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吕宁思 2008-04-29 内贾德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没有总统，革命后则从未有总统到访过伊拉克），而且又是访问一个在死对头美国卵翼下的政权，在理论上说，甫踏上伊拉克国土，进入巴格达的绿区，伊朗总统就处在美国大兵的间接警戒和保护下。   今年2月29日，伊朗总统艾哈麦迪?内贾德在德黑兰的伊朗总统府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 这次采访，恰好是在内贾德即将对邻国伊拉克进行访问前夕进行的。内贾德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没有总统，革命后则从未有总统到访过伊拉克），而且又是访问一个在死对头美国卵翼下的政权，在理论上说，甫踏上伊拉克国土，进入巴格达的绿区，伊朗总统就处在美国大兵的间接警戒和保护下。 于是，这次历史性访问自然会引起人们一些微妙连想。首先是美方对于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到底持何种态度。去年9月23日，内贾德在德黑兰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记者佩里（Scott Pelley）专访时，那位美国记者紧咬不放地追问伊朗是否提供武器给伊拉克反美武装，内贾德以他一贯的风格，不正面回答“有”或“没有”，只是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做，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和破坏伊拉克安全。”而今，在内贾德访问伊拉克终于成行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确实在阻止反美武装和武器由其境内进入伊拉克的问题上有所作为，这才换来美国默许其访问巴格达。换言之，伊朗总统成功访问伊拉克，本身就是美伊关系进展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在专访中开门见山向内贾德提问：伊朗是否正在通过伊拉克政府与美国进行沟通？在阁下访问伊拉克之后，伊美关系是否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对于我的这些问题，内贾德的回答也相当巧妙：变化总是有的，有些变化可能正在到来中。 他所说的变化，可能不是我所问的变化。但是古往今来，发生伊朗这个西亚大国中的许多变化，又往往都是戏剧性的。 古代辉煌、近代衰落、西化改革和伊斯兰革命 伊朗人有一句很自豪的口头禅：我们比历史还古老（More ancient than history）。公元前几千年，波斯曾经作为和希腊并驾齐驱的人类文明发源地，这是伊朗人颇引为自豪的。在德黑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被分置于两座建筑，特点十分鲜明。 自从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并被强行传播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先后入侵。18世纪末，土库曼人凯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凯加王朝。从19世纪初起，面对欧洲英俄列强的入侵压迫，波斯这个长期雄踞西亚的文明强国开始没落，也激发了一波又一波变法图强运动。在20世纪初期，曾经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1905-1911），迫使凯加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 1925年，哥萨克军官礼萨汗推翻凯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同时，礼萨王推行解放妇女和兴办现代教育等诸多社会改革，引进西方经济模式，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日益西化和现代化，也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 1941年，盟军为了开辟一条从苏联高加索地区经伊朗通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运输通道，出兵占领伊朗，迫使奉行亲德政策的礼萨王退位，扶持礼萨王的儿子巴列维登上王位。第二代巴列维国王更加西化，在政治文化上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都在伊朗大行其道，英美不甘心让伊朗被苏联左右，中情局在1953年策动了保王派军官的“八月政变”，逮捕了领导石油国有化运动逼迫巴列维国王交权的首相摩萨台。政变后，巴列维在英美支持下重新开始君主集权统治，对左派政党严厉镇压，国会选举的内阁成为虚设。但他继续推行全面西化政策，培养出的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浸淫的新一代人又成为君主制度的反对者。同时，全面西化政策损害了伊朗宗教阶层的利益，宗教阶层站在国王的对立面并取得了反对君主体制的领导权，最后在1979年革命成功，赶走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推动伊朗全面西化谋求变法图强中，巴列维国王父子颇似俄罗斯国父彼得大帝。特别是第二代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的支持，凭借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不但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还实现了国家高速发展。1970年代初，伊朗人均GDP已经名列全球第九位，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列维国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经济革命目标，是使伊朗成为（继美国、苏联、日本和西德之后）“世界第五强国”。 但是，彼得大帝与巴列维国王所处的基础环境有根本不同，就是国民宗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并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的300多年，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与东罗马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结婚，宣布拜占庭基督教（即东正教）为俄罗斯人的国教。这一区别决定了巴列维王朝的结局注定不同于彼得大帝。 第二代巴列维国王在全面西化的同时，有意追溯伊斯兰化之前的波斯帝国辉煌历史，为此他取消了伊斯兰历法，代之以波斯帝国历法，还举行过极尽豪奢的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大典，希望弘扬伊朗古老文化传统，削减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低估了已经统治伊朗人民精神生活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力量，结果最终被伊斯兰革命扫出国门，流亡西方，郁郁而终。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后，这个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西化的国家，一夜之间回到意识形态最保守的国家。同美国反目成仇，同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八年战争（1980-1988），长期国际经济制裁，都阻隔了伊朗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革命将近30年之后，伊朗的面貌，和波斯湾对面的海湾六国，形成鲜明对比。 美伊关系恩仇录...

