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7-04-18 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给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新机遇。 澳门经济自2014年起经历差不多三年的深度调整。这次调整与赌收大幅下滑有密切关系，可见产业结构过份单一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已影响到澳门社会经济稳定。尽管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且列举出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但澳门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是从2014年新一届政府开始。恰恰就是因赌收大幅下滑，面临经济深度调整，唤醒社会各界危机意识，对不可过份依赖博彩业达成共识，才令有关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参考国外和邻近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多元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十份依赖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一、澳门需否制订产业政策？根据过去多年实践，首先应充分肯定澳门为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当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博彩业“一业独大”，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还虹吸发展新兴产业所需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令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生产要素短缺制约。对于产业高度集中的微型经济体，普遍存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风险。为解决微型经济体的这种两难困境，经济适度多元化被视作是既能保持核心竞争力又能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冲击的有效方法。为增加澳门抵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经济多元发展势在必行。1.从纵横向推动多元一般认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路向，基本可循以下两方向推进：一是纵向多元化，即围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通过推动传统博彩旅游业向旅游休闲产业的转变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将澳门经济转型成为包括博彩、餐饮、零售、娱乐、会展一体化的旅游休闲产业；二是横向多元化，即围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培养和发展会展商务、跨境电商、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从澳门经济现状看，纵向多元进展可喜，但仍依赖博彩业拉动，这在2014年赌收下滑后表现明显。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赌业挤压横向多元与此同时，因发展空间被博彩业挤压，横向多元似乎仍未有太多进展。诚然，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并不应通过打压博彩业实现，但正因博彩业开放竞争初期享受到政策倾斜从而吸收大量土地和人力资源，若没有产业政策诱因，恐怕很难打破这一垄断现象，也不利培育新兴产业。若澳门想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认真制订有关产业政策。二、产业政策容易产生的问题日本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令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复苏，一跃成为并长期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战后30年间，通产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成功推动日本钢铁、造船等基础工业高速发展，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同时又将“技术立国”作为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提高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1.产业政策扭转劣势日本经验中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汽车业的产业政策：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仅十几天，通产省就提出发展汽车产业的计划，确定以低排气量汽车为战后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当70年代石油危机到来，日本汽车得到绝好机遇，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霸主地位。另一突出案例就是通产省引导工业设计发展，从而改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不过从90年代开始，日本长期陷入经济衰退，通产省神话破灭带出很多警示。其中，通产省的政府主导模式所带来的缺陷，如寻租、资源错配等问题，给那些大力推崇政府主导和制订产业政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再以汽车业为例，1961年通产省计划把汽车制造商减少为三家。今天闻名全球的本田汽车，原本属于被通产省要取缔的对象。但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屈服于通产省的压力，随着日本国内汽车市场扩大，以及汽车业在全球竞争力不断上升，日本在高峰时期曾拥有不下十家的整车制造商。2.产业决策利益之争这说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通产省不可能比处于技术创新前沿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拥有更多信息，因此也无法保持一贯正确。这说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复杂性，迫使政府必须将手中计划的权力下放。在帮助日本从战后萧条中快速恢复乃至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产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完成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后，它终究还是因为无法挣脱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天制约而以失败告终。产业政策是内生决定，不同政策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故在产业决策的选择上自然就存在利益之争。这也意味着该社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决定其对经济制度和产业政策的选择，以及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的群体将推行确保其赞成的产业政策。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好的经济政策可能不是好的政治选择。因此，应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还是谋求维持权力的长期稳定，目标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并不少见。3.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由于个体（政府、企业、商会和个人）的逐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制订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有用，但中长期就会边际效用递减，其衍生出来的弊端往往大于短期好处。且官员能否胜任具体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也是一个疑问。除非该官员对市场保持高度敏锐触觉，或本身也参与其中，否则可能由于缺乏足够信息而“好心做坏事”，错误选择产业方向而导致资源错配。另外，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也容易导致任用亲信和产生腐败的问题。三、澳门应如何制订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各自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有时能发挥作用，有时却不，其关键在于制订产业政策必须根据各国社会环境和制度来加以调整。