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祖嘉 2018-08-14 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美国贸易赤字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国长期以来贸易赤字非常不以为然，希望未来能够大幅减少。美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从2010年到现在，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平均都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全球只有美国能长期享有贸易逆差，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货币，也就是所谓的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美国利用发行货币，来交换全球的产品和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铸币权。不过，身为关键货币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币值必须保持长期稳定，这样其它国家才会愿意持有；第二，必须与其它国家有大量贸易，而且必须是长期赤字，如此才能释放出货币，供国际交易使用。美国长期利用发行美元，来与其它国家交换各种产品与资源，所以从国家整体利益来说，美国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将针对大陆出口到美国产品中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大陆则针锋相对，表示将会对美国出口到大陆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大陆领导人习近平4月初在博鳌会议上宣布一系列开放措施。几天后，人行行长易纲也宣布，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产业在大陆的持股比例及营业项目。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显然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于是5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大陆进行双方第一次协商，5月中旬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进行第二次协商。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停止贸易战争、大陆同意扩大对美国汽车及农产品的采购及同意加强智财权的保护。没想到就在美国代表第三度赴陆协商前夕，特朗普发推文表示，美国仍然要对大陆500亿美元商品课税。大陆立即反制说，如果美国对大陆课税，那么以前的谈判将完全无效，双方要重新坐下来谈。同时，大陆也会对从美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提出加征关税的措施。特朗普对此更为不满，他扬言将会另外对大陆提出1,000亿美元产品的课税列表。同时，特朗普在6月中旬正式签署同意美国贸易总署(USTR)提出500亿美元产品的列表，并针对其中340亿美元商品，正式于7月6日开始加征25%的进口税。中国大陆也立即宣布针对美国出口到大陆产品中34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另外的160亿美元商品，将视美国的举动而反应。不久，特朗普又要求USTR再列出2,000亿美元大陆商品，准备加征10%的关税。同时，特朗普扬言，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再拿出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课税。至此，中美贸易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开打。其实从金额上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大陆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3,470亿美元，到2017年增加到3,752亿美元。因此，虽然美国要求大陆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如果将要求改为到2020年每年减少500亿美元呢？也即2020年中国对美国顺差会减少到2,250美元，相当于回到2015年的水平，这看起来似乎就不是那么不可能。由于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很大，因此要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也并非不可能。比方说，大陆向波音公司订购更多的747客机，这可能就是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再比方说，中国大陆每年汽车需求超过2,000万辆，因此只要多开放100万辆给美国，以每辆2万美元计算，就可以达到200亿美元的规模。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应该是有机会达成某种共识的，只是我们实在不清楚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底线为何。弄清特朗普的真正意图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争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因应中美两国发生重大贸易战争时，周边国家和地区难免会受到冲击，而台湾对大陆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41%和11%，它们是台湾的两个最大出口地区和国家，因此台湾必然会受到影响。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中，超过七成是零组件和半成品，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些从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电子产品为主，包括计算机和手机等等，其中鸿海、广达、华硕、英业达等电子产品最具代表性。两岸经贸关系涉及重要的生产链关系，尤其是双方产品在很多方面都有垂直整合，这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美之间彼此增加课税，对于台商的产品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就要看中美双方课税项目的主要内容才能确定。台商自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以电子相关产品为最大宗，而在第一阶段美国对中国加税25%的340亿美元产品中，食品、化学、纺织与汽车等行业占主要内容，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至于大陆对美国加税的产品则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产品上，因此对台商的影响也较小。不过，第二阶段的160亿美元产品中，就会包含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就会很大，值得吾人特别注意；大陆对美国第二波加税产品集中在医疗设备与化工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如果9月美国对大陆产品再扩大课税10%，增加到2,000亿美元产品，就将包括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到时台商自大陆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必然也将受害。由于现阶段两岸关系不佳，而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又非常依赖美国，因此当中美双方出现贸易战争时，台湾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比方说，当美国宣布对全球销美的钢铝产品课征25%关税时，台湾政府要求美国给予豁免，但是美国政府指出，台湾生产的钢铝产品中有很多原物料来自中国，台湾必须先处理此问题。于是台湾政府就回头要求台湾企业减少自大陆进口钢铝原料，改用台湾本土产品，以符合美国的要求。然而，台商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料，主要是因其价格较低，现在要求改用台湾原料，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再者，这些从大陆进口的钢铝原料加工后，也会卖到其它国家，现在如果不从大陆进口，也同样会让这些厂商的竞争力变弱。问题是，就算台湾减少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材料，美国会同意让台湾豁免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另外一个例子是，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未来七年之内，禁止美国企业与大陆中兴通讯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结果台湾政府也立即跟进，要求所有台湾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贸易时，必须先取得国贸局的同意。台湾政府的政策与美国政策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完全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问题在于，美国市场仅占台湾出口11%，而大陆市场则占41%，远远超过美国，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更重要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18-08-08 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 坚持战略自主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1日至3日在新加坡举行。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莫迪更多地强调了与中国的合作，将中国定位为“关键伙伴”，称赞两国在管控分歧和确保边境和平方面展现了成熟和睿智，认为只要中国和印度互信合作，互相体谅彼此利益，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就将更加光明。同时，莫迪的讲话也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批评，且对“印太”战略提出了与印度以往政策宣示和外交行为大相径庭的说法，令西方媒体大失所望。在此次讲话中，莫迪似乎尽量避免提及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他将“印太”定义为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战略概念，并且认为所谓的“印太地区”没有排他性，“不是一个谋求主导地位的集团，也决不会针对任何国家”。