吴松营 2008-02-18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解放思想，说起来很平常、简单，换换脑筋、改变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不就行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容易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要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再次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必须克服更大的重重阻力。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唐朝王勃《縢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再往前一千多年，老子早就说过“有无相生，易难相成”的话。宇宙无穷之大，变化亦无穷，使得地球上的事物生生不息，不断地弃旧迎新。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就必须不断变化、不断深化，才能跟上新时代，才会不断有所进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当然，每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变革和进步，都会有许多曲折，要冲破各种阻力、甚至要付出许多牺牲。远的不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经历许多曲折，要冲破许多阻力，然后才会有第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才能够在制度和体制改革上打破一些旧的框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政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 到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国内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情况，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公现象，在世界上还不能称为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往往心口难一，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总的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次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许多旧思想、旧框框阻碍了中国在制度和体制的深入改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妨碍政治的文明和进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这一次的解放思想，所要遇到的将会是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必须要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去冲破重重阻力。 一是要彻底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旧框框 一百多年来，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每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定义，都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而每一次认识的更新和飞跃，都使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世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邓小平到了88岁高龄的时候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他也说不准，所以，才要“摸着石头过河”，才有了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和其他重要场合的讲话中，也强调“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可是，在中国，有许多人仍然是用老套套、旧框框，或者是站在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立场上来解说社会主义，或者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到处贴标签。其实，被贴上标签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形态和市场规律等，也同样是可以、能够为社会主义的斩新事业服务的。还有，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党政机关的改革和人事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只要与他们想象的“社会主义”不相等，看得不顺眼，实际上还觉得有损自己的利益，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晃子，指责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那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大力反对，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止、打击。解放思想，首先遇到的将是这方面的强大而顽固的阻力。 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实践在不断检验各种各样的定义、“真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性认识在中国、在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实际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和认识，今天和昨天、前天，已经不完全相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解放思想，打破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旧框框，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子，才能使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不断地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创造一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二是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在上个世纪初期，西方人曾经十分迷信市场经济。可是，现在的中国，似乎又有不少人在迷信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牛奶倒进大西洋，股市一落千丈，华尔街曾经一天有十多个资本家跳楼自杀，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淹淹一息，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让资本主义国家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醒悟过来。1932年开始，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主政之下，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整顿、宏观调控、计划措施，收拾由于市场过度自由所造成的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困苦、市场欺诈成风等等的许多混乱局面，这才使国家经济逐步回稳和发展。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如雨后春笋。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危机中，又不得不重新学习和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各种计划和调控措施，包括实行新的货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关贸政策等等，避免了出现更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通过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经济有了新的更大更快发展。这也使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疑惑，到不得不开放自己的大门，同时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极力主张不能再搞单一的市场经济了。