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三）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09 一、日元汇率走势回顾  1．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 2009年上半年日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下半年在平稳中小幅升值。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3月，日元对美元贬值。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大量流向美元资产避险，推高美元汇率，致使日元贬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由2009年1月23日年初低点88.81攀升，突破100后于4月3日达100.25。 第二阶段：2009年4～12月，日元保持强劲升值。国际金融形势的缓和、实体经济开始好转，国际资本对于风险偏好上升，美元呈贬值趋势，日元则呈现出升值趋势。2009年11月27日日元汇率达到年内高点86.74，较4月3日的100.25，日元对美元升值13.48%。 2．2010年日元汇率走势 2010年日元汇率呈现出先平稳后升值的走势，大致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10年1～5月，日元在平稳波动中略贬值。日本央行在2010年1月4日拉开了日本央行实施定量宽松政策、对抗通货紧缩的序幕。同时，2010年年初日本政府债务问题显现，引发市场担忧。2010年1月4日，美元兑日元的收盘价为92.40，之后震荡上扬，在5月5日创下年内最高94.78。在欧元下跌、美元上升的背景下，上半年日元对欧元汇率上升了6.4%，对美元汇率下跌了2.3%。 第二阶段：2010年6～12月，日元显著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下探至11月1日的年内低点80.29，创出15年以来的新低，相较于5月5日的94.78，升值幅度达到15.29%，参见图3-1。 步入2011年，日元平稳调整。2011年2月以来，日元贬值压力逐步增强。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之后，美元兑日元虽一度攀升至83.30，但随后回跌，收盘降至81.86。3月14日日元兑美元一度创16年新高，升至80.63，在日本央行向市场大幅注资后回稳。 图3-1  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日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2010年6月以来延续的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背道而驰的，日元升值影响因素复杂。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日元升值更多受到欧美复苏乏力、市场避险需求的影响，但日本国内经济缓慢增长、经常账户持续且大量盈余依旧是日元升值必要基础。此外，债务问题、日本央行干预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坛动荡加剧了日元波动。 1．日本经济持续缓慢增长 （1）外需拉动作用逐渐下降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实际GDP同比下降6.3%，2010年GDP同比增长3.9%。2010年前三个季度受居民消费和出口拉动，日本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受需求萎缩的影响，第四季度增长为负，参见图3-2。2010年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速达到1.7%，这是由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强劲反弹，拉动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对其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二季度受私人消费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环比仅增长0.5%；三季度，日本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为0.8%。其中净出口增长为负，表明经济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0.5%、0.3%和-0.1%，表明外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逐季度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减速、外需增长放缓和刺激消费政策结束，日本经济的增长正在减弱。2010年第四季度GDP环比下降0.3%，折年率-1.3%。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出口增长均为负值。   图3-2 ...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7 一、 欧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欧元在震荡中略显贬值，参见图2-1。欧元自2008年年中呈下行趋势以来，经2008年12月小幅回调，2009年年初即呈现贬值态势。两年间欧元汇率走势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2月，欧元兑美元贬值。由于欧元区经济衰退加深，受经济数据疲弱与欧央行降息影响，2009年2月18日欧元跌至1.2537，为年内最低点，较2008年12月26日1.4067贬值幅度达10.88%。 第二阶段：2009年3～11月。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回暖，欧元在经历短期震荡后触底反弹，2009年3月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低点1.2622。此后进入震荡升值通道，并于2009年11月达到年内最高点1.5038,升值幅度达到19.14%。 第三阶段：2009年12月～2010年6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引发欧元汇率急剧持续下跌，2010年6月7日跌至年内最低点1.1914，为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相较于2009年11月最高点跌幅达到20.77%。 第四阶段：2010年7～11月。欧洲债务危机暂时缓解、欧元区经济数据好转，欧元触底回升。2010年11月4日，美国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日欧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4215，较2010年6月7日升值幅度达19.31%。自2010年12月起至2011年3月，欧元在小幅震荡中调整，但受欧元加息预期影响，有升值趋势。 图2-1  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欧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欧元区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同比下降4.1%。此后，受大规模刺激政策影响，欧元区经济逐步企稳，并于2009年第三季度触底反弹，四个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2.5%、-0.1%、0.4%和0%。 2010年欧元区实现GDP增长率1.7%，与美、日等国相比，经济复苏缓慢，参见图2-2。第一季度环比仅增长0.4%，而同期美、日复苏力度强劲，分别增长0.9%和1.5%；第二季度美、日经济复苏放缓，而欧元区触底后实现环比增长1.0%；第三季度受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影响，欧元区环比增长0.3%；第四季度欧元区投资大幅下降，出口放缓，环比增长0.3%。 图2-2  2008-2010年欧元区与美日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美联储、日本内阁府 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难以遏制欧元汇率走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生经济增长力不足 从影响欧元区GDP的各项指标来看，2009年上半年私人消费、出口和投资均陷入萎缩，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对GDP贡献重大；下半年欧元区出口迅速恢复，对于GDP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参见表2-1。欧元区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其中7月顺差额达到123亿欧元，全年实现顺差223亿欧元。2010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迅速恢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受新兴经济体复苏放缓、进口需求下降以及欧元升值影响，下半年欧元区投资大幅减弱、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长环比减速。 表2-1 ...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一)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5 一、美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美元汇率呈动荡变化的基本态势。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回暖的迹象，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导向都对美元汇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元汇率的变动可以分为升值与贬值交替出现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升值阶段 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3月，美元在这一阶段持续较快升值。尤其是在2009年前三个月，升值趋势明显加快。美元主要货币指数1月2日为79.23，而在3月9日已升至86.29，升幅高达8.9%。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也从108.37升到115.07，升幅为6.2%。期间美元对欧元的升值幅度也高达8.7%。 2.第二阶段：贬值阶段 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美元一跌再跌。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累计跌幅达17.3%。3月到6月初出现了两次快速下跌，累计下跌11.4%。而之后的将近7个月的时间，美元进入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过程，最终美元主要指数在12月25日达到阶段性低点71.61，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为101.35。 3.第三阶段：升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经历了九个多月的下跌之后，美元指数于2010年初开始回升。4月14日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达到了74.43，相比2009年12月最低的71.61，大约升值了3.9%。此后两个月美元指数一路上扬，在6月10日站上八十大关，这也是继2009年3月份之后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的第二高点。在此期间美元指数累计上升12.4%，美元的走强导致国际金价和油价双双大跌。 4.第四阶段：贬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6月到2010年12月。美元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下跌过程，尽管7月份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但对总体下跌趋势并无太大影响。美元主要货币指数在12月14日达到73.27的低点，跌幅为8.7%。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从6月份最高的106.68跌到12月最低的99.17，跌幅为7.0%。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波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中期呈现了贬值的态势。美联储主要货币指数累计下跌9.6%，参见图1-1；广义货币指数下跌7.6%，参见图1-2。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几乎是全线下跌，两年间美元对欧元累计贬值6.3%，对日元累计贬值14.45%，对人民币累计贬值2.5%。 图1-1  美元主要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图1-2美联储广义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二、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第一次升值阶段 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就变得非常强劲，导致美元对英镑﹑欧元的汇率以及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美元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通过对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分析也可看到，危机爆发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通常都会出现升值。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同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库券相对于其他市场及其他货币资产变得更加安全，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刚刚过后会体现其国际避险资产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似乎也领先于欧元区(参见图1-3)，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预期好于欧洲，也造成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走强。 2.第一次贬值阶段...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0-11-04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城市的金融枢纽地位突破一个国家或地区地理范围的限度，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挥金融中枢的功能。