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1-07-05 海峡两岸近年来公共治理上都问题丛生。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政府的服务及治理效能，建立依法而治的习惯，加强媒体在公共事务上的报导监督，这些大方向都必须加紧努力，否则以前现代的政府来管理廿一世纪的社会，早晚必出大乱子。 近年来，“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各种形态的政府似乎都有日趋恶化之虞。 台湾是个公认社会相当进步、政府效能也不错的地方，但最近却爆发了所谓的“塑化剂风暴”，这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治理上的丑闻。前两年曾在中国大陆闹翻半个天的毒奶粉事件，显然都被“塑化剂风暴”比了下去。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现在都知道，在化学工业里有起云剂这样的东西，加了起云剂会使那种工业产品变得比较均匀柔软。在产品加工时，无论液态或固态，为求均匀及不沉淀，也会加起云剂。只是食品工业的起云剂必须以昂贵的精制棕榈油为原料，由于成本昂贵，于是台湾遂用工业用的来冒充。这一冒充就混了二、三十年。这起“塑化剂风暴”闹开之后，人们赫然发现，由于二、三十年无人闻问，台湾的塑化剂已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甚或产业网。从果汁、果酱、饮料，甚至到糕饼、优酪乳、益生菌饮料及嚼片，几乎全被攻陷；所有民生消费场所，从卖场、商店、餐厅、夜市到摊贩也全被笼罩。台湾的此类产品透过贸易也卖到东南亚、欧美、中国大陆、港澳等地，台湾俨然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塑化剂伪劣商品生产者和输出者。 台湾的商品、农产品、食品药物检验已历有年所。这次的“塑化剂风暴”才使得人们知道，虽然塑化剂早已规定在食品中不可使用，但规定归规定，二、三十年来这项规定纯属乌有，既无人检验，也无人去调查，它就这么无政府的搞了二、三十年。台湾的塑化剂会影响到性发育及生殖功能，因此已有医界人士认为台湾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这就是塑化剂之害。塑化剂带来亡国灭种的危险。 公共治理须达基本标准 台湾的“塑化剂风暴”与中国大陆的环境公害、黑心商品等治理问题不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时间不长，政府的现代化治理和商人的现代化纪律也都普遍落后。因此，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由于商人违法乱搞早已全球化，因此大陆的黑心商人发展的步伐快过政府治理能力，因此黑心商品、工业污染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诸多黑心企业乃是国营及公营，它在本质上乃是政商一体，甚至媒体也是这个权利一体化结构之一。商人出了纰漏，例如污染了河川湖泊或土地，政府总是会加以遮盖，媒体也不会加以报道。难怪大陆在治理上出了问题，多半都是境外媒体报道后，事情才会闹大，也才会受到领导层人物的重视。 中国大陆现阶段正处于一切都由无起步的阶段，它的有效治理尚言之过早，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它有多高的标准。但至少它必须有下列低限的标准： 首先，人们常主张大陆应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规范，但大家在谈依法行政时却疏忽了“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现代政府管理之事务日益复杂而专业化，例如一个管理河川污染的检验单位的小官，它是在小单位当个低层小公务员，但他发现到的问题却重要无比。在进步国家，有“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这种小官对专业问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一个大官也不可能用他的官威压制住这个小官的主张，大单位也不能干涉小单位的权力行使。只有建立这种“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官僚文化，所谓的理性治理始有可能。政府“依法而治”在现阶段都有难度，“依法而治”是在治民，而“专业管理、部门自主”则在治官。当官被治好了，治民始有可能。 其次，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很难用高标准加以要求，但低标准的在公共事业上开放媒体的报道，至少是应该的。公共事业的报道自由，不涉及政权事务，纯属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是否遭到侵害等。媒体单单这方面的报道，就能发挥为民喉舌的极大作用。这对官僚体系的清廉反省，对效率及能力也有督促的作用。媒体的自由有些人会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一定范围的媒体有限自由，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不二法门。 台湾为何出现反淘汰机制？ 筚路褴褛、百废待兴这乃是中国大陆的现况，而台湾对现代化治理已有过相当经验，为何也发生“塑化剂风暴”这么严重的大丑闻。对此，可以从下列理论角度加以思考。 近代研究政府管理的学者都认为，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制度形成后，该制度就会自动运作来解决问题。这种制度论者认为制度最重要，它不会随着人的变化而移动，这种人因而认为，人的领导并不那么重要。 但晚近的学者，尤其是领导学的学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近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而且资讯繁多，同一件事由许多机构负责，这给了公务人员更多的卸责空间；其次，制度很重要是没错，但再好的制度，“发动者”（Initiator）的角色仍要人来扮演。如果人一懈怠，制度的效用即不会那么犹如预期，而且执行制度的是人，人的裁量，事情办是不办，会不会暗中偷偷放水，都决定了制度的运作。近年来纵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对大公司的违规都睁只眼闭只眼，即是例证。大公司很容易就利用它的政商实力让制度的力量在它的门口停止。再其次，政府的治理有个前提，那就是从事治理行为的公务员必须相当用功，在能力上超过被治理的公司厂商。