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西方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几十年来不断地修改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在第16版和17版之后，就加进了世界的许多经济案例和新的经验，并且反复地更加明确地指出市场有许多缺陷，市场经济不是万灵的，提醒人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 新中国建立之后，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学习苏联，搞单一的计划经济，既取得成绩，又吃了不少苦头。邓小平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桎梏，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摒弃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思想观念，推动中国在坚持有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取得光辉业绩。但是，时至今日的中国，却又有许多人反过来一味迷信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看作灵丹妙药，一切只讲市场、依赖市场，唯利是图。其结果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往往被他们大打折扣，还有不少官员腐败堕落，某些方面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已经沦丧。繁荣稳定的社会中潜伏着着各种危机。更加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极大地妨碍市场和计划、自由竞争和宏观计划调控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妨碍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 中国不可能再搞单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搞单一的市场经济。在今天各种信息既发达又流通十分快速的时代，要想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应该抛弃一切旧框框，既要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又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再次认真解放思想。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首尔，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要虚心地学习和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不拘泥、不拘格，只要有利者，一切皆为我所用。唯独如此，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优秀文化的繁荣，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三是要冲破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迷雾 自由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不矛盾的。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很多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其实比起别人来，他是更大的奴隶”，与马列主义经典中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两者是多么地相似。无论过去是信奉哪一种思想哲学经典，都认为人应该生来就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个人，要想自己不受缩缚和完全解放，就必须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和自由。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种自认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人们所共同追求的都应该是人类社会高度民主自由的文明制度。 中国曾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然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难有民主自由可言。新中国建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民主、自由似乎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和“专利”。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地强调各项事业要以人为本，提倡自由、倡导民主。可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一层蒙胧的迷雾。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比较陌生，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排斥倾向。 有不少的人把讲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划不清界线、分不清是非。这种思想观念于实践的结果是，无论是党政机关行政，还是企业管理，都是专制、集中的多，民主很少、自由不够。有的党政干部也跟着上头大喊“要以人为本”，自己却照样当官做老爷。更主要的是，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由民主观念、意识，不懂得如何为自己争自由、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们往往只是“认命”，要么逆来顺受，要么以非法、非理性的暴力方式、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革，必然地步履艰难，阻力重重。缺乏上层建筑改革成果支持、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就难于继续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吕元礼 2008-02-05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叫板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思想解放这门课程中一个实际案例。其实，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说法。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 一．测试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否行得通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有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曾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 二、大胆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避免争论以解放思想，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际上，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也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一种智慧。 当许多国家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时候，李光耀则尽力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期在实践中放手有为。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避免无谓争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才能够大胆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李光耀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加坡随时适应世界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定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相互依存，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到统一，融为一体。 三、不强调比优而强调比劣 跨国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上述理论其实表现了一种比优而非比劣的思维方式。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最好当然是发达国家不计报酬地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最坏则是发达国家既不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也不像跨国企业那样前来投资，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停滞。