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7-10-31 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 2017年无疑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习近平主席莅临视察，林郑月娥宣誓就职，王志民走马上任，更重要的是，10月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九大，将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香港政制的特殊性现代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来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要求的政治组织，大多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阶层利益而成立。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其党团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格局与西方迥然不同，基本上以拥护和反对中央为分野。香港不存在《政党法》，党团只能注册为公司或社团。特首不是党团人士，或者当选后必须退党，所以香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建制派和反对派之分。香港建制派力量单薄，在政治博弈中长期处于下风。在选举社会中，政党以赢得选举而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香港呈现半政党政治状态，党团可以拥有部分公共权力，但无法掌握行政权。党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立法会和区议会影响和制衡特区政府的权力，发挥立法、议政、监察等作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首脑同样没有政党背景，但是能够得到议会中强势政党的支持，存在“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本该是香港建制派应努力达成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人所愿。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处于弱势状态。特首无党无派，在立法会内缺乏有力支持，大量议案难以通过，施政效率低下。由于实力不济，建制派未能成为沟通行政与立法的纽带，特首、政府和建制派无法形成行政与立法“执政联盟”，导致香港出现弱行政主导的局面，特首权力处处受限，无法大展拳脚。面对新加坡强势政府的竞争，香港只能望洋兴叹。香港政制的特殊性需要中央发挥领导作用。中央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还有依照《基本法》享有的更多权力，其中就包括从思想和战略上指导建制派党团工作等，这属于中央管治权的一部分。建制派理应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央的治国治港方略。如果建制党团人士拒绝执行中央战略，互相内斗，缺乏担当，推卸责任，那么国家和香港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由于第二十三条立法没有实现，国家安全在香港本来就存在隐患，建制派的软弱涣散更是为投机分子危害国家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中央行使管治权有自己的政治艺术。由于《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所属机构不能在香港亲自下场充当政治博弈的选手。中央对香港的管治主要形诸于思想、战略和宏观政策指导，以及人事任命和人大释法。中央正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对港政策必须契合这一国家大战略，需要通盘考虑包括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两岸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重要因素，不可能把香港利益置于全国利益之上。因此，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特别是选举工程当中，建制派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要追求自力更生，根据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来切实落实和推进管治政策。中联办成为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挡箭牌”中央当前对港方略，一言以蔽之，是底线思维加团结思维，因此香港管治政策需要有软有硬。香港接连发生“占领中环”、“港独滋扰”等事件，情势愈加复杂，迫切需要建制派骨干提高政治活动水平，做到软硬双管齐下。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港独势力，我们必须坚决遏制和打击，毫不手软；对其它社会组织和力量，我们要留有余地，争取团结。然而，在处理与泛民的争执时，部分建制派人士只知打打杀杀，实际上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个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联办施加压力，让一个作为“联络部门”的驻港机构不堪重负，“西环治港”的说法不胫而走。中联办被污名化，既损害中央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又严重妨碍了“一国两制”的健康发展。香港政制的特殊性要求建制派人士团结一致，奋发有为，勉力成长为立法会的主导力量，但事实恰好相反，建制派长期萎靡不振，一盘散沙，就像扶不起的阿斗。扩大在立法会和区议会中的议席、团结爱国爱港阵营、支持特首施政等任务，理应成为建制派当仁不让的职责。然而，部分建制派人士养成了惰性，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习惯于施压和依赖中央，要求中联办成为直接介入香港行政与选举事务的指挥者。一旦市民出现反对声音，这些人士就临阵退缩，把中联办推向前台，让其充当建制派的“挡箭牌”。此风诚不可长。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语重心长地给新政府班子送上三句话：一是“一寸丹心为报国”，二是“为官避事平生耻”，三是“上下同欲者胜”。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为官不避事、上下同欲，不仅针对特区政府官员，也针对所有建制派骨干。建制派要敢于承担责任，自立自强，同时加强组织建设，把个别不具才德、专横跋扈、破坏团结、动辄向中央要价、以私利绑架中央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建制派队伍。借重非政府力量凝聚建制派既要解决香港特殊体制带来的各种问题，又要减轻中联办的负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笔者以为，关键还是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把《基本法》吃透用好。《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限制了中央人民政府之外的政府机构在香港活动的空间，但并没有限制中央授权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甚至“自然人”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特区事务的权力，而这些支持中央的力量完全可以被发动起来，促进“执政联盟”尤其是建制派联盟的建立与维护。获中央授权的非政府力量，其主要任务是引导建制派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协调建制各派的政纲制定、选举事务和立法活动等，可以合法地直接参与香港地方具体事务。非政府力量在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建制派学习中央的思想与战略，获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敢于承担，勇于作为，改变遇事就推给中央的作风。非政府力量可基于国家利益，发挥组织作用，把建制派对中央的支持机制化、平台化。这种安排符合伯克对政党的定义。他认为政党“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建制派未来的目标，就是成为伯克意义上的支持中央、效忠国家利益的“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样，建制派就会成为真正的强势组织，成为维护“一国两制”稳定发展的柱石。非政府力量可以促成建制派的实质性联合。建制派各个团体都是爱国爱港的政治组织，其联盟代表了香港社会的多元性，有利于吸纳和培养治港人才，调和不同阶层利益，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重整后的建制派，可以成为香港跨阶层、跨界别的最大政治组织，汇聚基层、中产、专业人士、资本阶层，政治光谱更宽阔，基础更雄厚，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影响力。具体政策建议一、中央对港政策要运用巧实力，抓大放小，着眼于全局，通过中央信任的非政府力量，培养建制派自力更生的本领。中央对具体行政和选举事务要采取“放”的态度，不再“包养”建制派，鼓励建制派自谋生路。在当前阶段，中央当务之急是面向香港的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等，通过授权集中资源扶持一批有实力、可信任的支柱机构，以培育和重组现有力量为主要途径，采取更灵活、更切实际的形式引导建制派政治活动。二、授权非政府力量牵头，汇聚所有爱国爱港力量，建立类似于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建制派协作委员会。美国两大政党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管理系统，而是通过常设机构全国委员会协调和运作党务。全国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不能领导政府和党员，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推行政纲，负责筹款和选举事务，确定竞选战略与战术。它既是一个智库，为本党长远发展出谋划策，规划方略；也是一个协调和执行机构，平时为本党募集经费，大选期间则负责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进行运筹。三、授权非政府力量引导建制派骨干定期学习中央文件，认识中央制定的国家战略，领会中央对港路线、方针和政策。非政府力量可督促建制派人士，按照中央治国治港思想、战略和政策，有计划、有措施地组织开展学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并联系工作实际，坚持知行合一。学习和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实现建制派团结的有力抓手，是不断提升建制派管治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凝聚大大小小各派系的内在需要。四、授权非政府力量培育移民香港的内地专才，鼓励其加入建制派领导核心层。香港的永久居民中，大部分都是过去数十年来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其中包括回归后来自内地的大量专才。