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制约 寻求世界经济在重振增长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因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低碳为代表的绿色革命，为世界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绿色金融，又称为低碳金融、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绿色金融旨在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绿色金融的兴起 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赤道原则”的推出。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所谓“赤道原则”，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建立的一套自愿性指南，以保证金融机构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强调环境、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新阶段发展。 “赤道原则”推出三年后，实行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被称之为“赤道银行”。率先实行“赤道原则”的“赤道银行”已经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先行者。 近年来，“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展望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既包括支持传统钢铁、有色金属、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包括推动多晶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支持低碳能源的开发使用，随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趋于枯竭，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将达到4500亿美元。三是支持低碳技术的运用。四是开展碳金融交易，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 2、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金融对于环境问题的介入导致了绿色金融的产生，不仅促进和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又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予以经济惩罚和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从而导致新一轮的绿色革命。尽管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但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1）碳市场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领域，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I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项目开发。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目前碳金融业务主要是CDM项目的投融资、核证减排单位(CER)的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此外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为实现自身“碳中和” 而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的自愿减排单位(VER)的交易。中国的碳市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市场规模巨大。中国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巨大，是CDM市场最大的供给者。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主要的着力点仍然是CDM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中国在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计算均超过5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见图1）。截至到2010年5月，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为2477，其中中国的项目高达1011个，占40.82%，而占比位居第二的印度仅为22.20%。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来看，全球已核证3.9亿吨CO2当量，中国占了总量的61.28%，高达2.39亿吨，是印度的近6倍。 其次，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配额交易市场尚未成型，自愿减排刚刚起步。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成了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与此同时，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始建立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构建，允许各国参观者通过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实现自愿减排，从而达到宣传环保以及碳中和的目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按照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MRV）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图1 全球CDM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World Bank,...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紧迫性   所谓绿色金融体系，简言之，就是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具体而言，是指金融体系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重要的机制创新。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也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绿色经济之路。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2%。根据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展望，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中国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将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4左右（参见图3）。   图3  中国能源消耗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能源署（IEA）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由于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国际能源署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18亿吨，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0.7%（参见表2）。