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毛泽东外交战略改变世界格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第一个是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的大转变，第二个是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大转变。 在为时二十年的这两个战略大转变中，中国是个贫弱的大国，实力与美苏相比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调动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只是从客观形势中看到了一种他可以用来调遣各种力量使之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就计上心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搅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出现力量重新改组、阵线重新划分的大变化。 请想一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万人集会上向全世界发表“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烈声明，反美决心比天还高。然而1971年6月，基辛格就瞒过整个世界悄悄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了。这令人头晕目眩的180度大转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做得顺理成章，一下子把整个地球翻转过来。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只有1938年斯大林为了推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把这股祸水先引向英法，由苏德两国外长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才能和毛泽东这个战略大玩家的谋略相比。 毛泽东的博大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基辛格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毛一谈就是海阔天空，把话题拉到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来，使听者摸不到头脑。基辛格跟毛泽东谈到核战争时，毛说：“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也许别人觉得这是战争狂人的呓语，但毛泽东确实是从绵延几千年历史、纵横几千里国土的角度，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谁要是想跟中国打仗，听到毛泽东这种惊人之言，还能不打退堂鼓吗？！ 毛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名垂史册的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中吸取了精华。他既是一个大国元首，同时又是一位徜徉宇宙的行者和穿越历史的巨人。正因如此，基辛格才借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内圣外王”的概念，给毛泽东戴上“哲学王”的桂冠。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元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谋略的高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与美国相比远为弱小的时候，他就敢于下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赴朝与美国决一死战。在西方看来，这无异以卵击石，结果这一战反而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了新中国的江山。 20世纪50年代末，当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后，毛泽东就抓住机会攻击苏联领导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社会主义，揭开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其目的是要把苏共领导人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削弱莫斯科对国际共运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其实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国加在苏联头上的种种罪名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想从西方“魔鬼借贷款”，苏共领导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苏联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实际上，苏联无论从政治到经济并未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国家资本或拥有大量私人财产。从“九评”的写作过程来看，当时批驳莫斯科的宣传高调，完全是由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与中宣部选拔出来的一批书生搭成写作班子，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书生论政，从“诗经”里寻找引语，挖空心思制造各种罪名来讽刺苏共。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广泛采取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然而毛泽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能够羞辱与否定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就不惜为之。 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那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当时背后就隐藏着要想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目的，以恶化中苏关系作为后来实行中美和解的铺垫。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不可能长期采取两个拳头一起打、既反苏又反美的方针，而势必要以拉一个打一个的行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共产国际批评过中共，斯大林过去只看重王明（他在莫斯科居留很长时间，取了个俄文名字叫波波维奇）而对毛相当冷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去莫斯科朝见国际共运的首脑斯大林，发现苏方在双方会谈席上对他标明的称呼竟然是“毛泽东先生”（俄语发音为格斯巴金）而非“毛泽东同志”（俄语发音为达瓦利什）。当时传闻斯大林把毛称为“红皮白心萝卜”，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由于苏方的故意怠慢，毛泽东在莫斯科坐了很久冷板凳之后，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会见，让毛觉得蒙羞。 毛泽东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苏联的浓厚兴趣和对苏共领导人的个人热情，包括斯大林在内。他甚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很瞧不起。而毛对美国的兴趣，却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和两位美国记者，即斯诺与安娜•路易斯特朗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中。毛泽东每次接见重要国宾，只用一只手与对方握手。但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却以双手与对方握手，以示尊重和亲切。另外，毛也知道，当年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与后来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都曾有过积极的评价。毛写《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的文章，隐含着向莫斯科示好，以便在开国之初争取苏联援助的动机。 另一方面，从没有听说过毛对学俄语有过什么兴趣。然而他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学习英语，每次外出巡访视察时，总要带上英文字典，在专列上兴致勃勃地学单词，而且在会见西方贵宾时偶尔说上一两个英语单字。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分不清Li 与 Ni 的区别，就习惯性地用汉字来注解英文字的读法。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之后赠给他一本书，毛泽东看不懂英文内容，但回给斯诺一封便函，里面写着“三块肉给你马吃”几个中文字。