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11-08 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从根本上说，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提到，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如果从2007年算起，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十个年头，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弱增长的局面，而更为严重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货币和市场演化路径，业界仍难以看清楚。为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反思了过去十年经济、货币和市场的运行格局，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新型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1）全球资金供需失衡，利率水平没有最低，只有更低；2）虽然低利率在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利息支出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它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弱增长格局仍将继续；3）多余的货币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美国股市大幅上涨，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低利率和负利率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分析全球和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全球低利率将持续较长时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特别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降到2016年9月初的1.6%；日本和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由正转负，其中日本从2009年底的1.3%下降到目前接近-0.03%，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2009年底的3.5%到下降到目前-0.1%左右。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例外，相较于2009年的收益率相继出现了下滑。以金砖国家为例，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滑到当前的2.7-2.8%左右。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实际利率均处于下降态势。低利率反映了资金供需失衡，资金供给持续增加，而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下降明显。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普遍放缓，资金需求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资金需求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能有效复苏，15年全球GDP实际增长3.09%；IMF今年两度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3.4%，世界银行也将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4%。从资金供给角度看，全球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且发达国家老龄化日益加深，这将提升整体储蓄水平，造成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而退休年龄并没有跟随调整，只有更多的储蓄才能满足未来的消费。此外，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也会提高消费率。2011年后，美国的宏观储蓄率上升，从2011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23%。中国的宏观储蓄率近两年来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仍处于高位（2015年储蓄率为39%，1978年至今的平均水平为42%）。全球经济增长偏弱市场利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为了平衡资金的供需，让经济增长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利率仍需要进一步下调。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顺应这一要求迅速下调了政策利率水平。虽然美联储去年12月率先加息，但今年以来，其未来继续加息的步伐显著放缓。即使美联储加息，其实际利率水平仍继续处在低位。到目前为止，全球有五大央行实施了负利率。2012年7月5日，丹麦央行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05%，目前-0.65%；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下调存款利率为-0.1%，目前-0.4%；2014年12月18日，瑞士央行将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75%，-0.25%），目前该区间在（-1.25%，-0.25%）；2015年2月12日，瑞典央行将回购利率下调至-0.1%，目前-0.5%；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对银行部分准备金设定-0.1%的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负担。比如，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日本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日本政府债务率持续上升，但其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反而下降。中国企业部门总债务高达100万亿，这两年利率下降，其每年的利息支出在下降，利息占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下降。然而，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货币政策显得无能为力。为什么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原因是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或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E数据从2011年的10%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而同期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用PPI平减）从4.7%上升到11.5%；借贷成本显著高于资本的投资回报，理性的企业不会借贷投资。从美联储计算的美国数据看，2012年中以来，美国的自然利率水平处于负值，而长期实际利率仍高于自然利率水平。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目前美国3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在0.6%左右，高于去年的自然利率-0.18%。过多货币流向虚拟经济由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不足，不少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利率水平已经非常低，扩张的货币难以促进利率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的作用消失，大量的货币流向虚拟领域。2009年后，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大幅上行，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美国股指从2009年的低点已经上涨了295%。即使在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稳定的巴西，2009年以来其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了1倍多，按照美元计价，也上涨了50%。资产价格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上，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低利率和负利率使得金融机构本身更加脆弱。一方面，低利率和负利率直接降低银行的息差收入，降低银行利润；另一方面，低利率、负利率促使银行加杠杆、配置高收益低等级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坏账等）。欧洲银行业的危机显示负利率通过多渠道威胁银行业经营，在极端事件引导下投资者对其丧失信心，股价下跌，资产进一步缩水，形成恶性循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2007年扩张到5倍后，已经开始停止增长，其相对于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全球货币边际趋紧。