预计到2030年，中国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总排放量将高达到106.6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左右。 表2  主要国家CO2排放占世界比重 项    目 中国 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在这一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绿色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一个符合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所构成的综合体，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应由这五大部分所组成。 1、健全绿色金融制度 绿色金融制度是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绿色金融体系结构，涉及绿色金融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由一系列制度构成，体现为有关的国家成文法和非成文法，政府法规、规章、条例，以及行业公约，约定俗成的惯例等。 制度借鉴和制度移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重要方式,但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不同，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产业转型，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不应拘泥于国际标准和体制，应当更关注于本国的区域和产业特征，制度构建注重本土化和自主化，而不是简单的镜像和借鉴。构建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思路应以尊重国际公约为前提，在中国金融体系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借鉴发达国家相关规则和标准来建立和健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开展的具体实施制度及绿色金融监管制度。 首先，关于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构建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是制定绿色金融业务实施细则及确立监管制度的前提和依据，主要包括总量控制计划的确立和排放权合法性的确认。总量控制为环境容量的使用设定上限，明确了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为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提供了可能。当前虽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中国暂不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只需在排放强度上加以控制，但是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将与日俱增，同时基于发展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考虑，必须设立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以及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 其次，关于绿色金融业务具体实施制度。应包括完善碳交易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制定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业务操作细则。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定位为一个涵盖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所以碳排放交易制度内容也旨在逐步规范这三个市场的行为主体、客体及相关交易活动。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的业务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2008年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保险和证券领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操作层面，还有一些规则需要完善。 再次，关于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绿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对中国现有的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市场化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很大程度要依赖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否则具体交易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国家发改委联合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办法都属于监管制度中的行政规章制度，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级递进及绿色金融业务的逐步深入，后续的规章制度将会逐一研究制定，监管制度也将逐渐趋于完善。 2、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绿色金融市场,是指为保护环境(包括水、大气、森林、土壤等)或考虑环保因素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所形成的市场，其显著特点是绿色投融资的场所。当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主要指的是在“京都机制”下形成的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碳信用工具交易的碳金融市场，包括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另外，根据市场功能分类，还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根据市场组织形式，也可以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未来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将以发展碳交易市场为先导。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碳市场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总量控制不现实等因素，因此未来碳市场试点将会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开展。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从目前国际碳交易发展格局来看，以配额市场为主、项目交易为辅。自愿减排市场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比重很小，例如其交易量只占国际碳交易的2.9%、交易额仅占0.6%。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市场的需求得到了稳固的提升，显示出了迅速上扬的吸引力，前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亚洲和北美地区。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2020年以前不会作出强制减排承诺,所以短期内仍以CDM项目为侧重点，同时发展自愿减排场内和场外交易市场；长期应逐步发展碳配额交易市场，可以过渡性的从单强制再到双强制，先试点交易，再全面推广。 除组织形式外，市场构建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为交易机制的探索，除服务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京都三机制”外， 许多国家都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了有益尝试。