1.依据实际制订政策澳门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依据澳门实际情况来思考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对产业政策有充分认知，既要吸收成功经验，也要学习失败教训，加以总结和分析，避免犯下同类错误；另一个是清楚掌握澳门自身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制订符合社会经济状况的产业政策，令其可顺利落地。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澳门近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骄人成绩，是因回归后打破博彩业垄断专营制度，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恰逢内地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多种政策迭加效应下，打破制约澳门发展的资源限制，令澳门经济迸发出巨大市场活力，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政策打通生产要素要孵化和培育新兴产业，单只依靠澳门本身的资源很难实现。必须借助政策打通生产要素的流通环节，令澳门真正成为一个融合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平台，才能有所突破。加上博彩业已占据澳门大量资源，若再没有适当的产业政策施以导向，就无法转变澳门这种扭曲的生产要素组合。随着澳门与内地多个地区展开区域合作，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目前是个大好发展时期，对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小企业转型、青年向上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既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参照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都具备开放竞争市场、要素自由流通、金融市场发达、产业集聚效益明显等特点。要成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涉及“一国两制”下港澳和内地两个不同的经济、社会、法律乃至货币体系，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走样”，又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确是一大挑战。所以澳门产业政策不可以只是一厢情愿从澳门本身出发，要更多参考和借鉴周边地区的发展规划，既要符合自身发展利益所需，也要避免与周边地区直接竞争，才可让彼此在竞争中找到合作机会以实现双赢。3.市场检验产业政策另外，澳门经过多年发展后，不管是劳动力政策还是引进外来投资，政府和商界均趋保守，令澳门落后于内地城市改革开放的步伐。澳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利伯维尔场经济，尽管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绝不等于全部作用。政府不能“越位”去管一些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但也不能“缺位”，应致力维持市场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责是通过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激发出市场活力，一个“越位”或“错位”的政府不可能提升治理能力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澳门需要在客观数据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订更加自由化、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手段，市场化则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无论政府将来推出哪一项产业政策，都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市场是检验产业政策成功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若不被市场接受，即使政府投放再多资源，也会如同泥牛入河不见踪影，造成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
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7-03-31 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台商和农渔民三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海峡两岸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经历八年良性互动，之后台湾改朝换代，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去年5.20上台的民进党新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冰封期，其后续影响持续扩大，波及两岸在农渔业方面的经贸交流。大陆有必要检讨此前相关政策的未尽完善之处，为未来两岸农渔业经贸交流变化未雨绸缪。两岸虱目鱼契作合作演变2005年大陆领导人胡锦涛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试图透过改善台湾人民的经济状况，增强两岸统一的政治共识。中共积极与台湾各政党及团体接触并主动释放各种善意，希望透过惠台措施来收揽台湾民心。只是初期交流“重北轻南”，尽管海峡两岸每年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但是南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比重不到20％，使得南部中下层民众无法从两岸经贸交流中获益。大陆当局因此转变对台政策，改推“向南移、向下沉”，并将对台农产品采购由紧急采购改为常态性采购，鼓励中国大陆各省到台湾基层直接采购农渔产品。属于绿营大票仓的南部台湾正好在农产品方面为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作试验舞台。虱目鱼是南台湾重要的养殖鱼种，也是台湾传统的平民美食，然而一直以来养殖虱目鱼产销存在很大的问题，中间商、贩运商掌控市场信息与价格，养殖业者因规模小没有议价能力，辛苦养殖出来的虱目鱼经常发生产销失衡，价格暴跌，有时还乏人问津。大陆选定有“虱目鱼之乡”称誉的学甲，透过与养殖户直接契作模式，以每台斤高于生产成本十元的收购价（每台斤45元），每户收购3万台斤，以预付订金（30万元）方式让契作户获得购买鱼苗、饲料的准备金，普遍受到养殖业者欢迎。契作对象也以本人或直系血亲领有残障手册或重大疾病卡、持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者、家中遭遇特别灾害经济陷于困难持有证明者、家有重症行动不便老弱妇孺需要照料无法外出工作者、青年人返乡创业者为优先，吸引台湾媒体争相报导，确实收到政治宣传效果，是对台惠农政策中相当成功的案例。然而，由于政治凌驾专业思维，双方政府都只注重短期效果，台湾虱目鱼没有顺利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政府只是配合ECFA宣传，在中国大陆蜻蜓点水式地举办促销宣传活动，既未有系统办理营销，也没有蹲点进行长期调研，让虱目鱼在大陆市场难以生根，销路奇差，使得两岸虱目鱼契作难以为继。在五年试办期结束后，因鱼苗受到酷寒影响，新收购价格大幅上升，双方无法谈妥，中方顺势中止这项政策试验。台南虱目鱼养殖业者原拟组团前往北京陈情，希望继续办理两岸虱目鱼契作，但迫于台湾政府压力而放弃。契作项目评析中国大陆实施两岸虱目鱼契作，确实受到台湾养殖业者普遍欢迎，虽然遇到尾款迟延问题，但是只要收购价格在生产成本之上且能按时收到货款，多数养殖户还是很愿意参与契作。此方式较中国大陆过去通过权贵买办、农会、特定团体等采购台湾农渔产品方式，让基层农渔民更加有好感。在两岸虱目鱼契作过程中，台湾政府始终扮演相当消极角色，许多原本可以借由两岸官方协商来解决的问题，却由民间虱目鱼养殖协会与中方协调，增添许多枝节，台湾政府对两岸虱目鱼契作的态度是影响整个契作合作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大陆已是全球重要的农渔业生产及消费大国（2015年水产品进口量408.13万公吨，进口总额达89.82亿美元），足以吸纳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台湾不应轻易放弃。因为虱目鱼推广到中国市场目标不如预期（2015年出口到中国大陆数量仅19.3公吨，占总出口量9,716.2公吨的0.2％，总额也仅7.5万美元），该项目在台湾成为政客说嘴的题材。未来两岸若还要继续推动农渔产品契作模式，应该慎选合作对象，避免具争议性人物（如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引发不必要的纷扰；并事先做好调研，找出在中国大陆具销售潜力的种类，开拓好市场渠道，进而扩大实施契作的种类、数量以及参与的农户，这样会对台湾农渔从业人员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契作中止后续效应台湾各界对两岸终止虱目鱼契作有不同反应。