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08-29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即将在2016年5月结束。但是，围绕着马英九的接班人问题，势必群雄竞起，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竞争。国民党至今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这样的竞争了。早在1999年，宋楚瑜、连战为了争取2000年大选资格展开了党内之争。当年的连宋之争，加上李登辉似有若无地暗助民进党，不仅让国民党政权垮台，也让国民党内部分裂、元气大伤。此后，民进党执政八年，下野后的国民党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竞争，一直由马英九一人独揽风骚。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吴敦义占得先机 “副总统”吴敦义在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后，一时意气风发，各方都视他为争取参选2016年大选的头号威胁。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的负面新闻不断，许多并非来自敌营，而是自家阵营内部刻意操作的结果，用意在于杀其威风。 吴敦义在2012年大选胜选后，与支持者的会面很多，就任“副总统”之后，也密集安排许多走访基层的行程，展现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吴敦义出席活动太多，让马英九都“自愧弗如”。吴敦义随即调整姿态，放低身段，将活动缩小规模，以低调为最高原则，以免掠马之美。 吴敦义爱憎分明，因为吃过民进党大亏，不会刻意讨好民进党支持者。台北政坛惯称吴敦义是“孤鸟”，形容吴敦义不与人拉党结派，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支持者。他在政坛上没有派系，但在基层民间友人不少。吴敦义夫妻两人都利用各种方式与时间，保持与基层民间的紧密互动。 从政数十年，吴敦义很少卷入绯闻与弊案。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假录音带让他连任失利，但仅短短两年，吴敦义又回南投参选，重返政治舞台，韧性十足。 “林益世贪渎案”近期爆发后，吴敦义无端被影射为“X先生”。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逐渐厘清，与吴敦义无关，但是吴敦义自认对自己声望造成重大伤害。毕竟目前仍是2012年，吴敦义尚有足够的休整时间。 吴敦义至今对2016大选没有公开显露任何期待，他对近身幕僚透露，成功不必在我，如果对方真的比他好，他不会坚持参选。但是也对近身幕僚提到：如果有人是出来搅局，参选不是为国家好，不是为人民福祉，也不会赢，他就会考虑参选。   朱立伦谋定后动 在吴敦义之外，新北市长朱立伦、“立法院长”王金平，都被党内视为具有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吴敦义对朱、王都保持友善，不采取敌对态度。但吴敦义不经意透露，当时安排朱立伦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是要让朱有“中央部会”经历，培养朱立伦的从政经验。而当时的“院长”就是吴敦义。吴敦义显然视朱立伦为他的后辈，若朱、吴相争，吴必有不服。 马英九与王金平一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吴敦义长期夹在当中，私下频频帮王金平喊冤。吴敦义认为，国民党需要一位多面手，而王金平是党内少数有这方面能耐的人，国民党应该珍惜王金平。与同朱立伦合作相比，吴敦义若与王金平合作，未来可能会争取到更大的政治空间。 当然，如果考虑省籍、南北区域的平衡，朱立伦出身北部、外省籍，似乎更合适搭档。不过，这都要看往后的情势发展，朱立伦很可能根本不参与2016年“总统”大选。 国民党内可以观察到朱立伦从“总统”大选到目前，始终是一个不太积极的角色。据党内权威人士分析，朱立伦无非是看到马英九的声望持续下滑，如果太靠近马英九，恐被拖累，甚至若投入2016年选举，也可能因为选民对国民党执政失望，被国民党的不良政绩拖累。朱立伦可能将参选时间延后到2020年，打一场比较有把握的仗。在2014年地方首长大选，朱立伦会继续固守新北市，稳固自己的政治地盘。 但是马英九声望低，台湾经济不佳会先冲击影响2014年选情，若地方选举国民党失利，对于2016年大选就会更艰困。如果朱立伦只为顾全自己，则可能面临地盘越来越小的困境。 朱立伦曾担任桃园“立委”、两任桃园县长，现在又占有新北市长，对于台湾北部人口稠密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若要挑战2016年大选，就要面临是否连任市长的难题。 朱立伦目前在新北市努力经营，过去的班底开始分布在新北市打桩，毕竟他与蔡英文竞选时，领先幅度并不太大。朱立伦重用陈水扁心腹侯友宜，后者在陈水扁2004年的“3•19枪击案”当中，假借侦办调查，实则协助陈水扁脱出被外界质疑枪击案造假的困局。朱立伦重用陈水扁人马，动机不言而喻，手法与马英九拉拢民进党一样，都是要扩大自己基本盘，试图裂解对手。 朱立伦曾在“维基解密”档案中被曝光想要拉拢王金平搭档。这个组合，在省籍、南北地域平衡，都很合适。但是未来能否成形，仍有许多变数。 朱立伦出身桃园，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朱也是推崇有加，朱立伦举行客家活动，吴伯雄就半开玩笑说，朱立伦可超越马英九。虽然吴伯雄指的是朱立伦的客家话讲得比马英九好。可是在旁人眼里，却是吴伯雄在自己儿子吴志扬之外，对朱立伦未来政坛的可能发展，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王金平机会微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27 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民进党在各派系角力下，已完成新决策核心的改选。选举结果揭晓，“新潮流系”拿下三席，可说是最大的赢家；谢长廷、游锡堃系统各占两席；党主席苏贞昌人马一席，加上苏本人，也是两席常委的实力，与谢、游系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这一选举结果，外界形容未来是派系共治的民进党，但其实这并非重点。因为长久以来，民进党就是一个派系共治的政党，即使当时强势如陈水扁者，他主导了一切 政策和人事，但他也必须尊重各派系的实力，各方面都要考虑派系平衡的问题。派系共治一直是民进党的特色和传统，也是政治现实，任谁都无法撼动这种铁律，只 是各派系实力如今各有消长。例如，过去居于最大势力的扁系，如今随着陈水扁的式微而成为过去式，这次选举里，不再有扁系这个名词出现。 分析这次民进党权力改组最重要的一点，反而是由高雄市长陈菊推出来的“中常委”李清福及其引发的民进党南部执政危机。 当李清福出现在民进党“中常委”当选名单之中时，很多采访民进党中央的媒体，都在问这个人是谁？背景如何？为何可以成为中常委的黑马人选？当得知李清福的 背景和当选原因之后，很多媒体人都不能不产生强烈的质疑。一个从扁案之后极力撇清贪腐美名的政党，竟然在“中常会”安排了因贪污行贿已将定案的地方人士， 这样毫不避嫌的作法，历来已经少见，更何况是2008年后力图抢回执政权的民进党？外界对于民进党党中央和陈菊势力非常不以为然。“李清福事件”引发民进党内讧 就在外界的质疑声中，曾任陈菊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的洪智坤首先对外爆料。他没有派系势力，却以十七票当选“中执委”。他直指李清福当选是陈菊放纵黑道势力的结果。洪智坤并对外透露黑道如何参与菊系“中执委”和“中常委”的协商过程等等，令外界为之哗然。 这次“中常委”部分，高雄市的常委名单一变再变，先有前高雄县长、前“内政部长”余政宪，又传出陈菊的副市长刘世芳，再传屏东的立法委员邱议莹等，结果却 是名不见经传的李清福当选。民进党党内人士分析，高雄陈菊势力在操作上显然是失控的，陈菊无法贯彻自己的人马意志并有效地执行计划。 陈菊这样失控的表现，已经惹怒余政宪和邱议莹，尤其是余政宪据说在当时已经气到不知所以。余政宪是高雄“黑派”的代表人物，在地方上仍具有实力，但因为当 年与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关系过于密切，牵涉扁案中的“南港展览馆弊案”，这几年十分沈潜，这次与陈菊合作，再度计划进入“中常会”，不排除在政治上有东山再 起的雄心壮志，未来也可能伺机参选高雄市长。 但这次“中常委”事件，他却与陈菊闹得不欢而散。