他们大多既熟悉认识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又了解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法制体系。他们认同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认同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培养他们对中西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认知、有效的沟通和冲突管理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等，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建制派政治活动，充分激发他们的潜能，有助于提升建制派领导层对中央战略的把握和执行能力。（文章原载於《亚州周刊》2017年10月第31卷43期，内容稍有改动。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17 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 朝核问题，久拖未决。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面对新情况、新态势，朝鲜半岛防扩散该作何选项，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半岛核扩散现状一、朝鲜核试次数频繁，相关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以来，朝鲜核试次数明显增多，频率进一步加快，并且同步进行投送工具的试射。截至9月23日，朝鲜仅2017年核试与导弹发射次数就达14次。要想把核弹头安装在导弹上，通过导弹发射进行投送，发挥核武器实战威力，就必须实现核武器小型化，也就是至少应将其重量控制在1吨以内，最大直径控制在0.5米左右。9月3日，朝鲜将装载在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成功引爆；9月15日朝鲜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一枚导弹，该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770公里，射程约3,700公里。朝鲜核能力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技术能力。二、“制裁战”效果不佳。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5号决议，敦促朝鲜不要退出条约并信守防扩散义务。此后，安理会相继通过第1540、1695、1718、1874、2087、2094、2270号决议，其中第2087号决议后，朝鲜宣布“9·19共同声明”将不复存在，朝鲜不再讨论半岛无核化。今年，鉴于朝鲜核试与弹道导弹活动频繁，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制裁决议，最近通过的第2375号决议，号称最严厉的制裁，规定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等。“停油”制裁以后，朝鲜于9月16日发射“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最严厉的制裁仍然未能阻挡朝鲜拥核的前进道路，制裁效果微乎其微。三、朝鲜已拥有核威慑能力。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朝核谈判已历经24年之久。朝鲜由弃核换安全得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随着朝鲜核武能力的提升，朝鲜根本无意放弃核能力，坚称要做“负责任的拥核国”。9月3日，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已经清楚地展示其核武研发的技术进步和成就。朝鲜未来核武能力未必如预测的那么强，但它无疑已成为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半岛核问题困境及各利益相关方立场一、美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视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认为中国控制着朝鲜的经济命脉，要求发挥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历史影响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甚至希望中国能“包揽”整个朝核问题。美再三强调“中国责任论”，目的在于营造中国“看管不严”氛围，不断给中国扣上袒护朝鲜的帽子，将朝鲜不当行为转嫁给中国。此举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美日、美韩同盟的距离，而且可以借机增强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通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既可监控中国大部分地区洲际导弹的发射，又可离间中韩关系，加大对中国的牵制力量。美国作为朝鲜半岛核扩散最主要、直接的当事国之一，在解决危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延宕朝核危机，遏制中国是实，解决问题是假，这也是半岛核扩散困境迟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所在。二、日韩各怀鬼胎。安倍政府刻意夸大半岛危机，多次拿半岛核扩散说事，企图借此达到其修宪目的。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归还冷战时期滞留的核燃料钚，但日方一直以研究快中子反应炉为由强烈反对归还，拥核之心昭然若揭，其意图令人质疑。半岛核扩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韩国，而自从朝鲜核导活动步伐加快以后，韩国国内要求加强导弹防御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朴槿惠政府同意部署萨德系统。为应对来自外界威胁，韩国开始考虑自己的核选择。与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关系密切的国会议员李仲杰提出，“我们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核武器战略”、“最后阶段，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可见，朝鲜半岛核扩散呈蔓延之势，令人担忧。三、中国始终坚持无核和稳定两大目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说到底就是要保持半岛无核化和局势稳定。北京应继续向朝鲜明确中国的立场，防止朝鲜“绑架”中国，消除朝鲜试图在核问题上获得中国支持的想法。朝鲜不断核试带来的地震及核泄漏等潜在威胁，对中国而言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北京坚持不对朝鲜盲目、过度制裁的立场，过分制裁朝鲜以及干预朝鲜内政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原则。朝鲜政局的动荡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会带来包括难民涌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四、朝鲜铁心拥核是朝核问题最大的困境。2012年5月13日，朝鲜在其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及朝鲜是“核拥有国”，也就是所谓的“拥核宪法”。2016年5月在朝鲜劳动党七大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完全以“有核国家”身份自居，这也说明朝鲜正为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做最后冲刺。朝鲜目前到底拥有多少核材料难以准确估算，但如果当前的僵局持续，朝鲜有潜力进一步扩大核材料库存，增强其核武能力。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它将很难被说服以和平的方式放弃这种能力。即使朝鲜因为各种制裁或国际压力，最终被迫回到谈判桌前，朝鲜也会为弃核提出其它国家根本无法支付的价码。如果说以前朝鲜是在拥核保安全和弃核换安全之间左右摇摆，那么目前看来，朝鲜拥核的决心已经不可逆转。正如俄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这一计划。”然而，朝鲜铁心拥核将极大地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给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把地区安全带向更危险的境地。未来半岛防扩散的可能选项战争只能是次要选项。朝核问题延宕20多年未能妥善解决，说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僵局继续，朝鲜距离获得可靠的核能力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就为期不远了，很可能迅速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因此，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就围绕朝鲜半岛展开频繁的军事力量部署和高密度军事演习。一方面对朝核动向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对朝鲜核试与导弹试射构成威慑。9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接受CBS采访时提出，若外交失败，唯有军事选项，并重申“四不”原则，意在向周边国家表明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与界限，似乎做好了开战前的准备。然而，战争手段只能作为次要选项。一是朝鲜处于大国利益交汇处，中俄绝不希望看到半岛生战生乱。二是朝鲜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由于长期处于制裁与恐吓之下，朝鲜并不会惧怕所谓的强制性政策，即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迫其就范，构成不了实质的震慑效果。三是美军自身能力不足。美国对长期封闭的朝鲜存在情报黑洞，朝鲜最具威胁的核设施及导弹部队在哪里尚未能准确掌握，一旦开战，朝鲜可能会进行核报复，美国很难承受这样的代价。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精准的把握，最好别捅马蜂窝。立足于“冻核”而非“弃核”。不管国际社会是否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经过频繁的核导试验，朝鲜核导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氢弹试爆成功，表明其核武已经超越了“有”还是“无”的关键层面，进入了核武库是“多”还是“少”的范畴。虽然其核武可靠性、实战性、小型化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朝鲜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拥核已不可逆转，因此解决朝鲜半岛核扩散要向防纵向扩散的方向发展，立足于核裁军，立足于“冻核”而不是“弃核”。