斯诺看了莫名其妙，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这几个字是用中文来读英语的汉字，“Thank (三块) you（肉）very（喂你）much（马吃）”。这和旧上海洋经浜英语把英文Thank you...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中美共治世界的处方不现实 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把中国推到位居世界老二的大国强权地位。 回想百年之前，经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之后，大清帝国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境地。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盼望有朝一日重振乾坤，复兴中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晚清维新改革派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期盼中国将来能“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在世上享有“指挥顾盼之尊容”。并且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 虽然这种称霸世界的美梦并不值得提倡，但历经一个多世纪艰难困苦与风云激荡之后，中国终于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提升到了世界大国的最前列。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这是划时代的世界大变化。 试看今日之域中，美国在走下坡路，欧洲日趋老化，两者困于债务沉重一蹶不振，“同处于一条下沉的船上”（英国《金融时报》语）；长期以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日本，在经济连续十年徘徊后又遭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的三重灾难，国力几经削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土与人口锐减，经济难以兴旺，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出卖丰富资源，民心低落，承认俄国丧失了充当超级强权资格；印度虽然奋力发展经济有所成效，但远不足以扮演世界大国角色。借用“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曹操试探刘备的说法，“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如今双雄并立于世者，唯龙之传人与山姆大叔耳。在形势大大改观了的这个世界上，中国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呢？ 早在1994年7月31日，笔者在纽约《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么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有过这么众多密集的人口，在几十年时间而不是一两个世纪内从贫困走向富裕而进入现代化的轨道。” “中国的腾飞将不是燕雀高翔，而是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十万八千里。如果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在经济上翻身过来，从不发达国家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将来，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上把所有国家抛在后面，而在总体实力上向唯一能够与之匹敌的美国靠近，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两个世界超级强国之一”。 “如果历史发展真的走到这一步，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来奉行什么样对外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它的利益服务”。 文章还说，“当中国从四两变为千斤时，它不但会增强反对别人的力量，而且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反对的力量。因为，在别的大国或小国看来，中国强大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这些在17年前对中国有所展望和预测的话，意味着笔者比西方世界更早提出了中国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后果的话题。但是中国人民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并非梁启超所说的是为了“主盟地球”以享“顾盼尊荣”之美梦。中国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用一两个世纪来实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回想过去，二三十年之前，有谁会料到中国忽然间会超越欧洲、日本位居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又有谁那么早就预先确定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去威胁别人呢？ 作为美国头号谋臣策士与“中国通”，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中国》里抛出来的，就是为美国出谋划策，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和如何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新思维与新对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抬高对中国的评价：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四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而现在，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主”，“10到20年内还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二，要求中国慷慨解囊：中国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促进美国经济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一些债务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复苏。” 第三，加强合作，防止对抗：“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可能令双方在将来发生冲突。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再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双方需要“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 第四，共治世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人，也正站在和美国1947年同样的历史地位”。“中国为何不能由G20支持提出‘胡锦涛计划’（Hujintao Plan）替代‘马歇尔计划’解决全球体系严峻形势呢？”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对中国确实怀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制度差异的深情。几十年来，即使在美国反华情绪最激烈的时候，他总以平衡和淡定的眼光来看中国，从未参与反对中国的喧嚣。 基辛格在新著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严肃、真诚与客观态度，值得人们肯定。他对中国发展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关切，也确实反映了今天美国朝野对美国本身与中国未来的隐忧。作为一个眼光深远的历史学家，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然而，基辛格想借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出面要求中国为美国慷慨解囊，说明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看到了美国走向衰退的危机而无力重振旗鼓，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不足与困难。中国GDP总量虽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落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成就辉煌，但西部地区与偏远乡村的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观；中国成为世界奢侈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引起举世瞩目，但这只反映了少数权贵社会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仅可糊口的低工资水平，“蜗居”和“蚁民”现象触目惊心。