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港府在2月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但由此引发了一场“派钱”风波，令今年社会对财政预算案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港府是否应当“派钱”给市民这一问题上，而对预算案中的一些关乎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和政策，却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和讨论。 2009年，港府为了避免香港经济过分集中在金融、地产等行业，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出了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在内的六大优势产业作为香港重点发展的产业。不过在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港府并没有对如何支持六大产业发展作系统地陈述，而同年的施政报告也只有一句话笼统的表述：“继续关注六大产业的发展”。今年是港府第一次在财政预算案中以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香港政府确实做了努力来推进这六大产业，并在预算案中有所体现。但相关的业界人士读完财政预算案后，普遍的回应是政府做得不够，预算案中关于六大产业发展的部份更像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前瞻性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检讨一下政府对六大产业的支持方式和策略。 港府现有政策工具成效有限 港府过去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般不会为特定产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提供政策支持。“六大优势产业”的提出，本身已经标志着港府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由于港府过往不论从官员对产业的认识程度还是政府的组织运作体系上，都缺乏系统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因此目前对六大产业的支持，大多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 现在港府在支持六大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是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批出一些土地，主要用于发展医疗和教育等产业发展；另一个是设立一些政府资助基金，来支持六大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两个政策工具在操作上都有一定缺陷，令他们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有限。 首先，港府在提供土地和基金支持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坐等”心态，而不是类似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政府那样，积极地寻找潜在的机会进行招商引资，建立“官、产、研、学”的一条龙合作组织和体系，主动为业界提供全面的支持。 其次，香港政府在基金支持的审批上，沿用了官僚体制的审批模式，对申请的程序和文书要求非常繁琐，而且对申请者自己所须提供的配对资金也有比较高的要求，未能贴近产业发展的规律、业界申请者的实际需求和财务状况。这令很多基金并没有得到很好使用。例如，港府去年为支持科技研发拨出了一笔两亿港元资金，但一年时间只批出了500万港元给申请者。照此模式和速度，这笔资金需要40年才能使用完。 再者，港府在土地和资金上支持的数量和力度，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深圳等相比，明显逊色。比如，香港八所大学的土地和学生宿位都普遍存在不足的情况，对招收非本地生构成严重限制，但港府给予支持就不多。 在对科技研发的资金支持方面，香港也向来为人诟病。香港最近甚至出现香港几所主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科研拨款的情况。虽然今年的预算案提出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香港的12间伙伴实验室提供每年每间200万港元的资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教育医疗须以本地需求为先 这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六大产业中的教育和医疗，不同于普通的商业性产业，他们是首先要保障本地市民需求的公共服务行业，只有在充分保证本地需求且有供应剩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业化。这就要求政府对未来医生、护士、教师的培养和供应数量有一个规划（尤其是专业准入门槛较高的医生的数量），否则会出现面向非本地居民的商业服务和面向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情况。 在香港的医疗行业中，现在已经出现面向本地市民公共服务为主的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医生流失和短缺的现象。这对香港未来医疗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讯。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而医生的培养周期又比较长，使得中短期内显著增加医生供应量的可能性不大。香港在推进医疗产业化中，必须对产业未来发展的规模做出估算，通盘考虑医生和护士的供应数量。 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行业，因为有与国际接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内地的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教育和医疗一样，作为公共服务行业首先必须满足本地的需求。香港的高等教育现在主要依靠公立大学，现在本港有八所本地公立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目约15,000人，只占本地相关年龄段总人数的18%，比例偏低，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地学生的需求。而香港公立大学目前非本地学生比例为10.9%，远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展教育产业、吸引留学生的国家。而且香港公立大学的扩张受到政府拨款、校园土地和学生宿位的种种限制。因此近期内香港公立大学很难有巨大的规模扩展计划。现在港府虽然做出了要支持私立大学发展的决定，但政府除了预留几块土地之外，缺乏对私立大学的统筹支持和整体定位，使得私立大学发展缓慢，难以和公立大学竞争。这不免使人担心私立大学的发展会重蹈“副学士”发展计划的覆辙。 港府须助业界把握内地市场 而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产业，香港本地市场都比较狭小，政府能否全面分析香港在各个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业界把握中国大陆巨大市场，成为这些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以检测和认证产业为例，香港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香港检测和认证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好的声誉，而内地在过去的数年中，由于在玩具、食品等行业的产品质量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内地质量检测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这有助于香港向内地推广自己的产品检测和认证服务。但与此同时，香港目前检测和认证产业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集群效应。而检测和认证行业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行业需要以制造业作为基础，而香港本身没有什么制造业，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在中国大陆加工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认可和使用香港的检测和认证标准。而这些争取国家认可的工作，不是业界自己可以办到的，需要香港政府积极向国家争取。香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加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各界对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不少讨论。除了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外，香港还值得多研究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因为广东和香港唇齿相依，其未来五年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和空间。   