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7-21 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 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公布了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问责官员名单，市民对这份名单的反应一般。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倾斜于中央人民政府，而不代表香港民众的利益。因此，特区政府的官员不管姓甚名谁，市民也抱着一种“你有你管，我有我活”的心态。市民不信任特区政府这种情况在年轻市民中更为明显，据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16年20至25岁组别登记选民数上升24.9%。同期根据香港中大亚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1月所做的民意调查，65%受访青年不满特区政府表现，63%更表明不信任特区政府。有趣的是，这批受访者尤其是刚满20岁的年青人，大部份未接受过港英殖民管治，因此对政权的认识便只有“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区政府，不存在恋殖情结。香港大学2017年6月20日公布港人身份认同最新民调。18至29岁受访者自称是中国人的比率仅有3.1%，比半年前进行的调查急跌10个百分点，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开调查以来的新低。如果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便可合理推断出：由于特区政府在牢抓“管治权”的思想下，没有通过开放部分“管理权”，与公民社会建构“香港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造成市民与特区政府的切割。当政府政策与市民期望出现落差时，市民在事不关已的情况下，对政府极易出现不负责任的否定，最后还会直指中央用人失策，得出否定“中国人”的结论。“新特权阶层”阻碍香港发展如何准确认识“管治权”与“管理权”的分别，从权力再分配的角度，重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任成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特区政府在开局之先，为了保证长期繁荣稳定，刻意放任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回归20年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新一届政府变中求稳的最大障碍。我们若将特首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名单与立法会传统功能组别30个议席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成员不但以“大亨”为主，更出现了28个界别完全重迭的情况，部分连选民基础也是如出一辙，变相造成新一届政府对部分既得利益者投鼠忌器。香港最新基尼系数为0.539，不但是亚洲最高，亦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贫富悬殊严重，其中两个重要成因就是财富分配不均及工种多样性不足。香港的营商环境高度倾斜于金融与地产，三任特首各项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倡议，大部分无疾而终，皆因传统既得利益者阻挠。由于既得利益者不配合行政长官的工作，中央的挺港政策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这批在回归之后才出现的“新特权阶层”，与广大香港市民的群众利益出现了根本性矛盾，而体制的建构又滋生“官商俱乐部”。市民不但得不到任何政治与经济上的好处，还容易萌发一种“被剥夺感”，因而提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号。特区政府认受性不足在“官商俱乐部”的运作之下，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新特权阶层”手上，导致政策考虑不周，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参与特区政府的决策，又未能从特区政府施政中感受到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对政府的“有感施政”日益减少，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自然每况越下。困扰劳资双方多年的强积金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项政策原意良好，但执行时由于政府假手于商界，又倾斜于财阀的利益，结果不但手续费高昂，而且回报率一直甚低，导致香港市民怀疑特区政府在安老方面的立场。加上对冲机制安排，强积金政策明显倾向于雇主利益。以2014年对冲情况为例，平均对冲款额占雇主供款的95%。越是需要退休保障和劳工保护的退休长者阶层，实际上越得不到保障和保护，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强积金立法的初衷。此外，强积金的有效运作是基于个人账户，而且必须基于持续有效的工作人口。香港60岁以上的长者，在未来15年的自然增长速度超过新生儿自然出生率，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弹性和远程就业。在市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下，就业面貌的巨大变化没有得到特区政府的关注，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催生出政治上的不认同。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案例却说明，回归20年来，特区政府没有从制度上进行过任何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在没有全面普选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施政与普罗市民的利益完全割裂，直接冲击了“一国两制”，让市民很难再信任体制内的制度。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竞选时提出“与民共议”的施政概念，当选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要为年轻人提供“议政、论政及参政”的空间。这些方向虽然好，但她现时只是开了一个没有内容的题目。之后的关键是这些空间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开放，甚至在各区议会分区之下，容许小范围、小规模的选举，让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包括部分反对派，跻身体制之内。同时，要避免架床迭屋，例如新成立的隶属政务司司长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与隶属特首的中央政策组，将会负责讨论政府的政策或统筹项目的20至30位全职负责人，在层级不一，分工不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政出多门及失焦的情况，市民便会再一次勾起特区政府是在“应酬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回忆。当然，若这些新增委员会及相关权力，仍然沿袭港英时代由行政官员任命的旧模式，只会把权力继续高度集中在“新特权阶层”手上，这完全背离中央对特区政府按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要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7-07-07 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 2017年以来，台湾方面的基隆海巡队、高雄海巡队等部门在大陆与台湾附近海域施行多起逮捕大陆渔民事件。最严重的是5月6日，澎湖海巡队在澎湖花屿海域以“越界捕鱼”为由，对一艘大陆广东籍渔船实施“射击遏阻”，结果造成船上2名船员受伤。针对此次事件，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岛内一些热爱和平的人士也对民进党当局的“暴行”进行了谴责。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海巡部门发现此类事件一般是驱逐了事，媒体也不愿意放大。然而，近期此类逮捕事件频发，甚至出现了“射伤事件”，民进党当局到底是何用意？民进党将国际环境恶化归咎于大陆当前，民进党刚刚上台一年，两岸关系已经朝着急剧冷却的方向前进。鉴于蔡英文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缺乏建立互信的政治基础，大陆不仅逐渐收紧两岸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也日益强调“一中原则”。加上蔡英文和民进党缺乏国际视角和战略高度，在诸多问题上严重误判形势，因此，台湾的国际环境面临越来越“紧缩”的窘境。蔡英文在2016年下半年，先是押宝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和TPP的继续推进，随后在特朗普胜选后又调整为希望得到新总统的支持和提升美台实质性军事关系。然而，这两件事情先后被证明是“重大误判”。尤其在今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习特会”之后，蔡英文的“美国牌”愈发失效。再加上2016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断交等事件的发酵，2017年为配合大陆“一带一路”倡议，斐济总理访华前撤销驻台30年的代表处，次日越南又在与中国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第12条中明确写入了“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蔡英文的国际窘境似乎从一个冰点走向另一个冰点。