莫迪在“香会”上的主旨演讲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会场上对中国充满“火药味”的攻击，以及美国在“香会”之前迫不及待地将“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莫迪在“香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其对中印关系和“印太”战略的说法，表明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会晤时，重申印度将坚持“战略自主”原则，而“香会”上的演讲则相当于印度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一姿态。对外战略调整印度对“印太”概念的立场集中反映了印度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态度。在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国内有相当多的战略精英拒绝接受“印太”概念，认为印度素有不结盟外交的传统，应该更多地在诸如东亚峰会、东盟这样的开放性多边框架下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依照国际法确立自由航行和解决海洋争端的规则，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保持外交独立，避免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因此，辛格政府的文件中尽管出现过“印太”这个词，但主要强调在“印太”地区建立“多元、开放、包容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建立以联盟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架构，淡化了与美国结盟、排斥中国的政治意涵。辛格政府主张“印太”新架构应在保证其“战略自主”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建立议题导向的地区治理机制，促进主要贸易和投资渠道，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然而过去近四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没有把握好平衡。莫迪上台后，印度对华态度发生较大转变。与辛格总理相比，莫迪总理明显更加喜欢“印太”这一表述，并且认为在“印太”地缘战略中印中两国是竞争对手。印度方面认为当前世界秩序，尤其是亚洲国际秩序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中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亚洲地缘政治的失衡，因此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周边布局中突出了“制衡中国”的一面。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强与日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双边军事国防合作，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三边或多边战略军事合作。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TPP，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印度担心美国亚太政策变化将弱化其亚太联盟体系，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印度的地区角色产生影响。然而印度凭一己之力又难以维持亚洲力量平衡，因此莫迪政府宣称要成为维护“印太”地区权力平衡的领导力量，组建有利于势力均衡的联盟。拉贾-莫汉等一些印度知名战略家呼吁将日澳印三边副外长对话机制升级为实质性合作机制，建立日澳印同盟，向中国和美国发出强烈信号，以拉拢美国，制衡中国。印美在印太战略上的分歧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政策中印度的定位相比，特朗普的“印太”政策更加强化了印度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美印“下一个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把美印军事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映得非常明显。莫迪政府及其智库对美国关于“印太”以及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满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将印度看作全球领导力量和更重要的战略与防务伙伴，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安全问题上以及在更广阔的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积极促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印方虽然对此表示欣赏，但对于美国方面关于“印太”的狭隘定义感到不满，认为美国对印度作用的设想只是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充当制衡力量，忽视了印度在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其它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利益。所以在这次“香会”上，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是从非洲的东海岸到美国的西海岸，而不是像美国说的那样，“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明显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其次，印度方面认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点之一是经济安全，印度希望“印太”战略有经济合作机制支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却没有多边合作计划。印度希望美日等国为“印太”战略提供金融机制支撑，通过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及进出口银行等机制撬动美日等国的私人资本，向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投资，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美国自己还想吸引资本回流，以实现其“再工业化”。虽然美日澳印四国也在积极酝酿为“印太”战略提供经济金融支持，但目前仍仅限于口头上。这是印度海军参谋长兰巴上将前段时间将美日澳印四国合作说成经济贸易合作的原因。莫迪对华政策再调整促使印度对其“印太”战略做出再调整的真正原因，还是2017年夏天的洞朗对峙以及2018年1月的马尔代夫国内政治动荡。过去近四年来，印方认为强硬姿态将迫使中国让步，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赢得美国支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的方式解决印方认为关键的问题，在边界、台湾、达赖等问题上不断挑衅，其顶点就是洞朗对峙。洞朗对峙使中印两国濒临军事冲突的边缘，而美日等国连支持印度的声明都没发一个。通过这两个事件，印度高层对中印两国实力对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莫迪等人认识到其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偏离了正常轨道。当然，莫迪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机改变其对华政策及“印太”战略，也与国内政治选举、经济发展状况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印度对华政策及其“印太”政策的再调整是战略性还是战术性的，仍有待观察。莫迪在参加“香会”之前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与佐科总统签署15项协议，提升两国战略关系。两国誓言加强国防与海上合作，包括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濒临马六甲海峡的地方建设战略军港沙璜港。也是在“香会”之前，印度海军访问越南，与越南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莫迪虽然在“香会”上没有提及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但这一机制仍将存在，并且仍会举行会议，商讨四国如何合作。四国军事联盟才是“印太”战略的核心所在。印度也会继续努力将“印太”战略由一个安全网络扩展为由安全和经济合作两根支柱支撑的战略，并大力加强与日、澳、新加坡、英、法等国的合作，借助日印倡议的亚非增长走廊等机制扩展其势力范围，通过所谓的国际法和国家规则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总理莫迪目前确实对中国放软了身段，但中国方面应“听其言，观其行”，认真考察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外交行动。谁能知道莫迪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再调整是不是印度版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贤参 2018-08-03 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与“交往”混合而成的“避险”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 日本对台传统认知与对华避险战略1972年以降，日本对台湾政界存在国民党反日亲中、民进党反中亲日的认知。马英九执政时期，虽然揭橥“友日”方针，但由于马政府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再加上马英九个人的保钓经历，依然被日本视为“倾中嫌日”政权。另一方面，追求“台独”的民进党，将日本视为“台独”运动的奥援而亲日，被日本视为“反中亲日”势力。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彰显对民进党的重视，在蔡英文2015年10月赴日访问时，不但责成其胞弟岸信夫在故乡山口县接待，他本人甚至还与蔡英文在东京演出不期而遇、秘密会谈的戏码。安倍此举是为确保民进党执政后的亲日政策，并且及时刹住了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逐渐倒向大陆的趋势。