截至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平台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英国的排放权交易体系（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NSW）交易机制都不尽相同，但相同之处都是立足于各自境内的减排需求及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独立的、本土化的交易机制是开拓本国的碳金融市场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国际市场机制和标准，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设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绿色金融交易机制。 3、创新绿色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工具，是指在绿色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是用来证明贷者与借者之间融通资金余缺的书面证明，其最基本要素为支付的金额与支付的条件。按传统金融工具原生和衍生的分类，绿色金融工具也可以分为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和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两大类。当前绿色金融市场上，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和碳现货，由此派生出的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和结构性产品等。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值取决于相关的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格，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调剂资金的余缺和直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是管理与原生绿色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暴露。 国际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方兴未艾，世界银于1999年推出首款针对CDM的原型碳基金之后，各种类型的基金层出不穷，按发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世界银行型基金、国家主权基金、政府多边合作型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型基金、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碳基金和私募碳基金等；为应对碳金融项目的巨额资金需求和规避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碳担保和碳保理等金融产品应运而生。 当前，发达国家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主要围绕碳减排权开发了一系列衍生交易工具，其金融创新形式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见表4）。...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步骤 毋庸置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哥本哈根大会未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2010年底召开的坎昆气候峰会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之后国际减排局势很不明朗，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碳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气候法案的制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有很大可能会限制核证减排单位(CER)及ERU的交易，而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承担国际减排压力和环境社会责任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应当根据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统筹加以考虑、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具体可以划分为探索期、过渡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1、探索期（2010-2012年） 2010-2012年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探索期。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探索期，主要是从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以及绿色金融发展阶段考虑，同时也基于2012年之后国际减排目标和合作机制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十二五”规划的初期，调整经济结构与实现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如何发展绿色金融来支持绿色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探索绿色金融的“中国路径”，例如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京都议定书约定的履约阶段是截止到2012年，而哥本哈根会议并未就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和国际减排合作机制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在减排义务上国际社会是否还继续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清洁发展机制(CDM)机制是否会存在或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CDM项目最大供给方，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中，必须探索如何实现CDM项目的平稳过渡，在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前提下，寻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利益平衡点和新的合作机制。 （1）探索期的制度建设 首先，应明确排放权的合法性，推行有偿使用环境资源的理念。可在现有的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对排放权的专章规定。 其次，完善CDM市场交易制度。在2005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彻底解决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发展存在的制约，如法律风险和履约风险较大、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率低、交易程序复杂、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 再次，推出自愿减排市场制度。国家发改委自2009年起就着手组织专家研究制定有关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的暂行办法，目前该办法已基本成熟并有可能推出。 （2）探索期的市场构建 在探索期阶段，市场建设方面应以CDM项目为侧重点，兼具发展场外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首先，巩固中国作为CDM项目最有潜力供给方的优势地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证减排单位(CER)供应国，但却不是CER的定价方，甚至发展程度要落后于同是新型工业国的印度。