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总体发展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必须首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然后才能抽出余力帮助别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中国大谋略应对世界大变局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外交已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环顾中国周边与整个亚洲，很难说中国已经交了很多值得信赖的可靠朋友。 尽管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交流合作有了很大发展，但这种经贸关系成果并没有换来政治上的收益。早在1996年9月李登辉当政时期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紧张时，印度尼西亚国际评论员裕则安迪就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很可能有一天会扩大到南中国海。对中国的可能威胁，亚太国家是那么担心，以致它们大都希望美国军事力量继续留在本区域，作为区域保护者。美国被认为是唯一能阻止中国环球军事野心的力量。台海危机使亚太国家更加深信，美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留在本区域，仍然是本地区稳定、安全及和平的保证。”虽然在那以后，中国与东盟关系有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又凸现起来，上述言论所表达的疑虑心情，可能较以前有增无减。因为中国越是强大，亚洲中小国家越是对中国抱有疑虑和警惕，越是寄望于美国的支持和庇护。正是这种形势，使得美国乘机重返亚洲，利用亚洲国家对北京的恐惧来扩张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增加遏制中国的能力。 亚洲的大国日本、印度，虽然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但是内心对中国怀有相当的疑虑。中日、中印之间存在领土纠纷，不易通过谈判解决。日本遭受地震海啸灾难之后得到中国援助，不仅不能增进中日友谊，反而使日本因此而更增加了对中国的猜疑心思，深怕中国会借此而加强对日本的压力。 俄国虽然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并签订条约解决了由来已久的领土问题。但是俄国人对“万古长青”的中苏友谊忽而变为势不两立的死敌这段历史记忆犹新，更担心恩格斯当年对俄国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斥责，会变成中国将来旧债重提的依据。俄国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劳力缺乏，物产收入抵不上国家预算开支，急需中国提供劳力。但莫斯科与俄国人又不能不为此感到隐忧，担心将来中俄国力更加悬殊时，北京会改变政策，向俄国提出新的诉求，而使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日俄两国与其说是欢迎中国强大，还不如说盼望中国遭受挫折，削弱力量。 从更长远的前景来看，如果由于地球暖化使北冰洋解冻，则将来从亚洲到美洲的航行可以不必绕道太平洋，而直接从亚洲极北地带横渡解冻了的北冰洋直达加拿大或阿拉斯加，因而使这片冰封万年的广袤土地变为交通发达的繁荣地带，从而引发世界大国新的领土争夺与冲突的可能。即使这可能是世纪性遥远的未来，但是大国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景，必须抱有先见之明，预作准备。 由于欧洲经济衰落，苏联与美国、西欧不再对抗，使北约失去存在价值而日趋衰微，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国为了维护与保卫领土主权而可能最后采取武力行动，使那些长期占领南海中国领土的小国，加紧与美国的相互利用，力图借美国的介入来对抗中国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日益强化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对美国施加压力，坚决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加紧向台湾喊话，要求两岸关系朝着政治协商方向进展。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高层与军方对台湾问题可能有了新的估计和意图，不允许两岸统一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在内部确定了某种时间表和谋求逐步解决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形势将来发生某种剧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总而言之，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已经成为中国与有关方面必须考虑和急谋对策的问题。 从台湾形势来看，虽然两岸交流有了很大进展，但在政治体制、社会发展与人民心态方面依然存在很大距离。只有在中国大陆发展变化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能够真正安居乐业，享受民主自由，生活水平超过台湾，台湾同胞才会觉得两岸共荣、统一比独立更好，统一问题自然会水到渠成，成为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只要北京从现实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政策而不操之过急，台湾与两岸关系会保持继续向好的方面变化的势头。 最后，再来谈谈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应该认识到，美国衰退并不等于从此全面衰落。美国百年来从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为世界头号强国所依托的制度优越性并未改变与消失。美国衰退原因是决策失误而非制度失效。 法制完备，权利保障，政务透明，信息公开，舆论监督，是美国始终如一的长处。总统经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对选民进行拉票，但绝不容许强迫选民或收买选民。即使在竞选中出现窃听对方电话的轻微罪行，最后也会导致总统本人遭受弹劾与下台的下场。 美国不分种族、性别和信仰，一切权利平等，不同意见可以包容，各种人才兼容并蓄，成为美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备而行之有效的法制，是美国立国与稳定发展的基础。一切按既定的法制与程序运行，决不可能发生所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或白宫军事政变的事情。美国的包容性与人人平等，是它能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家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先生在谈到美国制度优越性时这样指出：“美国一经革命而后，其国体则一成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此一评价，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为复杂，对世界全局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美国是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对于美国来说，防止与遏阻中国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任务。 多年来，由于中美双方都以增进合作为重，中美关系得以保持稳定进展。尽管由于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天安门事件、对台军售、西藏与新疆等问题而出现过不少困难与争执，但是总的来说，中美之间不存在必须使用武力，唯有经过一场战争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 但随着形势与客观条件的变化，今后十年的中美关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处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国力日趋强大，而且因为中国越来越急于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不能容忍两岸统一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以及北京表现出必要时不惜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诉诸武力的意愿。 在美国国内，两党与国会中主张对台军售政策不变的势力不减当年。与此同时，怀疑与反对美国为了守护台湾而不惜与中国打一仗的舆论更有所抬头。