分析安倍政权对台政策，必须先了解其对大陆战略，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大陆崛起、美国国力相对衰退之际，位于大陆周边的美国同盟友好国家都出现经济上依赖大陆、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扭曲现象。对此，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强化与同盟友好国家军事合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推动确保其亚太区域经贸主导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balancing)与“交往”(engagement)混合而成的“避险”(hedging)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建构友好的台日关系，即是其外部平衡的一环。马政府时期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不少学者运用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的“战略三角”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三角关系演变，其实该理论也适用于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马英九执政时期推动“和中”、“友日”政策，而中日双方则因2010年9月钓鱼台海域撞船事件交恶，台湾即居于“罗曼蒂克”(Romantic)型三角关系中的最佳枢纽位置，亦即台湾与相互敌视的大陆、日本两个“侧翼”都维持亲善的关系。换言之，台湾在积极与大陆交往的同时，亦可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日本重视台湾的主要理由，不仅在于台湾占据日本海洋运输线周边、扼制进入南海北端入口的地缘位置，而且台湾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台湾民众对日友好。从台湾方面来看，日本是台湾第三大经贸伙伴，也在美国协防台湾机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日友好是必然选项。马英九在执政时期，积极建构台日“特殊伙伴关系”，并且与日本签署投资保障协议等20余项协议，以“堆积木”方式达到实质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于马政府的“友日”政策，安倍亦积极予以回应，不但与马政府签署曾交涉十余年未果的《台日渔业协议》，更表态支持台湾加入TPP。与此同时，马英九以“一中各表”为内涵的“九二共识”原则，改善与大陆关系，签署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内的20余项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建构主管两岸事务首长互称官衔的对话与热线机制，甚至举行两岸领导人首度直接会晤的“马习会”，开创两岸关系史上最佳状态。有鉴于过去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因素、日本右翼对台湾殖民时代念念不忘的情结，以及台湾处于制约大陆发展海洋强权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大陆对于台日发展友好关系不免抱持戒备心态。不过，在两岸关系持续朝正面发展的情况下，大陆比较能够容忍台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才让马政府得以在中日两边左右逢源，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中日改善关系，台湾沦为孤雏2016年1月，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与“立法院”过半席次后，日本外务省大臣岸田文雄史无前例地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有基本价值观、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与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与友人”，期待今后进一步深化日台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蔡英文当选表示祝贺，并强调“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也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其后，安倍派遣“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携带其亲笔信访台，代表自民党祝贺蔡英文当选，并表明希望深化日台信赖关系。2017年1月，安倍政权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更派遣日本总务省副大臣赤间二郎于3月访台，创下台日断交以来访台官员级别的最高纪录。不过，蔡英文执政迄今，未能解除日本核灾区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禁令，颇让日方失望，并且推迟“台日经济伙伴委员会”之召开，几乎搁置缔结《经济伙伴协议》(EPA)之协商。由于民进党曾反对马政府解除福岛五县食品进口禁令，如今国民党亦以牙还牙，反对开放，甚至推动“反核食公民投票”，升高福岛食品解禁的政治风险，也导致台日关系停滞不前。此外，因为蔡政府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并且推动被视为文化“台独”的“去中国化”与“去蒋化”措施，将马政府打造的两岸关系基础摧毁殆尽，让两岸关系陷入冷对抗状态。另一方面，今年初以降，中日关系出现回温现象，以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5月首度访日为契机，中日关系已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从战略三角理论来看，现阶段的两岸与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由“罗曼蒂克”型转变为“婚姻”型，中日双方分别居于“伙伴”位置，而台湾则由枢纽转变为“孤雏”。分析与建议一、安倍在第二次组阁后，为应对大陆压缩日本在东海的防卫战略空间以及争夺东海资源，采取倾向平衡的硬避险战略；历经五年的对立僵局后，中日双方开始相互摸索改善关系途径，也因此促使日本改采倾向交往的软避险战略。换言之，今后日本对大陆避险战略倾向软或硬，取决于大陆对日是协调还是强硬而定，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中日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二、持续改善中日关系以牵制美国，并且把日本改善对大陆关系的战术性作为，提升到避险美国的战略性层次。大陆改善与日本关系，固然有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等多层次因素，但亦是日本多方对大陆伸出橄榄枝之结果，特别是李克强访日受到安倍的高规格接待，凸显出安倍政权对改善中日关系之迫切期待。值此之际，安倍政权绝不会堂而皇之地在外交上支持蔡政府或“台独”势力。李登辉日前访问冲绳，当时亦在冲绳访问的安倍未与之会晤，即是中日双方摸索改善关系而为中方带来的额外礼物。然而，安倍表态反对“台独”的可能性不大。三、在寻求改善与大陆关系之际，日本对台关系转向谨慎。然而，日本重视台湾在其避险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台湾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不会放弃发展台日经贸合作关系。蔡政府为改善台日关系，应该会在年底选举结束后，解除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禁令。不过，在中日关系改善、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状况下，台日关系在政治外交层面将难以突破旧框架，日本版《台湾关系法》更属海市蜃楼。另外，在经贸方面，东京日前召开第一届台日第三地市场合作委员会，意味着台日经贸合作不但将继续深化，甚至要扩大到第三地的经贸合作。四、大陆应慎思机舰绕台所引发之双刃剑效果，并且思考两岸新共识。常态性的武力示威，将为“台独”分子宣传反中提供题材。在大陆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建交后，蔡英文将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内部不团结的发言，彰显其为反“台独”势力扣上“亲中卖台”罪名的意图。值此之际，大陆对台实施武力威吓、外交封锁，只会徒增台湾民众反感，让反“台独”势力感到困扰，更让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国台办的“三党竞赛谁比较爱台湾”说法失去说服力，并且成为民进党在年底地方选举中造势的题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07-16 私立院校最大的任务，是面对自信心、学习动机甚至学习能力较低的青年人，培育他们，达至社会最大之善。至于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大部分私立院校根本不具备相关软硬件，即使投入大量资源，短期内也难有显著成效。 香港自资专上院校（以下简称“私立院校”）正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过往20年间，香港高等教育界不断膨胀发展，2000年只有4间私立院校，提供20门课程；2003年已有20间院校，提供123门课程；到了2006年，课程数量更暴增至302门。近年因为文凭试考生人数下降，大专学额开始供求失衡。2017年文凭试学校考生人数为52,000人，但总学额却有55,000个，其中学士学额已多于合格入读的人数。巿场现在正汰弱留强，已有私立院校收生不足，面临倒闭。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早已出现高等教育泡沫，大量私立院校相继倒闭。香港才刚开始踏入寒冬期，倒闭潮一触即发。香港政府鼓励私立院校成立，最初是为不能入读资助大学（八大）的学生另谋出路，提升社会整体教育水平，为迈向知识型经济培养优质人才。此外，前任行政长官于《2009-2010年施政报告》中首次确定了教育产业为六项优势产业之一，有意加强专上教育的国际化及多元化，将香港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的教育枢纽。私立院校确实对提升香港整体教育水平作出贡献，然而所招收的学生文凭试成绩普遍远低于八大。例如，三大（港大、中大及科大）的最高收生学系，收生分数可达40分，而20分就可以升读私立院校最受欢迎之课程。因此，私立院校最大的任务，是面对自信心、学习动机甚至学习能力较低的青年人，培育他们，达至社会最大之善。至于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大部分私立院校根本不具备相关软硬件，即使投入大量资源，短期内也难有显著成效。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提供的资料，2016/17年度八大资助院校总学生人数为99,911人，其中修读副学士人数占5,184人，修读学士人数为83,938人。非本地学生共16,474人(19.6%)，其中中国内地学生12,037人(14.3%)，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3,704人(4.4%)，亚洲以外地区则只有733人(0.87%)。