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在“十二五”时期即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对于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从历史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促进民间资本发展的方略：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等领域。 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 首先，关于民间资本的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民间资本总觉得就是小企业或低层次的企业，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无论从对GDP的贡献度、还是对就业的贡献都非常重要，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民间资本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企业数量占全国的70%以上，85%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90%以上的农村转移就业源于民营经济。中国技术创新的65%，专利的75%，新产品的80%也是由民营经济实现的。民间资本已当之无愧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图1显示了1980年到2008年28年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从82%降到28%，而民间资本所占比重已从13%上升到25%，民间资本已经和国有资本几乎是并驾齐驱。从投资的增长率来看，民间资本也是高于全国的增长率（图2），2000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0.3%与12.2%，到2008年这一增长率分别为25.9%与29.1%。图3是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税收增长率曲线，从税收的贡献度来看，国有企业低于全国水平，而民营和私营企业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和国有企业。以2008年为例，中国税收增长率为13%，而国有企业税收增长率仅为5%，民营和私营企业则分别为13%和23%。从出口的增长率来看也是这种状况（图4），2008年民间资本出口增长率为28%，远远高于国有企业14%的增长率水平。图5是中国各类企业占出口的比重，2001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为43%和7%，到2008年分别为18%与27%，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总之，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重要，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 图1   1980—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2000—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2005—2008年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税收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4   加入WTO以来中国各类企业出口增长率 注：民营企业指除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外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年1月，第50页提供的资料制作。...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其次，关于民间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务院“新36条”）中对民间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并要求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为什么要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主要表现为有四个有利于： 一是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二是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四是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显而易见，国务院“新36条”对民间资本发挥的作用做出了高度评价，这四个有利于对民间资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是对民间资本地位的充分肯定。 二、民间资本发展的制约 尽管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在不断的提高和加强，而且日益明显，但是民间资本的发展也受到种种的制约。这种制约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间投资主体普遍存在“四不”状况。 “四不”即不愿意投资，不能投资，不敢投资，不会投资。 一是不愿意投资。目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存在着高度的竞争，大部分行业已是产能过剩，所以民间资本对这些行业和领域缺乏投资热情、对这些行业完全不愿意去投资。 二是不能投资。民间资本要进行投资就必须要有资金，除了自有资金以外还要获取其他来源的资金。然而，长期以来融资难问题始终是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想投资也投不了。 三是不敢投资。从各个民间投资主体来看其实力不强，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法律、市场环境还不完善，一旦在投资过程中出现国内外经济状况大起大落，或者面临一些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主体面临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其他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上世纪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无不表明民间投资主体面临的风险很高，因此产生了民间资本不敢投资的状况。 四是不会投资。通常民间投资主体对政策信息的敏感性较弱，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趋势的研究与把握还不够准确，投资决策水平普遍比较低，所以进行投资决策困难重重。 其次，民间投资遭遇“两门”的困境。 所谓“两门”就是“玻璃门”与“弹簧门”，是指根据国务院“非公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2月19日颁布）规定的非公有资本“非禁即入”的原则，非公有资本在投资领域所遇到的与国有资本不平等的资本准入问题的形象比喻。所谓“非禁即入”的原则，即指民间资本在行业准入方面除去法律中明确禁止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之外，民间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但在实际中却一直没有落实。“玻璃门”与“弹簧门”的形象比喻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玻璃门”，就是指看得见，没有显性障碍，但却无法进入，问题是出在隐性障碍方面。“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出个大包”。所谓“弹簧门”，则是指虽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也确实进入了，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民间资本不得不自动退出。“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了出来”。 再次，“四大瓶颈”制约着民间投资发展。 “四大瓶颈”是指民间投资在行业准入、融资难、管理水平、政策环境方面存在的制约。关于行业准入问题，简而言之，民间资本在行业准入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的障碍，特别是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前面提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目前在中国垄断行业中民间资本进入的比重不到20%，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公平的。“四大瓶颈”中的管理水平问题、政策环境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述，以下仅从金融的角度对融资难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三、金融业与民间资本的发展 国务院“新36条”的公布，表明民间资本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民间资本将获得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新36条”强调要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要把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务院“新36条”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很多，我们认为应当把金融业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1.民间资本发展与金融支持 毫无疑问，民间资本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对此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的共识。 宁波市人民政府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8月28日发布）明确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金融产业。