止俄罗斯语，主流政客甚至叫嚣要核平俄罗斯人。现在许多评论都把香港的“颜色革命”和当年的乌克兰冲突相提并论。按理说，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主宰的西方舆论不应该同情乌克兰的反俄纳粹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反共、反中、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现实是，这些狭隘甚至邪恶的仇外情绪（仇视俄罗斯人和仇视中国大陆人）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舆论的大力支持。地缘政治需要地缘政治的需要决定了西方采取的行动与态度。西方要支持世界上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宗教极端势力，但同时也必须要给他们披上民族自由、反抗压迫的外衣，这样在舆论上才说得过去。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狂热分子摧毁阿富汗受苏联支持的世俗政权，现在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极右的反俄民族主义，都是给丑恶的势力披上华丽的外衣，并给予大力支持。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而有选择地报道香港骚乱，对香港暴民的丑行和犯罪视而不见，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这里面涉及更广泛意义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和仇恨。美国政治精英说得很直白，就是不允许你超过美国，不允许一个非白人文明超过美国，也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消费同样多的能源），因为那样四个地球都不够用。西方喜欢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就好像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都是普世主义，全球主义。然而从欧洲对移民的恐慌、美国对墨西哥人和拉丁移民的憎恶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并不是他们宣扬的那种多元文化共处或大熔炉的格局。他们有强烈的核心认同，而那个核心就是白人基督教文明。以北约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其基础就是这种白人集体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隐性的民族主义。香港骚乱动因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在中西文明冲突和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骚乱表达出一种类似种族主义或分离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和仇恨，而且这种“反中国”的情绪弥漫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1997年后，香港富豪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向来和北京不一样。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英美方式，即选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为资本集团站前台的代理人，背后的主人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北京中央政府。香港骚乱爆发后，商界保持集体沉默，甚至暗中资助示威者。实际上，囤积土地的地产商是香港社会畸形发展的始作俑者，但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对他们的金融和地产富豪产生过阶级上的义愤。这符合香港排外的集体认同模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民族大义”，就像过去外敌入侵，中国人总是区别对待背叛民族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一样。港独们从不埋怨他们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些香港的超级富豪。香港的贫富阶层似乎有某种一致对外、一致仇外（大陆人和北京）的觉悟。这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初始民族主义的特征。香港这种仇外情绪的宣泄也激起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普遍反感，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骚乱是对抗集体认同的性质。虽然用民族主义形容香港骚乱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二者在原理上如出一辙。最近“港独”在加拿大的抗议，招致中国大陆“富二代”开跑车反抗议，受到媒体关注，也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不过这说明“港独”引起的反感是跨越阶层的，正反双方都是纵向的跨越阶层的集体认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或许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符合这些民族条件，有资格搞独立。按照现代欧洲的民族理论，民族认同基于现代化基础上的标准国民教育和统一的交流沟通。形成统一的文化后，民族就要产生政治诉求，比如自治或独立。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港人的教育和大众传播都自成体系，香港回归也没有改变同大陆语言、文化分隔的现实，因此“港独”愈演愈烈也不奇怪。港英时期，港人不用担心香港的地方特征和集体认同会消失，因为英国人没那个同化能力。然而回归到同文同种的中国，“港独”就开始有了被同化和香港自我认同被淹没的危机感。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釜底抽薪有良好组织和外援的香港暴力分子一再说要保持低烈度暴力，要把抗议长期进行下去。