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7-22 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香港立法会于6月18日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香港正式步入“后政改”时期。泛民与建制派人士现时都密锣紧鼓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将于11月22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将重选香港18区区议会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新一届区议会的新安排 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曾颁布重大政改措施，内容包括宣布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由于该项安排与基本法精神相违背，且英方与港英政府事前并未与中方商洽，因此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在彭定康的政改安排下，泛民所占议席曾一度在多个区议会都有所上升。回归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由于担心泛民在地区的势力坐大，遂于1998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全面恢复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并且委任不少民建联及地区建制人士入区议会。至此，区议会的委任席大部分由建制派人士出任。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已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特区政府这项改革，既是响应大众要求，也能令本港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至431个。 票源与策略 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届时，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将会加强工作，并会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建制派在政改方案投票当日突然拉队离开议事厅，不能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令政改方案只有36人参与表决、8人赞成、28人反对，这有可能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付出高昴代价。 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政改议题对选情未必有太大影响。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而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甚至有所增长。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中，载有约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其中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有971,400人，但只有580,123人已登记做选民，登记率59.7%，尚有391,277人未登记。相反，50岁以上合资格已登记的选民人数达1,801,469人，占该年龄组群的合资格选民人数2,286,700人的78.8%。 据估算，被视为泛民主要票源的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可是，该年龄组群已登记成为选民的人数不足六成。相对被视为建制派票源的50岁以上年龄组群长者的已登记选民人数，年轻人的比率少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从泛民的选举策略来说，青年人的票源，特别是首次登记的青年选民（首投族）尤其重要。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登记如有重大变动，可拉近年轻人与年长者组群的比率差距。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投票率和选举结果。 此外，泛民选举的一个策略将是狙击那些已经好几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区议员。除非这些区议员的工作表现获得地区居民肯定，否则一些选民肯定会有求变之心。泛民主派参选者将针对现任区议员做得不足的地方加以攻击。因此，现任的建制派议员宜多加努力，应多留意个人言行，并把地区服务做好。 总结 2011年区议会选举亲建制派获得胜利后，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日渐薄弱。之后，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雨伞运动”等，香港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综合多方报导，今年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区议会将成为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今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全面取消委任议席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建制派能否在全港18区区议会继续取得主导权，泛民会否趁机在传统泛民支持者较多的区议会重夺控制权，都有待进一步的密切观察。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07-22 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强化它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找到更大的立足点，拉拢更多利益一致的国家。该战略高调提出后，本地区的局势变得相当复杂，而最近中美军机在南海对峙，更使双边关系颇具火药味。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的局势，考验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 中美关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发展同美国、俄国等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美国。鉴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角色和对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与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往往会“绕道华盛顿”，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纳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这一传统做法有其合理性。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时期外交方针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关键位置，习近平更以“远亲不如近邻”为这一政策做出了通俗的解释。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十八大之后，外交部长王毅连续五次到访东盟，习近平主席去年出访印尼、马来西亚后，李克强总理访问文莱、泰国、越南。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继“新型大国关系”与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半年来，南海地区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渐趋紧张。菲律宾多处刁难中国，越南试图把并无争议的西沙群岛纳入“有争议的”领土范围内，美国在该议题上越来越采取进攻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 笔者认为，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对中国崛起感受最强烈的国家，除守成大国美国之外，无疑就是我们的近邻。东盟当初成立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些小国家希望能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同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打交道。再加上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原因，尤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的角色，中国同“近邻”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得到显著改善，更不可能都朝着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客观冷静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承诺中国不谋求欧亚大陆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从而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怀疑和防范，这显得尤其重要。 