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06 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台海局势变化2017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意“美国海军在高雄或其它合适的台湾港口定期停靠，并且允许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受来自台湾的停靠”，要求国防部长在2018年9月1日之前，提交美国军舰访问并停靠台湾港口、美国接受台湾军舰停靠夏威夷及关岛的可行性报告。早在2016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案，将《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并列，首次将“六项保证”纳入共和党党纲。目前，美国参众两院中共和党占多数，今年10月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特朗普是否签署则存在不确定性。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以候任总统的身份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并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通话的内容涉及经济和防务、美台关系、台湾国际空间、亚太形势等广泛议题。自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任何一位候任或在任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以电话形式直接沟通交流，特朗普打破了美台互动的级别，同时也打破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根据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对美台军事交流的限制，美国现役军官与助理部长不得访台，台湾地区“正副国防部长”不得进入华盛顿地区访美，一定层级以上现役军官不得着军服访美。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内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形成法律条文。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而且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国对台军售的规模限制。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军舰互停，那么中美关系性质将发生变化，相当于美国承认了“一中一台”，这将会进一步助长“台独”势力，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价值再利用近几年来，中国军事力量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初步具备突破第一、第二岛链的能力。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重要节点，自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具有独特定位，有“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称。虽然台湾目前在美国对华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已经弱化，但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欲打造更强势的军事力量，把“重振美军”列入优先解决的事项之列，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所以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是其重要选项。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支持“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南海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就连当初“闹得最凶”的菲律宾也与中国重修旧好，加入亚投行，同北京加强合作。美国军舰总以“航行自由”为名来南海巡航，还时不时闯入中国领海，但华盛顿并没有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来撬动新的对华战略，争取在博弈中获得更多主动权。适值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拒不承认台海两岸“九二共识”，搞变相“台独”，致使美方认为台湾这颗棋子如今可以重新启用。因此，“美台军舰互停”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然而，美国对台政策无疑要服从于其国家总体战略利益，对台政策选择受到中美关系及其全球战略的牵制。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扎所言，“台湾不再是冷战遗物，它处于中美战略竞争最前沿，这种竞争很可能决定21世纪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角关系放到全球战略格局中去评估，十个台湾的价值也抵不上一个大陆，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与默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成为法律，但它已经发出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首先，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关键是要看特朗普如何处理。如果特朗普表示不接受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条款，他就有权要求参议院删除这些内容。中方可以提前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在制定《2005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文本包含“推动与台湾之间的高级官员互访计划，放宽军方官员访问台湾的层级限制”等条款，但参议院因顾忌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对法案提出异议，最后两院敲定的版本中删除了相关条款。其次，做好必要时武力统一台湾的准备。如果片面强调外交努力与和平统一，在没有武力威慑或武力威慑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概率定会大大增加，而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变本加厉，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核心利益面前没有商量的余地和妥协的空间。保持武力攻台高压态势，显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有助于防止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对形势作出“误判”。如果“美台军舰互停”法案通过，并且真正落实军舰定期互停，那么，武力统一台湾就会成为实际选择。再次，要制定多种战略预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十种模式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包括四种和平方案和六种非和平方案。在六种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有三种设想美国会主动介入协防台湾，另有三种估计美国会选择不介入。在美对台政策频繁触及中国底线之时，我们既要研究美方的各种方案选择，也要制定好各种应对的战略预案，包括所有作战计划。最后，要有不惜与美国摊牌的战略意志。“美台军舰互停”一旦成为法律，美军舰就可能长期停靠台湾港口，这不仅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会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通过外交途径套路化地严正交涉，已不足以震慑美国，不足以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美国近来的屡屡突破，步步紧逼，部分源于中方战略上的温和表象。因此，中方有必要发出不惜与美摊牌的信号，明确展示对美台宣战的战略决心与意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9-22 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 内在增长和政策刺激推动超预期增长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虽然仅比去年6.7%的增速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明显回升。去掉基建和虚拟行业（金融+房地产）的GDP增速，经济内在增速从2011年的8%以上持续下滑到去年的4.4%，而2017年第一季度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后的GDP增长5.2%，第二季度增长4.9%，与去年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回升。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进一步的解释还包括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中，有一部分是库存的贡献，而库存增加的动力来源于价格上涨预期；二是财政、信贷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同时去年棚改货币化推动了今年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使得上半年政策对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单从财政政策来看，上半年一般财政预算支出过度透支，支撑基建维持高位。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支出10.3万亿，占全年财政预算支出的53%，比去年高出4%，创历史新高。从上半年财政赤字占全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角度来看，2017年达到38.6%，比去年高出21.8%，创历史新高。虽然近年来财政功能由政府投资转向服务供给侧改革、保民生兜底，淡化了对于政府投资的要求，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关系度有所下降，然而，从2016年开始，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相关性显著抬升，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有所倾斜。