今年12月美国加息概率进一步上升，美元有可能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半的盘整之后重新上涨，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冲击，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平静局面可能被打破。可以这么说，全球包括中国市场的脆弱性都在上升，金融市场经不起大的风吹草动。如何走出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低利率环境下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并非无解。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要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长期增长动力；要么增加增长消费支出或者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居民消费率，并纠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1、短期政策：宽松财政。全球低利率环境反映了资金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可以利用过剩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当期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效率；财政支出的另一个方向是提高政府消费率，从而降低居民储蓄动机，降低整体储蓄水平，减少资金过剩的局面。此外，在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财政乘数扩大，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小，财政政策更容易发挥稳增长的作用。从主要国家看，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未来财政扩张空间受限。据IMF统计，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净债务占GDP比重达到70.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仅为45%。主要经济体的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0年超过100%，目前已达到249%，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9年超过100%，目前在130%左右，而欧元区虽然未超过100%的国际警戒线，但金融危机以来也显著提高，目前在90%左右。与发达国家不同，新兴市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多较低，相较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中国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很大。目前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占GDP比重大约在57%（狭义政府债务占比40%），据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空间，在经济下行、结构转型背景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其它国家不同，考虑到中国政府有巨量的资产，其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存在更多的机会。2、长期政策：结构性改革。本轮全球经济的疲弱，除了周期性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原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不过，目前全球范围内改革进程都比较缓慢。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这种下降背后的效率下滑。我们计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显示，在2007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3、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无能为力。宽松货币政策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为松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没有货币和信贷的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从国际上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改革前景来看，短期内均不太乐观，预期未来几年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的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的格局仍将持续。总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货币政策还有空间，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如果未来改革取得实际进展，则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将上升，也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6-11-08 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通过金融手段使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杭州峰会议题，并设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负责。该小组向峰会提交了《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设计出七项可选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七项措施包括：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的提出表明中国最高层全力支持并推动世界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决心。环境污染治理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WHO）9月27日有关全球空气污染的报告指出，由细颗粒物PM2.5等导致的污染正在全球蔓延，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肺癌等相关疾病，空气污染“已成为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WHO对卫星图片和地面约3,000处的观测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球92%的人口居住在PM2.5超过WHO标准的地区。WHO还计算出了各国的平均污染值，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为54微克，印度更高达62微克，远远超出WHO的10微克标准。《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环境污染仍然处于高位水平。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电磁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中国至少有1,300万至1,600万亩的耕地受到污染，约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威胁到每天食用的蔬菜，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甚至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而是一个切实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社会医疗成本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变得越来越超越国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今年9月3日，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宣布批准《巴黎协定》，翻开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新篇章。此前共有23个国家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程序，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占比很低。作为碳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入《巴黎协定》必将加快它的正式生效。虽然其它国家还在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以批准协议，但中美的行动将对参加G20杭州峰会的其它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建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环境工程追求环境污染越少越好，但是经济学追求一种优化和平衡。给定某一时期技术条件下的特定工艺水平，各种污染排放可以看成是产出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要用火力发电，要生产出钢铁，就不得不排放废气和废水。近年出现的“APEC蓝”、“G20蓝”说明，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关停。然而，难道我们不需要考虑“关停”环保方式的代价？