当公务员能力劣于公司厂商，公司厂商在为恶上就处于领先的位置。当治理别人的政府沦落到了被治理者的后面一方，政府的能力、信用以及领导性遂告失去。 今天的台湾会发生塑化剂这么严重的全面性丑闻，这种现象已持续二三十年无人闻问。由于无人理会，塑化剂本身就发展成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网或产业链。虽然台湾法令规定食品药物不得添加塑化剂，但因无人理会，添加了也不会受到惩罚。遵守法例不添加塑化剂的由于成本较贵，利润变少，他们反而等于变相的受到了惩罚。这是种守法的好人反而蒙受不利的反淘汰机制。当一个社会的好人受惩罚，恶人却得利，又有谁要守法安分、老老实实去做个生意人？ 台湾在公共治理上为何会出现这种反淘汰机制，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观察与分析。 近代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建立了各种商品检验、药物检验、生态环境检验的体制，但人们也知道这种体制所扮演的还是把关的角色，把关就是在监督。他先天上就不被公司厂商喜欢，会被他们认为是在找麻烦。在过去，台湾的政府有权威，它们尚可积极依法扮演角色，但自从台湾民主化后，人民的声浪增大，政府的监督角色遂渐废弛。 就以台湾的农渔产品为例，过去多年里，只要检验单位验出牡蛎、渔产、鸭蛋某些有害成分超标，媒体一阵报道，销量立即大减。农渔民就会透过农渔会施压，政府各级长官因为不愿得罪农渔会，一定会出现一堆大官小官排排坐，猛吃这些产品，宣称这些产品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农渔产品有害物质超标，它显示的乃是环境受到污染，政府应针对污染源加以取缔纠正，但台湾政府怎么敢去取缔污染源的大公司，于是只得排排坐，宣称有害的东西可以放心食用。这是一种虚假的政治秀，等于大官的政治考虑已压过了农产品检验单位的努力。这种事情搞多了，检验单位还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检验工作吗？台湾的检验机关士气低沉、做事消极，其实是有原因的。 政治退化导致公共治理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11-07-05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 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04 从根本上解决市民与摊贩对城管执法的对立情绪，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对于这些小贩来说，生存的人权，自然要大于城市整洁、交通畅顺、政府收税与公平竞争这些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市扩张速度与发展成绩超过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国务院决定把发展西部城市圈作为西部开发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与质量，吸引非城市人口到城市居住与工作。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将会继续扩张，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都是各级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一个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群体——“城管”，却渐渐在中国舆论与民意中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语，甚至已经成为政府身上的一个形象“包袱”。 “城管”功不可没 城市的急速扩张，大量非城市居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的治安、市容与卫生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一支高效过硬的管理队伍，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专家在考察了印度一些大城市后感叹：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印度需要的是中国“城管”。有印度专家在考察了中国的城市管理后，甚至把印度的效率低下主要归责于城市管理的混乱：道路不通，小贩占道，无人疏通，没有人管。 这样说可能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的“城管”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城市管理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据统计，仅仅北京市，就有1000多个马路市场，流动摊贩的数量保守估计超过40万人（包括一家一个摊点的情况）；广州的流动马路市场也在700个左右，流动小贩据估计在21万人以上。这些无牌无照的小贩不仅仅对城市交通与市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没有牌照的食物摊贩更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当然，这些问题在“公正”面前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流动小贩的存在，也造成了另一些的“不公正”。我们在对正式办理工商注册的商贩与生意人的调查中发现，占路出售与商店里同类的商品（食品）使得那些申请了牌照也定期交税的商贩失去了竞争力，而他们的数量无疑要大于无牌无照的流动小贩。 “城管”的现实困境 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并不难懂，一些地方的城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说明。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城管”这个词语在短短14年里，从当初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体制改革的创举”到成为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公务化暴力的代名词。