考虑到财政支出对社会资金的调动作用以及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倾斜，财政支出对基建投资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2.4个百分点。信用收缩或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一度对下半年增长抱乐观看法，但7月份大幅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的情绪有所修正。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和政策的滞后效果，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仍有一定支撑，可能仅比二季度小幅下滑，但下半年信用收缩可能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展望四季度，下行压力可能会超预期。原因之一是经济自主增长动能有所放缓，而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信用收缩周期下投资需求将承压明显。实体经济信用收缩、央行PSL增量下行和国开行专项金融债停发、房地产和基建资金来源受到约束，使得下半年经济承压，四季度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在信用收缩的背景下，下半年财政和信贷将难以再现上半年的相对宽松态势，对经济特别是基建形成较大影响。2017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增多将会直接导致下半年财政支出明显放缓。预计下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将由上半年的16.1%下降至-0.5%。此外，国开行专项建设金融债停发，加上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限制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基建资金来源趋紧。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专项金融债的停发直接导致基建融资备受压力。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明确规定，严查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将政府从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中彻底剥离，从而约束政府融资行为。从基建资金来源来看，银行贷款、非标融资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较大，而一般财政支出、政府新增债券、城投债、PPP、专项金融债受到负面影响较小，估计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的资金占基建资金的16.0%左右。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也可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展望下半年，需要十分注意经济增长的稳定，防止过分起落。从宏观政策建议的角度，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注意金融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防止信用过快收缩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信用过快扩张的格局不可持续，信用增长收缩在所难免。2017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进入收缩通道，基础货币供给增速也开始降低，货币政策中性偏紧，信用扩张受到抑制。从宏观层面来看，2016年M2 同比增长11.3%，比2015年降低2个百分点。从广义的信用创造指标来看，2016年广义银行信用供给同比增长17.4%，比2015年降低7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大幅下降至11%。从微观层面来看，银行表内资产、表外理财以及企业融资等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委外规模、个人贷款、政府负债在今年也开始逐渐放缓。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制约投资增速。201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持续负增长，而与之对应的是投资增速的持续放缓，如果考虑到投资价格上涨因素，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下行速度可能会更快。第二，保持宏观政策的灵活性，预防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超预期。财政政策由于上半年发力过猛，下半年改善的空间不大，宏观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自今年5月底开始，为了对冲金融去杠杆的冲击，货币政策曾经边际放松，体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从四季度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也应保持高度灵活性。今年基建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PPI较高，剔除价格影响以后，今年实际基建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去年。下半年，需求放缓下，PPI高位回落，在实际需求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的情况下，名义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程度可能超预期。考虑到下半年新增债券发行和政府置换债券量加大，而城投债发行可能增加基建支持，央行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相对宽松以给予配合，建议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灵活性。第三，加快改革和创新的力度。最近几年经济增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引起的。2007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和新经济的发展。建议加大国有企业、土地、财税、社保改革力度，对这些改革涉及的激励机制、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财政、社保双轨制等问题进行重点攻关。新经济领域亟待加快发展。新经济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两个维度”：内涵的两个层面表现为既指新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又指宏观经济运行的良好表现；衡量的两个维度表现为产出效益的提升和投入结构的软化。中国的新经济行业部门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为主体，涵盖环保、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诸多领域。2014年后中国的新经济行业对增长的贡献上升，去年二季度最高拉动增长2.5%，虽然去年四季度下降为1.7%，但贡献率仍高达25%。尽管如此，我国新经济行业的发展仍需要继续推进。美国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阿吉翁曾经指出，“随着距离技术前沿的差距日益缩小，一国的发展必须从鼓励拿来型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向鼓励创新型促进增长的制度。无法完成这种转变就会阻止一国走向人均GDP的前沿水平。”这段话套用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非常恰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9-13 在土地供应不足、公屋建设需时的情况下，社企劏房可以在短期内尽快改善低收入住户居住条件。此举属于典型的短期政策。短期政策设计的质量是关乎其成败的关键，如果短期政策设计失当，即便勉强得以推行，也会损害长期利益，甚至短期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 香港面临严峻的房屋土地问题。房委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一般公屋申请高达150,200宗，平均轮候时间为4.7年。天大研究院于4月26日至6月11日间就香港各界对新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市民认为解决房屋土地问题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在解决措施上，市民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户的居住条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此前表示，由于兴建公屋耗时长久，特区政府计划资助社福机构建设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合法劏房，以成本价租予有需要的人士，满足市民短期房屋需求。陈帆的表态得到部分发展商和相关基金的支持，弱势群体也对此表示欢迎。短期政策的出台与退出原则在土地供应不足、公屋建设需时的情况下，社企劏房可以在短期内尽快改善低收入住户居住条件。此举属于典型的短期政策。短期政策设计的质量是关乎其成败的关键，如果短期政策设计失当，即便勉强得以推行，也会损害长期利益，甚至短期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合理的短期政策设计需要注意出台与退出机制，基本的原则包括：1，需要符合社会长期总体发展战略；2，需要从社会长期利益出发；3，要能够被市民广泛接受；4，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让市民控制期望值；5，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能够落地执行；6，切实针对社会发展的痛点；7，建立后续纠偏机制；8，退出计划要渐次推进。把握住这几点，短期政策才能够融入长期战略中，成为长期战略的阶段性成果，获得较长的生命力；才能够承受来自于各方的压力，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才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满足市民长远利益，避免合法性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后续纠偏机制，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对不符合长期战略的因素不断评估和重塑，短期政策就不会与长期政策相冲突。纾缓劏房住户租金压力早在2013年，某社会福利机构就在观塘区进行了贫穷家庭需要调查，当时采集851个生活在政府贫穷线以下的有效样本，其中私人楼宇的184个样本全部来自劏房住户。调查选区中的宜安街、康宁道、云汉街及瑞和街一带的16座私人楼宇包括致昌大厦、宜安大厦、立成大厦、兴达大厦、联利大厦、财利大厦、协利大厦、有利大厦、康宁大厦、金桥华厦、顺景大厦、瑞和大厦、云汉大厦、南宁大厦、永昭大厦及南桥大厦，大部分属于观塘区议会主席陈振彬的协康选区。