民进党在南部高雄县市的势力，是否因此分裂，进而影响了2014年高雄市长的选举，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 之一。余家班与陈菊的纷扰可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陈菊未能适时安抚，本来可以轻松到手的高雄市长提名权，明后年就将面临余家班的挑战。 余家班的势力近几年的确有下滑趋势，但成事也许不足，却可能败事有余，余家跟陈菊势力的竞合关系，将影响民进党南部执政的发展。 民进党决策核心的炸弹 “李清福事件”的第二个大冲击，就是民进党切割黑金的清廉度再度受到冲击。尤其是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李清福背后有没有黑道势力向陈菊施压，固然是另一个重点，但李清福本人这样的经历竟然能够跻身民进党决策核心，已对民进党造成极大的伤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8-15 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 近月以来，南海问题数度成为国际关切焦点。越南、菲律宾屡次对我南海主权进行挑战，两岸政府相继采取一些反制行动。大陆派出渔政船强力护渔，成立三沙市展现护土决心；台湾也在“国防”部门支持下，让“国会”议员前往南沙、东沙视察，要求派遣军方人员重驻太平岛。而美国方面则是在其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指导下，积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密切往来，租借船舰及提供必要及时信息，间接为他国撑腰，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除此而外，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的不断挑衅，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再度成为争议重点。日本政府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收归国有；大陆外交部强硬表示，中国领土决不允许买卖，解放军则从7月10日起进行军演；台湾方面则由海巡署派出舰艇前往护渔，马英九谈称，日本窃占钓鱼台（钓鱼岛），基于民族大义及国家主权，我们对钓鱼台（钓鱼岛）主权一寸都不退让，但也不会与中国大陆合作解决钓鱼台（钓鱼岛）问题；美面则是继续煽风点火，表示钓鱼台（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协防范围，华府仍然唯恐天下不乱。 简单的说，南海及东海问题事涉国家主权，相关国家觊觎已久，美国想要从中渔利。虽说两岸兄弟阋墙，但当两岸宣称拥有南海及东海海域部分岛礁主权的立场受到挑战时，由于事涉国家主权及民族大义，两岸当局能否在不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在不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度，不借机扩大自己利得，不搞小动作造成海峡对岸损失，或让外国误以为两岸仍然血浓于水的前提下，如何捐弃成见、携手合作，追求最大的国族利益，这正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手腕。 开宗明义，其实台湾当前的困境在于，一是怕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对大家或自己更为不利；二是怕北京又借机给台湾穿小鞋，弱化“中华民国”为主权国家的事实；三是担心遇事如果不积极表态，不但会有内部的压力，相关国家也更不把台湾的主张当成一回事；四是有美国如影随形的关切，两岸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合作。只要稍一处理不当，且不说要和北京公开唱和，自己就要惹事上身。简单的说，台湾在乎的是身分与名分，担心的是被边缘化，忧虑的是美国的压力。美国担心两岸合作应对南海问题 先说南海问题。南海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由于海底蕴藏丰富，各方觊觎，目前共有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宣称对南中国海部份海域及岛屿拥有主权。南海争议由来已久，台湾坚持U型线的主张，北京则在二次大战后在南海地区画了九段(原为11段)断续线，后来又通过了几个法律，确立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岛礁的主权。 但是根据1982年通过、1994年实施的《联合国海洋公约》，每个国家（包括岛礁）享有12海里领海，以及外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都反对大陆的九段线和台湾的U型线主张，而且实际上两岸政府都并未对所有的南沙岛礁实行有效控制，大多数岛礁为邻近国家占领并进行开发。有些国家还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形成了目前的争端局面。 如所周知，2010年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转折点，北京把南海问题等同于新疆、西藏、台湾问题，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引起相关国家关切，美国则适时深化、强化各国对北京的不安。今年4月，菲律宾军舰干扰在黄岩岛的大陆渔船，后来和大陆派出的海洋巡逻船发生对峙。菲律宾的目的是希望扩大事态，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和支持，而正在重新调整其亚太战略、重返亚洲的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关切。 对此，美国表面的态度是敦促相关各国在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落实行为准则。“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外交进程来解决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一方面反对中国的强势作风，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为此蕞尔小岛与北京发生更大的冲突。美国只是想要借着自由通行的借口来增加各国对大陆的猜忌，困扰北京。 4月25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北京学者认为，在南海问题上，无论是维权还是开发，两岸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均是一致的。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亚洲各国在南海、东海海域争夺海洋资源的态势仍会持续，美国强势插手亚太事务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不论大陆和台湾都不能置身于外。台湾应该与中国大陆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但由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极为担心台海两岸联手处理南海争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于六月间曾针对南海主权争议举办研讨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于会中重申，美国关切的是航行自由与经贸畅通，期盼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在现场问答中，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担心台湾和大陆联手处理这个议题，坎贝尔答称，美国和台湾讨论过南海议题，“我们了解，台湾不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是非常、非常谨慎”。显见美国并不乐见两岸之间的合作可能，台湾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顾忌。构建南海问题两岸沟通机制 就目前看来，大陆官方、学界对于两岸如何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一事仍有不同看法。