此外，衡量蔡英文国际活动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今年能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这既是与去年（当时还是马英九在任）相比较，也是未来台湾所谓“国际空间”拓展的重要指标。鉴于蔡英文在“九二共识”的认同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大陆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必须遵守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由向台湾施压，最终蔡英文不愿妥协，今年台湾WHA已难成行。凡此种种，民进党困境重重，进而恼羞成怒，将这一切归咎于大陆的打压和敌对。蔡英文政府的意图此次蔡英文政府对于大陆渔民的处理，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其彰显的意图至少有三：一是坐实两岸关系冷却。蔡英文当局不认同大陆所希望的“九二共识”，也不再寄望大陆维持蔡英文所定义的“现状”。两岸从小心翼翼维持某种“模糊”，开始走向充满敌意的“清晰”。两岸关系冷却符合民进党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因为民进党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将中国大陆进一步妖魔化。二是不断酿造此类危机，逼迫大陆与台发生官方接触，甚至两岸实现某种对等谈判，至少是在不断创造可能谈判的契机。今年3月，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接受大陆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政府缺乏与大陆官方的沟通渠道，束手无策，因此，此番藉由在渔民问题上的强硬，蔡英文希望创造对等谈判的条件。三是通过此举凸显所谓台湾的“主权”，并希望放大到国际，引起西方的关注。海峡两岸针对捕鱼有各自的传统海域，但是中国对这个海域的主权是不容质疑的。民进党政府借此凸显“主权”，其实是“划地而治”，刷存在感。当然，其暴力对待大陆渔民，在岛内也是争议不断的。大陆应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笔者在此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不同的策略选择要面对不同的博弈结果，所以，我方要慎之又慎。上策，搁置不理、静观其变。大陆渔民在禁渔期间去双方交叉海域捕鱼，是这类事情的直接原因。我方可以约束渔民行为，且看台方是否敢于“越界”挑衅？这类事情只要就事论事地处理，蔡英文方面“借力打力”的愿望就会落空。如果下一次再出现类似情况如何应对？在国际舞台上，此举只能凸显台方对两岸关系无理、粗暴的破坏。在岛内，我方也可以营造大陆方面的悲情，将两岸关系冷却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因此，我方应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民进党当局此类挑衅事件一定会再次发生，但毕竟难以撼动两岸根本的力量态势，更难以扭转两岸民间交流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中策，有条件地沟通，侧重于民间。如果此类事情持续发生，我方势必面临某种与台湾沟通的压力。如果必须沟通，我方应明确提出条件，必须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希望民进党回到“九二共识”的“一中”架构。具体而言，我方处理此事一方面应该侧重于“就事论事”，不涉及渔民事件以外的事情，谨慎妥善应对相关事宜；另一方面要尽量动用民间的力量（包括民间智库、企业团体、国民党的力量等）。这样，民进党希望透过此类事件与大陆展开官方互动的图谋就会落空。下策，针锋相对、睚眦必报。一部分大陆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变强大了，台湾这样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主张，大陆也应该对台湾渔民强硬，或者直接对民进党政府强硬。问题在于，大陆的强硬可能会使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这样的紧张关系势必会压缩我方在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空间。此外，此时此刻大陆的强硬，也会“授人以口实”。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动辄对台“用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大势的引领者，但越强大，越应该强调章法和秩序，越应该强调大局走向。实际上，大陆对台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强硬牌完全没有必要出。大陆此时的强硬只能凸显大陆对台战略的不自信，而大陆的据理力争却可以赢得两岸民众更多的支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7-06-22 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顺利落幕。此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高规格国际论坛。与会来宾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记者、企业家、银行家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与会总人数达到1,500多人。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数十个国际组织参会，如此规模超越绝大多数有特定议题的国际会议，堪比小型联合国峰会。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治制度输出重整全球秩序。然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早早预示了强势政治制度输出的灾难性后果。“9·11事件”、“伊斯兰国”等国际乱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世界并没有因为西方政治制度的输出而变得更加和平。目前，全球范围内尚存相当数量的国家，引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同程度地陷入发展困境。不少未被制度输入的国家，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遭到国际秩序的排斥，长年处于欠发展状态。如今我们以“一带一路”框架来看，相当数量的“带路”国家就属于此二类。在西方输出政治制度建立国际秩序的同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出不同于任何一国的独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框架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原则。论坛成果初步展示了这一布局，成果清单涵盖76个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国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和巴基斯坦、菲律宾等30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以发展带动和平”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中国为此进行了多层面的布局。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方面提供总值达3,8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贷款。未来三年，中国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援助规模至少为6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西方国家转变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比如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发生态度转变，从冷淡、观望到积极参与。“带路”国家拥有全球64%的人口，29%的经济总量，如此体量的人口规模以及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是中国也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成熟，西方国家灵敏地嗅到了机会，更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发展图景，开始提出具体合作意向。比如，近期脱欧的英国正在谋求实施亚洲发展计划，愿意发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多资金。美国与日本态度的转变特别值得玩味。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领衔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邦层面提出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美国代表此次参会有可能会寻求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对接。以其商人秉性，特朗普无外乎谋求与中国展开中、短期可能性利益交换。