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城管”从一开始设立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怪胎”，唯一的执法依据就是《行政处罚法》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项规定。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授权的公务群体，却要去管理全世界膨胀速度最快、流动摊贩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任务之艰巨、矛盾之突出可想而知。 课题组在广州市天河区采访时，一位城管人员说：“我们虽然是执法的，但我们是靠强制没收与罚款来执法，如果不采取点手段，我们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另外一位城管人员的话更加直白：“都说我们粗暴执法，公安为什么不粗暴执法？因为公安是真正的执法，他有手铐和电棍，还有手枪，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他就要抓你。他让你停下来，让你走开，你绝对不敢违抗，也不应违抗。可我们呢？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要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文明执法，我倒想请这些人对自己楼下的小摊贩执一次法给我们看看。”他说，城管执法是用“肉身”执法，很多时候就得靠一些粗暴手段，才能阻吓小摊贩不再占道，不再扰民，不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规定。他说，大家都和小摊小贩无冤无仇，他们又不是占着我们家楼下的道路，有什么必要去粗暴执法？但是，居民投诉、领导命令与工作职责，让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 这两位城管人员都道出了城管的体制困境。目前在广州占道（包括隧道与天桥）做生意的小摊贩，看到“城管”照样要跑。但我们深入访谈中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害怕“城管”，只是不愿意自己的商品被强迫没收。而这种心态使得“城管”执法愈益困难。他们每天都疲于奔命，到处驱赶小贩，而小贩就和他们“躲猫猫”。 第二，除了“城管”的执法困境，还有道德困境。“城管”管制与清理的对象，大多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以及进城的务工者。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的公民意识、对公民权利的认同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都大大增强，而对政府不受限制与约束的公权力则越来越厌恶。 来自湖北宜宾的陈洪兵先生是一位在天河区地铁隧道打游击的“走鬼”，贩卖各种他可以便宜批发来的小商品。他说：“早年在这里摆摊时，常常占了乘客进出地铁的通道，有乘客就有抱怨，有的还打电话投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乘客看上去有点看笑话的样子。可这些年来情况就变了，‘城管’来了，有乘客比我们还紧张，会冲我们喊快跑，有时还来不及给他们找零钱，他们也不要了。”他认为，城市人知道他们过得辛苦，而“城管”会欺负他们。 相对而言，“城管”在执法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小摊贩，还时刻会遭到周围市民的白眼。一位广州的城管人员感慨地说，九年前入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职业让自己在去亲戚家串门时都无地自容。“可他们没有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管住那些小贩，这个城市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城管”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务员的象征，而城市小摊贩则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一个利用公权力管理城市，另外一个靠自己的无牌小摊维系最基本的生存权。当这两个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众几乎不用去问是非曲直，就已经从道德的高度做出了判断。但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判断，受到损害的绝不只是“城管”，而是“城管”所代表的国家。 第三，“城管”队伍中有少数的“害群之马”，过去14年中，屡次出现城管粗暴执法甚至打死小摊贩的恶性事件。据媒体报道，“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打死小贩的事件就有18起之多。而最近几年由于手机与数字摄像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几乎每个月都有“城管”粗暴执法的镜头被上传到互联网上，每一次都引起民众群情激愤，给政府造成危机及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知识分子甚至呼吁政府当机立断，要勇敢地把“城管”这个“毒瘤”从政府身上切除。他们甚至以突尼斯巨变由一位受到欺负的小贩自焚引发为例，来告诫当局不能“养虎为患”。 如何解决“城管”难题 城管制度要改革是肯定的，但要像切除“肿瘤”那样把城管部门从政府现有职能部门中撤除，显然只是从感情与道德层面出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解散了“城管”，又要设立什么机构来管理中国急速膨胀的城市？ 但是，“城管”对各级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确实到了必须面对与及时处理的时候。通过对广州、北京的“城管”和小贩的访谈，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立“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城管”的职能、作用与执法手段。 