借鉴印度在CDM市场的发展经验，中国CDM市场建设可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企业圈子，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其次，发展场外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探索适合中国市场的交易机制。这一阶段自愿减排的交易方式以场外交易为主，各地环境交易所发挥中介和结算的功能，政府可以在理念上加以推广，在政策上予以激励，鼓励个人与企业参与自愿减排实现自身“碳中和”。 （3）探索期的工具创新 探索期阶段可着重发展一级市场的原生交易工具，包括原始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核证减排单位(CER)产品及原始自愿减排单位(VER)市场的VER产品，这主要基于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布局考虑。此外，由于金融机构积极转型，参与到绿色金融领域，应鼓励其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碳证券、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或CER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碳交易保险、碳排放权交付保证等产品和服务。 （4）探索期的中介机构培育 首先，设立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此类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由政府或政府机构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持，专门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政策性融资，其优惠性主要体现在贷款的可得性、贷款的低利率和贷款的期限长，必要时甚至可提供补贴等。 其次，实现银行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在信贷投放中，高度重视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环境保护重点类工程、新能源开发或利用项目、节能重点工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符合绿色信贷条件的项目；严格控制对“两高一资”(即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的贷款投放,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行业及潜在过剩行业的贷款。另外，要突破传统的地产抵押信贷思路，探索以节能减排效益的权利质押模式。在中国交易所尚未建立完善的登记制度之前，核证减排单位(CER)收益权的质押行为很难以法律的形式要件确定下来，因此可以尝试“选择权贷款”的方式。基于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广阔前景，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展其绿色金融中介业务，如排放权保理、经纪、担保、信用增级等一站式绿色金融服务模式。 再次，鼓励专业性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绿色金融业务，特别是CDM项目链条长、关系复杂，在项目创立、项目建设、交易等多个环节需要中介机构的服务，如项目谈判需要咨询机构的指导、项目评估需要有评估机构的参与，项目融资需要担保机构的介入，合同的订立需要法律机构的协助等。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运作之中，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促进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 2、过渡期（2013-2020年） 2013年全球将进入“后京都时代”，主流观点认为2020年之前中国不可能作出强制减排承诺，另外据碳点（Point...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五、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取向 绿色金融不是一个单一利润导向的金融，它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学上所说的正的外部性相关联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绿色金融的主导因素应该是政策。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包括资金、法律法规、人才培养、机构设施建设等方面。从近期来看，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即优化宏观政策环境与构造和完善微观基础。 1、优化宏观政策环境 （1）完善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的特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兼有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长期促进经济转型的双重社会功效，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投资、税收和信贷导向等激励机制，引导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抓住发展绿色金融带来的新机遇，拓展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如低碳项目投融资、开展绿色信贷、建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金融债券，以及开发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激励的最重要方面是政策性资金的介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作用，引导外资、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如政府出钱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碳基金）支持绿色经济项目投融资等。此外，财政政策在税收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2010年底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建议“十二五”期间征收碳税，促使企业将生产经营过程考虑环境和社会成本，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还可以通过降低绿色金融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在绿色金融项目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绿色金融项目的贷款资本金要求，延长还款期等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来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金融领域聚集。 再次，在投资政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方面有诸多成功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政策激励，包括让利、让税以及汇率优惠等政策。新时期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也应该重视外资的作用，因为伴随着资金的进入，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全球营销网络、管理等各种优势资源也将随之而入。