由于台湾问题涉及美国重大利益，而且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大牌，美国始终表明不会放弃《对台关系法》（Taiwan Act）与承担支持台湾防卫力量的政策，再加上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名而要插手南海领土主权问题，更增加了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机率。即使是一场极有限度的常规战争，也必然会使中美关系受到很大损害，而使亚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进一步靠拢美国。 现在面临中美两国的一个紧迫问题，是中国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而美国正在研判形势准备决策，并由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时双方会商。美国会在中国压力下改变政策，按照中国的要求中止对台军售吗？回答是基本上不可能，甚至可以说绝对不可能。因为美国对台军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编者按】 4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谋求打开中美僵局；40年后，基辛格出版新著《论中国》，不仅回顾当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尝试建构新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一文，由基辛格新著入手，不仅对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等建议进行了深入剖析，更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国外交与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作了全面论述和分析，整篇文章立论客观，分析深刻，见解独到。 作者指出，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因而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并提出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四点构想，希望中美合作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作者分析认为，“太平洋共同体”超越了中国能力的限度，中国要趟进这摊子深不可测的浑水，其结果只能是慕虚名而得实祸。因此，中国不应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在论及中国崛起时，世人多强调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和中国自身内部因素，很少涉及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基辛格新著对此作了重要补充，尤其强调大国关系对国家实力盛衰变化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作者指出，增强大国实力，除了有形的“硬力量”，掌握大国命运的领导人更需要具备“软力量”——谋略。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仍为贫弱大国时，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和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是当代大国外交中以谋略制胜的最大手笔。 作者认为，纵观全球大势，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而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当前的大国外交中，中国必须从目标、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慎重考虑，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时机，运筹帷幄扭转局势，分化强者，保持均势，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条件来反敌制胜。作者强调，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值得有关方面慎思。 本文作者陈有为先生曾在中国从事新闻与外交工作半个世纪，退休旅美后进入学界，作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继续钻研国际形势，发表大量评论推崇中国发展成就，分析国际局势。因其文章富有洞察力和新意，广受海内外舆论的重视。作者曾出版过《基辛格评传》、《风情 人情 世情》、《天安门事件后的中美外交内幕》与回忆录《无悔坦荡人生》等四本专著。 ————————————————————————————— 当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战略思想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发表新著《论中国》（On China），很受世人瞩目。在这本600多页的巨著中，他回忆了当年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的破冰之旅，论述北京与华盛顿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纵横捭阖与战略互动，并对中国崛起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 作为国际外交问题的学术权威，基辛格是以研究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问题起家的。他早年以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重建的世界》一书，对欧洲列强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如何以割让领土牺牲小国利益来瓜分欧洲，建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均势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尽管英、俄、普、奥与法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但是会议在保持大国利益均沾、防止一国独霸方面有所具体安排，从而使欧洲享有近百年的和平，直到1914年以英德矛盾为主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论中国》一书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基辛格过去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在一个动荡、多边和不稳定的“多极”世界上，大国外交必须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以“均势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为“历史上的稳定总是和均势相联系的”。针对几十年来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基辛格主张实行大国均势政策，考虑各方利益，化解相互矛盾，以避免对抗和确保各国安全与世界和平。 古往今来，大国强权的盛衰浮沉，始终是世界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也许有人觉得此说言过其实，那就让我们通过事实的论证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濒临战争边缘。由于北京在中苏论战中把苏联领导定性为国际共运叛徒，苏联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再加上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使苏联遭受沉重打击，令莫斯科对中共恨之入骨，忍无可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以“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武器与核设施。但要实现这一目的，苏联必须首先获得美国的背书，以免腹背受敌之虞。 在基辛格的新著里，人们看到了中苏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节。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克里姆林宫之命前往白宫紧急求见并与基辛格长谈。他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如果美国不便支持，也希望它对苏联的战争行动保持中立。 毛泽东当时洞察苏联阴谋，预感战争危机已经到来。他有对抗苏联的决心，但意识到唯有美国插手干预，才能遏制苏联动手。因此多次要求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向美方传话，希望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他甚至在天安门上要美国记者斯诺转达这样的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他是以总统身份或旅游者的身份来访都行。 