此举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我们需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绝对的零污染，而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正确的经济政策引导。严格地说，环境问题都是由外部性引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的是某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而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正因如此，环境问题的治理也必须紧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放税。直接对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征税，让其单位排放的税率等于其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经济效率。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才是最聪明有效且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呢？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融资行动更加环境友好，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历史上，绿色金融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益性质。早在1974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保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由于很多环境治理或者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好，相关企业就需要政府税收或补贴的激励，而由于其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营利性差，普通的商业银行不愿为其提供贷款资金支持。因此，上世纪70年代德国银行的做法，实际上发挥了一种政策性银行的职能。2002年，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即国际银行业赫赫有名的“赤道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把银行的贷款审查，从传统的财务和抵押等经济指标，变得更加综合，包括了企业的碳排放、污染情况等。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把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要推广绿色金融，最大的障碍不在银行，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对目标企业进行绿色考评的机制。我们对企业的信用有成熟的考评经验，但对于其环保行为并没有对应的机制可做参考。这样一来，银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很难实施绿色金融的对应举措，因为银行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付出成本去鉴别企业的环保或者能源消耗状况。绿色金融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只是一种尝试和摸索。在我国，要想绿色金融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尽快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金融机构需要携手环保部门及能源相关部门，制定企业级别的绿色征信体系。对环保做得好或者单位产出能耗低的项目或企业，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时优先考虑。除了贷款额度的照顾之外，还可以结合政府补贴，为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除了既有的被动处罚等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引导企业主动选择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政策信号可以让社会资本的关注点转向拥有政策红利的绿色经济，有力促进业界形成绿色价值观，引导绿色投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潮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 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 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 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 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 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 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 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 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 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 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 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 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 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 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6-10-14 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中国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其中南海岛屿仲裁案最为典型。有关国家动员了国际制度来扩大影响，力图占据国际舆论和“道义”制高点。这些热点问题的产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推动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实属预料之中，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产生何种影响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洞察力、研判力和回应力。尽管在应对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不能因噎废食，畏手畏脚，更应该坚持“边干边学”，在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这样才能更快地使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战略能力更好地匹配起来，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国际问题“国内化”进一步深化在互联网时代，国际问题“国内化”出现新条件和新形式，限制了国家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也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创造了新的机遇。参与者的增加，提高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任何国际事件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发生的，参与者既有国家政府，也有各类社会主体。这不仅增加了事件解决的复杂性，也分割了国家自主行动的空间，造成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即使是实力相对弱的国家也会动员国际舆论，利用国际制度，在国际冲突中占据某种优势，对实力更强的国家进行反制。国际问题成为国内民众参与的新平台。借助互联网，国内公众在国际事件中，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结果的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全过程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跟踪事件进展，挖掘事件发生缘由，丰富了相关国际知识；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议论，形成社会讨论热点，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甚至将国际问题与国内相关问题、地方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内问题的复杂化，并增大了产生意料之外社会政治后果的可能性。尽管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之间意见的分化增加了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但是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重外来侵略屈辱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记忆往往会设置社会舆论分化的底线，使多元化的社会在国际问题上较快形成共识。当然，这种不需要动员的爱国意识也存在着蜕变为民粹主义的危险。