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访问团长参会，表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转变。以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为扎扎实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时代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需要在理念、模式和政策方面大胆创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争取早期收获。“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经济相互依存理念。中资可以携手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两国经济融合。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减少冲突，但历史经验已证明，仅仅依靠两个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即是明证。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相互依存对防止冲突和战争没有作用，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纳入更多与经济相互依存相关的变量，包括军事上的相互威慑以及在新的高度上深化经济相互依存。“一带一路”为中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两国把经济相互依存延伸到境外的“带路”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在诸多保险产品中，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乱险等特别政治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一直是中国保险业的短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总体上比较高，因此中国政府要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作用，考虑在与外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对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承保机构、保险程序、保险期限和除外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甚至可以考虑采用日本海外投资单边保险模式，即使东道国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向政策性保险公司申请投保。“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PPP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不同优势，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可以考虑把投资周期分割成不同阶段，妥善设计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允许各类公募和私募基金在不同阶段自由购买和售卖股权，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方便灵活回笼资金，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样通过回报便利化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在项目投资和运营过程中，鼓励当地企业参股投资项目，使项目的建设得到东道国政界和商界的支持，确保PPP项目长期顺利运营。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点是内部发展，那么现在，中国将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受益的发展之道与经验向更广的范围传播，塑造新型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朴素的发展智慧“要想富，先修路”的体现。倡议在具体实施上会面临各种技术层面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该倡议理念的实现，需要分门别类制定具体应对方案，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试错前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开放性框架，可调适性强，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在“带路”国家成功落地，它也必将获得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内涵。 

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伍俊飞 2017-06-16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诸多事务特别是双边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领导人相向而行，密切沟通，一扫特朗普上台之初世界舆论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霾，为新的国际局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和排外情绪蔓延，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大中产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全球化的风险，感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谋求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回潮和民族主义抬头。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将其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嫁接，试图遏制主要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进程，巩固和修正民族国家体系，保护本国国民权益，限制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弊端在于，它重申了利益分配以国民为基础的原则，排斥来自异邦的移民，拒绝来自战乱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无疑这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我们将它置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人们又能对其表示理解。毕竟，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增进本国国民的福利。基于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具有诸多近似背景。第一，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压缩；第二，民族国家中资本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无力监管其非正义的行为，导致民众集体拥抱民族主义，通过政治选举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掌握暴力工具来制衡资本阶层；第三，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过于强势或者单方寻求自决，凌驾于主体民族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妖魔化。其实，民族主义不是社会稳定的毒药，亦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在安全和利益受到挑战时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粘合剂，可以有效弥合民族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加分别地将其等同于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将会导致更多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既可在集权体制下生长，更可在民主体制下膨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许多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民族团结的案例，但民族主义并非战争发生的根源，权力斗争、资源争夺、阶级矛盾、国际结构失衡等才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依附在权力和利益矛盾之上的意识形态。为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我们需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世界经济中西方垄断核心技术问题，而首要任务是重建国际关系的结构平衡。