基辛格在书里以亲历者的身份透露，他在会见多勃雷宁后的次日早晨向尼克松汇报说，“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对局势研析和权衡利弊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认定，西方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苏联进攻中国的结局不会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当时尼克松正困于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高潮，急于想借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力来从越战中脱身，因而有求于北京，最后决策拒绝苏联请求。 由于缺乏适当渠道将此情报知会北京，美国政府通过一家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当年8月28日刊出一条惊人内幕消息。它透露苏联将“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苏联解体结束美苏冷战对抗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大国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变化是促使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家在欧洲建立各自军事集团和势力范围，形成长期冷战对抗的局面。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海军在加勒比海一度剑拔弩张，几近引发冲突，苏联最后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而使危机趋于平息。 苏联与美国相互抗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垒，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双方谁胜谁负的结局既不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也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过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三大革命潮流兴起，将会加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但事实上东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苏军占领的结果，亚非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仍要依靠资本主义世界，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则由于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而根本就没有起来。 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只是徒有虚名，它除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与军事科技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和美国相匹敌。莫斯科第一没有钱，第二没有货。既没有资本和技术可供输出，也不能使卢布成为与美元一样流通世界的国际货币。斯大林当年提出的所谓世界分割为两个市场，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苏联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产品，卢布只能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互会中作为贸易货币交割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在资金、技术、商品与物资方面仍然缺少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由于苏联只有重工业而没有可以行销世界的轻工产品。这就使它缺乏能够占领国际市场，赚取大量外汇和影响世界各国的有效手段，从而无法在争夺世界的斗争中与美国较量。 苏联最后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背叛马列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极权专制体制僵化、经济比例失衡、军备负担沉重与对外扩张过度。尽管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就宣告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束缚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干枯贫乏，商品供应单调紧缺，个人自由限制，社会生活沉闷，整个国家缺乏革新求变的动力。再加上整个领导阶层老朽昏庸，到了八十年代越来越显露出苏联的社会制度与大国霸权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当时有位塔斯社评论员对他的莫斯科大学同学、新华社驻苏记者唐修哲私下表示，愿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来换中国总理赵紫阳。他的心愿明显地表现出苏联干部与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民对于自己国家暮气沉沉的现状感到郁闷、不满与极度失望。 正因如此，叶利钦在1991年宣布俄罗斯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退出，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悲剧。但这样的历史大震荡，竟然没有引起苏联人民的悲叹、骚动和抗议，也没有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好像这是一个本已无可挽回，人们早就料到它会发生，然而不值得为它唱赞歌或挽歌的事情。 由于苏联的消失，它原有版图、人口与资源几乎丧失了近一半，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大大削弱，俄国不再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对苏联没有太多的着墨，是因为苏联并非该书主题，早在二十年前它就已解体而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中出局了。美国通过在原苏联领土格鲁吉亚玩弄“颜色革命”，调遣美军进驻中亚西亚的军事基地，以及与莫斯科达成裁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等举措，把俄国逼退到往昔的版图之内，限制了它的核力量，使苏联但求自保，再也不能成为挑战美国的重要力量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力量消长导致中美关系变化   按常理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应该成为更加强有力的超级大国。但事实却适得其反。在苏联垮台后的二十年里，美国的内政外交不断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和弱点。作为金元帝国两大支柱的经济与军力越来越支持不了美国国内开支与对外扩张。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破绽百出，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 先说军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光是它一年几千亿美元的浩大军费，就相当于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它所掌握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一大片世界。它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它的军事机器从地上、海下一直部署到遥远的外空世界。按照它过去的说法，美国可以在海外同时打两个半局部战争。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认为，出兵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易如反掌，不久又在阿富汗另辟一个反恐战场。结果美国却深深地陷入这两场战争，年复一年地被拖累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不得不在财力耗尽的情况下决定从两国撤军。 再说经济。美国财政已经坐吃山空，国债发行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美国GDP的9%以上。而且它还在以每分钟增加100万美元的速度往上升，再过五年将增加到20万亿美元。美国2011年度（到今年9月为止）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1.3万亿美元，光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为1.15万亿美元，就足以填补美国全年财政赤字的90%。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生产增速降低，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巨额亏空，内外债务沉重，联邦政府由于一时开支不了工薪甚至被迫一度关闭。这一切说明，美国经济得了重病，美国国力进入了衰退阶段。 美国政府现在需要支付的到期债款为3070亿美元，而他们手头的进账只有1720亿。