深耕细作经济外交与公共外交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加紧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但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十分有限。美国智库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虽对中国有所顾虑，但历史上中国鲜有“以大欺小”的记录，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同时，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及时提出“一带一路”等引人瞩目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找到“重返”的立足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机会，等待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或者等待中国“犯错误”，即等到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出现某种让中国邻邦感到极端不安的事件。到那时，美国实质性的“重返亚洲”就容易得多。日前，美国某智库就提出，经过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对峙以及中国激烈的回应后，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多头并进、领导该地区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虽然形势咄咄逼人，迄今为止中国依然保持冷静。中国的确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领海纠纷，但这些国家传统上都是友好国家，且以其实力并不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如果在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动辄以武力威胁，反应过激，可能会促使日本成功地联合域内国家来抗衡中国，更大的可能是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奥援，为其提供掌控东亚的立足点。这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不怕美国“重返亚洲”，更不会忌惮域内任何国家，但在近期若干年，和谐的周边关系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不被美方理解，甚至波折不断，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误解。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深怀忧虑。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沟通与塑造。 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与美国的躁动，考验中国领导人推行睦邻友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努力。消除一些国家日益加深的对华忧虑甚至疑惧，不只是靠外交层面的工作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深入细致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来推动，甚至需要一些民间团体和社会智库出面安排私下沟通与运作。 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眼里，早就不再是一个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弱国，而是一个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中国的一言一行，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铿锵之语和各大媒体不乏情绪与激愤的新闻报道，都会被世界尤其是比中国弱小的近邻仔细解读。 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海风云再起，美国急于“重返亚洲”，充斥于中国媒体的解读是：美国感受到“一带一路”战略在地缘上对其利益的严重挑战，挑拨周边小国闹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日本、尤其是东盟一些国家的媒体上，情绪化的话语相当类似：中国强大了，准备开始以武力改变现状，要开始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了。应该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士越来越多，这对我们防止中国威胁论蔓延、开展和平外交是相当不利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的外交重点之一是孤立日本，切忌四面树敌，张牙舞爪。我们不仅自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更应该让近邻与世界理解并接受我们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 中国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的诚意，相信中国无意重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也无意执行与美国迂回作战的“西进”战略。除了适当规管国内媒体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处乱不惊，适应自己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我们有领导亚洲的责任，需要制定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域内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这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行动的最好策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7-06 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形成改革发展的合力。然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继续放权，还要构建适应多元利益格局的集中统筹机制，使分权与集中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将市场社会的活力与中国的制度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同步进行 十八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者对于新形势下权力关系的调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切实的举措。高层以放权来激发改革，以集中来深化改革，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 下放权力集中体现为大幅度、高频率的“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内容丰富，不单单是解除对企业和社会的行政约束，还包含着赋权给企业、社会和地方政府。比如在工商登记上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就是对企业给予更大信任，推动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体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也支持了专业化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起到了分担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的作用。 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是这次“简政放权”值得持续关注的亮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但是地方多被简单理解为省级，忽视了地方的多层次性，造成权力下放的“中梗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要使地方政府更有力有效、就近就便进行经济社会管理，中央就要把相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放给省一级的，省里要接好管好；放给市县的，省一级要及时下放，不截留，不梗阻，市县一级也要接好管好。除了行政审批权外，立法权和资金使用自主权也在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下放。