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不像一般颜色革命那么简单，不会经过一次对决见分晓（比如武力平暴），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种釜底抽薪的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改变香港地方性的标准化教育，改变地方性的文化，加强同大陆接轨。中联办和中资企业可以大规模兴办普通话学校，与港英时代成立的学校竞争。其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和的经验，在精英阶层中“掺沙子”，有意识地培养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在建国初期，国家就拆解了少数民族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作为整体不复存在。香港文化、教育、司法等各界社会精英，包括多数建制派，在回归后一直同北京离心离德，不能不说他们是造成今天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央不宜以暴力手段介入，防止制造反中“烈士”，治安问题要交给特区政府。“集体创伤”的记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渲染固化，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因此要避免帮助“港独”势力制造集体受难意识，同时积极运用新时代发达的通讯手段揭露“港独”的“民族建构”动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9-09-03 2016年5月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然而，它没有能够成为政府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 2016年5月特区政府公布了研究报告《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该文件内容涵盖经济、运营、中介人、社会和民生等四个范畴，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有助于了解澳门博彩业发展现状。然而，报告主要汇总和统计了相关资料，并没有能够成为政府科学施政、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业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切实建议。博彩中期检讨的不足澳门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控制博彩业规模和加强政府监管的要求，所应完成的政策评估理应包括以下内容：1、根据博彩法律规定与合约，总结博彩承批公司依法依规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法；2、总结博彩开放竞争后的成功经验及不足，研究制订澳门博彩业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强行业监管，以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目标的实现；3、具体研究博彩经营权到期之后的制度完善和政策改革思路；4、长远思考和设计完善政府监管博彩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特区政府委托学术机构完成的报告详尽介绍了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以后的概况，但是并没有含括上述内容。博彩中期检讨难以为将来赌牌重新续约提供决策依据，仅可作为调整现有博彩监管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参考。澳门需要认真评估中期检讨报告的不足之处，争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谋划澳门博彩业长远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允许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鼓励更多本地机构和学术人员进行研究，为完善赌牌重新竞投做好前期准备，进而督促政府就相关竞投程序和监管制度进行修订，提出更为完善的法律规制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规范赌牌承批人资格根据赌牌竞投合约，获批给承批营赌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法定条件：（1）在澳门本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投方式取得政府的赌权批给；（2）参与竞投时的适当资格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验；二是商誉；三是属同一参与竞投公司集团的其他公司的性质和商誉，特别是控权股东的性质和商誉；四是与参与竞投公司有密切联系之实体的性质和商誉；（3）有适当之财力，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参与竞投公司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二是控权股东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三是与之有密切关系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特别是向其提供融资担保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四是竞投公司5%或5%以上资本持有人的经济与财务状况，五是参与竞投公司拟经营一间或一间以上娱乐场之性质、类型及附加基础设施；（4）承批公司应保持2亿元营运资本，并将管理权授予一名身份为澳门特区永久居民，至少拥有该公司10%资本的常务董事，行使日常管理经营权；（5）承批公司应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义务，并提交博彩设施的相关投资计划。