西方很多国家没有“城管”，管制无牌无证的流动商贩，是由警察来处理的，这让那些摊贩没有“抗法”的理由与胆量；而如何对付这些摊贩，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包括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对抗”、“袭警”等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中国的“城管”却遭遇了另外一种情景：他们干着西方警察才干的工作，却是赤手空拳加上高音喇叭去“执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6-21 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最近香港高等法院对港珠澳大桥环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裁决，判决香港政府环评不合法例规定，故环保署无权接纳环评报告和环评许可证，原定年内开工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可能需要延迟动工。 此案由东涌居住公屋、领取综援的朱绮华婆婆提出。朱婆婆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她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会影响她的健康。自去年立案以来，朱婆婆一直隐身案后，此次高院宣判，也没有到庭领取判词。案件全部由其有公民党背景的律师代表。对于朱婆婆一方提出的七项司法复核事宜，高院只认同一项，认为环保署没有提供港珠澳大桥修建前后的整体环境评估对比。对于其余六项质疑，高院全部没有接受。 大桥迟建阻碍三地融合 兴建港珠澳大桥，连接珠江口三地的构想早在1983年就被提出。在持续多年的酝酿、研究过程中，这项大型跨境基建工程对密切香港同珠三角、同内地联系的利好效应已被广泛认同。 港珠澳大桥的动工被拖延，香港蒙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少。单是拖延半年时间，据估计，利息、工期的支出会增加，香港部份的工程会在原来造价的基础上增加5%。另外，香港或需要向澳门和珠海支付其因工程延误的损失。而对于香港居民最直接的影响是本可将前往澳门和珠海所需的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大大缩减至半小时内，现在却变得遥遥无期。 港珠澳大桥建设受阻，不但是香港的损失，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发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座大桥由香港、澳门和珠海三地共同兴建。澳门和珠海部份的工程，已于2009年动工。然而，即使珠、澳有关部份按期在2016年完工，港珠澳大桥亦因为香港部份尚未完工而成为断头桥。这不止会影响香港本身的发展，还会打乱澳门和珠海本身的规划，例如，珠海横琴新区的发展受到拖延，损害两地以至整个广东省的利益。更深远的影响是，往后其他地区与香港合作进行基建项目的信心受到动摇。 香港回归至今，因环评改变基建工程的重要事件只有两例。一是2000年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贯穿垦原湿地的咨询方案；二是2001年机场管理局在屯门兴建永久性飞机燃油库案件。与这两项工程直接影响生态保育及环境安全的工程相比，港珠澳大桥远不属于对环境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项目。高院法官的判词也表明，这次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被推倒，并不是由于港珠澳大桥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出于对环评报告完整性的理解与港府不同。环保署日后只要接纳一份符合规定的报告及正确地评估港珠澳大桥对环境的影响，便可批出环境许可证。 司法卷入政治愈演愈烈 从这次司法复核的事件来看，很难相信年事已高且身患慢性病的朱婆婆有能力对复杂环评、专业技术性术语以及司法复核程序了如指掌。她在案件过程中的低调态度也表明朱婆婆本人并非事件的实际主导者。但这次事件却有两个值得香港反思的地方。 港府对港珠澳大桥工程所做的环评报告，其实已经依照法律的要求完成所有的程序。港府过去所做的所有工程的环评报告，也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完成的。但这次判案的法官，却按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解释了法律，判定港府的环评报告需要进一步完善。此案判决的先例一开，影响深远。所有香港政府已经通过环评报告、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香港内部的地铁交通工程，都有可能面临被司法复核、被迫停工的可能。 有人也许认为，这次判决是香港“司法独立”的体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如2001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争议，最后由最高法院之所以裁定布什当选总统（背后的原因是由前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老布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大多数）。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这是将司法卷入政治的不幸事件，而不是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 香港近年来司法卷入政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8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港，讲话中谈到“行政、立法同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所做的指示。这次法官的裁决，与1999年居留权裁决的性质相似，涉及的都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前终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及现任首席法官马道立近年都一再表明，法院不是解决政治及社会政策争议的场所。