这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权力集中的统筹功能在实现机制和效果上也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总书记亲自负责多个具有统筹、指导、推动、督促功能的领导小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了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 二是发挥好现有制度机制的协调统筹功能。一方面通过部级联席会议的方式推动跨部门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落实具有统筹功能的部门职权。比如在立法方面，为了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三是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分权与集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都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过程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对于如此激烈的权力配置调整，一些官员认识不统一，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绩竞争的激励机制，官员队伍也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更多显性的成绩，也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就有更大的权力行使自主空间。将权力下放给市场、社会以及下级，既是削弱自己掌握的权力，也改变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各项工作的方式。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在速度还是幅度上超出了一些官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能力，滋生了观望、等待、不作为的情绪和心态。 第二，权力下放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还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被具体化、明显化，造成了各类管治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典型的就是食品卫生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这种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的部门化格局造成了“简政放权”初期的不系统、不协调、不同步问题。 第三，权力下放中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下放权力，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就近就便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和市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不过，权力下放到最后的环节，往往会产生阻滞，或者是地方由于多轮的机构改革，没有了明确的承接主体，或者是地方部门条件有限、能力不足，难以行使好下放的权力，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四，权力集中过程中的党政关系。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党的统筹协调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但在“党政分开”原则并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对新时期党政关系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并造成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状态。 第五，权力集中的监督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修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亲自加上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句，充分体现了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决心。中国并不缺少权力集中的传统和土壤，而且很容易就实现，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着力在理论和制度上平衡好分权和集中的关系 分权和集中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对关系，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以下几点应优先关注: 首先，要做好理论创新工作。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不仅得到自我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也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分权与集中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应当有符合国情、论证充分的理论解释，这样才能为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方向。 其次，要重视权力下放中的能力建设。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事，必须接得住、管得好，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社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等的能力建设。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因为它们是国家职能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的末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5-06-26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 两岸政策始终是台湾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大陆官方一再强调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什么都可谈，只是划下的这道红线，对两岸未来互动是福是祸值得深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在地2,300万人共同决定。在这样的基础上透过良性的交流互动，拉近彼此的感情，未来成为一家人亦属可能。大多数台湾人所期待的是两岸相互尊重，互利共存，而不是少数企业财团所图的让利。以往大陆与台湾接触系透过红顶商人、退休高官、过气政客等买办行为企图收买民心，殊不知这些人员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评价甚低，并无法起到预期目的，大陆官方一再误判只会让中国梦与台湾梦逐渐失之交臂。  务实交流 展现柔性国力 毋庸讳言，这些年大陆对于台湾的态度与做法过于急躁，失去平常心，反造成岛内赞成两岸统一人数的倒退（尤其是年轻族群），不过支持独立的民众也只有23.8%。大陆官方应该首先认清社会事实，且重新思考如何透过两岸正常交流，缩短彼此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即便暂不谈“一中”，对于两岸人民有利的事还是应该共同来推动，拿出泱泱大国的气度，达到近悦远服的效果。 藉此思路，大陆领导人近来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目标在于解决大陆产能过剩、稳定获取油气矿产等资源、强化国家安全及主导区域贸易等战略议题；积极打造中国与周边区域的交通网络，加大开发中西部力度，改变偏重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通过投资建厂、合作兴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希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进而化解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尽管大陆政府一再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力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但是在东海与南海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不安。这些问题包括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在钓鱼台问题上的对抗、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强势态度、在南海加强军事设施等，其效果是对中国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负面影响。