香港需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省份。香港在广东这三十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978年，广东的人均生产总值还略低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而到了1989年，广东已经跃居为大陆经济规模第一的省份。现在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广东接受香港辐射为主，变为各有优势、互相促进。   随着广东“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广东不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层次上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广东2010年的经济规模是4.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香港的3倍。现在大陆大多数省份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年左右可以翻一番。这意味着广东五年之后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达到9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比2009年西方七国集团中加拿大的经济总量还要大一些。而对于香港来说，与广东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粤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2003年广东经济规模刚刚超过香港，到2010年，香港只有广东的33%。因此，香港要以更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的动向，才能避免被边缘化。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方兴未艾   从香港的角度看，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广东产业结构过去给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实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广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果。2010年，广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变为40:60，以面向内销市场为主的汽车、石化、机械等重工业的比重显著超越了轻工业。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把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另一方面是提早谋划布局，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培育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新兴产业。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方面，广东选择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机械装备、汽车、石化、造船等行业。   其中，在机械装备行业中，广东配合国家发展趋势和国家大型企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广州南沙的大型核电设备基地，将生产二代半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核电装置，比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第二代早期核电装置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同时，配合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中山建立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基地。此外，应对国家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江门新会建立城际快速火车动车组生产基地、在番禺建立国产地铁的生产基地。  ...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5-04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不但要“为官一代，造福一方”，更要有“为官一任，造福后代”的理想与抱负。而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目光远大、考虑周到的国家战略。 3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干部在抓落实过程中，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习近平副主席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海内外关注习近平讲话         我们认为，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政府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告诫那些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的干部，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自从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后，中国逐步完善了干部任期制，这是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然而，这一国际通用的任期制，也沾染了一些西方任期制的不良习气。我们知道，在西方所谓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上台的领导人唯“民意”马首是瞻，通常是在第一个任期内唯唯诺诺，难有大作为，政客的目光最远也无法超越下一次大选，而在第二个任期内，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用急功近利的办法留下“历史功名”。         受到西方这种任期制弊端的影响，中国一些干部也开始变得鼠目寸光，盯住自己的任期，忘记中共的大方针与群众的长远利益。按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有政绩观是很正常，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如果领导干部的眼光仅限于此，盯住GDP不放，甚至搞“政绩工程”，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坚固基础做起，一心想着要在任期内搞出点东西留下来，或者只是为了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功绩”从而获得提拔，最终会忽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所搞出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泥足巨人，会轰然倒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5-01 要改善劳资关系、重构工作安排以增加生活方式选择、促进社会和谐，香港有关的制度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年7月17日凌晨6时半，经过马拉松式辩论，《最低工资条例》以45票赞成、1票反对，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2011年1月5日，立法会通过附属法案，确定《最低工资条例》实施日期为2011年5月1日，第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为每小时28元(港币，下同)，该水平每两年将至少检讨一次。         5月1日《最低工资条例》正式实施，掀开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由于立法规定尚有改善空间，各方当前共识程度较低，最低工资推行过程中，香港社会难免出现阵痛。   香港社会争议不断       设立最低工资会否增加工人失业、破坏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在香港本地已争论多年，国外研究的结果也莫衷一是。近两年，当立法已成必然事实之后，香港社会在最低工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分歧：         第一，最低工资的合法性。有反对最低工资者指出，《基本法》第五条保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港府法律意见则认为，香港于1940年已通过《行业委员会条例》 ，该条例赋予行政长官制定最低工资的权力，所以最低工资法例属于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最低工资的参照水平。