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跨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思维方式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它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又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 同样，与全球化时代同步的信息化时代，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动与之对接，掌握了主动。所谓信息化，是指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处理）等高新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由于信息唾手可得，资讯可以共享，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光耀认为，未来的挑战将是利用最有用效的通讯科技，来让自己同人们继续保持联系及设法做到符合人们的要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各有所好，行动党在争取人们的注意力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四、改变身段吸引选民参与沟通 为了改进党组织与外界的沟通，行动党12位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成立P65小组（即Post 65的缩写，意即后65，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为迎接民主化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逐步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党内，并使权力更替程序化、透明化。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人的任用或领导职务的安排也从过去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 五、执政党引入党内选举竞争机制...

南方朔 2008-01-29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再谈道德，这当然和近代学风有关。美国“南大西洋学报”曾有一期“伦理政治学专号”，当期主编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蓝搏罗波洛士（Vassilis Lambropouios）即指出：“近年来，大家都日益察觉，认同政治已将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带向死胡同。过去学界一度希望藉着文化研究对文本、事件、生活和事实的分析，藉以活化语言、文学、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企图，只达到了部分目标而已。最后反而是文化研究以排他的方式只聚焦在认同及其再现上，反而造成了新世代学者都在比赛着谈受苦和抵抗，整个学界因而充斥着厌烦感和倦怠感。”他对近代学风的许多批评反省，由于太过专业枯涩，不能详述。但总体而言，他认为近代学风太多主义、太集中搞边缘的小而新的话题，对重要的基本问题反而荒疏不理，乃是关键。 另外，近年来率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主张的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他近著《从乌托邦到近视症》里也指出，近代政治及社会科学日益鋀钉化（细微化），只在小而琐碎的地方卖弄聪明，对大问题则不屑一顾，因而他遂说这已造成了一种“零售清醒、批发疯狂”的结果。 另外，人文社会科学不谈领导，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柯文（Tyler Cowen）在他近著《出名的代价》里倒似乎讲到了要点。他指出，近代媒体发达，政治的担当、责任、道德都已不重要。“形象”、“包装”、“行销”反而成了主流。因此，“领袖们藉着娱乐选民，让他们觉得高兴而追求到选票，这固然可以增进亲和性并赢得选举，但却降低了一个领袖应该发挥的道德权威”，“日益看重短期的民意，使得领袖沦为道德的跟随者，而非价值领路人。今天的政治观众远远多过以前任何时代，对这些观众的揣摩也甚于从前。近代民调已使得政客们都被短视这条皮带所栓住”，“一个社会经由商业媒体而出名，不易产生伟大的领袖。就以美国总统这个职位为例，它所产生的乃是拍群众马屁以免被骂的人物”。“政客愈来愈不敢做出较大的冒险选择，因为畏惧反面的民意，遂使得他们只是跟着民意跑，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愿景和视野。” 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相信政治不谈领导，大概也和过去历史上的“坏领导”有关。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干脆少谈“领导”为妙。而可能更重要的，乃是在政治上，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它所造成的损失要很久才会显露；而跟随民意及媒体而起舞，短期内反正不会有损失。这也是政治日益脱离道德与领导，而变得逐渐“演艺化”（performance）的原因。 但对企业界，特别是那种规模庞巨、员工众多、竞争者环伺的跨国大企业，现在这个时代的竞争加剧，任何商品、创意、市场的占有周期都已大幅缩短。如果公司里一旦高干员工闹出个什么重大负面新闻；或因为公司内部出了影响部门士气的非道德、非纪律事件；或因为一时在领导上松懈了下来而被别人赶过及出了差错，其损失之大将难以估计。甚至还会让一个全球排名极高的公司就此永远挤出了排行榜。近代大公司内部因为非道德、非纪律、领导不良而出的差错多不胜数，怪不得道德与领导这种人文社会科学视为陈腔滥调的项目要被企业学界拿去用了。这也就是说，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政治上其结果显露的期间较长，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平庸而懂得作秀，可以蒙混好久。但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企业界却不然，它负面结果反应快、损失大，很快就会兑现。这种情况在竞争性强，比较尖端、利润率也较高的领域特别明显。当一个公司大到接近国家的规模，它的CEO就愈懂得这个道理。 而最近韩国的李明博为什么在大选时会胜出？为何他所提的“CEO治国”会震动全球，俨然已成了廿一世纪最新兴的口头禅？原因即在于愈来愈多的人已体会到，道德和领导的平庸化，在这个竞争已由公司扩延到国家的时代，它在过去或许还能勉强蒙混，但到了现在已完全不符现实的需要。政治必须恢复它道德与领导的高标准，让整个国家像大公司一样向前冲。作秀是没有用的，实绩才最重要；政治上的道德平庸、官僚习性、领导颟顸都必须成为过去。 在“CEO治国”已全球风行的此刻，我们必须辩正的，乃是“CEO治国”绝非意味着找一些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官。因为真正的CEO治国，指的是更高水准的以说服取代命令，以激发人们的潜能为大家服务，扬弃一切旧政治的官僚威权和习性。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只是换了一种有老板身份的人当官，官僚习性加上老板趾高气扬的嘴脸，那还不如不要CEO治国还好。领导学里早就指出过，坏的企业人做事，会以业绩来压人，成为另一种“业绩暴政”。真正的CEO治国，则是道德与领导方式的向上提升，两者可别搞混了！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08-01-14 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内地从中央到地方，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不少官员都在谈思想解放。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的一次有关讲话，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要“叫板新加坡”的说法，和施芝鸿《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这篇理论文章，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对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央的政策路向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最新动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和思想理论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诠释和精彩的点评，传递了精神，点出了方向。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胡锦涛总书记三句话表达改革目标 汪洋是在去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发表到任广东省委书记后的这次公开讲话。