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8-08 总体上看，东南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要么是主动改良以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 “709事件”引发新一轮博弈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全球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阿拉伯之春”来到了东南亚？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但也不能因此说，709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没有关系。应当说，在信息时代，“阿拉伯之春”的视频、图像、文字报道传遍世界，为其他地方的民众挑战专制权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而马来西亚国情与阿拉伯国家国情中的一些类似之处，也让马反对党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产生了跟风心态。按昂山素季的说法，“阿拉伯之春”还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斗争的灵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8-04 香港这次要利用好机场扩建和周边交通枢纽形成的机遇，变身成为集商务、商业零售、会展、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航空城”，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和周边珠三角的五千万居民来此进行消费和商务活动，为香港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香港机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机场对香港的四大支柱行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当中对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截至2011年4月为止，按商品总值计算，香港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有31.9%和40.3%是以航空运送的。而在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6%和19%。由此可见，机场对香港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机场亦为香港带来不少荣誉。过去十年，香港机场近40次获得各种全球最佳机场评比的大奖。近日，香港机场在年客运量超过4000万人次的机场类别中，连续五年获国际机场协会选为“全球最佳机场”。 兴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预计，香港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将于2014年增加至530万吨，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航空客运吞吐量则在同期增加至6,220万人次，成为全球第十大国际客运市场。 然而，香港机场的发展已到瓶颈。按飞机升降数目每年增长4%至8%计算，预计2020年前，香港机场的跑道升降量会达饱和。若然香港机场不想办法增加跑道容量，届时由大珠三角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业务，将会无法分享。 大珠三角有五个大型机场，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和珠海机场。无论是航空客运吞吐量和货运吞吐量，香港机场都占龙头位置。但是香港机场面对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机场近年在大珠三角的业务所占份额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总计为470万吨，香港机场占72.3%；至2010年，航空货运量上升至612万吨，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67%。另外，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客运吞吐量为8,500万人次，香港机场占47.7%；至2010年，航空客运量上升至1.2亿人次，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40.9%。可见香港机场的龙头地位正在动摇。更重要的是，延误兴建第三条跑道可能影响支柱行业的发展，令香港经济停滞不前。 据估计，即使不延长咨询时间，环境评估需时一至两年，填海工程需时四至五年，加上余下建设时间，整个工程需时最少十年。因此，兴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机场规划必须配合区域整合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香港要巩固和提升航空枢纽的地位，除了增建跑道等硬件外，还要对香港建设赤鱲角新机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些总结，做好本地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把握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趋势，从而令香港机场能在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20多年前设计赤鱲角机场的时候，是按两条跑道就可以处理8,700万人次的年客流量来设计的。但现在香港机场年客流量刚刚超过5,000万人次，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主要原因是当初设计新机场的时候，没有预见到香港和内地的人流往来会变得如此密切，与香港直接通航的内地城市已经快速增加到40多个。当年设计香港机场跑道容量时基本是针对飞行国际航线、载客达到四五百人的大型宽体客机。但随着香港和内地城市的航线大量增加，行走这些航线的客机，通常是载客一二百人的窄体飞机。其结果是香港机场飞机升降次数的增长速度快于旅客流量的增长，令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迅速浮现。香港不得不计划以耗资甚大的填海方式来兴建第三条跑道。 赤鱲角机场兴建时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当时未能充分考虑与珠三角邻近机场的协调问题。香港新机场和深圳机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但是在规划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对方。香港新机场的跑道是东西走向，而深圳机场的跑道是南北走向。这导致两个距离很近的机场在跑道座向是垂直的。两个机场的飞机升降时，会出现航路空域冲突的问题。因此双方很多飞机升降都需要绕行，不止增加耗油量、飞行时间等经营成本，还会加剧空域拥堵的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是为了让香港未来在发展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要做好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配合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新趋势。 