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把一些与政府的争议与分歧，本来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或公众咨询形式来解决，却将其随便使用司法复核的手段交由法庭处理，只会令法庭陷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亦无助于制订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像这次动用司法程序来阻止重大工程的进行，是对社会整体利益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司法机构的权力范围使它可以在司法审判中作出各种裁决，却不能对其裁决最终负责。由于司法不负责实际政策的执行，有时会使司法判决因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抵制，或缺乏实际可行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有时还会引起与政府部门乃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邻避主义”影响整体利益 这次事件也是香港近期“邻避主义”（即“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的后院”）的一个延续。 从垃圾堆填区、青少年更新中心、高速公路、发电厂、传染病诊所等等，因公众整体需要，始终要兴建，但他们对邻近社区可能有潜在负面影响。这些设施通常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但其环境的成本则集中在特定区域，由此造成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居民关心自己社区环境，本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家都抱着“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来反对这些设施，无疑会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以致出现“反发展”倾向。美国不少高速公路因为“邻避主义”变成了断头路，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扩建计划也因此胎死腹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全浩 2011-06-13 对香港来说，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07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远未尘埃落定。今天，旧秩序的瓦解有可能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也可能导致民意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时更为强硬；在资源价格上更为自主；在外交上更为自信。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是2005年3月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之上，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2011年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指去年年末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的起义，也被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或“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流血了。   亲西方政权纷纷被推翻   这次“觉醒”始于2010年末突尼斯一个自焚的小贩，而后要求改革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北非和西亚多个阿拉伯国家。数周之内，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统治者被人民推翻；君主制国家的人民向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少独裁统治者们纷纷以更为无情的镇压作为回应。这场变革风暴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但就像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的结果，它的源头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争取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觉悟，还不如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和领导人（有外国资本的傀儡，有独裁者，不一而足）的不满和蔑视。要求改革的人们在问：我们为何贫穷？我们富饶的资源到那里去了？他们深究的问题最终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危险的，看上去风暴不因以色列和美国而起，也不针对这两个国家，但这场风暴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思潮，也已敲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支持的各个独裁政权互利时代的丧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了句大实话：对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   拉赫曼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都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阿拉伯人民想改变的腐败专制政权都是由西方支持下的统治者所维持着的。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 等等，都是西方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被认为是新的皮诺切特(Pinochet)，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囚禁了加沙地带50万巴勒斯坦人。他被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央情报局间谍”。