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汪洋思想开明，作风踏实，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显然具更高层次，而且他也很了解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这样的讲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而作为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施芝鸿，亲身参与中央政策的调研、制订和起草，他这篇于今年1月5日同时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文章，更绝非仅代表个人意见的泛泛之作，而是从理论上传递了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意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汪洋的有关讲话和施芝鸿的文章，在发表的时间点上，分别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前后，要在纪念奠定改革开放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三十年之际，巧借东风，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继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更要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和秩序层面的纵深发展。总书记胡锦涛在文章中宣布，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他还特别在文章中引用邓小平的原话：“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也清晰表达了中国现阶段的三大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把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大目标归纳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一次思想解放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基础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思想解放的说法并不新奇，但观察中国政情的专家都知道，中央在推行某项重大的决策之前，基本上都是遵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规律。将近三十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并在之后开启了真理标准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理论的突破，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在邓小平的布局下，先行营造了舆论氛围。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对陪同者表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之后不久，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将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一个高潮，挣脱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经济起飞 巧合的是，当年的“皇甫平”三作者之一，就是目前发表《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在这篇将近一万两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而由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显然，由于作者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地位，并且是署名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进行理论铺垫，是党和国家推出新的战略决策前的先行部署，“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开始了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央媒体已经开始提到的“扬起思想解放风帆，继续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远航”。 如果说，施芝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从理论上为党和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建立论述，那么，作为地方封疆大吏的汪洋，则要从施政实践上，为地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的目标。汪洋表示，广东过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因此，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汪洋为广东定下具体目标的内涵 汪洋为广东定下的赶超目标是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超过新加坡和韩国。他非常具体地和广东地方书记和市长讨论了广州和深圳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城中村”治安混乱问题，非常明白地表达了他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思想内涵。 汪洋特别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在广东说的话：“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汪洋意有所指地告诉在座的广东省负责官员：“我们现在超过只是一个方面，他（邓小平）没有说只是经济总量超过啊，而是两方面都要超过”。 他说，今天的“广东也遇到了土地制约，技术贫脊，结构难题，社会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一次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广东排头的地位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显然，汪洋认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经济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这实际上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位一体”，更是中国今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施芝鸿文章点出了这个历史背景：“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并要求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要在继续解决把中国发展起来问题的同时，着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要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话中有话...

南方朔 2007-12-27 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我们曾经指出过，就历史阶段而论，十七大所标志的，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必须更有自觉，也更有条理的“造桥过河”的阶段。而所谓“造桥过河”以现代术语而言，就是新的“国家建造”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它除了要切合现实，反映未来，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始能在政治文化上提升自己的高度。除此之外，所有后发的国家，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教训外，也看到更多的国际社会上足资警惕和反省的例证。因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家建造时，也就必须有更多宏观知识与经验的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由于它的国家规模巨大，发展之后无论对区域或全球，都势必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疑华”甚或“反华”势力活动不断，甚且有扩大之势的原因。最近的‘小鹰号’事件、‘人民币威胁论’、‘太空威胁论’等，都只不过是其荦荦大者。也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一、开放型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展开 不同的体制有着不同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中国近年来或因过去的负面教训，或因畏惧被人丑化为“造神运动”，领袖和领导群普遍都採低调方式为之。