据知，大陆外交系统对此仍然有点意见，认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不宜介入或肯定台湾的角色，只要双方各自把自己控制的区域管好、守好即可；军方学者则多次呼吁两岸共同维护“祖权”。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北京需要的多半是台湾在情感上的表态，表明两岸同属一中，南沙、东沙、钓鱼台（钓鱼岛）属于中华民族，大陆重视的是宣示性的作用，而非台湾实质上的助力。 有些大陆的鹰派学者认为，两岸不妨先从共同护渔开始，各挂各的旗，由台湾海巡单位与大陆渔政船相互配合。两岸学者或准军事部门可以公开举办研讨会，但不妨先由民间、低层再逐级往上。双方甚至可以先有默契，假设中方有公权力的执法人员如果因病必须紧急后送，可送往太平岛机场，然后由台湾以飞机载运后送。这种因为人道救援的合作与接触，确实可以让外界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要由台湾政府高层做战略性的处理。 其实，比较务实的来看，部分台湾学者建议，本着平等原则，透过协商，参与南海权益分配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合作维护“南海诸岛及其12海里领海范围”海洋权益；对“Ｕ型线内历史性水域”更要合作，坚持两岸享有南海权益优先权；对其他国家存在争端的海域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Ｕ型线”外的其他相关诸国的主权和相关争端，则主张以和平或共同开发方式解决。两岸可以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纳入两岸两会或更高层次讨论。 7月10日，两岸学者在海南海口举行会议。期间大陆学者又提出具体主张：第一，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科考、资源调查等领域的合作；第二，进行两岸南海作业渔民救助合作；第三，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及南海水下考古等领域的合作；第四，推进南海油气开发勘探与合作；第五，构建台湾海峡和南海东北区域海上溢油事故快速应急反应与合作机制；第六，探讨构建两岸南海事务性工作的沟通联络机制。笔者认为，这些原则性的主张或许有进一步试探的可能。 就台湾官方的立场而言，“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不论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相邻南海各岛礁，台湾方面一概不予承认。台北呼吁相邻南海各岛礁之国家应自我节制，并透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台湾愿意积极参与相关对话，解决纷争，共同促进区域之和平稳定与发展，问题应依据相关国际法之原则与精神，避免采取任何影响南海地区安定和平的片面措施。台湾的一贯立场是主张拥有主权，各方应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保障公海航行自由，共同开发、共享资源。 至于如何共同开发，专属经济区的使用范围与方式当然都还有待从长计议，目前工作重点之一是在主权冲突获得解决之前，大家要先进行冲突管理，南海行为准则则成为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而其内容包含了军事演习、天然资源之探勘，以及对于区域冲突之适当回应，希望各方在和平、合作的框架下，尊重在南海中海空的航行自由以及国际法原则。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并非南海行为准则参与国，这当然是让台北深深引以为憾之处。大陆或宜对此问题有所处理。台湾当下难以明确表态合作 在有关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台三方同样积怨已久，尤其是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后，大家均已心生芥蒂。这次日本方面主要出于右派人士的鼓动，再加上日本政府基于内政的考虑，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终使事态日益扩大；中国也以军演回应；台湾唯恐被排除在赛局之外，适时加入争执，派遣海巡署船舰以护渔之名前往钓鱼台（钓鱼岛）宣示主权，马英九也表示寸土不让的决心，“外交部”更拒绝接受日本的抗议。 事态眼前看来虽然不至于失控，但在好转之前恐怕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整体来看，相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坚持主权立场绝不退让，但大家应该并无闹到鱼死网破的决心，战争仍非任何国家的最佳政策选项；中国大陆在南海与东海同时面临挑战，局面并非有利；台湾虽然不是主要参与争端的一方，但由于事涉主权及国家尊严，若不及时表态，不但利益受损，也将更被区域国家视如无物，所以也不得不有所表示；美国方面则是在只要不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逼得中国大陆被迫双线应对，华府坐收渔人之利，真是何乐而不为。 海疆风云日紧，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或多边争议问题。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不管两岸关系将来何去何从，即使双方或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带点理解的善意或配合或有可能，但台湾应该不会、也不宜明言表态合作，两岸最好把握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态度。在方法上，如果双方可以进行学术、人道、护渔、开发、旅游的探讨和合作，并非不能尝试。未来如果菲律宾、越南、日本万一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台湾应该仍会视乎个案发生的原因表达看法，坚定“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立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2-08-15 中日关系和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障碍，仍然会有起伏。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两国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有限的军事冲突。人们经常只是在危机和冲突之后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08-15 20多年来，中国进入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期，日本则陷入一个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相伴的迷茫期。今年伊始，中日关系接连遇到日方挑起的麻烦。中日关系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国情与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多年来，中国进入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期，日本则陷入一个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相伴的迷茫期。今年伊始，中日关系接连遇到日方挑起的麻烦。中日关系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当前日本政局动向与野田内阁前景 野田佳彦自2011年9月执政以来支持率不断下滑。据日本共同社今年2月18、19日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对野田内阁支持率从他上任之初的约60%降到29%，较上月调查时又下跌6.8个百分点，首次跌破30%；不支持率则上升4.7个百分点，升至55.2%。 