可见，当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运动真正兴起时，矛头所指，往往还是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所以对“阿拉伯之春”，谁最不安，是很清楚的事。   美国在中东以利益为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19日在美国国会就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发表了讲话，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始终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让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也是一句老实话，虽然讲得很笼统，但至少说明了两点：美国过去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光明磊落的朋友；美国已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很多私利。就是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美国确实如此。倒台的穆巴拉克和阿里先不说，巴林与也门政府也曾经杀害和殴打示威者，美国却保持缄默。当沙特派兵进入巴林帮助平息暴乱时，美国几乎未作抗议。美国更乐见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美国如此表现，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也门是美国反恐的重要盟友；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跟以色列关系紧张。所以美国人权的两重标准，失信于天下，怪不得别人。   美国看“阿拉伯之春”的心情非常复杂。美国如果真正地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朋友、失去影响力、失去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在民主和利益两相权衡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利益总是第一位的。30多年前美国就表明了它将视海湾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为实施军事干预的理由。1980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6-07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 两岸协商ECFA，大陆对台湾让利，接着大陆观光客与学生纷至沓来，而台湾商旅与移民早就络绎于途。论者于是问，何以台湾人民对于统一的愿望，却益趋淡薄？这是否反映，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巩固，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已然形成，因此再怎么让利交流，大陆仍只能做为一个外于台湾的所在？   如果从台湾自身来看，台湾主体意识在实践层次确实甚为浓厚，比如看到大陆管制网络流通，尤其是读不到台湾报纸，或看到城市居民不守交通规则，甚至经常听到官方压制维权，新闻内容充满政治宣传等等。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中，感觉上的差异处处可见，尤其是对比台湾政坛众声喧哗与台湾媒体八卦琐碎，更感到属于不同的世界。何况，台湾之内各种慈善艺文团体面对的，总是想象为是不分彼此的一个场域。所以，台湾主体意识的基础，可说是某种生活场域的设想，因而具有某种生物性的直觉。   但是在思想层次上，台湾内部蓝绿对抗严重，他们各自有其想象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民进党的论述始终将国民党刻画为中共同路人，将马英九羞辱成外人，因此并没有在概念上接受“中华民国”公民皆属于同一个群体，甚至进一步要“去中华民国化”者有之。而将“中华民国”视为流亡政府的蔡英文，更已经贵为民进党党主席与2012年大选候选人，她感觉台湾还受到外人统治，因此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赢回来。但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支持者也随之日益排斥大陆呢？    台湾显然不是“公民民族”，因为具有公民身分的台湾人，情感上尚未彼此接受为同一群体。台湾当然也不是“国家民族主义”，因为虽然统独均有国家意识，但为不同国家认同。台湾人民在什么时候是彼此接受的呢？就是在他们行使平等投票的时候，既排除了不能投票的非公民，又接受了敌对方的投票效力，所以算是一种“投票民族”，进而养成了国民党支持者日益睥睨大陆的流行表态，也累积他们对民进党影射国民党为外来政权的沮丧，在在引导他们为保护身在场域内的正当性而必须排斥大陆。    投票为什么重要？因为涉及到权力，而权力同时涉及到情感与预算，使得不能相互接受的政党与他们各自动员的群众，都把目光集中在同一个政治场域的胜负之中。这个政治场域笼罩到的，同时是权力斗争下的敌我双方，与作为慈善与艺文活动对象的生活场域。凝聚场域的，不是民族意识或公民包容，而是观看同一系列斗争而已经坐在一起的观众。他们因为制度与疆域的关系而共同生活，尽管情感对立，但又只能透过共同的制度与疆域来建立自我认同。    这样的群体意识，可名为“场域民族”或“名器民族”，人们这时是为了争夺同一个名器来宣泄情感与掌握预算而凝聚，而在ECFA后，他们更作为让利的共同对象与接待陆客的共同主人，使其间孕育的生活主体意识还获得强化。但有朝一日如参与了另一个权力过程，习惯了不排队，体会了政治斗争无所不在的铁律，甚至开始欣赏全球新闻报导而不再耽溺于八卦，这样的“场域民族主义”可能就垮了。那时，蓝绿斗争纵未减缓，“台湾意识”纵仍主控，但人民或已超越场域，同时可以成为“怀旧民族”的一份子。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马英九本可能希望愈快愈好，所以尽量想开创两岸人民交往的渠道，在两岸人民更加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摆脱他自己总是被民进党当成是中国代理人的尴尬。然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开放交流导致防卫心态与“场域民族”意识反而升高，马英九又必须配合民进党的话语，经常对北京摆出强硬姿态，来掩护他的开放政策。