有关重大国际与国内事务，多来皆由各级发言人发表评论，鲜少有主要领导人站上第一线。在领导的风格与模式上，这是一种“体制领导”。我们固不能否认“体制领导”的特性，但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体制领导”则会由于它的反应性与创造性不足，而拖迟了改革的步伐。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已必须到了开创出一种新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时候了。现在的领袖和未来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抛头露面，将自己国家的作为与限制对国际社会发声，以争取支持、同情和理解，也将中国价值所期望的国际愿景是什么，向世界做出表示，以期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同时也应更主动地对中国内部的国民更加接近和多做讲话，俾呼唤出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当现在和未来的领袖能展现出这种新的风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意刻板印象即无所用武之地，而本国国民也能在领袖的呼唤下，带动出新的时代气氛。中国的新气象，不可能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产生，它只能被新的领袖风格带动出来。好的领袖风格是国民集体精神向上提升，而不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分歧内耗的最大动力。当代‘领导学之父’班尼斯（Warren Bennis）即指出：“领导者肩负着创造社会意识的重要任务。他们是社会道德统一的表征，且具有使社会团结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周密地构思，并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目标，引领大家跳脱琐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会的衡突，共同为值得付出的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其实，根据近代领导学的划分，领袖有三种类型：（一）是煽动型领袖。这种领袖有时候有助于面对国家危难，但其问题则在于它必然形成擅权专制，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危难。这种事情中国人当最有体会。（二）是管理型领袖。它以“体制领导”和体制所形成的惯性为依归，它有习惯上的方便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效率，但它的惯性即惰性，在这个外部全球化以及内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即难免拖迟改革的步调，甚至还会累积民怨。（三）是开放式、愿景式的领袖。它以多出一阶的高度，带动群体的向上提升，当代另一位领导学权威伯恩斯（James H. Burns）指出，“好的领导出现在领导者及跟随者将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际”。 而我们切勿认为这种好领导只是徒托空言。由历史的见证，人们早已公认美国昔日的两位总统华盛顿和林肯，对美国早期国家性格的形成具有无比的贡献，特别是林肯在召唤出人们“被更好的心中天使所触摸”上更是具有改变时代的意义。国家要伟大，必须领袖的心先伟大，然后人民才可能跟着上升。这并不一定要靠舌灿莲花的本领，也不是所谓的作秀，而是要更多的远见、智慧、诚恳、关怀与谦卑。当今日和未来的领袖能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个国家就会彻底的不同。 中共十七大之后，已正式启动未来领袖的评议秩序，要求各级主要干部表达意见。这当然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指出的，乃是这种评议如果要切实有效，则必须让未来领袖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在表现中让他们的气质、器宇、智慧等得以袒露，评议工作也才有所来。如果缺乏了这种表现空间，评议工作即很容易沦为猜上意、摸行情、搞派系。苟若如此，评议即难免与原先的意旨有所偏离。 百年来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由于形势非由我所造，因而中国只得被迫因应，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但到了现在，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已有了初步的成就，但新的内外问题却又迎面而至。这时候，一种更有凝聚性的新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确已到了必须展开的时候了。欧美国家的领袖经常都会在面对问题时站在第一线，这不只是为了选票而已，它也有带领人们之意。领袖走在前面，对人民的心声也会更加接近，也更会激发出领袖的责任心和改革速度。 二、国家共识的形成 任何社会，都明言或不明言的具有某种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形成的主流共识。共识乃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方社会在前民主时代，政治阶级，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再加上教会的规范力量，这乃是西方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古代中国，则以政治阶级与缙绅制度为核心，建构出了古代的秩序。而到了现代，由于过去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主要都是依靠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为之。其他社会角色都依附于“国家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条鞭’的秩序。但随着经济的成长，社会群体的分化，加上媒体的发达，过去那种秩序构造显然已到了开始不符需要，而且动辄捉襟见肘的时候。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如果扩大既有程序的加盟力量，在稳定中加速进步，遂成了必须严肃思考的的新课题。而一种不涉及利益输送的“官—产—学”有机联盟，或许可成为社会重建与提升的新基础。而这也是将新兴企业阶层“社会化”，使其脱胎换骨，摆脱“贪婪”形象，强化其社会与道德情操的不二法门。 其实，任何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都必须有“企业力”和“学术力”的辅弼。“企业力”所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理性”，它讲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着重问题解决之能力，以及成本效益的掌控。而将“企业力”导入公共事务，对新兴国家而言，也是让企业家脱离开放初期，一切有如原始丛林，因而企业家也成了冒险家的这种不良形象，并让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企业力”在公共事务上，可以反映在社会公益如慈善、奖学、倡导新价值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在组成智库及议题研究组织等方面。我们不能以“中国企业家资本累积的规模不大”为理由，而疏忽了“企业力”的作用。一九三零年代，美国先驱学者林德曼（Edward C. Lindeman）乃是全球最早研究并鼓吹企业基金会的人物，他在《财富与文化》一书里即指出，企业财富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而言，具有“社会工程师”般的重要地位。若企业界只追求利润、豪宅、奢侈的消费，则不但伤害到它自身，也会让整个秩序里多出愤怒之声。只有“企业力”被引进公共领域，它才可以让整个体制产生更大的正当性。 至于“学术力”，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扩大开发的社会及文化资源。现代化的政府都必须以学术力为顾问、为诤友、为结盟伙伴，这在欧美早已成为惯例。而在新兴国家里，目前正参选南韩总统的首尔市长李明博，在市长任内即和首尔数十所大学签约结盟，以“学术力”为新构想和新做法的发动机之一。首尔这个城市在近年里进步神速，“学术力”和“知识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官—产—学”的有机结盟形成，国家的气象、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愿景皆必然更加清晰，并可获得人民的认同。 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展开 最近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如果扼要叙述，我们可以说，这乃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已走到了强弩之末。于是它的股市于二零零一年崩盘于前、房市于二零零七年崩盘于后，连带的引发严重的次贷风暴，由房贷债务衍生出的CDOS市场，不但造成美国金融系统的混乱与紧缩，甚至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元持续贬值，而全球美元也跟着四处乱窜，使得各国的股市、汇市、房市、油市、原材料市场、甚至古董市场也都为之起伏不定。...