造成野田内阁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就是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两分。去年野田首相表示参与TPP谈判后，反对之声一片。党内反对派10人退党。 其次，围绕增加消费税意见分歧严重。共同社今年1月民调显示，反对提高消费税方案者占52.9%，支持者为45.6%。2月17日，野田内阁通过《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在提高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继承税的同时，在养老金、医疗等方面照顾弱势群体。对此，共同社民调显示，支持者占48.3%，反对者占50.6%，两者距离略有缩小。 再次，个别内阁成员发言不当影响了野田内阁形象。野田首相为改善内阁形象，于今年1月13日改组内阁，并提出今年施政方针：继续全力以赴地实现地震灾后重建、平息核电站事故及重振日本经济；切实实行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开拓亚太时代外交”；抑制日元升值，加速实现新经济增长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底《朝日新闻》民调显示：71%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政权处理核事故和灾后重建不满，但80%的受访者也不看好自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阪市市长桥下徹率领的“大阪维新会”则异军突起。共同社今年2月民调显示，希望“大阪维新会”参与国政者达61.2%。桥下立场偏右，提出“船中八策”政纲 1，影响力如日中天。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除了其本人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外，还有政治投机之嫌。河村此前组建了所谓“减税日本党”并积极与桥下徹联手。河村刻意当着南京代表团的面放肆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目的之一是迎合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搏出位，提高知名度，扩大在日本国内政治影响，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遥相呼应，以图捞取未来大选的选票。 尽管如此，野田内阁近期仍可维持执政地位。目前，日本国民心态变得很纠结，既对野田内阁不满又不愿总折腾。“桥下旋风”刮得民主党危机感骤然上升，担心现在举行大选，桥下徹率领的“第三极”将击败民主党和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因而民主党要继续执政，就要避免在不利情况下提前举行大选。根据目前情况判断，野田内阁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一是野田长期执政。第一步执政到今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如果野田佳彦能连选连任，他将继续作为民主党领导人担任首相。继而，如果野田佳彦能率领民主党赢得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和同年9月的众议院选举，就可能在2014年9月再度当选民主党代表，从而成为继小泉纯一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二是野田内阁相对短命，而民主党可持续执政。今年1月野田改组内阁，邀请该党前干事长冈田克也出任副首相，以利推进增税路线；同时启用田中直纪担任防务大臣，以安抚党内小泽派。但是，如果民意支持率持续大幅下滑，民主党内矛盾加剧，导致野田在今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落选，民主党将推出新的首相候选人，努力争取在2013年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届时，不排除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的可能。在大选前，民主党将继续执政。 三是野田内阁短命，民主党下野。如果今年6月下旬野田内阁向国会提交消费税增税法案受阻，导致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民主党胜算不大。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曾为通过邮政改革法案而解散众议院并获胜，但主张增加消费税则很难获得选票。然而，即便野田不愿铤而走险，而自民党仍可能在今年内对野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一旦通过，势将导致提前进行大选。民主党若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利，无疑将沦为在野党并可能彻底分裂。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经过分化组合的新政党或多党联合体。 四是未来大选前后，日本政坛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可能形成“三极鼎立”。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企图支持小党“奋起日本”的代表平沼赳夫出面，联合大阪市长桥下徹、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等人组建新党。但是，目前桥下对石原态度冷淡，他领导的“大阪维新会”正摸索与横滨市市长中田宏、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合作，与公明党、大家之党联手，企图在未来的大选中一举拿下众议院200议席。今后无论桥下徹与哪一股势力结盟，都将形成与民主党、自民党鼎力的日本政界“第三极”，甚至可能坐收两大保守政党相争之利，取而代之。 日本政局及政治思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的程度与中日关系倒退程度基本成正比。即，日本政治右倾化越严重，中日政治关系就越冷淡；相反，日本政治右倾化越受到抑制，中日政治关系就越融洽。日本政治思潮是在摇摆、波动中向右倾斜的，中日政治关系也是在忽冷忽热中渐行渐远的。事物往往是物极必反，一旦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甚至严重影响日本在华经济利益，日本政治右倾化便会暂时受到抑制。 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导致中日关系一度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从安倍执政起，特别是福田执政时期，日本政治思潮开始向中间状态回摆，出现了“逆右倾化”，中日关系也出现转圜。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鸠山内阁成员无人参拜靖国神社，出现“脱右倾化”趋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也随之回升。但其后不久，菅直人执政后大幅度修改鸠山内阁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激化了矛盾，并出台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结果，日本右翼反华势力重新抬头，中日关系再度出现类似小泉时期的“政冷经热”扭曲现象，两国民众友好感情也受到损害。2011年9月野田执政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仍在涌动。 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友好交流的基本前提。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却对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公然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导致南京暂停与名古屋的官方交往。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表态称，“不可否认存在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和掠夺行为”，但并未指出河村发言是错误的。