2009和2010年的气候峰会都凸显出一个谈判的焦点，即在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随着谈判的进一步推进，国际社会逐步在资金的来源，出资的方式以及受益国的分配等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中国应当尽快完善对于跨国绿色投资准入、待遇和保护的政策并予以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发达国家投资中国低碳环保项目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可以考虑将跨境绿色资本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鼓励外国投资者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以资金或低碳技术入股。 （2）健全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国内有关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约束缺乏必要适用准则，绿色金融业务展开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这种状况加大了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抑制了潜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就中国自愿减排市场建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存在许多制度不规范的问题，如减排量核证机构没有资质认定，信息披露平台尚未建立，各交易所委托不同的核证机构，采用不同的核证标准等。也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目前有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第三方认证机构，但各方使用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因此，政府有关部委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应加大协调力度，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办法，确保中国绿色金融业务的规范发展。国家发改委从2009年起就着手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的推出将对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3）构建交易平台 通过环境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碳交易平台的建立，为碳排放权的供需双方搭建沟通和议价的场所，有利于市场的整合和价格的最终发现。2008年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较大的交易所；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各地掀起了一股建立交易所热潮。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构建交易平台方面还缺乏整体规划。为此，国家需要统筹安排，依托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中国碳交易市场网络，推进交易所制度的完善，促进参与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基础。 （4）探索市场交易规则 中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碳交易规则和标准的缺失，参与碳交易市场只能依赖于发达国家制定规则和标准进行。立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内绿色金融市场，中国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规则，建立符合中国开展绿色金融交易的具体的、细致的、统一的交易规则。来自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以及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CX）的经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北京环境交易所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峰会上高调推出要探索建立中国首个自愿减排的标准——“熊猫标准”，在狭义上确立减排量检测标准和原则，在广义上规定了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虽然2010年“熊猫标准”并未真正运用于中国自愿减排交易，这与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自愿减排市场建立有很大关系，熊猫标准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必将为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构造和完善微观经济基础 （1）健全完善组织架构 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不仅对于其拓宽利润来源、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的决策管理层要在战略上重视绿色金融业务，要健全组织架构，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为绿色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服务。 从国际领先银行的实践经验来看，通常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架构，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提供环境信用风险的政策，提高碳排放对企业的限制，并鼓励客户考虑及利用新兴的环保技术来减少碳排放量，同时为客户提供新的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组织架构方面，或采用集中管理的方法，也可采用分散型的治理架构。集中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架构是由三个层次组成，最上层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席由首席执行官担任；中层为环境专责小组，负责制定银行的碳排量评估方案、与气候相关的新产品，并直接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下层是贷款、审批及相关的业务单位。采用分散型的治理架构，则是在银行层面有一个社会责任（CSR）小组，其团队分散部署在各业务部门。CSR小组在银行整体业务战略的框架下，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政策，并将银行社会责任及气候问题纳入自己的业务单位。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绿色金融机构组织架构值得中国的金融机构借鉴。 （2）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绿色金融以及碳金融业务的发展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环境，与之相适应，需要熟悉环境与金融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例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面临项目融资技术评估，其复杂性远远高于普通贷款，要对项目的环境、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做出可靠的判断，而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中的技术评估服务也极度缺乏，经常迫使银行放弃项目或者以分享利润为代价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由于缺乏绿色信贷的专门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了解不足，也制约着绿色信贷深入发展。...