南方朔 2007-11-02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教授Abdallah Laroui   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后，紧接着又是全球瞩目的十七大。 为了试着替这两项会议作出一个历史定位，我最近特地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演变作了一番回顾与爬梳，并发现到这两项会议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 其一，过去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乃是邓小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过程。它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所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都只有短中期效果，照顾不到它所累积的长期负面效应，如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击；以及其他如官僚体系贪腐和特权扩大，特定种类的产业如矿工等类似新奴隶制的剥削现象开始出现。因此，现阶段已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功成身退的时候，未来已必须进入一个更有“国家目的性”的“建造桥梁过河”的新阶段。这两项会议就历史定位而论，可以说即是在替这个新阶段走出第一步。 其二，回顾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由于初期的落后与动乱，以及当时那种“超英赶美”、一杆到位的左倾迷思与幻想，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间曾出现以“稳定政治和公有制度、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所谓“总路线”，加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它统称为“三面红旗”。根据波兰近代语言学家普罗巴干底（Jezyk Propagandy）、美国学者格罗斯（Jan T. Gross）等人的分析方法，我们已可确定“总路线”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概念，其实有着下述三种特性： 它的语言概念皆高度诡辩和具有修辞性，语言里充斥着字辞的虚幻不实图像，因而它是一种图像语言。 它的语言和语法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形同是由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一个句段或句子。 它的语言表述里将“是什么”（what is）和“要怎么”（what ought to be）这两种“描述”与“规范”的差别取消，因而语言已不可能容得下推理论证的空间，而只剩下“定义”。 因而，“总路线”那个时代，由时代的处境到语言行为，会发展成中国的灾难也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整个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扭转。而到了今天，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可以说乃是过去“总路线”之后另一个新的“总路线”。而两者的不同，在于这次的这些口号，它的文化脉络与语言意涵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格局：...

周庆安 2007-10-26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软力量同质化，已经成为东亚各国在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一个巨大挑战。尤其以中国、韩国和日本最为典型。这种同质化在形式上和文化渊源上都十分明显。而要摆脱同质化带来的软实力发展僵局，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孔子学院的竞争力的问题。 国内政经关系是软实力内在本体 随着中国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和日益增加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有人常常简单地把“软实力”理解成国家形象的包装和传播工作，认为软实力的较量就是形象与传播力量的较量，对外宣传工作者责无旁贷。 的确，形象塑造与传播手段当然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二者只是软实力的高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首先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因为软实力自身就是一种象征性政治，这种象征性政治是通过非物质手段来发挥作用的。软力量的本体是内在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体现出来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关系，既包括文化、价值观，也包括内政和外交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效果。而软实力的喻体，才是投射到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的形成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有软实力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是较早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并且总结摸索出相对完善社会关系的国家。这种国家除了具备比较强大的软实力输出能力，其软实力的象征本体——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能够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模式，比如“美国”。而大量被寄予厚望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风物，但是常常处于国际软实力谱系的末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腾飞或者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正因为软实力是一种象征性政治，因此许多因素都会构成在国际上构成软实力的想象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被想象为矿难频发、社会冲突激烈、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那么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其想象关系也是不容乐观的。我们都记得在20世纪初，美国电影同业工会在一份致白宫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里，曾经十分清楚地阐述了电影作为软实力的巨大作用：“电影可以成为以极小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但是在这个极小成本或者零成本的背后，是美国文化工业每年800～1000部电影的拍摄量，和一套极其成熟完善的电影工业机制。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推算，在这套文化工业机制的背后，有美国现代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关系。试想，如果没有“理想”的美国生活方式作为支撑，那么美国电影也不可能形成在全球价值观市场上的影响力。 当然，这不是说软实力发达的国家，就一定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先进的国家。全球各国社会制度各异，多样性和差异性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但是在软实力的形成和做大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尊重其基本规律。 社会制度稳定与矛盾决定软实力成败 从软实力发展规律上来说，东亚国家仍然处在“罗马式”的软实力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罗马式”软实力发展规律，仍然主导今天和未来许多软实力大国成长的过程。 处在这个规律入门处的是语言。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认为：“罗马人对自己的语言在国家行为中的影响如此明知，以至于扩大拉丁语的使用和武器的进步一样，成为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将这个战略的构想称之为“使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深入东方的文化同化”。因此，孔子学院、日语中心和世宗学院都是这种“罗马式”软实力的重要准入工具。 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罗马式”软实力发展在历史上体现出来的规律。这种软实力的发展，本身以国内文明发达程度作为基础，在软实力输出中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工具性作用，本质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而按照历史学者的分析，在罗马帝国繁荣和衰败的过程中，软实力成败体现在国内社会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缓急与否上。时至今日，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跳出“罗马式”软力量发展规律，在自身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较为强大的软实力。 以泰国为例，这是一个文化不可谓不突出的国家。泰国风物殊异，对于西方人来说充满神秘美感。在早期政治不稳定，政变频发的阶段，其软实力自然不必讨论。而今天其政治已经比较稳定，不少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也将亚太总部设在曼谷，其软实力发展具备了比较理想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大型跨国企业，其价值观影响力也只能是区域性的。