随后，石原慎太郎站出来力挺河村。这折射出日本地方右翼势力开始肆无忌惮破坏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思潮的现实。 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与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其策源地是日本右翼势力；关键因素是日本决策层；引导力量是精英层与媒体；被诱导和利用的对象是一般公众。一旦公众主流意识受到右翼势力影响，投票选举的结果就必定使国会政治力量对比向右倾斜。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公众大多是好的，但长期在日本国内接受的有关信息是片面的，难免会产生偏见与误解。日本民族性的特点之一是，既“顽固”又“从众”。无论是日本的右翼还是左翼都相当顽固，而一般民众则容易跟风，处于流动状态。一旦日本社会形成某种认识，会很快地传染给许多人，从而形成主流的社会思潮，反映在各种民意调查或选举结果上。 中日关系前景与对策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08 民进党会不会再次执政，无法预期，但民进党的确代表台湾45％以上的民意走向，当大陆可以同时与国、民两党交流，才是拿下台湾百分之百民心的良策。 民进党新任党主席苏贞昌上任后，一度放出消息要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并请另一位天王人物谢长廷出掌主委。一时之间，苏谢合作的气氛，令各界对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期待再起。但是不到一个月，苏谢合作破局，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已成一场空。 政客盘算错失转型机遇 苏贞昌上任之后，第一个战场摆在“立法院”抗争“美牛案”，民进党长达五天四夜占据主席台。有人批评是浪费“立法院”的资源，但多数人还是认为民进党终于动起来，发挥了“在野党”的功能，尤其对于苏贞昌强而有力的领导，大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苏贞昌彷佛打了一剂强心针，竞选党主席时放下身段的谦虚，停留不到多久就消失了，与谢长廷在两岸问题上的合作自然也随风而逝。表面上，虽是要不要辩论引起的意见不合，导致苏谢拆伙，但说到底，还是政治权力和利害的计算。 谢长廷在谈及是否接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时，曾要求民进党内必须要对两岸政策先举行一场大辩论，作为关键的条件。谢长廷的用意很明显，在于保护自己。因为 两岸政策的转型，如果只由单一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承担，风险会很高。谢长廷近年在两岸事务上具有非常大的企图心，想要扭转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劣势，但眼看 过去许信良的“大胆西进”虽然叫好，却不叫座，还惹来满身伤痕。 谢长廷也担心自己步入过去许信良和朱高正的后尘，不仅无法成就民进党两岸政策向前迈进的大业，还可能伤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元气，令其届时真的必须要退出政坛了。若没有政策辩论、集体决策这把大伞撑着，谢长廷出任苏贞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的可能性相对降低。 问题在于，苏贞昌是打什么主意?又为何不愿意进行两岸政策的辩论? 其实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外界舆论普遍指责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过于僵硬，根本无法跟上两岸交流的进程，也会成为民进党在争取执政大权时不能克服的弱点，要求民进党转型的声浪非常大。 但民进党显然还是受到基本教义派的牵制，不肯承认两岸政策上有基本面的问题，只在执行面才有问题，所以在民进党党主席选举时，各位候选人顾忌党员选票走向，纷纷回避两岸政策争议，致使转型时机一再流失。 到了苏贞昌当选党主席之后，尤其是任用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出任政策会主委，外界即看坏苏贞昌的两岸政策转型方向。一度认为苏贞昌在“行政院”时代提出 大幅开放的“苏修”政策会重现在苏主席的身上，但这显然是乐观的看法。虽然这种看法也是苏贞昌的幕僚提出来的，但苏贞昌在衡度党内外氛围之后，已经抛弃当 年改革者的作法。 按照一些接近苏贞昌的人士最近透露出来的说法，可以分析苏贞昌的想法，最简单的就是他要求在下届“总统”之路能够平顺，不要惹争议，尤其不要当两岸政策转型的牺牲者，更不能成为基本教义派的箭靶，何况在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选举，两岸政策不是最重要的课题。派系权争制约民进党转型 对于苏贞昌这种政客型的政治人物，他的想法一定是短视又重己利，这是不用怀疑的。 不过，民进党政治人物不管是苏贞昌或者谢长廷，为何都惧怕带领两岸政策的转型？这项转型很可能受到台湾主流媒体及民意的支持，民进党政治人物为何却视如毒水猛兽？ 这里有两项重要原因，第一是两岸政策转型的形势再度与民进党派系权力斗争挂勾。 回想民进党在创党之初，许信良主导的“美丽岛系”和邱义仁、吴乃仁主导的“新潮流系”，在大陆政策上曾有激烈的辩论，当时获得外界一致叫好，迄今也成为民进党史上好评不断的历史事件，每每被拿出来当典范，期勉民进党。 但当时的过程却是腥风血雨的，许信良、黄信介和张俊宏等“美丽岛系”政治人物，被“新潮流系”打为倾中分子、跟国民党挂勾之类的罪名，当时甚至连张俊宏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国凯 2012-08-07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 亟待构建新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各种社会矛盾越演越烈，问题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至不同利益集团的泥浆摔跤。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可以透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决裂，迫使我们在分析和处理香港问题时必须使用一套全新的视角。 简单的说，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论述来回应以上的问题。论述，并不是简单的公关手段，不是政治化妆师指鹿为马的技艺。相反，一套论述能决定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此，论述必须要建基于现实的基础上，但“现实”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言”跟“行”必须合一；第二，思想的体系必须能自圆其说，呈现出内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论述必须和其他论述竞争，所以论述的内容必须对世界思想潮流时刻保持关注。 在每一个时空下，不同的论述都在竞争，但在大部分时间下，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论述能获得较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这个论述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套论述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为人民缺乏一套共享的论述，其呈现的表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国民身份，大家对非我宗教、种族群体掌权感到猜疑。 如此看来，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甚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遑论着手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逻辑下发展的一套论述。