多数民众认为只要有利于养殖业者生计，还是应该持续推动，部分绿营人士则鼓吹虱目鱼契作无用论，并拿出统计数据指出，虱目鱼不卖给中国也可以卖到其它国家。蔡政府无意检讨当前许多农渔产品产销制度缺失问题、中间剥削问题、需要公权力协助排除的问题、岛内企业与养殖农户契作问题、稳定产品价格来确保养殖户生计问题等，忘记了竞选时为民服务的承诺。对此台南养殖业者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管哪个颜色政府执政，只要真心照顾百姓，愿意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毕竟执政者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做不好就该被替换。马英九政府殷鉴不远。民进党选前承诺会照顾弱势的农渔民，选后却一再跳票，不仅打算开放美国含瘦肉精猪肉以及日本核灾区农产品进口，还放任高丽菜价格暴跌至每株十元，农民失血过多只能忍痛开放让民众采食，农民非常愤怒，而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低薪资也让民众怨声载道。民进党长期执政下的南部以农渔业为主，当局却没有用心去改善农渔民生活，不仅导致农渔民对中国大陆的观感逐渐好转，也会给执政的民进党带来压力。对大陆而言，这比武吓来得有效果。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台湾蔡政府正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希望摆脱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其中农渔业又被当作马前卒，还特别成立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来统一农渔产品出口事宜。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不仅可以携手台湾农渔民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农渔业二三级产业投资，避开与当地生产者的竞争，也可以让台商在大陆当地生产的农渔产品凭借零关税优惠及简化通关程序等出口东南亚，较从台湾输入更有优势。利之所趋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台商与大陆民营甚至国有养殖企业合作，在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生产，而不必以围堵、封杀等恐吓方式造成台湾人民反感。通过推动新型经济一体化政策，大陆有望实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治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03-24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应对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天大研究院 2017-03-10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首访瑞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尚中持平、开放包容、共赢共享、全面协调、综合施策的中道思想，有力地引领全球化新纪元。继承和发扬中道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民为本、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中道思想在内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着解决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启示，它们对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和优秀成分。万事万物并不总是处于恒定状态，其发展一旦突破中间的平衡状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极端情况最不稳定，只有在对立面的作用下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中道思想天然地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抵御极端思想和组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违背了中道思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法则是市场竞争、跨国生产和资本自由流动。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驱使财富越来越向特殊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毫不讳言地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让社会的部分阶层受益，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传统上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要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来救济，国家通过协调劳资双方权益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生产为资本开拓了追逐更高利润的境外市场，削弱了国家能力，压制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中产阶层受到资本和不劳而获群体的双重挤压，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国家在维护其利益方面却软弱无力。经济全球化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在制定全球化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思考和行动，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靠多方博弈机制实现。如果任何全球化政策制定都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照顾所有社群的关切，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能得以维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整体与部分，超越左右、劳资、种族、宗教分歧，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日益猖獗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习近平主席所推崇的中道思想，崇尚开放与宽容，反对极端主义，应可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思想沃土。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高屋建瓴地为人类社会未来描绘了蓝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案，呼吁各国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倡议各国一道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失衡等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社会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挖掘和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倡导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各阶层利益高度融合，安危与共，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和阶层都有发展权利，实现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阶层利益为代价。国际社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健全发展协调机制，致力于互利共赢，分享机会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协同联动，倡导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国际社会要让全球化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提升全球化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的宏大实践。它秉承中道思想，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将让全球化进程更为通达、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不断释放全球化进程中的正能量。