事实上，过去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的准入条件是相当低的，既没有针对外资的前提限制，所要求的条件如商誉、经验等都相当空洞而难于界定，又未预想到承批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或被上市公司控股、特别是澳门博彩承批公司期后全部都在外地上市的情况，导致现行立法中规定的监管制度在上市公司多重控股的运作下难以有效规管。任何监管措施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公众持股的态度，澳门迄今尚未建立一套满足有效规管境外上市公司承批赌牌和股权转让需要的本地监管制度。未来在赌牌重新竞投的过程中需要对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定义和审查。中介人制度澳门实行的赌牌制度是以承批公司为权利义务主体来承担责任，签订行政批给合同，而非按照“一赌场、一牌照”的模式向各家赌场颁发营运牌照。由于既往传统影响且无法律明确规管，在澳门，同一家赌牌公司可以经营多家赌场及其附属酒店游乐设施，而多家赌场和赌牌持有公司的关系既可以是股权所有关系，也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承包关系。后者向承批公司缴纳预设的博彩毛收入的特定百分比作为承包费用后，自行经营博彩娱乐场，甚至连娱乐场设施都自行投资建设。这些以承包名义经营的赌场，虽然在统计上将其赌场和赌牌数统归于相应的赌牌承批公司，申请增加赌台亦需通过承批公司向政府反映及办理手续，但其经营自主，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无须经过相应的赌牌持有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直接向政府缴税，在澳门被称为“卫星赌场”，即“借壳经营”的赌场。据说目前在澳门开业的41家赌场中，这类赌场达到一半左右，都在华资博彩承批人旗下。“卫星赌场”与政府、持牌公司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润分成关系错综复杂，迄今无人做过全面分析描述。中介人制度是澳门博彩业的特色之一。依照博彩法规，博彩中介业务指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由承批公司支付的佣金或其它报酬作为回报，以推广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的业务。博彩中介人可为具备“适当”资格的公司、自然人、商业企业主。适当资格主要是通过对博彩中介人数据披露表的内容进行审查而取得。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博彩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远超过法律规定，变成主要提供博彩信贷，以推销泥码的方式先行融资，从赌客手中赚取打赏，同时和赌场商议收入分成。卫星赌场得到政府默许，博彩中介人的业务超出经营范围，都说明特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使得政府监管博彩业的措施流于形式，急需在重新竞投的过程中对此加以规制和纠正。监管机构设置的相关问题首先，缺乏博彩政策的制订机构。博彩委员会是由2000年设立的专门研究博彩业发展和管理的专责委员会演变而来。它根据行政长官批示而成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经济财政司司长和社会文化司、保安司代表各一名，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及一名技术-法律范畴协调员共6人组成。作为制订博彩业相关政策的法定机构，它可设立若干咨询小组，就专题项目进行研究、跟进及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甚少公开活动，也从未见其就任何博彩政策展开过公共咨询或专项研究。其次，博彩监察协调局监管职能有名无实。该局作为法定的常设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协助订定、统筹及执行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经营产业、互相博彩以及向公众提供的博彩活动的经济政策”。就其参与政策制订而言，名义上它是协助政策制订的机构，但实际上长期没有作为，从未见其对外公布相关政策或就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就其执行职能而言，作为博彩收益的稽核部门，其负责赌场毛收入的点算和监督功能受到突出重视，其它如日常控制赌场进入、公布中介人名单并监督其业务、处理赌场内的违法事项等也发挥一定功能。制度重构由于利益局限，澳门政府在博彩开放改制的制度设计初期，追求的目标是稳定和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用政策倾斜吸引外来投资，从而追求博彩收益最大化。这种倾向对博彩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在发现问题后又欠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使得澳门民众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吞下社会成本高涨的苦果。这些都违背了博彩业作为特许经营制度下接受政府全面监管的初衷，不符合博彩特许经营体制的内在规律。它虽然满足了澳门特区繁荣稳定的需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澳门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政府必须考虑上述因素，以维护澳门和国家整体利益为原则，认真做好赌牌重新竞投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9-07-25 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 自1996年通过直选方式选举地区领导人以来，截至2016年，台湾一共经历了六次大选，即将展开的2020大选是第七次。从历次大选来看，我们会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有意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有识之士”，都会亲自或者委派代表前往美国“拜山头”，向幕后老板表达参选意愿，陈述一些政见，恪守一些该遵守的承诺；第二，20多年来，美国都透过言论或行动来关注台湾选情，影响其进程，同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总统候选人”。