调查发现，当年的劏房租金占其收入的37%，个别例子更高达五成。在租金压力之下，劏房家庭惟有减少日常饮食的支出。根据劏房受访居民的数据显示，劏房的租约最短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业主可以随意上调租金，在居无常所的情况下，部分劏房住户难以有稳定的住所，无法登记成为选民，难以得到当区区议员的协助。当年笔者便向运输及房屋局建议，由政府以分期补地价的方式，释放适宜改建的工厂大厦，宣布设立“公营劏房”与业主竞争，阻止劏房市场的不良苗头发展为燎原之火，为政府争取更多时间兴建公屋。公营劏房的形式可以类似于60至70年代易装易拆的临时房屋，个人实用面积可参考屯门宝田邨单身人士单位标准，即人均8.2平方米，每月租金330港元左右。政府的短期政策能够改变劏房业主对市场的预期，让劏房市场上供应增加，业主为稳住租户，会减少不合理加租情况，甚至冻租。社企劏房的短期政策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大规模推行，不过，舆论一出，明显已达到立竿见影效果，在租金上纾缓了不少劏房住户的压力。根据扶贫委员会、前线社工及反对派议员提供的资料，劏房住户大部分集中在观塘、深水埗、荃湾及葵涌一带。目前这些地区的劏房租金的确有放缓迹象。新一届特区政府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即使目前尚处于舆论引导阶段，弱势群体也重新燃起希望。进一步的政策建议上述在观塘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劏房的居民即使搬迁，在紧绌的经济条件之下，居住的范围仍限于上述16座私人楼宇及协康选区。区议员普遍误以为劏房住户并非选民，这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认知落差。以三至四人核心家庭为主的劏房居民，当中有小孩就读中小学，造成大部分在当区居住的时间长达六年或以上。针对区议员不了解劏房选民特质的情况，建议在区议会就劏房政策讨论之前，向议员介绍所属选区的劏房住户实际状况，表示可以共同解决劏房问题，令该议员在区议会会议上无力反对公营劏房计划。同时，在选民多样化的情况下，区议会中的建制派议员，眼中也不可以只有议席，应将服务重点由从前的同乡会、联谊会组织，扩大至基层团体，深入低下阶层，了解需要。为减少地区压力，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建议不要在单一区议会辖区内物色公营劏房用地，而是面向一个大区域，例如东九龙、西九龙等。根据调查所得劏房住户比例，在域内建立一至两个公营劏房区，在各区区议会竞争压力之下，尽快落实方案，而不至于让方案在某个区议会久拖不决，胎死腹中。公营劏房的重点是以空间换政府兴建公共房屋的时间，因此公营劏房应有时限性及中转性质。过去的临时房屋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时间过长，由1953年一直维持到1998年才全面清拆。这长达45年的时间完全违背了“临时”的本意。所以，公营劏房应是入住公共房屋的阶梯，把基层市民先从不合理的私人劏房安置在公营劏房，让市民感受到政府的关顾，最后才轮候公共房屋的编配。这种有序安排，即使以目前公屋平均轮候时间4.7年来看，亦属合理而且在市民期望值之内，可以让政府有多一些时间建设公共房屋。为加快公营劏房市场供应，政府应通过分期补地价方式鼓励工厂大厦更改用途，利用市场的力量协助政府。至于其它合适的土地，可以回收短期合约的土地，或向民政局查询一些用量极低的土地，进行改建开发。考虑到公营劏房属于短期政策，目的是赢得时间让政府加快兴建公屋，后续的土地用途需要提前规划。公营劏房的管理要标准化、制度化、专业化。当前政府在个人居住环境方面已经制定了一套标准，最明显的就是公屋单人房屋的规格，所以劏房空间规范化并非无例可循。在租金方面，政府可以定出建议租金，真正体现劏房的福利性质。在小区房屋服务方面，可专门为公营劏房提供保险，低价供水、供电、供气和维修，使这些房屋得以正常运转和使用。我们亦要关注劏房住户的社会服务问题。有的家庭迁入公营劏房居住，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无法迁离，安全、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纷至沓来。目前政府计划把部分工厦改建成劏房，而各区的传统工厦其实是相对集中的，所以，政府最好从现在开始，就规划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避免在正式出租后衍生出更多棘手问题。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7-08-28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强调文明国家容纳的和而不同精神，又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统一。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总体上成功，但也出现许多新问题，面临许多新挑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回答。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承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指出“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开辟了空间。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丛林中，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建立起强大统一、有效治理的单一制民族国家。中国从此走出中华传统文明笼罩的“家国天下”，实现从以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文明国家，到以主权独立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关键转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北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香港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港人根据中央授权，自行管理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习近平明确指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他清楚地表明，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既不是纯粹的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分区式民族国家（Regional State）。吸取一国多制分区治理经验一国两制是“一国多制”的特殊形态。在民族国家体系尚未出现的阶段，一国多制就已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共存，历来是世界各个大国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维护大一统，实现对广大疆域内不同文化群体的有效治理，自汉以降，中国的先贤创造并一直采用分区治理、一国多制的混合结构形式。汉朝承袭秦朝大一统制度，在直辖地域实行整齐划一的郡县制。在汉朝权力延伸到西域后，中央就面临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以郡县制管理西域力有不逮。汉朝创新治理制度，在西域设立军事监护机构都护府，不设行政主官，只设军事主官即都尉或校尉。都护府制度不具行政管理功能，中央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内部事务，形成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具有不同自治程度的羁縻州，有别于中原的建制州。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当地传统而定，自治程度弱的羁縻州由中央委派的行政官员与当地官员共同治理，自治程度强的羁縻州则由中央派驻官员监视督导地方事务，自治程度最高的羁縻州完全维持族群本身的传统制度，由本族人担任行政首脑和各级僚佐。明朝继续实行一国多制，在少数民族地区保持当地传统文化与制度，并改善元朝时确立的土司制度，将其发展成为长期性地方自治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治边政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中央监管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制度。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少数国家在政制上推行联邦制，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权力由地方让与，包括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巴西、阿根廷等。联邦成员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与中央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些国家是典型的一国多制，比如美国境内有562个高度自治的印第安部落，又如路易斯安那州实行与其他州不同的大陆法系。然而，目前有160多个国家推行单一制。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为了解决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差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单一制国家实行事实上的一国多制，推行地方自治模式，在保持主体区域单一制的同时，将广泛的自治权赋予主权范围内的某些特殊地区，允许存在不同的政制、法律甚至官方语言。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在单一制国家中，成功的一国多制治理经验主要在于强大但不轻易使用的中央权力，维护法律上（de jure）的单一制但事实上（de facto）的复合制。具体原则包括：一、中央有权随时收回对特区的授权；二、通过立法确保中央自我节制权力的制度；三、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制度差别，严禁特区挑战主体区域根本制度；四、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价值观差别，杜绝强制融合；五、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司法体系差别。如果中央滥用权力，或者特区认为自身的社会制度、价值观或司法体系更加优越，并要将其强加于主体区域之上，那一国多制无法良好运作。两种视野下的一国两制虽然文明的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文明在和合精神下，正融合世界各种社会思潮，但是文明国家的治理范式依然顽强地存在。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中，“一国”的主题是“和”，“两制”的主题是“不同”。这种安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差别，又以“和”来统一差异。和而不同的文化、家国同构的范式，让中国人不论身处何方，仍然越过民族国家边界，保持民族向心力和家国情怀。