机场应变身为综合性“航空城” 未来的十年左右，伴随着香港机场跑道的扩建，还有多项工程会在赤鱲角机场周边进行，包括港珠澳大桥和相关的交通接驳枢纽工程，屯门与大屿山的连接道路，以及拟议中的港深机场快速铁路工程。这些投资总额合计达到几千亿港元的工程，比当年新机场十大工程还要宏大，令香港机场变为一个集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渡轮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身的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而且能够直接辐射珠三角各个城市。 如何利用好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结合大屿山现有的旅游和商业设施，通过各项商务、消费、旅游、休闲设施的经营，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航空城”，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一些大型枢纽机场也开始逐渐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产生影响，促使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航空城”的概念。在这些“航空城”里，机场逐渐同周边区域进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以枢纽机场为核心，高科技企业和物流企业以及会展、商业零售、娱乐餐饮等相关服务业在机场周边地区逐渐集中，并最终演化成具有自我组织发展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临空经济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04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为时不久，2000年之前还是一位县地级官员。后来相继提升为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渐令世人瞩目。200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年10月再次被肯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进入未来接任最高领导人的暖身阶段。总体来说，他由基层到权力顶峰的仕途前后不过十来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和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海外学者还是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以笔者之见，由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看，习近平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基层工作，使他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与亲密关系。六年之后，1975年他离开农村去清华大学时，全村农民排成长队依依惜别为他送行，传为佳话。 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习近平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这位高干子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如果没有几亿农民工甘愿每小时只拿0.8美元微薄工资来为中国和世界生产数不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从何而来?!外国跨国公司又怎能从中国捞取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中国农民是整个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这个底层稳不住的话，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只有在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中国古训教导为政之道必须考虑草民的命运和需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为官尚且惦记着平民百姓，更何况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可贵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领导人，当年毛泽东历经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就是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接待的。后来革命胜利，这位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也随之进京当官。但也正因为来自西北地区，不如沿海地区重要，所以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资历虽老，却不如东北局高岗、华北局彭真与华东局陈毅那么受重用，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只占有二、三线的职位。文革之后，由于党内奸徒康生谗言诬告，习仲勋还蒙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不白之冤，尝过铁窗滋味。 习仲勋虽是内陆封闭地区高干，而且仕途命运曲折，但他在政治上却一贯表现得清醒开明，坚持党内正确立场。他在老区土改、军政统战与国家建设中曾多次反对极左路线，受过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在主政广东时，他排除极左思想干扰，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特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能发扬正气、坚持正确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命担任党的总书记，由于厉行改革冒犯元老派的既得利益，最后被拉下马。习仲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敢于逆流而上，不惜孤军奋斗逆拂元老派心意，坚持到底捍卫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不能不受到其父与家风的熏陶，深深体会到党内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这种沧桑之感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使习会审慎对待各种矛盾与复杂局面。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下一届接班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于其他太子党的、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可贵政治品质。