台湾内部除部分财团跃跃欲试外，“一带一路”并未引起广泛讨论，民众对此所知相当有限，遑论积极参与。 跨国合作可尝试以“水产”为先 目前大陆政府对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阶段，合作构想及具体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而企业界多热衷于基础硬件建设与对外投资贸易，未来若能透过更多柔性的跨国合作计划推动，相信可以相当程度冲淡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思的实现铺上坦途。鉴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数属水产养殖重镇，水产出口为外汇重要来源，因此大陆不妨在此展现柔性国力，以“水产”做为跨国合作的优先对象。 水产被视为21世纪人类的最佳动物蛋白质来源及贸易程度最高的食品，全球水产品出口额高达1,360亿美元，而亚洲是全球养殖渔业发展最兴盛的地区（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88.3%）。90%的劳动力来自于小规模渔民和养殖户，小规模渔业对减缓贫困以及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贡献卓著。预估到2030年，全球食用鱼近三分之二将由养殖场提供，因此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将发展水产养殖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 中国此次所串联的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多属沿海国家，养殖渔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比如泰国养虾、越南巴沙鱼养殖、印度尼西亚石斑鱼养殖、菲律宾虱目鱼养殖、马来西亚海水鱼养殖、印度养虾、斯里兰卡观赏鱼养殖和养虾等等，都是这些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目前养殖产业普遍面临天然种鱼短缺、鱼苗质量与来源不良、疫病丛生、控制不佳、不当使用生长激素或抗生素、周遭海域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养殖成本提高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优良的天然种鱼虾资源短缺，业者不断采用近亲繁殖造成基因劣化，所培育出来的鱼虾苗体质不佳，对环境变化和疾病抵抗力转弱，死亡率偏高。东南亚养虾业相继遭遇虾苗大量死亡事件，导致养殖业者血本无归，产业几乎崩盘。 设置“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 “掌握种源就能掌控水产世界”，种源是生物资源永续发展及育成新品种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身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生产国（2012年生产了4,350万吨食用鱼）且在育种上有相当杰出的成果，比如成功培育出“大连一号”杂交皱纹盘鲍。该品种采取同一物种不同地理群体进行种内杂交，以中国大连皱纹盘鲍为母本，日本岩手县皱纹盘鲍当父本产生杂种优势，使得“大连一号”适温范围比中国大连皱纹盘鲍提高了2℃，从此中国鲍鱼养殖产业突破天然水温界线，拓展至福建和广东省，缓解了养殖皱纹盘鲍大规模死亡问题，令大陆鲍鱼产量占全球的80％。为了帮助沿岸国渔村经济成长，大陆有足够的实力来倡议成立“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计划”，以大陆为主体，透过融资、人才培训、水产种源交流、大数据建立等，有计划地协助周边沿岸国家进行特定经济水产种源的调查、保种以及相关技术研发，包括养殖鱼种筛选、水产保种技术、健康种苗育成与鉴定等。相信这一做法对沿海国家的渔业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 可参考台湾经验 根据“台湾物种名录”的统计，台湾已发现鱼类（包括淡水鱼与四周海域的海洋鱼类）种类达3,131种，海洋生物种类约为全球的十分之一。为保育水产生物遗传资源、维护遗传歧异度、强化相关国际竞争，台湾花费17.4亿元台币经费建立全省水产生物种源库（含特定保育种源四大支库），共保存了本土鱼、虾、贝类、藻类等近百个物种，具备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可以提供给大陆及邻国参考。两岸政府也可以透过此一公开透明管道进行水产种源与技术交流，同时也可以让台湾的水产种源库发挥更大的功效。该跨国计划不妨由大陆与台湾先行合作确立可行运作模式，然后再推至其它地区。这样的构思同样还可以用在重要粮食作物的保种与育种合作方面。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是台湾拥有充沛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经验，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投资与获利，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与世界往来更加友善，其效果优于文攻武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5-06-18 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 5月31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与泛民议员会面，并在会议中一再强调，香港的特首普选制度要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死硬派”排除在外，泛民议员随即表示坚决反对。这样，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改革方案，在立法会中极有可能无法得到三分之二议员支持，从而被正式否决。早在此次会面之前，香港各界对是次会面已不抱期望，并认为是各自表达立场的一场“公关秀”。所以，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并非如何促成政改通过，而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大型群众运动碎片化 民阵早前宣称，将在政改表决之日发动10万人围堵政总。此举明显是挟去年占中运动的余威，认为可以再次发起大型群众运动。不过，若我们小心分析，便会发现这种宣称可能是姿态多于实际，即使再有大型群众运动，也并非以一致行为冲击政府，而是进一步碎片化，基本会以“游击战”为主。 去年的占领运动，除了史无前例之外，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青年人对港府的不信任与距离，以及一种冲击公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和“没有总领袖”的新社会运动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没有组织性约制，所以“易聚、易散”，持久力成疑，极易过度消耗公民社会的力量。去年79日的占领，耗用民间对反对派的捐助以数百万元港元计；到12月初，街上的占领人数已不足数百。近期，学联在各高校丢掉半壁江山，便是占领运动式微的证明。 在前后不足半年的时间之内，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处在调适过程中，根本就难以发起另一次大型占领运动。此外，政改表决之日与11月区议会选举时间间隔不足半年。反对派各政党现在正忙于重整旗鼓，备战年底以基层工作决胜负的区议会选举。若现在再栽进一场完全没有成效，又丢了地区根据地的运动，无疑就等同于政治自杀。 我们从民协冯检基自去年占领运动之后，极速把“饭盒会”召集人职务让予公民党梁家杰便可得知端倪。冯检基每天都在金钟与“学字堆”（学联及学民思潮）开会，完全放弃了深水埗丽阁选区的工作，而被建制派支持的谢晓虹逼到进亦忧、退亦忧之境。冯检基一直以地区工作扎实见称，他尚且如此，其他“口号第一”的反对派议员，又怎可能掉以轻心呢？所以，从政治利益考虑，即使反对派已有足够的实力，也会在稍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区议会选举中，以保障现时仅有的100席区议员成果，而非提前在政改表决之时，便乱石投林，浪费资源。要知道香港主流民意的温度，是极难维持半年或以上的。 反对派“伞兵”参选恐昙花一现 反对派以固本为主，大型占领又未见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但我们仍需关注由占领运动衍生出来的空降“伞兵”在年底区议会选举中的意义。这群新人是以“被时代选中”、香港民主由我而起的姿态，参与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从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政制发展，无论反对派，或是建制阵营，都理应如此。不过从实际的选举安排来看，这群热血有余的年青人，不但难以取得议席，更有可能拖了反对派后腿，昙花一现。 首先，在占领运动期间，他们没有在广场人潮高峰期，做好分区选民登记，只一味迷恋在广场的浪漫，而平白浪费了区议会选举中最关键的组织工作。若当时，他们能够以全港18区为蓝本，利用“社工复兴运动”及从事小区发展的社工进行分区组织，相信今天的力量将不容小觑。 其次，他们没有了解参与占领运动年青人的心态。年青人除了对香港民主发展有热切要求之外，同时亦存在着一种“好奇、好玩”的越轨行为心态，原因在于若非占领运动爆发，他们绝对不可能在合法情况下占据香港的交通枢纽要道。然而，这种心态并不代表他们有成熟的政治取向。若“伞兵”以这种群众基础去衡量区议会的参选胜算，结果将会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毕竟，4年任期的承诺，所付出的勇气与毅力，将远较79日的占领运动成本为高。 