全球化的领导者当前，西方社会反全球化声浪高涨，人类自身不和谐杂音、利益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政策，世界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和不确定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的政治家精神，透过两大国际政经舞台，适时发出中国强音，系统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消除其负面影响，释放其正面效应，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人类在经历几百年各种战乱、痛定思痛之后，才终于有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孜孜以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顺应各国人民愿望的重大倡议。正本清源，情真意切。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习近平主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思考，更为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必将有力推进全球化朝着理性方向和人类共荣的彼岸继续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7-02-28 香港若想走出困局，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照目前的政治形势看，有可能出现非常戏剧化的局面。首先，现届政府的两位司长同时参选，或许他们可以同时取得足够提名票数。如此，叶刘淑仪和胡国兴不一定能取得足够的提名票，使选举变成是主张继承“小政府、大市场”理念、较为得到本地大商贾支持的曾俊华，和近年变得较倾向有为政府、颇获北京信任的林郑月娥之间的竞争。曾经表示如果特首选举没有竞争就可能会参选的曾钰成应不会参与竞逐。民主派选委票会否和上届支持唐英年或倾向延续“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的选委票合流，对普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合流成功，他们将是有力影响到曾俊华是否能在选战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林郑月娥还是曾俊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或是政改争议上，他们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均不能也不应失去北京的信任，否则他们将失去建制派选委或北京的支持，这对有雄心要出任特首的候选人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两位谁能争取到民主派选委的支持，将取决于其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政改或23条立法这些根本争议上，与民主派取得妥协或共识。这方面若有进展，将有助于下届特区政府改变目前政治两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状况，在社会和民生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民主派选委最终放弃在特首选举中发挥影响大局的潜在力量（比如最终选择集体投白票），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当选特首的认受性，但却不会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政治后果。另一个值得分析的可能情况，就是民主派会否提名自己的参选人去竞逐特首职位。本届选委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投票率由2011年的27.6%大幅攀升至46.53%，让民主派成功获得计划中的320多个席位，比上一届多出120个，并且有足够票数提名两位参选者成为候选人。许多人参与非普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寸土必争地为普选特首尽量铺平道路。以往民主派的选委在明知其支持者不可能当选的情况下，提名或投票给民主派参选人去竞逐特首，为的正是要使特首选举有竞争，以及把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带进特首选举过程中。本届在选举委员会拥有逾320席的民主派如果要继续在特首普选上寸土必争的话，可以考虑集体提名愿意争取公民推荐的参选人。例如一旦有特首参选人取得一定数量（例如1%或5万）的香港登记选民的推荐，民主派选委便集体承诺会与相关参选人进行政策纲领的商讨，从中商议出值得支持提名的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以扩大普通选民在特首选举过程中的参与。由于民主派选委只占选委会1,200人中的约1/4，为集中力量，尽力影响选举结果，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最有可能只提名一位候选人。假若其他非民主派的候选人其政治立场不能与民主派取得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派选委便应集中提名一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如果有其他非民主派的参选人愿意取得公民推荐，在政策纲领上又愿意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并有力问鼎特首位置，民主派便可能尽最大努力，求同存异地努力争取在政策纲领上与其达成基本共识，为下一届特区政府开拓政改空间和共识政治。自从现任特首梁振英决定不会寻求连任之后，社会上对于下一任特首如何领导特区政府、修补社会出现的撕裂和寻求最大的政策共识增加了期盼。去年11月下旬，在媒体报导梁特首不会连任传闻的同时，也提到北京属意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出任下届特首的消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近年的港独风波以及四年多以来梁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两极分化后，香港若想走出困局，未来几年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或未来的特首选举中，这样的构思未为不可。香港未来应尽力寻求社会上各主要持份者的最大共识。若要香港长治久安，不管你喜欢与否，在“一国两制”之下，如何让北京安心、在港工商界有信心、传统社会和亲中力量接受、公务人员服从、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认受、年轻人以及市民大众首肯，这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临的首要课题。香港社会自八、九十年代起日趋政治化，希望通过技术官僚的经验管治以带来长治久安不再现实。因此，未来理想的特区政府领袖，必须是有高度政治能量，能与不同持份者求同存异，充分发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又同时取得中央信任的人。希望2017年的特首选举，向此理想迈出坚实的一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7-02-28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打几次“美国牌”。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上任以来，始终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一个中国”，严重破坏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台海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先是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沟通；随后特朗普表态除非中国在经贸政策上退让，否则不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之后蔡英文借出访中美洲四国期间过境美国休士顿与旧金山，与美国政治人物会面和通话。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任期将有至少三年多的重叠时间，大陆如何在此期间有效稳定台海局势，已成为十分严峻和重要的课题。蔡英文过境美国蔡英文本月访问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去程于7日和8日过境美国德州休斯顿，回程则于13日和14日过境加州旧金山。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亲自登上蔡英文的专机迎接，同时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安排特勤人员负责安全，并有警车和重型机车队开道。这些接待规格均远超当年李登辉和陈水扁过境美国，仅次于马英九因两岸“外交休兵”而得以在过境美国时所获得的较高规格礼遇。在去程过境休斯顿期间，蔡英文充分利用机会分别与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德州州长阿博特等人会面，与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共进午餐，并与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及特朗普交接团队成员之一的佛纳（Edwin Feulner）等人通电话，晚间还出席了约500人的侨宴，共和党众议员费伦侯（Blake Farenthold）、民主党众议员格林（Al Green）也分别到场。