近年八大得到的拨款每年达178亿元，还有数十亿配对拨款、数十亿学生学费作为营运资金。当扣除学生学费后，每一位学生的社会成本超过20万元。由以上数据可见，八大尽管在研究及教育上有可观成就，但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仍局限于亚洲巿场，只能吸引少数英语系国家学生来港就读。私立院校并没有政府常设资助，亦鲜有配对拨款，在自负盈亏的前设下，可用经费每年会随着收生人数大幅浮动，因此发展不敢冒进，教职员薪酬亦远不及八大。以一所4,000名学生的院校为例，假若每名学生年缴学费6.8万元，每年也只有2.7亿元营运收入。如果少收一名学生，便损失四年学费30万元。兼顾教学及研究以外，已没有资金投入国际化及多元化发展。即使如八大的财力，亦只能吸引700多名非亚洲学生，私立院校走国际化路线更不符合成本效益。 私立院校发展先天不足美国的顶尖学府大多数是私立院校，因为它们有钱吸纳最顶尖的人才。学生可享有学费全免待遇，更有生活津贴，暑假还可以到顶尖企业实习，毕业前已稳拿大企业聘约，薪水超过10万美元毫无难度。这些学校有大企业支持，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巨富及毕业生的捐款会得到政府税务宽减，这其实属于变相获得政府资助。然而它们并非创校第一天便如此风光，而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洗礼，汰弱留强，良性循环而不断茁壮成长起来的。教育不是一门可以快速回本或立竿见影的生意，美国顶级私立大学的百年基础，是有不少倒闭院校作其养分的。香港的私立院校历史短，私立大学只有一间，成为大学至今只有12年。私立院校发展初期，香港教育巿场的养分已被八大汲尽。除了政府及企业资助，更重要的是八大（尤其是三大）的毕业生已稳占劳动力巿场的中高层，是社会的中上及富裕层，随时可以回馈母校。这些能被私立院校汲取的重要养分已所剩无几，此为先天不足之一。此外，香港产业经济较为单薄，私立院校创办初期均以成本较低又较能迎合劳动巿场的学位作招徕，因此多走文商社科、设备要求不高的博雅教育路线。这些课程多数为一般非专业学位，毕业生也多从事白领文职工作。院校缺乏培养研究、艺术、技工等人才，课程亦少职业导向意识，此为先天不足之二。本来一个富裕及多样化社会，有容乃大，博雅教育的一般学位，在社会中也能生存。然而近年社会不安宁，青少年普遍认为向上流动的阶梯变长变窄，对未来充满焦虑。因此，职业导向的专才训练便顿时成为升学大热，致使文凭试入读分数亦递增。当一般大专生起薪点只有每月$11,650时，最入门级的登记护士薪酬已可达每月$17,685。再加上政府推行“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SSSDP资助计划），学生每年可以取得4至7万元资助，私立院校便纷纷开办职业导向课程，且大受欢迎。今年政府更打算将资助名额增大，估计联招加上SSSDP学额共19,430个，若符合学位入学要求的人数与往年相同，即有21,593人，那么私立院校的非专业及非职业导向课程将会无人问津，进一步被大量淘汰。重新定位，发展优质教学香港的教育开支向来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参照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文件，2013/14年度教育开支仅占香港GDP3%，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则为6.3%；虽然大学入学率超过五成，但只有18%学生能入读资助课程，远低于韩国的70%。香港要发展普及教育，增强地区竞争力，教育开支仍有上调的需要。然而开支应花在何处，则要审时度势、因时制宜。政府近年积极拨款鼓励私立院校进行学术研究，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升私立院校的研究水平，有助院校缩小与八大的差距，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水平。教学虽与研究紧密相连，相得益彰，但终归不能互为因果。“老师”与“学者”要求的是两种能力，研究越好，教学质素越高，这恐怕是一种错误推论。现时私立院校的研究配套与八大相差十万八千里，私立院校由教学型组织转为研究型组织，涉及体制甚至院校目标的改变，这是大动作。私立院校面对收生下降的存亡之秋，这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很多私立院校因为不断降低收生门槛，学生存在越来越多的求学障碍，更需要花时间去解决。大部分私立院校没有教学辅助人员的支持，老师需负责所有教学、作业及试卷批改，负担很重。虽然政府的研究经费可用作聘请兼任老师，但兼任老师对学生的关顾始终不及全职老师。私立院校要兼顾教育与研究质量，在危机中做大动作，难矣!政府应该支持私立院校改善教学质素，防止院校之间恶性竞争以致伤害学生利益。未来几年，巿场会淘汰不少私立院校，院校内亦会淘汰不少学系或课程。政府可借此时机整顿高等教育界，为不同院校厘订分工。若以八大为研究型大学，私立院校则属于教育型，而院校内的体制改革，亦需将教职员工作重新订定，甚至应清晰区分研究人员及教学人员。私立院校要生存下去，更需不断改革课程，加强职业导向培训，让学生把学到的技能与巿场接轨。香港的现状并不适宜所有大学、所有老师都做研究，更不应只奖励研究精英而不奖励教学英才。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另一大难题便是副学士的出路问题。近年政府大幅增加资助衔接学额，虽能有效舒缓问题，但仍有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升学出路。衔接到私立院校便是绝佳的双赢办法。一来可为副学士毕业生找出路，让他们取得学士学位；二来亦可减少因收生不足而倒闭的私立院校。政府可以在其中穿针引线，除了提供资助，更可邀请所有相关院校成立联席会议，讨论课程衔接之可能性，并订定合作协议。最后，教育机关并不应只关心教学、研究、学生就业，还应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中新学制施行至今，前线教学人员已清楚意识到，因为少一次公开试的洗礼、小一岁进入大学，今天的大学生比以往有更多情绪问题，大学一年级新生对大学生活有很多不适应。政府是时候作出回应，并支持私立院校解决相关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好今天的青年人，让他们茁壮成长为香港的栋梁，才是大学的根本责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8-07-10 针对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大陆不仅要有所预见，更应展现自身发展的自信，协助台湾基层民众实现安心生存及生活的目标，采取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扭转台湾基层民众尤其是绿营对大陆的误解。 今年农历春节前，台湾传媒报道台大政治系李锡锟教授拟以无党籍身份与台北市长柯文哲角逐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李锡锟被传媒问及：“是否有信心成为另外一股‘白色力量’？”他答道：“我就是‘白色力量’。”何谓“白色力量”？按台湾传媒的解读，即没有任何政党背景，而是以个人身份参选，且有机会胜出，传达大多数选民心声的代表就是“白色力量”。最早提出“白色力量”口号的政治人物，就是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外号柯P，即柯教授）。2014年2月6日，在台中以北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台北市）皆是国民党执政的背景之下，身穿白袍的台大医院柯文哲医师，以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身份，举办了一场有关新书《白色的力量》的座谈会，柯文哲在书中提倡新文化运动，点出目前台湾最需要的就是提升每位民众的思想水平，让民众能够安心生存及生活。事实上，早在此次座谈会之前，台湾医界联盟就已经举行了一场“台湾需要白色的力量”记者会，邀请柯文哲担任代言人，而柯文哲在会中就说：“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柯文哲提出的“白色力量”观念及理论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一、务实；二、创新；三、摆脱蓝（国民党）绿（民进党）斗争；四、走出统独议题的泥淖；五、跨越“蓝绿二选一”的模式。笔者以为，落实以上五项内容，让民众能够安心生存及生活，就是“白色力量”主张的新文化运动。2014年11月29日，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在蓝绿各有算计的台北市长选战中，柯文哲获得民进党的暗助，与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对垒。经过双方阵营的激烈攻防，最终的开票显示，柯文哲拿到约85.4万票（得票率57.16%），连胜文拿到约61万票（得票率40.82%），柯文哲胜出约24.4万票，赢得选举。柯文哲的“白”已经成为“蓝绿”衰落的象征。其实，柯文哲的“白色力量”不等于完全超越“蓝绿”，而是善用蓝绿的力量。在他崛起于台湾政坛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超越蓝绿”这个要求，但都未能在“蓝绿二选一”格局中胜出，迄今为止柯文哲是唯一的例外。柯文哲的竞选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试图摆脱“蓝绿斗争”的框架之外，最主要是因为“白色力量”含有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思想。有别于传统的政治人物，柯文哲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有其“柯P语言”的幽默及新鲜感，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深受传媒的青睐。例如，他为自己被官方调查贪污（任职台大医院时）感到不平时，在电视上说：“台湾疯了吗？国民党的林益世没贪污（未被判刑），结果是我贪污，现在加入国民党还来得及吗？”林益世曾出任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拿此人开涮，让柯P的谈话显得既讽刺又好笑。柯文哲是第一位利用网络筹集并公开所有竞选经费以及支出细目的台湾政治人物，他在募款金额达到法定经费上限时，就主动关闭募款账户。在台湾，长期以来，政治人物的募款金额如果超过选举的总支出，就算没有放进自己的口袋，也是以打着自主名目的基金会形式变成未来拓展政治资源的资本。然而柯文哲却说：“经费够用就好，选举经费就像魔戒，毫无节制的花费，只会造成选举风气的败坏。”值得一提的是，柯文哲关闭募款账户的做法，颠覆了台湾选举文化的传统思维，这不仅是台湾选举史上的第一次，也成为开创新文化运动之“白色力量”的典范。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赖清德随之跟进，后来高票胜选。在此影响下，预计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将会有更多的参选人效法。柯文哲借用外力及打破传统的务实创新做法，终将促使“白色力量”推倒由“蓝绿”所共筑的高墙，“白色力量”已有壮大成“白营”的趋势。柯文哲的施政及民调支持度，迄今不坠。围绕2018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各方已开始造势，据多次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柯文哲的民调始终位居第一，气势压过各“蓝绿”参选人。