“鼓励民营企业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重组。鼓励民间资本依照有关规定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设立信用担保公司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 这段话里最后一句很重要：“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表明宁波市政府很有战略眼光，因为它已经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落实国务院“新36条”了，并且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要提供金融支持，要打造一个富有活力和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个观点值得赞赏。当前，国内至少有五六十个城市提出要建立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而宁波市政府没有从表面上提出搞一个什么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当然包括民间资本，因为浙江主要是民营经济。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个提法非常符合实际，也是独辟蹊径。这就表明，宁波市政府看到了并且把握了民间资本发展和金融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最重要是在金融、民间资本的发展需要解决金融问题。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也认为发展民间投资要解决的政策性障碍主要是在金融方面，存在着几个矛盾：第一，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但是投资的渠道、出路不多，甚至找不到出路。第二，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急需资金但是得不到贷款，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往往不缺钱但很容易拿到贷款，然后去搞房地产、进入股市，甚至推高了资产价格。高尚全还对民间资本为什么不能办中小企业银行或者是私人银行提出了质疑，有人说是因为涉及到金融安全所以不能办。例如粮食安全非常重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是不是我们只能办国营农场才能保障粮食安全了。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认为，金融业也是如此，只有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业并且发展壮大，才可能从根本上来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发展民间资本的突破口就在金融。 从浙江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实浙江并不缺钱，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缺资金，求钱若渴；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没地方投。如何把浙江民间资金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对接起来，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把民间资本和企业融资这座‘桥梁’架构好，将会给浙江众多中小企业注入新的资本活力”。 显而易见，这是对民间资本中小企业发展与金融之间关系的形象比喻，金融是一个桥梁。我们之所以把金融机构叫做金融中介，就是因为金融中介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 2.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 尽管前面已列举了许多关于民间资本发展与金融支持方面的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国务院“新36条”只是一个大体框架性、纲领性的文件，其更多还停留在政策表面；也有人怀疑，国务院“新36条”是否真能改变民营资本过去的处境，迎来一个自由投资、真正享受国民待遇的新格局呢？也有人认为，国务院“新36条”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认为全国两会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恐怕对民间资本而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总之，当前对国务院“新36条”仍存在着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存在着一些怀疑。 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五年后再次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对照两个36条，我们认为，此次突破最大的方面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这一政策的突破将解决民营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也为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非公36条”中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在加强立法、规范准入、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新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特别强调“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显而易见，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五年前的“非公36条”其政策的确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则；而“新36条”比起“非公36条”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大政方针非常明确。 “新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如果我们将“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一段话做了一个梳理，就会发现在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第二提供了优惠政策。 关于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 (2)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 (3)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四、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 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至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应当加快。 1.加快制定更为细致的“新36条”配套措施 要加快制定落实“新36条”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准入门槛、出资比例等。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已经把40项具体工作分解落实到20多个部委，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有一系列的细化配套措施要出台。 2.加快实施促进民间投资的金融改革 推进金融业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给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应当鼓励大、中型金融机构从这一领域退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企信贷交易成本、信贷政策制约、资产质量压力等多种原因，导致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不愿或不能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民间资本融资难已成为民间资本贷款难，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来有效解决民间资本发展中的融资困境的难度很大。我们认为，在农村金融部分领域，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应当是国退民进，因为在这些领域，大中型金融机构没有力量或无暇顾及，应当把这一领域交给民间投资。 3.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在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其中设立新兴金融机构依然是一个重点。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完善，将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例如：设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设立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推进信贷服务创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发展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方式，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缓解小企业贷款抵押不足的矛盾。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托融资、租赁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以信托和租赁为基础的理财产品。 4.