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崛起，兼具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特性的中国，极有可能开创出普世性新文明，救济西方文明的缺陷，逐步走到世界的中心。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强调文明国家容纳的和而不同精神，又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统一。香港特区与中国主体区域即大陆，存在许多显著的差别。在经济制度上，大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利用资本，节制资本，发展国有企业；而香港属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吸引全球资本，壮大民族企业。在司法制度上，大陆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香港法律属于普通法系。在价值观上，大陆以家国天下观为核心，香港主要信奉英式个体主义。港人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在全球有自己不同于大陆的朋友圈。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特别行政区。中央合适的治港模式，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法律上的单一制，捍卫主权统一，完全掌控国防、安全与外交；同时可以虚化针对特区的立法与行政权，不追求陆港融合，减少驻港人员，维持少而精的监视督导团队。在促进和合方面，中央和香港双方无疑都须做好功课。中央要善用法律制度之外的力量，加强中央在港的软实力，允许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展，鼓励大陆智库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增强中央对港人的说服能力。香港则时刻不能忘记特区自治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不能破坏国家主权而主张独立，不能充当传教士向大陆强推自己的价值观，在发展战略上更要积极配合中央，同时需善用普通法优势，与美国、英联邦国家深化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联系。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主权统一。今人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就可以挖掘出更大的制度潜力，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国多制成功运作的经验，创新具体政策，为世界范围内幅员辽阔的大国治理提供国家结构范本。本文源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7-08-21 具体分析来看，澳门实际上把回归时相对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也许正是因为澳门回归时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反而使得居民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更为期待，也为基本法权威的树立和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相对有利条件。 深化“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在港澳回归之前，曾有学者估计，香港回归“先难后易”，澳门回归“先易后难”。其逻辑主要是当时中英争拗虽多，但回归前香港已是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而中葡之间尽管一团和气，但澳门还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阶段，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回归近20年后，澳门已成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加入了发达经济体俱乐部。澳门的发展获得中央高度评价。在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澳门取得的成就：“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澳门社会广泛深入人心、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行使，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受到充分保障。广大澳门同胞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广泛自由和民主权利，澳门民主政制有序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对外交往不断扩大。”2016年年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到京述职的行政长官崔世安时更指出，“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中央对此高度评价。”澳门回归以来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向全世界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不仅是解决中国统一的理想方案，也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澳门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坚持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2017年5月8日-10日，张德江视察澳门，将澳门最主要的经验总结为“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并从四个方面做了具体阐释。一是制度和法律基础，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始终牢固把握三个核心要素，即：“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二是政治基础，即切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澳门自觉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澳门居民尊重、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重在配合。三是经济基础，即特区政府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历届澳门特区政府，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澳门社会始终务实进取，不争拗，不空耗，善于把国家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结合起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四是社会文化基础，即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广大澳门同胞实现了在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广泛团结，爱国爱澳从质朴的民间情怀，升华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澳门回归初期，博彩业严重萎缩，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下滑，而博彩一业独大，严重挤压了其它产业，扩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导致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然而，由于特区政府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澳门逐渐找到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钥匙，特区政府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实至名归。化不利为有利 变劣势为优势具体分析来看，澳门实际上把回归时相对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回归时，澳门相比香港，有更多的劣势。比如，制度和法律基础不及香港深厚，也许正是因为澳门回归时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反而使得居民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更为期待，也为基本法权威的树立和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相对有利条件。 再如，在政治基础方面，虽然澳门回归时，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官方语言中文化的进展都比香港缓慢，但这也正好为回归后一大批年轻的爱国爱澳的政府官员、司法官员担当重任提供了条件。虽然也可能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维护行政长官作为双首长的权威等方面，澳门更能够坚定立场，切实执行。爱国爱澳的建制派力量在立法会占据主导地位，回归时，即使在直选部分，也占据了75%的席位，加上间选和委任议席，建制派占据91%的席位。这之后的立法会议席中，建制派基本上占据90%的席位。委任议席不太符合现代民主普选的理念，但它对贯彻行政主导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基础方面，回归时澳门经济远不如香港，但澳门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道路。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引入竞争机制来发展经济，并成功借着自由行、CEPA等中央政府支持港澳的政策把旅游博彩业做大做强。从1999年回归祖国至2013年，澳门人均GDP由1.5万美元增至8.7万美元。澳门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使居民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比如澳门孩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卫组织评价为“太平洋地区典范”；连续多年的现金分享，目前永久居民每人可得9,000元；此外还有医疗券、电费补贴、房屋税减免、持续进修资助、各种税费减免、学生还有书薄费等等；而65岁以上老人各项福利加起来大约可达每人每年6万元。尽管房价很高，但澳门居民已经有79%拥有自置物业。此外还有不断兴建的社会房屋和经济房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的住房压力。 在社会文化基础方面，葡澳政府不重视教育，导致基础薄弱，高等教育水平较低。