虽然不少太子党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很多人曾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中国社会三大变化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缺乏深思、易于冲动，妄顾客观形势莽然行动，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急于把元老派全部拉下马而触犯他们切身利益。最后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反而令元老派结成死党迫使邓小平采取“先立后废”的下策。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说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事实证明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才能施谋，无谋则难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的因素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天下人皆可以为王，中国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从当前来看，习近平必须谋划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如何掌握放与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加以激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浩劫中受害深重的干部与群众的意见。而坚持保守立场的对立面则要把这种思想认识提到政治问题高度加以法律制裁，以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关于毛的功过是非，中共早已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议中有所评定。但近年来民间与官方对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越来越大，不可抑制。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8-03 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告诉了天下人，既然美国国内政治派别为了自身的党派利益可以置债权人的利益而不顾，那么未来谁能保证美国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而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呢？ 在8月2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获得国会授权提高14.3万亿债务上限的截止期来临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会领袖终于达成协议，令联邦政府逃过了拖债危机。 连日来，华盛顿的政客为债务危机争斗得不可开交，甚至用“勒索”和“敲诈”等字眼互相指责。奥巴马总统与两党国会领袖就提高国债上限举行了多轮秘密谈判，但两党在如何削减赤字问题上一再陷入僵局。奥巴马已软化反对削减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立场，但并没有换来共和党同意对富人加税和减少大企业税收优惠的相应让步。 国债之灾：逾期和违约 如果债务上限不提高，联邦政府就无法正常运作。人们担心，一旦美国政府在八月初的借贷能力受阻，将不得不大幅削减支出。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只够花费的60％左右，另外40％左右的花费需通过发行国库券筹得。如果债务僵局继续，借贷煞车，这对美国的信誉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会比政府停摆还要严重。 世界头号强国的政府会拖欠其债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却很可能发生。美国政府每月税收和其他收入约为2000亿美元，另外每月还得借债1300亿美元。为避免违约，国家债务的利息支付每月约为300亿美元。如果被迫选择，美国政府几乎肯定会优先考虑偿还债务，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美债的违约将被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债券出了问题，并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拖下水。 有预测公司曾推断，到8月3日，美国政府需提供230亿美元社会保障援助金给社会保障受助人。如果政府被迫削减开支的40％，这些社会保障支票可能无法到达这些人手里。可见总统和国会的斗争已触及普通美国人的钱包，即使借款限额的僵局不会长久，但它仍会造成损害。因为社会保障受助人依赖这些支票支付的账单会过期限，不仅滞纳金会很昂贵，他们的信用也会受损害。 对政府雇员而言，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政府办公室的关闭和联邦雇员的强制休假。目前，政府雇员约为440万，包括穿制服的军人。其中许多人将被停薪，这虽能减缓政府消费，但同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经济。这意味着，国家公园、护照办事处、退伍军人设施和许多其他政府部门将关闭，连铁路客运和美国邮政服务也可能受到影响。如果债务上限的解决一拖再拖，政府可能会关闭军事部门和某些重要服务，现役士兵都可能受到影响。 对失业者而言，在大多数州领取26星期失业金后，政府提供了延长的失业救济金。现在，将近400万人已经领完了国家级失业金。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导致更多的房产止赎，以及其他类型的消费者债务违约。 对投资者而言，没有人能确定大幅削减联邦开支会影响股市和商品市场的具体程度，除了它一定会很糟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最近告诉国会，暂停借款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波”。因世界金融秩序突然翻转对全球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几乎是深不可测的。 对借款人而言，利率将会上浮，但不一定飙升。美国国债是一种基准投资，它锚定许多其他类型的贷款值，美国的突发性违约风险将完全改变基准投资算法。国库券的利率将继续走高，以弥补增加的风险。许多其它利率也将同步上升，美联储可能会采取行动应付经济衰退的担忧。经济衰退本身，会削弱对信贷的需求，通常将迫使利率降低。投资者在期望华盛顿最终解决方案的同时，将会竞投债券，这意味着加息可能只是暂时的。然而，即使这样，也可以对全球资本组合造成严重破坏。 对美国政府而言，任何削弱经济和使更多人失业的事件，都将进一步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使美国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 总而言之，即使仅仅只有几天，这就足够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因为银行、雇主和外国政府会调整自己的开支，准备度过时艰。 “风险”资产如股票，价值将大幅下挫；较为安全的资产如黄金，价格将暴涨。由于欧元和日元不具备吸引力，投资者可能趋向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或搜索其他避险货币。即使经历几天的混乱后，债务上限解除了，仍可能有持久的损害。因为美国政府履行其最基本职责的能力和信誉遭受了重创，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的错位。 