今年3月31日，政治学者胡祖庆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及其“两岸一家亲”的论述，获得台湾各地超越“蓝绿”选民的拥戴，他的影响力将成为2020年“总统”大选之重要变量，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台湾的马克龙。基于以上所述，大陆应如何应对台湾政局新形势，并与这股“白色力量”打交道？笔者有如下几点意见：一、大陆要持续发展综合实力。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这表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两岸综合实力较量的过程，根本上取决于大陆自身发展进步。”由此可以看出，大陆已经充分认识到，两岸综合实力的较量，才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核心。二、大陆要持续争取台湾民心，包括“白色力量”。大陆提出对台“两遇”承诺，“让台湾同胞享有国民待遇，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今后对台政策应加大力度，务实争取包括“白色力量”在内的台湾民心，逐渐以对台“两遇”取代先前的“文攻武吓”政策。三、大陆要持续维持与绿营和“白营”的二轨对话。除了既有的蓝营对话平台之外，大陆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仍应扩大影响层面，例如继续开辟与绿营及“白营”的二轨对话渠道，包括两岸学界的论坛交流、两岸城市交流（如上海及台北的双城论坛）等。一旦有了互动交流，两岸就能听取对方意见，累积更多对话及沟通基础，从而有助于控制两岸的任何突发状况。四、大陆要持续落实惠台政策。大陆对台工作的方针，一向强调“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但因应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应扩大改为“一代一线”，将目标放在青年“一代”及基层“一线”，以贴近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针对青年“一代”，台湾《远见》杂志于今年3月14日做出一份民调，显示台湾18至29岁青年人，是大陆最新推出的“惠台31条政策”的主要受惠者，也是响应最积极的年龄层。有61.6%的受访者表示，会增加到大陆发展的意愿。这与柯文哲的新文化运动相关，因为他的“白色力量”就是要让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能享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机会。笔者认为，基于两岸发展新格局，大陆有必要提出新的对台论述，针对台湾的青年“一代”，务实创新的“惠台31条政策”，应是起步而已，未来仍要扩大至基层“一线”。如同“白色力量”，大陆也可以宣传“五要”：一、要务实；二、要创新；三、要摆脱只与蓝营一轨对话的格局；四、要走出只与台北进行“双城论坛”的路线；五、要跨越“蓝绿二选一”的模式。总而言之，针对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大陆不仅要有所预见，更应展现自身发展的自信，协助台湾基层民众实现安心生存及生活的目标，采取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扭转台湾基层民众尤其是绿营对大陆的误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6-28 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自特朗普6月15日公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产品加征25%关税的清单之后，中美贸易战的“枪声”便再度响起。考虑到中美两国高层此前就贸易争端进行的紧急磋商及达成的相关共识，特朗普此次的“回马枪”确实让外界始料未及。那么，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算盘”目前，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缘由主要解释有以下几种：一、特朗普需要应对国内压力，为中期选举铺路。事实上，早在竞选之初，特朗普就一再扬言要对华启动贸易战，但入主白宫初期并未真正启动这一影响广泛的贸易战。因此，特朗普确实面临反对者对其不履行竞选诺言的指责，并进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特朗普也在推特上指出自己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并将此归结为其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无限夸大国内压力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所起的作用。换言之，至少国内压力并不是特朗普采取对华贸易制裁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特朗普宣布此轮对华贸易制裁之前，共和党的选情是极为乐观的。简言之，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开启对华贸易战只是巩固了共和党的选举优势，而非决定共和党选情的生死存亡之举。此外，如果特朗普真主要是出于缓解国内压力的考虑，那他为何对中兴“手下留情”？难道特朗普就不怕此举招致国内更大的反对？二、特朗普需要通过对华贸易战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具体而言，特朗普希望通过减少对华进口、增加对华出口来平衡美国对华贸易。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此举来促使制造业回流，从而增加国内就业。尽管特朗普确实屡次将这些因素归结为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原因，然而实际上，这也不能算是特朗普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决定性因素。即便特朗普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也只是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同时，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美国对华出口额也会同步减少。因此，总体来看，特朗普对华贸易制裁除了让中美贸易总额下降之外，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通过限制进口中国商品来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以及增加就业就更不现实了。一则，特朗普拟定的制裁清单并不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比如电视机等。因此，美国国内相关产业不可能得到发展机会。二则，美国国内高昂的土地和人工成本都使得美国复兴制造业变得困难。此外，据称在特朗普开会讨论对华贸易制裁时，财政部长努姆钦持反对意见。而此前也正是在努姆钦的推动下，中美就贸易纠纷达成一些初步共识。由此可见，从美国经济部门的视角来看，其并不主张对华贸易制裁，也深知对华贸易战无法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三、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从特朗普此前的表态以及其出台的制裁清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及科技产品是此次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此外，特朗普也一再表示“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压力是迫使其作出对华制裁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特朗普开会讨论是否对华进行贸易制裁时，除了财长反对之外，其它部门负责人都表示支持。综合来看，尽管美国开启此次贸易战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从这个层面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就不太乐观了。毕竟，延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贸易战则充当了美国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因此，美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终结对华贸易战。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对等反击措施，美国也有可能会升级对华贸易制裁规模。中国的应对由于美国开启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因此中美贸易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所以，中国首先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其次，中国也需要从舆论引导、法律诉求、外交反击等多个领域沉着应对。在舆论引导方面，中国对内需要防止国内反美情绪借助美国对华贸易战无限攀升；对外则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将美国塑造成破坏自由贸易，鼓吹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这是特朗普一系列对华敌对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种高涨的反美情绪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会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形成一定的制约。具体到中美贸易纠纷中，尽管中国对等反制措施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但中国也需要保留对话谈判空间，以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因此，中国应该合理控制国内舆论对中美贸易战的渲染性报道，并以此尽量平衡国内反美情绪，使其既成为中国反抗美国贸易制裁的舆论基础，又不至于阻碍中美贸易谈判。对外宣传方面，中国既需要借助地区及国际性组织来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需要联合欧盟及新兴市场国家来共同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应继续寻求在WTO框架内对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提起法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给美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针对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还需要充分利用中美已经建立的多种双边接触渠道就贸易问题进行及时谈判。