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健全和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减少信贷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将有助于解决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0-5-13.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5-2-19. [3]高尚全.大力发展民间资本[N].中华工商时报,2010-7-21. [4]李子彬.2009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9. [5]罗宇凡等.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公平竞争”如何实现?[N].人民日报,2010-3-8. [6]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G].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7]吴家曦.2008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旸 2011-03-09 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及拓展中国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方面，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实力大增。中国在新形势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地企业“走出去”；二是国家积极发展、拓展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在这两方面，香港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层面，善用香港的融资平台和法律服务体系等，可为内地企业发展海外市场服务，善用香港商界在国际上建立的广泛网络，可开拓外交薄弱地带，均有助于推进“走出去”战略。 香港融资平台支持内企“走出去” 世界经济复苏，国家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为我国经济以及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经济增添新活力。但是，相对于吸引外资来讲，内地企业在境外投资上整体还欠缺经验，亟需疏通投资渠道、理顺在境外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关系。 香港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是亚洲最国际化的都市，低税率、完善的基建及经贸配套设施，再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数以千计的内地企业因在港设立公司而受惠。截至2010年底，内地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达近2000亿美元，约占内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六成。根据香港贸发局研究，66.8%的受访内地企业其当前的发展战略，就是拓展海外市场；15.2% 的受访公司已经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或委托业务代理；58.9%表示未来两年内会到香港设办事处或委托代理，主要期望在香港建立海外市场及销售网络，并透过香港物色境外投资及业务合作伙伴。这说明香港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角色，已经被广大内地企业肯定。前不久的“两地企业携手‘走出去’高峰论坛”，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表示，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和最理想的“走出去”服务平台。 内地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融资问题，而香港是优质的融资平台。香港很多国际银行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海外经营网点可以成为内地企业的海外平台。同时，香港很多国际银行都与欧美大行有紧密合作关系，可以将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到欧美地区。 香港金融机构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以下多种具体的金融服务。第一是跨境贷款。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帮助需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进行并购的内地企业在港子公司解决资金问题；第二是出口信贷。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出口信贷，使得内地企业的客户能通过出口信贷获得所需资金；第三是内保外贷。企业母公司在内地，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母公司人民币资金的信用保证在海外进行发放外汇贷款；第四是跨境并购融资，包括新建子公司和通过并购拓展海外业务。通过香港金融机构，内地企业可以安全、便捷地并购海外现存企业，香港金融机构可对并购资金需求提供贷款。当然，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平台，还有更多香港有能力提供的金融服务尚未被开发。 香港法律服务协助内企“走出去” 内地企业“走出去”会涉及跨区域法律咨询。由于法律制度不同，内地企业直接投资英、美、澳、加有一定风险，而香港与它们沿袭同一英美法系，因此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 香港律师业多年来建立了优良的专业服务传统。除了香港本土法律服务外，香港律师熟悉市场机制、金融、跨地域投资、国际商贸、仲裁、诉讼等法律服务事宜，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能为内地企业拓展新市场、新业务，引进新资金、客源、人才、技术等提供帮助。大部份香港律师语言能力过硬，能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具体服务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企业办理香港或海外公司注册手续，协助开设香港银行户口，经营生意、投资。除受监管行业外，成立香港公司的过程简单、便捷，无须审批。在香港注册公司只需要最少一名股东及董事，且股东或董事没有国籍限制，也无须在港居住，但须委任香港人或香港公司担任公司法定秘书。在这方面，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发挥作用，协助内地“走出去”的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手续。此外，香港律师也熟悉海外公司的注册、许可及运作程序，可向内地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内地公司上市后，香港律师的专业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因香港与内地法律体系不同，香港律师可持续协助内地企业了解香港法律及监管规则，利用其专业声誉，增进国际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及支持。很多香港律师目前已拥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在民商事宜上，这些律师可协助企业提供可靠和有效的证明，为企业“把好关”，为两地的商贸和民间交往提供便利。 第三，香港律师能为内地企业提供相关税务计划，使其获得《税务双边协议》的税务优待。内地与香港税率有异。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公司可成为内地母公司的货品及利润的“中转平台”，协助内地企业减低税务责任，助其进行合法利润转移。在合法将内地企业的利润地转移到香港公司后，内地母公司可以享受低税率。在与海外商贸往来中，内地企业可以首先与香港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将货品作进出口，并且通过香港公司与海外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货品销往海外市场。 第四，在涉外交易中，设定仲裁条款解决纷争是内地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重要障碍。特别在涉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仲裁纷争问题上，香港可以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在内地企业同境外客户之间起协调沟通作用。香港仲裁以尊重“当事人自决”为原则，法院极少插手。此外，香港仲裁裁决亦可以按照“纽约公约”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内地法律系统所没有的优势。 第五，香港律师可以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由于长年来已经获得良好国际声誉，因此通过香港管理知识产权，相对来讲容易获得海外合作伙伴的信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赢得打造声誉的关键性订单，同时也使得内地企业的品牌推广更加顺畅。香港律师可以协助内地企业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品牌的商标许可，使其知识产权得到保障。 第六，香港律师可协助内地企业预防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外国反倾销起诉。在内地很多企业还处于国际分工链末端的时候，容易让别国在倾销、补贴上有可乘之机。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亟需经验丰富且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律师协助。在这方面，香港律师熟悉市场运作，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预建立生产成本、销售市场价格等各方面纪录，特别善于应对欧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起诉，作出及时应诉。