其结果，就使得公共话语遭到反华论述所垄断，因而阻却了“怀旧民族”意识的培养。   这表示，马英九对自己权力地位的考虑，超过他对两岸长远关系正常化的理念，也就是表示他自己已经融入了“场域民族”，从而解释为何他对于民进党各种污蔑他身分的作法，不但不能释怀，反而特别在意。一旦他自己不自觉加入了营造“场域民族”意识的过程，和他的敌人相互锁在一起，一心想击败对手，或争取对手的认同，则原本的理念就逐渐褪色，最后甚至束诸高阁。民进党不断攻击他不是台湾人，他就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台湾人。ECFA对两岸共同认同的营建迄今没有效果，作为领导人的马英九舍本逐末，居功厥伟。   既然“场域民族”是实践的结果，其延续须仰赖“场域民族”意识形成以后的生活行为来巩固，所以是自我证成的社会过程。通过内部互动所造成的心理锁定，抵制或排除因为生活范围扩大到两岸后所可能带来对“场域意识”的模糊作用。然而，生活的实际比话语的操弄更为根本，则两岸民间交流的扩大就不是完全可以封锁。如果从场域的性质来看，显然香港与福建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上海与广东的效用，均远大过于包括北京与其它内陆观光点的作用。因为香港的生活体制比台湾更靠近西方，因而没有对香港的心理防卫需要；而闽台一家亲的血缘文化关系，最是容易突破“场域民族”意识。上海以其开发程度与广东以其开放程度，也对台湾人的融入有吸引力。 《台湾观察》2011年5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6-03 长远而言，中国需要制订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阿拉伯政策、黑非洲政策、西亚政策、中亚政策、拉丁美洲政策（上述地区有不少国家存在较大政治风险），通过此次阿拉伯民变，总结经验教训，对既有政策做出认真的修正。 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南欧、拉美、东亚、东欧发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1年曾预言：九十年代将会轮到西亚和北非国家相继实现民主化。但2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动静。2011年1月突尼斯变天事件后，一种乐观的意见是：第四波终于就要来了，主战场就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逃跑了，但那四十大盗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是否会遭遇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一样的命运？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变局对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变天”？本文首先从统治结构、统治策略及其具体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多个指标，来观察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发生剧烈民变，然后分析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美国外交策略的调整，最后就中国应对之策提出一些建言。   七指标预判阿拉伯国家政局动向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这些指标，来观察和预判其它阿拉伯国家是否会爆发突尼斯、埃及式的严重政治抗争。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政治发展水平是否都处于中等。一般来说，因石油而暴富、人民不必纳税却享受免费教育与医疗的阿拉伯君主国，较难发生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足够穷的国家当然会有街头骚动，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等阶层（包括在身份上属于社会中层的军队）的支持和领导，也难以成事。20世纪的第三波民主潮基本上属于中等阶层主导的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或已经进入中等的国家（如拉美的阿根廷、亚洲的韩国、东欧的匈牙利）。突尼斯也属于这种情况。电视镜头里的突尼斯抗议者大多衣着齐整，文质彬彬。当然，他们可能正在因失业而挨饿，并担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而堕入社会下层。这种“担心堕入社会下层”的心态，正是社会中等阶层极其愿意参与街头暴动时的典型心态。   被认为政治风险较高的几个阿拉伯非君主国并不是特别穷的国家。例如在人均GDP方面，也门是1190美元，埃及是2323美元，叙利亚是2556美元，突尼斯是3999美元，阿尔及利亚是4712美元（均为2009年数据）。当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失业率连年居高不下。   社会中等阶层人数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中等阶层一般来说不能容忍一人专政和经济政治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主张社会各种资源应当按公开有序的游戏规则来竞逐和分配。   政治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是指该国形式上不禁止多党制，也认可最高领导人必须经选举产生，但实质上是一党专政或一党长期独大，最高领导人通过片面、表面的经济增长成就和警察统治实现了执政终身制。例如卡扎菲在利比亚已执政41年，萨利赫在也门已执政32年，穆巴拉克在埃及已执政29年，本•阿里在突尼斯已执政2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连续执政40年，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已近11年（2008年11月，阿议会修宪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由于制度上不否认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由于民众对于多党制、自由选举已有一定的历练、认知，由于国家权力结构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元竞争格局，那么民众站出来维护那些已经被公开承认是合法合理的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第二，国民个人所得税率的异动。