只要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屡试不爽。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自两国建交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而此时正巧遇上台湾要进行大选，台湾这张牌对美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形势下，美国对台湾选举所施加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历次大选中的美国烙印美国就台湾历次选举都发表过各种言论，甚至采取过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岛内的选情，但美国具体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过激，或平缓，一般都与当时中美关系所处的态势有关。美台关系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96年台湾首次大选，李登辉通过赴美演讲，增加国际曝光度，吸引台湾选民，而美国也非常积极地为其提供舞台。后来，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美国还派出军舰直接介入。美国势力的介入，不仅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而且自此拉开了美国影响台湾历次大选的序幕，在台湾选举中留下了特征明显的美国烙印。2000年，陈水扁与连战、宋楚瑜一同竞逐大位。美国克林顿政府担心台海局势失控，对台政策主要基于“三不原则”，明确表示不支持连战“导弹论”，而陈水扁早从李登辉当选的过程就察觉到台湾大选当中美国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他在1999年就赴美，提出“新的中间路线”并获得美国的认可。陈水扁执政四年，彻底滑向“台独”，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其表示怀疑，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结果陈水扁利用两颗子弹操弄了民意，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连任。2008年，美国明显地偏向马英九，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下降，主要表现在通过延缓实施对台军售的一些项目，限定陈水扁过境美国的地点和时间，有意对陈水扁施加压力，影响台湾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台北举办“入联公投”，多次利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的机会，发表言论，对台湾民众的投票起到指向性作用。马英九争取连任时，美国对民进党的两岸关系定位仍有疑虑，倾向于两岸“维持现状”。2016年，美国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表示警觉，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上升，美国需要台湾在中美战略失衡时发挥作用，因此，2015年蔡英文访美时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此访成为2016年台湾大选的风向标。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的期望值当前特朗普政府明确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战久拖不决，中美博弈进一步升级，而特朗普本人将寻求2020连任，在此背景下，台湾迎来2020选举。美国对台湾2020大选将会格外关注，对台湾候选人的政策指引将非常明显，即美国需要一个不稳定的台湾局势，同时又不希望台海局势失控而滑向战争的境地。美国对台政策将对台湾2020大选的过程、结果及两岸关系走向产生复杂的影响。唱双簧、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后，对台湾释放更多的“友善”，从蔡英文就任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致电开始，动作频频。2018年，“美台军舰互访互停”、“台湾旅行法”等法案获得通过。2019年5月7日，美联邦众议院以414票赞成，0票反对，17票弃权无异议通过《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美国这一系列动作，逐步将“一个中国”空洞化，不断填充涉台内容，把坚持“一中”原则与执行“一中”政策分开处理，一步步突破红线。台湾有求，美国有应，双方唱起了双簧。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这个三角关系放到当前中美关系大局中去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需要的是台湾而不是大陆，台湾对大陆的制衡作用不可替代。美国需要的是美台共同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蔡英文执政后，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进行了三次。蔡英文治下的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全方位倒向美国，为了谋求连任，她下一步会更加贴近美国。5月7日美国众院通过的《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民进党执政，不仅可以促成军售常态化，而且可以实现对台军售金额大幅增加。新形势下，仅从军售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判定美国的立场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形成完整的印太战略区域网络。此前，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与台对外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台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询机制”，推出定期对话机制。