国债之争：节流和开源 美国的顽疾是其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即支出远远大于收入。目前国会对国债上限的争吵，充其量也只是在处理债务方面迈出了一小步。要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国债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要有更剧烈更痛苦的改变才行。 奥巴马调整了他对待债务上限谈判的态度，希望两党达成一个今后10年减少赤字2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大妥协”方案，他甚至还放话要否决任何权益之计。想要削减这么大的财政赤字，社会保障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禁区”，而奥巴马已经表示政府可以在这些计划上削减支出。看得出他是“壮士断腕”，用他下届能否连任总统作赌注来挑战共和党人。 节流和开源，说到底就是减少福利支出和增加财税收入。国会辨论的焦点，在于到底如何去做。 解决方案先从大砍福利项目谈起。福利项目的大头就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三大块。这三个领域的支出，几乎占据了很大部分的联邦预算。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婴儿潮一代”将达到退休年龄，都要领取社会保障金。而现在参与医疗保健的人数已经增加得非常迅速。如果经济不恢复，更多的人将参加医疗援助方案，更多的钱将从联邦预算中被吸掉。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经济复苏会对此会有帮助，但即使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复苏也不会解决问题。它不是这么多失业人士获得医疗保健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人都要医疗护理的问题。加上好几代人吃喝、住房、教育、医疗全靠政府的还大有人在，消耗掉大量社会资源。因此，改变是必需的。但究竟如何细化，取决于这个大妥协方案的通过。其中还包括对社安福利采用新的通货膨胀指数，使决策者得以逐渐削减福利和加税。这一商议中的指数被称之为“连锁消费者物价指数”(Chained Consumer...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11-08-01 如果明年的大选蔡英文当选，蔡英文不会采取激烈的中断两岸交流的方式，但一定不会承认“九二共识”，也一定会逐渐推行台独，这一定会影响两岸关系，但这也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推行能够最终导致统一的战略创造条件。 明年是世界“超级选举年”，美、俄、法等大国要选总统，在大中华地区，大陆方面中共要召开十八大，香港要选新的特首，台湾则在明年1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是最早大选的地区。 决定因素：中间选民与首投族 明年台湾的大选，将在两个主要阵营的候选人，即国民党的马英九和民进党的蔡英文之间展开激烈角逐。目前台湾的各种民调，马蔡二人的支持度都在伯仲之间，差距不大，可以预料越接近选举，台湾的选举气氛将越热烈。 如果以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情况而言，马英九应该能够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连任。但是一般理论无法解释台湾的民意，以及政治人物的性格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马英九执政的风格是勤政廉政，这与陈水扁的执政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台湾大部分选民对此并不领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基本盘，亦即大约三成的选民，仍然对国民党乃至于外省籍政治人物有强烈的反感，他们不会投票给马英九。蓝营的基本盘通常超过四成，但是并不统一，新党以及其他独立候选人会分散马英九的一部分选票。台湾舆论都认为，中间选民以及“首投族”（成年首次投票的人口）将是决定因素。现在看来，蓝营选民对马英九的失望情绪很普遍，中间选民和“首投族”中希望“换人来做”的倾向也很普遍，这是对马英九非常不利的。 马英九执政以来，尽管他勤政、廉政，致力改善两岸关系发展经济且成果不俗（去年台湾GDP增长超过8%），但台湾相当多的民众却仍然不喜欢他，想要“换人”，这确实是有违一般的政治理论。 ECFA签署之后，给台湾经济带来的好处，大部分归于大企业和一部分行业，并未惠及全民（其实也很难惠及全民）。台湾失业率虽然下降，只有4.27%，但是青年人的就业仍然很困难，每10个青年人就有一个失业，包括很多“首投族”。大部分民众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楼价还在升，贫富差距还在扩大。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必定影响马英九的选情。 马英九之短与蔡英文之长 马英九政治性格的特点：一是在党内推行清廉政治，试图改造国民党，包括改变国民党基层由“桩脚”控制选区的传统，急于求成，结果得罪了大批国民党基层骨干，他们纷纷转投民进党或脱离国民党，这在去年的“五都选举”表现得很明显；二是试图做“全民总统”，他总是以背负国民党外省人原罪的姿态，向绿营民众示好，不仅没有带来绿营的选票，反而使蓝营的选民失望。他的政治“洁癖”既来自家庭的影响与对李登辉、陈水扁的厌恶，也来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标准，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选举高于一切、一切以当选为目标的政治环境中，马英九的政治性格孤芳自赏，难于获得大部分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马英九08年竞选时，陈水扁因素是对他非常有利的，陈水扁家族的贪腐曝光而民进党却不予或不敢反对，引起民间极大的反弹。红衫军虽然未能将陈水扁赶下台，凝聚的人气却有助于马英九的竞选。大批民众尤其是女性，她们本来不是国民党的选民，却支持马英九当选，她们自发组成的助选团体在台湾各地为马英九助选，为马当选立下汗马功劳，但在这次竞选中，这股力量已经消失。 蔡英文据说是女性同性恋，台湾民众都知道，但人们不以为意。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拷问蔡英文的性倾向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身为“总统”，蔡英文的性倾向可能影响执政。如果是在美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同性恋者，无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内部连初选都不可能进入，这固然反映了美国政治受宗教的影响以及重视传统的家庭观念，但也反衬出台湾在允许同性恋者成为领导人这方面即使在亚洲都是超前的。蔡英文与马英九的同质性，如都是留洋的博士，具有学术背景，减弱了马英九的优势；蔡英文连闽南话（台语）都不会说，这本来是绿营政客的大忌，但是在陈水扁事件之后，绿营的大佬已经不在乎候选人是否会说台语，而更重视候选人的清新形象以及对中间选民与“首投族”的吸引力，而这正是蔡英文的长处。苏贞昌本来是民进党最带有本土性的人选，能获得绿营铁票，但是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与青年人当中未必能够战胜马英九，而蔡英文对这一部分选民，是能够与马英九一争高下的。蔡英文既没有选举经验也没有行政经验，但去年在新北市的市长选举第一次参选就能够获得超过百万的选票，反映了她的潜质，绿营大佬包括李登辉、李远哲甚至陈水扁都支持蔡英文，就是看到了蔡英文能够超越绿营的既定格局。台湾的大部分女性选民在08年的选举中投票给马英九，明年她们很可能会转而投给蔡英文。 