在相关领域，香港律师也可连手外国律师共同提出抗辩。 协助国家开拓外交薄弱地带 除了利用独特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外，香港还可以在民间外交上大有作为，帮助树立国家形象，协助国家开拓和巩固外交薄弱地带。 香港商人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遍及世界、十分宝贵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可以帮助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帮助国家发展外交薄弱地域或者尚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比如，长年来，香港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都保持稳定而良好的商贸关系，而这两个地域目前正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开拓的外交地带。与其它地区相比，中国政府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还比较疏远，而同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尚未建交。对于这些通过正规外交渠道不便疏通、发展关系的地区，香港的独特优势就十分明显了。香港可以利用自己已经积累的关系在国家和这些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平日互通友善，或者在必要时刻传递关键信息。从民间外交的角度上讲，有时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信息的效果甚至胜于正式渠道。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1-02-09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编者按】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求因以治本。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刘吉先生《论经济危机》一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重新认识了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刘吉认为，当代经济危机是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他总结了当代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正是由于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市场行为，才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因此，他明确指出，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 为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刘吉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他更深刻反思当代经济学的作用，建议必须自觉、认真、系统建设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以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 “危机出智慧”。刘吉以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代经济危机的本质，总结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了众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这不仅是对当代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贡献。 论经济危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过去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经济危机，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们亲历了一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的专家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超过了当年的“大萧条”。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各有对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先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请允许我发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像魔鬼一样呼唤出空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剥削。由于资产阶级剥削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加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于是出现大量“倾倒的牛奶”、“愤怒的葡萄”，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每隔11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危机比一次严重，打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资本主义灭亡。无论从既往客观事实看，或者从理论逻辑看，这一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断言：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面总危机的开端。然而，后来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每次危机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种经济损失，可是，每次经济危机后迎来的是经济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涨，历史总的趋势是经济在一系列低谷高峰中不断增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见图1）是：近一个多世纪美国经济穿越波浪式前进的是近乎一个指数曲线，1945年后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萧条”也只是偏离这一增长总趋势的一个小小的波谷，使美国成为并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强的霸主。欧洲经济发展曲线也是大致如此。   图1— 美国和西欧一百年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各种商业周期理论，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论。他不仅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计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朱格拉周期（10年）和基钦短周期（40个月），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与科技创新严格对应的明确年月的周期律。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生产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中都存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发达的初期更为突显。随着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随着企业经济规模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计划生产，配置了社会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调控能力（包括市场信息及时传播、各种信息研究和咨询机构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等）不断加强；加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生产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已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逐步变成相对贫困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从而他们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成为分配主体。经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人数降至10%以下，并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许多蓝领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表明，分配两极化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么，当代经济危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它的本质和意义？无可回避，当代经济危机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简明的历史考察与准确概括。 