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二元结构全球化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美国的资本阶层带来超额利润，也促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财力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日趋雄厚，“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欧亚各国普遍欢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的创立，更是迅速扩大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但中国以综合国力说话，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捆绑了两国利益，美国越来越不能俯视中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与中国协调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全球化的脚步在未来会有所放缓，但它已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连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得不在其设定的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经过民族主义运动的过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将被稀释，而其契合市场原则的互利机制将被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崇尚“互利”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美互利二元结构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共同决策和相互监督。崛起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既像与美国持有等额股份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像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运作给予监督和制衡。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中美两国履行其监督和制衡职责，确保各国之间利益合作与交易的公正性。中国作为异于西方文明的大国，监督和制衡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范、事中规范、事后监督；有利于通过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解决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节约国际社会的成本和资源；也有利于加强国际法的执行力，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以互利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加强中美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推出互利双赢的“百日计划”，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虑对美放宽金融投资限制，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并有可能与美方就汽车关税和钢铁问题进行谈判。“百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有助于两国实现贸易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明白，单靠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华盛顿需要摒弃过去那种把中国制造限制在价值链低端的做法，而是要把更多高新技术及产品销售给中国。中国则在加强对美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顺应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来说，这避免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现实且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中美两国已经锁定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双方都受益匪浅，且无法简单地一刀两断。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庭消费支出超过14.88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额超过2.14万亿美元。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额达到1,616亿美元，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中国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美国对华债务高达1.115万亿美元。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力图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发生冲突。建议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拥抱消费主导型经济，更多地进口高质量、高标准、更环保的美国消费品，既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施加外部压力，又迅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向美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企业开放市场，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水准。为促进国际体系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一个异质化的二元结构中，一个大国不承担起应有责任的话，另一个大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严重损害地区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就当前世界局势而言，中国最紧迫的是要携手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从中美互利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朝鲜拥核破坏了国际体系稳定，违反了中朝互利原则，建议中方对朝采取新思维。中国的底线是维护半岛上朝韩两国间均势和东北亚地区均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尊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坚持在合适的时机以武力维持朝鲜领土现状的权利，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支持朝鲜拥有与韩国适度的力量平衡。中国也要精心维护中俄朝与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微妙均势。然而，如果美方不以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而是以“非战争状态”形式处置朝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不宜介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限冲突、雇佣兵或志愿军战争。中国有义务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没有责任担保特定政府的延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7-05-19 蔡英文政府一上台即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不能说没有追求较高标准的转型正义的使命感。但民进党政府切莫把转型正义当作“无本生意”，更不可“夹带私货”。警惕最终带来的是“转型不正义”的后果。 所谓“转型正义”，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处理大规模滥权的遗绪所进行和建立的所有程序和机制，其目标在确定责任、服膺正义并成就和解。”换言之，转型正义指的是在一个民主转型的社会情境下，对威权时代遭受国家暴力的人权侵害事件，在厘清真相与符合正义的原则下，对受害者予以释放、平反、道歉和赔偿，或对加害者进行司法上的追究。在2016年5‧20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宣示了新政府转型正义政策的路线图。首先，她将在总统府内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在三年内完成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而在调查报告书完成后，新政府将进行后续的转型正义工作，期望能“挖掘真相、弥平伤痕、厘清责任”。同时，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也表示会“秉持相同的原则，来面对原住民族的议题”。她在演说中明确提及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未在演说中明确提到的“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反而后发先至，已于去年8月1日设立。