尽管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最后已就增加国债上限问题暂时达成协议，但并未真正解决美国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问题。美元的国际信用程度因此而从三个A降为两个AA+的等级。爆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除。如果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袭来，不仅美国将陷入企业倒闭、失业大增、国库空虚、福利削减、市场萎缩、经济萧条的困境，而且会拖累整个世界，重演全球经济危机的悲剧，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肯定难免受到巨大的冲击。 所谓美国衰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实力不断削弱，失去原有威势。二是无力维持现有的帝国格局，由于各种困难与矛盾而被迫实行内外收缩，从而严重削弱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上台就感受到空前压力，因为奥巴马总统宣布未来12年之内削减40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沉重担子落在了他的头上。 对于美国是否衰退的问题，美国存在三种不同的的意见。哈佛大学教授奈伊否认美国已经衰落。皮优民调中心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已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将来取代美国地位的趋势不可避免。而美国《市场观察报》专栏作家布雷特•阿伦兹则独排众议，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测中国的GDP到2016年将占世界总额的18%，高于美国17.7%。尽管如此，他也觉得“中国最终超越美国对我们也许是件好事”，因为美国需要一种弱者心态。“跌至世界第二位能够产生一种共同的使命感，给美国人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使美国“能够重振雄风”，急起直追东山再起。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很早提出过“20世纪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论调，结果20世纪尚未走到尽头苏联就寿终正寝。美国出版业巨子亨利•卢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曾扬言20世纪是“美国世纪”，然而“美国世纪”也已千疮百孔名存实亡了。 想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拥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还是个负数。“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克林顿要拿人权问题与贸易挂钩对中国施加压力。北京为了防止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而竭力设法购买加勒比海小国对美出口的纺织品配额，来增加美元外汇储备。中美经贸关系平衡与力量今昔对比反差如此之大，实在出人意料。 曾几何时，美国、加拿大与欧洲的英、法、德、意、比七个发达国家组成的G7首脑会议是如何傲视世界。加上俄国成为G8之后，北京也只能在场外袖手旁观。如今中国一下子阔步前进，胡锦涛被请进白宫，中美两个大国首脑就双边与世界问题举行举世瞩目的领袖高峰会，展现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发展，中美关系的格局与内涵，美国对华政策以至中国在美国眼里的地位也不断变化。从五十年代之敌变为七十年代之友，八十年代的交往与遏制并举，九十年代的“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初的“利益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至现在美中两国被公认为世界共主。 汉代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但是，现在中美关系的“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因应之道还能不变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大国盛衰的因果关系与教训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人们见证了大国兴衰与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历史巨变：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71年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化敌为友。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91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声无嗅地宣告解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预算充裕，国力强盛。然而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陷入两场战争泥潭，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奥巴马上台不得不费尽心机来收拾前人留下来的烂摊子。 ——中国20世纪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的大三角关系格局，从70年代起转化为中美联手对付苏联的二对一局面。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由于改革开放大有成效，本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远落在美苏后面的中国，很快成为发展迅速、实力强大，不但超越苏俄，而且直追美国的世界大国。 ——与此同时，原来在18、19与20世纪前半期曾经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长期占领世界舞台中心的欧洲国家，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浪潮中退居为二、三流的区域性国家，再也没有实力和机遇在国际社会扮演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角色。 纵观以上事实可以发现，大国关系好坏似乎大致上每隔二十年左右时间一变，而大国实力的盛衰变化则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毋庸置疑，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政策的得失和谋略的成败。基辛格的导师、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权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他早年的名著《国际政治——争取实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Third Edition，Publisher：Alfered. A....

狄旸 2011-09-02 司法覆核不仅是法律问题，难免牵涉复杂的政治纠葛，对于其中可以预测并研究对策的问题，应防微杜渐，尽早研究并堵塞法律漏洞。 《基本法》是香港的唯一宪制性文件。诉讼人如若认为香港其它法律或特别行为违反基本法，可向法院提出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回归十余年来，香港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不断增多。随着人们对《基本法》的了解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司法覆核是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诉机制。 “司法覆核”实际上是一种多头博弈过程。首先，诉讼人可启动司法覆核程序，质疑现有法律、法例或者公共机构行为；其次，司法机构在一定范围内有权解释《基本法》及香港其它法律、法例；再次，特区政府可通过行政渠道质疑司法判决，向人大常委提出释法意愿；最后，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具有决定性力量。不同案件中，这几方不同的力量对比和对案件的关切程度，直接决定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判决走向。 香港基本法司法覆核有着牵动社会各方神经的力量，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司法覆核有可能引发人大释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使得案件的走向超出了香港司法系统的可控范围，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司法独立被干预的担忧。但是，回归十余年，人大的三次释法十分谨慎，特区政府也表示尽量避免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政府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港英时期，香港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司法覆核。