天大研究院 港澳问题课题组 2011-08-26 从李克强的演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央在新形势下用好香港这个特殊优势的巨大决心。这是历史赋予香港的重大机遇，香港如果好好把握，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本月访问了香港。与过往国家领导人考察香港有所不同的是，李克强带领了中央主管财经事务的几位主要官员一同来港，包括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如此强大的阵容一起出访，过去只在中国与美国等几个大国的战略对话中出现过。 这样一个重要的财经领导团队集体来港，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二是在经济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在国家的“十二五”发展中所能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香港的作用不单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有关港澳的那个专门章节，而且是在国家未来整体的金融、贸易、产业以致社会发展战略中，能够发挥到特殊的作用。 李克强访港期间，香港本地传媒做了不少报道。可惜大多数人只关心香港能从副总理宣布的新政策中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而对李克强访港的重头戏，即他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讲辞，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解读和深度的分析。 深刻阐述两地合作的根本定位 李克强这篇演讲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从总揽全局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内地和香港在经贸金融合作中的根本关系和定位。 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经济曾经遇到不少因外部因素引起的困难，包括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非典）病疫以至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得到了很多新的和有力的支持。但久而久之，有些香港人有了一味伸手等待中央来“送大礼”的心态。与此同时，由于内地城市和香港的经济差距正在迅速缩小，香港有些人还产生了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的担心。 李克强的演讲，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了在新形势下，香港如何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国家发展的新战略下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对香港今后如何处理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保持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和启示。 内地现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不但要提高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还要提高服务业的质素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内地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急切需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提升包括住房、医疗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此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金融、贸易和投资上，都需要更多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和平台。 由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相对于内地，香港还具有多方面核心竞争优势。一是整体制度上的综合优势，这其中包括与西方接轨的市场准则和管理规则、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二是在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上，香港汇聚着具备国际级水准且经验丰富的专才，并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三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准方面，有很多值得内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学习的东西。 正如李克强指出，香港现在拥有的这些优势，正好和内地的需求形成互补。对于香港来说，如果想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升自身的优势，香港不应该只是消极地等待中央给“礼物”。如果香港能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角度来考虑香港的新定位，在国家发展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必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和竞争力。 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 李克强在这个演讲中，还宣布了多项支持香港发展、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具体政策与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除了原有CEPA模式的深化和补充，还包含一些有特别新意的政策举措，值得香港各界密切留意。 李克强的演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也就是2015年），基本实现内地和香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是中央第一次以提出明确时间表的方式，来推进CEPA的深化和实施。 CEPA从刚开始订立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这期间对促进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起了很大作用，但香港服务业向内地发展仍然面对两个障碍。一是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受到内地与香港在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影响较大，进入内地市场难度较大；二是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都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这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的商务部未能完全掌控的。由于相关的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使有志向内地开拓服务业的香港专业人才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 这次李克强通过提出时间表、明确工作目标和时限的方式，来协调中央相关的部委机构，加速解决CEPA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层面和深度，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这对香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性利好消息。 确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 李克强演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在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新政策。香港自从开拓人民币离岸市场以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乏较好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在港的人民币用途和收益率受到很大的局限，制约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壮大。