第三，“伞兵”对虚拟世界存在迷恋及过分信任。笔者曾与一些有意参与本年区议会选举的“伞兵”交流，发现他们有一条以脸书上的“赞好”数字来推算得票率的公式。这明显与我们传统上以“人盯人”策略为主的拉票方式大为不同，可信度亦低，原因是脸书上的“赞好”，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即使“赞好”过千，也难以推论是集中在那一个选区当中。 第四，在分区部署上，“伞兵”们没有做好分析。在资源匮乏、时间不足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攻坚，或以“联防”的方式，让选民有推陈出新的爆炸性感觉。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大埔区的民主党党团。民主党在最高峰时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有能力在区议会主席的选任上左右大局，可如今却只剩下一席，而脱胎自民主党的新民主同盟（怡富选区任启邦、富明新选区关永业）却一直守得固若金汤。民建联内部评估需合最少5位区议员之力，才能有效动摇任、关二人。任、关二人的选区就在隔邻，他们就是以联防的策略，向选民“循环”提供服务，让选民误以为不断有新的地区服务出炉。 这种既省时、又省力的地区工作策略，“伞兵”们好像完全没有领悟，反而盲目地把“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作为进击目标，于是便产生“东出一个、西出一个”的情况，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即使稍有组织，例如“我们是未来计划”团体，只是相对集中力量在沙田区，也犯了不知彼、不知己的错误。 回想2011年区议会选举，人民力量大举派出46人参选，表面上追击民主党，实际上是在地区进行有系统整合，让参选人得票数集中在一个选区，多夺一席立法会议席。新界东的陈志全便是在此部署之下，成功跻身立法会。 相反“我们是未来计划”只因沙田区有多名公民力量议员多次连任而押宝，却没想过公民力量与新民党缔结联盟，在新民党强、公民力量弱的情况下，公民力量在沙田区是生死一战，绝对不是可选之区。相反，在民建联的根据地屯门区，有多名“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议员不得民心，地方矛盾非常严重，即便是该区的建制派人士，对民建联议员亦有微言，如此缺乏支持及后防的选区，“我们是未来计划”却没有察觉。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伞兵”在香港的参政议政路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亦难以在2015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积极建立与青年人有效沟通的渠道。要知道，从“思政筑觉”、“杏林觉醒”等新兴组织的名称及构成来看，当前青年人参政议政的组织模式，已经出现“非传统”的新常态。区议会选举对“伞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种新常态，配合全港性选举，例如超级区议会议席争夺，黄之锋之流极有可能乘势而起，所以这才是建制派工作的重点。 关于青年领袖的培养，鉴于去年占领运动的冲击，笔者认为他们最好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与社福界尤其是青年服务团体保持良好关系；第二，激进青年对其不要太过反感；第三，引用安子介先生的名言，“粉红色就好了，不要太红。”

人民币国际化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5-06-01 一、引言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境外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也逐步发展。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于2012年9月17日在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为人民币全面国际化走出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 1996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要，自发产生了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这个是人民币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交易品种只限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 Forward，简称NDF），NDF交易主要在一些国际商业银行之间进行。 2006年3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简称CME）签署合作协议，2006年8月28日CME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货期权合约。这是继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人民币场外NDF之后的第一个场内人民币NDF标准合约。 2012年9月17日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人民币货币期货，让投资者进行汇率对冲，在合约到期日时以本金交收，更方便有商贸往来的公司进行货币支付的管理，也可让不同投资者和商人进行人民币外汇风险管理。离岸人民币期货有助促进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发展，也是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份和避险的重要交易工具；投资银行可用此工具作出相应的对冲以规避汇率风险，通过人民币期货、掉期等其他产品，进行汇率及利率套期以进行保值等风险控制的活动。 港交所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可拓展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及广度。基于此，本文探讨人民币期货在香港的推行状况及主要发展的障碍。 二、离岸人民币期货主要市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已经看到了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机会，并相继推出以人民币为交易标的的衍生品。而新加坡交易所也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并在上市首日受到了热捧，这证明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正逐渐扩大。 离岸人民币期货推出后，将取代不交收人民币远期合约，成为离岸人民币定价的权威工具，未来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来反映。 2.1    芝商所（CME）人民币期货市场 CME于2006年8月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合约，于2013年2月又推出了以离岸人民币汇率为标的的人民币期货。由于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离岸人民币期货都是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标的。 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USD/CNH)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合约，合约面值为10万美元；另一种为小合约，合约面值为1万美元。保证金方面，对于将要到期的近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3,750元，小合约则要1,375元；对于远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8,430元，小合约需要1,843元。保证金约为合约面值的2%，而杠杆比率则接近50倍。 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是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进行交易。在交割日，CME在岸人民币期货采用现金交割制度。多空双方只需要交换相应的美元差额，而不涉及真正的人民币交换。 2.2    港交所（HKEx）人民币期货市场 2012年9月17日，HKEx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美元兑人民币(USD/离岸人民币CNH)。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目前全球市场中既有海外市场中的人民币外汇期货期权产品，有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更有国内银行间远期市场及柜台远期结售汇市场的存在。 HKEx推出的人民币货币期货比较贴合市场需求，对于相关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有较强的适用性。每张合约价值10万美元，只需支付1.24%的保证金，即每张合约保证金约为8,000元人民币；合约的保证金、结算交易费用均会以人民币计价。