回归初期，香港绝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件的诉讼人是个体意义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提出司法覆核申请。当这种形式被社会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时候，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政党力量、主权国家等新的主体形式；司法覆核过程中的多头博弈格局也更加清晰。 成为政治力量博弈工具 近来有影响力的案件频出，从“港珠澳大桥环评”到“刚果案”，再到“外佣居港权案”，司法覆核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件，可以窥见香港司法覆核的新发展。 首先，政党力量的介入使得司法覆核开始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工具。老太叫停港珠澳大桥的案件不仅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内地同样反映强烈。一个体弱多病、年近七旬的老太单凭司法覆核就喊停了政府重大基建工程，很多声音认为这是香港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制约能力的最好体现。然而，细观全局就可以发现这位提出司法覆核的老太背景并不简单。 这位朱姓老太是公民党义工，她此次司法覆核案件的代理律师也是公民党党员，在整个司法覆核过程中，朱绮华本人一直保持沉默，由其律师黄鹤鸣全权代理。有人质疑，居住在公屋、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太是否有精力、有能力了解复杂的司法覆核内容和程序。提请司法覆核是否是老太一己能力所为？公民党在此次司法覆核中处于积极、强势地位，坚决认为港府修建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有问题，掣肘港府重大基建工程。败诉之后，无论港府选择上诉或者重做有缺失的空气质素评估，需时少则数月，多则两年。而工程延误两年必定会额外耗费工程造价约267亿人民币。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香港本地的基建工程，更是三地政府合作的重大基建工程。大桥香港段原本计划2010年初动工，由于司法覆核使得工期延后，能否按照原计划实现2016年通车仍是未知数。若香港段计划延误，珠海、澳门段按期完工也不能通车，届时受损失的不仅是香港，而且将牵涉珠海、澳门以及港珠澳大桥整体经济效益的损失。因此公民党在案件中的角色备受指责。 司法覆核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时间成本的法律手段。由于法律程序清晰可依，大概耗时长短是在启动该司法覆核之初就可以预料。不论案件判决结果如何，港珠澳大桥都会被延期，这是控方在决定启动司法覆核时就十分清楚的。时间成本之后，接踵而来的还有经济效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在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同动用司法覆核质疑环评程序缺失之间，公民党选择了后者。港府的败诉不仅影响港珠澳大桥一项工程，相关的70余个项目都被叫停。这对港府确实是个沉重打击，也是司法过程中的教训。 回归后，政府在所有司法覆核案件中胜诉的概率约为2/3。由于司法覆核更多地挑战的是既有法例或者公共机构、公职人员，政府高比例胜诉部分说明了司法覆核并非儿戏，挑战公共机构及公职人员有一定难度，且一旦败诉，控方要承担高额诉讼费用。这些限制条件并非司法对公共机构、公职人员的偏袒，而是有效保障了司法覆核作为最终申诉机制的威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政党机构成为司法覆核的实际启动者，由于他们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财力上，都较一般市民有很大优势，启动和承担司法覆核的成本会变小。这些强势博弈者的介入，会使整个局势的重心发生偏移，港府也因之面临更大挑战。 终审法院处于压力境地 其次，在涉及有可能需要人大释法的案件上，终审法院处于权责自负的压力境地。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则需平衡各方利益。近来的“刚果案”是回归以来终身法院首次提请人大释法，但最终做出提请释法的决定却一波三折。 1980年，刚果（金）向南斯拉夫一家公司借款，因无法按时还款，经仲裁需赔偿。刚果后成功将债务转卖给美国FG基金公司。美国基金公司得知中国中铁获得刚果采矿权，并将支付2.2亿美元入场费。2008年，基金公司于香港起诉刚果，要求刚果将中铁支付的约1亿美元入场费抵债。刚果称自己为主权国家，享有中国政府绝对外交豁免权，香港法院无权审理此案。2008年底，香港高院接受刚果说法，判其不用还钱。美国基金公司提出上诉。上诉庭依普通法有限豁免权，认为该案件不属国家行为，属商业行为，刚果需还款。刚果继续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三度发信给香港法庭及港府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强调此案涉及国家外交政策，香港终审法院无司法管辖权。若香港在外交豁免权的安排上与北京不一致，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深远影响和严重损害。终审法院最终以3比2通过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外交部对终审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按照基本法规定提请释法，是履行基本法规定的义务。 此案的争拗在于，《基本法》规定了何种情况下终审法院需提请人大释法。但是否提请释法是终身法院的自主行为。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有赖于其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和阐释。假设刚果在上诉法庭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而是向基金公司还债，该案件不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刚果也不会提出释法意愿。外交部也不会向终身法院发文施压。最后该案件将以“商业案件”的性质告罄。但刚果上诉，表示不满，北京则面临外交压力，基于上诉庭的判决，北京不免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担心，更担心若维持原判，中刚关系可能受损，因此三次施压。中国中铁对刚果支付采矿入场费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这都在《基本法》的可解释范围内。如终审法院的解释没有引起刚果的强烈不满，外交部有可能不会多次强调“绝对豁免权”。某种程度上，与此案关切更大的是终审法院维持原判所引发的外交后果。而这些因素都是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需要顾及的问题。 终审法院最终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释法决定。微妙的票数比例体现了终审法院对此案的态度。虽然结果同意释法，但仍有2票表示反对，这暗示了香港司法系统对普通法精神原则的坚持。“刚果案”显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原则上可以随时主动释法，但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主动释法的政治后果，非特殊情况会尽量避免主动释法。因而，终审法院在是否提请人大释法上的主动权也使其必然在敏感案件承受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压力。 及早研究修改《入境条例》 再次，香港政党政治逐渐成形，对司法覆核案件上纷纷表达意见，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各政党在司法覆核案件上的不同表态也显示了香港目前的左、中、右政治光谱。这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利益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立场分野。 8月22日，香港高院开庭审理菲佣居港权案件。2010年12月初，3名在港工作逾7年的菲律佣工入禀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诉讼人认为《入境条例》中规定外佣在港工作期间不被视为“通常居港”，导致她们无法取得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有关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规定，质疑《入境条例》歧视外佣，因此提出司法覆核。 “菲佣居港权案”一出，香港社会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香港各主要政党在该案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媒体指此案成了“政党骂战”。公民党对该案持支持态度，而菲佣获得法律援助，代表他们的是擅长人权官司的是公民党核心成员、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亲政府的自由党立即在报纸大篇幅质问公民党居心叵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9-01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模式，主流看法基本认为其符合世界政治进步的方向。