软实力不会与硬实力同步提升在南海岛屿仲裁案上，许多评论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缺乏对外话语权上，将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种认识固然有合理性，但是各方没有看到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家综合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因素。进一步说，这种认识也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中国国家硬实力极大提升了，软实力也应该相应提升。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很容易诱发急躁心理，忙于批评对外宣传不及时、不得力，抱怨其它国家不能理解我方诚意，而不从更大的背景来查找原因。这实际上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唯心主义”。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是后者不会随之同步提升。在一些情况下，实力相对弱的国家往往可能有更强的软实力。这就是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将美国称为“纸老虎”，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获得广大第三世界支持以及西方国家许多民众的认可，拥有富有号召力的话语权。那段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最珍贵的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关系的正确判断，以及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国际正义性。硬实力的快速提升往往会给软实力提出挑战，因为观念的变化滞后于物质变化。新兴国家动摇了守成国家的地位，后者会以软实力来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捍卫自己的正统地位。新兴国家既需要通过软实力说服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信任自己，也需要以自己倡导的价值和采取的行动来显示国际格局新变化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新兴国家运用软实力的能力往往不足，容易在许多场合造成“言行不一”的假象。从这个角度理解，对外话语体系并不神秘，是一个国家解释自己国际行为合理性、说服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或认同的一套价值理念、概念判断和论证逻辑。每个国家都会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体系并不能直接转变为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权。提升对外话语权，固然需要从受众角度改进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效果，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乐于接受，同时还需要从其它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提升本国推崇的价值理念的“世界性”。中国人民恪守的价值理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二是要使本国的制度运行彰显出这些价值理念的力量，而不是相互“两层皮”，甚至相互矛盾。三是要在各个层面的国际交往中积极践行这些理念，形成对外有层次有配合的“合唱”。善于区分国际问题的优先性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导致国际问题爆炸性出现。国际联系的拓展深化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更深地卷入各类国际问题之中，经常被动地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过多的国际要求和国内期待。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应对如此繁复国际问题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认真权衡，区别优先顺序，分类解决。在优先排序中，问题的传播性、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性以及涉及国际主体的多样性是三个值得重视的标准。问题的传播性越强，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会越大，越应该给与更多的关注。当下，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传播，形成不利于中国的传播定式。这就需要决策者冷静清醒地对待西方媒体的“热炒”和歪曲评论，不要为其左右，同时也要了解西方传播规律，拓展传播渠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任何国际问题都会诱发国内反应，并与国内问题形成联动。联动性越强，越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有限，政府可以有效调控国际问题的国内影响。国内社会的态度也可以用“开放－保守”的二分法衡量。现在，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大大扩展了，超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严重。国际问题很容易与国内问题找到互动点，一些国际力量也能在国内某些群体中找到依托，从而使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具体化、物质化，增加了政府应对的难度。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提升对外战略行动的统筹性尽管中国的对外关系主体日趋多样化，对外交往渠道向多层次发展，但是对外战略始终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必须时刻重视统筹性。多样化是中国对外战略实施的新背景，今后做到统筹比实现统一更具有挑战，因为统筹不是“步调一致”、“众口一词”，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形成整体合力。首先，统筹是思想认识上的。尽管对外战略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国内建设，但就具体的对外行动而言，对外效果是首要的，不能用国内标准来衡量对外行动，也不能将对外传播与对内宣传混淆起来，人为干扰对外行动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要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筹。社会的多样化，增加了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难度。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主导者，应该主动适应新变化，通过提高对外事务的开放度，增加社会参与渠道，推动专业化智库建设等方式，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既要保护社会关心国际问题的热情，也要保持国家决策和行动的理性。第三，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更多的部门参与到对外事务之中。它们虽然熟悉国内情况，但是缺乏对外经验，并且与传统的对外部门存在着隔阂。加强部门统筹除了要继续发挥好中央有关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外，还要提高各部门的对外战略意识，增强专业化能力。第四，也要重视军政之间的统筹。军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工具。军队不能独立于国家对外战略之外，应该服从对外战略的需要。尤其要减少对争议性问题的各种“发声”，避免将外交协商谈判直接引向强硬对抗。这虽然显示了国家实力，但并没有增强国家的对外话语权和软实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10-07 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继续关注。 一场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制造、美国背后导演、日本从旁鼓动的南海仲裁闹剧，终于在2016年7月12日揭晓。一个对南海岛礁主权完全不具有管辖权、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将南海诸岛全部裁决为不具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礁”，包括由台湾部队所掌控、常年拥有淡水与新鲜蔬菜的太平岛也被裁决为“礁”，致使两岸舆论一片哗然，同仇敌忾。由于民进党和5月20日上台之后的蔡英文政府，完全奉行一面倒的“联美日、反大陆”政策，此次南海仲裁结果无异于“打脸”民进党，证明台湾只是美日强权为了围堵中国大陆而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面对台湾社会的群情激愤，蔡英文当局必然需要作出表态。蔡英文先是在第一时间登上执行南海巡弋勤务的康定级巡防舰，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并在7月19日举行所谓“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应对南海仲裁案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随后蓝绿两党共八位立委也组织考察团于20日搭机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尽管由于此次南海仲裁案将太平岛裁决为“礁”，逼使蔡英文当局不得不有所表态，但是细究其公开主张的政策内容及后续行动，不仅没有强烈捍卫主权，也没有提到“U形线”或“十一段线”，甚至还提出将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和“运补基地”，留下引人遐想存疑的空间。