在回程过境旧金山时，蔡英文参访了民进党当局成立的亚洲硅谷计划执行中心并为该中心揭牌，最后一站则特别安排参观社交媒体“推特”的总部，并在现场开设了英文官方账号，会见了推特公司总顾问贾德（Vijaya Gadde）女士。此外，当天中午蔡英文还与800位旧金山侨界人士共进午宴，并利用时间与参议员加德纳（Cory Gardner）通电话。媒体报道蔡英文当天还与当时的准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通电话，消息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普里巴斯是之前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的牵线者，因此其真实性并不能否定。民进党当局被美方利用从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方的安排、民进党当局的规划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交接团队并未与蔡英文公开见面等结果来看，以下三项判断应该成立：第一，美方有意给蔡英文出访一定程度的面子，但又不愿过于触怒北京，因此在许多安排上都在拿捏平衡。蔡英文虽与几位美国政界人士会面和通话，但并没能与特朗普直接联系，也没有公开与特朗普的交接团队成员见面。第二，经过此前蔡英文与特朗普热线通话、特朗普三度表示考虑调整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必要在上任前就将手上的筹码全部出尽，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与之见面。特朗普此前的用意主要是对北京开展经贸谈判的“喊价策略”。第三，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正值特朗普就任前一至两周，接待行程和安保工作由奥巴马政府团队规划安排，但对于特朗普就任后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对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真实想法，各方可从蔡英文过境美国事件中管窥一斑。蔡英文政策危害中美关系特朗普的个性极其好斗，是一位斗争性十足的领导人物。他有心建立林肯或罗斯福那样的功业，因此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蔡英文政府认为特朗普必然容不下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动用战略资源来防范中国，其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再次出访中美洲国家并过境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蔡英文的接待规格，如此必然将对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冲击。特朗普政府很可能突破过去历届政府的自我约束，与蔡英文政府进行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官方交流。蔡英文必然会要求特朗普加大对台军售，尽管台湾内部民意会有所反弹。去年底奥巴马签署了美国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首次在法案中写入“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未来美台之间高阶军事官员和资深军事将领之间进行交流互访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特朗普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于1月1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建议减少驻日美军，转移驻防至台湾。此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蔡英文政府很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投石问路，比如邀请美国航母停靠台湾，聘请美军顾问团等等。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1-27 回顾过去的2016，展望新的2017。 宏观环境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2016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今年中国经济新变化埋下了种子。从内部看，中国工业品价格超预期上涨，表明工业部门去产能取得实质进展，也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供给收缩明显。思考中国增长问题不能单纯从需求面分析，还要考虑供给面收缩带来的宏观层面变化。国际上，特朗普当选增加了新变量，将与国内因素共同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弱增长和金融不稳定格局。低利率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义利率有所上升，而真正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实际利率仍处下行通道。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6%上升至目前的3%以上，但由于通胀回升，实际利率反而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今年将出现“脱虚入实”，低利率对增长将变得有效。过去几年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资金实际成本大于投资回报，企业不愿借钱投资。然而，中国实际利率已经开始小于资本边际回报率ROIC，PPI的回升是ROIC回升的先导指标，此次PPI的回升已使得 2016年年化ROIC（5.29%）水平小幅超过去年5.27%。金融市场不稳定格局将持续，市场波动性将上升，需要预防金融风险。2017年全球货币供应边际趋紧，美元汇率变动可能超预期，导致新兴市场风险上升。短期看，美国加息、美元走强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迫使货币当局收紧货币政策，降低风险偏好，预计2017年人民币贬值幅度（5%）小于2016年（7%），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被迫强化外汇管制。中期看，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经济实现弱企稳概率较大经济弱企稳是指增长窄幅波动，向下空间不大，但同时也难以看到增长上行。2011年以来，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外的增长下行相当明显，2016年下行幅度尤为显著。虽然近期经济企稳脆弱，但也不乏基本面的支撑，特别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有所好转，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可能实现弱企稳，预测经济增长6.6%，CPI增长2.1%，而PPI全年可能前高后低，中枢在2.3%左右，明显高于去年的-1.6%。今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实现弱企稳？除了实际利率降低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供需矛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所好转。由于供给侧持续收缩，宏观经济的行业和微观基础发生改变，制造业去产能明显。通过2016、2017年PPI回升，预计存货投资对于GDP贡献将提高至2%以上。从各项具体的经济活动来看，向下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同时有利的因素在增加。首先，房地产投资拖累增长的幅度可能不大。房地产投资滞后于新开工，2016年新开工增长对于后期的投资有一定领先性，结合在建工程的持续性，预计2017年地产投资虽有所下滑，但影响GDP同比增速不到0.2个百分点。其次，预计基建投资在广义财政扩张的支持下，仍将发挥对冲老产业投资下滑的作用。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长18.5%，财政、准财政政策仍将扮演重要作用，而第三批PPP示范类项目再创新高（1.17万亿），主要集中于交运和市政领域，也将利好未来基建投资。再次，外贸出口可能超预期。预计2017年外贸增速回升，美元计价下出口或将回升至-1.6%，人民币计价下出口或回升至5.7%。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负相关并具有一定领先性，2016贬值预计将拉动后期出口回升。消费增幅可能下滑，拖累增长。地产下游家电、装修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明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力度下降，可能引起汽车销售增速（5－7%全年）下滑。