它的核心精神与其说是“自力更生、多劳多得”，不如说是“独善其身、过得比大陆好”。“狮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有赖于英美与中国跟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方式。一切发展到今天，香港人还想抱着“狮子山精神”， 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继续在全国里面当人上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良药苦口，崩溃中的“狮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论述”发展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痛苦，更长久的平和才会来临。只要我们言行合一、坚守原则，痛苦可以相对短暂。“新香港论述”必须是辩证的，否则我们必然会把“两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模式”跟“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视为不可解决。胡主席讲话提出四个“不能偏废”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新香港论述”的构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认真思考。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样的提法，港人或会感到陌生，而讲话的官方英文翻译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词，则非常直接明确，不容误解。 要“平衡”的，分别是这四点：“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 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把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两端，代表着思考香港事务的最新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无疑是比以前更进一步，更科学、更正确。 胡主席的四点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点尤其重要。 第一点，即平衡“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提醒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国两制”。问题不在于“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因为在当下“一国”就是“两制”，“两制”就是“一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不是为差异而差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固定的、本质化的。相反，今天的差异，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扬弃。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也必须发展；明天的香港不会是今天的大陆，明天的大陆也不会是今天的香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明白国家领导人当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长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深意。 由此，就着香港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国民教育争议，香港人既要学习国情，从而理解内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对内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必须把香港人从“大香港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谦卑，又何来尊重？！就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殖民地历史、反思港人过去从大陆获取的超额利润。 就着第三点，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董建华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在这个论述之下，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如今，我们要平衡“香港好”与“中国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个理解意义是重大的。 讲话中尤为科学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细分为“社会各界利益”。因此，港人并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他们其中一些界别和阶层的利益跟国家整体利益较为一致，是统战工作的正确对象、是执政联盟和政治人才培养的正确对象。同时，胡主席的提法亦没有把“国家整体利益”绝对化，这样兼顾整体和局部，能有效回应“本土”的利益诉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 就着“新香港论述”的建设，笔者按胡主席此次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国两制”，尝试把胡主席的四点“不能偏废”整理为以下“新香港论述”必须面对和兼顾的四个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就这四个关系，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具体建议。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08-06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 2012年5月14日至2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简称“《公约》下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第15次会议、《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简称“《京都》特设工作组”）第17次会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简称“德班平台”）第1次会议、公约附属履行机构和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36次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围绕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落实德班会议一揽子平衡成果相关的50多项议题进行了谈判。来自184个缔约方和观察员国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计2500多人出席会议。 1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德班平台”势必成为今年多哈气候谈判的风险源，中国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分析这一风险，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一、2012首次谈判：心理失衡 波恩气候谈判落下帷幕，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均表示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中国媒体对这次波恩气候谈判的评论寥寥无几，但是新华网先后刊发的《专访苏伟：借“德班平台”逃避义务 发达国家想错了》、《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这两篇评论却难掩义愤填膺的情绪。