毕竟，在贸易纠纷演变成贸易战之前，中美仍然存在谈判空间。即便中美已经正式打响贸易战，双方仍需要保持接触，以避免贸易战失控。在美国最为关注的高科技发展及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一方面需要作出承诺性安排，以减轻美国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树立自主发展的信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增加美国进口以及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仍然需要持开放立场。最后，中国应继续积极促进各种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加紧推动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2.0版，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从而持续扩展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减轻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总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聚焦于高科技领域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舆论引导、法律诉求以及外交接触等方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自身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顺利实现自身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25 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301调查”，涵盖1,300多项中国商品，涉及加税金额500亿美元。紧接着又宣布，鉴于中国的对抗态度，美国将考虑再针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4月16日，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发出禁售令。几天后美国政府又宣布了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行动可谓是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有分析认为，本次摩擦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使其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今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前景堪忧；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再创高位等。虽然以上解释均有道理，但若从美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梳理“特朗普时期”美国发展战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经济与特朗普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次贷危机”的阴影。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印出的钞票大都进入了股市、债市和房市，农业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造成了虚拟经济的繁荣。虽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分析师认为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提速，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状况，可以发现美国作为内向型经济，消费需求占经济规模的70%以上，内需不足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失业率飙升，工资增速回落，虽然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失业率大幅回落，几乎恢复到2008年之前最好状况，但工资增速却持续低迷。工薪水平与美国经济增速迟迟不能回归到历史轨迹，这对美国经济影响显著。根据IMF的研究，2008年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仅为历史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相伴产生的现象是，就业市场增加的岗位很多集中在服务业、非全职工作等低端岗位上。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则为美国中产阶级财富持续缩水，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而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规模与开支无限制扩大，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机构日渐庞大。这些无效部门会进一步导致越位监管的增加。与此现象相关的浪费、低效、腐败、过度监管等问题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同时，美联储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债务，美国的主权债务已经超过了21.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106%，是美国自“大萧条”后最高的债务水平。从2018年3月起，美国财政部动辄推出“周度规模最大国债拍卖”等融资手段，推动10年期基准美债收益率冲破3%关口，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屡屡刷新10年高位。短期融资需求旺盛，又令美国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差逐渐收窄，收益率曲线倒挂，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如上所述，美国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较多问题，难以依靠自身经济提速实现各项经济数据的改善。美国经济想要实现强劲复苏并非易事。旧有的世界秩序已无法帮助美国主导世界经济、改变经济结构失衡和扭转社会撕裂。相反，在现有全球化规则下，中国和欧盟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断让美国发现其霸权影响力日渐衰退。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策略应运而生。只有“去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遏制其它国家的挑战，才有可能提升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美国工资收入和减少财政赤字，实现美国的复苏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中国“大国崛起”的思考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体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策略，将中国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对抗力量之一，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与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崛起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但当代国际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霸权战争打不起来，全球利伯维尔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战争没有必要，贸易战将会代替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正是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体现。中国的应对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借鉴历史上美国对英国的策略。从美国历史来看，南北战争后美英之间争端不断。美国历届政府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竭力避免与英国霸权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仲裁外交”战略，有效化解了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英美关系从麻烦不断中逐步缓和下来。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应该尝试更具创造性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沟通解决机制，尤其是一种新型“权力共同体”国际治理机制，以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要求和发展。其次，学习美国历史经验，继续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持续优化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巩固和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善社会法律环境，吸引高技术企业直接投资，也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的生存和竞争环境。让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发动机，并且以此提升工资水平和扩大国内消费能力。再次，发挥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继续紧密联系已有盟友，增强其它国家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认同感。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以自身利益为最高目标，强迫其它国家接受，甚至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惜动用武力，必将失道寡助。3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70多个国家公开宣称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国逐渐展开各个项目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国发展经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共识。