二、当代市场经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1-01-12 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其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施政报告》更提出了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11月16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大多数香港传媒一如既往地以“大香港主义”的观点，就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派钱”的措施大做文章，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之名去批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可是，如果从大多数澳门市民的角度出发，最令大家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提出一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还有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蓝图 比起今年年初崔世安特首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刚刚发表的这份最新《施政报告》，的确是有一些进步的。 最新《施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从广大居民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广泛听取意见，优化民生素质，确保社会祥和穏定，扩展产业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蓝图，致力实现澳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试图通过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途径，达成近年来多位中央领导人曾明白宣示的“产业适度多元化”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施政报告”中提出的种种承诺，包括建设优质城巿生活，人文建设，经济适度多元，人力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提升生活素质，可持续发展，科学施政和制度化建设等等，都的确是“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如果能在崔世安的任期内一一达成，对大多数澳门居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在“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方面”，向每个合资格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6,000元；向每名永久居民发放现金4,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2,400元；调低房屋税税率等等措施，即使不少市民都明白这是短期措施，但是，大多数市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社会各界关注施政承诺如何落实 因此，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施政报告》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 澳门文化评论员李展鹏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本来他一直都反对“现金分享计划”，但是，领了三年现金之后，今年突然少了两千元可领，他亦忽然觉得心中有气。这种情绪不单只是来自非理性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维。因为，只要反省过去几年澳门出现过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包括楼价高涨、通胀不止、交通挤塞等等，除了派钱之外，澳门特区政府其实都没有给市民什么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分享到过去几年澳门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课程主任林玉凤则表示，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不管在报告内或在报告外的特首记者会上，都没有好好的说明或澄清，例如，为什么今年“现金分享计划”会自6000元下降至4000元，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提过。 林玉凤教授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有着不少矛盾冲突、思路不清的地方，施政目标和手段之间未有逻辑因果关系，有时让人无法理解某些项目会落在某项分类之上。例如，在如何落实“致力深化人文建设”上，其中一项将要执行的工作竟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各种纪念形式展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时期的主要活动”（《施政报告》第20页）。在落实“文化领域”的“塔石广场大楼：塔石创意中心”的工作内容里，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改建工程至中心开幕”（第90页）；某些其它项目的工作流程（从开展到完成），更是不清不楚。 在某些项目的相关性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经济适度多元”的类别内，如果要完成“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落实特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加强与泛珠三角，尤其是粤港的紧密合作，促进粤澳的产业经贸合作、重点规划协调、大型基建对接、社会民生互惠”等等目标，澳门与广东（珠海）之间推行更方便的通关措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应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同一类别的内文中，竟然对此不置一词。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施政报告”的全文，才会发现，有关落实上述目标的措施，包括“优化出入境口岸和客运码头的设施，增建电子自助过关系统，完善周边道路交通配套，开展与邻近地区之间的陆路跨界交通衔接工作”，竟在“建设优质城市生活”类别的内文里面。 “中央招聘制”威胁公务员既得利益 不过，对为数约两万人的澳门特区政府合约或非合约公务员来说，崔世安特首如果真的落实“中央招聘制”，那才是对他们当中不少中高级公务员的最大威胁。 与香港早在港英政府年代便实行“中央招聘制”为主的“公务员入职晋升制度”不同，澳葡当局和澳门特区政府从来都未实行过“中央招聘制”。对澳葡当局来说，这当然是为葡萄牙人（特别是澳门土生葡人Flihos da Terra）在澳门谋利而度身订做的长期措施，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但完全继承了这套早已不合时宜的制度，甚至将其负面效果“发扬光大”，令社会怨气累积得更加厉害。 为何如此表述呢？因为，除了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亦偏高的单位（如纪律部队里的治安警察、狱警），让一般无人脉关系可依靠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获得聘用之外，数量有限的一些“笋位”（好职位）往往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内部招考”而录取的，其直接表现必然是“亲疏有别”。于是，政府内部，不管大小部门，都充斥着“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可以更多地获得录取。社会上早已对此批评多时。 更令不少澳门市民火气大增的是，“小范围内部招考”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知者不多，考者更少，得罪的人亦少。但是，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追上国际水平，不少公务员空缺都是公开登报招聘和考试的。于是，不少报刊公开招聘某个“长俸公务员”的职位，便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去应考。可是，当应考者打开考卷，竟然发觉里面尽是“今年是第几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类的“烂问题”。更气人的是，这个“长俸公务员”职位的发榜结果，竟然是在该单位早已工作了一段日子的一位“合约公务员”，其背景亦照例是局长或副局长的亲戚朋友或其子女。每次都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特权人士”才会捞到“笋位”。澳门特区政府每举行一次公开考试，便至少得罪好几百人；一年考十次试，便至少得罪好几千人；特区政府成立十年以来，久而久之，得罪的人数以万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1-10 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香港与珠海应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及金融创新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 2010年是珠海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珠海市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今天美丽的海滨城市。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对珠海的了解并不深，还仅仅停留在休闲度假地的印象中。其实在最近几年，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值得香港的政府和商界密切关注。 三大机遇改写港珠地缘经济格局 香港过去与珠海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除了因为两地没有直接的陆路联系通道之外，还和历史上珠海在经济总量上较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较弱有关系。 改革开放早期，以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带动的珠江两岸同时起步。但后来两个城市差距逐渐拉大。1980年的时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当；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珠海一年的GDP大约相当于深圳一个季度的GDP；而到了2008年前后，珠海一年的GDP大约只相当于深圳一个半月的GDP。