然而，国际社会关于这次谈判的评论却风起云涌，尤其是欧美媒体，将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阻碍气候谈判，故意拉倒车。其中，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中国穷吗？》，措辞尤具代表性。 波恩气候谈判后，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用很老道地外交语言说：“虽然在波恩本轮气候谈判，特别是‘德班平台’议程的确定过程中，进展没有料想得顺利，但这些挑战并不令人吃惊。花费在‘德班平台’议程讨论上的时间也不会白费，这实际上对各方相互了解立场和关切非常有帮助”，并且肯定地说“气候谈判绝对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可能还需要提高速度扩大规模”2 。除此之外，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各国，都没有给予本次谈判积极评价，各方倒是抛开老道外交的从容心态，要么义愤填膺，要么假意悲情，均难掩各自的心理失衡。中国的失望：义愤填膺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3 ：“德班会议达成多项一揽子平衡成果，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全面落实，不能厚此薄彼、抛弃既有谈判框架和成果，更不能背离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两大原则。”他并进一步揭露发达国家的企图：“一些发达国家则抓住‘德班平台’谈判成果‘适用于所有缔约方’这一措辞大做文章，急于在今年草草结束《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把谈判重心转到‘德班平台’上来，从而逃避原来的法律义务，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他同时强调，“德班平台”绝非像一些发达国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进入全新世界”，而是必须继续坚持《公约》框架，特别是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整个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柱”。 新华网5月27日刊发的《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4 一文，也在跟踪和采访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基础上，揭露了波恩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阴谋”，比如小标题“发达国家陈仓暗度”、“‘双轨’谈判处境微妙”等直指发达国家阴谋的核心，而开篇的主题句“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议程之争只是表象，其背后暗藏着一系列关系未来气候谈判基础框架的重大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复杂的新一轮气候与政治博弈已经开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发达国家“阴谋”的升级。欧美的失望：假意悲情 波恩会议后，欧美媒体关于波恩的评论如雪片一样纷纷发表，其核心观点基本上来自于欧美谈判代表团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 首先是认为中国阻挠谈判。“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美谈判代表上演了悲情一幕。欧盟代表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故意在会议程序问题上制造障碍，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代表则指责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倒退。” 5 欧美将矛头统一指向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丹麦代表团团长青勒森第一句话就是：欧盟准备了详细方案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结果遭到一些国家的程序性阻挠。他说：“有的国家在德班做出了承诺，却在本次会议上出尔反尔。”他声称不愿意点阻挠谈判国家的名。在一名意大利记者追问下，欧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兹格称，这些国家有的是没有做出减排承诺的，有的做出了减排承诺，比如中国制订的五年计划里就包含了减排。麦兹格会后向记者称，中国已经做出了减排承诺，但“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珀欣则拿出讲稿声情并茂地说，美国真心实意来参加对话，没想到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开倒车。在问答阶段，他强调的内容与欧盟如出一辙，也表示应当取消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责任义务的制度。 欧美认为“中国及其支持者拒绝承受阻碍气候谈判的指责，并称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阻碍了气候谈判，因为它们不愿意履行职责减少碳排放。” 其次，欧美以反对“重新谈判德班会议成果”为由，反对中国及其支持国家继续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反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挪威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亨瑞克•哈尔博表示：“那是最根本的问题。一些人想要保持旧有的划分体系，而我们想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欧美媒体有意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划分简化为“富”和“穷”的划分，质问“中国还算穷吗？”并举例说“像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人均GDP比美国高，但根据联合国谈判中所用的划分方法，它们仍就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6 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把人均GDP作为“富”的证据，什么时候把经济总量作为“富”的证据，翻云覆雨，完全掌控在欧美媒体的股掌之间。根本目的就是证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必须和他们承担同样的法定减排义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张登及 邵轩磊 2012-08-02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 【摘要】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思想因素，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制约了华府领导人界定国家目标的视野，现实主义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理想主义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二是情感因素，是指美国对外态度是否急切，愈是急切就愈求在短期内看到政策效果。在二战前，急切与否就反映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证中；二战后，表现成冲突与围堵的循环；冷战结束以来，则是在攻势与交往的两手策略中轮流满足。