此外，蔡英文在东海问题上，除了口头主张拥有钓鱼台群岛的主权之外，在“冲之鸟礁”是“礁”而非“岛”的问题上并无表态，还推迟了原定于7月底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甚至在琉球问题上出现可能将承认日本对琉球主权的迹象。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蔡英文在7月19日的“国安高层会议”上，对南海问题制定的四项原则如下：第一、南海争端应依据国际法与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第二、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相关国家和地区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第四、中华民国主张应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且愿在平等协商之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促进南海区域之和平与稳定，并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此外，该会议还决定了应对南海问题的五项做法：第一、捍卫渔权，强化护渔能量，确保渔民作业安全；第二、多边协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对话沟通，协商寻求合作共识；第三、科学合作，开放科研名额，由相关部会邀请国际学者至太平岛进行跨国性的生态、地质、地震、气象、气候变迁等相关科学研究；第四、人道救援，请外交部与相关国际组织NGO合作，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第五、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以强化台湾因应国际法律议题时的能量。从上述具体表态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中，可以归纳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以下五个特点：其一、只谈渔权，不谈主权，并且避谈“U型线”与“十一段线”。其二、强调国际法与海洋法，不谈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其三、强调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呼应美日对中国大陆施压的论调。其四、强调多边机制和多边协商，欲以此和南海域内外国家开展所谓的“积极和平外交”。其五、假借科学合作、人道救援和运补基地之名，邀请所谓“国际学者”与“国际组织NGO”进入太平岛。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可以再进一步推导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首先，以模糊表态平衡内外压力。一方面，蔡英文政权的维持需要得到美日两国的支持，因此蔡英文不会在公开正式的政策声明中开罪美日；另一方面，面对台湾内部普遍认为在南海仲裁问题上被美日出卖的激愤情绪，蔡英文又必须做出有关表态。因此，蔡英文选择以一贯的模糊方式，在内外压力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其次，以类似论调向美日输诚。蔡英文不仅在决策声明中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美日两国，甚至还呼应美日关于国际法与海洋法、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的论调，进一步向美日输诚，表态将继续站队在美日一边，并间接保证将不会借南海仲裁案风波，挟台湾民意为筹码来向美日要价。再次，无意借南海问题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从蔡英文没有提到“U型线”与“十一段线”来呼应大陆对“九段线”的主张，再加上有关航行自由等与美日类似的论调语言，可以表明蔡英文无意将南海仲裁结果作为与中国大陆缓和与修复关系的契机，同时也表示在蔡英文任内两岸官方绝无联手共护南海祖产的可能。第四，意图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在此南海主权受到侵蚀之际，蔡英文却提出在太平岛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人道救援中心、运补基地等措施，不仅与守护主权无关痛痒，而且还“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质意图是开放太平岛，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假借“国际学者”与“国际NGO”的名义登岛，甚至不排除为美日舰队提供运补服务的可能性。相较于台湾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维护主权却因违反程序而将被开罚，太平岛的进出规定竟然明文包括“外国籍人士实际从事参与国防安全事务人员”，再加上此次蔡英文正式提出将开放“国际学者”与“国际NGO”进入太平岛，可以合理推断这将为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打开大门。倘若此项意图得以成真并遭曝光，必然将引起中国大陆和美日之间严重的外交冲突。当年北京与华盛顿就关系正常化达成的三项原则是美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军乔装进入太平岛必然将冲击到中美关系的基石。第五，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美国在推动针对中国大陆的“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逐步谋求将第一岛链向前推进到新岛链，该岛链由北至南包括韩国、钓鱼台、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并从今年年初开始在黄海的朝核问题、东海的钓鱼台问题、台海的两岸问题、南海的岛礁仲裁同步发难，形成“四海共振”与“四海围堵”战略进逼态势。综合以上四点分析判断，可以将蔡英文在南海政策的表态和意图，总结为进一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蔡英文在东海政策上的意图台日在东海区域有关的议题，主要包括钓鱼台群岛的主权归属、冲之鸟礁、台湾渔权、台日渔业会谈以及琉球主权问题。首先，在钓鱼台问题上，蔡英文虽然在今年胜选当晚便表态称“钓鱼台主权属于台湾”，并且在李登辉公开主张钓鱼台属于日本时，及时再次表态称“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然而，相较于马英九曾经派军舰护航台湾民间的保钓船队，蔡英文在维护钓鱼台主权上缺乏有力的实际行动，在上台执政后也几乎对钓鱼台问题禁声失语，其意图就是为了不影响台日的友好关系，并继续取得日本的支持。其次，在今年4月25日台湾“东圣吉16号”渔船在距离冲之鸟礁约150海里处遭日本连船带人扣押之后，蔡英文仅表达将“全力捍卫”，而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发言人童振源则表示，在联合国大陆礁层界线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宣布前，对于冲之鸟是“岛”还是“礁”不持特定立场。蔡英文当局始终不在冲之鸟礁问题上指责日本，已清楚说明其意图是不惜牺牲台湾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取得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其三，原定于今年7月28日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不仅在会谈举行前便取消台湾渔民代表的出席权利，而且还被民进党以“准备不及”为由临时取消，其意图明显是为了配合7月31日苏嘉全率队访日，避免因冲之鸟礁争端、东圣吉事件和台湾渔权问题破坏苏嘉全访日期间的友好氛围。最后，十分关键但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不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从日本方面取得更多支持，在其任内正式承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日本的可能性。琉球曾经维持数百年独立王国的地位，于1879年被日本强行并吞殖民，二战后琉球至今仍处于托管地位，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拥有琉球的主权。在过去数十年间，台湾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的一方，对外正式文件只称“琉球”而不称“冲绳”。然而，陈水扁在2006年将原来的“中琉文化经济协会驻琉球办事处”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驻琉球办事处”，此后又于2007年进一步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那霸分处”，形同对日本的琉球主权立场予以“事实承认”。今年6月26日在冲绳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台湾人日本兵纪念碑”的揭牌仪式，此碑又名“冲绳台湾之塔”，是为纪念在二战琉球战役中丧生的台籍日本兵而设，蔡英文还特地在此碑落款“总统蔡英文”。从此迹象来看，未来完全不能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取得日本更多的支持，而直接正式以“法理承认”来支持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立场。若果真如此，未来恐将使琉球复国几乎再无可能，而两岸未来都将难以过问琉球地位问题，从而使日本和美军基地对琉球的占领永久化，进而冲击中美日未来在第一岛链上的战略博弈。