“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为中国“大国崛起”提供了硬件支持。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如果远方的人不顺服我们，我们就应该整修自己的礼乐教化，透过文化与道德的力量感化他们。“大国崛起”还需要其它国家愿意追随中国，钦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历程，或渴望达到与其相同的繁荣与开放程度。孟子也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中华文化中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要远远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最后，中国“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而打造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本国以及经营所在国的法规。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要讲实力，也要讲方式，在磨合中适应国际规则，提升企业合规管理，从而游刃有余地在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合作，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企业经营管理思维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8-06-07 目前台海两岸官方交流陷于停顿，“台独”声浪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加剧了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如何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两岸支持统一的力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渔业合作则可以成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抓手之一。 根据《科学》杂志于2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大陆的海洋捕鱼作业在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远、产量最高，而台湾则全球排名第二。全球食用水产品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占全人类动物蛋白摄入量约17%，海洋渔业已经成为解决两岸中国人未来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的支柱产业。然而，海洋渔业面临日益严重的过度捕捞、海洋污染、非法捕鱼、资源不断衰退等问题，各大经济体纷纷调整相关海洋渔业策略，在发展渔业的同时兼顾渔业资源的保护，以免竭泽而渔。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目前台海两岸官方交流陷于停顿，“台独”声浪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加剧了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如何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两岸支持统一的力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渔业合作则可以成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抓手之一。台湾渔业陷入困境台湾渔业以远洋捕捞为主，2016年产量为58.4万公吨，产值达377亿元台币，分别占总渔产量（100.4万公吨）及总产值（864.5亿元新台币）的58.2％及43.6％。目前台湾是全球鲔鱼、鱿鱼、鲣鱼、秋刀鱼等鱼类的主要捕捞经济体，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渔获量逐年减少，加上新兴捕捞经济体如中国大陆的加入，全球海洋渔业资源势将进入重新分配时代。台湾正积极设法改变国际上对台湾渔业的不良观感（被欧盟举黄牌警告），并通过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稳住台湾既有的渔业捕捞配额。除了参考过去捕捞历史外，政治实力也是获得国际配额的重要考虑之一。事实上，台湾不仅远洋渔业遭遇困境，沿近海渔业也面临枯竭窘境，渔船休渔数量大幅增加，这让台湾政府在进行渔业结构调整时捉襟见肘。尽管台湾政府希望通过设置禁渔区、鱼苗放流、栽培渔业等措施来复育沿岸渔业资源，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整体规划以及系统的调查分析，政策常随政治动向改变，无法得到渔村及渔民的认同与配合。大陆远洋渔业崛起大陆渔业早期以养殖为主，捕捞为辅，渔业管理较松散，致使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为解决过度捕捞及滥捕等问题，学者建议大陆对传统捕捞渔村或渔区采取配额管理。对于生计渔民和传统渔区的配额则采取配额可转让制度来获取市场经济补偿，从而促进捕捞渔民顺利转产转业，降低捕捞压力。大陆远洋渔业发展起步更晚，且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违规事件多、滥捕、现代化不足及参与国际渔业组织不够积极等问题。这些年大陆视远洋渔业为战略性产业，也是实施“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全力推动远洋渔业发展。现今大陆有远洋渔业企业162家，远洋渔船近2,900艘（含在建渔船），其中5年以内船龄的占远洋渔船总数的52%，远洋渔业总产量199万公吨（预计2020年产量达230万公吨左右）。目前大陆正努力建设完备的远洋渔业产业体系，特别着重远洋渔业与互联网产业深度结合，促进远洋渔业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与此同时，大陆加强与国际渔业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展现成为海洋强国的强大决心。未来大陆还会加大鲔鱼、鲣鱼、鱿鱼、秋刀鱼、竹荚鱼等鱼种的捕捞，成为台湾的强劲竞争对手。中国大陆正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渔业合作，甚有斩获，反观台湾渔业的新南向政策则施展不开，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对其专属经济海域鱼类资源的强力保护，已经对台湾远洋渔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而台湾政府却还沉醉在台湾渔业捕捞量全球排名第二的美梦中。渔业配额恐引爆冲突随着海洋鱼类资源的锐减，各国对渔业资源的竞争白热化，向大海讨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为了遏制鱼类资源的继续恶化，保护现有资源，加强有实际效果的渔业监管，已在全球形成一股潮流。针对目前鱼类捕捞配额的分配方式，有人主张将历年来各经济体在当地捕捞数量作为重新分配的基准，再考虑是否遵守国际渔业管理规范，以及是否从事非法捕鱼活动等等，这样的分配方式对台湾相对有利。然而，若以传统捕捞数量作为分配依据，将会引发新兴渔业经济体（特别是大陆）的反弹，从而导致新一波的渔业资源角力大战。以秋刀鱼为例，鉴于这两年秋刀鱼捕捞量大幅减少，不到全盛期23万公吨的一半，严重影响本国渔民生计，日本政府在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会议建议按国家和地区新设秋刀鱼捕捞配额，因中国大陆、俄罗斯、韩国等经济体反对，最终未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提出的秋刀鱼配额分配新方案，是以过去五年捕捞数量为基准，如此日本可以获得最高配额24.2万公吨，台湾位居其次，可得19.1万公吨，而中国大陆只分配到4.7万公吨。此种分配比例与现况不符（日本仅捕获11.4万公吨，台湾为14.6万公吨，中国大陆为6.3万公吨），自然引发中国大陆以及其它国家的反对，提案被搁置下来。近年来大陆在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情况下，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远洋渔业。中国政府给予远洋渔船巨额补贴（2014年补贴金额超过26亿人民币），在许多重要捕鱼海域都可以见到中国渔船的踪迹，而扩大远洋船队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若以历年捕捞数量为分配基准，大陆不免吃亏。为此大陆势必透过协商谈判，要求给予新兴渔业经济体特别配额，此举自然会影响到其它经济体（包括台湾）的原有配额。鉴于渔船是国家浮动领土，大陆若针对渔业配额问题，携手其友好国家，强烈要求各国际渔业组织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重新检讨对台配额并交由中国大陆统一分配，将对原已风雨飘摇的台湾远洋渔业造成更严重冲击。因此，台湾多数渔民并不乐见两岸渔业进入敌对状态，目前两岸在鳗鱼、石斑鱼、吴郭鱼等市场的竞争，已经造成彼此伤害。以合作共创双赢两岸渔业其实可以携手合作，共创双赢。在回游性鱼类（如乌鱼、鳗鱼、秋刀鱼等）的资源调查、养护及利用方面，两岸可以共同努力，为子孙后代提供稳定的蛋白来源。近十年来，天然捕捞鳗苗及成鳗数量呈现锐减趋势，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养鳗产业和养殖渔民生计，两岸应该共同探明原因并寻找对策，让天然鳗苗资源得以持续，支撑两岸重要的鳗鱼产业。面对鳗苗不足危机，中国大陆及台湾都倾向于鼓励业者改养殖异种鳗（如欧洲鳗、澳洲鳗、鲈鳗、太平洋双色鳗等等），然而由于事先并未调查清楚该等异种鳗的资源动态并做好追踪管理，本土鳗生态环境可能受到影响，并可能带来外来病原菌风险，导致本土鳗成为濒危物种。对此两岸可以采用合作方式来进行相关的调查、分析及管理制度研究，避免人力、财力双重浪费，有利于两岸养鳗产业的稳定发展，这远比过去两岸所产日本鳗为抢占日本市场、互相进行价格竞争而让它国商人得利为佳。渔业同属两岸重要产业，大陆更是渔业生产及消费大国，也是台湾重点出口对象。从远洋渔业动态以及趋势分析可以看出，两岸合则两利，不合则双双受害，其它产业亦然。两岸事务不能因一时不快而意气用事，陷入亲痛仇快的恶性循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04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倡议属于微型经济体的澳门具备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中西交流桥梁以及国际区位的特殊优势。澳门经济的腾飞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紧密相关，澳门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也离不开全球视野下的区域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为澳门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国境内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沿线来自亚洲、独联体和中东欧的65个国家，是内地经济自加入WTO后一次更具规模的全球化生产分工。