劳方一般要求最低工资水平应足以让工人及其家属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所谓的“家庭工资”，在香港适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中亦清楚列明。资方及港府却认为，“不同家庭的人数和需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整体家庭开支因而差别甚大”，把最低工资的目的视为抽象的“防止个别雇员工资过低”。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1-04-29 如果少了南部选民的保证，马英九明年一战必然会打得相当辛苦；即使连任当选，也会赢得相当惊险。 三月底、四月初笔者赴台，和不少台湾政界学界人士交换了若干台湾政局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最新变化。或许这些意见对关心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人士，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进党初选提名竞争激烈         就台湾的内部政局来说，大家目前最关注的当然是民进党内部有关2012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初选提名”。就个人“人气”和以“全民民调”为游戏规则的“初选提名”态势来看，既年轻，又有超高学历（台大法学士、哈佛法学硕士、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再加上“卖相”（女性、温和、理性）良好，更有前民进党主席兼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等民进党派系前来投诚支持的蔡英文，相比己经不再年轻、只有台大法学士、并且“土气十足”、“卖相”（早就中年秃顶）欠佳且在党内比较孤立的苏贞昌来说，自然对台湾北中部、年轻人以及中产阶级三大区块的选民来说，拥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问题在台湾一向“南北有别”，占总人口中过半数的南部选民的“特殊偏好”，从来都非外人所能准确预测。再加上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的突然宣布参选，苏贞昌的参选经验又比只参选过一次“新北市市长选举”的蔡英文丰富许多，虽然苏贞昌的民意支持度与蔡英文相比仍然有所落后，但是，经过一阵初选的动员和对辩过程之后，苏贞昌的支持度一直紧追蔡英文。         民进党最近进行的党内“初选提名”，苏、蔡两大阵营都把对手当作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出手时都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招招都“入肉见骨”，对双方及其追随者造成不少新仇旧恨。这便形成不管是苏（蔬）赢还是蔡（菜）胜，“蔬菜配”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因为“初选”过程形成的怨恨太深，不管苏、蔡中哪一位赢得“初选”，都很难去找落败的对方做自己的选举搭档。         至于许信良“明知落选仍为之”的参选，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最大的好处是令苏、蔡两人都不能再在民进党未来的“中国政策”上东躲西闪，顾左右而言他，一定要拿出一点“政策”或“纲领”之类的东西出来回答选民。  ...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4-26 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国的外交理念成为一股引导国际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力量。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创立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论坛这样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应该在政策与策略上做相关调整，为国际组织及其机构进入中国创造条件；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平台，主动制定议程，积极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5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演讲。胡锦涛主席指出，10年前，在亚洲有关方面和人士共同努力下，博鳌亚洲论坛宣告成立。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这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其总部就设在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十年前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村。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正式宣布成立“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BFA，或称为亚洲论坛、亚洲博鳌论坛）。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这也是继总部设在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之后，第二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国际性组织。   　　十年，与其说见证了昔日一个小渔村的巨大变化，不如说博鳌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胡锦涛主席在博鳌十周年的开幕式上是这样总结的：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亚洲能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得益于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得益于亚洲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更与亚洲人民既坚持发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注重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密不可分。   　　这是对亚洲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对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总结？！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在谈到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将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10＋1、10＋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我们将加强同周边国家在交通、能源管道、信息通信、电网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这一宣示，尤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表明了中国今后在处理国际问题、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方面所继续坚持的方针与政策。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日趋主动   　　中国主流学界认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相对孤立阶段（1949－1970年）；消极参与阶段（1971－1978年）；部分参与阶段（1979－1991年）与全面参与阶段（1992年—至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4-07 “十二五”（2011-2015）规划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而到2015年，即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所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的一举一动，对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的香港，更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今年3月，国家将正式颁布“十二五”规划，值得香港各界认真研究和积极参与。 新定位带来新机遇 香港回归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的经济运作体制不同。因此，国家制定“十五”（2000-2005）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包含进去。但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方面希望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十一五”（2006-2010）规划制订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了香港的角色。