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两岸各界继续关注和警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9-30 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重新划分香港的政治版图，也会牵动明年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现时香港的立法会主要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对峙。新一届立法会恐怕将会出现泛民主派、建制派与本土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民建联在选前已经在港岛及新界西各减一张出选名单，几乎可以肯定建制派在直选中，应该无法交出上一届的成绩。“占中”事件之后，年青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不抱期望，甚至在紧绷的政治环境下，认为要与中央完全割裂。他们提出的命运自决，正是与传统泛民分道扬镳，却在选民的基础上，与泛民的支持者雷同。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泛民主派部分议席很可能被本土派取而代之。若果本土派进了立法机关，并取得了资源，将有可能会是一团不会再熄灭的政治火焰。在不能分裂国家的前提下，中央只有以更保守、更强硬的姿态对付港独力量，但这些手段必又会引起香港同胞的反感，并且为香港的“自然独”增加了合理的基础。这个恶性循环肯定会让中央与香港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回想回归19年来，香港的政治生态是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所构成的。双方在各次选举中虽然互有输赢，却令政局得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从历次立法会选举中两大阵营总得票都是“六比四”便可以找到答案。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略占优势，但他们的核心价值中，始终仍保留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这点正是与建制派相近及可以与中央沟通的关键。相反，本土派的自决主张，有可能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点既不可容许，也不应该给予任何机会让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严格来说，本土派的支持者是以年青人为主，而年青人的“命运自决”观念从占领事件至今一直没有政治空间、时间得以沉淀，原因在于占领事件之后一连串的后续发展，例如重启政改无期、各类相关检控开始、建制派议员的议会表现持续不得人心、社会气氛持续躁动等。2016年6月21日香港大学民调表明，18至29岁年青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创下回归以来的新低，跌至8.5%。面对这种极易擦枪走火的情况，任何以爱恨喜恶作判断、非理性选择的表态政治行为都应该要尽量避免。我们从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看到，民建联议席减少了17席，比率大跌12.5%。再看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本民前梁天琦仅以19天的选举工程，便夺得了66,524票，这主要源于由表态政治行为促成的“仇恨票”。它并不等同于“港独”，主要表达了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建制派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在是次选举各张名单的政纲之中，不是“区议会化”地提出民生议题，便是出现一些说了等于没有说的文宣，例如提出“上善若水”，这对一般选民来说真的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种稳中求胜的选举策略，在进一步碎片化的香港政局中当然有作用，因为传统建制派的基本盘是非理念性的组织票，而组织票在极具争议的政治规议题下，他们的投票意向仍是不易被动摇的。可是，新的变量是出现大量非理性、具突然爆炸力的“仇恨票”。组织票的增长速度恐怕远远不及“仇恨票”。这对建制派是个极大挑战。只要冷处理事态发展，任由泛民主派与本土派互相攻击，建制其实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可惜，特区政府在今年7月主动地抛出了极具争议的参选“确认书”；再于8月主动提出港独议题不应带入校园，强调“港独”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是非题”等论调，并由全国政协拟向中央紧急提案，要求将煽动港独列为刑事罪行。其后，在选举前10天，中联办先行拒绝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台湾讲者访港，再爆出新界西参选人周永勤突然退选离港。一连串密集的政治事件都是催化“仇恨票”最有效的政治动作。根据香港大学滚动调查数据显示，在提名期前，民调反映只有梁天琦及游蕙祯有比较大的机会进入立法会。在8月2日梁天琦、陈浩天均被取消参选资格之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已由2席增加至4席。至8月28日特区政府连串政治事件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更由4席增加至7席，支持倾向港独的参选人的比率更比提名前大增39%。我们必须留意，港大民意调查的电话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以固网家用电话进行。考虑到年轻人主要使用手机，而港大民调难以反映手机使用者的投票意向，本土派的支持率有可能比滚动调查的结果还要高。这表明特区政府一连串政治动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变相推动了港独的发展。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同时，本土派在不需要整合及采用弃保策略下，若能以各自爬山的选举运作取得7席，即变相占领了立法会中的10%，在这个势头之下，本土派一定不会甘心ABC（Anyone but CY，即除了梁振英谁都行），而是会把一腔愤怒合理化为港独主张，即ABC（Anyone but China）。这将极不利于香港的管治，亦会从根本上破坏“一国两制”。为免恨错难返，建制派亟需改进选举策略。第一，在选举最后一星期，千万别再出现任何引人反感的言行，促使未有明确投票意向的三成选民同情本土势力。这些选民即使心里反对港独，投票时极有可能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票支持本土参选人。第二，9月1日是全港开学日，特区政府应对“港独”的“学术”讨论稍稍作出善意诠释，以免退一步开罪全港约85,000名教师。第三，还要预期本土派的终极文宣，例如：“投票给我 = ABC”，及早制定冷处理的策略。一切等到9月4日立法会选举之后再议为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6-09-23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 习总书记在7月4日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有效转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粗放型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等共性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重要基础件、关键新材料等仍大量依靠进口，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被动性。尽管今年的《财富》500强名单上，中国企业占了约五分之一席位，和美国入围企业的数量继续接近，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入围中企和美企在产业结构上明显不同，企业发展模式的差距较大。除金融行业外，中国上榜企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资源、钢铁等科技含量不高的传统行业，创新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相比较而言，美企则集中于生物制药、金融和航天等现代产业，创新势头持续强劲。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三个组成部分。从增长效益角度考量，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放缓、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因此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推动国家高端产业的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确立对西方企业的优势地位，已是迫在眉睫。国有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国企都承担着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缩小与西方先进技术差距、最终实现科技领先世界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集中了国家优质研发资源和人才，我国企业中设立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绝大多数设在国有企业，企业中的工程院院士也绝大多数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编著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2015）》，将中国创新企业分为高端制造业、能源业、电子信息业、生物业、节能环保业五大类，并各自排出企业自主创新前100强，国有企业占有率依次为80%、90%、70%、60%和50%以上，各行业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和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装备等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为中国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大幅推动中国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盈利性和公益性双重性质，盈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公益性体现为国企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企的特殊性决定其不仅具有“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一般职能，而且具有实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尤其是投资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技术研发方面，国有企业以其雄厚的人力、财力及资源调配能力，为科技创新开辟了道路。