首次对话预计9月在台北举行，美方将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参加。该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快台湾融入美印太战略，有助于美国组建完整的区域网络。近日，美国国防部公布《印太战略报告》，公然将台湾表述为“国家”，认为台湾致力于分担美国的全球任务，并采取实质行动来支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需要加强与台湾这样“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加强与台湾伙伴关系的目的是要编织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框架，分享彼此的价值观、运作习惯和执行力，形成一个强大的、相互连接的区域网络。限制台海局势在可控的范围。在特朗普执政后，自中美发生贸易摩擦至今，美军共7次派遣军舰进入台海，且每次都挑选特定的时间节点经过台湾海峡，进行“辅助”性巡航，但总体上避免与中国军舰有实质性接触，避免擦枪走火。虽然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案，但美国政府在执行层面上尚保持以前的层级和程度范围，只是为以后逐步提升美台关系埋下伏笔。而且，美国自身能力不足，正如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未来态势是追求与最有能力的联盟和伙伴联合发展。因此，美国尽可能地要把台海局势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避免被拖入战争状态。然而，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台关系，美国又需要有一个不被统一的台湾的存在，但并非真正支持台湾独立，而是趋向于保持一种与台湾有实质内容的关系，并且美国确实需要“台湾”这张牌，时不时地亮出来，作为中美之间的谈判筹码。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施加影响的效果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台湾“九合一”选举发声，表示支持民进党。美国过去不是没有介入过台湾选举，不是没有干预过台湾事务，比如96年台海危机时曾派航母到台湾海峡、对“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表达不满等等，但很少直接表态挺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从最近事态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选举施加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把台面下的动作摆到了台面上，不避嫌地表态支持民进党。如果说“九合一”选举拼的是内政与民生，那么进入2020选举模式时，特别是新形势下，两岸议题将不可回避。民进党又善于操弄两岸议题来巩固其执政地位，而当下在特别需要民进党继续执政时，美国将成为民进党的“助选员”，美国的一言一行对台湾选民的指向作用将非常大，因此，美国因素对此次大选影响将不可小觑。在中美竞争关系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更多的是希望台海时不时地出现不稳定，而不是希望台海局势处于相对稳定，这也是美国不断丰富美台关系内容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心中的“不稳定”局势是可控的，要打破“现状”，纵容或支持“台独”势力去“独立”，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的是“活跃”的“台独”势力，或者说是这样的候选人，这才是美国当前更愿意去支持的，这样的人掌控的台湾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才会把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母开动起来，起到更大的战略效应。回顾台湾20多年的直选历史，凡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目前，虽然韩国瑜人气很旺，但有没有假“韩粉”有意抬高其人气，让一个任职能力相对弱、出身庶民的人在国民党初选中出线，而在最终的大选中失败？因此，很多情况晦暗难明，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璐 2019-07-17 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科技公司境外上市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金融制度改革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07-08 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开打，民进党提名之战果然出现“蔡赖之争”。蔡英文为确保自己“出线”，从多次喊话“一加一大于二”（呼吁“蔡赖配”），到五人协调小组积极“劝退”，再到两次拖延时间更改初选时程，可谓是手段百出，机关算尽。赖清德则一再强调“君子之争”，寄希望于自己的高民调来扳下此局。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蔡赖参选，各有所谋其实赖清德参选早有迹象。长期以来，赖清德在民进党内声望较高，有新潮流系“大阿哥”之称。虽然2017年北上台北出任“行政院长”，导致其声望有损，但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调更低（或低于赖清德20%左右），民进党内部一直就有呼唤赖清德出来的声音，年初甚至还有几位独派大佬公开为他站台，给蔡写信喊话“劝退”。然而，赖清德一直等到民进党登记初选的时候（3月18日）才公开表态，此举还是让蔡英文及其支持者“大跌眼镜”。从赖清德的视角来看，此次选举是一个不得不选的时机。今年1月，赖清德卸任“行政院长”之后并没有官职在身。如果他蛰伏到2024年再选的话，中间会发生很多的变数。如果郑文灿在桃园市持续维持高口碑，则2024年郑的呼声未必会低于赖。