在该委员会成立当天，自兼召集人的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公开道歉。依据蔡英文亲自核定的《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设置要点》，该委员会的目标是为了“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并且建立原住民族自治之基础”，其任务包括“搜集、汇整并揭露历来因外来政权或移民所导致原住民族与原住民权利受侵害、剥夺之历史真相”，也包括“对原住民族与原住民受侵害、剥夺之权利，规划回复、赔偿或补偿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并且希望接轨国际潮流，“积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由于台湾原住民族遭受汉人移民、日本殖民和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历史事实，以及他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地位相对弱势的现实处境，蔡英文政府推动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意基础，社会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对于如何处理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转型正义问题，特别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国民党“不当”党产，以及“去蒋化”等问题，台湾社会各界仍处在争议不休的状态，反弹尤其激烈的是已经在野的国民党。首先，至今届满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数十年期间发生的白色恐怖，从解严至今的30年来，并非完全没有处理。或许，更正确地说，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相关政治案件中争议与副作用较少的部分，即真相调查、赔偿受害者、追思纪念与和解等工作，从李登辉、陈水扁再到马英九的历任政府已经做了不少，但转型正义的未竟之业还有很多。举例来说，曾经作为加害者一员的众多党政军特及公检法系统人员是否应予公示或追诉？威权时代遗留的大量政治档案应否公开？对于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害案件，两蒋应负什么责任？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的庞大财产如何处理？触及这些敏感问题，也就意味着转型正义进入“深水区”，蔡英文政府是否有能力妥善处理，抑或是治丝益棼，反而造成台湾社会更大的撕裂，甚至可能有损两岸关系，皆有待后续观察。再者，转型正义在理念上容或简单易懂，但由于历史真相难求，诠释观点殊异，再加上现实的政治纠葛和利益算计，在朝向转型正义深水区迈步向前的同时，也可能同时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更多加剧社会撕裂的精灵，其结果或未必能够抚平历史伤痛，也未必能够真正促进社会和解。其次，回顾台湾过去30年的民主转型过程，台湾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转型正义道路，亦即是由民主化的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道路。行政院先是在1990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接着在1992年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李登辉代表国民党政府公开致歉，并于同年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设置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对受难者及家属进行赔偿；1996年至2004年为止，基金会共审核通过2,000多件申请案，每名受难者或其家属获得10万至600万新台币不等的赔偿，最终有近万人受领总额约71亿多新台币的赔偿金。此外，1995年亦通过《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解除白色恐怖受难者和政治犯在担任公职、教职及专门职业的资格限制，并且恢复他们领取退休、保险和抚恤金的合法权利。同样在李登辉执政期间，1998年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获得赔偿的政治案件有6,000多件。在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大体上是延续并完善这些由李登辉所启动的转型正义政策。虽然过去由国民党政府启动的转型正义工程难以令所有人满意，比如说并未追究或追诉两蒋乃至于其他加害者的责任，也并未公布威权时期的全部政治档案，但这不也促成台湾得以不经流血代价而完成“宁静革命”？否则，若是明知党产要被穷追猛打，两蒋要被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威权象征，甚至大大小小的加害者也要一一被追诉，那么当时手握军警特力量的国民党政权还可能轻易就范，并且顺应民主化的大势吗？蔡英文政府一上台即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不能说没有追求较高标准的转型正义的使命感，但过去一年的实际作为让人怀疑民进党另有所图。为了化解外界疑虑，赋予转型正义更高的正当性，民进党政府切莫把转型正义当作“无本生意”，更不可“夹带私货”：终于有机会戴上行政和立法绝对优势的权力魔戒，民进党在清算国民党的历史负债及其丰厚党产的同时，又能独占“正义”的名与利，甚至更能因此确保民进党的长期执政，何乐而不为？然而，正义的目的必须经由合乎正义原则的手段达成，如果一味急于速成而抄快捷方式，甚至罔顾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比如已经施行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已有滥权和违宪之嫌，而尚待完成立法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又隐然有过度扩大化的倾向），那么最终带来的可能是“转型不正义”的后果。因此，在推动转型正义政策的同时，蔡英文政府的态度自当谦卑、谦卑、再谦卑，手段也应该审慎、审慎、再审慎，方能真正贴近原先预期的政策目标，亦即挖掘真相、弥平伤痕与厘清责任，而非只是斗臭两蒋，打趴国民党，撕裂台湾社会，所成就的只剩下民进党的一党之私。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7-05-18 有关规划需要尊重区内传统，汲取得失经验，方能站在国家战略、区域安全的高度，充分考虑当下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纷争加剧的趋势，让粤港澳乃至周边地区的普通民众，都有机会获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中央正式决定，将珠三角九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协调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规划。两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广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广东需按中央指示在下阶段完成的部分任务，也应在大湾区规划中有所体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提出以来，不少分析都将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作为其对标。有鉴于“一国两制”的框架性作用，以及20年来珠三角城市群合作的历史，我们认为，在大湾区规划设计过程中，除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外，更需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一个特殊，两个平衡”（即区内政治制度基础的特殊性，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宏观设计与微观执行的平衡）的思路，化解大湾区发展中所可能面对的挑战。政治制度基础的特殊性在政治制度上，香港、澳门与广东九市有所不同，这是决定大湾区规划思路高度和实质内容的制度基础。“一国两制”下，涉及湾区整合的很多问题，不但九市无法与港澳地区直接对接解决，即使在广东省层面，同样缺乏着力点。对此，中央政府可参考早年创设经济特区的经验，通过设立超越省市层面的湾区协调机制，并赋予其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权限，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省提出的“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基础上，遵循“先行先试”大原则，在制度上勇于创新，力争使大湾区成为“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地”上最前沿的践行者。目前在国家层面，已有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港澳地区与内地其它行政区或部委等。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处理大湾区重要政策协调问题的常设机制，将其做实、完善，直至成为具有行政功能的机构，并由此解决争论已久的“湾区谁做龙头”的问题，值得在大湾区规划设计过程中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大湾区内的经济合作，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已展开。