预计2017年消费增长9.1%，较2016年10%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收紧和结构性改革带来机会按照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7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今年中国经济应该抓住机会，适当收缩货币政策，改变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泡沫化发展的倾向。我国金融化程度2005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2015年底达到了8.3%，高于英美的水平（7%）。今年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需要从过去的加杠杆转变为去杠杆，这样既可预防金融风险，又能促进资金脱虚入实。货币政策需要从去年的中性偏松转为今年的中性偏紧。建议供给侧改革要更加注重实效，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大，需要积极而稳健。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选择。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下降，而是增速下降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未来的改革进程。去产能要吸取煤炭行业的教训，有色、化工、建材、造船等领域去产能要更多依靠市场进行，同时配合去产能、债转股，加大国企兼并重组力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从模仿战略走向创新战略。创新带来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当前宽泛的计算发现新经济部门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为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3%左右，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促进新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2017-01-24 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 针对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历史性的六点意见。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第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第三，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第五，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六点意见是台海局势稳定的压舱石，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对照习主席的六点意见，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迄今为止的两岸交流过度凸显了对台湾资本阶层的让利，忽视了台湾基层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两岸交流要走群众路线笔者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发现这些活动有时会被特定组织垄断，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喜恶选择参与人员。不少交流活动过于照顾台湾权势人物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党和工商界人士，导致台湾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就两岸关系发声。这些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员无法体会基层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拒绝为台湾基层民众发声，如此大陆与台湾民间出现越交流越疏远的反讽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不同交流场合看到老面孔，而台湾底层百姓却没有机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如果两岸交流变成台湾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这样的交流活动根本无法全面、深入发展。 针对两岸交流的群众路线，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 建议陆方针对两岸交流活动实行比例制，保证台湾基层民众有足够代表参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赢得台湾普通人对中国的认同。第二，建议陆方面向台湾基层民众，创办新型交流活动。交流活动的议题可以更生活化，邀请方式更公开化，形式更通俗化，从而走进台湾基层百姓的心里。第三，建议陆方少请来自党政和社团组织的老面孔，多与台湾新面孔接触，听取他们真实的意见。只要参与人员不发表“台独”或“独台”言论，大陆都应该欢迎他们来大陆“走亲戚”，听他们聊聊台湾普通人关于“柴米油盐”的故事。这样的两岸交流才是契合大多数台湾百姓生活的贴心活动。如果两岸交流活动真正走上群众路线，那么台湾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洪秀柱站出来，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效力。两岸交流要立足于台湾本土文化当前的两岸交流活动多由大陆主办，组织者对台湾本土文化缺乏了解。今后陆方应根据台湾当地民众习俗与个性来做出适当安排，采用尊重台湾本土文化的新型交流方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越接近越反感的现象。以台湾南部本省民众为例，笔者曾在台南新营长期居住，对台湾南部本省老百姓的习俗和民风有亲身体验。来到大陆后，发现大陆官方和人民对台南文化存在诸多误解。台南当地人并不具有大陆人所认为的闽南文化性格，而更多的是如同大陆北方百姓一般，直来直去，有话直说，个性豪放，勇武好酒。在遵从中华文化与民俗宗教方面，台南人并非仅仅崇尚闽南文化，反而更多的是认同闽南以外的河洛文化、古中原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传统。建议未来在安排两岸交流前，陆方应该彻底了解台湾当地百姓的民风与习俗，开发个性、兴趣与习俗相投的交流，使之成为活络两岸关系的新方向。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终究要通过亲密的感情联系来建立，而不是依靠“假、大、空”的研讨会和访问。鼓励台胞融入大陆社会除了给予台胞“居民待遇”外，大陆也应多鼓励台胞到大陆生活与工作，参加大陆的各种社会活动，让他们亲身了解和体验大陆社会的飞速发展。大陆可以采用激励机制，用学分与三好学生等奖励鼓励台生到大陆交流，或是用颁发荣誉市民与税务优惠政策等方法奖励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这样就可以在台胞中传播社会正能量，吸引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和融入大陆社会，让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为中华大家庭做贡献，实实在在落实两岸一家亲的政策。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本身应该主动融入大陆社会，甚至应该有愿意到农村服务的精神，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在祖国土地上，让自己的努力能成为中华复兴的一部分，而不是整天在沿海都市区的台湾人社区内固步自封。大陆对台胞的照顾与台胞对祖国的责任应该是双向的，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先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台胞应该在追问大陆如何给自己更多福利之前，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大陆能做出什么贡献。支持台胞公开反台独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不仅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也天然是反击台独势力的生力军，应该主动“扛大旗”，承担起为民族发展而反独促统、澄清谣言的重要责任。当各种反华与分裂势力诋毁祖国时，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尤其是各种协会的台胞领袖，更应当仁不让，通过撰写文章、参与辩论、公开宣讲等方式澄清错误，反驳谬论和力挺“一个中国”原则。笔者发现在大陆伸手要福利的台胞很多，但愿意主动扛大旗帮助大陆的却很少。依据两岸一家亲的原则，看到同为家人的大陆同胞被误解被欺负，台胞当然有责任澄清事实，反驳谣言。特别是那些在陆台胞社团的领袖们，除了要照顾台胞生活与工作问题外，为祖国仗义执言，公开反独促统，也是其当然的职责。