根据香港金管局的统计，在2010年人民币国际化刚起步时，中国香港地区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只有630亿元人民币，而到2014年底，该资金池已超过11,5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12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3%，同比增加17%，至10,035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人民币活期存款余额为1,769亿元，人民币定期存款余额为8,265亿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东宾 2015-05-28 土地金融创新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等权能，为破解农村金融有效抵押品不足难题打开新的政策空间。2014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此做了32字的总结：“三权分置、确权登记、有序流转、适度规模、家庭基础、农民自愿、农地农用、鼓励种粮。”这些重大改革将推动土地金融进入农村金融创新的主流领域。然而实践中发现，“就土地论土地”的金融创新还不足以有效支撑金融需求，现实要求结合其它农村物权以及增信方式，形成组合模式，开展基于农村土地的综合性金融创新。  组合模式诸领域 （一）产业链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产业化链上下游间的纵向组合模式，对产业化程度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供应链金融服务。可按照这一思路，采取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户提供担保、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反担保的方式，将土地金融与供应链金融有机结合。 （二）经营主体组合。土地金融要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的横向组合，做活“联保”、“互保”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激活土地经营权的担保权能。目前的联保大多是以三户或五户为单位，采用信用联保方式，很容易出现信用风险“传染”，形成集体连片违约，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可探索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组成标的资产池，凭此进行农户“联保”、“互保”，与已有的信用联保方式相结合，实现额度增信。 （三）农村物权组合。土地金融要推动各类型农村物权之间的组合。许多地方单就土地论土地，忽略了实际田间设施投入，以“裸地”核定贷款额度，自然脱离了产业与生产实际。很多地区的创新试点已经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单权抵押”延伸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草场权、滩涂养殖权等，“多权合一”的组合创新时机已经相对成熟。 （四）涉农政策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与涉农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政策之间的组合模式。近期，中国农业银行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就是银行金融创新与政府财政政策组合的范例。农业银行出台的《意见》针对整体性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更多地代表着财政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产业扶贫已成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抓手，但仍有部分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农户难以承担个人自筹部分，需要金融机构支持。在此情况下，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农（扶贫）补贴”模式，既可解决低收入农户的缺额资金需求，又可以提高扶贫精准性，从而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优惠政策。 （五）农业保险组合。土地金融创新还要特别注重发挥保险的作用，探索“金融+保险”组合模式。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保单”组合模式，发挥“金融+保险”协同作用，有效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 再造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组合模式可产生协同效应，但复杂性随之提高，这就要求风险甄别、风险管理与防范措施的配套建设。当前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已经落后于实践发展，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户的信用风险悖论问题，即农民勤劳踏实，信用风险反而高，这是因为只要第一还款来源产生问题，即归入农民的信用风险。这样一来，所有风险最终表现为农户的信用风险。 根据当前“三农”实际，可探索建设依“责任主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原则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旦发生风险，依风险类别对应不同的主体责任次序。若发生自然风险，则保险公司的保单赔付为第一责任；对于经营风险，农户为第一责任人；因农户信息不准确导致信用风险时，承担担保责任的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第一责任。这样的原则下，风险不是被简单地归并到农民身上，而是分解厘清风险来源与特点，并与不同的责任主体相对应。 具体而言，自然风险与保险机构保单对应，补贴到位风险与政府机构对应，信用风险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应，经营风险与农户对应，市场风险与订单对应等等，组合模式涉及的各主体依市场角色各自对应不同的风险处置责任。这样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保单及时赔付，政策补贴及时到位，市场订单按合约执行，帮助农民综合管理各类风险。 政策建议 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建立风险防火墙。新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是“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后，金融权能进入“经营权”权利束，这意味着土地金融创新应限定在“经营权”范畴，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金融创新，首要原则是金融风险不能转嫁或波及到“承包权”。这样的金融创新才符合“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要求。 （二）土地金融创新应放入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范畴考量。与土地制度改革相对应，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众所周知，家庭经营农户生产技术强、诚信程度高但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是农村金融“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群体，因而也是农村普惠金融建设指向的主要对象。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促进各主体的平等诚信。基于“风险类别与责任主体相匹配”原则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上的“风险和利益”共同体，并且可以真正更有效地分解出农户的信用风险，从而更有利于保护位于产业链末端的普通农户，因而这种创新机制将导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 （四）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金融创新开始进入大型金融机构的视野，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今年8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总行层面推行该类型贷款的大型商业银行。 （五）发挥好“一平台、一基金”的作用。各地的试点中普遍构建了“一平台、一基金”作为保障措施，即土地融资服务平台（政策性担保平台）和财政出资建立的风险补偿基金。商业性担保职能侧重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担保职能侧重家庭经营农户和普通农户，风险补偿基金则侧重中低收入农户特别是困难农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景烈 2015-05-19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本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充分领会此次会议显示的方向性信息，我们有必要了解两年多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深入辨析目前流行的舆论意见，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中央经济政策呈现执中特点 从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的经济决策总体上带有折中主义或谨慎的特点。