历史上，影响思想与情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经济状况、国内政治安定程度、政党轮替与重组、领导人的意念与国内外事件。其中，事件可能是最常见的短期因素，故如经济大恐慌、韩战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影响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下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也就影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其中，攻势自由主义属于急切的理想主义，以台湾为促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平台；理性主义属于长期的理想主义，相信中国终将自由民主化，不愿意台湾造成干扰；攻势现实主义重点放在美中当下的竞逐对抗，美国可利用台湾，但台湾战略价值有限；守势现实主义采取长期的权力起伏，避免冒进，根据美中权力消长决定保台或弃台。2010年以后，面对中国崛起不可阻挠，急切之情益炽，尽管政策调整必有长期规划，但在分析中，短期求成的态度渐居主导，故形成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并进的对华战略，而理性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蛰伏。这时，台湾既是自由化进程的平台，又是地缘战略中偶尔有用的一环。 相对于美国对华先有整体战略，日本与台湾的分析家在前提上已经先亲美，然后再决定台湾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近在咫尺，以致日本和台湾论者笔下，便不能反映美国享有的距离感或彼在情感上的急切与否，因而不太区分美国战略视野的长短期。他们也倾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综合，视美国对华战略为一体。其结果，日本和台湾学界的分析大致采取具有理想主义涵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即根据美国的理想主义界定敌我，并根据现实主义以美国为超级强权而附美抗中，因此台湾只能显得被动。东京与台北皆自忖夹在两强之间，故他们都关心台北有多大自主活动空间，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他们分析中出现四种可能：台湾无论投靠谁都仍可能被牺牲、台湾只能在中美之间二择一而倒向美国、台湾在不能影响大局前提下仍可追逐自己的主体利益、台湾可发展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动性。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次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在两种方案之上，中心思想在于“富民强兵”。一、美国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思想提供视野，视野决定角度，角度拘束政策的选择。 思想涉及哲学与世界观，属于知识论的层次。视野是这种世界观之下，决定国家目标与判断敌友的基础。角度则是对特定议题或对象的偏好。政策则是针对该议题与对象做成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安排。若论及国与国间权力资源，特别是硬实力的升降，当然使国家对外政策的选项受到拘束，但思想与视野却能左右选项的排列与可欲性。 所以，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或讨论冷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九一一事件”后，乃至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因素，都应该关注思想资源的变化趋势。但持相同思想的人可能有不同偏好，故还要问的是，在既定思想脉络下，美国所面对的世界是友善或敌对？美国倘要面对世局或散播思想，其自身相对实力是强或弱？答案影响到政策倾向会是争一时或争千秋，亦即紧迫感有多大？此何以特定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判断至关紧要。 国际关系学界名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舵手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历史巨作《大外交》一书中，曾将影响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两股思潮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而现实世界的政策是这两股思路的交织。 “现实主义”未必“现实”，“自由主义”也未必“自由”，而且在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大本营——美国，这两大思潮又随着时空环境与美国地位变迁，而区分出很多支脉。随着领导人评估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美国物质实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对于现状的改良就形成急切与否的情感倾向。在情感的策动下，两大思潮发展成四种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提供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因素不同的定位。 1.攻势自由主义：解放 自由主义源远流长，即便经历两次大战、冷战及当前多股现实主义学理与政论的攻击，但如同中国大陆资深中美关系学者资中筠所观察，其影响力绝不可小歔。 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进行，美国偏离克林顿时期“交往与遏制”并行但强调“交往”（engagement）的路线，而改为主要是强调“遏制”的可能越来越大。这看似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符，也并非新自由主义鼓吹“和平演变”的处方，但侵略性恐比“攻势现实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主义思潮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且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此一思潮虽然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但却以面对上帝作为“个人”存在的保证，不啻暗示不承认“上帝”的个人与国家，要经改造才有权享受自由。尽管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康德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都不直接诉诸新教，但宗教所创造的西方“国际社会”仍被视为是“解放”那些“不自由”的非西方的精神基础，厥为民主和平论的深层动力。 时至今日，尤其如同中国大陆知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王缉思所言，美国信教人数反而比欧洲更多、更虔诚。 美国境内两股极端主义因素，一个是从反G7到“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另一个就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 Church）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前者看似具有劳动阶层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却与新教的福音派有两个交集，既反对多元主义的全球化，也反对贸易自由主义。只是前者没有宗教界传教与外交上支持“政权改造”（regime change）的冲动，但都容易滑向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指挥全球“反恐”的小布什前总统核心幕僚，即有多位新保守主义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