内地推出招商引资政策后，大批港澳企业便进入珠三角寻找商机。当时，资本、物、人等呈“北向流动”的特点，主要是从港澳流入广东，“前店后厂”为此阶段粤港澳的合作模式。不过当时的政策设计，基本仅限于经济范畴，鲜见社会层面的尝试。随着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发生变化。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得益于CEPA及内地“走出去”思路的提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人、资本和物，开始向港澳流动。如自由行、内地居民在港投资金融产品、内资在港澳积极收购等，都是此阶段新特点。上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港澳经济，但因两地承受力有限，“要素南向流动”也在当地（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香港）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加深了陆港民众间的不满，造成了区域融合新障碍。同时，由于港澳企业在内地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内地营商、生活成本相对上升，加之各项社会政策令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居住和养老始终存在诸多不便，”要素北向流动”不再活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2011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目，由1995年的12.23万人，一度上升至2004年的24.4万人，但到了2015年，已下跌至约2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仅从数字变化趋势上看，在内地工作港人的减少，以及港资在内地影响力的降低，与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感日渐减少呈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港澳居民无法以方便途径参与内地尤其是大湾区的建设，如果大湾区的政策安排无法令普通港澳居民直接获益，则湾区融合将始终面临重大隐忧。因此，大湾区规划需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细致的配套安排，始终要将确保区内民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放在突出位置。宏观设计与微观执行的平衡从本质上看，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的是市场规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是从制定或修订政策的层面，减少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政策执行者本身有时也会成为障碍的一部分，这就是历届中央领导曾多次指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或政策落地时走样的现象。上述情况在粤港澳合作层面也有类似的例子。2003年CEPA出台后，按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港澳企业本应普遍成为受益者。可惜的是，国家层面政策落到地方执行层面，依然有相当多的主客观障碍。这也导致港澳企业及区内舆论常以“大门已开但小门难开”来形容CEPA的推进实情。因此，在大湾区规划制定过程中，应多考虑政策制定后，具体落实方面所可能面对的阻力。不过，由于规划制定时我们还无法预测其在执行过程中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规划一方面要具有前瞻性，能规避执行中的障碍，增加落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可考虑赋予湾区实体性协调机构足够权力，令其可及时且小范围地调整政策。结语按照国家最新部署，雄安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区域发展新战略。与“万丈高楼有待平地而起”的雄安新区相比，大湾区是建成区域，行政区隔、产业发展等都已形成路径依赖，此时如以强硬行政手段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另外，“一国两制”与大湾区规划间将形成合力，还是会造成新的撕裂，都是对规划者的极大考验。不过，经历了近4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在融合方面积累了相当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目前，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相当高，资源充沛，仅从经济总量、人口及国际影响力看，潜力巨大。如果有关规划能尊重区内传统，汲取得失经验，站在国家战略、区域安全的高度，充分考虑当下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纷争加剧的趋势，相信粤港澳乃至周边地区的普通民众，都将有机会通过新规划获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翁海颖 2017-04-28 回归20年来，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 在刚结束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中，林郑月娥以777票力压曾俊华的365票，成为下一届香港特首。港人希望香港能在新任特首的带领下，理性面对黑天鹅事件频生的国际大变局和内部矛盾重重的挑战，渡过眼前难关。林郑、曾俊华分别获得建制派、泛民主派的拥戴。就选举界别而言，林郑颇多选票来自工商界，曾俊华在教育界和社福界收获甚丰。2012年的梁振英、唐英年之争，涉及不同经济团体的利益。2017年选票结构则反映了香港经济阵营、社会团体的相异选择，折射出近年来困扰香港的症结所在。香港向来定位为经济型城市，市民追求安居乐业。据香港传媒在选举前夕就新一届政府最优先政策领域的民意调查，51%受访者强调房屋问题，15%关注经济转型，另有12%、10%重视医疗、教育问题。该调查结果显示，前两届特区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议题上失分甚多。回归后经济放缓回归20年来，香港生产总值（以当时市价计算）呈个位数增长，其中六年在国际市场冲击下甚至出现负增长。相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双位数增长，回归后的香港经济持续走软。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前后，香港在粤港“前店后厂”合作推动下，进出口贸易、运输、仓库、邮政及快递服务业迅猛发展。随着内地人口红利的减少，香港厂商的科技创新裹足不前，影响制造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2000年至2015年间，香港经济加快集中至服务部门，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87.3%增至2015年的92.6%。专业及商用服务、批发及零售、金融及保险、住宿及膳食服务受益内地因素，是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通过吸引内企赴港上市，协助内企经港投资“走出去”，以及吸收内地居民投资金融产品，金融保险、专业及商用服务获得长足发展。金融及保险部门更上升为第二大产业，有望赶超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的龙头产业。批发零售、住宿膳食的蓬勃发展，基本由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所创造。两地逾30年的经贸紧密合作，使香港经济在工业、金融、本地消费等三大领域高度依赖内地。香港每遇经济挑战，工商界往往会同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经济措施要求，促使工商界别向内地体制靠拢，进而影响该界别的选票取向。基层从内地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必须指出，来自内地的经济效益没有均衡地辐射至香港基层。香港四大服务业中，金融服务创造了17.6%的增加值，仅占全港就业人口的6.5%。入境旅游业在自由行带动下，在2000至2015年间，新增14.67万个岗位，占同期新增职位的25.7%，唯该行业的人均增加价值仅为39.8万港元，是全港平均水平的64.6%，属低增值部门。内地旅客大量涌入，商界尤其是房地产业获利甚丰，却影响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前者加大财富差距，后者形成民间磨擦。内地经济效益在港的社会分配偏置格局，使得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更因传媒片面报导，在心理上抗拒两地经贸及人员往来合作。这种心态较多存在于工作范畴集中在香港境内的服务界别，教育和社福界从业员为甚。教育、高等教育界和社福界的选票归边泛民，与其位于经济效益分配的劣势地位不无关系。问题是，这类界别与香港年轻人互动殊多，且影响社会舆论走向。他们较易通过普选机制，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领域。这解释了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泛民青年议员较高的取胜率。房屋政策维护商界利益过去十年，房屋议题深度影响香港社会的和谐共处。2012年前，香港房屋政策采取亲商取态，造成了私人房屋的居住人口比例、居住成本（租金、借贷还款）、借贷还款年期的三重增加。这恰是香港80后步入职场、建立核心家庭的高峰期。