在技术创新上，国企具有其它企业所不具备的要素调配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能够承担起引领创新型驱动发展的使命，实现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为整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人才及资金支持。因此，国有企业不能单纯以利润率为衡量标准，而是更要注重其为国家的高端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包括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培育、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市场远景的探索与开发等。对于非盈利性的基础型、公益型产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完全交给非国有企业是不现实的。国企可以有效约束资本的趋利性，积极推动国企和民企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进而在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我国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劣势和受到的歧视问题也不应回避。长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企业制度文化，导致国企现有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直为外界所诟病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将国企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亏损转嫁于政府补助，使得国企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有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和资源垄断，例如，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的生产要素的特殊资格，垄断利润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等。从外部性来看，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到4%；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家安全壁垒、技术标准、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等理由排挤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保护其本国企业，使得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环境风险不断加大，严重阻碍了国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企的技术创新。上述诸问题的存在，都不应该成为否定国有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理由。在当今的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国企继续发挥资源充沛的优势，克服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的劣势，不断优化、强大自身实力，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中国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的主导作用。积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目前，很多人批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诱发企业道德风险，带来效率低下弊端，因此要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显然忽略了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很多国有企业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这些企业由于提供的产品具有外生性，即使是民营企业来担当，也必然需要国家的大量补贴。因此，仅凭软预算约束问题，就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未免太过草率。在新的历史时期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不能单纯以企业经济效率的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作用，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研发能力低以及核心技术掌握程度低等缺点，使得我国创新型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榜上寥寥无几，难以与西方大型跨国企业进行竞争。今后，我国要做强国有企业，通过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以适应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质量不高，创新动力缺乏，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不思创新，扎堆搞房地产，将资本盈利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更不是炒房赚钱，而是完成国家战略，承担科研创新的责任，包括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市场培养等，为提高我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完成中国与西方列强竞争的任务、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贡献力量。发展高端产业的国有企业，甚至可以不追求盈利，而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队伍，做高端企业的领头羊，并把这些技术和人才输送给中小企业，包括大量民营企业，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资源不充沛、核心技术开发难的缺陷。在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方面，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独有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实力和能力紧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研发的带头人。对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一向落后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高铁就是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着一种赶超式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科研项目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一般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并没有能力或动力去从事核心技术的研发，这时就需要国有企业站出来，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承担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存在高风险的核心技术研发工作。做优国有企业，需要国家动用重要力量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放开对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各种要素约束，使之成为能与西方高科技行业竞争的坚实力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09-23 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 万科股权之争持续一年多，剧情不断演化。对照经合组织Solvency II规则，万科控制权之争实质是利益之争，多数相关者存在犯规言行。万宝双方都存在的硬伤是收购者和内部管理层都想利用资管计划产品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这暴露了我国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和保险的规制、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存在明显缺陷。