台湾的民粹具有很大能量。民粹往往是不理性的，既有社会底层对贫富悬殊不满的一面，也有一部分民众向往无污染生活环境的诉求。民进党极善于利用民粹为己所用，至于在选举中打倒昨日之我，对于民进党根本就不是问题。民众是很容易欺骗也很健忘的，例如反对核电，任何人执政都知道台湾无法离开核电站也不能不建新的核电站，但由于日本核泄漏事件的影响，许多民众反对核电，蔡英文就以反核为号召争取选民。 马英九执政并非一无是处，除了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最近马团队处理食品饮料塑化剂问题雷厉风行，显示了他有为和强势的一面，如果在今年下半年台湾社会再次出现类似危机，马应能发挥这种强势风格，为自己加分。 蔡英文当选的可能性甚高 两岸关于陆客台湾自由行的协议，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两岸关系也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观光业一直是台湾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陆旅行团已经给台湾经济带来了许多利好的因素，对于服务业和许多做小生意的民众，比ECFA的好处更多。另一个联系两岸的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就是两岸直航。ECFA、两岸直航、陆客自由行，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不能逆转，而是如果逆转将严重打击台湾的经济，反之对大陆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如果明年的大选蔡英文当选，蔡英文不会采取激烈的中断两岸交流的方式，但一定不会承认“九二共识”，也一定会逐渐推行台独，这一定会影响两岸关系，但这也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推行能够最终导致统一的战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蔡英文被绿营大佬裹挟，重新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以及不利于两岸交流的政策，必定引起工商界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台湾政局的动荡是可以预期的。 蔡英文当选的可能性相当大，但还远没有成为定局。台湾选举的诡异现象就是类似04年的“三一九枪击案”（至今还是悬案）以及去年“五都选举”前夕的“连胜文枪击案”。在去年“五都选举”前，各地的民调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民调都显示，国民党在五都只能取二席甚至一席，呈现一面倒的选情，然而在投票前夕发生了“连胜文枪击案”，激起那些本来对马英九不满不愿出来投票的蓝营选民同仇敌忾，走进票站，结果国民党在五都取得三席，虽然是险胜，却也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效果，明年台湾大选会不会发生类似事件，是谁也无法打包票的，这也是台湾政治的可变因素。 《台湾观察》2011年7月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7 一、 欧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欧元在震荡中略显贬值，参见图2-1。欧元自2008年年中呈下行趋势以来，经2008年12月小幅回调，2009年年初即呈现贬值态势。两年间欧元汇率走势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2月，欧元兑美元贬值。由于欧元区经济衰退加深，受经济数据疲弱与欧央行降息影响，2009年2月18日欧元跌至1.2537，为年内最低点，较2008年12月26日1.4067贬值幅度达10.88%。 第二阶段：2009年3～11月。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回暖，欧元在经历短期震荡后触底反弹，2009年3月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低点1.2622。此后进入震荡升值通道，并于2009年11月达到年内最高点1.5038,升值幅度达到19.14%。 第三阶段：2009年12月～2010年6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引发欧元汇率急剧持续下跌，2010年6月7日跌至年内最低点1.1914，为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相较于2009年11月最高点跌幅达到20.77%。 第四阶段：2010年7～11月。欧洲债务危机暂时缓解、欧元区经济数据好转，欧元触底回升。2010年11月4日，美国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日欧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4215，较2010年6月7日升值幅度达19.31%。自2010年12月起至2011年3月，欧元在小幅震荡中调整，但受欧元加息预期影响，有升值趋势。 图2-1  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欧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欧元区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同比下降4.1%。此后，受大规模刺激政策影响，欧元区经济逐步企稳，并于2009年第三季度触底反弹，四个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2.5%、-0.1%、0.4%和0%。 2010年欧元区实现GDP增长率1.7%，与美、日等国相比，经济复苏缓慢，参见图2-2。第一季度环比仅增长0.4%，而同期美、日复苏力度强劲，分别增长0.9%和1.5%；第二季度美、日经济复苏放缓，而欧元区触底后实现环比增长1.0%；第三季度受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影响，欧元区环比增长0.3%；第四季度欧元区投资大幅下降，出口放缓，环比增长0.3%。 图2-2  2008-2010年欧元区与美日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美联储、日本内阁府 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难以遏制欧元汇率走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生经济增长力不足 从影响欧元区GDP的各项指标来看，2009年上半年私人消费、出口和投资均陷入萎缩，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对GDP贡献重大；下半年欧元区出口迅速恢复，对于GDP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参见表2-1。欧元区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其中7月顺差额达到123亿欧元，全年实现顺差223亿欧元。2010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迅速恢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受新兴经济体复苏放缓、进口需求下降以及欧元升值影响，下半年欧元区投资大幅减弱、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长环比减速。 表2-1 ...