但由于两地体制的不同，香港在“十一五”规划草拟阶段参与较少，“十一五”规划只是笼统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但在具体产业规划和实施上，香港的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则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十一五”规划相比，这个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了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二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保持”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变为“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改变，其后面反映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内地各经济区域产业的提升，香港不能静态地固守原有的一些优势，而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出自身的新的竞争力。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几条思想主线特别值得香港关注。这里面包括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和调整产业结构。这几点都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国家达致这些长远的策略目标。 深挖内地消费需求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这显示了中国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由以往依靠出口转移到发展内需市场上。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过去大多集中在“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对内地的内需市场并不太熟悉。在珠三角的境外投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对开拓内需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方面，也不如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来得积极。香港的产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可以携起手来，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国家现在正在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的办法来扩大内需。随着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也因此发展起来，为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说，现在很多内地市民开始有饮红酒的习惯。在过去的五年里，内地红酒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年平均增长率的8倍。香港如今正在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红酒拍卖中心。这里面除了香港取消红酒税这个直接的诱因外，内地快速的市场增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地像红酒这样新的消费热点还很多，香港人如果认真发掘内地消费市场的需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城镇化方面，中国正迅速完善城镇体系，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市镇为基础的格局逐步形成。除了我们熟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规划了十多个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际快速交通网络为纽带的都市群。这些都市群，每个都有几千万人口，相对于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城市，这些新兴的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值得香港企业去开拓。 输出城市管理经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超过5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踏入城市社会。城镇化不仅带来消费需求，而且带来很多城市管理的需求，包括地铁、机场等的营运。比如说地铁，内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在兴建地铁，其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在地铁和机场营运方面都有成功向内地城市输出管理的经验，未来香港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树立在这方面的品牌和形象，在内地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机会。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国民的切身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双协调。香港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经验。例如，香港的慈善事业发展成熟，当中的一些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以法例规限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要求公开经费来源，帐目受到监管等，香港可向国家推广有关经验。另外，香港建立了多个专业行业，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水平享誉全球。香港可就此向国家建议成立专业团体去监督专业人员的入职、考核、守则、培训等，以及如何倡导专业价值观、伦理精神等。还有，香港推动公共房屋的经验，为基层提供安乐窝和向上流动的希望，值得向内地建议。 寻求创新产业突破 “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划中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近年也想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将其列为未来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香港本身市场狭小，加上土地和人工成本昂贵，想靠一己之力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往往事倍功半。而内地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国家都叹为观止，加上内地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想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并与之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特点，取得两地协同效应，才能在创新科技的产业化上有所突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4-06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香港必须开创新的管治模式，例如港府要加强与政治联盟的联系，在政策方针和内容上更多吸纳政治联盟的意见，以换取其支持。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 2月23日，财政司司长公布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结果，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当中以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最为惹火，不少政团包括建制派要求调整预算案内容。就在3月6日反对派举办游行前夕，港府公布新措施，包括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此举暂时平息了社会的不满。 但是，并不代表事件已经终结。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财政预算案的即日调查显示，被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率只有27.3%，不满率达35.3%。满意率减去不满率，净满意率为-8%。回归以来，只有2003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出现净满意率为负数的结果。 必须指出，2003 年与今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状况有根本性的分别。2003 年，受金融风暴打击，香港经济低迷，失业率超过8%，港府出现连续五年的财赤，必须削减开支，包括下调社会保障援助、调高利得税税率、削减公务员薪酬及资助机构薪酬资助，触动各个阶层的利益。