过去台湾受到重视是因为西方国家将它作为遏制、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重要棋子，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颗棋子，不仅仅具有战略上的利用价值，它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趋同。 优越感的补救 台湾的经济起飞与西方国家有直接关系。经贸上的联系和融合，也使得台湾在政治价值观上不断向西方国家倾斜。台湾民主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的一些模式，但总的来说，它能够比较主动、适时且顺势而为地进行自我调整。这使得社会发展避免了转型时期较大的动荡。 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是支撑台湾这么些年一直走这条路的重要原因。台湾认为，有那么多西方国家走在前面，有它们的经验和经历，这种模式可以确保台湾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台湾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台湾人认为已经解决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台湾在对大陆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得到了补救。 过去台湾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方面远高于大陆，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台湾的优势越来越小，从领导人、政治领袖到民众，在大陆后来居上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对台湾经济的信心。再加上失业率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得比较慢，相较大陆的优势就不那么强了。但与此同时，台湾又将政治的优越感作为一个高地。过去台湾人认为如果和大陆统一的话，他们的财富会被分享掉。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政治的自我优越感，作为两岸政治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这方面大陆实质上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缺乏力度。这点将被台湾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和借口长期存在。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政治民主化并非完全成反比，不能说政治民主化使得经济实力下降。台湾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当大陆逐渐开放、外部市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难免与台湾的市场有所竞争，所以台湾原来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没有了，这与国际经济大背景和全球化有关。同时，也不能说政治民主化对经济没有负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能力已经受到影响，决策效率比较低。在基础建设、立项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掣肘，甚至浪费了很多机遇。 社会权威的坠落 政治民主化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是权威的坠落——再也没有一个全民认可或者说多数认可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变成了权威，媒体是权威，个人也是权威。政治领袖现在不能确保其权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政治势力的分野和对峙也使得权威不再令大家信服。越是政治实力多元化，越是民主化，政治权威的影响力就越小。台湾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权威。 这是好还是坏呢，可以从两方面看——当遇到很大问题，需要作关键决策、下常人所不能下的决心时，是需要权威的力量的。 对一部分人来说，怀旧的情绪是存在的。回忆当年蒋经国做了几大建设几大工程，他在决策过程中多么强有力。将那个时代与现在碌碌无为或优柔寡断的情况相比较，不少人当然比较喜欢当年那种决策模式。但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能就不一定喜欢甚至反感这种模式。 台湾虽然不再有真正的权威，但一部分人还是会被政治形态所左右。现在台湾社会最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辩论，比较情绪化。这可能是因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那就是理性。媒体普遍缺乏理性思考，立法委员打架、吵架和做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博取关注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表现，也是缺乏民主内涵和风度的表现。这与传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选民方面，一部分人能够自觉地用选票影响领导人的意志，但笔者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只是用选票来体现自己的喜恶——喜欢某个政党或领袖，就投票给他，不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而更多的是跟随情绪做出反应。 在台湾，理性的演说和政策性的解释并不讨好，反而是诉诸情感、诉诸本土意识的言论容易受到欢迎。这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选民有什么样的爱好和喜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投其所好。笔者认为，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都缺乏深度、理性、冷静的思考。为了选举，他们都尽量避免说正确却不讨好的话，包括马英九在内。政治人物往往被民意所左右。客观地说，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民意其实并不能代表整体的、长远的社会利益。 价值观的混乱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价值观和是非对错其实都非常明确，但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比如腐败问题，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腐败就被绿营拿来加以曲解和利用，说成是政治打压等等，把他们塑造成受害者。在传统中国社会，在是非观念很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对腐败分子是保持距离的，但经过政治操弄后，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们，愿意为他们辩护，这就是一种价值混乱。当法律上已经判定是非的时候，很多民众还是以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判断是非。再比如两岸关系，只要有人主张与大陆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就被塑造成“卖台”。可悲的是，很多选民都相信这种说法。 “国家认同意识”也是一样。蓝营人士在内心里也许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在公开场合，连台湾最高领导人都不敢说或者吞吞吐吐的，怕被扣上帽子。 很多人不敢坚持说负责任的话，相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诸如涉及“九二共识”的解释等，所有人都在故意模棱两可。本该坚持的不敢坚持，比如台湾现在经济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台湾现在经济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台湾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干扰而经常错过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这本来是正确的意见。可是，即便一些人有勇气这么说，也不够理直气壮。更糟糕的是，由于担心被扣帽子，这些人往往会说出政治上很保险的话，比如说“台湾要自保”、“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等。 还有，在美台军售问题上，本来两岸关系缓和是对台湾最有效、代价最低的安全保障，但马英九就是不敢说，因为害怕别人指责出卖台湾。笔者认为，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执政团队思想的反映，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团队”整体的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