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一)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5 一、美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美元汇率呈动荡变化的基本态势。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回暖的迹象，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导向都对美元汇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元汇率的变动可以分为升值与贬值交替出现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升值阶段 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3月，美元在这一阶段持续较快升值。尤其是在2009年前三个月，升值趋势明显加快。美元主要货币指数1月2日为79.23，而在3月9日已升至86.29，升幅高达8.9%。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也从108.37升到115.07，升幅为6.2%。期间美元对欧元的升值幅度也高达8.7%。 2.第二阶段：贬值阶段 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美元一跌再跌。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累计跌幅达17.3%。3月到6月初出现了两次快速下跌，累计下跌11.4%。而之后的将近7个月的时间，美元进入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过程，最终美元主要指数在12月25日达到阶段性低点71.61，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为101.35。 3.第三阶段：升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经历了九个多月的下跌之后，美元指数于2010年初开始回升。4月14日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达到了74.43，相比2009年12月最低的71.61，大约升值了3.9%。此后两个月美元指数一路上扬，在6月10日站上八十大关，这也是继2009年3月份之后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的第二高点。在此期间美元指数累计上升12.4%，美元的走强导致国际金价和油价双双大跌。 4.第四阶段：贬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6月到2010年12月。美元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下跌过程，尽管7月份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但对总体下跌趋势并无太大影响。美元主要货币指数在12月14日达到73.27的低点，跌幅为8.7%。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从6月份最高的106.68跌到12月最低的99.17，跌幅为7.0%。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波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中期呈现了贬值的态势。美联储主要货币指数累计下跌9.6%，参见图1-1；广义货币指数下跌7.6%，参见图1-2。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几乎是全线下跌，两年间美元对欧元累计贬值6.3%，对日元累计贬值14.45%，对人民币累计贬值2.5%。 图1-1  美元主要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图1-2美联储广义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二、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第一次升值阶段 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就变得非常强劲，导致美元对英镑﹑欧元的汇率以及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美元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通过对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分析也可看到，危机爆发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通常都会出现升值。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同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库券相对于其他市场及其他货币资产变得更加安全，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刚刚过后会体现其国际避险资产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似乎也领先于欧元区(参见图1-3)，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预期好于欧洲，也造成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走强。 2.第一次贬值阶段...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18 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 两岸关系就像打摆子一样，每隔一阵子就会搞出一些事端。简单、突发的事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说，去年的“东京影展江平事件”、广州亚运的“杨淑君跆拳风波”和今年“夏瀛州两岸军人都是中国军”的说词。但只要双方处理得当，还不至于使情势失控。复杂、长期的问题虽也不时出现，但因为事涉两岸关系的定位和国家主权等高阶政治象征议题，由于双方都有国内政治及国际因素必须全盘考虑，这就好像七年之病要求三年之艾一样，事情更加让人难以应对、处理。 “一国两府”老调重弹 其实，明年一月台湾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就执政的马英九团队而言，当前施政一切都要以内政及选举考虑为优先。在两岸关系方面，这虽然是马政府的强项，他确实不但有意，而且也会采取后续行动，确定在短期内要能让多数台湾民众进一步享受到三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但要他在选前触碰几乎无解的高阶两岸政治问题，这不但并不符合其现实的选举利益，反而易于遭到对手攻击，所以马政府无意在现阶段讨论此一问题应是情理之中可以理解的事情。 虽不好说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但6月23日台北《联合报》突然大幅刊出对北京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楚树龙教授的专访，说是他日前曾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撰文，表示在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之后，两岸关系如要继续往下走，将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政治问题。