80后的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缺乏资格获得公营租住房屋。香港经济放缓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增长，而盛行于公营部门、教育界的合约聘用安排，降低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不利私人楼宇借贷安排。他们在房屋领域的经济劣势尤为明显，怨气最大。梁振英政府就职前，已认识到房屋问题的迫切性。他上任后，努力增加土地供应和兴建公屋。然囿于土地规划管理的繁冗程序，少数区议员利用议会程序阻挠公屋项目，加上房屋兴建需要数年，导致其任内新增房屋不多。供需依然失衡，楼价节节上升。特区政府未能把土地、财政资源转换成民生资源，改善社会分配格局，并在管治体制、政策执行力、官民沟通等领域存在问题，令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如果新一届依然沿袭“小政府、大市场”治理理念，经济利益可能会继续向工商界倾斜，极难从根源上修正经济效益、社会分配的错配格局。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向香港候任特首出身公务员体系，理解改革、调整政府内部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新一届政府宜在执政前期，加快把公共、财政资源转换成社会、民生资源，尤其是房屋供应，纾缓不同经济团体间的社会撕裂压力。经济发展方面，需加速发展新兴产业、鼓励创业。一来增加香港经济活力，二则提供社会流动机会予年轻一代，突破现有财富格局，并减缓现有团体对政府施政的影响。与内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内地政府制订扶持性措施时，需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年轻一代、新兴科技、创意创业等领域，拓展与香港不同经济团体、社会阶层、年龄组别的往来，改变工商界独大的合作模式。香港行政长官最终会走向普选形式。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许癸蓥 2017-04-28 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1947年2月27日，查缉私烟的专卖局人员在台北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群众聚集游行示威要求惩凶，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直接点燃了全台湾的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各地仕绅组成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提出改革要求。当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却指仕绅为“奸匪暴徒”，向国民政府请兵来台镇压、清乡。数月之间，即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害，史称“二二八事件”。而其后遂行之清乡、实施戒严，及为巩固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政策，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更阻碍了台湾朝向自由、民主迈进的步伐。陈水扁在2007年的“二二八”纪念大会上提出四个议题：“二二八”经验守护台湾、化解“二二八”错误观感、还原“二二八”真相以及落实台湾整体转型正义。此时“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台湾从1947年起，进入一种政治上的冷冻或静止期，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在解除戒严前一年，民进党成立。再过十年，李登辉当选第一届直接民选总统，接下来，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第二届直接民选总统，但是民进党并没有在议会获得多数议席。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也取得多数议会议席，成为多数总统。2017年“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蔡英文发表讲话，其大多论述与十年前相似。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新意的话，蔡英文宣示2月28日为台湾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字面上有个“新”字。在绿营内部，有人把“二二八”事件视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有人将其比作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绿营支持者也认为，与二者不同的是，在台湾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后代仍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今天，如何对待“二二八”事件比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民进党从少数执政，到今天已是多数执政，“二二八”事件不再是获得政权的支撑，而是开拓支持基础的来源。我们看到大陆也在纪念“二二八”，而台湾独派大佬提醒：台湾要小心，别被统战了！可是，民进党人是否曾想过与大陆开启对话可以从共同纪念“二二八”开始？从“二二八”效应对民进党的影响来分析，事件的确增强了民进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事件发生后的70年，被占领者、多数派终于成为执政者，而且实现真真实实的多数统治。“二二八”也对民进党外围团体产生凝聚效应。以民进党为核心，所有深绿、浅绿的政治团体有了共同的敌人。“二二八”情感把社会与群众层层环绕，以至于造成社会的非理性判断，例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不赞同“去蒋化”。被害者亲人终于走出阴霾，但心理情绪上总会存有阴影。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种宽恕？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煎熬的心路历程；或者永远不能克服，也或许需要受到某种宗教神启，才可能释怀。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有一个小插曲，但颇有启发。因“二二八”被责骂怪罪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必胜客餐厅。他们在这一天推出了“庆祝”“二二八”的优惠，在网络上引起骂声一片。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商业手法，餐厅只为追求利润，但这表明台湾社会有些人已经忘了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在别人伤口上撒胡椒却不自知。藉由“二二八”，民进党能获得什么机会吗？陈水扁时代，面对少数总统的形势，民进党不仅善用、也乐于运用“二二八”事件的迫害感，带来各种争取支持群众效忠的机会。蔡英文时代，有多数总统的优势，民进党很有可能不觉得“二二八”还有什么“外部效应”的机会。所以，现在总是老调重弹，要求则是十年来如出一辙。就像现在提出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然而，越不在乎，越是平淡，却也可能让“国家新团结日”展现某种可能。无论称呼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是一个新的“国家”，可以团结。尽管路径不清楚，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政治目标来团结台湾人民。对待“二二八”事件，民进党将可能面对哪些外部威胁？大陆纪念“二二八”这件事，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台湾、香港都可以纪念六四，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民进党成为多数党执政，国民党作为少数党并没有造成威胁，民进党因此选择忽悠“二二八”。过去惯性地使用这个“受迫害效应”来清算国民党，也伤害民进党人彼此关系，以取得一些群众政治效忠。然而，现在这样的策略已经失效，已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却很可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民进党因此选择相对中间的立场，坚持“不当”发言，从而伤害深绿支持者的感情。“二二八”事件效应的再探索，是民进党人不可不慎、不可不理的议题。借用蒋渭水先生的名言，“国家要团结，团结真有力”。 如果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新国家团结日”，要更有新意，在“二二八”事件后的70年，台湾执政者需要进行话语策略规划。