很多香港的人民币投资者，为了得到更高一点的储蓄利率，不得不以“蚂蚁搬家”的形式，将在港的人民币储蓄转移到内地的银行存起来。 李克强这次带来的有关人民币产品的新政策，包括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方式（即RMB QFII）投资内地的证劵市场，扩大国债在香港的投资规模、允许内地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在香港发债，无疑会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收益率，增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吸引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民币的新政策，是允许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赴内地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在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政策出台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历史上看，金融中心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先发优势”十分重要。而国家现在从宏观战略上把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个机会优先给了香港，对香港确立在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先发优势，无疑有重大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8-22 宋楚瑜像是北京可用的一根杠杆，用来牵制马英九。宋楚瑜若能配合，就会在“立委”选举上冲刺，让反“台独”的力量在“国会”更集中；但他必须在“总统”选举上剎车，以免分散蓝营的选票。 宋楚瑜率领亲民党投入选战，势不可遏，其党人有出恶言者，有径自宣布将投入参选选区者，看似外围的第三人也有跃跃欲试企图加盟襄助者，令人眼花缭乱。国民党对此不乐见，因为亲民党会分散选票让民进党坐收渔利，但民进党则煽风点火，希望鹬蚌相争。值得分析的是，逢此三分天下之际，中共怎么想。 宋楚瑜可算是台湾政坛另一位变色龙，可以与任何人周旋，与任何人合作。过去，他与陈水扁、李登辉或连战都合作过，这四个人之间的合纵连横与轮流捉对厮杀，是当代台湾政治性格的写照。除了陈水扁，其他三人都与中共合作过，而其中宋楚瑜更过人一等，另外还能打入美国国会议员，后来牵涉成兴票案的案外案，是四人当中唯一各方都觉得可以沟通交易的对象。 宋楚瑜这次带领亲民党在2012年参与大选，是因为马英九失去做人的基本信用，蓝营选民积郁不满的结果。姑不论马政府政策是否已然为民造福，他在身份认同上屡屡引发民进党的攻讦，迫使他一再表态，并总以核心支持者祭旗，牺牲核心支持者的价值，以便向民进党表态交心。其结果，他在蓝营的选民大量离心离德，于是给了宋楚瑜可趁之机。对马英九向“台独”表态感到不满意的蓝营选民，可以转而将反台独的希望投射在宋楚瑜身上。他们在2000年大选时，就曾经摆脱蓝绿双方，给了宋楚瑜将近40%的选票。 然而，宋楚瑜岂仅是觊觎蓝营选票而已？为了能同时收拢绿营选票，他又与绿媒合作，在以“台独”为主要价值的《自由时报》上，对外释放自己将参与2012年的选举。他在2000年几乎赢得大选的关键，就是他能够说服大量属于蓝绿两个阵营的选民接受他。现在，他又在诋毁马英九不遗余力的《自由时报》透露动向，再度展现跨越两党的动员能力。他并透过蔡英文一度钟情的竞选搭档──无党籍的王文洋，由王文洋放话愿意投靠自己，来凸显自己的跨党派性，俨然比蔡英文更能取马英九而代之。 对北京而言，既然不急于统一，则马英九连任最省事，就算两岸政治僵局不能突破，起码遏制“台独”反扑，两岸关系免于动荡。不过，北京对马英九的不满由来已久，尤其不能忍受他挟“台独”以自重，看准北京反正没有其他选项。照马英九自己的说法，他的阳谋就是要对北京得寸进尺，且经常过河拆桥，却还理所当然。故若宋楚瑜若能吸引蓝营核心选民，形同代替北京教训马英九，北京自然乐观其成，甚至不无鼓励之情。以宋楚瑜过去政治纪录判断，若他此番事先与北京早已取得谅解，也不会令人意外，只不过他绝非会遵守承诺之人。 北京对于宋楚瑜这种翻云覆雨的政治纪录十分熟稔。宋楚瑜可与共产党合作反对民进党的“台独”，并反对马英九谄媚“台独”；可与国民党合作反对民进党当选，并反对北京改变两岸现状；还可与民进党合作反对国民党连任，并反对共产党推动统一。如同“三面谍”这样无所不能的弹性，旁人瞠乎其后，唯有李登辉可资比拟。所以，纵使北京期盼有人能教训马英九，然而马英九的怯懦与缺乏信仰，仍然比宋楚瑜的潜在危害要小。 在宋楚瑜不会影响马英九连任的前提下，北京愿意看到亲民党崛起教训马英九；在宋楚瑜会影响马英九连任的情况下，北京就必须另作打算。本来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没有北京介入的机会，不过，现在宋楚瑜像是北京可用的一根杠杆，用来牵制马英九。宋楚瑜若能配合，就会在“立委”选举上冲刺，让反“台独”的力量在“国会”更集中；但他必须在“总统”选举上剎车，以免分散蓝营的选票。但若宋楚瑜最后不能配合，北京就得亲自出马操作杠杆了。 北京自然不愿意介入台湾选举太深，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北京而言，已经是台湾大选结果的利害相关人之一，过去间接从旁协助国民党，如今则公开反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但是，遭逢蓝军内部的分歧与分裂，自是棘手万分。此刻，就算是北京刻意维持中立，国民党与亲民党都会想方设法援引北京的协助，谁能真正确保两岸平稳发展，就有赖北京的表态。因此可以预期，亲民党的参选，会相当程度地牵制国民党，让马英九绝不可能像上次在2008年竞选时那样脱线，一下大骂温家宝，一下威胁要退出奥运，无厘头地摆出与北京拼命的姿态。 虽然北京无论如何表态，都不见得能影响到台湾选民的投票倾向，不过候选人一定继续无所不用其极，尽量替自己加分造势，所以就会期望北京表态支持自己。尤其是亲民党，因为国民党对北京欲迎还拒，不敢太过接近，给了亲民党见缝插针的机会。然而，亲民党打北京牌能打到什么程度，则是北京才能决定的。而北京的主要判断标准，必然是不让民进党得利。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就比亲民党更有在位者的优势。但是，亲民党的大举参选，毕竟是多了一个对国民党施压的机会。 北京可以支持所有反对“台独”的政党，也可以支持泛蓝团结对付民进党，对于原本只要有政治利益可图，就会愿意和民进党便宜合作的国民党与亲民党，大概不会像在2004年与2008年那样听到“台独”就色变，他们一味讨好台独的景象，这次就不容易看到了。假如国民党确实能在选战中谨守反“台独”，不刻意挑衅北京，反而到最后亲民党对北京的意义就又会变小了。 《台湾观察》2011年8月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四）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15 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7月21日至2008年4月10日。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8.2765调至8.1100，升值2.1%。至2008年4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9920，首次突破7.0整数关口。这一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5.5%。 第二阶段：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基本维持在6.83附近。 第三阶段：2010年6月19日至今。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强调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动态管理和调节。之后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通道。2010年12月31日，1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6227。步入2011年，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明显加快，人民币涨势如虹，接连创出美元对人民中间价新高。2011年3月11日，1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5750元。 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也明显地分为：大幅单边升值——走稳——小幅升值三个阶段，参见图4-1。 