既然双方必须严肃面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两岸如何在“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认真面对彼此存在的事实将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其结论是，两岸当前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他重提“一国两府”的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 这么多年来，与楚教授类似的主张其实一直存在着。至少就笔者记忆所及，过去就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法。远的有“一国两制”、“一国良制”、“分裂国家”、“德国模式”、“一中两国”等等；中期的有“一中各表”、“一中共表”、“一中不表”、“一边一国”、“两国论”等等；近的更有“一中三宪”、“两个中国”的说法，楚教授所提的“一国两府”之说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在熟悉两岸关系的圈内人来看，这种主张其实并无太多新奇之处，楚教授自己也说，他过去就有过这种主张，只不过如今再提一次。结果一下子就被媒体把问题上纲到最高阶段，让人以为这是什么新鲜看法，其实未必。 当前宜于持盈保泰 让我们分别来讨论楚教授的发言内容和两岸各方的相关反应。 首先，从台湾统派及马英九政府的角度来看，两岸现况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的结果。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和国的主权相互及于对方，两岸虽未统一，但也没有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声称继承了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这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继承，因为中华民国并未灭亡，其在台湾仍是一个实质有效的合法政府。双方都坚持，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双重承认从未被两岸当局接受。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两岸主权重迭、治权分立”。此之所以马英九会坚持不得在公文书上称中共为中国，坚持两岸互不否认治权、互不承认主权的道理。 用更精确的法律语言来说，两岸分治是个事实，但这里所说的是治权分立，与主权无涉，而这也是中国大陆这些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北京这些年来有过各种不同的三段论表述，从最早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到后来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可分割”，再到目前最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虽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的说法。 至于楚教授的发言是否一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大陆官方的一种试探气球，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此一可能，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放弃了冷战思维，内部正在实事求是地苦思、研究，如何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解决此一问题。北京或许期望，在明年选举马英九胜出后，能够让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所以在现在先行提出此一构想，营造气氛、制造舆论，试探台北各方的反应，但笔者却宁可不做如此观察，除非另有外界所不知道的原因。 首先，因为楚教授的讲法并非突如其来，各界和他自己过去早就有此观点，如今不过老调重弹，而且他只是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时重新抛出此一议题罢了，并无太多新意；其次，一如前述，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政治旺季，两岸高层现在恐怕都是一动不如一静，都要持盈保泰，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地惹出不必要的事端，坏了大事；再者，若说楚的谈话是经过北京官方授意的行为恐也未必，除非今后一段日子里，又有更多的大陆重量级学者或媒体跟进，高调讨论此一问题，否则多半应是其个人看法的成分较重。 这也是为何除了台湾部分学者、媒体和蓝营政客表示，楚的“一国两府”之说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表现，是大陆外围学者试探水温的作法，进步而有新意，未来还有待观察之外，两岸官方反应都相当保守的原因。大陆官方的讲法是，这是个别学者的观点，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而马英九政府则是在不加评论之外，也再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的原始立场，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这个一中仍然就是中华民国。就两岸官方而言，双方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于是问题又到原点。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反对党的反应。民进党素来主张分离主义，当然不肯接受两岸关系是奠基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的前提下，所以当然不能接受管他是楚树龙或中国大陆官方的“一国两府”的讲法。难怪他们要痛批说这种讲法是化妆后的统战，有意矮化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蓄意要把台湾香港化、澳门化，要马英九不要误入中共陷阱。反正对逢中必反的民进党来说，除非让他们独立，否则北京再大的善意与理性也是统战阴谋，一切免谈。若从正面来说，民进党的反对或许能为台湾争取到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北京更多的让步，更可能的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里去而不自知。 理性务实需求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媒体的耸动内容比较起来，两岸官方还算相当的理性，大陆固然一向如此，台北这次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至少没有再随着媒体报导而起舞。像过去的江平、杨淑君、夏瀛州事件一样，台北高层把自己一下推上火线，强烈表态，到最后居然发现实情并非如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结果让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台北或许已由过去的经验学到教训，不要在第一时间仅凭媒体报导就有过当反应。 研究两岸关系或台湾内政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要记得，台湾的媒体报导不可不看，但绝对不可尽信。