对大陆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直言相劝，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对大陆在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要向全世界宣传。无论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两岸同胞互相融合与支持，都是基于人民立场，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也与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以亲如一家人的同理心互谅互让，以家和万事兴的方式了解各自的诉求与困难，这样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才能大步向前，大陆和台湾同胞才能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宗 2017-01-24 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距离2017年3月26日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足100天，无论是坊间传言的几位大热门人选，例如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还是其他人当选，新一任特首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如何通过遴选主要政治委任官员机制来建立班底？政治委任制度（又称“问责制”）实施了十多年，坊间评论都是以批评居多，包括制度本身和个别官员的素质问题，但能够从香港实际政治地位出发并提供切实可行建议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在大多数国家，问责制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党通过普选轮流执政，二是管治团队由公务员和政治委任官员两部分组成。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公务员管治团队分别来自英国和由港英政府培养，由英国派来的港督也是来自公务员系统（最后一任彭定康除外），因此问责制并不存在。回归后，香港根据基本法进入民主化时期，行政长官由香港人选举产生，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拥有政党背景，就算将来落实普选，相信有关规定也会保留。“问责”一词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accountability，意指向某人或机构负责。问责在公共行政范畴的应用则更为复杂，可以是宪制上的安排或跟权力来源有关。“责任”的意思涵盖“从事公务的权力和能力”、“向问责者提供数据和解释的义务”及“对个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政治问责主要包括“垂直问责”和“水平问责”两个方面，前者指官员向执政党或公众担责，后者指行政机关向立法机构担责。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地法律和宪法规定。香港的问责制有其独特性。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即使以后实行普选，也必须如此。作为香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肩负执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的责任。司局长属于基本法中的“主要官员”，全部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任命。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政长官是一样的，即问责对象除了特首和市民，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兴起，很多原来政府从事的职能纷纷转移到法定机构或政府委任的组织（例如香港的港铁、医院管理局或房屋委员会）。这些法定组织的优点是可以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的模式运作。然而，从香港的例子可见，部分法定机构的管治水平参差不齐，所属政府部门不一定能够驾驭，而法定机构表现并未如理想的话，问责官员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2014年，港铁涉嫌向政府隐瞒广深港高铁超支延误事件便是一例。当时备受舆论批评的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而港铁的行政总裁虽然提早离职，但仍可得到相应酬金，并没有惩罚措施。与西方国家比较，香港问责制的特点是前公务员比例偏高，而政党代表的比例偏低。典型的英式问责制是下议院议员兼任问责官员，领导常任制的公务员队伍。美国总统制下的问责制，则更多倚重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组阁。特朗普即将提名埃克森美孚行政总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其中一个例子。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香港没有足够的政治人才，而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民选议员未能累积足够的行政经验。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作为职业公务员（大部分自大学毕业一直在政府任职）的政务官是对政府运作最熟悉的群体。香港政务官大约有600多人，占公务员总数约百分之三，但却肩负领导整个公务员团队的重任。自2002年开始，问责制历经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位行政长官。数据显示，前公务员始终占问责官员最大比例。以司局长级别而言，曾荫权任内比例高达六成，董建华和梁振英政府也有约四成，其余官员则主要来自学术界、商界、专业人士和政界。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人士在问责官员当中比例十分低。以本届政府为例，只有五名问责官员（含司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有政党背景，司局长当中只有两人，占总数八分之一。理论上，香港虽然没有执政党，委任较大政党进入行政机关有助于政府议案得到通过。然而，香港的政党成员加入政府架构后不但难以施行党内的政策，也与政党关系变得疏离。这有违政府希望透过委任政党成员使政策更容易得到该政党的立法会议员支持的本意。而有政党身份的问责官员在向其它政党（尤其反对派政党）争取支持方面，面对的困难比非政党官员更大。问责制运行至今，一个最大的迷思，是公务员“政治中立”与是否“从事政治工作”的关系。事实上，笔者从多名受访者得知，公务员过去一直有从事所谓“政治工作”，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是香港回归以后才出现的说法。一直以来，公务员要严守的是“政治中立”。根据《公务员守则》第三章“操守准则”，公务员须具备八项操守，其中包括“政治中立”。其重点在于：不论本身政治信念如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在履行公职时，不得受本身党派的政治联系和政治信念支配或影响；公务员不能以公职身份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不得把公共资源用于党派的政治目的；以私人身份参与党派活动时，须避免引起与公职身份有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不会使政府尴尬等等。实际上，公务员“政治中立”和从事“政治工作”并不产生矛盾。回归以前，公务员就需要向立法会和区议员解释政策，进行联络传媒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内部也有民政事务署人员处理地区工作，新闻处人员负责传媒联系等等。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政策局，公务员都会协助问责官员对议员和持份者进行游说工作。所谓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的说法，使问责官员和公务员重分工，轻合作，未能形成一支有效应对恶劣政治环境的团队。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规定也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安排。西方国家有成熟的政党政治经验，其问责官员有能力带专家顾问进入政府。反观香港，政治人才不足，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使后者难以顺利展开工作，这对于需要在局长缺勤时署理职务的副局长而言，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加强问责官员办公室的资源和人手配置，对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培训，都有助于他们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根据《“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对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有监督权。