厘清金融保险的信用法律关系、规范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仍然任重道远。保险公司理财产品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保险与金融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保险业是主要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障的特殊信用服务行业。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业务为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及运用资金的风险补偿、投资及其收益分配，表内主营业务经营活动受到资本管理的规制，表外业务主要是代客理财，从事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受到契约和法规的制约。国际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对保险公司从事表外的长期权益性投资均有限制。保险行业与金融行业一样，一般严格限制或禁止运用负债资金投资于长期性股权。保险法律关系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和保障上，与金融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托关系在性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信用服务分类上，保险与金融是平行的，保险产品与金融产品是本质不同的信用。与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一样，保险公司跨界经营金融产品和服务，一般需要设立金融子公司或与金融公司合作（业界也称为通道）。目前的“保险理财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基金子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一样，是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金融业务的结果，与金融理财产品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在财务制度上，理财产品不是自营业务，而是表外经营、表外核算。近几年来，此类业务在中国大陆迅速膨胀，甚至超过表内主营业务规模，形成了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影子化”商业模式，即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子银行、影子保险现象。万能险和保险系资管计划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用于收购万科争议股权的资金来源主要涉及到两个“理财产品”——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此外还涉及来自银行、券商、基金、信托机构的融资和杠杆再融资。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集合的资金不是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也不属于其负债，即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和刚性兑付的法律基础。运用其集合或募集的资金投资形成的资产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按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制必须在表外核算，与表内资产负债分账管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墙。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我国保险系资管计划种类多、结构比较复杂，资金来源存在优先级、劣后级之分，对接的资产可以是货币市场和信托计划，也可以是资管计划，可以是非标资产也可以是标准化资产，专业人员需要费心才理得清头绪。从民事契约的角度看，保险系资管计划的信用关系显然不是保险关系，也不具备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带有强烈的信托关系。万能险和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投资性质投资可分为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财务性投资包括短期权益投资，主要目标不是非长期持有，而是获得财务性收入，更不是介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包括获得表决权和控制权。此事件中，保险客户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一般是短期的，而投资者真实意思和监管规则都不允许保险公司用其突破限制从事长期性权益投资，否则难以避免流动性风险、资金错配（短期资金长期运用）和资金庞氏化（发新的理财产品清偿到期产品）等问题。众所周知，财务性投资的目标是获得包括分红和权益溢价在内的收益，本质上不能用于并购或私有化上市企业。然而，事件的发展超出人们正常的规则思维，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分级资管计划，却被控制人用于收购万科股票，而且还实施杠杆再融资用于进一步收购万科股权。允许银行业投资企业股权的后果在经济发达体，银行托管的资产规模一般是其表内资产的1至10倍，银行要控制其它企业，比其它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更容易。然而，西方银行受到严格资本监管、市场纪律约束和自我约束，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中也没有发生。在德国、日本，允许银行长期持有企业股权，但银行一般不参与、不干涉企业经营，更不用说进入董事会、滥用优势表决权。在我国，银行利用自己的资本金投资法律另有规定的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存在问题，除了并购贷款，利用负债和理财资金投资企业则被严格限制。目前，多家银行持有表外理财产品的规模已超过其表内资产的规模，有的理财计划也配置了监管比例限制的股权资产，但没有出现银行行使表决权的先例。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另有规定鼓励银行债转股，届时会否出现类似“万宝之争”的剧情，答案是大概率不会出现。万科股权之争中，投入保险系资管计划的资金相当一部分为银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令银行和监管者尴尬的是银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是否合法，是否有万科的表决权？对此，现行银行理财产品的部门规章和监管政策不清晰、不明确、自相矛盾，监管与实践不一致。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规范，这将继续与其它跨界经营的金融产品和保险产品的类似问题一样成为待解的“悬案”。通过立法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从制度上反思原因，亟待创新制度和完善法律体系。金融保险监管的主要哲学是防范风险外溢和系统性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蜕变成高杠杆收购公众公司的工具，这是社会特别是监管层不愿意看到但没有及时关注到的情况。监管层有权威和责任，从公众利益、市场秩序出发，限制打着“创新”旗号的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资管计划陷入期限错配；从关注重要金融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出发，限制其代理投资行为特别是深入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从维护资产管理受人之托、稳健投资、为人谋利的本质出发，明确资管计划、资产证券化等特殊目的机构（SPV）的特殊法人地位，限制其与他人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输送利益。同时，加强制度供给，借鉴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即股东治理模式或“英美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突出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即“德日模式”，平衡好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顺应债转股的改革，规范金融保险机构股权表决行为，改革独董制度等。当然，法理分析与政策建议最终需要通过更高层级的立法才能实现。清晰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近年来，资产管理业务成为金融保险机构、基于金融科技的类金融保险企业在混业经营、产融结合趋势下争相发展的业务，但资管产品边界模糊、投融资通道丛生，亟待去影子化、去通道化，加强金融保险行业表外业务监管，防止监管真空。集合投资计划、资管计划、理财计划等尽管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具有资金份额化、集合资金、第三方管理、代理投资等集合投资基金的主要特征。既然是基金，自然也属于证券的范畴。对此，市场经济发育较充分的经济体通常将其法律关系界定为信托关系。无论是金融理财产品，还是保险理财产品都必须回归资产管理本质，其功能同样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而非弃简从繁、自娱自乐、内部空转。这需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金融保险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形成敬畏法律红线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