而国际舆论之所以开始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是看到了中国软实力所具备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证。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软实力的本源展开讨论。 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战略规划 东亚三国软实力同质化的背后，既有着软实力成长的共同规律，也有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同质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光注意到软实力的形式，而忽略了软实力的基础和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只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上，不解决软力量的上游命题，那么我们会在同质化竞争中失去有利优势。 因此，抢占软实力的制高点，其本质还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可口可乐与麦当劳殖民化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成长型的跨国公司在软实力中具备重要作用；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从文化和流行生活上被殖民的危险一触即发。当我们讨论儒学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检讨作为儒学源头的国家，在自身文化保护和儒学传统继承上的缺失；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文化渊源，是没有能力与同质化民族相竞争的。甚至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争得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电影工业能否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工业的成败得失。每一个国内因素都会快速及时地折射到软实力作用上。 软实力竞争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也不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利益竞争。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目标，依傅立民之判断，是为了减少误解、消弭冲突。我们不必讳言一种罗马式的软实力成长规律，但是中国并不是要以一种罗马式的路径来发展和强大。在这种软实力的历史格局中，战略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形象包装与传播策略是软实力的外壳，不可谓不重要。但是外壳和内核是需要相互配合，彼此完善的。如果内核疲软，包装做大，那么会让世界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失去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东亚软实力同质化竞争中胜出，其重任不但落在软实力的领导层身上，更落在那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医生、教师，以及在2008年奥运会前直面西方媒体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周庆安博士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杨文昌 2007-09-05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总是摆脱不了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中国一切的束缚，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本人决定再写《向世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试图通过此文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两霸称雄的格局虽然仍未结束，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期政治、军事角力中已实力耗尽，颓势已定。尽管世界仍不太平，但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大规模世界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已明显减小。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各大国抓住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技术革命，IT产业兴起，生物技术已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持续、快速发展。欧盟不断扩大，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快速成长的新型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邓小平将这一时期特征归纳为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维护的，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发展经济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顺潮流者兴，逆潮流者衰。面对世界潮流，中国必须抓住机遇，顺应潮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二）国内背景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深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错误政策的破坏，中国再次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坚决纠正极“左”指导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方针。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会议还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了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观念大革命和经济政治体制大革命在沉睡了上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实质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六大基本特征：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四是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六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 以上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由时代的主题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改革开放，是铲除旧的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障碍的强大武器，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正确选择；坚持共同富裕，既是实现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实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曾经饱尝外国列强欺凌之苦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向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也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正义主张，是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30年来，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进行国家建设。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提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 回顾30年的发展变化，中国人深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一员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到90年代全国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到90年代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简单地从事来料加工贸易到加入WTO，自觉接受国际游戏规则的约束，再到中国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已经成为13亿人的共识。      （二）中国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 就国际政治领域而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主张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世界各大国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区域合作；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多边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公正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