总体上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集中金融资本,提升金融效率,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多重功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实现。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诱发了对布局和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需求。因此，对于布局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充分认识其战略意义和潜在风险、把握其基本原则、合理定位和确定分工模式，明确推进的路径和操作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合理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一）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 1、国际金融中心变迁与大国崛起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迁移与金融中心所在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交错共生，相得益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发挥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本、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等核心功能，促进所在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综合国力强盛的主权国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进入所在国、推动所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鼓励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可以引导所在国的核心城市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17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历史上首家股票交易所，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积聚和配置功能，荷兰逐步发展成为海上霸主；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英国借此迅速发展，超越荷兰，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随着英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伦敦逐步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免受战争影响的美国迅速崛起，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纽约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超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霸主。此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成为美国经济实力长期位于全球第一和美元长期保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巩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是出于对国际金融中心漂移与国家综合实力变迁内在联系的考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来成为大国之间金融和经济博弈与竞争的制高点。经过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从贸易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属于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不相符合，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缺少类似纽约和伦敦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也使得中国承受了与其利益极不对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安全受到众多潜在威胁。为此，中国需要通过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渐平衡和优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收益与风险。 2、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布局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提升中国金融实力、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中，投资和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却日渐降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相对疲软，致使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骤然下降，充分说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同时也彰显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并通过发挥其风险转移与分散、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以及财富效应等功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产生显著的扩张效应。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推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服务，毫无疑问将促进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 其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惠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得以长足发展，然而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信息、生物、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之中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具有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具有发掘新兴产业潜能、先导性注入资本和资源重组整合等功能，能够有效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促进包括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 再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随着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中西部等地区的经济增速整体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本规模和金融机构数量也会随之扩张，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金融服务供求的整体格局。由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中西部等地区凭借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和拥有相对较多的潜力行业，配合以适当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流向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形成中国更为协调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如果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机构数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但并非金融强国，突出体现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缺失、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待提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匮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落后等许多方面。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亟需在金融风险可控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合理布局并逐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产生良好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极不平衡，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平衡的金融体系使得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银行体系之中，并极大的抑制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功能的发挥。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既是客观要求又是必然选择，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2、提升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突破口 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深化和金融人才的集中。金融机构集聚和金融市场深化加大了对满足多样性投融资、风险管理等要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需求，而高端金融人才的集中则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智力保证。因此，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供需两个方面产生合力，推动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助推器 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已基本具备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然而，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便利货币全球流转窗口和渠道的功能。因此，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客观要求。...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2010-10-20 200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两年后，2010年4月，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认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的前瞻眼光和深刻含义正随着形势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无庸置疑，中国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都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究竟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内涵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战略举措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也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发展模式三种“共识”评析 探讨中国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中国模式研究热，特别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三种“共识”。 1.　“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试图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政策措施后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十条，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突出表现为，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这些国家危机连连、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到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2.　“后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以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国际金融机构运行的不满和批评达到了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包括G20峰会、G8峰会、“金砖四国”（BRIC）会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或双边会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2009年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宏观政策协调、投资、贸易以及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之际，人们对通过中美两国的合作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希冀。 