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7-04-20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在国内，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本次“两会”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最后一次会议，而新的一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是国家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国际上，过去一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政治光谱剧烈变动，右翼势力壮大，逆全球化思潮汹涌，中国则顺势走上了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两会”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把握机会，将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国内外公布，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对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有效掌控，以及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主动回应重要关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由三部分组成：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和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与上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字数减少了1,000多字，但是对重点热点问题的回应更直接，对重点对象群体更关注，态度更鲜明。首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报告将过去一年工作成绩总结为经济运行、就业增长、改革开放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动能、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人民生活改善等七个方面，比2016年工作报告增加了三个方面。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新增城市治理、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第二部分谈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围绕“稳中有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民生导向、就业导向，“把发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其次，将政府工作放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之中加以论述。这突出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第三，直面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第三部分谈到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既讲思路举措，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比如在降低企业经营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要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政府要在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第四，客观对待发展速度和成果分享问题。报告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此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定位在“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为了回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具体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力争合理有序，不要脱离客观条件。第五，在港澳台和国际事务此类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上，立场更为鲜明坚定。报告明确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分裂出去。面向国际社会，报告宣称中国始终站在和平稳定、公道正义一边，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重视话语方式创新十八大以来，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被提到重要议程高度，以更有效地将中国鲜活的实践呈现出来。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文本，在创新话语方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首先，重视语言创新。在全媒体时代，总理不仅是向人民大会堂在座的代表汇报工作，也是在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要使每一位受众都能从报告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产生共鸣，就要避免政治语言的空洞，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话语，比如“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等，令人耳目一新。其次，重视传播方式创新。政府工作报告篇幅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传播渠道进行分众化传播，提高传播精准度和有效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对内容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外文翻译增加了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传播报告内容的中国政府网、国务院“两微一端”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重视用事实数据说话。本届政府倡导实干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的许多内容都是通过事实数据说话，一方面通过数据体现工作完成的实效，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设定奋斗的目标。这种做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体现最为明显，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专栏，并辅以专业名词解释，既增强了专业性，也提高了可读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工作报告的作用每年为了筹备两会，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是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协作。会期有限、议程紧凑，决定了两会更具有仪式性和程序性意义。因此，要树立全周期观念，除了重视大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及其效果实现外，也要重视会前和会后的相关活动及其效果提升，尤其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传播。第一，强化决策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打造成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典范。做好报告起草的前期调研、资料准备，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热点焦点问题的回应，提高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实现参与广泛性和咨政高质量的有机统一，做好大会审议期间的意见整理和吸纳工作，既要倾听民意，也要善于辨别，防止决策被偏激观点绑架。第二，强化执行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年工作的计量表。没有执行力，就谈不上实干。每年两会后，要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工，把责任落实到相关部委。政府要向企业学习，要努力实现“一责任一部门”，减少或者避免“多部门一责任”的安排。若有此类问题，则要尽量减少参与部门，明确主责部门；能够量化的任务，要有明确时间表，不能量化的任务，要探索可观察的评估方法；要区分应尽职责与创造性履职，给前者以压力，给后者以激励。第三，强化传播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打造成我国对外传播的品牌产品。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多语种译文从大会期间发放的会议材料提升为正式出版物，定期出版，国际发行。在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的基础上，探索要点的多语种版本。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多语种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找的便利性，扩大应用范围。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的印刷水平。作者为本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7年3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