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多元化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机遇下，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澳门的优势与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还是“一带一路”建设，澳门都需要认识自身优势和特长，整合辐射区域内其它地区优势资源，与区内其它城市错位发展，并在优势功能上引领和辐射相关产业发展。首先，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澳门背靠珠江三角洲，面向南海，拥有国际机场，出入境自由，这些都是澳门重新融入海上丝路的重要地理区位优势。其次，在“一国两制”优越制度下，基本法赋予澳门独立的金融、税收、财政体系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关税、货币、外汇、自由贸易政策。澳门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良好联系，因此，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非洲等葡语系国家市场，担负起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平台的角色，是澳门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面。再次，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旅游资源丰富。每年澳门入境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澳门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归侨侨眷，人口数量占澳门总人口一成以上。他们与“一带一路”沿线侨居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对侨居国的经济社会环境较为熟悉，是澳门发展与有关国家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交往的重要资源。最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通路，也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作为欧亚海路开通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是其具备的独特优势。“一带一路”推进阶段下的澳门功能与策略目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应该着重发挥经贸平台角色优势，在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已有功能之下，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国内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葡语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等；组织区内的商品、资金、信息的流通，形成以交易为特征的国际和区域经济活动中心。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中，进一步将澳门定位为“商贸交易中心”，通过建设区内消费中心、专业采购中心、离岸金融服务中心、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和文创产品交易中心五方面，配合澳门已有旅游、会展产业优势，对辐射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商贸交易活动，产生较强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一）区域消费购物中心目前，澳门已是全球奢侈品的荟萃之地，品牌商品琳琅满目，能满足全球奢侈品消费阶层的一站式消费需求。其次，澳门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加上热情好客的澳门市民和良好的消费环境，澳门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终端市场之一。澳门可以成为辐射区域内的商品集散地，也可以成为就地消费和转向腹地消费的中心，具有庞大的区域内商品产能消化功能，是具有吸引力的国际性终端消费市场。来自区域内的庞大消费客流，不仅可以带动城市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性服务业能级的提升，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及腹地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可进一步将澳门打造成为具有庞大消费能级的国际性消费大都市，使澳门这个商贸交易中心城市始终保持着引领全球流行消费的地位。（二）区域专业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多元化的贸易创新合作方式促进澳门所辐射的泛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商品采购流通。以澳门作为采购中心，结合澳门已有专业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开展离岸贸易，特别是推动国际专业采购中心联盟的建立和澳门辐射区域国家和城市的加入，发挥澳门与侨界、海外商会的联系优势，整合“一带一路”各相关区域内的商贸交易信息，成为辐射面广的专业贸易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信息流的聚集和整合，带动人流和资金流在澳门和大湾区内的聚合。（三）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一方面，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为澳门的区域消费中心和采购中心功能提供金融服务支撑，发挥澳门作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作用，加强人民币在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等辐射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交易平台，澳门可为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提供跨境投资、并购融资、跨境资产管理等服务，发挥澳门正在形成的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服务功能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优势。同时，发展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也需要澳门提升金融服务监管能力，提升区域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四）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澳门虽然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无法和湾区内领头城市媲美，但可以运用自身平台和辐射区域的优势，以技术转移资源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通过高效的专业化服务和资本运作，实现湾区内优势科技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澳门可以将此类技术和企业引入内地及其它沿线地区。通过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提供项目信息、技术评估、资信调研、融资等对接活动，有效整合国际技术转移所涉及的各要素，促进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企业的技术实力提升，也为国家发展所倡导的环保和新兴产业活跃发展提供支撑。（五）文创产品交易中心澳门可以利用多元文化交融和旅游业发达的特殊优势，服务其所辐射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创新文化艺术贸易，以及由文化艺术贸易衍生出的文化艺术品金融保险业务，打造文创产品综合服务交易中心。利用澳门的优势，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艺术品和影视作品等文创产业产品提供全流程便捷服务，包括文创产品及艺术品的外贸代理、仓储物流、展览展示、交易洽购、评估鉴定、金融保险、公共服务、商务咨询等，将澳门打造为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文化产品交易中心。建议简而言之，澳门具备区位、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条件和优势，若能进行有效集聚和整合，必将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交流、融合、沟通、理解和合作方面发挥自身优势而大有所为，在减少“一带一路”战略各方合作中的政治差异、法律风险和文化冲突方面大有建树，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多元文化荟萃的舞台，尽可能地彰显澳门的特色、价值和魅力。将澳门打造为“一带一路”沿线和辐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易中心”，澳门需要在现有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商业环境配套，提升特区政府的行政效率，打造快速便捷的企业投资政策环境，以及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条件；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除与湾区内其它城市在通关、流通等方面的阻碍，配合“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网络，实现从湾区内部到“一带一路”沿线外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通和交易活力。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国际商贸交易中心的形成需要政府的精心培育，尤其需要注意该中心的功能建设，从而形成效率高、环境优、人才全、配套足的湾区领导城市，以胜任国际商贸中心的角色。只有完善功能建设，才能使澳门既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凸显特色和引领功能，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