图4-1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基本态势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2009-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平稳期，之后进入小幅升值的轨道。2009年全年及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极为有限，一直围绕着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上下微幅波动。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新启动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震荡下行，人民币呈现出双边波动基础上的升值，参见图4-2。 图4-2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受金融危机时期特殊的汇率政策的影响，2009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集中在1美元兑6.8250-6.8400元人民币的区间内，全年累计升值0.12%。尽管2009年1月至5月人民币呈现出单边升值的态势，其升值幅度也仅为0.2%。随后，经过短暂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在6.8250-6.8300的区间内，参见图4-3。 图4-3  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注：为月平均值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2009年下半年的平稳走势，6月19日之前，汇率仅累计波动了0.009%。自6月19日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之后，人民币再次进入升值轨道，截至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下探至6.6227，全年累计升值达3%，参见图4-4。汇改重启的近一个月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明显扩大，第一周就上升0.55%，第二周升幅达0.81%，第三周升幅跌回0.76%，第四周升幅重回0.81%，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及振幅加大的趋势开始显现。此外，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日波幅最大为329个基点，最小为34个基点，平均为101个基点，是2005年汇改至2008年7月底期间平均77个基点的1.3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1-08-10 我们实不必过分夸大“陆客自由行”的效益，特别是临近明年台湾大选前夕，大陆相关部门更应该提高警觉，采取措施，避免让大陆自由行旅客成为民进党影响选情的工具之一。 大陆政府6月28日正式启动内地居民赴台个人游（陆客自由行）后，一批又一批大陆游客踊跃赴台旅游。这对台湾经济尤其是旅游业而言，自然是一大喜讯，也势必会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正面作用。只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切勿将“陆客自由行”的影响力无限上纲，误以为它是两岸关系和谐的“万灵丹”，否则到头来只会失望而回。 “陆客自由行”并非“万灵丹” 自从胡锦涛主导大陆对台政策以来，北京政府最近几年已由过往追求两岸统一，开始转而重视预防台湾走向独立。为了“防独”，大陆近年来更频频展现弹性，于经济等领域惠及台湾。这一思维的改变，乃促使两岸过去几年的经济交流互动日益频密。 众所期待的“陆客自由行”政策上路后，能为台湾带来多少效益呢？据台湾观光局评估，以每日500人，每人停留7至15天、每天消费245美元计算，每年可以为台湾创造91亿至195亿元新台币，大大促进岛内经济发展。 按照大陆政府的战略考量，“陆客自由行”显然是“以经促统”手段之一：只要两岸由经济融合的初级形式开始接触，就算日后两岸互动不会一帆风顺，但台湾肯定也无法走向独立。在这个基础上再构建两岸统一大业，就不是奢望。 然而，“陆客自由行”政策虽然有助两地经济进一步融合，却不等于能够促使两岸统一。以下数字可以说明之：两岸关系过去三年因为国民党重新执政而大大和缓，而大陆也向台湾送上多项经济大礼，但台湾岛内多项民调却仍然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依然支持维持现状，支持统一的不足一成。 个中原因，是因为近10年来台湾的教育及媒体都在宣扬及型塑台湾的主体认同，以致岛内民众不知不觉地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台湾意识”或想象。许多台湾的年轻一代提起身分认同时，都会称自己为“台湾人”，彼岸的大陆只不过是一个相邻的大国或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大陆要促进两岸统一，当务之急应是加强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培养、建立一个同属大家的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而非只是侧重赴台个人游之类的经济政策。 香港自由行的两个教训 事实上，参考香港经验后，我们更须清醒意识到，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甚至还会带来一些反效果。 其一，个人游2003年在香港推出后，至今已推广至49个大陆城市，超过6000万人次透过“个人游”计划赴港。从香港的整体利益来看，自由行确实给香港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只是局部得益，受益产业仅限于旅游、零售等行业，其它业者无法受惠。与此同时，内地游客多了，人流兴旺的地区店铺的售价和租金也节节上升，于是通胀提早重临，结果反而令许多低下层的港人及中小型公司近年经历苦痛，进而对大陆同胞的大量“入侵”反感。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自由行后，类似情况恐怕也很难避免。 其二，近年大批自由行内地旅客到香港，带来大量钞票之余，也带来许多生活陋习；加上许多人在港抢购奶粉、生活用品，乃促使不少港人愈加排斥大陆，转而认同“香港人”的身份。不难想象，“陆客自由行”在台湾推出后，也难免会衍生出大陆居民在住宿、行程、购物等方面与台湾民众发生纠纷的事件。若深绿媒体进一步炒作，借此攻击和诬蔑大陆游客和大陆政府，便会引发愈多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趋向负面。这反而不利两岸关系发展。 或成为影响选情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陆客自由行”更有可能成为民进党影响未来台湾选举的一个工具。尤记得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时，不少在香港工作和学习的大陆人士都赴台观选。当时有一名来自大陆的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在选后当晚到马英九住宅等候探望，并接受了台湾电视媒体采访，结果却被台湾传统大肆炒作，声称“他不仅详细探查马英九住家附近的地形位置，同时还拍照纪录”，很可能正准备对台湾“准总统”马英九不利。最后要陆委会发表新闻稿澄清，证实该名内地学生的确是来台观选，加上大选已经结束，这宗“间谍案”才没有引起更大政治反应。 明年是台湾“总统”选举，假若有一群大陆自由行游客在台北参观时，巧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然后争先恐后与之握手，其中一名大陆居民突然扑上前贴身拥抱蔡英文，蔡英文意外遭受皮外伤——不难想象，亲绿的媒体便会大肆宣传，声称这是大陆政府派来的刺客，准备心怀不轨手持武器对蔡英文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进而大打悲情牌，呼吁支持人士出来投蔡英文一票，结果蔡英文以大比例胜出“总统”选举。在高度政治化的台湾，这一幕并非不可能发生。早前一名大陆女旅客强勾马英九脖子试图拍照，便被台湾媒体炒作，炮轰政府保安不力。 近年来，内地游客赴海外的旅游文明质素已大有改善。但在成千上万的内地游客中，难免仍有极少数游客有不文明的表现。这些大陆游客在台湾的不良行为，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党利用，进而影响两岸关系。换言之，我们实不必过分夸大“陆客自由行”的效益，特别是临近明年台湾大选前夕，大陆相关部门更应该提高警觉，采取措施，避免让大陆自由行旅客成为民进党影响选情的工具之一。《台湾观察》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