应该说，和深圳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先进城市相比，珠海在经济规模和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上，表现不够突出。 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地理区位条件。珠海的地理位置没有深圳好。珠海相邻的澳门城市由于体量较小，同珠海的产业联动比较低。相比之下，香港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对深圳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原因，是珠海历史上在产业定位和产业选择上有过摇摆，没有像珠三角其它一些城市那样，在一些核心产业形成大规模的集群效应。由于产业链不完整、缺乏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配套，在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上与珠三角邻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珠海面临着三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为珠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第一个机遇来自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这意味着珠海成为继深圳之后，第二个与香港有直接陆路联系通道的中国内地城市，这对两地的交流无疑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旅途时间看，港珠澳大桥建成以后，从香港机场到达珠海的行车时间只要二三十分钟；从香港的商务中心区中环出发，到珠海的时间也在一小时以内，比起从香港这两处地点到深圳市区的行车时间还要短。这也意味着珠海将正式融入香港的一小时生活圈内。 港珠澳大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经过多年的协商之后，三地政府在大桥的建设模式上采用政府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相结合，而不是以商业投资的方式兴建，这使得未来过桥车辆的收费上相对比较便宜。这个举措对降低来往两地的交通成本、充分发挥大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有重大意义。 第二个机遇来自于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横琴开发纳入国家战略。珠三角核心地区最后一块“处女地”横琴，经过多年的沉寂，终于进入了大开发阶段。 中央政府虽然在过去的两年里，密集颁布了十多个区域发展的规划纲要。但这些区域发展规划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大范围的并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区域，例如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北部湾等。而中央为了横琴这样一个面积相对较小而尚未开发的岛屿，专门发布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纲要，应该说是珠海得到的“殊荣”。 珠海的第三个机遇是在《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把珠海定位为珠三角西岸的中心城市，与广州、深圳并列成为珠三角的三个核心城市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也曾经规划过以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珠三角三个经济中心的“A”字型布局。但由于后来珠海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A”字型的经济布局没有真正形成。但在此次的《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很强调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珠海被定位于珠三角西岸珠（海）中（山）江（门）的核心城市。随着城市间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珠中江三个城市合力抱团形成的城市群，无疑将改变珠三角西岸经济规模较小、辐射力较弱的局面。而珠海作为这个城市群的核心，在交通基建规划、产业布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港珠官方沟通应建立“直通车”机制 面对珠海的快速变化与发展，香港方面应该认真研究，未雨绸缪，为横琴大开发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的地缘经济新格局做好准备。 在两地政府层面，应该积极探讨建立两地政府在工作层面的直接沟通机制。目前，珠海和澳门有合作专责小组的沟通机制，但珠海与香港之间却没有相应的直接机制。作为广东省辖下的一个市，珠海官方的任何想法，即使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事务，想要与香港官方合作，也必须首先申报给广东省政府，然后再由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通过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来商讨，之后再反馈珠海。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香港与珠海无法直接交流，影响了合作的效果。考虑到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珠海与香港的人流、物流往来必然大量增加，两地应该及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大框架下，建立香港与珠海之间的专门工作协商小组，以提升两地协作的效率。 珠海在横琴岛的开发中，确立了“港澳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对港澳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可以给予一些特别优惠的政策。考虑到澳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来自香港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对横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香港来讲，无论是现有的金融和专业服务等现有优势产业，还是构想中的六大新优势产业，横琴都是这些产业在内地市场上寻求突破值得一试的跳板。因为横琴是极少数已经获得国家授权、进行体制创新的新区之一，很多地方比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等新的开发区都走在前面。 因此，香港可以尝试把与深圳共同开发前海的模式运用到与珠海横琴的合作上来。现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架构下有一个“前海开发深港合作联合专责小组”专门推进港深在前海地区的合作。香港也可以和珠海在同样的架构下成立一个香港与珠海合作推进横琴开发的专责研究小组，研究出来的合作方案报给中央批准后实施。这样不仅可以为香港和珠海带来更有效的合作关系，还可以帮助国家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 港珠可携手创新境外人民币产品 除了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外，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与珠海也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香港现在正在努力发展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业务。但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直接回流入内地进行投资，只能通过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作为清算行的方式转存入内地。这样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和投资产品只能获得1%左右的利息回报率，大大影响了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香港金融主管部门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协商，寻求人民币投资的新渠道。而珠海现在也积极想在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如果双方能携手，在风险可控和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争取发展境外人民币投资的新产品，比如在珠海横琴开发区成立境外人民币投资内地的产业基金，或者以珠海作为试点，允许来自香港的外商在对内地某些行业的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这不但将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回报率，进一步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为珠海深化金融产业和提升相关产业起到很大助力作用，为两地的“双赢”创造新的局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1-07 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无论是解决环境污染和人口再生产的具体问题，还是应对政府治理的危机，未来十年，这些挑战中国将如何一一予以妥善解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既要抓住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遇，又指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余年的光明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 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即将过去，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