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决策层同时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下面两个方面，这一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国企改革谨慎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当时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不过几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会”上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他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比较谨慎，没有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六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会在2015年初出台。 其二，在“降速提质”方面，官方也比较谨慎。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档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2013年6月底，央行未按惯例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令2013年避开了危机的爆发。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在2013年7、8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对官方的经济决策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是当危机确实逼近时，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让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发挥自动调节作用的思路有所调整，政府更为重视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为明显，依靠改革红利来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有所丰富，政府重新拿出传统办法，通过大幅提高铁路、农田水利、港口、城市基建等领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一个解释是，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从历史来看，速度下降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却上升、速度下降收入却上升的情况，其它国家成功的案例不多。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企图在速度下降之时仍能提升质量、提高就业和提高收入，难度较大。其一，在放权与扩大私企投资领域的刺激之下，私企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上升。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要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加大投资的动力不足。其二，创业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正如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三，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降低经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也就很难为中小企业解困；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维持高利率，不仅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总的来看，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这种痛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尽量缩短持续时间。 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 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字显示，美国经济7至9月份以5%的年增速增长。个别美国经济学家盼望美国高速增长，跑到中国来却说低增长是好事情。中国决策者对各种理论说法需要抱有必要的怀疑，并根据现状做审慎分析。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需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作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包括质量），这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实践所证明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企图在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难度较大。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第二，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可能导致经济休克。对这一点，不仅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认识，中国知识界也没能将这一问题争辩得太清楚，因此不能苛责政府。在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紧跟着就指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可见，“稳增长”与“调结构”被视为相对立的两个目标。 “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并不是好的调结构；更具体而言，调结构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调结构，都不是好的调结构。比如，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方向的调结构，实际上未必一定是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降级，因为第三产业未必比工业高端，否则美国政府近年来也不至于试图推动部分制造业的复兴。对我国经济工作来说，最为可取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是促进稳增长的调结构。 第三，国企改革的几个理论误区有待澄清。近期，一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再次纷纷抱怨一年来国企改革陷入了僵局。例如，“现在国企改革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又如，“在过去一年，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陷入了进展迟缓的僵局。”这些学者的抱怨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两会”上的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并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企改革，运动式的私有化是错误的，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政治合理性；国企去行政化、党管干部变为职业经理人制、股权激励等所谓改革措施，未必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对资源的掌控。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澄清。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5-11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国家间竞争是全方位的，当前话语权的竞争日益突出。话语权不仅是表达的权力，还是国际事务中引领舆论、设定议程、构建共识的能力。与物质层面的权力相比，话语权具有柔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然而，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政治和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APEC会议的成功尝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表明了最高决策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举措中，最近刚结束的APEC会议无疑是中国综合运用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全面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会议主办国的优势，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丰富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选择。