最近台北媒体还有另一个乌龙消息，说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于五月间曾经发表专文，提到两岸应该重新思考所谓的“两个中国”和“双重代表”问题。由于卜睿哲身分特殊，其文章有关内容立刻被放大处理。一时之间，大家又说美国在试探双方的反应。六月下旬抵台访问的卜睿哲在被媒体一再追问此事时明显不悦，说是台湾记者很有想象力、造成误解，他根本没有主张过“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台湾媒体完全是在断章取义。 最后，笔者想客观持平地表达一些个人看法。根据与两岸相关学者与官员谈话所得印象，双方高层并非一如外界想象中的食古不化，智库更是不断进行各种可行方案的研究。有的主张从上而下，毕其功于一役地先从原则面来解决问题，务实地处理两岸定位的棘手问题；有的则是主张采取由下而上，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方式，用渐进的手法，逐步处理问题，积累互信，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再去面对高阶的政治问题。目前双方仍在摸索、研究之中。 所幸的是，至少根据笔者所知，其实双方政府及重要学者都相当的理性、务实，不但没有激情，甚至很少有不切实际、好高鹜远的想法。此之所以两方都说，要理性务实、相互努力、携手合作，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共识、扩大共识，理解双方内政的局限性、国际的制约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还要把好事实实在在地做好。唱高调、喊口号有时或许难免，但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可能才是一个健康理性、良性发展的两岸关系所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吗？ 《台湾观察》2011年6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7-11 台湾真正遭逢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既有理想，又受权势好处所蛊惑，可说是“机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在没权力时用理想主义思考，在有好处时就当政客。 翻开台湾的理想主义史，首先看到不反攻的“反攻大陆”，这个神圣使命塑造台湾成为“复兴基地”，但实际制造了“万年国代”等等既得利益。俟反攻无望，国民党转而宣称坚守自由民主阵营，以三民主义模范省自居，藉由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的对比，竟仍可取信。只是在今人眼中，当时国民党其实是箝制自由民主的罪魁祸首。不过如今，国、民两党同样鼓噪自由人权不绝于耳，人们则又甘之如饴，从不及反省，这样自我良好的感觉会因此助长了哪些政客？牺牲了那些自由人权？ 环保是台湾新近的价值，但是“塑化剂事件”说明，在台湾，专司环保的立委却可介入对毒物的管制，抵制管制，可见环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岂止环保如此？自由主义在台湾震天价响，但是朝野两党侵犯自由从不自觉。“台独”又何尝不够理想？每到竞选时动员选票的力量无出其右，但其领导人反而践踏最力。简言之，任何理想主义到了台湾，似乎终将成为悲剧。 政客当然无疑是所有理想主义的杀手，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同时是理想主义想要说服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懂得利用理想主义替自己擦脂抹粉。理想主义者找上政客，形同与浮士德签约，就像学运如果找上政客，最后一定是遭到政治化，成为党派斗争工具。政客利用理想主义为掩护，从事与理想主义完全相反的言行，替自己谋取更大好处，造成理想主义者沦为政客帮凶的下场。 如果以为这是理想主义与政客的搏斗，恐怕太单纯。台湾真正遭逢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既有理想，又受权势好处所蛊惑，可说是“机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在没权力时用理想主义思考，在有好处时就当政客。所以，国民党曾经真想要光复大陆，真愿意坚守自由民主，而民进党也真信仰“台独”，真关心自由人权。但是，他们也都随时真的会变成滥权自为的机会主义。 对理想主义掣肘最大的，就是理想主义者自己的妥协性。知识界偏偏就有人自诩进步势力，但他们的进步理想都靠泊来品，缺乏思想性、本土性，因此不能坚持，作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谋杀理想主义，甚且会残忍地从事迫害、剥削。其结果，自由人权可以是斗争政敌的祭旗，环保主义可以是掩护毒物的场域，“台湾独立”可以是搜集选票的野台。 台湾的理想主义是悲情的剧本，是想象自己遭外来统治者压制的不平之鸣。理想主义者所欠缺的，因而是权力，乃利用理想主义汲取生命动力。换言之，理想与政客不是彼此搏斗，而是一体两面的自我搏斗。故一旦尝到权力滋味，往往发现权力比理想更能弥补人格中的匮乏。这就敲定理想主义在台湾的终极命运。 回忆马英九很久以前对中国统一充满了憧憬，他岂能预期自己今天变成了《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傅建中笔下的那样，只对台湾的原乡有钟情，对于中国则是不堪回首。不过，假以时日，这未必不能改变，连战不也是同情过台独，李登辉不也是对中国曾有所向往？反反复复的，不只是人格问题，而是台湾处在其历史条件下，只会临时借用随手能取得的思想资源，就算取得当时也许很认真地相信某人某学说，但长远来看，没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每一次认真，其实不过是没有意识到的对当下情境的一种敷衍策略。 今天政客厉害之处，是看出来台湾思想界没有固定灵魂，自己只能是情境的产物，所以益加玩世不恭。就像马英九这样一位人人过去印象中的正直之人，也学得比谁都调皮起来。听他一下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一下又说台湾绝非中国一省；或者一下说要称大陆为大陆，不能称中国，一下又如傅建中在《中国时报》为文讽刺他以台湾为原乡，对中国则不堪回首的态度。可见，若“台湾共和国”对选举有用，不妨敷衍偷渡，有害就俏皮澄清。 可是，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不就如从“史编局”局长退役下来的傅应川在《旺报》投书所质疑的：一旦拒绝承认国军是中国军队，不就等于影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中国吗？傅将军没想到的是，对马阵营而言，“一个中国”与“台湾共和国”都属思想兼职性质，可以轮流，也必须轮流，因为各自要满足的选民不同。 好笑的是，夜路走多碰到鬼，不小心就会在某个不习惯的场合说了其他场合才该说的话。比如，之前“新闻局长”杨永明用“台湾共和国”政府部长名义，投书到西班牙文的报纸，事后解释是对方弄错了，好像外界错怪杨永明了。但投书是他自己投的，对方为什么要改名称呢？如果要改他的名称，要不要事先问他一下呢？ 所以，说是错怪，也未必错怪，本来“一个中国”与“台独”就都是兼职的，必须轮流在不同场合出现，不能因为是在自己原来没要出现的地方出现，就说是错了。 “外交部”因为有的国家在给台湾人民免签证待遇时，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造成马英九的政治困扰，因此便有人图谋，应设法安排其他国家之后协商是否给予台湾免签证时，夹带一封以“台湾共和国”为对象的函件寄给台湾，这样就可以在将来需要时出示给“台独”看，免签证待遇的取得，并不是只有靠作为中国的一省而已，而是各种可能都有。这种考虑方式，不是疯狂，不是没有灵魂，而是台湾兼职理想主义、兼职“台独”、兼职“一中”的文化性格，毕竟灵魂也要生存，因此四处兼职也不为过。 《台湾观察》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