香港主要官员的问责对象除了特区，还包括中央政府。最近有意见认为，中央对主要官员除了任免权，还应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通过什么机制行使，会对现有问责制产生什么影响，是香港问责制日后发展的一个关注重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7-01-20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新增城镇就业1,067万人，经济发展已经展现许多新亮点，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稳，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由降转稳的条件逐步积累。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国企改革发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指示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发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从宏观上说，一些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象，从微观上讲，一些国有企业自身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坚定的决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出贡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去库存”“去产能”2016年的“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万平方米，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挖掘潜在的消费人群以实现房地产“去库存”，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非理性的重要途径。从供给看，无论房地产投资、新开工还是购置土地等都显示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合理的引导。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量，更是由于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阶段，这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为此，政府从财税、信贷、公积金等相关政策出发，鼓励改善性需求入市，加快商品房库存消化。为了千方百计实现“去库存”目标，除了从市场需求端因地施策之外，对供应端即土地市场的调节也成为楼市政策的一大重点。房地产“去库存”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有必要与市场结合到一起，通过改革打破一切制度门槛，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去产能”与“去库存”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目标任务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既要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又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产能过剩是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形势依然非常严重，它带来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盈利能力的减弱，最后导致企业信心的减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当务之急。我们今天面临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有效供给不够。让过剩产能出清的方法有很多种，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都较为常见。“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一关键点。僵尸企业就像是一个个“黑洞”，不仅不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它吸附甚至吞噬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得我们本来应该用于扶植新兴产业或者新经济的宝贵资源被僵尸企业所拖累。此外，僵尸企业无法解决就业。所以，政府把清除僵尸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既要降低企业杠杆率，又要不断规范政府举债行为。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目前，部分银行已经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元。“去杠杆”任务的制定，有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有利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为应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需要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若地方政府债务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去杠杆”这一任务实际上是对此做出了一个预案，而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债务置换的工作。此外，对于非法集资、以互联网为幌子的非法融资等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与“去杠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实体企业的“降成本”问题。总的看，企业成本降低，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全年预计降低企业成本超1万亿元。“降成本”，应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尤其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目前，我国实体企业明显面临着负担过重、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政府在给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时，要注重多提供一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措施方面，要不断减少地方设置的“门槛”，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工商税务部门，要加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减税降费，特别严格地整治不合理收费问题，同时，要降低物流成本，减少相关收费，考虑完善物流费用的结构。实施创新驱动补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集中力量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驱动由旧动力向新动力的转换。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如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新型金融业务支持创新创业，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五大理念助推供给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总结，秉持这样的理念，是实现供给侧改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创新才有活力、协调才能和谐、绿色才能环保、开放才能融入、共享才能聚力。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呈现“五稳”、“五好”特征：增速稳、价格稳、就业稳、产业稳和需求稳；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和新动能成长较好、企业效益增长较好、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 “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提示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时代发展，拓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格局和新面貌；用全规律的发展理念指引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