据统计，在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的100多项合作倡议中，其中50多项是中方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各方支持。 第二，依托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办法。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受制于各方观念或利益的冲突、资源的限制，难以解决，中国提供的方法不仅超越意识形态，而且愿意先行先试，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积极推动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拿出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 第三，创造性地将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国际社会关注、分享中国经验。比如，中国在会议上首次倡导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的合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积极倡导反腐败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平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所做的探索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赛会之外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会议、推动多边谈判方面的能力，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维度。 国际话语权建设正反侧重点 本次会议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外交遗产，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国际话语权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分化和变化时期，多元化和力量重组趋势明显。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更加重视，并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变化，不能只关注西方社会，尤其是不能只考虑美国的接受和认可，还要综合权衡国际社会中不同利益方的关注点，通过提出创造性方案，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在打造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动作用。 其次，要处理好国家主导的话语与社会表达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有助于提高话语权建设的一致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中表达的效果，提高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过，国家主导的话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与国际社会的接受习惯不匹配，二是话语表达形式程式化过强，难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活力。因此，要在发挥国家主导话语体系建设优势的同时，还要为国内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奏响和音。要做到这点，一方面要改进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从社会创造的鲜活话语中汲取营养，缩小国家与社会在话语表达上的差距，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双边、多边外交中，搭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平台和机制，增强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第三，要重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加以“普世化”。中国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具有普适性，可供其它国家参考借鉴。例如，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在包括APEC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场合，倡议大力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广泛赞同和实质化落实的原因。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就是一个可以“普世化”的经验。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将“中国特色”极端化为“中国例外论”，给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套上枷锁，并把自己疏离甚至对立于国际社会。只有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将其抽象化、理论化，才能使对国际社会的说服，从简单地举例子提升到理性思考对话的层次。 第四，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中国是一个边界邻国众多的大国，并且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双边外交是中国解决许多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必须看到，随着许多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多边外交活动除了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不断搭建新的多边交流平台，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点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与各国联系的紧密度，我们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APEC会议、G20峰会落户中国就说明了这点。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利用多边机制，来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多边关系中团结和凝聚更多的力量，通过有效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的文本支撑。增强话语权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工作。目前进行的国家对外传播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成果形式多样，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媒介和载体，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外翻译缺乏统筹规划，内容和语种的配置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重视不够；二是重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文本，而一些文件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透明度的提升，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全面理解。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内宣”的思维来思考、规划和评价对外传播。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内宣传经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也容易发动宣传动员，形成一致的舆论局面，但是在对外传播时候，切忌过度强调一致性、正式化、单向性以及高频率，应该有更强的受众意识、分众传播意识和互动意识。二是追求政绩的思维。话语权建设不同于经济工作，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能急躁冒进，搞“大跃进”、“形象工程”，那样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