市民对预算案的净满意率出现负数，实在难以避免。但是，今年香港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快速复苏，失业率只有 3.8%。港府坐拥超过900 亿港元的盈余，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额外发放综援、代缴公屋两个月租金等。这些措施令不少市民受惠，但预算案仍引来广泛批评。就此，港府必须检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而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可为切入点。 检讨内部政策讨论机制 首先，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机制必须作出改善。注资措施推出后，人数超过12 万的长俸制公务员未能受惠，引来社会猛烈批评。政治任命官员中，不少是公务员出身，其工作伙伴亦离不开公务员。很难想象，政府内部讨论有关措施时，未有任何官员提出公务员的可能反弹。若然真的没有，这反映了港府事前考虑未够周详；若然真的有，但是不获采纳，则反映了政治领导层未能充分把握最亲密的工作伙伴的动向。无论是以上任何一个情况，港府领导层都必须加强与公务员之间的联系。 另外，港府在政策讨论过程中，必须参考海内外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类似的注资措施早在澳门推出。澳门2011 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公布，向每个合资格居民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该措施的确对预备人口老化有一定作用，但是澳门社会有不少反响，包括批评远水不能救近火，未能纾解民困。结果，事件在社会上不断发酵，打击了澳门特区政府的民望。港府只要参考澳门社会的反应，便可能重新考虑是否推出注资措施，或作更合适的安排。 同时，政府必须加强与判断民情专家的沟通。注资措施并不能惠及教师和公务员。就政治现实看，教师和公务员人数众多，代表其利益的工会是香港社会里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判断民情专家必然会实时警告，注资措施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必须强调，这里并不是指在社会有需要时，也不应触动教师和公务员的利益，亦不是指政府应该放弃原则，肆意作出民粹政策。只是若然能及早预计两大群体的反应，港府可更从容地面对社会的质疑。 谨慎处理派钱措施细节 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后，3月2日，政府宣布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虽然大多数市民暂时沉醉在派钱的兴奋之中，参与游行的人数比预期低，但是舆论上对政府的抨击从未停止。派钱的最大问题是，冲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 预算案经半年时间咨询，吸纳主要政团、商会、学界等意见。高层官员尤其是财政司司长多次反复表示不会无针对性地派钱。结果，政府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在欠缺派钱方法、配套措施等周详计划下，推出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政府直接派钱予市民的措施。而且，有关措施是无针对性的，只要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便能受惠。这令不少市民感到愕然，究竟咨询程序是否有效，甚至是否需要？究竟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是审慎理财，还是有钱就派？ 更重要是，市民会质疑政府是否了解市民的想法。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希望港府推出措施纾解民困，并推动香港长远发展。虽然注资强积金户口的措施，市民不能实时受惠，但是政府仍可坚守立场，指这有助纾缓香港人口老化下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港府绝对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包括退税、复建居屋等作回应。现在，派钱虽然可以远超市民期望，带来一剎那的兴奋，但是不久后市民清醒过来，加上舆论的猛烈批评，政府实在难以招架。尤其严重的问题是，部分中产阶层人士会质疑，政府作为香港公共财政的看门人，怎能慷他人之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且，有关措施令部分本来有机会受益的在职人士，变成一无所获；亦令部分较具争议的群体，由无变有。受影响的人士包括内地来港新移民、18岁以下已离校工作的年轻人、仍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外地专才、居住在外地的香港永久居民等。若然港府以为这些群体的组织动员力不足，所以可以忽略其利益，便大错特错。因为派钱措施一次过挑动内地人与香港人的矛盾、世代之间的矛盾、外地居住与本港居住的香港人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将会在舆论里不断发酵，结果最终是打击政府管治威信。...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3-31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题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讲话，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八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胡锦涛执政以来，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在城乡统筹、收入分配、减免农民赋税、土地新政、教育与住房改革方面都做了大手笔的改革，成功疏导了由于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贫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形成今日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网络这种新兴媒体与平台的出现，虚拟社会业已成形，网络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并给现实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疏导民怨，维护和谐与稳定，对党和政府都是一门新的学问，一门需要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科学。胡主席强调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与政府智库有所助益。 管理网络切忌一叶障目 对于网络管理，内地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在今天被互联网、微博、群发短信装备起来的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串联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很容易，也很能够靠“哗众取宠”获得名声。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彩，也不难，而且不需要成本。《环球时报》2月2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知识分子标榜的以“批评”为己任的观点是片面的，有时还会成为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托辞。近年来中国总是有少数人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这种行为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该报评论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以及拥有或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人，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当前有少数人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就应该加以制止。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应该说，他们看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少数网民“为了批评而批评”也很明显，凡是政府主张的，他们就反对。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网民则是从爱护国家、为政府提建议的角度出发，从自己切身感受以及个人与公共利益出发，发出声音，表达意见。互联网也因此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改进工作作风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平台。如果像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所说，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律，应该都去同大多数的平面媒体一样断绝与读者的互动，或者只歌颂正面，回避甚至掩盖不足，那样的社会恐怕也不可能是健康的。