本报告分析了短期内中国应努力的两个方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深化中美平等合作。在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应在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在中美合作方面，双方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寻求两国更加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直接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其他方面。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以及危机爆发后救助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最重要的内容。 (一)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1、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之初由于各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和投票权超过60%，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却十分的稀少。以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仅为3.72%和3.66%，印度也只有1.92%和1.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分配的失衡为发达国家在各种规则制定和对话谈判中创造了先天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首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在考虑既有经济规模等存量指标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等增量指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表明，2006年到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大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方面理应更多地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具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措施方面，可建议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缩短成员国份额重新审核的间隔年限，从目前的5年缩短至3年甚至更短，使份额分配能够更为及时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二是在增加份额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优先认购权，以不按照现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的非对称增发方式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三是为了扩充自身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我们认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发行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行性，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经济状况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将债券转换为特别提款权，既可以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又可能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进而实现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对话和谈判之中，在具体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努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规则的制订过程，客观要求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允许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运作当中，在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选拔方面，真正地体现公开、公正和择优任用的原则，改变过去欧美国家在领导人位置“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应该争取有更多中国籍人员进入IMF工作，熟悉规则与环境，为今后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做准备。另外，争取重新修订IMF的有关条款，如对IMF第四条款进行修订，防止其成为他国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借口。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水平，绝非单纯的为了终结美国第一大股东地位。相反，一个更加健全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需要美国正确地发挥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管理优势，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2、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倍受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严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部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分配比例，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重大议题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往往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保持其自身霸权地位的一个工具，此外，美国过去也经常利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需要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同时，尽快废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具体的操作方面就是要降低重大事项的通过率门槛，改为80%抑或是更低。 既然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其中立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单一的主权国家拥有对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显然与一个具有多边协调性质的国际组织不相适应，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客观地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的救助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发达经济体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G20伦敦峰会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的共识，通过这两条途径，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力，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并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框架草案，拟增发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5000亿美元债券；2009年8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成员国最新配置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实资源这一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当然，随着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能够在未来持续地发挥其作用，需要一种长久机制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寻求通过包括增加份额、发行债券、双边协议、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等多种措施拓宽其融资来源，同时也应保证其成员国和债权人的权责利统一。 4、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中国的战略与抉择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本报告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与抉择。报告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和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本报告对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缺陷进行了分析。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仍然面临“特里芬难题”。第二，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三个方面。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存在着三大缺陷，包括制度设计缺陷、指导思想僵化和危机管理失职。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又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一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二是份额分配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混业监管转变；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混业监管导致的监管低效、对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不足和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失职等四个方面。 报告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各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本报告总结了七大趋势，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仍将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逐渐强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快、区域性的金融合作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中国走向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台。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其基本主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 报告提出了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五大战略举措，包括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收益、风险、突破口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在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了五个突破口，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循序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共同防范热钱流动、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首先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尽快完善适应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的相关机制，同时应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也应加强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在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报告认为应密切关注并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以及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后面临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循序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和构建市场微观基础等。 在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方面，报告认为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两地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应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为我所用”，即应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加大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探寻吸引金融人才的长效机制。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鼓励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热钱防范环节的合作。...