回归后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积极贯彻“教育兴澳”和“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教育质量进步快速提高，在近几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测试中，澳门学生的成绩进步显著，各项指标都普遍高于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由于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门大学崛起为东亚名校，其横琴新校区成为“一国两制”在高教领域的伟大成果之一。凝聚共识 敢为人先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日前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经验。回顾澳门的发展，虽然仍有许多缺憾和不足，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但内地发展和中央的大力支持给澳门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澳门各界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把握正确方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面向未来，澳门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抓准“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定位，凝聚共识，敢为人先，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会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08-15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鼓吹的“九二史实”论，造成各方强烈反弹，在她执政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基本停摆，经济无法突破，民众生计无法照顾，国际空间逐渐缩小。祖国大陆要为台湾普通人提供赴大陆实地了解情况的机会；要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唤醒台湾群众，才有可能让民进党失去政权。 回顾蔡政府一年多来的施政，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对大陆强硬，对民众傲慢”。蔡英文政府否认“九二共识”是维系两岸之间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仅将其解读为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认为它并不意味着两岸政治上的认同与默契，将其描述为单纯的“史实”，导致现今两岸关系降到冰点。“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九二共识”的达成，体现了两岸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确立了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为两岸政府开展协商并取得成果提供了必要前提。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鼓吹的“九二史实”论，意在否认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导致台湾当局开始陷入僵局。蔡英文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尊重当时的史实”，换句话说，这只是1992年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不能代表两岸曾经达成目标一致，而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九二共识”。此态度造成各方强烈反弹，在她执政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基本停摆，经济无法突破，民众生计无法照顾，国际空间逐渐缩小。在台湾四处碰壁之后，民众才意识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也开始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以及服贸和货贸协议对台湾各产业带来的影响。由于蔡英文一再忽视民众的心声，民众渐而从对政治的冷感转向去了解大陆的相关政策。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的态度，反而倒逼民众去了解大陆此刻的发展与对台各项改革举措，让民众去了解大陆对台胞的用心。民众的思维纯朴，官员的想法自私，两者相抵触的情况下，民众的政治意识抬头，他们为自己争取权益，是政府抵挡不了的。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两岸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将是民众心里的利益衡量与历史认同。去中国化蔡英文当局上台后，发动了“去蒋”、“去孙”、“去孔”等一连串“文化台独”运动，先不祭拜黄帝陵，后又破54年惯例将民族英雄郑成功祭典降级，现在连抗战纪念也取消了。即使许多民间团体号召举办七七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蔡英文政府仍以“考虑政治气氛”为由取消七七纪念日。前总统陈水扁2000年首度执政后，主张“一边一国”，大搞“去中国化”，但仍保留祭黄帝陵的惯例，如今蔡英文干脆废除了解相关活动。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现在也拒绝承认台湾人是炎黄子孙，不属于中华民族。台湾年轻人认为卢沟桥事件与台湾人无关，这种心态的历史渊源甚深。第一，事情不发生在台湾。第二，现在的教育课纲，中国历史已经变成外国史，也就是东亚史。第三，国民党和民进党敌视大陆的教育非常彻底，首先是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制度性“反共、仇共”洗脑言论，紧接着是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教改。如今蔡英文政府推波助澜，强化了年轻人的“天然独”价值观，即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蔡英文政府用政治因素绑架了民族大义、历史真相，驱使台湾人热衷于区别中华文化的想象和建构，以情绪化的立场去看待分治的历史。去中国化无视历史的教训，恐置台湾于水深火热之中，葬送先人用鲜血所换来的和平盛世。转型正义实质为绿色恐怖蔡英文当局搞“转型正义”，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但拼经济却一事无成。为了修法，将11位监察委员全部撤换，全部由蔡英文任命，这意味着台湾的司法已经没有所谓的是非道德标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年多来蔡英文碌碌无为，林内阁荒腔走板，台湾民众与各界团体大概已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能耐，也逐渐觉醒。现在岛内议论火热的议题，除了年金改革、退休将领待遇、一例一休、去蒋化、同性法案修订、退休将领赴陆严惩等，还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保防法”草案。这些举措造成民众恐慌，台湾进入了所谓“绿色恐怖”的软戒严独裁时期。当前台湾民众对政府的倒行逆施严重不满。军公教担忧晚年生活不保，对年金改革连连；工商企业苦叹经营投资环境每况愈下；一例一休造成广大劳工与受薪族抱怨物价高涨，薪水停滞，心中怒火濒临爆发；同性婚姻法冲击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引发社会与家庭矛盾等。“绿色恐怖”来临，全民反政府运动愈来愈频繁。从最早的旅游业者、劳工团体、中南部农渔养殖业者、青年团体至今年的军公教劳警消，全台几乎各界都上街头！抗议声不断，冲突不停，陈情没用，只因民进党政府全面执政后为所欲为。蔡英文自吹自擂，自称是最会倾听民意的领导。台湾人因为她自私自利的决策，每天上街头抗议，她的冷血回应，让台湾人痛不欲生，她的团队决议政策完全天马行空，图利自己，政府的作为是在逼民众又到“绿色恐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逼民反。如今，台湾民众感受到当局释放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柔性戒严；政务官无感、地方首长无奈、执政者无关紧要，倘若再不把民众当主人，表面上说是“人民公仆”，内心却想着当员外，伤害到群众利益，把“鱼水关系”转化成“油水关系”，让官民和谐演变成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最大的官德败坏，就真的是“行莫贱于害民”。当年如何经历戒严时期的过去，蔡英文政府都忘了吗？如今却要走回头路，逼着民众来对抗政府？大陆需调整对台政策为普通人提供赴大陆实地了解情况的机会。目前许多退伍军人团体对蔡英文当局深感愤怒，怨声载道，政府现在即将修法，意在阻止退休将领赴大陆交流。一些教育界人士不满教师教授薪资年金问题，想了解大陆的教职体系与退休保障，有意考虑去大陆寻求发展机会。基层警察则感叹政府对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生活不易，他们都从新媒体了解大陆的发展，有意去亲眼目睹大陆的变化。蔡英文计划用“保防法”绿色恐怖手段遏止台湾民众与大陆过从甚密，而这正暴露了蔡英文政府的弱点，也为大陆指出了未来对台关系的着力点，那就是为台湾普通人提供更多登陆便利，用群众路线击败民进党的封闭政策。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发展壮大。未来两岸民间组织发展定会胜于官方间往来，缩小两岸矛盾，深化民间关系。如今，台湾百姓不再信任国、民两党，用政党、政治绑架民意已不再大行其道，民众自我意识抬头，开始正视自身权益。此时此刻，民生议题大于政治斗争议题，全台民众也在凝聚共识、聚焦力量，想尽办法让蔡英文提前下台。大陆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积极反抗，唤醒台湾群众，才有可能让民进党失去政权。从去年和平游行示威，到今天遍地开花的正面冲突，统派民间组织冲击了蔡英文的施政。在民怨沸腾、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台湾发生首次领导人因执政无能被迫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