阿拉伯的石油富国人均GDP都比较高：沙特阿拉伯是1.55万美元，巴林是19430美元，阿曼是24912美元，科威特是40827美元，阿联酋是4.9万美元，卡塔尔是7.06万美元（卡塔尔为2008年数据，其余为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普遍对国民实施免费教育与医疗，也普遍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国家如果今后公开或变相征收个人所得税，人均税负加重，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怨恨。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6-02 基于选举的现实考虑，马英九政府只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慢慢地扩大、深化两岸之间既有的交流，让民众有感，得到实惠，采取稳健的作法，暂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另生事端，使自己处于遭到对手攻击的困境。 5月20日是马英九就职三周年，他特别南下台南举行记者会，邀请部分年轻学子参加。一般认为，马英九此行深入绿军重镇，对全台民众发表重要谈话，目的在争取南部民众及年轻人的选票。但更重要的是，这恐怕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和马英九的竞选活动已经正式起跑、全面开展。从此以后，台湾将逐渐进入选举旺季，朝野攻防将更形激烈，执政当局施政脉动将更围绕着竞选活动的主轴逐渐展开。   两岸关系整体良性发展   三年来，民进党的批评从来没有少过，从“倾中卖台”到“矮化主权”到“丧权辱国”不一而足，街头抗争活动也不时出现，但马英九政府则自认为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即或仍有不足及改善的空间，但仍坚称其当年的竞选政见已有近90%已经全部或部分得到兑现。客观来看，马英九政府不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他在两岸关系、经济发展及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空间方面尤其有重大表现则是有目共睹。   当然，过去三年，两岸之间确实也曾因为有达赖访台、东京影展的“江平事件”和后来的广州亚运杨淑君跆拳风波，以及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密函称中国台湾省问题，在台湾内部及两岸之间引发一些争议，变成民进党攻击马英九的口实。但这其中主要是台湾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与两岸关系整体良性发展无涉。马英九政府的务实态度和中国大陆的理性应对，都应加以称扬。   在两岸关系方面，三通已经全面实施，两岸直航给双方民众带来极大便利，目前大陆观光客赴台人数已达556万人次，与大陆成功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及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打通任督二脉，避免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过程中遭到边缘化，而在与北京方面取得默契后，台湾已经能够每年顺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邦交国”一个未减，这些都有效地增加了台湾的发展潜力及国际竞争力和能见度，值得肯定。   日前，台湾各大媒体都对马英九政府执政三周年进行过全面性的“体检”和民意调查。就以一般认为偏蓝的《联合报》为例，在“总统”选情方面，马暂以45%胜过蔡英文的27%，双方差距拉大。另外，在不提示选项的前提下，13%的受访民众认为稳定两岸关系是马政府最主要的成绩单，11%肯定提振经济景气的努力，认为推动廉能肃贪、开放陆客来台及拓展国际外交是主要政绩者各占3%。马英九的选情虽然审慎乐观，但看来也仍有很大努力空间。   至于马政府较为人诟病的施政，7%的民众批评马政府危机处理慢半拍，比例居首；抱怨景气未见好转、施政魄力不足和物价房价上涨的比率各占6%；另有5%的受访者对马政府处理两岸问题的表现太软弱不满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八八水灾”救灾不力、与民众脱节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迄今。另外则是经济无感复苏、贫富差距扩大、房价高涨、通货膨胀隐然待发这些与民生有关的问题。马英九政府显然必须妥善、及时处理这些问题。   优势在两岸挑战在内政   谈到大选主轴，这可分成两个层面来谈。首先是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手的短处，这当然就是两岸问题。这其中牵涉的不只是统独与“国家认同”问题，而且应将其与两岸和平、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结合起来讨论，逼着民进党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不让它再有任何规避、回旋、模糊的空间，再度唤醒民众对民进党冲撞国际体制、破坏两岸关系，可能引发冲突的恐惧。笔者相信，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应该难以招架，大概只有避战一途。   其次，如果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内政，选民关心的主要还是切身有关的经济与民生问题，那么马英九政府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就要剑及履及的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府效能，加强执行力，以一新人民耳目，让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效果能够展现出来，让大陆观光客自由行得以落实下来，通过财政、税赋、社会福利等不同手段，继续平抑房价，提高工资，让多数民众能够享受到经济复苏的果实。如果能够如此双管齐下，马英九应该能够胜券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