而且，当今政府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中央决策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勒令那些“挑刺”的知识分子闭嘴，回到万马齐喑的年代。好在我们近年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从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到下面的市长、局长与处长，纷纷“触网”，与网民交流，倾听民意，倾听不同意见。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有能力杜绝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时，党中央却没有这样做？这值得持上面观点的人士认真思考。胡锦涛主席号召大家去寻求与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胡主席强调的是“科学化”管理方法，粗暴的不让人发声的做法绝对和“科学化”不沾边。 与上面的评论持相反意见的是少数悲观主义者，他们看到这些年网络发展如此之快，观察到现实社会中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适应网络，就认为天要塌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网络舆论已经失控，党与政府正在失去网络上的话语权，鉴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网民数量，引导虚拟社会的舆论也失去了效用。虽然看法和上面一派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类似，那就是删贴、关网站，在必要的时候，关闭互联网。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犯了一叶遮目的毛病。就我们的观察，如果从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具体事件发酵期间看，混乱与缺乏管理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不宜夸大这种“混乱”与“无序”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有效的，对舆情的引导也是有效的。 党内的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成功解决了官员不受限制的困境，群众有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甚至一个出气筒，化解了矛盾，缓解了某些官民对立情绪，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央党校的老教授对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他自己从1995年开始探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监督官员，限制官员们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等到某一天，有官员突然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时光”的时候，这位老教授才开始转向研究互联网，他高兴地说，他一直以来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难关——官员不受限制、不被监督的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办法：互联网对官员与权力的监督成为“几千年未有之现象”。 区别对待三类网民群体 相对来说，当今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是各类新闻评论后的跟贴、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在这些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平台上，有这么几类网民比较活跃： 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有些经常换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精力充沛，充斥网络。从动机上分类，这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以及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 第二种是目前活跃于微博、博客、评论与论坛的网络“知道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化的专家学者与网络写手。这类网民目前成为网络上非主流中的主流，对主流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往往能够在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 第三种则是以引起公共关注的社会事件为主的“网络上访”。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上“上访不如上网”这种微博语录的广泛传播，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上制造舆论，以引起社会关注，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现象逐年增多。据统计，过去三年发生的较大的网络事件，有37％属于这类。当然，这类事件背后的推手往往还是前两类人士，有些还得到主流媒体（指门户网站与新闻网站）的支持。 网络现象复杂多样，而且日新月异，不断演变发展，上面三种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却具有代表性。如何对待以上三类网民（与事件），反应了我们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性。就我们的观察，目前网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删贴、封IP、关闭网站（近年较少使用）的消极办法，以及使用网评员进行舆论引导的积极办法。 我们认为，随着网民队伍的不停扩大，上面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显然不够。综合了活跃在凤凰与腾讯博客上的几位著名网络写手（意见领袖）对此事的看法后，我们认为这种以“封”与“引”为主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有超过4.5亿的网民，网站成千上万，如果每个网站都需要政府网络管理人员24小时监控，显然不太实际。今日各地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刚刚招满了名额，又需要报批新的编制。在一些敏感时期，各大网站的新闻跟贴都不得不关闭，但依然有些博客网站的留言出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跟贴，这让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以及网站的管理人员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按照这一情况发展下去，前景不容乐观。受访问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意见领袖设身处地，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对不同的网民侧重不同的管理办法，采取多头并进的科学管理方式： 第一，“以法治网”。著名意见领袖刘先生说，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伤人、传播流言、污蔑他人甚至“杀人”的机会，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官司与法律制裁等着他们。可是，“有些人为什么就敢在网络上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他说，“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了网民的行为规则，你不用每天去盯住一些人如何煽动颠覆、污蔑他人、造谣生事，那些人也会少起来的，因为担心法律的制裁。”他建议立法对付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黄色下流、污蔑陷害他人的不负责任与别有用心的网民。只有使用精准的法律并严格执行，才能对少数蓄意捣乱与破坏的网民有威慑作用。否则，一次网络恣意恶行不受到惩罚，就会鼓励更多的非法言行。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很少强调依法治网，没有让法律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在“以法治网”的同时，一定要分清言论自由与利用言论犯罪的界限，要对在网络上践行言论自由、理性言说的网民加以区分与保护，与这些网民及时沟通。目前存在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网络管理人员工作态度粗暴，对上面两类人不加区别，一律采用删贴、封网、封IP的办法，结果是对犯罪分子过于宽松，而对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又过于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