宋亮华 2017-08-01 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并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降低杠杆。发挥投资银行功能、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是全球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如何补足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行短板，更好服务于全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财务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需要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成共识。从财务这一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能会同时被中外理论界与经济主体理解和接受。在此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优化和再造一个效率更高的社会资产负债表，放弃规模情结、改善结构、提升质量和效益是题中之义。大陆“三去”给经济增添短期下行压力，而“一降一补”则提供长期上升动力，二者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向纵深挺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宏观经济正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选择，需要警惕局部领域通货紧缩、非系统金融风险个案频发以及经济继续下行趋势。政府部门应由强势的经济威权角色转变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精简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降税减费的同时要加大压缩行政开支力度，降低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负债率或杠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财税支持，弥补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服务等不足。人民银行需要聚焦目标，M2还有降低的空间，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渐进式缩表策略扭转货币超发为当务之急。通过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可加速货币流通，适时在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工具与短中期借贷等微调工具之间相机抉择，减少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双边征税的空间。国有实体部门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主力，应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加入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大潮，加快体制改革，珍惜社会信用地位，集约使用负债，有序退出房地产行业、融资平台代理人角色等。经济下行调整阶段正是社会创新创业与配套投融资布局的绝佳时期。民营部门应增强投资的信心，相机增加杠杆和产能。居民在提升消费信心和安全感的同时，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可适度加大消费杠杆、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部门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金融部门既需要为优化、再造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供服务，也亟需优化、再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第一，主动走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非理性繁荣的恶性循环周期，限制短期套利，规范开展理财资管服务和同业通道业务，根据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适度压缩、优化表外资产负债表。第二，坚持合规稳健，优化杠杆，将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保持在适当安全的范围内，提高为实体部门融资服务能力，主动降低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和表外投融资业务的杠杆。第三，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加强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交易性资产管理，如自用房地产。第四，广泛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工具，弥补诸多功能短板，比如普惠金融、实业投行、市场化投融资和公司治理等。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导致主要经济体负债率和杠杆上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带动物价下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费率高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民间投资和消费信心双双不振；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过度繁荣，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一在于工业化大幅度领先于城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外汇占款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部分源自于城市化滞后和境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即城市化不足或未与工业化同步。结合大城市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现象，需要把卫星城镇建设、综合治理土地信用化和信用土地化上升到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潜藏着两个重要议题，即实现新旧版工业化平稳换代和新型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二是由于受股东财富最大化、同业资产信用风险系数低等综合影响，金融机构偏好拓展同业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资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业务，将表内资产负债业务通过同业通道转移到表外，或用表外业务替代表内业务，转化成低风险或不承担风险的业务。短短十多年，影子投融资已达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一半的规模，这为宏观货币数量调控增加了难以管控的变量。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纷纷借助同业通道，拓展表外业务和同业存贷业务，特别是采用加杠杆的金融市场套利交易业务，导致过多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对中央提倡的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产生挤出效应。目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终于逐渐由从严监管直指金融空转、理财资管。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中央去杠杆的矛头转向金融部门，首当其冲的是套利性表外投融资（影子金融），特别是同业杠杆。原本以影子金融方式运作的部分资金汇入了社会流动性大海后，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为数不多的金融投资属性和投机属性不断强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房地产。通过实业投行优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走出资金体内恶性循环，深入改革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目前，金融部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任务是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服务费率和补足功能短板。大陆金融监管存在体制短板，金融体系存在功能短板。在金融脱实向虚的政策要求下，在金融市场内交易型投行非正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业投行的发展显然存在不足。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补齐实业投行功能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和再造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具有拟合性，在大型金融保险机构中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业投行具有战略上必要性和禀赋上优势。大陆金融保险机构迅速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支撑实体经济重回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银行应对经济低迷的服务模式，商业银行转型实业投资银行和商品交易银行，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应注重专业能力建设，致力于从经营金融资本转向同时经营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延伸实业投行金融产业链。首先，学习全球结构类似的标杆，借鉴其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规范影子金融或去金融影子化是实业投行需要优先聚焦的课题。可重点对照学习与大陆结构相似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股票市场不发达，其资本市场服务对象重点定位于为金融机构融资，维持必要合适的杠杆（上限12.5倍）。其次，创新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的实业投行管治体制及经营机制。应锚准经济金融转型、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方向，规范结构化金融创新和表外结构化投融资行为，杜绝多层嵌套交易，缩短社会投融资的信用链条，大力发展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产业。第三，加强实业投行与商品交易金融、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金融的协同。这里的商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和金融原生品，与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相对应，防范杠杆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成为大规模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地，拒绝不合理套利性的资金加杠杆需求和交易行为。第四，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关注、参与甚至主导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投资合作区谈判，推动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