再加上在刚刚结束的台南市“立委”补选中，民进党候选人郭国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等同于赖清德的辅选打败韩国瑜的辅选，这让赖信心大增。当然，根本原因在于，“九合一”选举以来，在各大民调中赖清德都大幅领先于蔡英文，所以赖决定放手奋力一搏。从蔡英文的视角来看，2020也是“志在必得”。台湾自政党轮替以来，现任领导人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往往都可以得到连任。再加上蔡英文早就积极部署，对于2020未雨绸缪已久。“九合一”选举失败让蔡在党内威信扫地，若2020仍然败选或者对“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起到很好的“母鸡带小鸡”作用，蔡极有可能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民进党内被边缘化。然而，不论是蔡英文或者赖清德，都忽视了此次选举应该是“九合一”的延续。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检讨“九合一”败选原因的基础上，无论谁上，都还是有极大可能输给愈战愈勇的国民党。“君子之战”PK“权力之战”根据民进党中常会3月6日讨论的领导人选举办法，3月18日至22日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领表登记作业，人选在4月中旬出炉。若党内有2人以上参选，将办理党内初选民调；若仅有1人登记参选，则以征召形式办理。在此次选举开始之前，蔡英文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联系赖清德，总是得到其“不参选”的表态或者暗示，所以蔡以为自己是唯一候选人，任由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通过上述“选举办法”。谁料3月18日，赖清德宣布将“勇敢承担责任”，抢先蔡英文宣布参选。赖清德的基本策略是所谓“君子之争”，也就是各凭其能，不互相攻击甚至抹黑，展开高格调的竞争。赖清德这样处理或多或少是因为其并非在任官员，资源极其有限，所以打一下“君子牌”以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蔡英文为确保获胜，根本不理会赖清德这一套，“打压频频”，“吃相难看”。蔡英文采取了至少五步来“打压”赖清德，首先是蔡阵营网军大肆“打压”赖清德的道德诚信问题，质疑其“之前宣布不选现在又出尔反尔”；其次是成立五人协调小组（这五人分别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桃园市长郑文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以及后来确认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五人表面公允，实则是蔡阵营的说客，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劝退赖清德。第三步是大肆造“一加一大于二”的舆论，希望赖接受“蔡赖配”。3月29日，现任台湾副领导人陈建仁还提前宣布第二任期不再与蔡搭档，摆明是给赖“腾位子”。然而赖清德不为所动，坚持参加初选。这时候，蔡阵营又开始部署第四步――“拖延战术”。迄今民进党已经有了两次延后的动作，第一次是3月23日，民进党开会决定，“原定4月17日中执会通过并公告提名人日期延后一周到4月24日”；第二次是4月10日民进党中执会开会决定，“将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民调延期至5月22日之后”。“拖延战术”是很好的战术安排，所谓“以时间救民调”，主要是借着这段时间蔡英文频频公开亮相以及在媒体上多发声，来挽救其低迷的民调。当然，如果这样效果还不明显，蔡阵营还会有新的招数，即第五步“民调大反转”。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挺英派”正在展开“灭赖三部曲”，从斩断后路、曝光支持者到号令蔡粉致电施压表态，逼迫赖走进孤立无援的绝境，最后再透过手机民调清理战场，打包赖清德。以上讲法当然遭到了民进党的否认，但民进党内“拥赖”“挺蔡”各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以手机民调来吸引所谓更支持蔡英文的年轻选民也确实难以摆脱“因人设事”的嫌疑，难怪前台湾副领导人吕秀莲夸张地说：“这是‘君子’在对抗‘天子’，是不对称的‘战争’”。爱权谋弃民主，胜初选输台湾通观目前民进党的初选争议，不仅可以看出蔡英文并未在“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进行深刻反思，而且蔡英文和民进党对于“民主”的态度也是典型的“自利主义”。蔡阵营为了获胜，多次修改民主规则，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削弱民进党形象，连带台湾的民主品质也在大大下降。民主的核心意涵，是尊重制度和规则，众人平等地参加竞争，“胜者为王，败者衷心祝福胜者”。赖清德多次向蔡英文喊话：“如果您赢了，就是2.0，可能打赢‘大选’，我会全力支持您；如果我赢了，就是一个新的气象，也会有机会打赢‘大选’，也请全力支持我。”这番话体现的还是平等竞争的原则。然而，蔡英文以“维护党内团结”搪塞，不做过多回应。当然，当蔡英文多次向赖清德喊话“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赖清德5月也回呛：“这要看谁来带头，若有我代表民进党参选，可发挥加乘作用。辅选‘立委’让席次维持优势。”言外之意是蔡英文民调低或将拖累“立委选举”。总之，蔡赖双方表面上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实际上因为蔡英文把握主动，权谋用尽，双方近乎翻脸决裂了。尽管现在民进党初选尚未结束，但依据现在的情势来看，蔡英文获胜的概率在大大增加。甚至有媒体传出，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的话，民进党可能不办初选，仍然坚持“劝退赖直接征召蔡”。当然如果民进党参加选举连初选乃至辩论都不敢举办，其支持者恐怕会出现严重流失。总之，今天的民进党初选若仅限于“蔡赖之争”，没有对“九合一”失败的深刻检讨，也不调整两岸政策和经济政策，那么民进党既顾不了“台湾安全”，又实现不了“台湾有钱”，这样的政党只会距离主流民意越来越远。初选没有核心民主价值，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台湾”，这样的政党必将在下次选举中被民众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